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理念目标研究

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理念目标研究（精选3篇）

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理念目标研究 第1篇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启示

内容提要：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对当今的新农村建设面对道德危机、教育问题和文化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启示，首先以教育为本，培养新农民，只有以教育为本才能培养新农民，因为新农民不是外来的而是内生的；其次是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相结合，发挥知识分子文化和技术的优势为农村服务才能有效的指导新农村文化建设；最后要以乡村学校为基，重组文化基础设施和增加文化活动，只有以乡村学校为基才能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文化创造力和自主性，丰富农村业余文化生活。关键词： 乡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 教育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所有的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标榜自己先进还是被人称作保守，其情一也，皆是为了中国的复兴而苦苦探索。前面说过三大思潮，其中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学一度被称为保守，被认为是不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但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却为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历史经验。乡村建设理论的时代特征体现在，它是在中国现代化事业屡屡受挫后、激进主义思想要全面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之际，提出的一种在肯定民族文化合理因素的前提下，引进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的理论。因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从这意义上说是一种“内生型的现代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来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那些成绩优秀的后来者们大都采用的是这种“内生型”的发展模式，例如，亚洲的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省等。因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对于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问题有很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以乡村教育为基础和重点，这一条很符合当今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建设的需要。新农村文化建设，包括教育建设都要以教育来完成和提升其水平，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

（一）以教育为本培养新农民，改造农村

梁漱溟认为：“教育„„天然要转向乡村，由于方向的探索，也一定要归到教育„„教育家为了方向的探索，也不能不归到乡村建设。”[1]我们可以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中得到三个教育为本的重要启示：一是基础教育要提高教师素质，强调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功能；二是成人教育培养农民农业知识技能的同时注重精神训练；三是职业教育以农为方向，提倡多渠道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1、基础教育阶段的强调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功能。

现在在教师培训上提的最响的一个口号就是教师专业化，认为教师应该向医生和律师一样成为一个专业，拥有专业知识技能和专业精神，并且有专门的从业范围。这就会使中小学教师认为自己只是具有学校教育功能，而不注重自己的社会功能。但是梁漱溟却认为作为教师也应该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这些思想值得反思。梁漱溟认为乡学村学（可以类比为现在的农村中小学）的教员不仅是学校的教师，还应该是“乡村运动者”。职责不仅仅是教书，还负有推进社会建设事业的责任。“乡学村学的教育是广义的，教员的责任亦既是广义的教育功夫——村学乡学的教育，本以阖村人众为教育对象，要在推进社会为主，而亦将通常

[2]学校教育归包在内。故教员责任不以教书为足，且不以能教学校学生为足。” 因此，在梁漱溟的新社会组织乡学村学中，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员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他们是乡学村学和乡村组织与社会运动这个大系统联系的纽带，是代表一种新眼光、新知识和新方法去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的。如果把乡村建设的大系统比作社会的总脑筋，那么乡学村学的教员就是许多个细微的神经末梢，与这个总脑筋相联系，方可应付和解决种种乡村问题，促进乡村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现在的农村，以中小学教师的文化水平最高，他们是本村本乡的文化高地，新农村的文化建设离不开他们的积极参与。他们不能只是在学校里做专业的教师，而应充分发挥农村中小学教师的文化资源优势，对周围乡村民众进行教育和指导。从事文化设施的管理和应用，以及带领学生或者其它民众编排节目，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城市的教师不需要担负这些责任，可以做专业化的教师，而农村的教师要担负更多的农村建设的责任就必须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发挥教师的社会功能并不会降低对农村教师质量的要求，相反对于农村教师的要求更高，这需要教育部门给予农村教师更高规格的培训和补充高质量的教师；在教师的职业之外的工作还应该适当给予补贴，以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梁漱溟的乡学村学教员，多是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毕业生，在任教期间还会不时受到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在职培训。现在新农村建设中也应该开设一所专门培养非专业化的农村教师的研究院或者学校，用以对农村教师进行培训和指导，以及整合教师文化资源。一个教师的力量毕竟有限，所以需要一个组织来统一支配，形成合力，发挥最大的效用。

