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后人范文（精选7篇）
鲁迅后人 第1篇
后人
后人hòu rén[释义]①（名）后代的人。前人种树；～乘凉。（作主语）
②（名）子孙。
[构成] 偏正式：后（人[反义] 先人鲁迅后人 第2篇
我作为新一代的花朵，愿意学习雷锋精神。并要弘扬雷锋精神。
这年寒假，我回到了老家——杜林。回到老家后，我碰见了张爷爷。张爷爷愁眉苦脸的，好像有什么事。于是，我急忙跑过去，问；“张爷爷，你怎么了？”原来张爷爷家的小女儿这次
于是，我便担任了帮助小
……
终于在我的努力下，我的小妹妹成绩提了上去。当他们一家能对我说谢谢时，我才知道助人为乐是一件多么快乐、多么高兴、多么美好的事情呀？
雷锋叔叔是一名无私的标兵。我们伟大的毛主 曾说过：“向雷锋同志学习。”
把真实留给后人 第3篇
历史是当代人写的，评价历史的却是后来人。盖棺论定的权利也属于后来人。因此，有的人盖棺之后，能论定，有的人，不能论定;有的人，论而不定，也有的人，定而不论，难在史实是否真实。只要史实是真实的，就迟早会有准确的论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让人们对解决历史问题充满信心。
跪在杭州西湖边上、岳飞墓前的秦桧，是一个盖棺定论的人。他的一生，投降卖国，出卖宋室江山，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民族英雄岳飞……历史将其永远钉在了卖国贼的耻辱柱上。
然而对于秦桧的“论定”，南宋王朝，也曾折腾过多次。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66岁的秦桧病死，宋高宗赵构封其为申王，谥“忠献”，很风光、很有面子，就像“四人帮”时代，党内那个著名的整人理论家，一生制造多起冤案、手段极其毒辣、内心极其阴暗的康生死了以后，被“谥”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完全混淆了是非，颠倒了黑白。按《谥法解》，“危身奉上曰忠”“聪明睿哲曰献”，秦桧的行为，哪一点与“忠献”二字对得上号呢?当时的皇帝是宋高宗赵构，出于个人的考虑，赵构内心不想让被金人掳去的徽钦二帝回来，怕“老皇帝”回来夺了他的位子。因此，他生重用秦桧，死又给秦桧以高度评价，他们两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丘之貉。到了南宋宁宗赵扩时，朝廷内外，崇飞贬桧，抗金呼声再起，开禧二年，宁宗追夺了秦桧的封爵，并改其谥号为“谬丑”。《谥法解》“名实不爽曰谬”“怙威肆行曰丑”，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颠倒了过来。《困学纪闻》说秦桧“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其作孽之深，已是国人共恨。然而过了不久，到了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懦弱的南宋小朝廷，又恢复了秦桧原来的王爵和赠谥。直到宝佑二年(公元1254年)，宋理宗的时候，才又把秦桧的谥改为“谬很”;不但“谬”，而且“很谬”。南宋小朝廷，对秦桧的评价，颠来倒去，除了说明皇帝的软弱无能之外，也说明了主战、主和两派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宋以后的1000多年，对秦桧的论定，好像再没有人有异议。只是到了20世纪末，却有一位先生提出要为秦桧翻案，理由是，当时金强宋弱，秦桧的“两分天下”，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秦桧“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大概他本人已觉出自己的主张荒唐至极，所以刚一露头，即遭人痛斥所以很快就缩回去了。
