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读后感

天朝的崩溃读后感（精选8篇）

天朝的崩溃读后感 第1篇

《天朝的崩溃》读后感

高鹏飞

化工学院2011级口腔1班201104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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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除了课本基本上几乎没怎么看过什么书，让写读后感时也只能现读，搜来搜去，感觉《天朝的崩溃》这本书有看头，就下载下来开始看，现在写下读完这本书之后的一点感受，作为期中作业。

大概有三方面的感受吧，首先当我看序言时，发现这本书是作者细心研究史料十余年所得成果，这足以见作者治学之严谨，做事态度之认真，这让我想起了花费27年写成本草的李时珍，凡事不做则罢，做就要做得尽量完美，尽量出色。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创作目的是作者写给他的恩师的，以答谢恩是的培育之恩，唯一可惜的是书完成时恩师已经仙逝多年，因此，无论生活中的行善或行孝，我们都要趁早。第二方面，是本书的写作倾向，虽不能说有违历史，但作者一系列独到创见可能在学术界引起争议，相信这种争议将有助于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首先但就引子来说，琦善卖国在历史上是无可辩驳的，但作者却多角度入手，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使许多在今人看来是荒谬的现象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

中的“合理性”，让人不得不对琦善卖国的可靠性产生一定怀疑。投降，清政府只是失去了尊严，不投降，百姓们就会遭受大灾难，因此，讨论谁对谁错是没有意义的。但作者写作总的方向是不会错的，清政府的腐朽自大，列强的蛮横无理，让这一段历史永远的刻在中国人的心里，将中国钉在了羞辱史上

第三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关于书所写内容的一些感触。作者将题目起作“天朝的崩溃”，显示了清政府的盲目自大，极具讽刺意味。茅海建太无情了，他无情到不给我们对鸦片战争进行假设幻想的空间；茅海建太冷酷了，他用手术刀一般的目光和文字一点点地剖析着“天朝”那臃肿笨拙的躯体；茅海建对祖国的爱也太深厚了，以至于他的心在为历史流泪乃至流血的时候，仍然不肯放弃对祖国的忠诚、对祖国历史的诚实。

书首先对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与英方的实力进行了分析比较，包括兵力、武器、指挥、战术等诸方面，从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清政府无论从哪方面都弱于实力强大的英军，奠定了清政府必败的的基础。许多人认为，失败是可耻的，是懦弱的，但是，正是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国人被硬生生的“拖”进了世界，尽管它不想，从此，中国开始被各种列强蹂躏，各种条约，各种割地赔钱，也正是从此，中国人开始明白自

己的处境，开始寻求强国之路，也正是从此，中国人开始了中断了几百年的科技进步，鸦片战争，给这只真在沉睡的猛虎当头一击，把他唤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鸦片战争是历史的发展中必然要经过的一个阶段，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必然要失败的一场战争。

时至今日，鸦片战争的痕迹已了然无存，香港依然在祖国怀抱，开放的港口什么的就更不必说，都成了现在的发达城市，回过头来，170年过去了，鸦片战争带给我们什么？没错，是一个国家自强的资本，一个人的耻辱才是他自强的资本！古人云“置之死地而后生，陷于亡地而后存”只有经历过阿磨难，才能成功走出困境。

其实，我认为，每个人的一生都需要一场鸦片战争，每个堕落的人更需要一场鸦片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凤凰涅槃，获得重生，变得更强。

借用书中的话了结我的文章：鸦片战争留给了我们的首要问题是，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比起150年前，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作者已经不需要给出答案，我相信大家都会明白的，

天朝的崩溃读后感 第2篇

作为一个理科生，对于鸦片战争，我一般所了解的不过是教科书上那么两三页纸的内容，这次在王老师的引荐下，我读了《朝的崩溃》这本书，了解到很多很多我以前所不知道的，受益匪浅。

《天朝的崩溃》又称“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是北京大学茅海建教授研究鸦片战争的成果，该书以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观念解析鸦片战争并着重分析战争失败的原因。当今社会更多的是关注鸦片战争的意义，而看的最少的是“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犯了哪些错误”。茅教授在书中专门分析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决策者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是犯错的，并对战争涉及清王朝的种种史实进行考证，对种种陈说予以分析，另外还对这次战争中的主要人物加以评论。就一般而言，历史事件随着时光流逝而意义日减，但是鸦片战争则不然，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提出了中国必须近代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现代化一日未完成，鸦片战争的意义就一分不会减……

中国与外国的交往从古代到近代，直至今天都没有完全在一个体系中。这是我品读中最大的感叹，书中也提到了蒋先生的名言：“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国家力量的悬殊。经济力量的悬殊便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闭关自守的中国在对外贸易一直处于优势，用传统保守的自然经济模式抵抗者英国工业化生产的商品，出口远大于进口，直到英国人开始通过贩运鸦片来获得贸易平衡，攫取利润，通过战争和条约来保障其经济利益的时

候，中国的自然经济才逐渐破产，不得不走上近代化之路。这是造成经济差距的外因，而内因是清朝的外交政策——闭关锁国。闭关锁国这一政策并不见诸与当时任何官方文献和私人著述，是后人对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实行的一系列对外政策加以概括而提出来的。闭关锁国这种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对殖民主义侵略有一定的作用，但毕竟是一种落后的政策，它并不能抑制资本主义力量的发展，只能妨碍自身的发展，使中国与世隔绝，导致最终被动挨打的局面。对于这样的史实，有种惋惜，如果清政府能及时改变一系列对外政策的话，或许以后的局面便不会是那样的悲惨。

