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的地位

2024-08-31

毛泽东思想的地位(精选9篇)

毛泽东思想的地位 第1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业

浅析毛泽东思想的曲折发展

【摘要】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规律。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的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背景条件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科学体系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他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武器,是社会主义中国立国建国的思想政治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的理论先导,是中华民族团结振兴的精神支柱。

一、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背景及条件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具有独创形式和内容的理论思维,是一种历史产物,是应时代的呼唤和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首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前的社会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先进阶级的科学革命理论作指导。而作为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适应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继续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

其次,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近代工业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新的社会生产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开始不断地壮大。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和领导阶级,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一方面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也为马列主义的传播及其中国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阶级条件。

第三,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与引进,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形成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启发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为中国先进分子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进而为马列主义的引进与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19午俄 1

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之后,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巨变。

第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形成的实践基础,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前提,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只能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伟大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这次伟大实践活动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理论总结。

最后,20世纪前中期世界和中国政局的变动,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形成的时代背景。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形成于20世纪前中期,当时时代的主要特点是战争与革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了革命形势,随后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和推动了世界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

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中,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起来的。这一过程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毛泽东思想的萌芽(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到1927年的国民革命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领导群众运动并开展北伐战争,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所遇到的问题给予科学的回答。在这个阶段,毛泽东领导了工农运动,从事国民党的组织与宣传工作,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认真的理论探索。他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体现了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初理论成果。概括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革命的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也是毛泽东思想开始萌芽的标志。

2.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成阶段(从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到1935年遵义会议)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从失败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问题,并在“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踏上了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征程。

毛泽东在开辟民主革命新道路过程中,他在理论上论述了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原因与条件,以及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概念和思想,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此后,毛泽东还在党、政、军、人民活动等方面,制定了适合当时国情的方针政策,丰富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的内容。从而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标准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成。

3.毛泽东思想的成熟阶段(从1935年的遵义会议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

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达到成熟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战争时期。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地位,并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实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第二次转变。在抗日战争的伟大目标中,毛泽东引导全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意在解放思想的整风运动,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正确认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思想发展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开展而达到成熟。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进一步揭示了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总结了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从理论和政策上完善了统一战线思想。这一切说明,毛泽东思想已经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具有丰富、完善、严密的科学体系,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

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概括来讲,它在以下几个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即:(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三)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四)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五)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

(六)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

毛泽东思想的各部分内容以及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部分内容之中的活的灵魂,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一体系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

1.科学性。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被实践证明了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2.独创性。毛泽东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但不拘泥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有的结论,是根据中国特殊情况所作出的理论创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3.完整性。毛泽东思想是在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状况的基础上,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领导、道路、前途、步骤及转变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因此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它。这个科学的态度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首先,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绝不能用毛泽东在某一时间内和某一条件下对某一问题所说某一句话或某一个观点,去代替对毛泽东思想的整体性把握,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完整、准确的理解。

其次,要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严格区分开采。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则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主要指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和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等“左”倾错误观点。这些错误理论观点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明显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因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

第三,要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客观的真理,科学的理论。它的基本原理,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必须坚持的。但是毛泽东思想也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真理,只是为认识和发展真理开辟了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必定要随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而不可能一成不变的。

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而贯穿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它们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理论和活的灵魂,构成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四、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它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毛泽东思想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主要就是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理论,即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在科学分析中国国情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指明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道路。

第二,毛泽东思想是社会主义中国立国建国的思想政治基础。在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指导下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第三,毛泽东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先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大实践,在这两大实践过程中,分别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前者中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思想,为后者提供了借鉴和启迪,前者中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要思想,为后者所吸收,成为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前者的活的灵魂为后者所继承而得到继续发展。

第四,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团结和振兴的精神支柱。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并指导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也是激励和形成中国革命精神的过程。毛泽东所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所培育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等等,培育了几代中国人民,成为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振兴中华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动力。

第五,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中国革命胜利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它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道路,它的正确的经验上升为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并孕育和启迪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

参考文献:

〔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十二大以来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刘少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邓小平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毛泽东思想的地位 第2篇

班级:工管082姓名:牛伟帅学号:200807010223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现代意义

摘 要:毛泽东思想把中国从黑暗中拯救出来,又引领着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富强。在中国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它给予了不同的引导,在历史的潮流中不断进步,完善。在祖国一日千里的变化里,它依旧就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意义

毛泽东思想是指以伟大领袖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的丰富经验进行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在历史上,毛泽东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会在黑暗中摸索。”在**的年代,中国的社会情况一变再变,毛泽东思想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有日军大扫荡式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有中日对峙时的“在精神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有反动派猖獗时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有在即将迎接光明时候的“向日军发起最后一战”,它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为新中国的到来立下了汗马功劳!

