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精选6篇）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第1篇

中国经济新常态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过去30多年快速增长积累的风险不断凸显和释放，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红利等基本面的变换也悄然进行。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不同于前30年的特征，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告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中国经济新常态。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原因，机遇与挑战，经济建设

经济新常态是指国家在经济发生危机后，通过调整进入到的一个缓速增长的“过渡期”，相对而言还有旧常态，旧常态是一种粗放经济发展方式，注重的是数量的递增以及成本的控制，而“新常态”则开始追求规模化以及质量化的发展目标，所以两者存在本质的差异性[1]。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

2014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7月末，总书记在与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11月 9日，习近平在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7.4%，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当前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发展态势，城镇就业持续增加，居民收入、企业效益、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服务业增长势头显著，内需不断地扩大。习近平表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并定义了新常态的三个主要特点：一是速度，这就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结构，这就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动力，这就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中国经济新常态并非经济转型成功并进入理想发展阶段的标志，相反，新常态表明中国经济进入诸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红利加速消失、经济增长的硬约束变得更强、结构转变压力加大的时期。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和改革进入新阶段使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发生转换的必然结果[2]。

二、中国经济转向新常态的原因

科学认识新常态，既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背景，又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既需要分析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性，又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从本质上看，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是世界经济“新常态”的外因与中国经济的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外部因素：一是国际金融危机持续释放负面影响。外部环境的剧变往往是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的“导火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最严重的衰退，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我国出口下滑，工业生产大幅回落。二是世界经济“新常态”促进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形成。世界经济“新常态”下的总体持续低迷状态，直接降低了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总体速度。内部变化：中国经济内部的实质性特征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的根本原因。这些实质性特征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在进入新常态以前的较长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以价格竞争为基础的数量扩张。在这一阶段，我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生产资料成本（尤其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资料成本）相对较高。经济的最大竞争优势是由于劳动力成本较低而形成的较低商品价格。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简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粗放型扩张来实现。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转向注重质量、追求效率的集约增长。这种转变既适应新常态下需求的趋势性新变化，又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

2.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

首先，进入新常态的产业结构在孕育新的升级。一方面，供给能力过剩的传统产业要通过转产、兼并重组等方式化解过剩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环保产业和包括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在内的新兴产业要增加投资。其次，进入新常态的需求结构呈现积极的新变化。再次，收入分配结构有所改善。最后，区域结构有所改善。

3.经济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首先，经济发展所依靠的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由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步转向人力资本质量优势和技术进步优势。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逐渐减弱。另一方面，我国的人力资本质量优势和技术进步优势逐步显现。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更加适应经济新常态下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从而能够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3]。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经济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一，经济新常态下，济增速虽然放缓，但经济规模决定的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第二，新态下的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中国经济正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动力和保障。第三，在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第三产业增加值逐年上升，已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部门。第四，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积极推动职能转变，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充分结合，共同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应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围绕转方式、调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在适应新常态发展过程中也会面临一系列新挑战。为什么近两年全社会总是关注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这实际上是在新常态下各个方面不适应的表现。特别是我们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不足、城镇化水平仍然偏低、第三产业发展不均衡、体制机制改革需要加快、全面依法治国任务繁重等.因此，我们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上下功夫，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把加快发展与升级发展并重[4]。

四、建设好经济新常态

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从各个角度、各个领域把经济新常态建设好。

1、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现在，转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并逐渐形成主流。这就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得到提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2、从投资需求看，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足，急切需要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的涌现，一定要创新投融资方式，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5]。

3、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我们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4、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使矛盾得到化解。

5、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6、从市场竞争方面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在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7、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8、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9、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

[6]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经济新常态，需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培育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从根本上说，就是向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助力，向民生改善要潜力；就是要‘激活力’，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让市场主体真正放开手脚；就是要‘补短板’，把该做的事做好，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就是要‘强实体’，把该给的政策给足，夯实发展的微观基础。新常态是新的探索，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以改革开路，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和社会活力，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更好地改善民生。