2、成人教育培养农民农业知识技能的同时注重精神教育

梁漱溟认为农村成教不能仅进行知识技能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应该加强对农民的精神陶冶。现今培养新型农民，知识技能的学习是勿庸置疑的，但是精神教育却很少同步进行。梁漱溟创立的村学和乡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教育组织，更重要的是将其作为培养农村民众“人心向上”精神的社会政治组织。他认为：“所谓教育不但在智慧的启发和知识的创造授受，在调顺本能使生活本身得其恰好。”[3]他这里提到的“本能”即人的“情意”，也就是精神。梁漱溟始终认为情意（精神）教育比知识教育更加重要，他说：“生活的本身全在情意方面，而知的一边——包括固有的智慧与后天的知识——只在生活之工具。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弄不好，生活本身(即情意方面)如果没有弄得妥帖恰好，则工具虽利将无所用之，或转自贻戚，所以情意教育更是根本的。”[4]在当时梁漱溟进行精神教育的最终目的是重塑农村被冲击而破坏的伦理道德体系，从传统旧文化里转换出适应时代的新文化来。80年过去了，新的伦理道德体系依然没有建立起来，整个社会依然承受着道德下滑的痛苦。所以今天的新农民的培养要借鉴梁漱溟的精神训练的方法，在培养新型农民时，重视精神的教育。把情意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把精神教育和知识技能的教育结合起来，培养高知识高技能高修养的新型农民。另外不能只是由外在的动力和压力来教育训练，更要培养农民的自学和自省能力，梁漱溟说，教育不是教你成功干什么，而是教你更会受教育，让你学习更会学习。对大多数农民而言，不仅要教会他们当前需要的知识技能，更要重视他们以后的发展。自我教育和自我学习不仅能提高学习知识技能的水平，而且惟有自我教育才能真正达到情意精神的自我完善和道德人格的自我超越。如果今后的农村成教能在精神教育方面加强，加上知识技能的培训，这样才能培养出在知识技能和情意精神两个方面都达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型农民。

3、职业教育以“农”为方向配置专业，培养未来的新农民

农村聚落的特点决定农村里农民的居住特点不会如城市那般密集而分散布局的，而且又忙于农业生产。在如今民工潮全国大流动的情况下，更增加了农民职业教育的难度和必要性。面对这样一个数量庞大而情况复杂的群体在教育模式上绝不能照搬普通教育和城市职业教育那种学校式的办学模式。而要对这群特殊的教育对象运用特殊的教育模式,要因材施教、因人施学、因业施导。梁漱溟在邹平进行乡村建设时就认为各乡学村学可以根据本地实际需要开设特色课程，如植树造林课，农民自卫课等等。目的是“施以其生活必须之教育，其与本村社会中各分子皆有参加社会，并从而改进现社会之生活能力。”[5]在很多乡学都开办了职业训练部，用来教授农民需要的农业知识技能和其他与农业相关知识技能。另外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合作教育，以培养农民团结互助的合作精神。无论梁漱溟在邹平施行的职业教育有多少种类，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是以“农”为方向，以农业、农民和农村为主要服务对象，而不是为农民进城做准备和使农村向城市看齐。

在如今的新农村建设中也可以借鉴梁漱溟的经验，根据各地村镇的不同情况，开设村本和乡本课程。对于新农民的职业教育应该以农业知识技能和相关知识为主要内容。这些知识技术包括新技术、新品种、新农具和新农艺的培训，特别是现代农业技术操作管理的教育和新实用技术的培训；农产品的深加工培训，使农民通过掌握农产品的深加工技能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增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市场信息搜集分析和农产品营销培训，培养农民的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等。在教学形式上可以采用组织专题讲座、分类编班授课和开展巡回教学班等形式，能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新农村建设中职业教育应该以“农”为方向配置专业，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对象，以农业为重点。在组织形式方面可以把城镇的职业学校分成小的学校分散到各个乡村，或者并入当地的初中，这样可以增加职业教育和本地情况的适应性。另外在当今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单个或者一户农民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市场竞争力，因此要团结合作。建立类似邹平合作社的组织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当今的农村已经有一些类似的组织，但是没有形成规模，没有足够的影响力，还有待发展。如果在合作组织的基础上对农民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就可以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相结合