应该感谢《宋史》的作者，他的功劳不在于对秦桧作过什么评价，而在于把秦桧的卖国行径一桩桩、一件件地记录了下来。比如，秦桧和徽钦二帝同被金人掳走，后来他和他的老婆王氏却安然地回到了宋朝，他们是怎么回来的?《宋史》说：“桧之归也，自言杀金人监己者奔舟而来……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越河跨海，岂无讥诃之者?安得杀监而南?”金人为什么放了秦桧?大可怀疑。本来在秦桧归来之前，宋朝还是“且守且和”的，“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自桧始”，秦桧极有可能是金人派回的奸细。从当时秦桧的言论也可以看出，他是一边倒的，他说：“如欲知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不久前，那位说秦桧“两分天下”有功的先生，根据就是这“南自南，北自北”的理论。其实“南自南，北自北”，把半壁江山拱手让人，还不是典型的卖国主义!以后秦桧如何与金人勾结，如何破坏韩世忠、岳飞在前线作战，《宋史》都记录得清清楚楚。为秦桧翻案的障碍就是历史的真实记录。
对于一个人的评价，虽然常常会有反复，但最终总是要以事实为依据的。作为个人来说，活着的时候，多做一点积德行善的事情，少考虑死后的评价，才算明智。明朝的魏忠贤曾是一个大搞迷信的人，活着的时候，建了许多生祠，让人们像神仙一样地供奉他，结果如何呢?魏氏生祠早就不见了，今天还有人说魏忠贤不奸、不诈、不劣、不伪吗?没有。看来，对于书写历史的人，给一个人什么样的评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把历史真实搞乱了、搞丢了、搞糊涂了。那些涂改历史、隐瞒历史、颠倒历史的人，才是历史的罪人。正因为如此，不接受巴金老先生的建议，建一座“‘文革’博物馆”，很可能，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遗憾和罪过。
走近鲁迅后人 第4篇
周海婴，鲁迅之子，退休前为国家广播电视局干部，无线电专家，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周令飞，鲁迅长孙，一直从事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工作，现为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主任;周璟馨，鲁迅曾孙女，周令飞之女，台湾淡江大学学生。
周海婴：我想触摸活着的鲁迅
鲁迅逝世时，海婴才七岁零一个月。
但他并不缺少父爱，鲁迅已把父亲的慈爱倾注在过去的七年零一个月里，还未来得及给出的，就写在遗嘱中：“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海婴果然没有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倒不是因为他无此“才能”—他兴趣不在于此。他从小热爱摆弄“留声机”，虽然父亲“很讨厌那种甚嚣尘上的世俗之声”，却还是花费22元“为海婴买留声机一具”。海婴事先答应“不许在父亲工作时播唱，只在饭后稍许放一会儿”，即使如此，对一个天真好奇的孩子已足够了。海婴后来成为无线电专家，或许与此有关。
在北大物理系念书时，海婴看见同学正围着桥牌桌子争论，就站在那儿听了一下。但没几天就有传言“海婴在学校不好好念书，整天打桥牌”。“学校领导找我，劝戒我，他说，海婴你是谁谁的儿子，可不能打桥牌，我说是是。”海婴如今回忆起来，犹在昨日。
但鲁迅当初可不是准备这样教育孩子的，他甚至想任由孩子发展，“不拂逆”其本意。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慈爱，也会生气，海婴不听话，他拿报纸卷起来“嘭嘭”地打，打得响，却不痛。
现在人们记得的鲁迅似乎只剩下凶巴巴的样子了：整日双眉紧蹙，揣着匕首和投枪，时刻准备战斗。“我总觉得这样的鲁迅很空洞，我不认识这样一个鲁迅”，海婴说。
海婴有鲁迅的性格，执著、较真。他为版权打官司，打到有人怕见他。他不管。事实上，有些不是为了他自己。
70年之后，鲁迅依然伟大，但海婴却感觉丢失了父亲，“我想触摸活着的鲁迅”。当年7岁的海婴如今已78岁高龄，不过他依然乐观，粤语说得倍儿溜，记忆力尤其好，甚至记得幼稚园时的成绩单：“理解甲，审美乙，记忆超，体格乙”。