相信，只要坚持创新思维，坚持改革，经济新常态建设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张伟菊.积极面对经济新常态实现中国发展改革新突破[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15:210.[2]齐建国，王红，彭绪庶，刘生龙.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和形成机制[J].经济纵横,2015,3:7-17.[3]高建昆,程恩富.论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认识、适应与引领[J].当代经济研究，2015,9:51-59.[4]张占仓.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可持续发展新趋势[J].河南科学,2015,33(1):91-98.[5]李佐军.引领经济新常态应解决十二大难题[J].中国中小企业,2015(2):72-77.[6]王一鸣.全面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J].政策瞭望,2014(12):52-54.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第2篇

【摘要】

从二十世纪中后期至美国金融次贷危机的出现历经二十多年时间，国际众多经济学家将这段时间叫做大稳定时期。该时期也为难得一见经济增长高度乐观黄金阶段，除日本等为数不多国家，多种经济体经济飞速增长。该时期，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为国际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动力源泉，这种状态一直维系到金融危机的到来。虽说如此，到两千一零年以后，在诸多人眼中，金融危机迫使经济下滑也只为一个周期过度表现，各国家能够采取积极宏观调控手段，便可有效抵制下滑然后促使经济复苏再回到经济高速增长期。与此同时，我国也意识到以前两位数增长到下滑，其实属于结构减速，当中存在很多新变化，而这种新变化就被叫做新常态，因而本文针对中国经济这种新常态加以研究，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

【关键词】

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第3篇

这个提醒值得重视。

当前, 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出现了明显不同于以往的许多特征, 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速的放缓, 更表现为增长动力的转换、经济结构的再平衡, 面临着复杂的系统转型, 也意味着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在这样的重大关口, 如何遵循经济发展规律, 深刻认识新趋势, 主动适应新变化, 积极抓住新机遇, 在稳增长、调结构中寻找发展平衡点、选准改革突破口、牢牢把握主动权, 实现“新常态”下长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尤为重要。

一、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规律的科学判断

回顾2003年至2007年, 我国经济年均增长11.6%, 2008年至2011年年均增长9.6%, 2012年至2013年都是7.7%, 今年上半年是7.4%, 从中可以清楚看到经济增速在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的脉络。这究竟是短期的调整, 抑或景气循环周期的一个区间, 还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一时间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和议论的热门话题。

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来看, 比较好的情况是增长速度大体反映了潜在增长率。影响潜在增长率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是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以及经济结构、体制机制等等。而近几年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 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 工资成本不断上升, 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则使得储蓄率趋于下降, 进而带动了投资率下降。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个不争的事实, 更何况, 经过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 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和基数变大, 同样是1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 在2000年意味着90多亿元的增量, 到2014年就要增加5600多亿元。

历史地看, 潜在增长率自然回落, 经济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高速平稳增长期过渡, 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走向, 具有规律性和必然性。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 一批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如德国、日本、韩国等, 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增长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 平均降幅达30%左右。这是客观环境、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使然。不仅如此, 当前我国更面对着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的大调整、大过渡以及科技革命的多点突破、加快应用。世界经济长期结构性调整、新一轮产业变革融合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性转换相互叠加, 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 如果继续追求过快的增长速度, 甚至不惜用政策“推高”, 不仅违背经济规律, 而且会加剧已有矛盾、带来诸多风险, 造成经济的进一步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

前不久,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工作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我们要增强信心, 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 适应新常态, 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 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 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 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新常态之“新”, 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 意味着相对稳定, 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 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 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 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因此, 新常态绝不只是增速降了几个百分点, 转向新常态也不会只是一年两年的调整。认识不到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 不仅难以适应新常态, 更难以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二、新常态下的新变化、新趋势、新机遇

最近, 浙江省的一家纺织企业决定去美国投资办厂, 不是因为家乡的环境不好, 而是因为综合成本涨得厉害。他们比较了一下, 人工成本的确美国比较高, 大约是国内的3.57倍, 但是把资金成本、能源成本、配件成本、清关成本等七七八八折算下来, 国内的单位产品成本是243.71美元/吨, 在美国是239.23美元/吨, 国内已经略高于美国4.48美元/吨。

当然, 这只是个案, 但国内生产成本连年大幅攀升是个不争的事实。现在, 不仅一些发展中国家比我们更具有低成本优势, 连发达国家也在步步紧逼。一家国际商业战略咨询机构在调查了全球25个主要经济体后发现, 目前中国制造业的成本竞争力仍然排名第一, 但龙头地位已经受到威胁。

