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脉络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脉络（精选8篇）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脉络 第1篇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脉络（1919～1949）

与戏剧、小说散文比较，中国新诗的80年发展是相对薄弱的。小说毕竟还有鲁迅、沈从文、巴金和老舍；戏剧有曹禺、老舍和高行健；这些作家都得到了世界的承认。而诗歌却缺少这样的人物。中国新诗面对两个难以超越的高峰：一是中国古典诗歌，一是西方自莎士比亚以来的诗歌成就。诗歌的存在必须有精粹成熟的民族语言，诗歌与语言联系最为紧密，而现代汉语才产生不到100年，用只发展了100年的尚处于年轻阶段的语言能写出成熟的诗歌来吗？中国新诗就它的超越对象来说是显得稚气了一些，但就其自身发展速度来说确是迅速的，而且是成绩斐然。

中国新诗只80年发展历程——现代文学的30年和当代文学的50年。

现代文学中的30年是新诗的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A．第一个10年： 1．尝试中的新诗

胡适是“第一个白话诗人。”他的《尝试集》（1920）是“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的桥梁”。个别诗歌具备现代汉语抒情形式，大部分诗歌仍不能摆脱古典诗歌的形式传统。同期诗人还有俞平伯（《冬夜》）、康白情（《草儿》）、沈尹默（《三弦》）、周作人（《小河》）、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等。

新诗的手法一是“白描”，二是比喻象征。这样早期的白话诗也分为两类，一是运用白描手法的客观写实倾向，一是托物寄兴的现代主义倾向。后者在传统诗歌里并不常见。

2．开一代诗风的新诗创作

郭沫若的《女神》（1921）是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它使诗的抒情本质与诗的个性化得到充分重视与发挥，奇特大胆的想象让诗的翅膀真正飞腾起来。“五四”时代的自由精神和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都在这本诗集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湖畔派诗人”：汪敬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的爱情诗合集《湖畔（1922）。

“小诗体”：冰心《繁星》《春水》，宗白华《流云小诗》。

“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鲁迅语）冯至的诗集《昨日之歌》是形式上的半格律体，处处体现出艺术的节制，后来的闻一多与之相似。

3．新诗的规范化——新月派

如果说《女神》以“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彻底破坏精神，冲决了传统诗词的格律，新月派则应需而生，它以`北京《晨报副刊》为阵地，闻一多、徐志摩、朱湘、林徽因、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主张“理性节制情感”，闻一多倡导新诗的格律化，提出诗歌的“三美”理论： 音乐美（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绘画美（中国诗画相通理论）、建筑美（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

《红烛》、《死水》是他诗歌创作的集中体现。徐志摩是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飞动飘逸的诗情与对形式美追求相结合，使徐志摩总是抓住每首诗特有的“诗感”、“原动的诗意”，寻找相应的诗律。《志摩的诗》是在不断的实验与创造中寻求美的内容与美的形式的统一。4．早期象征派的诗歌

穆木天提出纯诗的概念，主张诗歌与散文有着完全不同的领域，“把纯粹的表现的世界给了诗作领域，人间生活则让给散文担任”，“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诗是“内生命的反射”，“是内生活的真实的象征”。其次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的。说明是散文世界的东西。”李金发的《微雨》、《食客与凶年》、《为幸福而歌》，是早期象征派诗歌的代表之作。B．第二个10年： 1．中国诗歌会

是左联领导的一个群众性诗歌团体，继承前一个十年蒋光慈早期无产阶级诗歌传统，殷夫为代表。特点：一是反映革命斗争和时代重大事件；二是强调诗歌的意识形态化，诗歌的主体并非诗人自己而是一个战斗集体；三是艺术表现上注重写实。这多少背离了诗歌的本质即个体生命情感的宣泄。2．后期的新月派

抒情的重心转为“灵魂的战栗”，表现灵魂的战栗，和现代人精神的异化。徐志摩的《猛虎集》、《云游集》是这方面的代表。《再别康桥》属于这一时期，但情绪仍是前一时期的余绪。新诗人的加入，如陈梦家、方玮德，多为徐志摩的学生。在形式上进行“十四行诗”的转借与实验。

3．现代派诗人

施哲存在《现代》发表的《又关于本刊的现代诗》，被看作是现代派诗歌的一个宣言。强调要写纯然的现代诗，它在谱系上与早期的象征派诗歌相承；表现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辞藻排列成现代的诗形。“诗坛首领”是戴望舒、卞之琳。其中戴望舒以《雨巷》一诗获得“雨巷诗人”的美称。

4．汉园三诗人

1936年《汉园集》收入何其芳的《燕泥集》、李广田的《行云集》、卞之琳的《数行集》。卞之琳最为瞩目。他受到徐志摩和戴望舒的影响，为新诗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即由主情向主智的转变。他是新诗历史上一位具有自觉哲学意识的诗人，其诗歌于平淡中出奇，因为他善于对日常生活现象进行哲学的穿透与开掘。

30年代现代派诗人中，另一位智慧诗的作者是废名。他是一位东方化的现代诗人。融入他灵魂的是佛道精义，是诗禅传统。

C．第三个10年： 1．艾青

在中国诗歌发展历史上完成了历史的“综合”的任务。一方面坚持发展“中国诗歌会”诗人忠于现实的、战斗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克服扬弃其“幼稚的叫喊”的弱点，同时也批判地吸收了现代派诗人新诗艺术探索中取得的某些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诗歌艺术，他吸取了郭沫若式的激情，也吸取新月派的外在形式的追求，艾青使中国新诗开始追求一种内在的美。成为第三个十年最有影响的诗人。也是最早走向世界的中国新诗人之一。2．七月诗派的出现

抗战之初中国诗歌会与新月派、现代派诗人都唱起了民族解放的战歌。抗战相持阶段经过诗歌审美艺术特征与政治宣传的争论，使人们对诗的内容与形式的认识达到新的水平。出现很多把新诗的艺术探讨提高到理论高度的学术著作：艾青的《诗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谈》、李广田《诗的艺术》、朱光潜的《诗论》。在诗歌创作上对失落的诗歌个性有了自觉的追求，臧克家写出《泥土的歌》，戴望舒写出《灾难的岁月》，出现了风格的转化，把“小我”融入“大我”之中。在此期间影响最大的就是七月诗派。此诗派是在艾青的影响下，以胡风为中心，以《七月》等刊物为主要阵地形成的一个青年诗群。代表诗人有：鲁藜、绿原、冀方、阿垅、曾卓、卢钿、方然、牛汉等。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与自由诗体为主要旗帜，在国统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从冯至等校园诗人到以穆旦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