邓小平也曾作过这样的回顾:“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新华网报道曾提到,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数十年的革命实践证明,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正如刘少奇所说:毛泽东思想“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找到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提出了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外交等方面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而且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是鸦片战争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进步潮流同十月革命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进步潮流相交汇中应运而生的。它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更是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鲜明特点。毛泽东思想,一方面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又完全是中国的,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毛泽东思想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支柱,将长期激励和指导我们前进。

由此,也许有人会说,毛泽东思想确实为中国的独立,自主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是随着改革开饭的春风,时代的变迁,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了。如果这么认为的话,谭荣邦教授会给予你答案。

江泽民同志始终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1

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特别是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十二大关系的思想和《 论十大关系》 的联系,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和《 新民主主义论》 的联系,更具有历史的典型性意义。可以这样说: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有着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功底,才能更深刻地领会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更好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同时谭荣邦教授认为,泽东思想是开拓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锐利武器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反转来又成了认识和改造中国的锐利武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一个国家革命要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思想的实践价值,就在于它根据理论和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原则,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以和平改造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从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出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这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的科学把握,也是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三农”建设理论和实践的继承和发展。尽管毛泽东本人没有明确提出建设新农村的概念,但从他的有关论述、文稿及在他指导下形成的一系列文件指示中,仍可大体勾勒出他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构想。其中,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走农业生产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农村基本的组织形式;采取多种措施发展生产,逐步改善农民生活,是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中心任务;大力兴办农村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事业,是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重要内容;注意协调好各种关系,是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农村的重要保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支援农村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农村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今天,我们总结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经验教训,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动摇,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不动摇,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动摇,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本不动摇。

所以,无论是改革开放、三个代表,还是和谐社会、三农问题,都和毛泽东给思想紧密相连。毛泽东思想正如一座永不衰竭的矿藏,等待着人们一步一步的挖掘,每进一步就会有新的认识,新的惊喜。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毛泽东思想承载着中国的历史,也暗藏着中国的未来!

参考文献:

谭荣邦毛泽东思想

郑言实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学术研讨会综述

汉江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毛邓三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1、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1.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2.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3.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2、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

义。邓小平理论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1.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2.邓小平理论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3.邓小平理论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尽管现在国际国内的形势比起当年有很多新的变化,但是邓小平理论为我们确立的基本思想依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儒家思想地位的演变及原因 第3篇

一、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但被冷落

儒家思想提出“仁”的学说, 主张以“爱人之心协调人际关系”, 强调“民贵君轻”, 提倡放宽刑罚, 减轻赋税。这些主张虽有一定的进步性, 但在当时诸侯纷争的情况下, 儒家思想无助于实现统一, 距当时激烈的社会变革太遥远, 必然受到统治者的冷落。

二、秦朝时期遭到压制

秦朝时期, 儒生依然遵循旧的思想主张, 非议郡县制, 站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对立面, 不但不能为封建统治者服务, 而且落后于形势的发展, 遭受压制在情理之中.

三、西汉时期获得独尊地位, 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董仲舒对儒学进行了改造, 宣扬“君权神授”, “天人感应”, 提出“大一统”和“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理论, 正适应了汉武帝实现“大一统”, 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 由此便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尽管后来受到一些冲击, 但从来没有动摇儒家思想作为封建国家统治思想的地位, 相反后来的儒学体现了兼收并蓄, 与时俱进的特点, 这也正是它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四、鸦片战争到文化大革命, 儒学的影响力愈来愈弱, 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之初, 就曾将村塾中供奉的孔子牌位撤掉, 发动起义后他们掀起了猛烈的反孔活动, 如果我们把太平天国对儒学的冲击看做是因为他们对宗教的狂热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就更为激烈了,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对以孔子和儒学为代表的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旧礼教, 旧道德发起猛烈攻击, 揭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 鲁迅更斥之为“吃人的礼教”, 儒学的地位受到严重动摇。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马克思主义无可挑战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儒家思想便一直遭遇厄运。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掀起了“批林批孔”的闹剧, 对儒学进行了有组织地全方位地彻底批判。至此, 把对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批判推向了一个高潮, 儒学的社会影响变得微乎其微了。