农村的社会文化建设，绝不是送书下乡和送戏下乡等表面工作能够办到的，而是需要活的文化人为载体薪火相传，和广大农民一起重新塑造乡村的伦理道德文化。梁漱溟认为，知识分子下乡，是改变当时中国农村凋敝的根本方式，也是日趋没落的传统士阶层在现代社会新的事业和使命，更应该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和复兴的最佳选择。乡村建设运动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广大农民的自觉和知识分子的投入，其中知识分子的投入是先导，农民自觉是基础。他认为“中国问题的发动，不能不靠其社会中之知识分子，而且必须是与外面接触的知识分子。因为问题虽普遍地及于中国人之身，而看见了这个问题的只有他：问题之紧迫虐苦或更在蚩蚩无知之分子，而感触亲切成为问题并有一方向摆在面前的，则必在他。”[6]当然知识分子也是有区别的，本文认为主要应该促成两种知识分子下乡，一种是功成名就的高级知识分子，另一种是未来的社会中坚大学生。高级知识分子有着广博的知识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力，对于近期的新农村建设有巨大作用；大学生是未来的主人，但在现在巨大就业压力面前难免无用武之地，而农村可以给与他们历练的平台，同时也为新农村建设的未来种下光明的前途。

1、高级知识分子下乡

虽然当前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应是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在基础设施条件改善的背景下，国家和政府应该鼓励甚至资助大量学问修养高深的知识分子和文武官员在退休后返归乡村，一方面有利于他们的身体修养，另一方面亦可担负起培育农村文化要素，引导新的农村文化发展方向的使命。同时积极吸引各方面有较高修为的高级知识分子走进乡村社会进行农业及相关知识技能传播和教育工作。正如梁漱溟所言：“知识分子今后要想在解决中国问题上表现力量，非得与农民联系起来，为农民说话。”[7]梁漱溟本人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虽然对于和梁漱溟一起进行乡村建设的人的学历介绍很难看到，但是同为乡村建设两面大旗的晏阳初的定县实验的人员中有多达70%以上的博士和硕士。因此可知在当时进行乡建的人员大部分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批专业知识技能水准高，同时具备较高的道德修养而且热心于发展农村的知识分子是难得的巨大发展力量。“如高级农艺师的实地技术指导可能远远超过农民自己学习，这些充满知识和理性的知识分子走进农村，走进农民可以带去新知识、新信息、新技能、新风尚，这种简单而又高效的社会教育方法可以使农民得到实惠。”[8]目前农村缺少的正是这种社会教育人员，因此，应该提倡知识分子要到条件相对差的农村“留学”，让他们深入农民群众，深入实际，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技能指导农民进行生产生活实践，教会农民如何使用新工具进行农业生产，如何运用最新科技，如何学会农产品经营宣传等，为培养真正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奠定基础。除此之外，还可利用公共体育场，图书馆，观看影戏场所等机构场所集中培训、学习和锻炼。总之，高级知识分子对农民的教育和社会影响的结合对于促进农民素质的提高可以起到巨大作用，可以促进农村居民向新型农民大步迈进。

2、大学生走向农村

高级知识分子和退休文武干部固然可以短期内有效提高农村的文化氛围和水平，有利于培养农民的科学知识和道德素养，但是他们的到来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也仅是输血而非造血，造血则要使从农村走出去的大学生从城市回到农村参与新农村建设来达到，当然如果城市大学生愿意来农村也是可以的，梁漱溟就是一个地道的城市子弟。对于很多农民子弟来说上大学就是为了离开农村，实现自己跳出“农门”的卑微的愿望。无论是民国还是当今，城乡的巨大差距都导致了农村人才的严重外流和农村文化建设者的匮乏，直接导致了农村文化衰弱和无力。但在如今大学生就业难的市场背景下，大学生在城市已经如过江之鲫，为了找到心仪的工作耗费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青春。如果国家给予资金和政策的支持，鼓励城市过剩的大学生去乡村工作和创业，在解决了大学生就业难的同时，也给新农村建设输送了造血的骨髓，因为回农村的大学生基本上还是从农村走出去的。虽然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并没有现在那么过剩，甚至于中学生占得国民比例都很小。然而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去农村的比例却较现在大很多。现在的“大学生村官”就体现了大学生下乡的意义，但是仅仅只是以村官的形式还是不够的，应该以各种形式、各种渠道来激发大学生建设乡村的热情和进取心，并且使他们在乡村也能自我实现其人生价值。比如师范类的大学生回乡任教；农林类的大学生回乡创业；销售和管理类的大学生沟通城乡之间物流和信息；建筑、设计、美术、音乐等等类别的大学生都可以在农村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当然，前提是国家和政府给予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和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