由西南联大朱自清、闻一多、卞之琳、李广田等老一辈诗人，和穆旦（查良铮）、郑敏、杜运燮、袁可嘉、俞铭传、王左良、赵瑞蕻等年轻诗人组成。

是历史的机遇把新诗的主要代表集中于这简陋的天地里，中国成名的、不成名的、已经成型的、尚未成型的诗人一起进入了人生与艺术道路上难得、少遇的“沉潜”状态。这首先是生命的“沉潜”——这是一种经历了战乱中的流亡，有了丰富的生命体验以后的生命沉潜：他们面对现实与自然默思，将中国土地上生活的沉重与灾难潜入内心深处，将民族本位的、更具感性（非理性）的战争体验转化为（融入）个人与人类本位的、更具形而上色彩的生命体验与思考。朱自清的《新诗杂话》、李广田的《诗的艺术》是其中最主要的成果，与同时期出版的朱光潜的《诗论》、艾青的《诗论》，同为新诗理论的经典著作；为新诗的发展寻找更丰富的艺术资源，他们的艺术探讨的触角既伸向中国古代诗歌（文学、文化）传统，同时开展了对西方文学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师生们以更加开放的眼光，与当代世界师潮进行直接的交流：冯至、卞之琳翻译和介绍了里尔克的诗歌与小说，燕卜逊则以当代英国诗人的身份开讲《当代诗》，而后期象征派诗人奥登这一时期的访华，使得40年代的校园诗人的创作以逼视（直面）现实、人生、自我的矛盾（分裂）为主要追求与特点的，而且他们将这种现实与灵魂的逼视上升为既保留个体的独特性，又是普遍、超越的人类经验和形而上的生命体验，同时又通过对现代诗的思维与语言的探讨与实验，将其转化为审美的形态。这“知性的提升与融合”与“文本实验”的自觉，都是充分体现了校园诗歌的特色的。冯至的《十四行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中国新诗史上“最集中、最充分地表现生命主题的一部诗集，它是一部生命沉思者的歌”，它使中国现代诗歌第一次具有了“形而上的品格”。

4．九叶派

抗战结束后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回到北方（北京或天津），他们和在南方的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唐湜，相互寻找，遥相呼应，彼此确认共性，远距离地携手走上上海的《中国新诗》这块诗垦地，这些人虽未曾谋面，但却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流派特征。1981年他们中几位老诗人结集出版了他们当年的诗选《九叶集》，后来“九叶派”便成为海内外流行的称谓。九叶诗派的走红，一方面因为40年代的诗歌得以在尘封中挖掘，另一方面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在新时期又焕发了创作的青春。也就是说九叶派作为40年代的诗歌流派，在80年代仍在活跃着。在文学史上以穆旦为首的九叶诗人被称为“中国新诗派”。他们强调：一是诗的思维方式的现代化。二是极端重视日常语言及说话节奏的应用。“只有变化多，弹性大，新鲜，生动的文字与节奏才能适当地，有效地，表达现代诗人感觉的奇异敏锐，思想的急遽变化。”强调诗的思维和语言的基本改造，这是中国新诗派的特征，也集中体现了它的反叛性与异质性，这恰恰是与早期白话诗的主张遥远呼应。这一派的诗人在80年代能复兴和重新被认同，也许正因为它与当代诗歌有着审美价值的一致性。或者说中国新诗派是对现代中国新诗30年发展的一个总结，是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形成做了一个准备。最能体现中国新诗派的这种反叛性与异质性的，无疑是它的代表诗人穆旦（1918——1977）。穆旦在他的代表作《被围者》里，这样写着他的新发现：“一个圆，多少年的人工我们的绝望将使他们完整。毁坏它，朋友！让我们自己就是它的残缺，比平庸要坏——闪电和雨，新的气温和希望才会来灌注：推倒一切的尊敬！因为我们已是被围的一群，我们翻转，才有新的土地觉醒。„„”早期白话诗人所提出的建立现代新诗的思维方式与情感方式的历史任务，到穆旦这里开始得到了初步的落实，这自然是意义重大的。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脉络 第2篇

一、上古——口头歌谣

二、先秦——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 现实主义源头：西周至春秋《诗经》 浪漫主义源头：战国后期《楚辞》（代表作家：屈原）

三、汉代——汉乐府《上邪》《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

四、魏晋南北朝——

1、建安文学（文学的自觉时代）：三曹（曹操、曹植、曹丕）

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文学特征：建安风骨、汉魏风骨）

2、正始文学：代表作家：阮籍、嵇康

3、两晋文学： 西晋：左思

东晋：

陶（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派）

谢（谢灵运 ：开创了山水诗派）

4、南北朝时期（最大的成就是民歌的发展）

南朝民歌：文学特征：题材狭窄（爱情）、风格艳丽，喜用双关

代表作《西洲曲》

北朝民歌：文学特征：题材广泛、风格刚健、语言直率

《木兰辞》（代表了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文人诗创作：代表诗人：鲍照、谢朓、庚信

五、隋唐五代——

1、初唐

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陈子昂

2、盛唐

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中国诗坛盛极一时的“双子星”

山水田园诗派：王（王维）、孟（孟浩然）

边塞诗派：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

3、中唐

韩孟（韩愈、孟郊——诗歌的风格特征：奇崛险怪）

元白（元稹、白居易——诗歌的风格特征：语言平易直白）

李贺（人称“诗鬼”——诗歌的风格特征： 诗境诡谲）

4、晚唐

小李杜：李商隐、杜牧，温庭筠诗歌的风格特征：

哀艳

六、宋代——

1、江西诗派：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2、苏轼（北宋时代最有成就的诗人）

3、“诚斋体”： 杨万里

4、陆游（南宋诗坛当之无愧的盟主）宋诗特点（好议论、重理趣、以文为诗）

七、元代—— 杨维桢（铁崖体）

八、明代—— 高启、李梦阳与前七子、李攀龙与后七子

九、清代——

1、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

2、国朝六家：王士祯、朱彝尊、赵执信等

3、诗界革命（黄遵宪、梁启超等）

词的发展史

1、晚唐：温庭筠、韦庄

2、南唐五代：冯延巳、李璟、李煜

3、宋——

发展（以人物为线索）： 晏殊、欧阳修——柳永（长调慢词）——苏轼（以诗为词）

——辛弃疾（以文为词，善于用典，数量居两宋词人之首）

派别：婉约：柳永、李清照、周邦彦、姜夔等

豪放：苏轼、辛弃疾、张元干等

4、金元：元好问、萨都剌

5、清：

清初三大家（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

6、元曲（小令、“叶儿”）前期（质朴自然）——

关汉卿、马致远、张养浩等 后期（典雅工丽，远离现实）——

张可久、乔吉、雎景臣等

总结诗词发展规律

1、发展规律：

歌而诗，诗而词，词而曲。

2、诗歌形式发展：

四言为主、二二节拍（诗经）

五言为主、二三节拍（汉乐府，古诗十九首，建安时期是文人五言诗创作的繁盛时期，阮籍五言咏怀组诗）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脉络 第3篇

关键词：融合教育,宽容,现代性发展

一、融合教育(1)的生成及其现实性困境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西班牙政府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市联合召开“世界特殊需要教育大会:入学和质量(World Conference on Special Needs Education:Access and Quality)”。会议通过了《萨拉曼卡宣言——关于特殊需要教育的原则、方针和实施》和《特殊需要教育行动纲领》,确定了融合教育的基本理念、原则与目标,即每一个儿童都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每一个儿童都有独一无二的个人特点、兴趣、能力和学习需要;有特殊需要教育者必须有机会进入普通学校……实施此种融合性方针的普通学校,是反对歧视、创造欢迎残疾人的社区、建立融合型社会和实现人人受教育的最有效途径[1]。尽管融合教育模式的效果还没有被有效证明,它却成功地导致了对传统的隔离特殊教育体系的完全否定[2]。融合教育的提出体现了“教育是一项人的基本权利,也是建立更公平的社会之基础”[3]的教育之基本功能。

