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司马迁的历史写作方法

浅论司马迁的历史写作方法（精选10篇）

浅论司马迁的历史写作方法 第1篇

浅论司马迁的历史写作方法与精神美文

中国是一个热爱历史的民族，具有强大的史学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诸如《春秋》、《尚书》、《国语》、《世本》等史学著作，这些历史著作，或以国为别，或以年为纪，或如《世本》仅录黄帝以来至春秋帝王公卿士大夫之世系，不得不说皆是零散破碎的历史著作，且尚无一套完整的历史写作方法，体例上也无一定之规。至于诸子百家的著作，有汉代经学家以为亦属史书，现在看来不过是诸子为了论证个人观点而援引的例证，虽有一定史学价值，但并非专门历史著作。而对历史有了专门记述和研究方法的，则是司马迁的《史记》。

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出生于一个史学世家，因此司马迁有着很深厚的史学基础和家学渊源。其父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是一位精通天文历法及道论的史家，尤为推崇道家学说。也因此，司马迁受其父影响，理论基础虽兼采百家，但以道家为重。他在《自序》中引用其父《论六家要指》曰：“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而说到道家时，则多溢美之词：“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可见其学术思想。也难怪班固说他“先黄老而后六经”了。

另外，司马迁早年游历名山大川，参察风俗，访问古迹，采集传说也为其《史记》的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体例上看，《史记》用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体裁，以人物为历史主体书写历史，即是所谓的纪传体的体例。司马迁的最大功绩，也在于这种崭新历史写作方法的创立。

然而，纪传体的历史写作方法，以今天通史写作的标准来看，着实割裂了各历史人物和事件之间的关系，缺少史实的联系，而将历史看做是历史人物的生平家史。纪传体天然有助于研究个体命运，而缺乏对于大历史的关照，因此也难以从中找寻到社会历史变迁的规律认识。而《史记》所着重记录的历史时期，正是中国大变革大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因此不得不说，这种体例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如果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纪传体的开创，无疑是天才创举。

但是，正因为体例的缺陷，才更凸显出司马迁的过人之处。《史记》游离于帝王家史之上，不在意个人琐事而重视大历史的发展，这也是《史记》与其后二十四史相比的伟大所在。

可以说，司马迁依靠他的个人能力，一定程度的克服了体例带来的缺陷，使《史记》脱离了流水账历史的黑洞。

正如司马迁在《自序》中言“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司马迁具有对大历史观的良好关照和深刻的责任感，而本纪则因其地位之重要，天然成为他洞察王朝兴替，展现历史发展线索的前沿阵地。

在本纪的记述中，对于历史发展线索并不重要而有利于对刻画其他人物发挥功用的事件，司马迁通常将其归至其他人物身上，以便于减少干扰。我们也从中可以看到司马迁对于史实极强的把握和梳理能力。同时，也因为本纪的特殊性质，所以将本纪缀连起来，这就是将历史缀连起来，成了一部编年体通史。但司马迁在本纪的写作中着眼于构成历史线索的大事件而并不纠结于帝王家史，着眼于历史的真正主导者而并不纠结于名义上的虚君。因此，帝王虽然作为本纪的主人公，却只是司马迁用来展开历史的.线索和纽带。

世家的主人公，或称霸一时，或割据一方的掌权者，例外则是孔子。孔子无权无势，却也进入世家之列，正是司马迁看到了孔子对于后世思想文化的深远作用。

列传所叙之人，贤臣名相，诸子百家，武功大将，奇人异士，风云人物，奸佞酷吏，应有尽有。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几类人：一是以医救人者，如扁鹊仓公;二是坐拥千万的富商大贾，如陶朱公;三是以武犯禁者，如剧孟郭解;四是慷慨悲歌之义士，如专诸聂政;五是东市卜者，如司马季主;六是戏谑优倡，如优孟。从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出司马迁力在刻画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活动，展示社会各侧面。而细究起来，太史公志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志刺客“义不为二心”，志滑稽“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体现了司马迁对慷慨悲歌之士的颂扬和赞美。而《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等，则是为了“纪风俗，志迷信”，保存社会风气习俗。从这些列传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于基层社会生态的重视，因此使《史记》有血有肉，饱含热情。

司马迁《史记》的灵魂，则在于其批判精神。在《史记》中我们随处可见太史公快意恩仇，贬帝王，退诸侯，斥卿相，鄙奸佞，痛酷吏，轻商贾。而各篇之后的“太史公曰”，则成了他“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别嫌疑，明是非”的审判法庭。

《史记》极少整篇引用他人文字，贾谊的《过秦论》是一个例外。司马迁对这篇文章的引用，代表了他与贾谊相同的历史观点。他批评秦时说“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也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悲哉!”这也体现了司马迁对政权兴替，王朝盛衰的深刻思考。

而对于本朝君主，他也毫不留情，说高祖“谋计用兵，可谓尽之”，说文帝“赏太轻，罚太重”，对于武帝更是讥讽。这种历史批判精神无疑给当代史学家树立了标杆，也率先挺起了史家的腰杆。

那么，司马迁是不是没有喜欢的人呢?答案是否定的，太史公爱项羽，歌陈涉，崇义士，惋英雄，扬循吏，赞豪侠，好不快哉!

综观上述，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善何善，恶何恶，贤何贤，贱何不肖。也不难看出《史记》一书并不仅仅是历史的简单记述，更是历史的批判与思考。正如司马迁借贾谊之口所说：“鄙谚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浅论司马迁的历史写作方法 第2篇

高中历史教学在新课程教学改革的浪潮中处于最前沿，其变化之大，前所未有。原来以时间顺序编排的通史体例教材现变成了专题式教材，并且中外历史混编在一起；原来比较单一的阶级斗争史观一统江湖的局面现被多种史观（如全球史观、文明史观、近代化史观)所冲击而发生改变。如此剧烈的变化，既是对学生的一种考验，也是对历史教师的一种考验。在教学改革中，笔者几乎每天都在教学现场，不断地思考和探索历史有效教学的方法与途径，感受着新课标教学改革的压力，同时也分享到了新课标改革所带来的累累硕果。下面是笔者在教学一线总结的一些经验与心得，希望能对高中历史教学改革与实践有所启发和帮助。

首先，教师要对新老教材熟练把握，将教材中的知识融会贯通。新课标指导下编制的历史教材虽然版本众多，但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不再按照传统的通史讲述方式呈现，而是以专题的方式将古今中外的相关历史问题编在一起展示给师生。这对高中生的学习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作为执行新课改的历史教师，尤其是没教过旧教材的新教师，要花大力气将老教材和新教材都吃透，做到融会贯通，甚至还要对初中历史教材做深入了解。课堂上如果教师能够将历史知识如行云流水般呈现给学生的时候，原本一头雾水的他们会有如醍醐灌顶的感觉。反之，如果历史教师只按照教材的顺序原封不动地教下去，学生原本的对历史一点儿兴趣可能也会消失掉了。例如，在讲授“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一知识点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史实讲解上，还应该将教材中所提及的所有关于中美关系的部分都呈现给学生，如鸦片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八国联军侵华时的中美关系、北洋政府时期的中美关系、国民革命运动时期的中美关系、国共十年对峙时期的中美关系、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解放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建国初期的中美关系乃至于今天的中美关系都呈现给学生，从而让学生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一目了然，特别清晰。当然若有时间，此处也可将中苏关系的发展脉络呈现给学生，因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与中苏关系的恶化由不可分割的关系（五四运动与俄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成立与苏俄的关系、国民革命运动兴起与苏联关系。虽然在新课标的理念下，教材已不再是教学的唯一素材和资源，但是在当前大的教育环境下，如果教师不能对教材有熟练的把握，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就成了无本之木，可以说教师对教材的熟练掌握是激发学生学习历史兴趣的首要环节。