五、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 对儒学重新再认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对中国的传统儒学思想也有了更为客观的认识, 总的原则是弘扬其中的优良部分, 剔除其中的糟粕。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了要弘扬民族精神的号召, 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儒家思想在当代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政治上的大一统的观念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团结, 以人为本的治国思想有利于今天的政治建设;经济上的民本思想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义利观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道德修养上所倡导的道德规范有利于培养现代公民意识, 和为贵思想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国际关系。

葛洪伦理思想的历史地位研究 第4篇

关键词:道教伦理;葛洪;《抱朴子内篇》

一、道教产生的时代背景

道教伦理萌生于汉末曹魏,上古斋戒仪轨是其主要历史渊源,五斗米道、太平道等都实行过一定的组织规范与戒律。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道教革新的重要手段。道戒全面兴起,道教伦理伴随着道教的理论体系一同臻于成熟,奠定了发展基调:一是融摄儒家纲常,结合成仙信仰,突出仙道兼修的伦理思想;二是吸收墨家兼爱,强调群体协作与自身修养并重的伦理观念;三是以神道设教,称神灵为人伦最高主宰的伦理说教。道教伦理在形式上灵活丰富,品类繁多,繁简结合;在思想上有突出的养生意识、生态意识及三教合一主张。

从原始巫术、汉末的农民起义工具到唐代的国教,道教一直在宗教化,进行自我改造,这些改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不可忽视的就是葛洪在两晋时对道教进行的多方面改造。而要说明葛洪在道教史上的地位,就不得不从他所处的时代说起。

中国古代思想曾经经历过两次巨大的变革,一是自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至西汉整合而为天人感应神学;一是自两汉儒学独尊经魏晋之际至宋代整合而为理学。汉学向宋学的这次转变在学术界通常也被认为是儒、释、道三教由冲突演化至融合,逐渐形成特殊的三教合一格局的过程。这种特殊的多元文化结构,一直维系至近代。

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思想转型期之一的魏晋之际,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极腐败、政权大更迭、社会大动荡的时代,同时也是罕有的思想文化的解放时期。鲁迅称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宗白华评价这一时期“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的大自由”。在这个动荡不安和个性觉醒,政治钳制的高压与思想自由的大胆同样惊人的并存的时代,不同的学说和意识形态经历了冲突与较量,改造与糅合的过程,在思想文化事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玄学与道教是其中最富代表性的思潮。

玄学是对动荡的社会现实的反思,它的主题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探讨人如何生活才有意义和价值、人如何才能超越世俗社会的束缚而获得自由的问题。一些玄学家常常将自己的生命理想寄托于神仙世界,从而推进了以个体的长生不死、自由愉悦为宗旨的神仙说在社会上流行,以至于魏晋名士从“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的形神观出发,既注重“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生”,又以服药行散,养形以求长生为时尚,这在客观上将道教的生命理想凸现了出来。

在主流意识形态崩溃、社会危机和思想危机加剧的历史条件下。传统学术思想中的“非正统”因素被激活,玄学与神仙道教分别由理性与神学的角度做出反应,建构儒道会通的理论体系,树立魏晋社会士人人生价值取向的指导方针,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两者虽然一为宗教,一为哲学,但处在同一个历史阶段,相同的社会环境下,其理论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是魏晋时期以门阀士族为主的士人阶层根据自己独特的感受与心态,以道家的老庄思想为核心,融合儒道发展形成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道教是以先秦道家为思想渊源,吸收、融合了阴阳五行、儒家谶纬学说中的神秘成分以及祭祀醮仪、祈福免灾的方术修持方法,而逐渐形成的泛神论宗教,是中国三教文化之一。魏晋不仅是玄学大兴的时代,同时也是道教结束原始风貌,建构起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的时期。士人将神仙方术与道教宗教思想相结合,对道教理论作了建设性的发展,因此,这一时期的道教又称为神仙道教。而葛洪便是对神仙道教理论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