融合教育首先体现的是儿童到了一定年龄阶段,不应该受到其生理、心理以及社会地位、家庭背景差别的影响,享有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的基于起点上的平等内涵;同时,教育应为儿童平等地享有教育资源提供充分、有效的条件。然而对于残疾学生来讲,隔离式教育不仅无法促进残疾学生的社会化,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阻碍了这种社会化。这也正是融合教育之所以兴起的教育背景。融合教育的根源在欧洲,发端于美国,以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追求平等与自由的价值观念为基础,打上了浓厚的美式理想主义烙印,成为美式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如果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美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民权运动等西方对平等、自由的追求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奠定了融合教育的社会文化基础,建构主义以及后现主义思潮的发展则孕育了融合教育的哲学理论基础”[4]。这一系列运动与思潮使得14世纪以来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导致的科技革命与理性时代产物的早期特殊教育的基本假定是:“残疾由个体生理、心理缺陷所致。”[5]应对残疾人进行医学的诊断、训练与缺陷补偿,应在隔离性质的特殊教育学校或机构对他们进行教育的传统的“金字塔”等级制特殊教育体系最终解构,并认为这种根据残疾程度的不同决定教育环境、根据诊断儿童异常的程度来决定儿童生存环境受限制的程度(即隔离的程度)本身就违背了回归主流本身所追求的教育平等的理想与“零拒绝”的哲学,是不公平的等级制度。自此,“融合教育”走上了历史舞台。无论是融合教育的社会文化基础还是,融合教育的哲学基础,都最终和平等、差异、多样、自由、博爱有关,最终归结于如何看待以及应该采用何种方式以满足教育上的差异性要求。

“橘黄色校车告诉孩子们,‘教育等于你的未来’,你能得到多少教育,你的未来人生就有多少前景。平等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许多人认为所谓平等,就是在人的一生中机会平等。若具体而言,没有什么比教育平等更重要的了。只有在平等教育的前提下,才谈得上机会平等”[6]。融合教育是在彻底反思与批判传统隔离式特殊教育模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理想总是与现实存在着距离,社会公正与教育公平的理想也需要脚踏实地的、渐进式的步骤来实现”[7]。因此,当融合教育的理念进入学校课堂的时候,多数研究认为特殊儿童在融合学校里学业进步不能令人满意,Daniel和King指出:“融合教室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可持续的学业增长并没有出现。”[8]我国在融合教育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与困境。融合教育需要的是真正的对等、尊重与平等。但目前所谓正常人的内心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自己是正常的,而他们是异常的。因此,融合教育的实施仅有彼此的尊重和制度设计是不够的,它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共场域,它更需要精神上的认同与接纳,而这正是融合教育最终目的之所在。融合教育并不是简单地将某些被歧视的人群或个体吸收到现有的社会经济生活联系与框架中来,不是要使他们尽量变得“正常”,也不仅仅是要改变其福利状态,而是通过“融合教育的理念指导我们实施融合学校,融合学校的实践促使我们走向融合社会。未来的社会应该是一种融合的社会,因为融合社会主要追求的是社会公正、机会均等和民主参与”[9]。

融合教育是人类种族生存本性趋同下的、人类基于差异性的客观基础上的、求同存异的差异共存方式的理性思索。融合教育在中国化或本土化进程中,文明的差异性与冲突必然要求我们寻求东西文明中的共同话语。平等、差异与多样性是融合教育的核心,差异是宽容之所以必要的情境条件,承认差异与多样性的宽容是自由和人权的前提,因而自然成为融合教育生成的社会文化基础;而教育上的融合本质是指对待差异的方式,融合的实现必然需要宽容的建构,若没有宽容,融合应该仅仅是理念,而缺少成为现实的根基与可能性。从隔离到回归主流,再到融合,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对宽容理念的最好诠释。融合教育者认为,在现代理性与精英文化背景下,残疾是社会政治活动的产物,是文化压制的结果[10]。传统的特殊教育分类、诊断、教学等知识与技能体系是这种文化与政治体制下的产物。“残疾是由于学校没有能力应对学生多元化的结果,而非学生本身的不足”[11]。融合教育在承认个体差异的同时,更强调人与人之间存在一致性,即所有人,不论种族、肤色、性别和健康,都具有最起码的尊严、价值和权利等的根本一致性;差异只是表象,一致性是内在本质,正是这一个个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的独特个体组成了我们。

二、融合教育与宽容的因果互动与情境共性

融合教育不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域,应该更多地从特定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背景来理解、分析。融合教育从理念到实施一定要突破纯粹教育的框架,从文化、政治、社会、精神等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视角去真正理解融合、建构融合;即使教育领域的思考同样也要注重我国与融合教育的“对话”,要不断走向自主生成,生生不已,经过引进—移植—演绎,从生命体验、文明变迁的角度直面、追问并解决令人困扰的融合教育中国化问题。人们大多把这一问题的基础归结于经济、政治、体制等,而实际上,真正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排斥或不仅仅在于排斥,而在于人们对此熟视无睹,即“将一部分人划分出去,将他们排斥在社会和政治之外,让这种现象得到广泛允许和被视为正常,这只能说明……隔离和隔绝是普遍发生的”[12]。大量特殊儿童遭遇到正常社会排斥的现象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人们根深蒂固的个体宽容精神的缺乏,无法实现“尊重每一个人正当的尘世欲望和需要,就是以一种宽容之心,尊重每一生命个体最基本的生命权力”[13]。然而,融合教育的历史和现实困境给了我们清晰明确的答案:宽容。“为宽容的斗争直到个性发现以后才开始。在现代最伟大的新发现中,个性发现这一荣誉应归功于希腊人”[14]。个性的存在与发展是宽容的客观基础。古希腊是一个泛神论的国度,信奉多种多样的神。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4世纪末基督教正式确立为罗马国教时。在由这开始的下一个千年里,最主张宽容的基督教变得最不宽容了。直到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发生,才使得宽容有了近代形式。宗教改革运动是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人们往往把它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将其视为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变在精神文化层面上的标志。正如房龙所言,文艺复兴在客观上的确为良知的自由、为宽容和更为美好的世界,发出了振聋发聩的狮子吼[15]。事实上,宗教改革是一个宽容逐渐占据主导的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直接用宽容的方式解决了彼此之间的长期冲突。而宽容也是通过法律形式才最终得以真正实现的,最显著的表征就是179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或称人权法案)和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

宽容源于拉丁文,指“允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能够耐心公正地容忍”。宽容的思想发源于宗教仁慈和仁爱的学说,首先是源自各大宗教思想的宗教宽容,其最初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对异教、异端学说和科学的宽容。正如韦伯所言,宗教的理性化是由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交织而成的:一方面,巫术因素在宗教中逐渐消失;另一方面,文明化的西方人把世界理解成一个有意义的和谐宇宙并相应调整自己对世界的态度[16]。这种态度就是宽容。伏尔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人类的特权,我们全部是由弱点和谬误塑造而成的,让我们相互宽容各自的愚蠢,这是大自然的首要法则。”[17]“要想在今生幸福安乐,如同我们不幸的本性所能容许的,就是要宽容厚道。”[18]可见,发端于宗教仁慈和仁爱的宽容在历史选择中,成为西方文明的催化剂,成为社会运作的调节原则。现代宽容理念的出现,经历了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的不断演变,是人们在历史与现实的激荡中逐渐领悟到的一种智慧。事实上,正是由于差异性存在的事实与发展一致性的要求之间的矛盾推动了宽容的现代性发展。而融合教育的生成历程如同宽容的历史沿革,它是在宽容已经成为社会良性运作的基本理念后在与隔离不断抗争中脱颖而出的。