天朝的崩溃读后感 第3篇

茅老师通过大量史料让我们看到, 由于话语体系和东西文化的差异, 以及翻译上的问题等种种原因, 中英间的信息交流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林则徐一度将来自外国人的英军侵华的消息看作谣言恫吓;在琦善发给懿律的照会中, 琦善似乎并未答应赔偿烟价, 可在英方看来已然应允;道光帝面对英方照会亦是长期不得要领, 竟将领兵上门要挟的敌人, 看作上门告御状的负屈外藩, 将英方的要求视作“伸冤”与“乞恩”, 自以为高高在上有权施恩或不施恩, 在主观臆造的氛围中一厢情愿地下达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命令。在鸦片战争中, 中英双方始终未能真正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意思, 很多时候都在依据自己的经验主观臆测。单就中国方面来看, 我认为原因一方面是当时国人对近代条约体例缺乏基本了解, 以至于相关条约的签订“在当时绝大部分顽固派官僚和士大夫看来, 只不过是中国历史上一贯的以金钱来‘怀柔夷人’的做法而已”。另一方面, “天朝”的思想文化传统早已根深蒂固, 以至于“英国最先进的事物, 经过儒家教义的折光, 顿时变为最荒谬不堪的东西”。在鸦片战争这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前, 国人活在“天朝”的光芒之下, 从未诚心去了解过外面的世界, 此时面对英人, 自是一无所知。此外, 翻译官们按照当时外藩致华的官文书体例对英军照会进行意译, 主观上使用卑下的文句使西方表现得“情词恭顺”, 以使这样一份照会符合天朝皇帝的脾胃, 这亦是造成中西方在信息交流中差异巨大的原因。

通过茅老师的介绍, 我们发现鸦片战争中的官员面对英军几乎都经历了从剿到抚的心理历程, 在这一转变之后又往往选择用阳奉阴违的方式来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在他们的弥天大谎之下, 北京与沿海犹如梦境与现实两个世界。在这些官员初到沿海时, 他们的选择与遵循古法的历代将军一样——“因利而制权”, 积极营造炮台、招募兵勇, 以期血刃英夷、建功立业。然而他们遇到的是从未接触过的对手, 有些所谓“骁勇善战”的将军, 其战马甚至未曾涉足沿海地区。在实战中, 他们很快就发现在陌生的环境对抗这样一群陌生的敌人是那样的不易, 英军并非传说中那样“不擅陆战”, 而关于炮台的设想很大程度上只是自己想当然。面对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们一方面极力拖延时间, 小心翼翼地依靠谎言度日, 按照道光帝的喜好以小说家的笔触为其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的迷梦;一方面自作主张与英谈判以求避战, 为了自己“下得去”、“奏得大皇帝”, 不惜以国家利益去讨好英军。前线败绩连连, 仍兀自向皇帝高奏凯歌, 这些被皇帝寄予厚望的大臣所设计的计谋已不再是针对英国人而是针对道光帝了。看过这些捏谎高手们精心粉饰甚至凭空想象的捷报后, 道光帝在剿夷梦境中越陷越深, 对自己的军队终将擒获夷酋深信不疑, 而现实中的清军早已兵败无策。大臣们的谎言虽使他们一时免遭厄运, 却使中国在天朝迷梦中无法自拔, 在列强侵略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我们无比悲哀的看到, 直到1941年9月, 在战争进行了一年多后, 道光帝在颜伯焘厦门失陷的奏折中见有“伪陆路提督郭”的字样时, 方讶异英军竟也能陆战, 甚至此时的他仍对此将信将疑, 怀疑是否误将汉奸当作了英军。信息交流之不力竟至于斯!在这场战争中唯一拥有真正决定权的道光帝竟在败局已定时才对自己的对手有了最基本的了解。

“楚王好细腰, 宫中多饿死”, 鸦片战争中信息交流存在的诸多问题与道光帝本人是分不开的。道光帝对其臣子所下的命令, 无论是先前的“鸦片务须杜绝, 边衅决不可开”, 还是之后的“上不可以失国体, 下不可以开边衅”, 根本就是无法执行的悖论。况且道光帝这个偌大帝国的最高决策者从来不会把失败归咎于自身或者国家体制, 而是一味推诿于臣子, 怀疑大臣们对自己的忠诚, 天真地以为激发了臣子们的天良便可挽狂澜于既倒。而臣子一旦犯错, 他便毫不留情地进行严厉的惩戒, 这样的高压统治只能使满朝文武奉“多磕头, 少说话”为圭臬, 谨小慎微、得过且过, 每每行事先竭力揣摩圣意, 只讨欢心而不究事理。面对真正的实话, 道光帝将其视作“妄称”、“危言要挟”, 指责其“辜恩负国”、“丧尽天良”, 只是这道德的责难难掩体制的沉疴, “时代变了, 道光帝浑然不觉, 结果脚随之跟入新时代, 而头脑却依旧留在旧时代”, 终使清王朝气数散尽。

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 第4篇

当时很少有人想到，全面洗雪他们所认为的耻辱，要经历一个如此漫长的过程。一九○七年，中英双方达成了关于英国在十年之内彻底停止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协议；一九二七年，中国政府收回部分租界主权；一九二九年，中国政府实现了关税自主；一九四三年，英国政府声明放弃除香港、九龙之外的全部在华租界，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至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这一过程达到高潮，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中国政府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至此，一八四○年中英第一次战争、即一般所称的鸦片战争所导致或被认为所导致的全部有形后果终于被彻底清除干净。但它给一个民族所带来的巨大精神创伤却远未痊愈，使理性的思考仍然不能取代感情的冲动。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从来就停留在道德批判的层次之上，影响着至今一百多年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对于未来发展模式的选择。

可以举几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来说明这种道德批判的荒谬。某极具影响的青年报曾刊出一张照片，照片中几个模糊的人影正向紫禁城太和门走去，照片下方的说明文字这样写道：

自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分子开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猖獗起来了。看，这是一个乘着轿子进故宫找皇帝说事的洋人。