其次，教师要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新课标除了在历史知识的编排上有重大变化外，它所体现的史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如全球史观在新课标中的体现就十分明显。如岳麓版教材中关于中华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内容的阐述，就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首先教材讲述了新航路的开辟，进而讲述早期殖民扩张，再讲述殖民扩张对中国的影响如鸦片战争后小农经济的解体等。这就把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放在宏观的历史大背景下，以全球史观整合了这部分内容，改变了原来用阶级斗争史观阐述历史的模式，这无疑是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变革，更符合今天全球化趋势下人们对历史的认知。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新的观念对中学历史教师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储备提出了挑战。更新知识结构、完善知识储备的最便捷途径就是多阅读相关书籍。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尤其是下册即“1500年以后的世界”与高中历史教学甚至是高考息息相关，不可不读，正如该书序言所说，该书载读者登上月球，使读者能观察到地球全貌，使读者客观地了解到地球上诸种重大事件的发生。这本书是全球史观的典型代表，对我们理解和运用全球史观教学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著的《世界――一部历史》也是一部别开生面的鸿篇巨制，共上下两册。作者下大力气表达一切文明都是平等的，所以在每一个章节中，都认真掂量篇幅的分配，大小文明权衡处理，谁也不显得比其他更重要（钱承旦――一个马赛克式的历史大拼盘）另外汤比恩、布罗代尔等人关于文明史观的书，钱承旦、罗荣渠等学者关于近代化史观的书籍都应该细读。同时，为了扩大知识面，相关的阅读也是必要的。历史方面的如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张鸣的《重说中国近代史》、列夫多斯基《斯大林与中国》、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袁伟时的《晚清大变局》等；经济学方面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等；文学方面的如雨果的《九三年》，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斯蒂芬?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等。总之，历史教师要尽量地多读书，专业阅读与浪漫式阅读相结合，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丰富知识储备，从容面对新课改的挑战。

最后，教学中要解放思想，大胆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方法是教学的工作方式，教学是师生的共同活动，因此任何方法都具有两方面的意义：既关系到教师的工作方式，也关系到学生的工作方式。新课程要求历史课堂要活起来、动起来，改变传统教学中教师教、学生学的填鸭式教学模式。要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我们历史教师要解放思想，大胆地将多种教学方法合理地运用在历史课堂教学上，不僵化，不死板。孔子早就提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的命题。宋代张载也认为“学者不论天资美恶，亦不专在勤苦，但观其趣向着心处如何”。现代教学论提出演示法、参观法、讲授法、谈话法、讨论法、陶冶法、鉴赏法、读书指导法、发现法、探究法等，纷繁复杂，不一而足。在实际教学中发现，以下两种方法对于调节课堂气氛、增强学生学习兴趣非常有效。其一是悬念导入法，即导入新课前，设置合理的悬念，这项工作可以在一节课的课末提出也可在一节课的课初提出，均能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发学生的情感，勾起他们探究答案的愿望。如讲完抗日战争后，提出“日本人战败了，可今天日本人仍然没有对这场战争有深刻的反省，并不断地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日本人的这种态度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吗？欲知答案，请听老师下节课讲解！”这样就吊足了学生学习的胃口，当然有条件的学生也会在课下自己去查资料寻找答案，这也达到了历史教学的目的。其二角色扮演法。教师将相关的角色分配给学生去扮演，学生提前预习，查找资料。如《百家争鸣》一课，由几位同学分别代表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并陈述自己的观点，其他同学自由选择跟随某一家，四组进行辩论。这样既让学生了解了知识，有让学生深刻认识了各派的主张与其他派别的不同，而且从中锻炼了学生的思维和表达能力，起到了一箭三雕的奇效。总之，教无定法，历史教师在教学中运用自己的智慧，为学生搭建广阔的舞台，让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才是历史教学的上策。

浅论司马迁的历史写作方法 第3篇

春秋战国时期, 臣僚向君主进呈的文字统称上书。在这一时期, 社会的大发展大变革带来了一系列巨变, 公文也在文种、写作、制度等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不容忽视的是士阶层的崛起, 他们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 奏议类公文作为他们思想的载体, 呈现出独有的特色。文风上, 气势恢宏, 说理透辟, 显示了纵横家们的气魄;语言上, 骈散兼行, 尚质与尚文并存, 明畅而和谐;结构上, 渐趋完整, 注意命意谋篇;另外, 还善于运用多种表现手法, 讲究论辩技巧, 具有很强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其中, 李斯的《谏逐客书》、乐毅的《报燕惠王书》、鲁仲连的《遗燕将书》等等, 都是传世名篇。刘勰在《文心雕龙》里称“七国上书, 诡丽辐辏”[1], 说的就是上书的文辞诡异绮丽, 具有游说之风。

秦朝, 上书被改为奏, 但上书还是继续使用。秦历史较短, 加上文化专制的政策, 公文整体显得气势有余, 文采不足, “尚质而不文”[2]。奏议类公文也如此, 即使有李斯这样的大家, 《上秦二世奏书》这样的名篇, 水平仍不是很高。但从现代公文写作的角度来看, 这一特点非常符合应用文体的规范。

汉朝是奏议类公文发展的重要时期, 出现了“章”、“奏”、“表”、“驳议”等文体, 实际写作时, 虽多用“奏”、“议”, 但称呼并不一致。西汉前期, 战国纵横风气犹存, 臣僚们都崇尚感情充沛, 以气运词。贾谊的《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司马相如的《上疏谏猎》都十分著名, 流传已久。以贾谊的《陈政事疏》为例, 在这篇痛陈政事, 主张削弱藩王势力以加强中央集权的奏疏里, 开头即痛哭流涕长太息, 极富感染力;全篇多方论证, 层层推演, 使文章既明晰又缜密;贾谊把藩王势力的膨胀比作疾病, 运用比喻和夸张, 把西汉中央政权面临的问题写得入木三分;文中大量的排比、对偶也使文章气势不凡。总之, 这篇感情浓郁、气势充沛的奏疏极具汉初奏议类公文“尚情任气”的写作特点, 被誉为“西汉鸿文, 沾溉后人, 其泽甚远”[3]。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儒家思想成为了正统思想, 社会的总体思潮也发生了变化。经学开始兴盛, 士人们的个性逐渐消磨在理性思维中, 奏议类公文不再尚纵横跌宕, 转而变得温厚尔雅, 文章中作者的主体性也不再鲜明, 语气多从容不迫。《文心雕龙》中“刘向之奏议, 旨切而辞缓”[4], 就反映了这种转变。

武帝喜好的“以文自褒”使文章过分关注辞藻, 这使骈俪之风悄然兴起。受赋和骈文的影响, 东汉的奏议类公文明显不如西汉, 从表达自由、畅达的散体逐渐转向骈体, 刻意追求语言的雕琢, 不仅立意没有以前深远独到, 文中无谓的铺陈和反复的引证也使写作的总体水平下降, 不复西汉的雄风。当然, 骈俪文风的影响只是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 东汉政治腐败, 派别斗争激烈, 官僚们把重心放在争权夺利上, 而不像西汉时期具有“经国济世”的意识, 奏议类公文也因此而呈现相对弱势的局面。