“企业的日子不好过了”。比较起来, 1998年至2008年,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 甚至2000年曾达到难以置信的92.0%;而到2013年, 这一增速降至12.2%, 今年1至5月仅为5.8%。应当说, 过去那种发展,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但现在形势完全变了。一方面, 各项成本上升无法阻挡, 企业只能接受;另一方面, 生产过剩导致过度竞争, 企业利润空间已经大幅减少。2012年3月至今,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已出现连续28个月负增长, 表明企业想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把成本转移出去几乎不可能。当前国有钢铁、有色、化工等行业已经出现全行业亏损, 如此继续下去, 足以把一个行业的投入能力和发展后劲全都消耗掉。前些年, 我国经济总体处于高增长期, 而且一波接一波, 前期过剩的生产能力会被随后的经济扩张所消化掉, 但如果后面没有新的经济扩张了, 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很尖锐, 企业发展将会面临极大考验。能不能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快转型升级、打造竞争新优势, 对很多行业企业来说是一场“生死之搏”。

“传统的手段不好用了”。过去, 一旦经济增速慢下来, 宏观调控常用两手, 一手是宽松货币政策, 用以扩大贷款、刺激投资。现在, 我国的存量货币规模相当可观, 2013年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达110.65万亿元, 国内生产总值56.88万亿元, M2与GDP之比为1.95, 而美国的这个数字是0.65, 仅为中国的1/3。M2与GDP的比值越高, 说明经济运转的效率越低, 相当于投入了大量的货币, 却产出很少的GDP。这也反映出在现有增长模式和产能过剩的情况下, 仅通过货币扩张不仅不会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应提高, 而且持续扩张下去, 与国际流动性过剩相互叠加, 还会增大国内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化的压力。另一手是积极财政政策, 用以对企业和消费者的扶持。近几年, 由于经济增长放缓, 财政收入增长亦随之放缓, 要维持财政支出, 就要增加赤字, 政府的债务规模又要继续上升, 积累更大风险。尽管当前我国总体债务负担没有超过安全线, 然而把地方债务和各种潜在支出方面加起来, 规模则不容小视, 所以财政扩张的空间也十分有限。在这种复杂情况下, 继续扩大赤字和超发票子, 不仅达不到政策效果, 还容易掩盖结构性矛盾, 给未来发展埋下隐患。所以, 加快创新宏观调控方式, 不断探索定向调控、精准发力的新做法新经验, 就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转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后, 企业怎样谋求新发展?国民经济靠什么实现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宏观调控与体制改革如何跟上经济变迁?面对这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我们首先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常态下的新变化、新趋势。

综合国际经验和我国现实情况看, 在增长阶段转换时期, 经济的最大特点是速度“下台阶”、效益“上台阶”;新常态下的明显特征是增长动力实现转换, 经济结构实现再平衡, 突出表现为:一, 生产结构中的农业和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 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 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二, 需求结构中的投资率明显下降, 消费率明显上升, 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三, 收入结构中的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 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四, 动力结构中的人力、资源粗放投入明显下降, 技术进步和创新成为决定成败的“胜负手”。在这些升升降降之中, 先进生产力将不断产生和扩张, 落后生产力将不断萎缩和退出, 既能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 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也要使一些行业伤筋动骨、付出代价。

面对新常态, 首要的在于抢抓机遇。现在我们拥有城镇化的广阔空间、“四化”融合的巨大动力、消费升级的庞大市场、技术创新的突飞猛进, 还有远未得到充分发挥的资本潜力、劳动力潜力、土地潜力等等。让这些潜力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来, 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要用“改革红利”把即将消失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创新红利”, 为新常态下形成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格局奠定坚实基础。

面对新常态, 我们还要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创建新的竞争优势。要始终保持战略自信与战略耐心,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协调与合作, 同时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 用“开放红利”稳固“全球化红利”, 以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激烈的国际经贸格局变化中争取主动。

面对新常态, 如果我们跟得上时代步伐, 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 就能够抓住机遇, 实现新一轮的创新大发展;如果因循守旧、止步不前, 就会处于被动境地和淘汰行列。我们要把对新趋势、新时代和新机遇的把握, 同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谋划新的发展。