很明显，照片是在一九○二年所谓“两宫回銮”之后拍摄的，因为在那以后，那位傀儡皇帝才开始在内廷里接见洋人，他们才被允许通过太和门。这时距离中英之间的第一次战争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中间又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最主要是《辛丑条约》的签订，洋人见皇帝才不再如从前那般艰难。把洋人见皇帝与第一次中英战争联系在一起是否过于牵强附会姑且不论，而把“洋人”等同于“帝国主义分子”，把乘轿子进宫“找皇帝说事”说成是“猖獗”，好象是没有弄明白“与洋人说事”（外交）正是皇帝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臣子无外交”，只有皇帝才能够也理应履行他的这项职责，旁人无法代劳。但文字作者的真正意思是说：洋人们只有在朝贡时才能觐见皇上，否则就是“大胆”、“猖獗”。不过，对皇上如此呵护有加的作者居然把皇上龙体安憩的地方称为“故宫”，按照满清律例，应归入“大不敬”罪之列，实属十恶不赦。

根据作者的意思推测，中国应该重新建立朝贡体系，才能让他感到洗雪耻辱和扬眉吐气。具有这一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就我所知，台湾有一个名叫柏杨的作家曾在《中国人史纲》中热情讴歌过天下共主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大陆也有一位名噪一时的经济学博士发表过自己的类似主张。那位经济学博士曾发起一场对历史的挑战，博士的论文情绪激昂、言词夸张，读上去象是红卫兵的大字报。在对中英第一次战争作了一番杳无新意的道德批判之后，博士提出要以中国古代的“天下主义”来代替目前这种由各主权国家独立共处所形成的世界格局，目前的世界格局被博士看成是纷争的来源。博士有所不知的是，中国的“天下主义”正是《诗经》中所歌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演变成后来对外关系中的以中国为核心、四夷皆我藩属、按远近教化区分等级的一套完整的朝贡体系。当博士经常在外面这样胡言乱语的时候，人们还会严肃看待他在经济学中的高见吗？在进行了一百多年的道德批判之后，中国人在思想深处较之一八四○年并没有太多的改变，从知识精英到一般民众还有许多人在为朝贡体系感到自豪，说明这样的道德批判对社会发展毫无益处，但它之所以普遍流行却另有理由。可以讲深一点，只要政治动员构成权力合法性的主要源泉，作为政治动员重要手段的道德批判就将长期流行下去，历史研究也只是在为它提供永不枯竭的题材。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茅海建先生所著《天朝的崩溃》一书就被看作有些创见了，因此受到了广泛的注意。和一些满纸口号的历史专著相比较，《天朝的崩溃》一书显得史料丰富，证据确凿，具体翔实，同时还具有情节生动，语言平实的特点，大受读者欢迎。作者在书中一再说明他将超越道德批判的狭隘视野，并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终于使此书被收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发行，成为近年来有关中英之间第一次战争最好的一部专著。但在我看来，《天朝的崩溃》一书缺乏的是一种观念上的突破，反映出作者在思想上所存在的严重局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把克罗齐和柯林伍德的这两句名言合起来说就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的思想史，思想的价值决定了历史的价值。正是在思想上的停滞不前，大大削弱了全书的份量。中国知识精英知识贫乏、视野狭隘与思想浅薄的通病，作者也不能完全避免，在书中不时流露，使他难于再作进一步的开拓，仍然囿于道德批判的传统框架当中无法解脱。尽管本书号称是“对鸦片战争的再研究”，最终还是无力重新解释这场战争，只不过是为道德批判供应更多的细节，使之显得真实可信。

一八四○年中英之间所爆发的第一场战争，在中国被称为“鸦片战争”，这一名称就暗含了一种先入为主的道德批判。从一开始，作者就没有意识到这是“再研究”中最为关键之处，不知不觉坠入它的轨道，作者的全部努力沿着这一方向进行，与他超越道德批判的声明已是南辕北辙。除了细节丰富之外，其基本结论仍然只是一些老生常谈，价值十分有限。这当然不是说，在历史中只有翻案文章才有价值，而是说要把自己的立论置于更加牢固的基础之上，首先就应该意识到我们所认同是常识的那些旧有观念并不是不证自明、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它们同样应该受到怀疑，需要进行论证。只有这样，历史研究才有可能获得观念上的突破，真正促成我们思想上的发展及其进步，而思想的发展及其进步正是社会发展及其进步的根本原因。

要具体指出本书的局限，我想从战争的起因讲起。在英国政府的档案材料中可以看到，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一八三九年发生了重大转折。在此之前，英国政府小心谨慎执行的是一项旨在以和平方式争取与满清政府建立平等、直接外交关系的长期政策，为此，他们居然忍受住了满清政府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奇耻大辱”，具体的说就是发生在一八三六年的“律劳卑事件”。英国政府无意支持内皮尔勋爵（Napier·Lord，当时被满清政府有意译为“律劳卑”）提出的强硬主张，反而大幅度削减驻华机构的预算，降低驻华商务监督的行政级别并缩小其编制。再没有比这一事实更能说明英国政府对华政策消极无为的特点了。在亲眼目睹了英国政府对它的外交官所遭受的屈辱听之任之以后，继任的驻华商务监督们都不愿意去招惹妄自尊大的满清政府，他们在任期间几乎是无所事事，整天呆在伶仃洋的小艇上，穷极无聊的打发时光。只是当后来义律出任第四任商务监督后情况才开始改变，义律主要是出于个人的进取精神，积极执行着一项消极无为的对华政策。为了与满清政府建立起直接联系，他竟然违反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一再指示而不惜作出卑下姿态，向满清政府递上毕恭毕敬的“禀贴”。蒋廷黻先生曾就此写道：“原来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作买卖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时局的安定。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英政府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谓的‘将就了事，敷衍过去’”。〔1〕

关于鸦片贸易，英国政府的态度十分明确，它在巴麦尊给义律的训令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一八三八年六月十五日，巴麦尊写道：