“宽容”一词的中文解释是:宽大有气量,不计较或不追究。我国古代社会尤其强调“宽以养民”、“宽以济猛”、“宽则得众”、“不能容人者无亲,无亲者尽人”等社会控制方式,但都是在一种上治下从的等级关系中体现出来,并非指人与人的平行关系[19]。漫长的封建等级制社会并没有使得宽容内化为一种精神,进而成为自由、平等的土壤,更多的是一种强者对于弱者的施恩行为,并一直延续至今。在“明尊卑、别贵贱”的礼制作为国家的根本制度之时,和谐理想与宽容主张只是有识之士的美好愿望而已,它无法冲破等级名分的制度性束缚[20]。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差序格局”概念,并借用孔子的话予以说明:“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是所,而众星拱之。’这是好一个差序格局的譬喻,自己总是中心,像四季不移的北斗星,所有的其他的人,随着他转动,孔子的道德系统里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因之,他不能像耶稣一样普爱天下,甚至而爱他的仇敌,还要为杀死他的人求上帝的饶赦——这些不是从自我中心出发的。”[21]“差序格局”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人,而是大到国家,小到家庭,无所不包。“差序格局”造成了中国人宽容精神的缺失,使得传统中国社会成为一个缺乏宽容的社会[22]。在中国历史上,宗教宽容没有真正走向世俗化的舞台。儒家的宗法伦理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而中国其他传统宗教无不受其制约,不可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统治地位。在中国,无论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是在一个相对宽容的环境中生成的,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直接的利害冲突,所要做的只是调适自己以适应儒家的伦理文化。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之所以重视宗教,是因为他们认为宗教有推进道德教化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因而中国对于宗教本身向来也就是宽容的。但这种宽容并没有真正深入或者说渗透到每个人的生存、生活的理念里,因为中国文化历来所强调的是集体而不是个人。而近代以来,宽容思想至今尚未系统地渗透到国家的政治和法律生活层面。

中西方文化虽然存在差异,但这并不妨碍宽容无论中西都是一种平等基础上对等关系的直接体现。我国“以德服人”、“宽宏大量”、“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退一步海阔天空”、“得饶人处且饶人”等处理人际关系的宽容观点作为被社会广泛认同的集体无意识,成为解决社会冲突、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23]。发源于宗教仁慈和仁爱的宽容认为:善于宽容别人的人,他在宽容别人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别人的宽容,同时也得到了基督的宽容。即“从宗教自由及其对话的前提来看宽容,我们所得到的启示是丰富的。其中,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宽容本身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相互承认宽容交往规则,彼此承认并接受‘他者’的视野”[24]。“我们不仅要容忍个人之间和集体之间的差别,而且确实还应当欢迎这些差别,把它们看做是我们生活的丰富多彩的表现。这是一切真正宽容的实质”[25]。如何对待差异本就是融合教育的核心要义。正如阿尔贝·雅卡尔(Albert Jacquard)所言:“‘他人’与我们不同,‘他人’的存在使我们认识到自己是唯一的、独特的,这难道不是‘他人’送给我们的最美妙的礼物吗?……丰富多彩恰恰存在于差异之中。”[26]

三、融合教育本土化过程中的宽容现代性发展诉求

融合教育是对于特殊人群在教育上的不平等的一种终结,是一种对于任何特殊生命个体社会生存基本权利的实现方式的思索的结果,是人类种族生存本性趋同下教育对待差异的模式的反思。卢梭认为,人类存在两种不平等,“一种我称之为自然地或者说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由自然造成的,包括年龄、健康状况、体力以及心理或精神素质的差别;另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伦理或政治上的不平等”[27]。融合教育即是基于人类个体和群体差异性的客观基础,思索教育应该如何求同存异、以合适的方式对待所有教育需求者的一种教育理念、制度、模式。正是由于教育上的不宽容,才使得残疾学生无法享受和正常学生在同一场域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现代教育应该给所有教育需求者提供适合的教育,无论他是正常还是特殊。

融合的观念直接起源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民权运动“分开就是不平等”的口号,它要求不同种族、群体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这一运动使教育民主化思想得以广泛传播,推动200年前兴起于欧洲,却在北美洲得到迅速发展的西方特殊教育,在历经正常化思想、去机构化运动、回归主流运动后,演化为融合教育。融合教育的核心是国家公民都应享受平等的教育。可以说从隔离到回归主流再到融合本就是宽容理念在教育发展历程的最好诠释,而这一切的变迁假若没有源于差异的宽容作为基础与法则,民权运动所倡导的不同种族、不同群体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将无法实现,融合教育的理念更是遥遥无期。在民权运动的推动下,不同种族、不同群体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时,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教育平等权的实现,若没有运动所引发的平等教育权的争取与实现,无论是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教育体制还是教育模式都难以有根本改变;当时,融合教育的提出并不是仅针对“特殊教育”对象而言的,它是全民教育实现的一种发展形式;但融合教育的提出真正改变了“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双轨制教育体系,使得特殊教育的一体化思想获得了实践形式,体现了宽容理念在教育发展中的更深层次的延伸。

融合教育的实践结果和当前困境促使我们反思,融合教育的实施与实现的确需要宽容在社会、文化、精神等领域全方位建构,如若没有宽容的基本法则,融合应该仅仅是理念,而缺少成为现实的根基与可能性;即使有了形式上的融合学校,其中残疾学生是否能够真正享受到应该提供的合适的、恰当的教育资源依然是很大的问题。而目前,大多数国家连形式上的融合教育都难以保障。究其原因,除经济因素外,大多数人甚至包括残疾学生自己及其家庭成员都依然认为,在目前社会宽容理念还没有真正深入人心时,社会接纳度十分有限,因而,残疾学生与正常学生“在一起”平等享受教育权并不是非常现实的。目前,残疾学生宁愿选择特殊学校而拒绝融合的现象时有发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且,当社会宽容接纳有限、学校资源准备不足时,仅仅靠残疾学生的努力去争得平等权,既不现实,也不公平。因而融合教育的实现,宽容法则就成为一种必需,并对建立在平等、差异基础上的宽容法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社会实践都对正常与残疾共场域平等教育的接纳度提出了要求,而这种接纳度的核心就是差异情境下的宽容理念、心态和心境。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宽容精神是一种普遍精神,是与全球一体化现实密切相关的交往理念”。

融合教育本质上反映的是学生享有教育资源内部条件的一致性,是教育资源与其自身主客观条件的一致性,是教育与其所处的社会条件的一致性,即融合教育的实质平等是永恒追求。融合教育更多强调的是个体间、群体间的相互接纳与包容,应该是不需要经过争论、斗争而自然赋予的权利,正如林达所言:“我们费心争吵……还不如回到伊甸园……然后在不同的文化中,先找到我们共同的基本理想,比如说,公平、平等、自由;在不同的文化中,坚持我们共同的起码品质,比如说,诚实、宽容和爱”[28]。宽容者的主要标志是:即使条件允许,他也不会去损害他人的权利。宽容者所“容忍”的并非他人的完全不同的观点、见解和标准或态度、行为方式、做法或某些行动,而是这些人的存在[29]。若没有这种对等关系“容忍”的存在,融合无异于空中楼阁。

浅析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脉络 第4篇

关键词：太平天国；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44-01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得封建地主阶级和人民大众、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太平天国运动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领导的，为了巩固其统治，在1853年冬，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是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的纲领性文献，可以说，《天朝田亩制度》是农民运动发展的历史产物。它作为封建土地制度的对立面，具有强烈的革命性。但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注定它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1864年，太平天国倒在血泊中，救国救民的任务落到了下一个阶级，地主阶级的洋务派。