回农村的大学生不仅可以对农村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他们在农村的锻炼，对于以后的发展也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梁漱溟曾经说过中国的老根只保留在乡村，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会发现依然如此。只有真正理解了中国的“老根”才有可能在以后的时间里得到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从现在从南到北的读经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其实读经不如去一些农村历练一段时间，也许会得到更多。农村的历练可以使他们从道德素养到实际能力都得到提升，而中国独特的人情伦理社会只有在农村也能体会的最深刻。因此大学生下乡可以实现大学生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造血的双赢。

（三）以乡村学校为核心，重组文化基础设施和增加文化活动

乡村文化建设离不开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农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和农村文化活动单一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同样存在，邹平实验县属于比较落后的地方，文化落后，赌博成风，和今日之农村何其相似。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邹平县在移风易俗的基础上，以乡学村学为基地，以乡村建设研究院师生和乡学村学师生为主力，开展各项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自排文明戏，送戏下乡；组织农民自编自演节目；县电影队下乡放电影和举办农民冬季运动会等措施来丰富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9]针对现在农村文化设施问题，也可以参照梁漱溟的设计借鉴而予以改造。

1、以农村中小学为核心重组文化基础设施

梁漱溟认为乡学村学有支持农村各项社会建设事业的责任和义务，“期于一村之生活，逐渐改善，文化逐渐增高，并以协进大社会之进步。”[10]文化建设更是乡学村学责无旁贷的义务。当今农村由于资金和条件的限制，所谓的文化站和图书馆很少或者仅设在乡镇所在地，普通民众很难享用。而每个村子都有学校，学校都应该有图书馆和操场以及相应的文化设施。每个乡镇都会有几所初中，其文化设施相对而言更加全面。农村文化站和图书馆的建设和中小学的图书馆和操场等设施合并建设，有两个好处，一是加大了对农村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使学校的条件更好；二是使农民可以就近组织和参加一些文化活动。有人认为这样会影响学生的学习，不过学生有双休日和寒暑假，时间易于错开；而且农民可以和自己的子女一起参加活动，在调动双方兴趣的同时可以增进亲子关系。

2、以中小学师生为主力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农村中小学师生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然而我们的教育却把学生都按照城市人的模式培养，使他们渐渐远离农村和农民文化。即使这样，中小学教师依然是农村里最有文化的群体，中小学学生也是村里最有朝气和活力的群体，这两个群体对于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小学师生可以作为宣传新文化、破除迷信和组织文化活动的主力，编演话剧和小品、组织运动会、文化宣传和政策宣讲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如果能发挥中小学师生的积极性,必然会带动其他农民的积极性，造就一个很好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另外农民中大有能人，这些能人音乐、美术、文学和体育的天赋并不亚于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人，他们需要一个平台，而这个平台可以由中小学师生来构建。丰富的精神文化活动，必然对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起巨大的推动作用。结论: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虽然是在距今八十年前设计并实践的，但是他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设计乡村建设理论体系的。如今中国的农村老根依然存在，中国的农村现代化是大势所趋，新农村建设的构想就是农业现代化的延续和升华。现在中国的城市现代化已经很高了，但是城市现代化所代表的“非内生型”现代化适合农村嘛？梁漱溟给与了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内生型”现代化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以中国原有的东西为基础结合西方先进的文化科学实现属于中国的现代化，而不是西化。如今正是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时候，面对着很多的问题和挑战，尤其是文化问题，完全可以用梁漱溟的设计来解决。这就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给当今新农村建设中文化问题的启示。以教育为本虽然有悖于现在提倡的以经济发展为本，但是农村并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结合就目前看有点困难，更多是自我实现的问题，如果国家给与农村更多使他们自我实现的机会，知识分子下乡的大潮指日可待。以学校为本，统筹文化基础设施虽然有时会影响到学生学习，但从长远看，使孩子生长在一个好的文化氛围中更有利于他们的成长。总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是我国农村建设思想中非常珍贵的遗产，对当今的新农村文化建设有极具价值的启示意义，值得借鉴。注释：

[1]中华职业教育社.[M]梁漱溟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152-156页.[2][10]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五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459页.383页.[3] [4]宋恩荣编.梁漱溟教育文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4页.4页.[5] [9]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66页.314-315页 [6]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452页.[7]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460页.[8]张菊霞、夏金星：《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与新型农民培养》，《职教论坛》，2007年1月上，第62页.