关于构成您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十九日和十二月七日来信主题的鸦片走私贸易，我必须说，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够为了使英国臣民能够破坏他们前去贸易的那个国家的法律的目的而进行干预。因此，这些人由于更有效的执行中国关于此问题的法律而可能遭受的损失，必须由那些因他们自己的行动造成该损失的人士承担。〔2〕

在后来英国政府决定派遣武装部队前来中国时，巴麦尊在发给义律的有关指示中也仍然强调：

女王陛下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订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3〕

当义律因为全面违反英国政府的指示而遭免职之后，巴麦尊在发给新任全权大臣的长篇训令中再次重申：

女王陛下政府对于这件事情（指禁止鸦片）不提出任何要求，因为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做。中国政府完全有权禁止鸦片，如果它愿意的话，从事一项违禁品贸易的英国臣民必须承担这样做的后果。〔4〕

对于鸦片贸易，义律的立场比英国政府走得还要远，在他写给外交部的信件中，充满了对鸦片贸易的强烈谴责。他并不满足于英国政府一般的不干预政策，反而企图主动承担起制止鸦片走私的责任。他甚至提出与满清官员一起去阻止鸦片走私，因为他相信，那些英国鸦片贩子不大把满清政府的辑私官员放在眼里，他希望一旦他出现在辑私现场，有助于防止那些人的轻举妄动。出于对鸦片贸易急剧扩大的忧虑，他还更进一步鼓吹英国政府积极干预以制止鸦片走私。在林则徐所发起的最新一轮禁烟运动中，义律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大量措辞严厉的通告，警告那些从事鸦片贸易的商人。义律在通告中说：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出通知，警告所有那些在虎门以内的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中从事上述非法鸦片贸易的女王陛下臣民：如果有任何中国人因任何英国臣民或臣民们严重造成的死亡或任何伤害前来，该英国臣民或臣民们被正式判定有罪后，将受到重大的惩罚，如同该罪行是在威斯敏斯特的女王陛下法院管辖范围内所犯的一样。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拥有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在虎门以内从事该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于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将决不进行干涉。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受雇于这些帆船、快艇和用其它方式装配的船只在虎门以内从事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对执行搜寻和捕获任务的中国政府官员进行武力抵抗是一种非法行为，而且他们将按照这种方式承担后果并接受惩罚，即如同上述武力抵抗是在他们本国或任何外国反对他们本国政府官员或任何其它外国政府官员一样。〔5〕

即使就是因为“林维喜案件”而被林则徐驱逐到海上四处飘泊之后，义律也没有改变他对鸦片贸易的态度，他在给巴麦尊的信中写道，没有任何人比他“对于在中国沿海进行的这种强制贸易所带来的耻辱和罪恶抱有更深刻的厌恶态度，我不知道在该贸易与海盗行为之间有何选择”。〔6〕

这些史料呈现出与道德批判完全相反的另外一幅画面，最起码可以说，英国政府承认满清政府完全有权制止鸦片走私，对他们所采取的禁烟措施并不企图干预。事实上，他们对待中国主权的态度相当严肃，我认为要比当时中国人对待自己的权利及国家主权还要认真，上面的那些引文就反映出他们的这种态度。这里再多举一些例子。当有一次邓廷桢试图在广州商馆外面广场绞死一位名叫何老近的据说是鸦片贩子的人时引发了西方商人的骚乱。本来，邓是想以此方式威胁那些被认为参与鸦片贸易的西方商人，而西方商人则认为这个广场属于他们所租用的商馆，平时被他们用作锻炼身体的场地，居然当成了广州当局的刑场，因此非常愤怒。这场骚乱规模很大，差点导致严重的后果，而邓廷桢也因为此事考虑得太欠周到，不敢向北京的皇帝报告。当事情传到伦敦之后，巴麦尊质问那些参与骚乱的西方商人：“他们根据所说的什么权利，认为他们自己有权干涉中国的司法官员们在一座中国城市内为执行他们上级官员的命令所作出的那些安排。”〔7〕还有一次，为了管理在广州逗留的英国水手，义律上报了他所制定出的一个章程，巴麦尊在咨询了法律顾问的意见之后立即指出：“这些章程事实上等于在中国皇帝所辖领土内的黄浦建立了一个警察制度，将是对独立国家所享有的绝对主权的一种干涉”〔8〕，断然拒绝批准。

所引用的史料在已经公开出版的英国官方档案中都可以看到，但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却并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作者对这些相当重要的史料抱着视而不见的态度，似乎还不能简单的说成是片面。

既然英国政府对待中国主权的态度如此认真，他们的对华政策并不是要去干预中国的禁烟运动，因此，根据逻辑推理，满清政府禁绝鸦片贸易就不会促使他们去发动战争。再退一步说，即使英国政府的目的真如作者所说的那样要去“阻挠林则徐禁烟”，也实在犯不着去发动战争，因为满清政府的禁烟运动根本不会奏效，这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林则徐本人在被罢官之后也承认了这一点。皇帝罢免林则徐的理由是“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并不完全是借口。以现代反毒品走私的经验来推导当时，我们本来应该看得更加清楚。另一方面，英国社会中反对鸦片贸易的人数非常之多，正是他们在议会辨论时把政府的战争议案说成是发动“鸦片战争”，这是我所知道的“鸦片战争”的第一个出处。要让这样的议会最后批准战争，必须提出充足的理由。考虑到英国政府并没有设立宣传部，也无法垄断媒体，他们的理由或者说是“借口”要让大多数议员们接受，肯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量。尽管如此，在最后表决中，政府的议案仅以二百七十一票对二百六十二票的微弱多数得到通过，当然，这并不足以安慰地球另一边的满清政府。