洋务运动在19世纪60年代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当时，清政府已受到西方列强两次鸦片战争的严重打击，又受到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严重威胁，正是在这種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洋务运动应运而生。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强化和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从发展过程上说，洋务运动先后提出“自强”和“求富”的口号，此外，还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等。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但是就其本质看洋务运动是为巩固清王朝政权服务的，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双重目的均无法实现。它既不可能使中国“自强”，也不可能使中国“求富”。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既然单单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那么既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又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会怎样的呢？1895年，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提出一系列主张，使其维新变法的思想理论发展成为直接的政治运动。但是维新变法是由民族资产阶级兴起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产生过程一直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的夹缝中艰难地挣扎、缓慢地生长，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畸形。这使得他拥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软弱性和妥协性。经历了103天的维新变法运动如同昙花一现，最后夭折了。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由民族资产积极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必定会失败。的确，他虽然提出建立资产阶级代议制式的政权机构的设想，但又不要求打破旧的封建官僚统治机器，也不触及封建的社会经济基础，只是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实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政权问题上的理想与理论。它的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走不通。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指导了中国革命，促进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组织和干部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革命面貌焕然一新。1919至1922年间，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支马克思主义队伍。他们在不同地区、不同的具体环境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同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中，实现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确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和“走俄国人的路”的共同结论。

在大革命失败后，在国共两党之间逐渐形成一个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政治集团，即第三党，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邓演达和谭平山。他们企图在国民党的反革命道路与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之间，为中国寻求一条新的出路，即第三条道路。他们的建国方案以“平民政权”为核心，目的是要“完成孙中山主义革命的使命，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人民直接掌握政权。”[1]第三党的政治主张基本上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和一般劳动群众的利益和参政愿望，对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第三党没有认识到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不可能有独立的‘路线的”，所以其政治主张也必然是动摇的。列宁指出“小资产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及其生活条件使她不能欺骗自己，并且必然不自觉地时而倾向资产阶级，时而倾向无产阶级。”[2]由此可见，第三党企图在国共两党之处开辟“第三条道路”，幻想发动平民群众“自动去召开国民会议”，“以推翻军阀官僚的统治，形成人民自己的政权”，是根本行不通的。

“八七会议”对大革命的失败作了总结，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转入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新的发展阶段，使党大进了一步。在总结斗争经验的过程中，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在这些著作中，他科学地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的条件，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一道理的提出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式”的革命道路思想，具有中国特色。同时他严肃地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道路的提出，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说过“在抗战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3]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阶段，许多正确的战略思想得以形成。毛泽东等领导人针对中国的局势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全国各族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力量以不同形式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中国特色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统一战线中最值得人称道的是对资产阶级一分为二的态度，即又联合又斗争的政治路线、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力量之一，也是无产阶级联合的对象，但对他们的动摇性则必须予以适当的说服或批评，当他们离开统一战线时，既要敢于同他们斗争，又要继续争取他们的同情或中立。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历程中，各个阶级在不同阶段都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最后共产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带领人民走向了光明，这不仅仅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简述中国儒学发展的基本脉络 第5篇

1.先秦中国儒学的奠基时代 2.两汉儒家经学的独尊时代

3.魏晋隋唐儒、道、佛斗争与交融时代 4.宋明理学儒学发展的新阶段

5.清代中国传统儒学的清理与总结时代。

中国儒学向以内容宽广、典籍浩繁而著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它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他学派相互交织相互牵引，或斗争或交融或显或隐此伏彼起，从而共同形成了浩瀚庞杂的中国传统文化。

一般说来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产生一个学术流派的形成总是有它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基本事实所验证了的客观真理。儒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的社会基础基本上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封建社会制度。它虽然也有一定的行政手段但主要是宣教道德与伦理。

因此中国儒学的整个发展历程也基本上是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以及其衰落、灭亡而相适应的，作为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在政治与道德领域中的一种反映，它确有与封建社发展阶段或封建王朝之更替相重合之处，因为它的理论学说的基本内容必然要制约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与政治，不然也就不可能成其为中国儒学，而另一方面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它又必然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必然要受到同时存在的各种意识形态的相互制约相互撞击 从而表现了意识形态领域发展前进的特有规律。

一

先秦中国儒学的奠基时代

韩非曾言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显学者 显赫之学也即盛极于一时的思想学说。春秋、战国之世儒家与墨家都曾经盛极一时。儒家之学孔子即为最高代表。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之经济、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变革的实质就是在于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而这一社会变革反映到思想领域就是百家争鸣即各个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为适应这一重大的社会历史变革分别立足于本阶级或集团的利益而提出的社会、政治、伦理等方面的思想学说。此期各个学术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又都为本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构建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如儒家前有孔子后有孟轲、荀卿道家前有老聃后有庄周、杨朱法家前有李悝、商鞅后有韩非、李斯等。由于各家之思想学说都欲干人君以用世以自己的理论观点、思想学说来改造社会。

道家也是以自己的观点干预社会人生因而其间的理论斗争亦十分激烈。由于激烈的论争相互辩难亦相互吸取从而又促使各家之思想学说均趋向成熟。学术界常言先秦诸子之百家争鸣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而这一时代之最大成就就在于各个学术流派都为自身奠定了深厚的理论根基。

儒学的奠基虽以孔子为主体实亦包容了先秦儒家之群体。尧、舜、文、武被奉之为儒家道术的鼻祖，而周公制订《周礼》、《仪礼》成了名副其实的儒学先驱。至孔子之时既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庞大的儒家思想体系，又删订六经为儒学留下了传世的经典，其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使儒学思想广为传播成了影响深远的学术流派。

二

两汉儒家经学的独尊时代

儒学思想理论的确立、成熟并非一定可以得到官方的认可。春秋、战国诸侯争强图霸纷纷以富国强兵为事何暇顾及于仁义、道德孔子周游列国然莫能用干七十余君无所遇。孟轲亦曾到处求仕 当是之时 秦用商君富国强兵、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对于孟轲所述唐、虞、三代之德则视之为迂，儒家之思想学说虽然美妙动听然不切实用只能在野说说而已。

秦统一中国以强兵、苛法为事既以武力征战而吞灭六国，以严刑峻法而理政治民，销天下兵器铸十二金人于咸阳，欲以强力而成其万世之业。李斯建议大焚篇籍，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后又以侯生、卢生之事将术士四百六十人坑杀于咸阳。这就是著名的焚书坑儒。儒家学派遭此劫难实已陷入来绝之境地。

然而历史似乎故意捉弄世人。秦始皇以如是之精心所谋划的万世基业竟落得个二世而亡。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的一个王朝。汉初儒生贾谊《过秦论》中言秦欲焚书坑儒以愚黔首，而结果却正以其仁义不施而身死国亡。秦之灭亡所给予汉王朝的统治者以重要启示儒学、仁义不能抛弃。

汉兴刘邦为解决群臣之酗酒争功就不得不起用叔孙通制定朝仪。之后为恢复农业弥合战乱之疮痍先选取了黄老之道，为无事以与人民休养生息。此时亦开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大收篇籍要以儒术来稳定人心稳定社会。至孝武之世乃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这就是名著史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秦皇之灭绝儒学到汉武之儒术独尊，儒学可谓从十八层地狱上到了九重青天。由是乃开始了儒家经学的长达两千余年的统治地位。汉代的经学独尊既促使儒学与封建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赋予了儒学以无尚的光荣与权力。治经可以免赋税，治经可以给官禄，以《易》至两千石者不乏其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