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理念目标研究 第2篇

一、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运动

1931年初,梁漱溟踌躇满志地开始了他的乡村改造试验。同年6月15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式成立。同年7月,梁漱溟他们便尝试开展乡村建设的实验工作。他们先后举办了“乡村教育暑假讲习班”与“农产品展览会”,为乡村建设作宣传。在作了宣传准备工作之后,梁漱溟他们便开始派研究院的学生到乡下去实习,建立乡学村学。按梁漱溟的设想,乡学村学是由乡绅、乡村居民与乡村建设工作者所组成的一个初步性的乡村组织。但是,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工作开展得并不十分顺利,而且工作进度十分缓慢。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民国政府并不支持梁漱溟的试验活动。1932年末,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此次会议通过了在各省内设立县政建设实验区的决议,以及实验办法,总计三十条。这一决议的通过,给梁漱溟的试验活动提供了契机。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控制,而不是真正想要改变农村地区的落后局面。因此,梁漱溟的实践活动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2]64。

1933年6月,当时的山东省政府根据国民党中央政府的会议精神,决定在山东省开展县政建设试验。由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且梁漱溟本人具有颇高的社会威望。当时的山东省政府将试验工作全权交由梁漱溟负责。试验区域划定在山东省的邹平县以及菏泽县。在试验的最初阶段,乡村建设研究院实际上掌握了试验区的最高行政权力。具体包括试验区内的县长举荐权、县政府机关的改组权、县政府机关人员的任用权。此外,包括立法权以及试验计划不受中央及地方法令干预的权力。

尽管梁漱溟不想依靠政府的力量去实现他的乡村改造计划,或者说,从一开始他就很清楚国民党政府的真正意图,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仅凭一己之力显然也是不行的。因此,他有限度地开始了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但是,为了能够有效地维护研究院的独立性以及试验活动的独立性,梁漱溟推荐王柄程担任邹平县县长,孙则让担任菏泽县县长,并对县政府各机关进行改组与扩充。此外,在梁漱溟的要求下增设了户籍室、农村金融流通处等机构。还在县政府机关实行合署办公,以提高工作效率。

二、梁漱溟乡村建设主要成绩

1.改组乡村行政机构。在邹平,梁漱溟撤销了原来划分的7个区、157个乡镇以及各区、乡镇公所、监督委员会、调解委员会。而在菏泽,梁漱溟撤销了原来的10个区,而划分为21个乡,每乡设立一所乡农学校,以替代原来的区公所。与邹平的乡学村学不同,菏泽的乡农学校带有浓厚的行政机关色彩。菏泽设立乡农学校的目的,是要要借借行行政政力力量量作作教教育育功功夫夫。。很很明明显显,,邹邹平平与与菏菏泽泽的的乡乡村村建建设设((或或县县政政建设)在实施途径上是不完全相同的。虽然菏泽实验县的乡农学校也注重农村小学教育,也成立了一些农民识字班,也抓过旧风习的改良工作,也提倡引进优良品种,组织合作社,发展农村经济,但是,在菏泽的乡农学校,最重视、办得最有特色、也是最有成绩的是民众自卫训练。这很有可能与菏泽地区历来多土匪、地方治安状况不好、极需要改变的实际情况有关;也可能与主持菏泽实验县工作的领导者有一定的联系[3]88。

2.组织农民开展自卫训练。菏泽实验区乡农学校的民众自卫训练“,其办法是按地亩抽人出枪,集中到乡农学校所在地,学习训练。开始举办时,规定凡有百亩以上土地者,抽青壮年一人,带枪一枝,到乡农学校受训。办了几期以后,又改为凡有地50亩以上,百亩以下者,抽青壮年一人,带枪一枝受训。最后,不足50亩土地者,两户或三户合并一起,抽一人一枪受训。还规定,入自卫训练班者,必须是男性,年龄为18—30周岁,有无文化皆可。凡被抽人出枪的人家,均是农村中的富户,他们当中大部分能够带枪支参加训练。个别的富户,因怕受训或担心被抽去当兵打仗,则出钱雇人参加训练。”民众自卫训练是分期分批进行的,每期四个月。训练内容无非是由军事教练人员教些步兵操练、刺枪等军事常识,有条件的乡农学校则还可能请些拳师教授武功,如打拳劈刀等等。也有少量的文化教育课。这种民众自卫训练在菏泽各乡农学校大概办了七八期,全县受训练的人估计在1万人以上。民众自卫训练对地方治安状况好转的作用,是人所共见的,也是梁漱溟他们所乐道的。