二、《抱朴子内篇》成书背景

葛洪(公元283—363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东晋丹阳郡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县)人。生于晋武帝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卒于东晋哀帝兴宁元年(公元363年),著有《抱朴子》、《肘后备急方》、《神仙传》等众多著作。其中《抱朴子内篇》是神仙道教的重要典籍,全书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

汉末至魏晋,道教从民间蓬勃兴起,并逐步发展为神仙道教。道教信仰的核心是神仙信仰,这是道教不同于其他宗教教义的最显著之点。道教是追求“长生久视”、“肉体成仙”的宗教。但是,对于人如何才能实现不死而成仙的理想,在学术理论上却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以致怀疑神仙的真实存在者大有人在。道教要想取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在理论上证明成仙的可能性。

虽然在汉末创立时道教已经有了某些教义和理论,但无论是《太平经》还是《老子河上公注》、《老子想尔注》等都还不能说已经使得道教的宗教理论系统化。而葛洪这位“神仙道教在创始时期的理论与仪式的奠基祖师”在东晋初著《抱朴子内篇》,不仅为道教构造了种种修炼长生的方法,而且还为它建立了一套宗教理论,使得此后的道教宗教理论不断得到发展。

受玄学的影响,葛洪的代表作《抱朴子内篇》,通过张扬“玄道”的超越性、神秘性,不仅从本体论上对神仙的性质作了说明。而且对人的肉体可以获得长生,以及如何得道成仙等作了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论述,促成了道教第一套宗教理论的成形和出现。

汉末的五斗米教与太平道虽然在后世被视为“道教起源”,但实际上它的内部组织规范与知识技术的混乱,特别是它采取的与主流社会和话语权力的对抗姿态,其实给后世道教在社会上的公开存在带来相当的麻烦。

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对以往的神仙信仰和各种方术作了系统的整理和理论上的阐述,并且和儒家的纲常名教结合起来,对民间道教和某些“流俗道士”的活动猛烈攻击,这对道教从原始民间宗教向成熟的以仙道为中心的官方宗教的方向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将道教改变为为统治者服务的宗教”,道教从此开始向主流文化和上层社会靠近。另外,从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主要是试图对葛洪的道教伦理思想的历史地位进行考察,而这些重要的文本便是他的《抱朴子内篇》,其他著作中只是零星掺杂而已。就《抱朴子》一书的内外篇而言,毋庸置疑《内篇》的核心地位,相对而言《外篇》无论是在葛洪本人的思想体系内部或者是对后世影响、历史地位而言都要差很多,

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将选取《内篇》作为考察文本。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外篇》中葛洪提出的伦理思想是他所构建的神仙道教伦理体系一部分,不过正如他在《内篇·明本》中所说:“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其实这个观点已经可以一定程度上体现和代表《外篇》了。《抱朴子外篇》所阐述的是儒家的思想,而这些通过《内篇》中“道本儒末”加以统摄,而且体现葛洪神仙道教思想的内容绝大部分在《内篇》当中,所以,本文将对《内篇》考察,但也会对两者的联系加以说明。

三、《抱朴子内篇》伦理思想考察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第5篇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深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极端重要性,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途径,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道路,为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为实现这个任务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根、开花、结果。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形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所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奋斗方向、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指导着党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推向前进。

2.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找到了一条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提出了许多很有启发性的论断。他不仅领导我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虽然,今天的形势有了重大的变化,但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论述,为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继续提供着十分宝贵的理论指导。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天依然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

3.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与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和降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如果不了解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深刻的认识。毛泽东思想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具有普遍的意义。毛泽东追求和倡导的中华民族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远大理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奋斗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等等,依然是中国人民不断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将长期激励和指导我们前进。

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有一个怎样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也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前途,不仅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思想的地位 第6篇

论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意义 摘要: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毛泽东思想则正确的指引着中国人民在发展的道路上前进,照耀着中华民族朝着一个又一个目标奋进。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是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具有特定的科学涵义。它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理论原则的代名词。因此,毛泽东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