魏晋南北朝, 奏议类公文多承袭旧制, 但增加了“启”这类文体。这一时期, 社会长期动乱, 儒学衰微, 思想解放, 追求个性自由成为一股潮流。这股思潮带动了审美意识的觉醒, 使骈文逐渐发展并成熟。骈文结构对称, 辞藻华美, 音律和谐, 注重形式技巧, 受到了当时人们的追捧。但这种出于欣赏目的的写作标准和规律方法被不加辨析地运用到以实用为目的的公文写作中, 使公文明显骈化。受时代文风的影响, 奏议类公文在写作中也过分讲究文采韵律、对偶典故, 片面追求形式美, 而忽视了内容和实质。除了时代背景这一方面的影响, 作者的推动力同样需要关注。由于社会动乱, 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证, 为了避免杀身之祸, 向帝王表示忠心非常重要, 奏议类公文里用于臣下向君主表示谢贺的“章”、“表”得到空前发展, 写作上也是极尽雕词琢句, 虚美浮夸。但是, 不得不提的是, 李密的《陈情表》由于将事、理、情融于一体, 理真情实, 不假雕饰, 显示了极高的写作水平和表现技巧, 而在此间脱颖而出, 成为了这一时期奏议类公文佳作的代表。

隋唐时期, 奏议类公文一般用“表”和“状”两种, 唐代还增加了“榜子”。这一时期是奏议类公文承上启下的一个阶段。由前朝继承而来的骈俪文风还在写作中占有一定影响力, 形式主义之风依然盛行, 同时, 一系列文风改革、古文运动又在促使着写作向散体的转变, 例如李谔上书抨击浮华文风, 陈子昂在写作实践上作出表率, 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等。到中唐时期, 奏议类公文的写作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 基本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以陆贽为例, 在写作技巧上, 他不仅着力于融散于骈, 把散形句式运用到骈体中, 还善于使用比喻、博喻来说明事理;在内容上, 他以小见大, 从君主的大体、国家的兴衰方面剖析厉害, 增加奏议的实用性;在语言上, 用朴实简练的文字和不常用典的习惯强调通俗平易的风格。陆贽的奏议类公文一直为后世所推崇, 他用骈文的形式负载公文, 又用公文的内容创新骈文的形式, 极好地体现了奏议类公文向文质并举迈进的成果。

宋朝时的奏议类公文沿用隋唐时期的种类, 另外增加了“札子”。文风改革也延续了下来, 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着手, 借助科举考试的改革, 成功地完成了对骈文的革新, 奏议类公文也借此较之隋唐有了更新的气象, 写作风格的散文化更加突出。到了南宋, “山河破碎风飘絮”的国家悲剧激发了知识分子们的爱国情怀, 奏议类公文的写作内容有了明显的改变, 爱国之气昂扬其中, 形成了一大特色。宗泽、李纲、岳飞、辛弃疾、文天祥等爱国者纷纷上书呈情, 表达自己立志报效国家的豪情或对无奈现实的不满。以宗泽的《乞毋割地与金人疏》为例, 全篇慷慨激昂, 情跃纸上, 不仅有对祖国美好河山的赞美, 也有为了国家不惜牺牲自己的豪情, 更有对统治者无所作为的指责, 是南宋爱国强音的代表。

元明清时期是奏议类公文的稳定发展期, 元朝有“笺”、“启”、“表”、“章”, 明、清两代有“题本”、“奏本”、“表”、“笺”、“启”、“奏折”等。在元朝, 根据研究, 由于蒙古族统治者汉语水平不高, 公文里大量出现俚言俗语, 普遍认为元代公文具有“俗”的特点。但是, 元代公文并不乏精辟典雅之作, 尤其是奏议类公文。统治者为了笼络汉族地主阶级, 吸纳了一批汉人从政, 他们的作品仍然论述精辟, 议论宏阔。随着汉文化的进一步渗入, 不少蒙古族大臣也精通汉文化, 他们奏议公文写作水平并不逊于汉人, 从中也诞生了不少佳作, 例如孟祺的《贺平宋表》、李元礼的《谏幸五台疏》, 都属于公文中的上品。因此, 元代的公文应是雅俗共存的, 奏议类公文的写作还是以雅为主。

明清两代的奏议类公文总体上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稳定发展, 写作上繁文之风成为受关注的问题, 文牍主义盛行, 尤以明朝最为突出。洪武九年, 刑部主事茹太素上疏进言, 竟达一万七千字。朱元璋让中书郎中王敏念给他听, 念到六千三百多字时, 仍未切入正题。朱元璋大怒, 命人以板刑治茹太素罪, 次日又命人再读, 念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时, 才涉及进言的五件事, 仅五百字。朱元璋感叹道:“彼浮词者, 徒乱听耳。”于是命令中书省定立了建言格式, 规定“若官民有言者, 许陈实事, 不许繁文, 若过式者问之”[5]。明太祖的措施在当时颇有成效, 但后来繁文又屡禁不止, 尽管弘治、嘉靖、隆庆几朝均禁过繁文, 但收效甚微。其中原因大致有五。其一, 繁文缛节根植于封建官僚制度本身, 要予以彻底禁止和消除是不可能的;其二, 尽管不断有措施提出, 但这些措施的态度并不十分坚决, 也没有相应的有力的制度规范相辅助;其三, 上下配合不够, 尽管皇帝一再申禁, 但下面以实际行动支持的大臣实在少之又少;其四, 明代已盛行八股, 一方面, 八股的形式助长了繁文之风, 另一方面, 为了跻身仕途, 人们过分关注八股文的写作, 而不重视公文写作文风的改进;其五, 贴黄制度的产生虽然从正面克服了繁文的弊端, 加快了行政效率, 但从反面说, 也放任了繁文的继续发展。明清奏议类公文, 除少量公文佳作, 如海瑞、林则徐等的奏议具有各自的写作风格外, 总体上的写作特点还是平稳发展。

通过以上的梳理与总结, 我们可以从文学性的角度大致了解古代奏议类公文写作特色的历史沿革:先秦文辞流畅、说理透辟, 秦朝“尚质而不文”, 汉朝由情、气充沛到温厚尔雅再到开始骈化, 魏晋南北朝骈俪之风盛行, 隋唐承上启下, 逐渐散化, 宋朝更加质朴务实, 爱国主题突出, 元明清总体平稳, 繁文问题受关注。这些写作特色的沿革不仅反映了古代奏议类公文写作的发展脉络, 也让我们以另一个视角审视出古代公文的特点与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书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2]张树文.我国古代公文文风的演变[J].秘书工作, 2006, (2) .