三、开启提质、增效、升级的经济发展新阶段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全面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支撑长期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日渐式微时, 我们唯一的出路仍然是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继续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动力,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创造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红利”, 开启一个提质、增效、升级的经济发展新阶段。面对紧迫的任务, 我们要坚定目标,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找准改革突破口, 让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 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领域和环节, 力求“一子落”, 激发“全盘活”。

比如资本市场。资本是流动性最强的生产要素, 是牵动发展全局的一条经济血脉。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既有利于分散融资过度集中于银行信贷的风险, 也有利于服务实体经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满足居民投资需求和增加更多财产性收入。但是, 我国资本市场在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尤其是股票市场, 近几年并未与经济同步增长, 持续低迷和估值较低严重打击市场信心, 所产生的“负财富效应”对实体经济是一种“抽血”, 对消费和投资也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压制。对此, 专家们指出,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没有完全市场化, 围绕着资本市场的生态环境也没有市场化, 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外部环境更没有市场化。这不仅严重制约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和完善公司治理两大核心功能的有效发挥, 也严重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资本市场一头连着投资、一头连着消费, 我们一定要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保护广大公众投资者利益出发, 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资本市场中的体制性制度性问题, 采取切实改革措施落实新“国九条”, 积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健全上市企业分红、信息透明等制度, 增强股市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加快释放资本潜力, 使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获得更加充实的血脉滋养。

比如科技创新。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老路已经走不通, 新路就在科技创新上, 就在加快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这是一着“先手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最根本的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最紧迫的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经过多年努力,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过度行政化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有限的科技资源难以实现优化配置, 科技资源短缺与闲置浪费并存, 资源利用和投入产出效率不高。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就要紧紧抓住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这个核心问题, 对科技管理体制、决策体制、评价体系以及科技系统组织结构、科技人员人事管理制度等, 有步骤地系统推进改革,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现代科技体制, 最大限度调动和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真正解放和发展“第一生产力”。

比如扩大消费。消费是最终需求, 也是社会再生产得以顺畅运行的关键环节。消费不足, 就会出现市场疲软, 一味扩大投资只能进一步恶化供求关系, 甚至带来全局性的风险。目前我国最终消费率仅为50%左右, 不仅远远低于全球平均80%的水平, 也大大低于上世纪90年代初60%的水平。差距也是潜力, 13亿人的大市场, 是中国经济独一无二的最大优势, 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重新认识消费、真正重视消费。为此, 就要把扩大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着力点, 着力提高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培育消费热点;要以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为重点, 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切实解决差距较大问题, 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不断增强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还要不断发展壮大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 积极拓展新型领域, 推行现代流通方式, 鼓励商业模式创新, 在开辟新的消费增长点上下功夫。

比如制度创新。当前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 但多边贸易体制遇到很多障碍和困难,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要素优势逐渐显现, 而我国的传统竞争优势日渐衰减, 扩大开放面临新的考验。基于这种形势, 探索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模式创新, 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 意义重大。为此, 上海自贸区的试点以及实施的“负面清单制度”、“工商一口办理”、“过程监管”等措施, 将为各地提供成熟的经验。当前一些地方把自贸区当成招商引资、跑马圈地的“利器”, 显然还没有摆脱传统思维定势。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基石是制度自信和制度创新, 迫切需要用新思想、新办法破除长期积淀的旧习惯、老框框, 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通过各领域改革的联动集成, 激发市场活力, 构建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机制。

中国的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 第4篇

【关键词】中国；人口新常态；经济新常态

一、前言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多年，我国人口得到了有效控制，但依然无法改变我国人口数量世界第一的现实。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滑，使得我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面临新的挑战。如何使人口与经济在新常态下继续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已经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

二、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的关系

无论人口增长或减少均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又会影响到我国人口状态，人口与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需求方面的影响，人口不断减少或逐渐增多均会影响到消费者消费总量，如人口减少则势必造成消费总量减少，在此情形下，若要保证社会总体需求及广大企业的有效市场需求，则企业势必需要对产品结构进行相应调整，以增加有效供应。二是供给方面的影响，人口的老龄化，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导致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老龄化导致养老需求出现旺盛的增长趋势；二是教育水平的提高导致人们需求层次不断提高，这对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来说需要进行升级改造。同时，我国劳动力供给也面临新的挑战。由此可见，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政策已经渐渐无法满足当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和发展趋势，应根据目前的基本国情、人口新常态以及经济新常态现状重新规划发展方向，使两者之间能够起到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双重作用。