二、毛泽东思想是开拓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武器

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升华,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划阶段的重大标志

毛泽东思想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思想推动马列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导思想

二、毛泽东中国现代化思想中的正确与失误,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毛泽东思想的地位 第7篇

第一讲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历史地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第一节毛泽东思想产生的主客观条件

一、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

1、时代背景

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形成于20世纪前中期。当时时代的主题是 战争与革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加剧,造成革命形势。

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

家,从此开辟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 欧洲许多国家接连爆发无产阶级革命。

 东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

 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世界历史潮流的变化,顺应时代的潮流,得出“走俄国人的路”的历史结论。

2、历史经验

 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反动思潮及其反对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总结经验教训

中发展起来的。

 首先:毛泽东思想是在同社会上反动思潮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遭到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阻挠。以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代表的反动势力,更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要实行思想上、政治上的“围剿”。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反动势力的“围剿”并没有能够阻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却从萌芽、形成达到了成熟;

 其次: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反对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总结经验教训中发展

起来的。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起,中共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经陷于绝境。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瞿秋白、李立

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

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最早,贡献也最大。不仅在实践中正

确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成就,而且在理论上明确提出并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率领全党为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3、实践基础

简论孔子的思想学说和地位 第8篇

一、孔子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孔子 (前551~前479) , 名丘, 字仲尼, 祖籍在今天的河南商丘。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而得不到重用, 晚年致力于古文献整理。相传孔子先后整理了《诗》、《书》、《礼》、《易》、《春秋》等书籍。而孔子一生的言论经过他的弟子以及再传子弟的整理, 形成了《论语》一书, 折是儒家的经典著作, 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孔子所处的春秋末年, 社会动荡, 诸侯争霸, 战争连年不断, 曾先后出现春秋五霸。长期的战乱, 使社会生产、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同时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因连年战争, 不断加重对人民的搜刮、盘剥, “苛政猛于虎也”。在这种情况下, 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 社会关系遭到严重破坏, 这是孔子的“仁”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春秋时期社会发生剧烈变革, 旧的井田制、分封制、宗法制日趋崩溃, 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 社会秩序混乱不堪, 社会的价值观遭到破坏, 社会迫切需要一种制度来规范约束统治者之间、统治者与人民之间以及人民之间的关系, 而西周初期的社会制度, 在当时对社会的稳定作用, 使孔子认识到要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必须恢复西周的礼乐典章制度, 恢复和维护周礼, 把颠倒了的社会等级秩序重新恢复正常。孔子所处的时代, 教育被官府垄断, 贵族子弟享受教育权利。孔子认为社会秩序、人伦关系遭破坏, 其重要原因就是贫困子弟无法接受教育, 无法理解周礼的社会价值。儒家学派诞生地是当时的鲁国, 而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周公旦是周朝开国天子周武王的弟弟, 周公旦长期在周王朝执政, 在历史上名气很大, 他的封地鲁也就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之一。鲁国因此保留了很多的西周文化传统, 这不可能不对对孔子产生影响。

二、孔子的思想主张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仁”和“礼”, 《论语》中有109次提及到“仁”, 有75次提及到“礼”。对于“仁”和“礼”孔子有多重解读, 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仁者爱人”和“克己复礼为仁”。“爱人”是对统治阶级内部和外部矛盾的承认。在统治阶级内部, “爱人”就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在统治阶级外部, “爱人”就是把阶级压迫控制在老百姓能够承受的程度, 不致使阶级矛盾激化。他认为, 作为一个“仁”者, 应该是“泛爱众”、“亲亲”、“能爱人, 能恶人”, 还应该做到“己预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仁”的思想包括了对老百姓的关心和爱护, 包含了民本思想, 也是他所提倡的道德观和伦理观。“礼”是指周朝统治者建立的宗法制度, “克己复礼”就是克服主观喜好, 承认“礼”的客观存在, 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要求。孔子认为只有对自己进行克制, 才能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周礼的规范。如果一个人做到了“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 那么这个人就具有了仁德。孔子还要求统治者要体察民情, 爱惜民力, 要“为政以德”, 对待老百姓不要过分的压制和剥削, 要用“德”去教化老百姓等。另外孔子对鬼神的存在持怀疑态度, 主张对鬼神敬而远之, 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间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的位置。