[3]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4]刘勰.文心雕龙:才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浅论司马迁的历史写作方法 第4篇

一、强化日常有效训练

历史小论文写作题是对传统材料解析题的创新与发展。两者在考查学科能力方面有诸多相通之处。材料解析题的有效训练有利于提高考生作答小论文写作题的应试能力。一方面，材料解析题的有效训练有利于培养考生的学科思维，掌握应试技巧；另一方面，材料解析题的有效训练有利于增强考生作答小论文写作题的信心，克服畏难情绪。因此，除了日常教学中进行相关能力渗透外，还需要强化材料解析题的有效训练。另外，小论文写作难度大，综合要求高，要想取得满意的复习训练效果，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情，这不仅要在思想上重视，还要在行动上制订详实周密的复习训练计划。在高三学年开学之初，备课组应该就小论文题型的复习模式、仿真试题的选取、训练时间的分配等方面进行合理谋划，整体布局，做到训练时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二、充分利用高考真题

高考真题是日常教学的指揮棒，也是最有效的复习资料。在教学实践中，将近几年的江苏高考小论文真题及其评分标准和参考答案进行整理、深入研究，十分必要。对于教师而言，可以摸索和总结小论文试题的解题策略，增强课堂评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对于学生而言，可以直面真题，领悟答题要领，增强对此类题型的应变能力。为了取得训练效果最大化，需要将真题、评分标准及往年考生答题范文进行有机结合，综合运用。

三、细化解读答题要求

江苏高考历史小论文写作题的答题要求相当明确，一般包括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晰和字数限制等。简单的十几个汉字隐含着丰富的小论文答题技巧和解题思路。对其详细分析和深入解读有助于提升学生作答水平。考试要求可以解读为：第一，观点明确。要求小论文必须有明确的论点，这是答题的关键一步。论点正确与否关系到小论文得分的高低。考试作答时应该开篇即用简洁的语言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或立场，做到开门见山。第二，史论结合。要求小论文的论据需要史料的填充和合理的评价。考试作答时要多角度、多层次论证观点，坚持论从史出。考试作答时需要做到试题提供的背景材料与所学知识相结合，背景材料作为论证史料的第一来源。第三，逻辑严密。要求论证过程具有逻辑性和严密性。考试作答时所引用史料要始终紧扣论点，不能偏离主题，更不能出现常识性和知识性错误。第四，表述清晰。要求小论文不仅要有议论文的基本结构，也要体现历史学科的特色。行文时可采用“总—分—总”的结构，文字表述上要使用历史学科语言，行文清晰、简明扼要，无需用华丽的词语修饰。

四、重视规范解题习惯

司马迁(我最敬佩的历史人物) 第5篇

回首历史，无数的伟人放弃了荣华富贵，毅然决然的为了公平、为了正义而战，他们令现代人汗颜。司马迁正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不畏皇权，写出了上至轩辕下至汉武的风风雨雨、改朝换代，甚至勇敢地指出了当今皇上的不足。他就像天平一样公平、公正，真实、坦诚，是他一辈子遵守的信条。

司马迁是西汉的太史。为了完成父亲的遗命，他不畏艰苦，在含冤入狱时不放弃、坚持编写《史记》。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史记》。他的忍辱负重、坚持不懈与对学习和知识的热爱深深的打动了我，使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在那冰冷而又让人绝望的无数个日日夜夜，已年近老年的司马迁究竟靠着什么熬了过去？那是一种怎样的执着啊！

闭了眼，我仿佛回到了司马迁那段昏暗的历程：一个冷清、幽深的闪房，墙上的窗户里斜射几丝惨淡的光，身穿破衣的司马迁孤独的躺在草床上。瘦弱的身子因寒冷而微微发抖，那双眼中闪着坚持的光彩，颤抖着说：“宁„愿被„屈„辱，也绝不„会„放弃父亲„的遗愿!”父亲临终前的一番话，就像一簇火焰，给了司马迁生的希望。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伟岸的身躯终于在一片烛光摇曳的暗室之中毅然崛起！一部伟大的著作——《史记》，正在司马迁的笔下渐渐成形，散发出耀眼的万丈光芒！

浅论初中历史课堂教学的导入方法 第6篇

一、课堂教学导入的主要方法

遵循学科教学规律, 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学习兴趣等, 以及课文重点内容、主题思想设计导入, 我结合自己的教学体验和参考他人的经验, 总结如下几种方法。

(一) 故事导入法。故事导入, 既简单又实用。因为故事是学生成长中的好朋友, 能让学生倍感亲切、乐于接受。耐人寻味的故事既能集中学生的注意力, 又能丰富学生的想象力, 而且故事古今中外涵盖面广:名人故事、故事、传统故事、寓言故事、成语故事等。例如:《大变革时代》利用商鞅徙木为信的故事, 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故事中后, 顺理成章地进入课堂教学。

(二 ) 新闻导入法 。在教学中 , 每遇重大国内国际时政要事, 教师要契机召开“新闻发布会”, 让学生在上课的最初几分钟里, 主动参与讨论, 并大胆表露自己的观点, 培养独立思维习惯。在学生讨论时, 教师要把握好尺度, 及时调整讨论方向, 不可使之偏离主题。时政导入需要教师做生活的有心人, 多听新闻、多看书报、多做剪贴, 即多收集各类素材, 切准社会前进的脉搏, 把握瞬息万变的时代特征。例如:讲到《三国鼎立》时, 可引用对曹操墓的挖掘这则新闻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 设置悬念导入法。古人云:“学贵有疑, 小疑则小进, 大疑则大进。”课一开讲, 老师提出问题, 启发学生积极思考, 导入新课。如教《春秋战国的纷争》一课时, 设疑春秋五霸有哪些? 战国七雄有哪些?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开始板书课题, 让学生满怀热情地投入学习之中。

(四) 诗词导入法。 诗词中有联系的事物, 如教《辉煌的隋唐文化 (一) 》时, 利用杜甫作品《饮中八仙歌导入》激发学生的探知欲, 让学生产生联想, 从而营造良好的学习气氛。

(五) 图像导入法。新教材图文并茂, 我们应充分发挥课文插图的作用, 看图导入新课, 或利用多媒体教学, 让插图“活”起来, 制作幻灯片, 配上解释词, 生动形象地利用图像, 吸引学生, 激发兴趣, 启迪思维, 在学生处于最佳学习状态之中, 板书课题。如上《科举制的创立》时, 我就《新女驸马》让学生在非常轻松的气氛中进入正题。

(六) 歌唱导入法。学生情感的激发往往受外部环境和气氛的影响。开始上课时, 应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气氛, 调动学生的情感, 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共鸣, 情景交融, 导入新课。例如: 讲《国际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时, 可以先让同学们听《国际歌》这首歌, 通过音乐, 学生精神振作后再进入课堂教学, 并且课后相关资料中的练习曾提到此歌曲。

(七) 实物导入法。实物能够加强教学的直观性和形象性, 出示与课文内容有关的实物, 有利于教学, 导入自然。如教《秦王扫六合》时, 教师带来秦始皇兵马俑的仿制小人像, 并展示在讲台上, 学生望着秦始皇兵马俑的仿制小人像惊讶极了。老师抓住学生的心理板书课题, 这种方法直观性很强, 气氛活跃热烈, 对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八) 复习导入。复习导入即“温故而知新”, 是一种教师常用的导入方法, 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学习。教师在每堂课开始时, 通过提问、练习等方式, 引导学生的思绪回到已学知识上, 帮助学生建构新旧知识有效衔接的体系。

二、初中历史课堂教学导入应注意的问题

(一 ) 所用方法和材料切合教材内容的实际 , 与课文内容或史实相关联, 不能牵强附会, 同时又必须是学生易于接受或熟识的。

(二 ) 方法灵活多变 , 不同内容选用不同方法 、材料 , 随时 变换花样, 切不可千篇一律。

(三) 特别要求设计有趣味性或启迪性。

(四) 时间一般在3分钟左右为宜, 久了会占据新课讲授时 间。

总之, 历史教师要钻研教材, 深刻体会当前教学的指导思想, 精心设计导入, 明白导入是没有固定模式的, 并根据课文和学生学情选择最合适的导入方法, 充分发挥导入导火线、催化剂和润滑剂的作用。同时, 还要将各教学环节处理好, 使之成为紧凑的、有机的统一体, 这样课堂教学才能取得成功。