对林则徐禁烟所采取的激烈措施，作者是这样评价：“林则徐完全可以将商馆里的外国人统统抓起来，审讯定罪，当时未取得治外法权的英国对此绝无任何干涉的理由。”林则徐“进行的是正义的禁毒行动，在司法程序上稍有过激也无关宏旨，更何况林并没有违反大清律。”林则徐是否违反大清律例是一个可以在技术上加以讨论的问题，而按照当时及现代的国际法，各国政府有权为保护本国侨民使用武力，与是否取得治外法权无关。撇开作者在这里的失误不论，从更深的层次上讲，这里包含了一个对法及法律的认识问题，看起来一百多年来无论是满清官僚还是现代学者都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正义的禁毒行为可以毫不顾及法律的正义原则，对那些更加严重的刑事犯罪的打击又可否同样办理呢？自古以来，在中国的每一个时期都有其被宣布的中心任务，今天是禁毒，明天可能就是严打，乃至于什么计划生育、人口普查等等，如果法律的正义原则必须屈从于它们的功利性考虑，那么，法律的正义原则又可能适用于何时何处呢？而毫无正义可言的法律又如何去构成一项诉求于社会良知去自觉遵守的道德义务呢？这也正是当年西方在华要求治外法权的主要理由，也是至今为止中国的法治建设始终无法逾越的一大障碍。

不仅仅是法律，还应该看得更宽一些。在一八三九年那个炎热的夏季，中英双方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的认识反差终于变得尖锐起来，构成了双方冲突的主要来源。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不同价值观念在双方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却一直未被重视。知识精英习惯于用实际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更加通俗的说就是用钱来解释历史，把功利说成是历史的唯一动机，而将其它一切都说成是“借口”和“幌子”，反映出主张经济决定论的唯物史观的巨大影响。但利益，只有被认定是有价值时才成其为利益，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人们的价值观念。人们总是通过它的视场来审视自身利益，这种视场犹如照相机的变焦镜头，同一利益既可被放大到不惜背水一战的程度也可缩小为忽略不计。当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面对同一事物时，事物实际上是怎样本身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物应该是怎样。正是他们对应然的不同看法，提供了一条线索去探索那场战争的起源。当然那需要大得多的容量，远不是本文所能包纳，只能点到为止。

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解释历史，照此看来，《天朝的崩溃》全书并没有多少新意，再清楚不过的表明了此书的重大缺陷。很容易就把此书归于编年史、语文性历史、诗歌性历史、修辞性历史等形形色色的假历史中去，作者对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都付出了巨大心血，但对于观念的突破却作用不大，正好应证了克罗齐的一句话：“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9〕全书笼罩在作者对国家发展的忧思之中，洋溢着强烈的爱憎感情，体现出一种情操的价值，让人想到克罗齐所说过的另一句话：“我们应当用思想的价值去代替、亦即改变情操的价值。如果我们不能达到这种思想‘主观性’的高度，我们就只会产生诗歌，不会产生历史”〔10〕。在洋洋四十万字的篇幅之中，作者居然无法就中英战争对于中国历史的深刻意义再多作一点阐述，他只用了三十八个字非常草略的写道：“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应世界潮流。”隐含其中的基本前提仍然是“落后就要挨打”之类，不过是人云亦云。

中国自古以来对外就有“剿”、“抚”两手，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除了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是中国方面别无选择以外，其余所有的各次，最后都是选择了“剿”。而每次选择“剿”时，都认为自己有所凭恃，可以一战，并不觉得就腐朽落后，反倒认为对手是些半开化的“蛮夷”，“犬羊之性，饮毛茹血”，由此可见他们的评判标准根本不同。既然“先进”“落后”与否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标准的选择问题，这里面就包含了更深的主题，有着更多含义，限于篇幅，姑且不论。仅就技术层面而言，众所周知，当中国落后时挨打，先进时仍然挨打，毫无两样。甲午战争时被认为占据绝对优势的北洋水师让人轻易歼灭，那才是中国历史上的真正耻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全付美式装备的中国军队再次取得了对日军的压倒性技术优势，可还是不堪一击，一触即溃。除了这些事实之外，对“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大炮的热情讴歌，也与“落后就要挨打”自相矛盾，所以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销声匿迹，直到在把发展当作硬道理之后才重新成为历史的主题。历史学对于现实政治如此紧密的配合，反映出中国知识精英们服务于政府的主动精神。

“落后就要挨打”最早是在斯宾塞“社会进化论”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大背景之下喊出来的，表达的是知识精英们对于历史的肤浅认识。中国知识精英在思想、精神及人格上的堕落，正是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但他们却通过对“落后就要挨打”的大肆渲染，把中国近代史中的不幸遭遇归咎于物质技术不如人家。他们把“落后就要挨打”作为政治动员中的重大主题，号召人民起来去实现他们自己“精英治国”的梦想。但让他们大失所望的是，他们最终总是可耻的沦为别人团结、利用和改造的对象，正如革命总是要吞噬自己的孩子一样，知识精英们也会为他们所唤起的利维坦吞噬。但对一个民族来说，当它不幸被如此感情冲动的动员起来之后必然会丧失理性的思维，从上到下呈现出全面的浮躁，功利主义泛滥，历史决定论流行，乌托邦的许诺最让大家心动。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深刻背景之中，那种为了单一目标而最大限度集中社会资源的作法被认为具有最高的效率就成为包括中国思想界许多大师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共同选择。而在西方，早就有人已经雄辩的证明，极权毫无任何效率可言，只能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除了思想上急功近利、政治上极权专制之外，一个动员的社会在经济上理所当然会去选择增长第一的发展模式。思想、政治、经济上的三位一体再遇上头脑发热，一走极端就会去发动诸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之类的运动，结果不仅没有实现其发展与进步的目标，反而导致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降临。总结历史，正如作者所说，中国需要现代化，需要顺应世界潮流，但绝不是因为落后就要挨打，而是有着更加深刻的理由，它源自人性需求最内在的本质，体现人之为人的那些不言而喻的终极价值。只有从这个角度来把握，我们才会对我们的目标真正有所理解，对“发展”与“进步”这些观念本身的认识也会获得新的深度；或者更直截了当的说，我们才会清楚我们所需要顺应的是什么样的潮流，站在正确的一边。