三、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在孔子之前, 学校主要是为贵族子弟服务的, 一般的老百姓子弟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这就是所谓的“学在官府”。随着社会的发展, 到了春秋晚期, 封建制逐渐取代了奴隶制, 这时民间的私人讲学也逐渐兴起了, 孔子开始兴办私学, 招收平民子弟学习。相传孔子弟子三千, 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在教育方面, 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教育原则和教学方法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主张“有教无类”, 突破了“学在官府”的限制。孔子也是我国第一个提出“因材施教”的伟大的教育家, 他认为学生之间存在个性的差异, 也存在者程度的高低, 所以在教学中孔子主张“因材施教”, 对不同的学生给予不同的指导。“中人以上, 可以语上也, 中人以下, 不可以语上也”。另外, 孔子还针对学生的不同缺点, 对症下药进行教育。孔子要求学生学习要实事求是,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在文化传承上, 孔子整理出《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典籍, 被后人称为“六经”。

四、孔子的哲学观

天命观上孔子曾对殷周以来的天命思想深信不疑, 他认为, 天是有意志的, 天可以主宰一切, 人的命运也是由天来安排的,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然而, 类似于颜渊遵天命, 却穷困潦倒;子贡不受命, 却货财满篋等活生生的事实的发生, 使孔子对天命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他不再把天命作为言说的重点, 而是对自己的思想辐射点做出了重大抉择, 着重关注人, 关注现实, 这一转变, 使儒家最终没有走上宗教之途。在认识论方面, 孔子把人分为“生知”、“学知”、“困学”、“不学”四等, 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 学而知之者次也, 困而学之者又次也, 困而不学, 民斯为下矣。”他提倡“多闻”、“多见”, 认为知识靠“多闻”、“多见”来获得。与此同时, 孔子提出思考的重要性, 主张思考要建立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之上, 否则便是空想, 这在一定意义上已接触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 而且相当重视理性认识。孔子还主张说话要慎重, 但做事要敏捷, 而且要求言行一致。

五、孔子思想的地位

儒家思想地位的确立与音乐观念 第9篇

关键词:儒家细想;地位;确立;音乐观念

汉武帝时期,随着中央集权不断稳固,人民的生产生活得到了恢复发展,整个国家政治安定,经济繁荣,西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但随之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如匈奴的侵扰、官吏的腐败、诸侯的各自为政、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矛盾的不断加深等。在意识形态领域,汉初虽然推行了黄老学说,但并没有禁绝其他诸子学派的流传,这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治制数变,下不知所守”的局面。因此,“黄老之术”也显得与社会越来越不相配,统治者必须加强思想领域的监管,从理论上论证中央集权,以巩固西汉的统治,预防内忧外患。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审时度势,在政治理论上创立《春秋》大一统说,形成了一套今文经学的思想体系。以仁德儒学为核心,阴阳五行为架构,广泛吸收先秦诸家思想,构建了一个为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政治所服务的新儒学,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顺应了时代的需求。首先,董仲舒以儒学经典《春秋》为纲,阐述了《春秋》《诗》等儒家著作的治国理念,凸显了儒家思想的政治含义。其次,董仲舒吸收阴阳家的部分思想,建构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1]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一则突出了皇权的权威,为皇权天命论提供理论支持,削弱老百姓的反抗心理;二则限制皇权,虽然皇帝君权神授,但必须受制于天,顺天意行事,不能胡作非为,皇权被上天管制,顺应民心;三是提出以儒家思想为正统,“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同时董仲舒还兼收了法家、墨家等其他学派的一些思想。从上可知,董仲舒不仅确立了儒家思想的地位,更吸纳百家之所长,总结了当时的理论成果,而成为当时最前沿、最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也正因此,儒家思想成为以后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意识。

围绕大一统说,新儒学与今文经学相结合,在音乐观念上采用今文经学的观点,夸大音乐的功能,皆力使音乐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董仲舒认为“子孙长治久安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认为礼乐教化可以使国家得到数百年的长治久安,今文经学的音乐观念在西汉中后期以后的朝廷中占有统治地位。