摘要：课堂导入是课堂教学的重要一环, 犹如一把开启学生兴趣大门的金钥匙。导入技巧化, 可以为课堂教学整体的艺术化创造良好的开端。方法如下:故事导入法、新闻导入法、设置悬念导入法、诗词导入法、图像导入法、歌唱导入法、实物导入法、复习导入。

浅论提高小学生写作能力的方法 第7篇

【关键词】写作能力；小学生；培养；提高

【中图分类号】G623.24 【文献标识码】A

写作能力的培养作为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之一，一直是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难点所在。一篇优秀的作文可以反映学生对语言、字词句的运用能力、良好的语感和较高的表达能力，代表一个学生的综合素养。本文就从小学生写作中常见问题谈起，讨论一下提高小学生写作能力的方法。

一、小学生写作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作为一线老师，在日常作文教学中发现很多小学生对作文课持有厌倦心理。究其原因，一部分学生回答是不会写，还有一部分学生回答是写不好。根据总结，发现小学生在写作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积累过少，词汇不够。例如在形容某个物品色彩时，很多学生都用“漂亮”一词，很少的学生采用“色彩斑斓”“绚丽夺目”等成语。

（二）观察力不够，描写不具体，对周围事物没有留心观察。例如在描写爷爷和蔼时，单单一句话“爷爷很和蔼”一笔带过。没有后续细节的描写展现爷爷的和蔼，导致内容干枯，毫无看点。

（三）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例如暑假期间布置的《我的一天》作文，大部分学生描写的是先写作业，作业完成后找同学一起游玩。题材千篇一律，难以表达真情实感。

（四）病句或语句不通顺问题。这个情况较为常见，主要问题还是学生的语感和对词语的掌控能力不强。

二、提高小学生写作能力的方法

（一）培养日记习惯，打下写作基础

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谢婉莹说过：“写日记是练习作文最良好的方法。”日记是我们对于日常生活的记录。只要把自己在一天中的所见、所闻、所感，选择其中最有意义的记录下来就是日

记。[1]写日记，对学生来说，是引发其写作兴趣的一种极好的练笔方式。培养小学生写日记的习惯，目的在于让学生勤于动笔，勤于思考，多加练习，培养学生观察生活、发现生活并且描写生活的能力。日记的内容十分广泛，可以写观察日记、活动日记、想象日记、剪贴日记等。无论哪种内容，写作过程中都会紧扣生活，积累真实的生活素材。所以教师要引导学生坚持写日记，写熟悉的人、事、景、物，做到说真话，表真情。

（二）培养阅读习惯，学习写作方法

古诗有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阅读与写作的教学是语文教学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写作是阅读的目的，二者是相互促进的。阅读，是小学生掌握写作规律、学习文章作法、学习更多的句式和修辞手法、获得作文范例的基本途径。有效的阅读能够促进学生积累写作材料、丰富语言词汇、开阔视野、陶冶情操、激发写作兴趣。[2]

落实到写作上，就是要从阅读中练习作文的拟题；在阅读中学习作文的选材；在阅读中学习作文的结构；在阅读中学习作文的语言。

另外在阅读后书写读书笔记或者读后感，对于提高学生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学生在阅读时摘录书中的妙语佳句，精彩片段并反复朗读，只有经过长期积累，语言才会丰富，写作时才会文思泉涌。

（三）加强朗读背诵训练，积累词汇培养语感

在《语文课程标准》中，强调了语文教学要“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学生作文内容干枯，总是出现病句或不通顺问题，这与词汇积累不够、语感较差有着必然的联系。语感是对语言文字的一种高度的悟性，所以对经典文章的朗读背诵可以增强学生对词汇的感受力、理解力和领悟力，形成敏锐的语感。

实践证明，词汇的积累，语感的形成，写作能力的提高，就需要在教学中加强朗读训练。背诵时做到眼到、口到、心到，还要适当增加背诵的范围和内容。[3]课内多背诵，教材内选的文章都是经典之作，文内对词汇的使用都需要学生熟读并达到背诵才能理解运用。课外也需多读多背，课外读物能够使学生涉猎更广泛的知识，在写作选材时有更广阔的空间。通过多读多背使学生把课本内外的语言转化为自己的语言储备起来，提起笔来就不会难了。

（四）培养写作兴趣，提高写作能动性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最有效的方式是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提高学生写作的能动性、自觉性和积极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可以说兴趣是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内动力，当学生对写作产生浓厚兴趣的时候，就会产生鼓舞力量，发挥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就会积极主动、心情愉快地去写作。写作兴趣的另一推动作用则体现在学生对知识积累、观察事物的主动化，有了写作兴趣的同学在观察事物时往往更加细致，在写作时也更加大胆地运用所积累的词汇。因此，在学生整个学习生涯中，一线老师可以采用多种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使学生乐意写作，从而提高写作能力。

三、总结

综上所述，学习语文，重点就是培养学生写作能力，写作能力是学生语文素养的综合体现。要想提高学生作文水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通过激发兴趣提高学生写作能动性，通过日记促进学生多加练习，通过阅读学习写作技法和积累词汇，通过朗读背诵培养学生的语感。多位一体，齐头并进，相信一定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参考文献

[1]王明芳.如何提高小学生的写作能力[J].读与写，2008，5（4）.

[2]赖裕文.如何提高学生的阅读与写作能力[J].小作家选刊，2011（2）.

[3]徐进.浅谈在阅读中提升写作能力[J].科教文汇，2008，6（9）.

浅论司马迁的历史写作方法 第8篇

一、汉大赋及奠基人司马相如

赋是汉代的一种新起的文学样式, 而大赋是汉赋的主体形式。何为“大”?正如刘勰所说:“赋者, 铺也;铺采摛文, 体物写志也。”又如:枚乘的《七发》, 刘勰说:“枚乘擒艳, 首制《七发》, 腴辞云构, 夸丽风骇。”汉大赋涉及的内容之大, 包括地理、政治、军事、民俗等丰富的知识, 从此可略见汉室天下繁盛的种种迹象。大赋兴盛于汉武帝时期, 有着一批忠实的写作群体。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提道:“武帝时文人, 赋莫若司马相如, 文莫若司马迁。”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司马相如在汉文学领域的地位, 而司马相如机智地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求, 成就了他人津津乐道的千古传奇。

二、观司马相如的写作策略, 试析汉大赋的社会效用

司马相如为何在人才济济的赋文作家中脱颖而出?究其原因, 我认为其赋文的写作策略为其获得了武帝的独宠, 也使得其能够最终走进中央皇权的中心。

(一) 写作策略

写作策略是创作主体与创作行为涉及的所有活动的整体性把握。它具有高度的丰富内涵, 是集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信息的综合性手段。正是有了这种写作策略的思考, 司马相如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主流, 与上层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不谋而合。从这一点来说, 司马相如的这种策略继承了战国时期纵横家的谋略, 并利用智谋、思想、手段、策略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如《子虚赋》中关于乌有先生那段精辟的言论, 乌有先生以齐之名山大川、琳琅方物藐视子虚, 但不难发现, 这里其实是在缓和齐国与楚国之间的争端的一种申辩。

(二) 社会效用

综合上述, 可透视汉大赋的社会功用有以下几点:尚美、讽刺, 同时又促成了文人自觉创作时代的到来。

1. 追求尚美

托尔斯泰说:“我写的作品的应力与质量, 都取决于我心目中最先提出来的这个关于读者的概念。”《灭亡》的发表也使得巴金找到了与读者沟通的手段, 他才选定了文学这个职业。接受理论认为作者写作前心中应该有一个“潜在读者”, 写作过程就是与“潜在读者”对话的过程。读者阅读正是为了感受作品给其带来的精神震撼, 这里自然少不料审美的价值取向。从这个意义来说, 司马相如的写作策略运用上正好有一个潜在的读者———汉武帝。