写于一九九七年

注释：

〔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第102页，东方出版社。

〔2〕《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第258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3〕《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523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4〕《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906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5〕《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第350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6〕《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第483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7〕《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第340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8〕《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第334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9〕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8页，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

天朝的崩溃读后感 第5篇

——《天朝的崩溃》读后感

“本书号称鸦片战争再研究，自然包含着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批判的意味”。这句话出自该书的自序，其中包含了众多意味。并不是为历史人物“正身”，只是想让人看清真正的历史人物，不要被历史所主导。

该书从一开始便讨论琦善的卖国罪名，为其证明并非卖国，而是迫不得已，其中的历史也有偏差，也因为编写历史的人没有足够多的史料，甚至带有个人褒贬情感编写史料。这让我想起来李鸿章。我现在仍然记得中学的历史书上，由于李鸿章签订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给李鸿章打上“卖国”的罪名。后来知道的不仅仅是中学历史书上的历史的时候，不禁有些生气，编写历史书的人有些不负责任啊！李鸿章身为清朝大臣，赶往西方参加会议时，由于中国当时没有国歌，自己唱起了《茉莉花》；俄国的侵略史上虽有说贿赂李鸿章的言辞，可是等李鸿章死后，朝廷抄其家的时候并没有找到受贿的物品，其家人也从来没听说过那些贿款；当甲午中日战争后传来北洋舰队全军覆灭的时候当场口吐鲜血。一个国家的大臣，又怎么忍心看着自己的国家毁在自己的手里？琦善的“卖国”，是当时情况所逼，英军的舰队早已在海面上虎视眈眈，可惜清军没有反抗的筹码。

从清军的武器装备，兵力编制，士兵与士官说起清军的力量，明显可以感受到清军与英军的差距，一个近现代化的军队与手持冷兵器的军队相碰，岂不是可以用“蹂躏”一词形容？差距那么大，让我想到了当时日军侵华的历史……由于后来是共产党执政，便对国民党的贡献提的很少，在凇泸会战中，国民党军队投入了大量的军力，由于装备上的差距，其中的惨状，又怎么可以用一个“惨”字形容？国民党虽然亲美，可当时的共产党不也亲苏么？再看看战后的情况，单说老兵安臵的问题，台湾方面的老兵，活的风风光光，可大陆这边的善后抚养问题，不忍直视。老兵是开国先锋，现代人踏在上一代人的尸体上建国，事后又对有过从事国民党活动的进行了大清洗……政治问题，也不是你我所能左右，但应该正视历史，让子孙们知道真正的历史，不应让当权者对民众进行洗脑。回归清军武器装备问题，由于装备太差，被打的几乎毫无还手之力，一场战争的灭敌情况甚至不如一场“民乱”来的多些。

鸦片战争的矛头从林则徐的硝烟说起，当时英国靠向中国偷运鸦片牟利，直到鸦片的吸食渗透到了皇家成员，道光帝才狠下心来派林则徐前往广州硝烟。由于当时扣留了大量的英籍商人，让英方找到了借口，派出远征军开始了对华的侵略。由于当时中国人的思想是除了本国最强，其他的都是“夷”，这个甚至反应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以为其他的国家都是来进贡的，以为当时的英国人是来告状的，遂把林则徐去职，但英国人又何止要这些？

接下来进入中学历史书上的“鸦片战争模式”，但此书并没有随便略过，而是从各个方面分析鸦片战争的过程及战败原因。其中有一条让我印象深刻：当时人的思想，“天朝至上”，英军都打到上海，当时的朝廷除了在前线的官员深深的感受到了两方差距之外，其他臣子包括皇帝也对天朝自信不疑，更可笑的作战时以为英方的军舰行进时妖术，从而采取道士的方法对其进行压制……由此可见禁锢了思想的人是多么的可笑，甚至可悲。日本当局曾篡改教科书，把侵华战争硬生生的写成了受侵略的弱小国家！大肆谈论日本在二战中的损失与惨痛，参拜靖国神社！若如此让日本的下一代洗脑，将是多么的可怕，让中日两国的民众互相仇视，这将是多么可怕的事。共产党执政，也不应该把国民党的贡献全都抹去，当时外蒙古怎么被独立出去的，中美，中日的突然建交又发生了什么，应该被大众所知……至于越南方面，只记得中国侵略过它，似乎没有人道主义精神了吧？我国民党军队曾经派出远征军援助过它吧？现在的朝鲜，中国网民喜欢恶搞，什么“金三胖”“金二胖”，但朝鲜正在发展，似乎从朝鲜方面看到了当时中国发展的影子。当朝不应该蒙蔽民众的眼睛，那些叫嚣战争论的人们，若是把他们送到前线去，让他们也看看战争的残酷，估计也就不会叫嚣了。

鸦片战争时，又有臣子谎报军情，夸大战果，欺君瞒众的现象，因为当时的军令实在是恐怖——不管什么原因，败了就别回来了。导致当时的朝庭执政有误，一心想要派军队前去“剿夷”，耗费大量的军费，让本来就国库空虚的清王朝雪上加霜，以至于后来赔偿军费的的时候不得不以海关关税抵债……由于鸦片战争的战败，让各列强看到了在中国的可图利之处，由此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读后感《天朝的崩溃》 第6篇

——读《天朝的崩溃》有感

今年是甲午年，一提到这个年份，我想华夏儿女想到的一定会是100多年的甲午战争。最近，我有幸拜读了茅海建先生写的《天朝的崩溃》，在读完这本厚达600多页的书之后，我同作者写完书的感受似乎有几分相似，没有一点轻松的感觉，反而更加的沉重。这是一本记录那段晦暗历史的战争回顾，它承载着国人耻辱的记忆。甲午战争的意义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消逝而日渐减少，反而更加的厚重。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它是让每个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悲惨记忆。这本书真正的给我揭开了鸦片战争的这一段历史，用严谨的史学作风阐述了中国为什么会失败？中国的路究竟该如何走。