三、人口新常态的经济后果

1.人口增长或减少的幅度过大使经济发展受到影响

国内外对于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展开过多次研究，虽然普遍认为人口新常态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并不十分有利，但是国内外至今对该研究尚未有明确的研究结论，但对于其中所存在的风险，各领域的学者均持相同意见：风险一，人口负增长使我国劳动力供给出现瓶颈，若不及时改善此现状，长期发展下去势必会造成经济发展缓慢，甚至面临逐渐萧条的风险；风险二，消费者锐减使得企业经济收益受到限制，此种情形下各个领域极易丧失发展的后劲；风险三，房地产业一直以来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的主要动力，然而，人口数量的减少势必会造成房地产业总体需求下降，在同行业竞争中不乏会出现自贬价值以促进交易的现象，如此一来，我国房产资源的价值则难以保证。

2.抚养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如今我国大多数家庭均是独生子女家庭，其所要赡养的老人通常为两个或四个，甚至四个以上，此种情况给我国年轻一代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将面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养老问题，前无古人，其规模，其难度，世界罕见。这种趋势势必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我国应积极探索新举措，借鉴其他国家有意的经验，改善目前的政策，变不利为有利，减少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四、我国今后人口、经济的发展方向

1.人口政策

近年来，我国人口数量增长速度趋缓，虽然我国已经全面实行二胎政策，然而由于社会发展飞快，城市生活节奏快、经济压力等多方面因素均导致人口增长不如预期，鉴于此种情况，我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第一，弥补优生政策中受到经济罚款的家庭；第二，出台二胎优惠政策，免除大部分人的后顾之忧，如此则可以起到一定的鼓励作用；第三，为了减少年轻人经济压力，也为了促进我国整体发展，可以为退休人员提供合适的工作岗位，使其退而不休。

2.经济政策

虽然我国劳动力数量有所减少，但我国近年来一直专注于教育事业，高校扩招、不断建设新的专业、院校等，都为各个领域输送了更多精英人才，以此为基础，经济的中高速发展依然可以实现，因此，今后对企业发展方面应做出新的考量，如放弃刺激措施改为正确引导，加大对中高速经济发展的宣传，使各个领域充分认识中高速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注重宏观调控工具的使用，并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和完善，将改革和调整的作用发挥至最佳，以此来促进我国整体发展。

五、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的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之间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直接关系到我国整体发展，新常态对于我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尤其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我国各个领域均不断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在此种情形下经济新常态如何发挥其作用，促进我国经济实力提升，人口新常态下采取经济发展的新对策，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参考文献：

[1]魏益华，迟明. 人口新常态下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研究[J].人口学刊，2015，02（03）：41-45.

[2]周晓津. 人口新常态约束下特大城市的规模调控与转型升级[J].西部论坛，2015，02（11）：54-64.

中国企业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 第5篇

2014年10月24日 16:24:57来源： 新华网我有话要说(0人参与)新华网西安10月23日电（郭良）中国国家统计局２１日发布数据，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７．３％，前三季度７．４％——正如各方所预计的，新鲜出炉的中国今年第三季度和前三季度ＧＤＰ数据并不乐观。但亦如官方和专家分析，在“新常态”下运行的中国经济依然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刚刚公布的前三季度经济数据，实实在在映衬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面孔。在目前背景下，作为经济基本细胞的企业将遇到哪些机遇和挑战？企业家们又是如何看待经济新常态？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参与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的从“企业看信心”经济形势主题采访活动。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多省市、行业代表企业均表示，他们正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加强自主创新、开拓国际市场、拓宽产业链条正成为企业发展新动力。

拓展产业链 构建多元产业格局

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传统制造业正在寻求向相关行业、上下游产业链谋求发展。

以石化装备行业为例，2013年至今，受石油和化工行业投资增速下滑明显的影响，化工装备需求减少，面临洗牌，加速拓展产业链、构建多元产业格局成为大型企业的选择。

兰州兰石集团是中国石化装备行业的摇篮，60年来，兰石填补了新中国石油化工装备工业百余项国内空白，创造了上百项“中国第一”和“中国之最”。兰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建忠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以及石化装备需求减少的影响，兰石集团开始由传统能源装备制造企业向综合能源及新能源装备、通用机械、现代农业机械等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转型，在拓展产业链及构建多元产业格局上迈开新的步伐。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近60年历史，旗下“珠江钢琴”产品销售已辐射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每四台钢球有一台是珠江钢琴，产销量稳居世界第一。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李建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传统钢琴业务稳定增长的背景下,珠江钢琴未来将聚焦于产业链拓展，致力于数码钢琴业务以及钢琴教育模式推广。