3.成立乡村学校。1935年初,山东省政府计划在全省内增设13个县为县政建设实验区,并推行乡农学校。为此还设立了一个县政建设实验区长官公署,由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王绍常担任实验区长官公署长官。年底,由于日本策动“华北五省三市自治”,华北局势紧张,在梁漱溟他们的鼓动敦促下,韩复榘同意在山东实施一个三年计划,以应付日益紧张的局势。这标志着乡村建设运动进入备战阶段。这个三年计划,就是准备用三年时间,在山东全省各县普遍设立乡农学校,推行菏泽模式。由于仓促之间作出这样一个决定,人员的短缺是十分明显的。于是省政府决定将山东省分为几个行政区、分期分批来进行乡农学校的建立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加紧培训人员。1936年4月,梁漱溟他们征得省政府同意,将省里12个师范学校快要毕业的学生征调过来,集中训练半年,实习两个月,便分配到各乡农学校工作,担负下级行政的责任。同时,又对研究院作了些改组,将原来的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改组为乡村建设师范学校。此外,还在济南成立了一所乡村建设专科学校,以培养较高级的技术人才;在济宁,则成立了一个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由韩复榘兼任处长,梁仲华任副处长。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梁漱溟他们的整个乡村建设运动,也只好告一段落。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失败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失败的原因,除了日本的入侵之外,最直接而显而易见的,是韩复榘及其部下不积极抗日,反而在撤退之前利用乡农学校拉丁派款抢枪,由此使乡农学校招致民怨,而置乡村建设运动于死地。

三、梁漱溟的建筑理念

尽管梁漱溟不是一位建筑学家,但是在乡村建设过程中,他深刻地认识到了建筑在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首先,建筑是社会组织形式的基本载体。建筑的功能,除居住之外,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因此,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建筑。而中国传统乡村建筑,其其主主要要的的功功能能是是居居住住,,基基本本上上不不具具备备政政治治、、经经济济、、文文化化等等方方面面的的功功能。因此,造成了中国乡村长期以来发展缓慢,现代化程度不高的现状。对此,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或者说乡村改造必须从建筑入手。具体而言,就是建造具有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功能的建筑。同时,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问题主要是文化问题[4]92。从改造文化入手,从而促进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因此,在乡村建设之初,梁漱溟便着手于乡村学校的建设。而梁漱溟所要建设的乡村学校,其不仅仅是具备教育功能的。同时,也是具备政治和经济功能的。由于传统乡村地区长期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以及农民长期受到封建政治的剥削压迫。因此,农民对于具有行政色彩的组织是非常不信任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建立一个单纯的政治机构,显然不能够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实现梁漱溟所提倡的“农民自觉”。而学校所具有的文化功能、教育功能,更容易被农村地区的人民所接受。尽管学校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是从一开始,梁漱溟便有意识地淡化学校的行政色彩。

在学校建筑的设计上,梁漱溟要求从满足农民的教育需求、文化需求出发。校舍不一定要建设得很豪华,但是,场地一定要大,能够让更多的农民能够参与到学校活动之中。在《邹平实验县设立乡学村学办法》一文中,梁漱溟提出了系统性的乡村学校建筑思想。从内容上来看,梁漱溟事实上是将乡村学校作为乡村地区的基本组织形式,并以此取得传统的乡村行政组织形式。根据梁漱溟的设想,乡村学校成立后,整个乡村的组织结构将发生以下几方面的变化:一是学校的行政权实则由学校掌握。取消村长制,成立学董会。其次是村民学生化。学校成立后,村中男女老少都成为学众。一方面接受学校的教育,另一方面拥有参与学校及村事务的管理权。同时,对于如何参与事务管理,梁漱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例如要积极参与会议,要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要学会尊重他人,要关心团体,要敢于负责,要遵守规约,要遵守秩序,要尊敬学长等。三是行政工作者职能的转变。在传统行政模式下,行政工作者,或者说是公务员,其基本的工作是管理。而在以学校为组织形式下的乡村工作者,其主要的职能是教育。在梁漱溟看来,一个乡村建设者如果不具备教育能力,那么便不足以胜任此项工作。

从总体上而言,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具有非常浓重的乌托邦主义色彩。但是他对于建筑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作用的认识是深刻的,对于在乡村加强学校建设,发展学校建筑的认识是正确的。虽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由于各种不利的历史条件而最终失败,但是,其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其对于新农村建设以及乡村建筑形式的选择等方面所具有的启示意义,仍旧应当得到肯定以及深入的研究。