在学生时代，老师讲到过这段历史，当时年少轻狂年纪的我恨那些反对禁烟、反对抵抗的人，恨他们的丧权辱国，但是看完了这本书，我突然觉得那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那个朝代、甚至是整个古代封建帝国的问题。那是整个封建帝国“一言堂”的悲剧。那个时代在皇帝的思维里，中国傲视“四夷”，甚至对英国的印象只是船坚炮利，没有对资本主义的崛起引起跟深层次的思考。中国人一直处于麻木之中，一直在“天朝”的旧梦中难以醒来。之所以有鸦片战争，之所以中国会被侵略，其实真的不应该去怪任何人，甚至是任何朝代。那是时代造就的悲剧，那是多年延续皇帝“一言堂”的悲剧。古代社会一直都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如果皇帝有才学、想发展，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清明、昌盛的，但如果皇帝是昏庸、荒唐的，那么这个朝代最终会走向极端的衰败。历史已经用事实告诉我们“一言堂”的悲剧，而在当下，在这个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时刻，我们更要以史为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扎紧“一把手”在人、财、物权力管理制度的篱笆，杜绝“一支笔”、“一言堂”。

我认为首先要从自身做起，拒绝“一言堂”，约束自身行为，善用手中的权力，不断自律、自省、自励，真正做到慎独、慎己、慎微。

第一，民主决策，群策群力。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我们应该主动拒绝“一言堂”。实行民主决策制度，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和力量，由大家集体讨论决定，坚决杜绝决策的盲目性、随意性和个人的独断专行，谨慎用好手中的权力，不做“土皇帝”。

第二，慎思谨言，一心为政。古人云，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领导干部应当慎言、慎行、理性地考虑得失，要做到诚信而不失信于民，言必行，行必果。领导干部必须在需要面前要学会选择，在诱惑面前要学会放弃，在原则面前要学会坚守，才能突显其公道正派、品行端正、廉洁自律、两袖清风的优良品德。领导干部自身良好的品德就是政府公信力的一面镜子，更是大力弘扬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思想。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人民给的权力造福于民，把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养成在监督下工作的良好习惯。

第三，以民为本，全心为民。人民群众永远是为政的基础和根本，权力就是责任、干部就是公仆、领导就是服务。领导干部需要明确行使权力就必须为人民服务，要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工作中才能时时刻刻有为人民谋利之心、为人民造福之意。

历史的教训至今还深深地烙在那古老的铁炮炮身上，波涛拍

打着炮台，其石壁上也会清晰地刻着这段惨痛的历史。历史在用他独有的方式去书写。记忆过去，是为了更好的面对未来，要真正能够走出历史阴影，实现社会和解与和谐，要做到的是“不计前嫌”，绝非“不记前嫌”。“不计”是种选择后的宽恕，“不记”是对历史的谋杀。

“当历史不再昭示未来时，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又是一个甲午年，我国处于大变革大发展时期，我们要真正吸取甲午战争的教训，真正的做到杜绝“一言堂”，还百姓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

郇清新

天朝的崩溃读后感优秀 第7篇

当读完本书后，我对这段距今已近二百年的发生于“天朝上国”的耻辱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无疑在这段历史中应当有很多的罪人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受无数后人的唾弃与辱骂，但正如本书作者所言：“在天朝体制下，这种于制度，器物，士兵上面的差距，又岂是一两个人可以弥补的。”

本书号称“鸦片战争再研究，”主要从鸦片战争出发，以历史人物的变化为主线，又从各种角度上分析了战争失败的原因，最终完整的论述了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以及结果。我对作者清晰的思路以及他能够站在一个比较可观的角度上去冷静的分析整个事件和活跃在这个舞台上的每一个人物感到钦佩。不论是主和派的琦善、伊布里或者主战派的林则徐、奕经，作者都能从人物的性格、经历等出发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纵观本书，作者对各个名词以及历史事件的注解是最令我钦佩的，这是我看过注释最多的一本书，相信作者肯定在上面花了不小的功夫。而且本书最重要的是让我们了解到了晚清的一个官场环境，从京城到地方，一个七品甚至八品的小吏到了地方甚至比一省督抚还要厉害，主政一方的总督巡抚之间粉饰之风盛行，说之为胡编乱造都不为过。就拿奉旨剿匪的“靖逆将军”奕山来说，在道光帝不低于六道圣旨的催促下，这位深受皇恩的康熙帝的五世孙足足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到达广东，而后手握数万大兵的奕山在对英的作战中被打的落花流水，英军一直逼到广州城下，开出了数条条约。最终交出了六百万的“赎城费”后英军才撤去。但是他是怎么汇报的呢?完全颠倒了历史舞台上的正反角色，英军反而成了祈和的一方，还借段永福之口说出一段自我表白的话“大将军奉命而来，唯知有战，”一何壮哉!再说整个战争的决策者——道光帝，这位以勤俭而著称的皇帝光是其自身对战争的态度就已经令人难以琢磨了。在英军已经进驻长江时他还不了解“英吉利”到底为何物，且其本身又在战与和之间反复，没有丝毫的坚决性。在这样的皇帝与大臣之间我们能看到的只有大清王朝的余晖，而道光帝自己如果知道仅仅在十四年之后他的儿媳慈喜将带着一家老小匆匆逃出紫禁城奔向热河，不知又将作何感想。

在读完本书后，我不禁也要有同作者一样的问题：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比起一百五十年前鸦片战争时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我相信时间终会给我们答案。

甲午战争：“天朝”的最后崩溃 第8篇

早在上古时期，中国就已形成自己的“天下”观。在这种观念中，“天下”以中国为中心，“中心”是文明的，而“边缘”则是野蛮的，并且离中心愈远，愈为野蛮。中心的“华夏”代表正宗、高贵、文明，具有伦理道德；周围的“夷狄”则代表偏庶、卑下、野蛮，没有伦理道德，尚未脱离兽性。