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两汉经学可谓盛极一时。

盛极而衰似乎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至东汉之末 一方面由外戚与宦官的激烈斗争使东汉王朝中央政权长期处于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而社会阶级矛盾的加剧，黄巾大起义的突然爆发又大大加剧了已经无法维系的社会危机。这一历史条件本身已决定了儒家经学无法以其固有的地位而继续存在。另一方面经学发展之自身也已形成了严重的双重危机：一是烦琐注经所形成的沉重枷锁已使经学无法继续发展，思想信仰亦严重跌落，以儒学沽名钓誉者比比皆是，何能再度唤起人们对于儒学的尊崇，迫使儒学不得不进入为自身的存在而艰苦抗争的新的历史阶段。

三魏晋隋唐儒、道、佛的斗争与交融

此期儒学发展的基本特点是在危机中求出路在斗争中求发展。由于这一阶段斗争较为复杂故又可以分三个方面加以叙说。

其一是儒、道之斗争东汉后期 儒家经学虽已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但其余威尚在 孔子的圣人地位尚无人敢公开否定。因此解救危机的方式尚不敢公然抛弃儒学更不便公开打倒儒家经学。人们为脱开烦琐注经的危机，避开混乱污浊的社会现实，便从清淡议世入手，逐步形成了援道入儒的谈玄之风。清谈无益于治国，贵无者亦不能不食人间烟火。玄不可代儒乃是现实社会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必然要求。

其二是儒、佛的斗争佛教之传入中国始闻于西汉之末东汉则有人奉信并开始译经。由于佛与道在世界观上有明显的相通之处，故魏晋玄学的兴起对佛教的传入与兴起实有迎就之作用。至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乃大为盛兴。佛、儒之不能相容乃其思想学说之本质使然，一个要积极入世治政，一个要出家避世修入天堂 此乃冰炭之不能同炉也。韩愈由于其激烈的反佛斗争不但丢官并且几乎丢掉了生命。儒家之思想学说正是在斗争中磨炼着自己。加之魏晋隋唐之数百年间儒学貌似停滞实在奋争。由于这一期间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反思、抗争、吸取、积累才使它有可能进入新的飞跃并能重新崛起。

其三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宋明理学

理学亦称道学又称新儒学。

这一时期之所以被称为新儒学或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就在于它既以儒学为根基深深地、牢牢地植根于其中，又在理论形态、治学方法、治学态度等方面表现了鲜明的新的特点。

首先理学亦以承继儒家之道统而自居。其次宋儒所奉典籍亦皆儒学之经典。至于理学之所以为新，又在于它表现了与汉唐经学的不同特点，概其大要：可分三条。

一理学以性与天道为中心问题。这在先秦是孔门弟子所不可得而闻的问题，而在汉、唐又是为浩繁的经学所湮没了的问题。

其二 理学以对儒家经典之义理的阐述为其治学的基本形式与方法，它与以传注训诂为基本方法的汉代经学表现了迥然不同的特点。而这也正是汉学与宋学的根本分歧之一。

其三 理学在儒家思想学说的发展历程中表现了最为完整的理论形态。先秦、汉、唐儒学大致均以社会政治人伦为基本问题，对于宇宙、天道很少论及几乎为道家所独占。大约是经历了数百年与佛、道之学的斗争，儒学也不得不在这方面弥补自己的缺欠。吸取道、佛也好 改造佛、道也好 总之要使自身的思想学说形成为完整的理论形态。

四 清代中国传统儒学的清理与总结大约又是一个物极必反。宋明理学为矫汉儒烦锁注经之失 便努力以思想学说的阐释为己任。抛开经传而空说义理，久而久之，必然会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顾炎武语。而矫虚之弊又在务实。明末清初,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之陋，薄今爱古,虚崇实挽回风气 幡然一变。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皆负绝人之姿为举世不为之学。

中国小说发展脉络 第6篇

总体目标

一、了解我国小说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规律。

二、学会鉴赏有关的重要小说，掌握小说鉴赏的方法。

三、学会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在阅读中做到融会贯通。

导语：《庄子―外物篇》最早出现“小说”一词。东汉班固《汉书·文艺志》：“小说家者，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

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不同学派的知识分子，各流派争芳斗艳，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汉书●艺文志》将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小说家就是其中的一个流派。这节课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脉络

一、孕育萌芽期：

神话是最早从综合艺术中独立出来的文学形式，完全可以被当作叙事文学。可以说，神话是小说的源头。因为小说本来就是叙事的艺术。随着历史变迁，小说创作由民间走向专业化创作，内容也越来越向人自身靠拢，距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近。即神话--传说--人情世故小说。主要因素由完整的故事、简单的情节和夸张的想象构成。如《山海经》《淮南子》中的神话故事，后代诸如志怪、志人、传奇小说、《西游记》大都受到神话的影响。

先秦诸子散文收集大量具有讽喻特色的寓言。短小精悍、文笔凝练。日常生活的小事，作者竟能推演出发人深思的哲理。如果现在还存在这样的小说作者，那他只好喝风拉烟了。然而，这些寓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很多根据寓言写出。

历史继续发展，从春秋到秦汉，历史文学自然出现了。因为文学作为新鲜的事物，优先被贵族阶级接触并享用。也许他们并不属于小说，但是，如《史记》，对人物形象深入细致的刻画描绘，甚至虚构，显示出小说的特质。后代出现许多光彩照人的小说人物，与《史记》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当代武侠作家金庸直言不讳的承认自己的创作深受其影响。

二、文学自觉期：

“小说”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外物篇》。将“小说”和“大道”比较。大道：宏观言论，如正统散文、诗歌；小说：琐碎言语，有点发牢骚的味道。班固认为小说为九流之末，但肯定了它作为文学类别的存在。

魏晋时，各种文学类别划分已经很明显，逐渐为人们接受。小说有了比较完整的篇章结构，摆脱了“残俗文学”的粗制滥造，自此，中国文学史第一次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也标志着古代小说的产生。

关于“志怪小说”产生的原因，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密切的关系，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产物。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人们对现实产生深深的恐惧感。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恐惧等紧张情绪往往会导致人类非理性主义滋长。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武侠玄幻等非现实的文学，都是人们 寻求精神寄托的反映。后来佛教传入，神灵怪异和信徒作品显赫一时。文人也不是自觉创作，他们认为神灵怪异与写人记事没有什么区别。承认人鬼同时存在。可见，当时，人们的思想是驳杂混乱的。还有，“志人小说”与当时崇尚清谈的社会风气有关，注重写人，形成笔记小说的传统。代表作品包括《搜神记》《神异记》《世说新语》等。

唐代称小说为传奇。唐人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短篇小说的成熟。因为它已超出了记录传闻逸事的范畴，而成为文人有意识的创作。唐人传奇大体可分为三类内容：

1神怪故事。这是直接继承笔记小说的神仙怪异小说，著名作品有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这两部作品讽刺了热中功名富贵的封建士子。

2恋爱故事。这一部分是唐代传奇小说中最有价值的作品。如白行简《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霍小玉传》、《柳毅传》陈鸿《长恨歌传》等都是有名的作品。它们大都歌颂坚贞不渝的爱情，谴责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并且塑造了一系列争取婚姻幸福的妇女形象。