在音乐活动方面,西汉早中期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大型乐舞百戏的演出盛况,到西汉末年已渐渐消失。终西汉晚期和东汉之世,查遍史料,再也没有发现大型的音乐演出活动了。虽然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在思想界得到了普遍的推行,但在音乐活动上却并没有严格的执行儒家的音乐观点。直到西汉中期以后,儒士们才真正掌握了朝廷的权力,有了进谏的机会,于是儒家实用的音乐观念,又有横扫一切音乐活动之势。汉宣帝时,王吉上奏曰:“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俭。”元帝时,出身为儒生的贡禹进谏的用语更为果断,他上疏元帝:“放出园陵之女,罢倡乐,绝郑声。”匡衡也进谏说:“放郑卫,进雅颂。”儒生们在获得政治权力,身份提高的同时,也在不遗余力地实现着儒学的音乐理念。于是西汉早中期以来,朝野上下蓬勃发展的民间俗乐新声,逐步受到排斥。元帝以后,歌功颂德的乐曲和由朝廷组织的大型乐舞百戏活动逐步减少。《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云:“至元帝时,以贡禹议,始罢角抵。”《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曰:“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琊郡人相食。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又罢建章、甘泉宫卫、角抵、齐三服官。”《汉书》卷九《元帝纪》载:元帝初元五年,“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2]接连几次罢乐府的措施,最后演变成了不喜欢音乐的哀帝最大规模的罢黜乐府。西汉后期,哀帝刚刚即位就下诏撤消了乐府,并且缩编了一多半的乐府官职。据《汉书·礼乐志》载:“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罢,可领属大乐,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此后,虽然宫廷的大型娱乐活动也曾经举行,但程度和场面已大不如前,而且被作为内政外交的固定模式被制度化,如“顺帝永和元年,其王来朝京师,帝做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3]顺帝汉安元年(142年)送单于时“飨赐,作乐角抵百戏。”[4]或被用在飨遣故卫士仪:“侍御史持节慰劳,以诏恩问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毕飨,赐作乐,观以角抵,乐阙罢遣,劝以农桑。”[5](故卫士,郑玄注曰指民给徭役者)原本集中在西汉宫廷中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新声俗乐表演,至此已经不再是“三百里内皆来观”的令人惊心动魄、振奋鼓舞的巨型音乐活动了。东汉李尤在《平乐观赋》中描述到:玩屈奇之神怪,显逸才之捷武。百僚于时,各命所主。方曲既设,秘戏连叙。逍遥俯仰,节以鞀鼓。戏车高橦,驰骋百马。连翩九仞,离合上下。或以驰骋,覆车颠倒。乌获扛鼎,千钧若羽。吞刃吐火,燕跃鸟峙。陵高履索,踊跃旋舞。飞丸跳剑,沸渭回扰。巴渝隈一,逾肩相受。有仙驾雀,其形蚴虬。骑驴驰射,狐兔惊走。侏儒巨人,戏谑为耦。禽鹿六驳,白象朱首。……。完全是作为一种奇文异戏来观赏,好像又同音乐歌舞相去甚远了。

通过以上我们可以知道,随着儒家士子在朝廷中的掌权,势必会把他们对音乐的观念带到统治思想中去,而董仲舒创立的新儒家的音乐观点,是夸大了音乐的功用,认为“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没有礼乐,成功的东西也会消亡,并且认为,人所以之为人,是因为礼乐教化的缘故,如果没有礼乐,“则民如麋鹿”。他还认为,人的声色欲望必须符合里的节度,“耳听正声……非度其情也,所以安其情也。”并强调“做乐以奉天”。在这种思想观点的带动下,通过以上事例,从朝廷内外,人们的音乐观念比西汉初中期有了明显的变化,开始趋于保守。

注释:

[1]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407页,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124页,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3]南朝,范晔.后汉书·东夷列传.1576页,中国古籍出版社.

[4]南朝,范晔.后汉书·南匈奴传.1765页,中国古籍出版社.

[5]南朝,范晔.后汉书·礼仪志.322页,中国古籍出版社.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范晔.后汉书[M].上海:中国古籍出版社.

[3]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中国古籍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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