摘要：20世纪30年代初,梁漱溟在山东地区从事了长达七年的农村建设活动,并且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梁漱溟的建筑理念体现在,拓展了建筑的居住功能,从而使建筑成为文化、经济以及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

梁漱溟和他的乡村建设 第3篇

1938年1月5日，梁漱溟在外甥和一位朋友的陪同下，乘坐军用卡车从西安出发，一路向北，目的地是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除了朱德、刘少奇、贺龙和林彪少数几位，他都一一见到。此行的重头戏，是在寒冷的窑洞里，与毛泽东的交谈。在延安停留的18天，他们见面八次，深入交谈六次，每次谈话至少两小时，有两次甚至是通宵达旦。此时，梁和毛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参议员。

这是梁漱溟的第一次延安之行，却非与毛的第一次相见。早在“五四运动”之前，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临时图书管理员，梁则是北大哲学系讲师，两人在杨昌济的家里见过面。他们都出生于1893年，梁并没有记得当初的那个乡下同龄人，而毛则清楚地记住了对方，印象还不错。个中原因，大概是梁漱溟不过一讲师，远没有如胡适等“海龟”的高高在上，对毛并无小觑。

在延安的第一次见面，梁漱溟就把他刚出版一年的新著《乡村建设理论》，赠送给了毛泽东。《乡村建设理论》是梁的重要著作，凭此确立了在乡村建设领域的代表性地位。他们的谈话重点自然是中国危机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以及中国将向何处去，这是《乡村建设理论》一书的重点。谈话中，两人有着根本的分歧，梁漱溟的话语体系是文化和秩序，而毛的则是阶级和武装。

穿着厚长袍的孔子传人，与穿着短军衣的马克思传人，各说各话，谁也无法说服谁。彼此的健谈和阔论，却吸引着对方。1949年梁漱溟选择留在大陆，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在此刻做足了铺垫。当然，彼此也有共同的认识，比如以改造农村为重点，从农村出发。梁漱溟的此行，正是因为共产党在延安的农村改造，与他力行多年的乡村建设有着一定的暗合。而他倾心推动的乡村建设，一年前，面对日本侵华不得不停下实验的步伐。

乡村建设，或者中国的根本问题与出路，梁漱溟思索了十多年方有结果。其乡村建设理念，首先需要开办乡治讲习所，他亲自拟定详细的试办大纲。只是复杂的公文审批程序，让梁感到厌倦，他自认时机未到，于是暂时放弃了实践理想的机会。此后的两年，梁漱溟先后参观了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学校，黄炎培创建的江苏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基地，以及晏阳初主持的河北定县乡村改造实验。这三处实验，各有特色，侧重点不尽相同，代表了乡村建设的方向。

深入考察，给梁漱溟带来了丰富的思想养料，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也正式成熟。陶行知、黄炎培和晏阳初所努力的方向和内容，梁漱溟认为并没有全局观念和整体方案，治标不治本，如果不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整体布局，则无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开出的“药方”是，以乡村建设重建乡土中国的秩序，从根本上扭转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进而完成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转变。

为中国诊断病症，并开出药方，是梁漱溟的宏大抱负。他自幼便有经国济世之志，深受梁启超的影响，希望有朝一日成为“王者师”（即“国师”）一樣的人物，梁启超就是“王者师”。年纪稍大，他又转而膜拜章太炎，从君主立宪派转向革命共和派。他在北京参加了同盟会，为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做后勤。民国建立，当了一年多的记者，梁漱溟亲眼目睹政治的肮脏，转而用心研读佛法，皈依佛教，立志成为高僧。几年的研读结果，化作了《究元决疑论》一文，却又戏剧性地改变了他。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读过该文后，遂邀请他出任哲学系讲师，讲授印度哲学，而梁漱溟只有中学学历。

“到了北京大学，同一些知识分子在一起，就有了好胜的心，身体的势力上升，就想结婚，所以我是到29岁才放弃出家。”梁漱溟所说的“好胜”，体现在他的研究兴趣，从佛学转向了儒学。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各派论战激烈，他以“新儒家”自居，与各派争鸣。

从不食人间烟火，再回到“人间”，梁漱溟重燃他的“王者师”抱负，就像孔子一样，希望为万世开太平。他思考的问题已由抽象的文化落到现实的政治上，他期待在现实的实践中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也就是他所称为的“乡治”。