《柳毅传》讲的是落第书生柳毅替遭受婚姻折磨的洞庭龙女传书，使她获得解放，后历经坎坷，俩人终成眷属的浪漫故事。人物描写是这部小说最成功的地方。柳毅的正义、龙女的深情、钱塘君烈火般的个性，都刻画得十分鲜明。它用幻想反映现实的手法，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

《李娃传》通过妓女李娃与荥阳公之子这对地位悬殊的恋人历经风雨，终于获得幸福的故事描写，批判了封建门阀观念，歌颂了郎才女貌的爱情标准。小说人物形象丰满，情节曲折，笔法清丽。

3侠义故事。这类作品描写侠客义士惩强扶弱的英雄行为，代表作品有《红线传》、《谢小娥传》等。

唐人传奇不仅在题材、思想上超越了前人小说，而且艺术上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唐人传奇中，很多篇章描述了一个人物某段时期或一生的经历，以表现人物的个性特点及思想发展。唐人传奇是中国风格小说形式的开始，它的体制短小，但初具长篇小说的轮廓。

三、文学黄金期：

古代小说发展到宋代，终于出现了自身的飞跃和高潮。话本出现后，白话小说随之出现，继而元明诞生长篇章回小说，小说达到全盛阶段。

宋代小说仍被称为传奇，但是开始分流。一种是以笔记形式出现的文言小说；另一种是宋元话本，直接源头并非唐五代传奇，虽然吸呐了一些特点，语言更加接近口语。话本产生，是与市民生活发展密不可分，且由市民需要而产生。

宋元话本可以视为一个整体部分。传留下来的长篇有《新编五代史平话》、《三国志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等。这些话本，分别和后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小说的创作有很密切的关系。

明初统治者为免“民急则乱”，减轻赋税，简约商税，扶持工商，农业、工商业都得到发展，大都市经济进一步繁荣，市民阶层进一步扩大，小说创作也在前代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发展，产生了一批长短篇小说。长篇主要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孙悟空这个典型性格的成功塑造，标志着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新的高峰。短篇主要有“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由冯梦龙搜集、整理、创作、编辑成书的。

清代都市经济继续发展，市民阶层继续扩大，资本主义生产也逐渐发展起来，由作者独立创作的小说大量出现。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是《聊斋志异》。它继承并发展六朝志怪、唐代传奇的传统，形成想象丰富奇特、故事变化莫测的独特艺术风格，相当多的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它把鬼狐花妖人格化，把幽冥世界社会化，描写人鬼相杂、幽明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地反映出现实社会中的多种矛盾。

长篇小说主要有《儒林外史》、《红楼梦》、《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

古代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是章回小说。文言短篇、拟话本小说分别达到了高潮，真正进入古代小说的黄金时代。第一个高潮是宋元话本时期；第二个高潮则是章回小说的出现，以《三国演义》《水浒》为代表；第三个高潮以《儒林外史》《红楼梦》为代表。此后，古代小说慢慢衰落，一蹶不振。

四、小说发展的系统：

1、神魔志怪系统：以《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为代表；

2、历史传奇系统：两大分支，一是直接取材于史传文学（《三国演义》）；二是英雄传奇小说，以《水浒》为源头和代表。中国长篇武侠小说源自《水浒》，到清代出现一系列小说。明中期后，历史演义发展令人瞩目（《杨家将》《说岳全传》），艺术成就一般。

3、世俗风情系统：

明末出现《金瓶梅》这样的里程碑作品，正式步入长篇小说的殿堂。无论是文学的独创性，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金瓶梅》堪称第一。

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是《三言》《二拍》，是中国白话小说的典范。

明末清初，风情世俗小说最为流行，但拘于模式：私定终身后花园，颠沛流离梦难圆。多情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

五、巧记古典名著28字诀：

东西三水桃花红，官场儒林爱金瓶。三言二拍赞今古，聊斋史书西厢镜。

提问：这首小诗到底包含了多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呢？

明确：东：《东周列国志》(余邵鱼)

西：《西游记》(吴承恩)

三：《三国演义》(明罗贯中)

水：《水浒传》(明施耐庵)桃花：《桃花扇》(清孔尚任)

红：《红楼梦》(曹雪芹 高颚)官场：《官场现形记》(李宝嘉)

儒林：《儒林外史》（吴敬梓）

金瓶：《金瓶梅》(兰陵笑笑生)

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明冯梦龙)二拍：《一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明凌蒙初)

今古：《今古传奇》(抱瓮老人)

聊斋：《聊斋志异》(蒲松龄)史书：《史记》(司马迁)

西厢：《西厢记》(王实甫)镜：《镜花缘》(清李汝珍)

六、简介四大名著

1、四大名著的具体完成时间。

《三国演义》——元末明初

《水浒传》——元末明初 《西游记》——明朝

《红楼梦》——清朝

2、四大名著的地位和影响。

《三国演义》——我国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成为我国历史小说创作的楷模

《水浒传》——成为英雄传奇小说的典范作品

《西游记》——我国古代浪漫主义神魔小说的最高峰

《红楼梦》——中国小说最高峰的杰出作品

3、四大名著的作者简介，了解写作背景。

《三国演义》——罗贯中

《水浒传》——施耐庵

《西游记》——吴承恩

《红楼梦》——曹雪芹

4、四大名著内容简介（一句话概括），认识作品的现实意义。

《三国演义》——全书120回，集中地描绘了三国时代各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军事、政治、外交方面的种种斗争。

《水浒传》——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全过程的长篇小说，它的主要倾向是“官逼民反”，局限在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中国美术史发展脉络 第7篇

岩画，彩绘陶器 先秦时期的美术

青铜器，玉器装饰纹样 漆器

壁画，帛画

特点：商，西周时期典雅，春秋以后进入封建社会生活化，生动有活力 商代的绘画遗迹作品稀少有如下原因，木质漆器以黑红色调为主，布帛绘画 庙堂壁画

今天出土可见漆器白陶青铜器同时摆放形成对比

先秦时期王权活动促进了绘画美术的发展，厚葬的风气，包括宫殿壁画，帛画与墓葬墓室壁画及画像石画像砖 帛画直接用没骨法－直接勾勒

洛阳卜千秋墓，烧沟61号墓，金谷源墓，山西平陆墓，安平壁画墓，汉代帛画是没骨与勾勒相结合的方法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脉络 第8篇

1 资产组合选择理论

1.1 Markowitz的“均值-方差”投资组合理论

Markovitz (1952) 指出具有最大期望收益率的资产组合不一定具有最小风险, 它们之间应该存在一个比率。Markovitz 假定投资者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 并具有Von Neumann-Morgenstern 意义上的二次期望效用函数。Markowitz 提出的投资组合理论的前提假设是:投资者有恒定不变的风险厌恶程度, 对证券的“信念”或主观意愿的概率是一样的, 同时将资产看成一个整体, 在区分有效组合和无效组合基础上, 提出了“有效边界” (efficient frontier) 这一概念, 因此, 运用统计分析和证券分析, 通过组合, 证券的期望值、方差、协方差就能评估出来了。以投资组合在给定收益率水平条件下实现风险最小化为例, 运用二次规划模型刻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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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资产组合的期望收益率E (r) , 投资者为了使风险σ2最小, 所要选择的就是在各种资产上的投资比重wi。在有效边界图上, 揭示出了风险对资产定价的关系是一个非线性关系。根据风险厌恶的假定, 较大的风险要求更高的收益率。