据了解，公司上半年数码钢琴销售0.88万架,同比增长47.03%。同时，公司继续推动和国内科技企业的跨界合作,不断完善具备视频教学功能的智能数码钢琴产品系列，积极寻找并推进与掌握核心技术的国内外同行的股权并购合作，迅速做强做大数码产业。

广西玉柴机器集团是以发动机、工程机械为经营主体的大型国有企业，2013年营销额超过400亿，经营业务延伸到亚、欧、美、非、大洋洲。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玉柴集团经过长期、严密的酝酿、论证，于今年4月底正式发布《玉柴集团二次创业暨2014-2018战略规划纲要》，开启企业的“二次创业”。

根据这份战略规划纲要，2014-2018年，玉柴将加快产业新城建设，扩大国内、国际间的合资合作和高新技术的引进、应用，重点拓展“发动机”和“石油化工”两条产业链，构筑“金融”和“物流”两大服务平台，整合资源，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永续经营和健康发展。

“今年前三季度，玉柴集团汇总销售收入接近300亿元，发动机销量同比实现正增长，继续位居国内多缸柴油机生产企业首位。”玉柴董事局主席晏平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道。

加快推进国际化，提高全球资源整合能力

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对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的重大战略判断。在“新常态”下，企业要适应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结构从失衡转向优化再平衡，调控从总量宽松、粗放刺激转向总量稳定、预调微调。“新常态”既是企业发展的新环境新要求，也是企业提质增效的新动力。

记者从采访中了解到，“新常态”下，许多企业开始从推进国际化，提高全球资源整合能力方面下功夫。

金川集团是中国最大的镍、钴、铂族金属生产企业和第三大铜生产企业。近年来，集团采用贸易融资、投资参股、收购兼并等多种方式，运营矿产资源项目，建立国内外资源基地，从“中国的镍都”成为“世界的金川”。目前，金川集团已拥有境外公司23个，在南非等国家设立代表处5个。

据金川科技园有限公司总经理常全忠介绍，2013年9月，金川集团国际资源有限公司通过收购金川集团旗下南非梅特瑞斯公司全部股权，拥有了地处中非铜钴成矿带的优质矿产资源，顺利转型为矿业公司。目前，公司的镍产量居世界第四位，钴产量居世界第二位。

作为工程机械装备制造先行者，一年多来，兰石集团组建了兰石—俄罗斯贸易公司，兰石美国贸易公司，着力拓展陆路、海上出口通道，在积极参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取得不俗业绩。

“继去年向土库曼斯坦出口7台石油钻机之后，今年五月我们又获土方8台石油钻机追加订单，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5亿多，再次刷新甘肃装备制造业出口单笔订单记录，目前我们已出口全国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兰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建忠告诉记者。

小米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专注于智能产品自主研发的移动互联网公司，成立仅四年，2013营销额就达到300亿。据小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雷军介绍，从上半年销售数据统计来看，2014年小米完成6000万台手机出货量目标应该毫无悬念，届时，小米的营销额将达到700多亿。

今年开始，小米正式踏入新加坡市场，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小米巨资收购国际化域名“mi.com”，国际化战略悄然提速。据了解，小米最早闻名海外的产品是MIUI，是其手机上的操作系统软件，到今天为止已经有26个MIUI全球粉丝站。

“我们从去年开始试水海外市场，到现在为止已经进入了除中国大陆以外的几个新市场，取得较大反响，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和印尼。”小米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林斌告诉记者。

强化创新，抢占产业制高点

经济增速放缓可不可怕？制造行业是否面临天花板？玉柴集团董事局主席晏平有自己的看法。他表示，经济增速放缓并不可怕，作为企业，还是要在强化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上下功夫，不要一味追求销售额。为此，玉柴于去年年底启动“二次创业”。