“慷慨者逆声而击节, 酝籍者见密而高蹈, 浮慧者观绮而跃心, 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 异我则沮弃, 各执一隅之解, 欲拟万端之变”。不同的读者由于经济地位、知识水平、生活阅历的不同, 所表现出来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能力也会有差别。而在《子虚赋》里, 雄韬武略的汉武帝看到的是一个鼎盛时代的大汉朝, 这正符合其征服四方蛮夷的期待, 建功立业的宏伟志向, 在一步步阅读之后, 武帝得到的是心灵的一次漫长旅行, 在此他看到了驯交之驷、雕玉之舆、鹓鶵孔鸾、白虎玄豹, 如此震惊的景象怎能不让一代帝王为之惊叹。以此见证了文学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一次巧妙的邂逅。

为了构建其稳固的受宠地位, 司马相如重新为武帝量身定作了一篇尊天子而抑诸侯的《上林赋》:“撞千石之钟, 立万石之虡, 建翠华之旗, 树灵鼍之鼓……千人唱, 万人和, 山陵为之震动, 川谷为之荡波。”在此, 司马相如以铺排的形式, 华丽的辞藻, 丰富的想象, 抒写了上林苑的离宫别馆、良石美玉, 以及天子的校猎、游乐之事, 可谓极奢之事。

如果没有汉帝国的统一和强盛, 则司马相如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视野来撷取如此宏大繁富题材的。公元前141年, 司马相如38岁, 武帝执政。此后对外攻匈奴、通西域, 对内削弱诸侯, 建立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大汉王朝。如此时代背景, 自然增添了司马相如的写作素材。因而“尚美”不仅是为了表现文人审美价值的取向, 而且是为了表现他对武帝千秋伟业的崇拜之情。司马相如开创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创作风格, 更开拓了汉大赋的审美功效, 从这一点来说, “尚美”是尚语言之美, 尚时代之美, 尚英雄之美。

2. 呈现讽谏

实际上, 尚美的最终功能还是为了展示现实人生, 一切优秀的作品都是以深刻的思想内容为潜在的创作依托的。在汉大赋这样一种文体中, 所表现的深刻的思想内容自然有对天子, 对时代的一种讽谏作用。

《子虚赋》曰:“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 而盛推云梦以为高, 奢言淫乐而显侈靡, 窃为足下不取也。……彰君恶, 伤私义, 二者无一可。”作为齐人的乌有先生指责楚国来的使者子虚先生, 认为他一味夸大了楚国的奢侈, 只能是张扬了楚国的丑恶, 损害了楚王的威仪。明显看来, 司马相如是借《子虚赋》来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但该篇是呈给梁孝王的, 并最终受到老一辈辞赋作家枚乘等人光芒的掩盖。

等到武帝时期, 其姐妹篇《上林赋》出现, 我们看到的是讽谏策略的继承。上林苑的规模, 根据扬雄《羽猎赋序》的记载:“武帝广开上林, 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 旁南山而西, 至长杨、五柞, 北绕黄山, 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游观侈靡, 穷妙极丽。”而《三辅黄图》陈述:“西郊有苑囿, 林薮麓泽连亘, 缭以周垣四百余里。离宫别馆, 三百余所。”对于上林苑的奢靡, 当时的文人都有所描绘, 但司马相如则把这一奢华写到了极致, 可以说无人能及。试看以下的词句:“于是乎离宫别馆, 弥山跨谷, 高廊四注, 重坐曲阁, 华榱璧珰, 辇道纚属, 步櫩周流, 长途中宿。”现实中的上林苑占地达300余里, 内有连绵的亭台楼阁和巨大的人工湖泊, 同时还豢养着众多宫女、歌妓, 至武帝晚年, 这项庞大的建筑工程也没有停歇。连年征战和肆意的挥霍造成了国库空虚, 试想那可是前朝几位皇帝70余年的积累, 竟在武帝短短20年间挥霍殆尽。相信武帝自己阅读这篇辞赋后, 也会觉得真是太过于奢靡了。如此一来, 不得不承认司马相如的这篇《上林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讽谏的作用。

《资治通鉴》也曾提及:“汉武帝有亡秦之失, 而免亡秦之祸。”甚至到了武帝晚年, 鉴于汉王朝已经危机四伏、怨声载道, 武帝竟自己颁布了罪己诏, 可说是天下第一个敢于正式自我批评的皇帝。

虽然《上林赋》等赋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讽谏作用, 但又不得不说明这种讽谏作用极其甚微, 正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所谓:“扬雄以为靡丽之赋, 劝百而讽一, 犹骋郑卫之声, 曲终而奏雅, 不已亏乎。”可见汉大赋在于讽谏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很好的收效。从结果看, 不理想。但从动机看, 这种讽谏心态正是为了保住大汉王朝, 更是对已经积累下来的几十年基业的守护。

3. 促成自创

《西京杂记》曰:“其友人盛览字长通, 牂牁名士, 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 列锦绣而为质, 一经一纬、一宫一商, 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 包括宇宙, 总览人物。”

在此要强调的是“赋家之心”的说法, 这关乎创作主体的个人创作悟性, 也可以说是作家本人的审美心智, 存在于心中, 却是一般的意识无法捕捉到的, 只能根据这个人的天赋去循迹。这需要创作主体有高超的艺术语言再造, 有敏锐的观察力组合, 有贴切的彻悟附会, 所以可以说赋家包括宇宙总览人物。

我认为司马相如的创作使扬雄揣度出了这一点体悟, 以至于扬雄花费很多工夫去整理收集周代记录的方言资料, 成就了独创个人实际调查的语言研究的新方法的经典性著作《方言》。

在汉代, 文学的价值真正受到重视, 可以说汉赋是一种完全以文学感染力本身为目标的文学样式。汉大赋所表现的绮丽的境界, 是为了刺激接受主体的视觉效应, 同时也可以带来愉悦的精神幻想, 这是一种审美期待。而国力的强盛, 疆域的开拓, 也促进了文人开始自觉的构建心灵归属。据班固《两都赋序》记载, 汉朝末年, 经整理武帝以来朝廷所藏纳的文人辞赋, 总数超出一千余篇。而这也与“秦世不文”的历史形成了极大的对比。从这一点印证了汉大赋是文人自觉创作的依托。

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开始, 对于汉赋的研究越来越受到文人学者的重视, 不可否认汉大赋在其形式上有诸多的问题, 但它是研究汉帝国大一统历史风貌的重要文献, 而其中描写的壮丽河山、秀美风景、富饶风物又开拓了众人的审美取向。可以说以司马相如渚作为杰出代表的汉大赋见证了文人踏入政坛的恢宏局面, 彰显着汉代社会积极进取的社会风尚。

参考文献

[1]葛洪.古今逸史精编.重庆出版社, 2009.

[2]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上海中华书局, 1939.

[3]简宗梧.汉赋史论.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1993.

[4]刘韵, 葛洪.西京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5]龚克昌.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文史哲, 1988.