此时，三个河南年轻人，彭禹庭、梁耀祖和王柄程，正忙着创办河南村治学院。这三个年轻人，都毕业于司徒雷登创办的汇文学校，一腔热血，既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在积极探索乡村的文化复兴，为建立新秩序而努力，他们成为19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三剑客”。结识梁漱溟后，他们立即邀请梁一起创办刚刚起步的学院。梁漱溟爽快答应，从北京来到开封，出任村治学院的教务长。梁漱溟到来后，提出了村治学院的主要目的，“研究乡村自治及一切乡村问题，并培养乡村自治及其他乡村服务人才，以期指导本省乡村自治之完成”。

1930年1月，河南村治学院开学，录取各地学员240人。因梁漱溟之大名，更有多位名流参与，村治学院名噪一时。可惜的是，开学半年后，“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大战蒋介石，结果冯、阎大败。河南村治学院的筹办，得到的支持正是阎锡山和冯玉祥，以及冯玉祥的部下韩复榘，他们溃败，学院也随之解散。

1931年春天，一大群知识分子模样的陌生人，从山东周村火车站下车后，拖着成箱的书籍和各种行李，乘坐马车来到邹平县城。看他们的穿着，有的长衫礼帽，有的西服革履；听他们的说话，南腔北调，都是外地口音。这一大群陌生人的到来，在平静的邹平县城引起不小的轰动，一时议论纷纷。

在这群人中，就有梁漱溟、梁耀祖等人。

中原大战结束，韩复榘失去了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于是脱离冯玉祥，投靠蒋介石，随即被蒋委任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他在接见梁耀祖时，建议他们重新在山东开办一所村治学院，继续当初未竟的事业。这让梁耀祖大感意外，于是重新集结人马，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选定邹平为实验区。梁耀祖出任院长，梁漱溟出任研究部主任。

胸无墨水的韩复榘，十分服膺梁漱溟，开口必称“梁先生”。他认为，不搞改革就没有出路，但自己才疏学浅，不会搞改革，今后的改革就依靠梁先生了。迷信梁先生的韩复榘，聘请梁漱溟为“政治高级顾问”，并从省政府先拨款10万元，作为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经费。

学院创立之初，梁漱溟亲自主笔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以此体现他的办学思想、理念和方法。此后，梁漱溟成为研究院的灵魂人物，

1931年6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学，学员来自邹平等27个县，每县10人，共270人。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下设研究部、乡村服务训练部、邹平实验县、农场、社会调查部、医院卫生院和图书馆。梁漱溟担纲的研究部，主要工作是具体研究山东的乡村建设方案，招收的学员都具有大学、专科或同等学力的人，学制两年，享受公费，每人每月补贴10块大洋。课程分基本研究和专科研究，基本研究包括社会进化史、乡村建设理论和军事训练，专科研究包括农村经济、农业改良、产业合作、乡村自治、乡村教育和乡村卫生等。1931年第一届招收30名学生，1934年和1935年又办了两届，各18名，共培养研究生66名。

从开学到1933年的两年多时间里，乡村建设的进展并不大，当地政府和民众对这个新事物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南京国民政府也没有给予该实验自主权，改革的束缚太多。1932年12月，国民政府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县政改革案》《地方自治改革案》等。1933年7月，山东省政府根据此次内政会议精神，制定了《县政建设研究院实验区条例十一条》和《实验区条例实施办法二十条》，确立邹平和菏泽为县政改革实验县，两个实验县均隶属乡村建设研究院。

有了国民政府的政策支持，乡村建设实验获得了合法身份，与国民政府的县政改革实验合二为一，实验县可以截留50%的地方收入作为实验经费，自主权非比以前。梁漱溟亲自担任了研究院院长，实验县的各级行政人员由研究院任命，实验县的县长人选也是由研究院向省政府提名，梁一度兼任实验县县长。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梁漱溟一展抱负的客观条件已然具备。政府改革、廣办教育、发展经济和乡村自卫，成为梁漱溟推进乡村建设的四个主要内容。他多年期待的“政学合一”终于有了实验平台。

梁漱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引来一大批知名教授的参与。正当他醉心于实验的热火朝天之际，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响起，3个月后，日本的侵略步伐已入山东，韩复榘无心抗战，步步败退，梁漱溟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同事被迫撤离。此后，梁漱溟以民间人士，被选入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参议员，为抗战四处奔走。抗战胜利不久，国共内战爆发，梁漱溟为和平积极斡旋，已无心无力再继续他的乡村建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