“玉柴二次创业，核心就是转型升级，升级内容覆盖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诸多领域。未来两至三年，我们要进行研发体系、制造体系的再造，全面更新现有的产品型谱，研发、生产和制造能够在欧美市场具有加强竞争力的产品。”晏平告诉记者。”

对于创新，格力空调董事长董明珠深有体会，她表示，大家都认为空调是一个传统产业，但无论是什么产业，都有创新的地方。因为只有一个企业有创新力，有技术突破，这个企业才会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

制造业重视创新，互联网行业更把创新当作企业发展生命线。腾讯副总裁江阳称，腾讯整个公司时刻都居安思危，因为互联网行业变化太快，稍有懈怠就会落伍，甚至被淘汰。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第6篇

第36期

中共南通市通州区委宣传部 2014年10月23日

如何看待和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中国尽管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前列，但劳动力成本上升、生态环境污染、要素市场扭曲等结构性问题凸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改革作了总体部署，然而，改革是系统性工程，短期内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待观察。结合近期的指标来看，中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较金融危机之前均呈现较大回落，经济增长面临减速压力，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成为各方密切关注的重要话题。今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省考察时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总书记“新常态”的提法寓意深远，也是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作出的理性判断。然而，究竟什么是

治理，而“钱”就是连接这种新型治理关系的重要纽带。因此，中央和地方之间如何分税与花钱，自然成为政府改革的关键。最近，中央审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第一个获批的领域性总体改革方案。在此之前，“营改增”则打响了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第一枪。与此同时，上海自贸区、深圳前海、浙江义乌等地，相继设立改革实验区，在金融、外贸、司法等领域先行先试，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框架渐次展开。

目前，按照整体推进步骤，一系列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打破城乡二元限制，实行不同规模城市差别化落户政策。消费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房地产税等税收制度改革将稳步推进，全面预算公开和权责相符的现代财政体系逐步完善。金融体制改革方面，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推进股票发行由审批制向注册制过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诸多改革同步推进，稳步推行，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真正落到实处，为宏观经济稳定持续健康的“新常态”奠定基础。

（四）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持续注入新动力。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在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能不能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快转型升级、打造竞争新优势，对很多产业来说是一场“生死之搏”。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加快培育新产业。只有不断壮大实体经济，筑

牢经济的根基，才有可能顺利实现转型升级。在“弯道超车”的节骨眼上，要更加注重发展实体经济。世界各国早已纷纷寻找新经济增长之路，以3D打印、大数据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兴起，世界性变革突破的能量不断累积，全球正进入一个创新密集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国也没有“袖手旁观”，近些年中国不断加大创新投入，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加大研发、人力资本等“软投资”,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加快建立高效、现代的国家创新体系，积极融入到全球创新网络之中，获得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效应。

（五）经济增长面临新风险新挑战

我国进出口总额位居全球首位，宏观经济与外部联系日益密切，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不仅来自内部的挑战，也源自外部经济体经济形势变化引发的国际经济风险。一方面，观察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仍然面临较多不确定性。乌克兰局势升级引发欧美与俄罗斯之间的双向制裁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负向溢出效应，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逐步退出可能引发部分新兴经济体国际金融风险升级，消费税等政策可能构成日本经济较大下行压力，欧洲经济通缩风险未见缓解，全球经济复苏增长分化的局面将继续延续，我国外贸形势所拥有的本世纪初以来相对稳定的环境正在悄然变化。另一方面，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在促进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较多的风险，这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将逐步释放出来，由此将构成“新常态”的重要挑战。结合当下来看，6

长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变化。继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比上年减少345万人之后，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再次比上年减少244万人，这意味着过去一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出现重大变化的不仅是劳动力供给，土地、资金等要素价格也开始纷纷走高。在此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出现减速也在情理之中。

（二）行政体制改革为“新常态”营造新的体制环境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新常态”中宏观经济减速具有合理性，但“新常态”中宏观经济增长能否在中高速水平企稳呢？这取决于很多因素或者新的增长动力的形成，其中行政体制改革将为“新常态”营造新的体制环境。目前，深层次改革尚未推进，所以经济社会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变革。但是自去年以来政府着力推进的简化行政审批等简政放权的改革稳步推进，为微观主体尤其是民营经济创造了新的政府服务环境，激发了民营资本活力，对于保障经济在不通过扩张赤字与货币的情况下实现既定目标奠定了重要基础，也预示着改革的动力所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矛盾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决定》内容覆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