[6]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7]周剑, 郭农声.写作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浅论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第9篇

关键词:司马迁 “发愤著书”说 思想渊源 痛苦经历 创作成就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1](P78-79)

“愤”指的是一种悲伤、苦闷、不平的感情。所谓“发愤”,就是指抒发这种不可抑制的感情。在这里,司马迁列举诸位贤圣,得出“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的结论。《报任安书》中也有一段与此十分相近的话。后人将这些话的基本观点和中心思想概括为“发愤著书”说。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艺思想最核心的观点,这不仅是他对前人创作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自己写作《史记》切身体验的表白。自从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后,历代都有文人对此加以发挥、补充,使之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论题。

魏晋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里提到冯衍的生平和创作实践的关系时用了“蚌病成珠”这个比喻,为司马迁所论多加一条例证。钟嵘在《诗品序》中曰:“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他在《诗品》中把汉代李陵的诗列为上品,对其评论说:“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他认为作家创作是痛苦生活的凝结。

唐宋时期,伟大诗人李白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在《古风》中提出了“哀怨起骚人”的观点。杜甫《天末怀李白》中写道:“文章憎命达。”意谓文才出众者总是命途多舛,语极悲愤。韩愈在《送孟东野序》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2](P555),后来又在《荆潭唱和诗序》里称“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意思是说愁思怨愤容易使人创作出好的作品。沿着韩愈“穷苦之言易好”方向发展的则是宋代的欧阳修,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穷而后工”的观点。陆游也有“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的说法。这些观点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脉相承的。

明清时期,随着小说创作的繁荣,“发愤著书”说也广泛应用于小说批评。真正将“发愤著书”说作为一个明确的文学批评理论应用于小说批评之创作论的,是李贽。他在《焚书·忠义水浒传序》中明确指出:“《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金圣叹慨叹:“然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稗官又奚责焉?”[3](《楔子总评》)认为文艺创作是作家满腹宿怨的发挥。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自序》中总结说:“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这都是对“发愤著书”说的具体阐发、补充。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以及历代相关理论表明,虽然生活经历与创作成就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规律,但痛苦的遭遇、经历促使作家创作出杰出的作品确实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我们怎么理解作家的痛苦经历与创作才能、创作成就之间的关系呢?

首先,作家的痛苦生活或挫折有利于他们认识社会、人生,从而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作品充实的内容,必须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作家只有切入现实生活愈深,郁结愈厚,才有写作的冲动和具备写出作品的可能,就是韩愈讲的“有不得已者而后言”,“有思”、“有怀”,才可能“鸣”。在封建社会中,人们的忧患、痛苦是普遍的、长期的,作家深入社会底层,经受痛苦历练,能深刻地感受人生、认识社会,其作品也更容易打动人,为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和理解。杜甫写下“三吏”、“三别”就与他在安史之乱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有很大关系。鲁迅的家庭经历了从小康到颓败没落,这使他看到了生活的艰难,感受到世态的炎凉,这对他后来文风的形成也有很大影响。相对而言,作家所发之愤,所著之书,在实际上,也是对于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一种义愤和批判。也因如此,“发愤著书”说有了更为明确、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

其次,作家的痛苦生活或挫折能激发他们对不平命运与社会不合理现象的反抗精神,使人类追求光明、渴望自由的本性得以实现。古人有曰:“士穷乃见节义。”也就是说越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越能看出一个人真正的品质和节操。“发愤著书”这一理论产生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文人很有可能要经历经济困窘或仕途不顺、怀才不遇等种种磨难。内心郁结使他们不得不发,于是,他们将自己强烈的感情转化为创作的动力,借作品抒发性灵、表现自我。“发愤”是作家内在情感、思想的真实流露,是“情动于衷而形于言”的必然选择。也唯有如此,作品才能够充分地表现出作者的深层自我,其深层自我中所蕴蓄的情感才能够在读者心中产生深刻的共鸣。

最后,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痛苦往往是作家创作的内在驱动力。当遭受痛苦和不幸时,作家内心郁结,而内心郁结即人心理失衡的一种表现。这个时候,他们就力图去寻找一种可以释放、转变其心理不平衡的出路,而文学创作恰恰充当了渲泄和排遣的途径,正如刘基所说:“凡气有所不平,皆于诗中平之。”同时,现实的痛苦和不幸使作家的某一生活目标无法实现,他们往往会寻求一种心理补偿,于是寄希望于“立言”,通过作品的不朽来获得人生的不朽,用身后之名来证实人生存在的价值,作为在人生苦海中的精神追求。再有就是“述往事,思来者”这种后遇知音的心理期待,也激励作家把文艺创作作为实现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方式去积极追求。

“发愤著书”说抓住了文艺创作的重要因素——情感,也抓住了情感的重要代表——愤,是一个隐含了抒“愤”和文艺创作之间联系的理论。它对文艺创作发生原因的研究和文艺创作过程本身都有借鉴意义。

注释:

[1]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2]彭定求等:《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3]金圣叹:《金圣叹评点才子全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浅论历史研究方法 第10篇

【关键词】历史 研究 步骤 运用

宇宙间的所有现象，都是常动不息、变迁不已的，因此，无论什么事情都有它发展变化的内在、外在的因果关系。人类生活在变动不居的环境中，与周围的一切事物共进退、共变化，而历史就是研究人类社会的沿革，认识社会变迁进化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期望依据历史事件的原因能预测将来后事的结果，或希望借鉴历史上的错误经验谋求改良补救的方法，以求得自身甚至是人类世界的完美。对于教育事业，学者们也希望通过探讨过往教育史实，以谋求日后教育发展的新方向，因此，教育领域的历史研究得以存在。

一、历史研究方法的内涵

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历史研究法，首先就应该先知道什么是历史。历史的定义有两种：一种就是人类过去的活动，一种就是人类过去活动的记载。历史有了这样两个定义，所以在我们脑筋中容易产生混乱：因为它一方面就指历史的本身；一方面又可以指历史的著作或历史的书籍。不过现在我们在科学上所谓历史，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是人类所经历和创造的一切，既包括客观实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也包括人类认识客观实在的反应过程。那么，什么叫做研究法呢？这是很简单的，所谓研究方法，可以说就是探讨真理的方法；是指在研究中发现新现象、新事物，或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揭示事物内在规律的工具和手段。研究方法是人们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不断总结、提炼出来的，是运用智慧进行科学思维的技巧。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历史研究法，它是借助于对相关历史过程的史料进行分析、破译和整理，以认识研究对象的过去，研究现在和预测未来的一种研究方法，是探讨人类过去活动真相的方法。历史研究方法的实质在于探求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认识该事物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不是单纯地描述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活动。

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科学的历史研究，就不会产生真正的科学。任何一门学科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运用历史研究法来认识它的过去，研究现在和预测未来。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历史的发展，与过去存在着相关或因果关系。大量历史事实和经验告诉我们，历史现象、过程及规律经常反复重演并对于现实社会施加影响，因此我们要科学地运用历史研究方法对各学科历史进行研究，以促进各学科的科学发展。

二、历史研究方法的一般步骤

历史研究可分成四个步骤：确定研究问题，收集评价历史材料，分析、鉴定资料以及总结材料，得出结论。各步骤具体内容如下：

（一）界定及假设研究的问题

与一般的研究一样，历史研究首先要确定问题。研究问题的叙述常以与该问题有关的假设或问句式的问题提出。如果以假设陈述问题，这些假设即可视为对内隐的（或外显的）研究问题拟提出的解答；但有的研究问题却不公开陈述假设问题，仅以研究的目标陈述。有的研究在提出问题之后，收集参考资料，一则用来解答问题；另一则是为研究结论提供辩护或佐证。其次，研究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关键术语的界定和使用。历史研究是寻找过去的事实，并在这个信息基础上描述、分析和解释过去。所以，关键术语的逻辑一致性就显得十分重要。我们必须处理好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关键术语的模糊不清。任何特定情境下术语的含义都是具体的，如果我们不能界定清楚这些术语，那么在研究过程中就会造成误读和误解。比如“教育”一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含义是很不一样的。在研究“教育”历史的时候，就要理清哪些是我们视野中的“教育”，哪些“教育”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二是所谓历史研究法中的“现代主义”危险。这种病症在理论界相当普遍。人们总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过去的术语赋予今天的含义，或者赋予在历史上根本没有存在过的意义。这就是对历史的曲解或误解。所以确定研究问题首先必须界定关键术语。