Markovitz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奠定了现代金融学、投资学乃至财务管理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当然也标志着现代金融理论的开端。其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单个证券的风险以及它在组合中对整体风险的影响进行了区分。他指出, 投资者在试图减少组合风险时, 仅仅投资于多种证券是不够的, 还必须注意要避免投资于那些具有高度相关性 (即高协方差) 的资产。不过, Markovitz并没有解决个体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问题, 即投资者是如何决定持有何种有效合的。

Markovitz的均值-方差模型, 要求计算组合内的每一种资产收益率的均值、方差以及收益率之间的相关系数, 因此计算量非常大。

1.2 Sharpe的“资本资产定价”投资组合理论

鉴于Markovitz的“均值-方差”理论计算繁杂之不足, 斯坦福大学教授William Sharpe设想以牺牲评价精度来简化有效投资组合的运算, 提出了通过分析股票收益与股市指数收益之间存在的函数关系来确定有效的投资组合。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模型又叫单指数模型。其主要思想是:股票价格由于某共同因素的作用而有规律地上升或下跌。这样股票i的收益与某一指数有关, 可表示为如下线性方程形式:

Rit=αi+βiIt+εit

其中, Rit为股票i在t期的收益;αi为股票i的收益中独立于指数I的部分;It为t期, 指数I的变化所导致的Ri的平均变化程度。εit为实际观察到的收益与直线αi+βiIt的偏差。

Sharpe认为, 只要投资者知道每种股票的年收益与市场年收益之间的关系, 就可以得到与Markovitz复杂模型相似的结果。模型中需要估计的参数为:αi、βi、σ2εi (其中i=1, 2, 3, ……N) , 及ERM, σundefined, 无风险率r, 共3N+3个参数, N为风险资产数量。现实中, 风险资产数目往往很大, 这样Sharpe的单指数模型提供的优点就显而易见了。例如, 当N=100时, 直接运用均值-方差模型需要估计5151个参数, 而Sharpe的模型则只需估计303个参数。估计Sharpe模型中参数最通行的方法是利用历史收益, 用回归的方法来估计参数。

Sharpe的单指数模型大大减少了需要估计的参数数量, 并可相对容易地导出有效集, 而且避开了有关满秩解的技术难点。但若模型的假设与实际数据不相符 (例如, 单指数模型将股票收益的不确定性简单地分为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就与真实世界的不确定性来源有距离的) , 那么计算的简便性将以不甚精确的结果为代价。

2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APM)

所谓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大体上是由Sharp、Lintner和Mossin独立提出的, 这个模型是在一系列理想假设条件下建立的, 其数学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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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E (ri) +rf+[E (rM) -rf]βi

其中, rf表示无风险利率, E (rM) 和σundefined分别表示证券市场所有证券的平均预期收益率及其方差, E (ri) 表示第i个风险资产的期望收益, σiM为第i种资产与组合M收益之间的协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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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M建立了单个证券的收益与市场资产组合收益之间的数量关系, 而 (1) 式中的反映了这种关系程度的大小。证券市场中不同证券所具有的不同系数正反映了各种证券的收益结构。

CAPM十分重要, 因为它是不确定条件下资产定价的第一个均衡模型。它产生了大量的理论和应用文献, 前者旨在放松支撑模型的强有力假设, 后者旨在把模型应用于实际的股票价格数据。Roll对CAPM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他指出在实际中从来都观察不到市场资产组合, 也有的学者指出无风险资产根本不存在, 所有这些都削弱了CAPM经验检验的基础。国内有的学者从允许卖空不允许卖空两个方面分别提出了允许有无风险资产的β值证券组合投资策略模型。

3 套利定价理论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建立在对投资者偏好的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 而这些假定常与现实不符, 在检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时, 难于得到真正的市场组合, 甚至有一些经验结果完全与之相悖。为了探讨更具有广泛意义和实用性的投资组合理论, 1974年, 罗斯 (Stephen Ross) 提出了一种新的资本资产均衡模型——套利定价模型APT (Arbitrage Pricing Theory) 。

APT模型假定证券的i收益受n个因素F1, F2, ……Fn的影响, 则其期望收益率通用公式为:

E (Ri) =Rf+bi1λ1+bi2λ2+……+binλn

其中Rf表示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 bij表示证券i对于因素fj的敏感度 (j=1, 2, ……n) , λj表示第j个风险因素Fj的边际贡献。

APT模型不需要像资本资产定价模型那样对投资者的偏好做出很强的假设, 只要求投资者对于高水平财富的偏好胜于低水平财富的偏好, 对风险资产组合的选择也仅依据收益率。即使该收益与风险有关, 风险也只是影响资产组合收益率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 因此, 罗斯的套利定价模型的假设条件要比Sharpe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更为宽松, 因而更接近现实、更具有实用价值。另一方面, Sharpe的CAPM必须要与单指数模型结合才具有使用价值, 但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影响证券投资回报率并不像单指数模型假设的那样, 只有市场一个因素影响证券投资回报率, 而是受多重因素影响。因此, 当实际分析某个证券投资组合时, APT的多因素分析一般要比CAPM的单指数分析要准确。关于这一点已被James·L·Farrell实证研究所证明。

综上可见, APT模型既具有单指数模型的简单性优点, 又具有全协方差模型的潜在的全部分析能力。因此, 在证券投资组合决策分析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尽管罗斯的APT具有以上几方面优点, 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如在APT模型中没有说明决定证券投资回报率非常重要因素的数量和类型。其中一个显然比较重要的因素是市场影响力, 但是关于哪些因素还应包括进来以补充综合的市场影响力, 或者当模型中没有出现综合市场因素时, 应用哪些因素来替代它, 这在APT模型中显然没有说明。

4 动态投资组合理论及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发展趋势

早期有关投资组合理论的研究大都集中于离散时间条件下的各种单期或多期投资组合问题, 而自从Merton首次考察了连续时间条件下的投资组合问题以后, 随着随机控制理论、随机积分等数学工具以及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 连续时间条件下的投资组合问题已成为研究的热点。在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对动态投资组合模型进行研究。而近几年来Value-at-Risk方法、行为金融理论的兴起, 也渗透至投资组合理论领域, 从而为投资组合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目前基于鞅方法的衍生证券定价理论在现代金融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随着随机最优控制理论、脉冲最优控制方法、微分对策方法、最优停止理论、智能优化方法的发展和应用, 投资组合理论与应用问题会有更大的进展。

随着Web技术的发展, 投资组合系统在国外已开始使用, 这种工具为投资者快速决策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网上进行投资组合具有优点, 但是目前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在国内, 基于互联网的投资组合选择系统的研究与开发目前处于起步的阶段, 特别是网上投资组合的优化还是一片空白。

综上所述, 西方证券投资组合理论仍然还是个比较年轻的学科, 它一直是世界各国经济学家倾力关注的焦点, 各种新观点、新方法层出不穷, 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范式。因此, 我们在引进这些西方证券投资组合理论时, 应着力把西方投资组合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构建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证券投资组合理论体系, 为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快速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摘要：回顾了投资组合理论的发展过程, 从上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一些不成完整的体系的理论, 到50年代以及以后产生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 (MPT) , 具体论述了Markowitz投资组合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APM) 、套利定价定理 (APT) , 以及对这些理论进行对比研究, 理顺了静态投资组合理论。指出动态投资组合理论已成为研究的热点及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