在资源配臵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未来在基本经济制度、金融及要素等市场体系、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革，有望逐步化解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有助于增强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未来伴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的稳步实施，宏观经济有望获得新的增长。

（三）国际合作空间拓展为“新常态”确立良好的国际环境

201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与加入WTO之前的情形巳经显著不同，外部经济体短期内难以绕开中国而形成所谓的下一代“WTO”，因而中国在此问题上的战略选择可以更加理性自主。当然，尽管中国通过加入WTO而进入贸易大国，未来再大幅开拓国际市场的空间不大，但通过坚持双边、多边和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有望在边际上短期内拓展国际合作增量空间。目前美洲有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有欧盟经济一体化，而亚洲仍然没有自由贸易区，中国加快与周边国家合作有望促进区域贸易的发展。同时，总书记在2013年下半年及近期的亚信峰会上提出积极推动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区域合作目前正在有序稳步洽谈推进，随着各方对“一路一带”的逐步认同，中国有望进一步提升国际经济合作水平。

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按照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新要求，明确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统筹相关领域制度和政策创新，是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规划》指出，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会使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也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

等巨大投资需求，这将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支撑。

三、创新宏观政策，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针对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我们既应与时俱进接受“新常态”的事实，同时应加强研究“新常态”的经济规律，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创新宏观调控手段，构建与“新常态”相适应的新的宏观政策体系。

（一）出台防风险尤其是房地产风险防范措施，保障宏观经济稳定运行

今年以来伴随宏观经济减速，部分行业，尤其是房地产行业风险逐步加大，如何适时调整房地产政策措施，成为当下极为重要的内容。从现实来看，应积极构建三重屏障，防范房地产调整的潜在风险。

1.适时推出“取消限购”等组合拳。各地结合自身情况适时推出“取消限购”等组合拳，释放住房的理性需求。行政限购将购房资格大多限制在刚需群体，但居民对于住房的需求具有差异性，取消限购有助于释放非刚需群体的住房差异性需求。然而,近年来房地产价格暴涨暴露了部分居民或者机构非理性囤积住房的情形，为避免房地产成为热炒的商品，通过开征房产税增加房产持有环节成本是国际较为通行的做法，由此也将促使居民购房行为更加理性。当然，考虑到开征房产税可能构成房价的下行压力，因而目前可以考虑不对存量房征税，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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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前宏观经济仍然处于政府目标区间，但主要经济体指标的下行预示如果没有适当的政策调整，可能会导致未来宏观经济触及底线或者突破底线，引发经济社会不稳定因素。结合当下来看，可以不诉诸于大规模的刺激方案，但可以考虑政策的微调，比如通过调整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来支持经济增长。此外，结合去年以来的做法，近期可以继续推进审批体制改革，放开市场准入，放开民营资本准入限制，激发民营资本投资热情。

（四）稳步推进金融开放改革，特别是加快推进互联网金融等相关领域改革

互联网金融构成当前金融领域重大创新，不仅对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业务构成挑战，而且对金融监管等制度框架构成冲击。尽管相关部门加快研究相关政策，但依然尚未形成适应当前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体制机制。互联网金融与现有金融体系的冲突反映了我国金融开放改革的滞后，说明了加快推进相关改革刻不容缓。稳步推进金融开放改革，是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

（五）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重在权衡效率与公平。在效率上，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当前应注重推进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审核预算的重点由

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在公平取向上，需要完善税收制度，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

（六）注重选择国际经济合作的创新模式和突破口

当前多边和双边国际经贸合作谈判在世界主要国家之间持续密集展开，中国也在抓紧进行各种谈判。但经贸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往往需要双方乃至多方的妥协博弈，难以在短期内发挥作用。结合当前来看，中国可以在前期讨论的基础上重点推进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建设，由此可以促进中国外汇储备发挥较大作用并在相关治理机构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有助于未来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同时，这些组织的重点在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由此可以促进中国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的竞争力，向外输出原材料及工人，缓解产能过剩压力，也有助于促进宏观经济增长，同时还提升了话语权。

（七）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不断完善宏观调控,但仍然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必须加快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中起决定性作用。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