经研究发现，历史研究的问题最基本、最常见的主要有五类：第一，传记、机构的历史，尤其是某些运动的历史；第二，当前的社会问题，如当前大家都关心的平等、效益、教育等问题；第三，解释以前未曾涉及的思想或事件；第四，把旧的数据与新的历史事实或解释相结合；第五，修正历史上的观点，重新解释其他人已经研究过的问题。

（二）收集和评价历史材料

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是要“言之有据”，所以历史事实的旁征博引是历史研究成功的关键。

因此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收集评价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层次。收集史料并不仅仅意味着收集与研究问题相关的历史文献，而且要掌握鉴定史料的方法，以确定史料来源的真实性和其价值。历史研究的资料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第一手资料是第一次关于要研究的事件或经历的描述，它包括原始文件、真正参加者或直接观察者的报告，被研究的教育家本人的论著、演说稿和日记、会议记录、调查报告等。第二手资料是对事件或经历至少处理过一次的资料，它包括各类参考书、他人传抄的记事、传闻、各类出版物等。研究者必须确定哪些是第一手资料，哪些是第二手资料，只要有可能要尽量使用第一手资料。历史分析要占有大量文献资料，这里面真伪难辨。研究者就要善于鉴别史料，要把握基本的辑佚、校勘、训诂的方法，同时研究者要建立批评的态度。史料必须首先服从于外在批评即史料文献的有效程度——文献在哪里产生的、什么时候产生的、谁记录的，只有在回答了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才能保证文献的真实可靠；其次还必须服从于内在批评即文献内容的意义、精确度和可信程度。内在批评涉及作者的风格、技巧以及大量文献的相互参照。内在批评和外在批评对于确定史料来源的真实可信与可用性是十分必要的。通俗地讲，如果材料来源不真实，不能用；即使内容真实但与本研究问题无关，同样不能用。

（三）对搜集的史料进行分析、鉴定

研究者在收集到丰富的史料之后，必须先对这些史料进行考证或是进行鉴定，在确定收集资料的高度真实性之后，才可以有凭有据的加以引用。确立不同来源的史料的相关价值以后，研究者就应该将所得的史料加以综合整理。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必须解决史料之间的不一致所带来的矛盾，并根据研究目的决定这些材料的取舍。研究者不能将芜杂的史料堆积在一起，必须从中梳理出中心观点的连续性，注重时间的顺序或逻辑的顺序。在反复提炼史料获取信息的过程中，研究者会发现同一史料来源可能包含着对同一事件的各个叙述，不同的史料也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呈现基本一致的证据和信息。这些都需要研究者去总结和综合。

（四）解读、总结史料，得出结论

历史研究形成的结论是从文献中所得的逻辑分析。正如俗话说：“资料是死的，人是活的”。文献资料本身不会讲话，而且这些证据本身的意义是十分有限的，如未经整理、诠释，史料就毫无意义，一旦经人诠释之后，文献资料才能产生意义被赋予生命。所以必须对历史资料加以适当的组织和解释，才能对研究的问题提供有意义的参照。历史研究很重要的一种解释是因果关系的推论，虽然历史学者无法证明过去某一事件是引起另一事件的必然原因，但他可以清楚的假定历史事件发生的顺序，推断其中的因果关系。而历史研究与历史解释，往往很难摆脫客观现实条件的影响。历史之所以需要解释与再评论，主要是由于人类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然而新的历史解释，并非只建立在新的思考与价值之上，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解释仍然需要依赖可靠的史料与考据，尤其是新史料出现时，无论其为考古文物或口述历史，历史解释都需要随之调整。因此历史依赖于解释，解释是历史研究的核心。

三、运用历史研究方法会遇到的问题及思考

应该看到，历史研究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反映研究者的兴趣和价值观。因而某种程度上，历史研究是主观的。但就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来说，又是科学的。所以，历史研究必须要保证它的客观性，因为历史本身是客观的，不允许对它进行任意增删和改变。由于对历史研究方法实质的把握尚不足，所以在运用历史研究方法过程中，会遇到种种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历史资料欠缺。影响研究质量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历史资料的齐全或正确与否，然而由于时间的流逝，所谓比较珍惜或全面的事实材料，难免会受到人为的、时间流逝的破坏、销毁或自然灾害等使资料无法现其全貌，或使研究夹杂臆测或个人诠释。

其次，研究者个人的主观因素。主观因素涉及研究者个人主观偏见、个人能力、素质等问题。由于历史研究必然的涉及历史事件、人物活动的意义的诠释和价值观判断等的问题，因而很难避免主观成见。另外，研究者个人的语言功底、表达能力、分析鉴定史料的能力以及对史料真伪、价值大小的敏锐性等都会影响到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再次，历史因果法则建立的限制。历史研究固然也企图建立如自然科学般的因果法则，追求一定时期的恒定的真理，以使我们能预测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或达到鉴往知来的目的，但事实上，即使由众多历史事件或现象引导出来的某些法则，其确定性亦是相对的，因为历史事件往往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由此得来的因果法则依旧蕴涵很多不可知因素，人类活动空前绝后的变化不是完全的重复，范围广泛；同时现实存在也有很多不可马上为人们所界定的问题，所以历史研究得出的因果法则在借鉴时有很大局限性。

另外，研究者通常使用史料是別人的记录而非自己的观察，故必需格外依赖史料的鉴定，以获取可靠而有效的史料；同时研究者的鉴定、采用史料的过程亦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过程，会受到研究者个人认知水平、所处环境、个人偏好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历史研究方法的科学运用还需要我们做出更多的努力。

为了追求历史研究方法的最大科学性，对上述提及的问题，作为一名研究者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作为历史研究者，必须尽可能多的接触历史材料、历史档案，以追踪更加真实的历史、还原历史，做到博闻强识，不局限于现有的史料和认识，广泛涉猎，多与相关人员交流，多向前人及相关研究者学习，以增加自己的知识量，提升对史料的判断力和鉴别力；第二，要尽可能摒除自身及周围环境的影响，以追求真理为最终目标，最大程度的还原历史真相，做到不媚俗、不为己、尽量做到客观评价、公正判断。因为在历史研究中，人们往往容易对于有利本人，或本团体的事情，加意的夸大；或是对某些事情他本人并不认同，但为情势所逼或是为了迎合流俗，不得不如此，公然说出“昧心之谈”等等。第三，论人论事，研究者切忌凭着一己爱憎妄作论断，或是为了自炫文彩，对自己的研究夸夸其谈，只为显示自己才华，而忽略对历史事实、对真理的追求等。

总之，历史研究方法作为人们进行科学认识的一种方法，可以帮助人们在丰富的历史事件中寻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促进人们对历史规律的认识。通过历史研究，使我们借鉴历史经验教训，进一步促进社会发展并提高科学认识水平，正因为此，我们要不断地进行历史反思，不断提升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追求真理，还原历史真相，以促进我们现代社会的更好更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裴娣娜.教育研究方法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135-136.

［2］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

［3］赵吉惠.历史学方法论[M].成都：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