在这种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文明的“华夏中心论”指导下，在处理和对待与他国的关系中，形成了以中国为宗主、他国为藩属的“宗藩体制”或“朝贡体制”，以此规范“华夷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中国的“皇帝”是承受天命的“天子”，是“天道”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表，其他国家只能是中国的藩邦和属国。

自汉武帝起，能否“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成为统治者是否英明、王朝是否盛世的重要标志，甚至是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所以，新王朝建立后通常都要“诏谕”属国向新王朝称臣纳贡。汉唐时期，朝贡体制得到确立并进一步发展。到明代时，有关各种规制已相当精密，“藩属国”要派贡使按时、携带特定贡物、按照指定线路（贡道）到中国京城、住在指定馆邸、按照指定礼仪，将贡品向中国皇帝呈送。作为宗主国，中国皇帝要对朝贡国“还赐”；如果属国有新统治者即位，要由中国皇帝册封，承认其地位。在明代，官方记载的朝贡国超过100个，其中关系密切、定期朝贡的国家有几十个。例如，规定朝鲜一年三贡，由辽阳、广宁入山海关入贡；琉球二年一贡，由福建闽县入贡；安南三年一贡，由广西凭祥入贡；日本十年一贡，由浙江宁波府入贡……

1644年满清入关、定鼎中原，成为“天朝”的继承人，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华夷秩序”世界中的“天下共主”。在乾隆、嘉庆两朝编制的《会典》中，包括葡萄牙、意大利、英国在内的“西洋”，也被列为朝贡国家。这些“西洋”国家其实并未向中国进贡，它们根本就不认同、甚至一心要颠覆这个东方的世界秩序，即使尊顺朝贡规定，也只是个幌子。但在“天朝”的认识中，它们不过就是另一些番邦小国，与他国并无不同。这正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对世界的看法。

其实，就在满清入关的几乎同时，一个新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已于欧洲形成。从1618年至1648年，在欧洲进行了一场残酷的“三十年战争”，交战双方从1643年起开始和谈，到1648年10月签订和约，史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体系。根据这一条约，独立的诸侯邦国对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国内统治权，对外享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了维护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根据这一条约，在欧洲开始确立常驻外交代表机构的制度，各国普遍建立了外交使节，进行外事活动。该条约第一次提出了主权国家概念，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尊重民族国家主权的框架下，世界秩序开始形成：首先是在欧洲确立了国与国之间的新秩序，此后随着欧洲的全球性扩张，主权国家的概念也被带到全世界，逐步形成了以后几百年的国际基本秩序。这几百年间，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弱肉强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原则又一直是解决各国间矛盾冲突的基本方法，因此它的诞生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正式形成。此前，对欧洲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些思想解放运动早已发生，“地理大发现”脚步已遍及全球，欧洲已经开始其全球性扩张，而工业革命也即将从英国开始……这些，都预示着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的现代国际体系，迟早会与东方传统的“华夷秩序”发生冲突。

崩溃是一点点开始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武力打开了“天朝”的大门，“天朝”和“天朝体系”开始了缓慢崩溃的过程。清政府当然心有不甘，一直在痛苦地抵抗。华夏中心的天下观必然要在国家体制中得到反映。

过去，由于其他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以中国对外交涉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管理和接待藩属朝贡的权责由“理藩院”和“礼部”分掌。鸦片战争开始后，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等国打交道。虽然中国打了败仗，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观念和面子还很强，仍视西方列强为传统“狄夷”，不屑且根本不想与之“外交”，所以每当有中外交涉事件，由于没有专门机构和专人负责，朝廷总是因事随时择人办理。但由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了五口通商，中外交涉遽增。“五口”成为外国人从事各种活动的法定地点，也是中外交涉的法定地点。列强当然不会同意与“理藩院”或“礼部”打交道，于是清政府于1844年设置了五口通商大臣，处理这些地方的中外交涉事宜。传统的对外体制开始被打开一个小小的缝隙。由于“五口”都在南方，广州历来是对外交往较多的地方，所以五口通商大臣开始由两广总督兼任。但随着上海的开埠，外国人的活动重心向此移动，因此从1859年起，改由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兼任，如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时就兼任通商大臣。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其目的是将对外交涉局限在“地方”，不让外国人进京，以符合中国传统体制；而且从观念上说，清政府通过此举仍能有一种虚幻的满足感，即中国仍是“天朝上国”，那些“蛮夷之邦”只能与中国的地方政府打交道，而不能，也根本无资格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打交道。但这毕竟又表明，清政府被迫承认同西方列强间已不是传统“宗藩”关系。

为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英法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又以中国惨败告终，在1858年6月中国分别与俄、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列强取得公使驻京的权利，清政府又不得不增加了许多沿海沿江开放口岸，长江以南由原来的五口增设为13口，长江以北新开牛庄、天津、登州三口。清政府于是将原来的五口通商大臣改为“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大臣”，设在上海，后来演变称为南洋通商大臣或南洋大臣；在天津新设“办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大臣”，后来演变称为北洋通商大臣或北洋大臣。南北洋大臣都是为“通商”而设，仍反映清政府不愿承认与狄夷有政治关系。

由于与北京近在咫尺，加之清廷仍是尽可能将对外交涉活动局限于地方，所以北洋通商大臣在天津设立之初实际就参与了国家外交活动。一些外交谈判的签约地都是天津而不是中国的首都北京，有些国家的代表到了北京，清政府仍坚持要他们到天津。各国外交人员只能在中国的“地方”、并主要是与“地方官”打交道，明显不合国际惯例，引起各国强烈不满，一再要求进京。但清政府为传统观念所囿，一直坚持与各国的交涉只能在国门天津而不能在国都北京进行。若想进京交涉，必须先在天津等候，由北洋大臣先向总理衙门呈报，获得批准后方可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