周令飞：我以“鲁迅的孙子”为傲
周海婴的四个孩子中，令飞长相最像鲁迅，胡子尤其像。
但令飞说胡子不是为了像祖父而刻意留的，“我从当兵时代就开始留。因为当时太小，怎么办呢？留个胡子看起来显得老成一点，交女朋友也比较好交。”
1969年去当兵时，周令飞才16岁，连队指导员跟他说，你是鲁迅的孙子，你应该很会写文章，一定要把连队的好人好事写出来。令飞说我还没有学过写文章呢，但他们认为这是谦虚的表现。结果排长把他关在一个房间里，晚上看他太困了还给他拿烟。“16岁我学会了抽烟，还是没有写好文章。”
与父亲不同的是，爱情让周令飞更深地体会到身为鲁迅后人的压力。在日本留学期间，令飞遇见了来自台湾的姑娘张纯华，两人深深相爱，随后赴台。在他的心中，一个中国男人和一个中国女人有恋爱结婚的自由，也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这是个人事件，不是政治事件。然而利用这个新闻做文章的人可不这么看，日本媒体造谣说他是“亡命”，到了台湾记者笔下转换成“投奔自由”。一时间流言四起，说周令飞中了台湾军情机关的“美人计”，连父亲周海婴都受到了压力。但令飞有祖父的坚韧，初到台湾帮助岳父打理百货公司，后来台湾经济变化，百货公司破产，觅职不得，要强的他坚持自行就业卖爆米花。他挺了过来。后来廖承志对周海婴说，令飞在台湾表现得很好。这对逆境中的周令飞，可算是莫大的安慰。
青年时的周令飞最怕别人把他和鲁迅放一起，“别人问我是不是鲁迅的孙子，我说不是，我爸爸的爸爸是鲁迅”。但现在，他说:“我以‘鲁迅的孙子’为傲。”
“我属蛇，我爸爸属蛇，祖父也属蛇。从属相上来看，我们都一样；我爱调皮捣蛋开玩笑，爸爸也一样。听爸爸说，祖父同样喜欢调皮捣蛋。” 现在的周令飞，是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主任，正在从事推广鲁迅的文化工作。
周璟馨：太爷爷的作品我不太懂
台湾淡江大学信息传播学系三年级学生周璟馨，22岁的青春年华无忧无虑，上学、打工、上网，偶尔唱唱歌、游游泳。
事情始于她参加台湾的一个综艺节目，她在节目中说“至今只读过两三篇鲁迅作品，却不怎么读得懂”。她甚至没有读过大陆几代人小学时便背诵过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高中二年级时，为了陪伴爷爷奶奶，周璟馨被父母从台湾送到北京。这一年，她学到了鲁迅的文章《药》， 她还记得讲到那一课时，老师意味深长地看她一眼，后来干脆说：“周璟馨要特别注意认真听。”她回忆起那一幕，觉得“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台湾人对璟馨不懂鲁迅没什么反应，节目传入大陆，却一下子炸开了锅:“鲁迅的后代怎么可以不读鲁迅？”她从小长在台湾，她从课本里读不到曾祖父的文章，她对文学不感兴趣，她的偶像是蔡依林，她时尚靓丽，参加电视娱乐节目。这么些信息加在“鲁迅曾孙女”头上，让海峡这边从小苦背鲁迅文章的人彻底懵了一下。
网络上开始出现种种非议。但很多人并不清楚鲁迅著作在台湾的命运，“那时候读太爷爷的书，要偷偷的”，周璟馨说。直到1980年代，鲁迅著作仍被台湾当局列为禁书。如果有人从海关带入，会被没收甚至判刑。
前人“洗马”后人寻味 第5篇
洗马，也称太子洗马，旧时官名。洗，通假于“先”，取马前驰驱之意，职责是教太子政事。或称始于秦朝，至清代仍存官名，官从五品。如今苏州城里仍存有“王洗马巷”，即因这里出过姓王的洗马而得名。
杨守陈是明成化年间的官员，由经筵讲官提升为洗马。有一年回乡省亲，行至一个驿站，驿丞以为“洗马”就是扫马厩的，没放在眼里，跟他平起平坐，还带着几分轻蔑的口吻问：“公职洗马，日洗几马？”杨守陈笑笑，平静地回答说：“勤就多洗，懒就少洗，并无定数。”过了一会儿，有人向驿丞报告，有位御史将来站歇息。驿丞一听，觉得这是个大官，于是催促杨守陈赶快腾房间。杨守陈说：“这固然应该，但还是等到他到了再腾不迟。”不一会儿，御史驾到，进门一见杨守陈，纳头便拜。杨守陈一看，原来是自己的门生。这下驿丞慌了，感到自己怠慢了杨洗马，连忙下跪，口称有罪，乞求宽恕。而杨守陈一点也没计较，未对驿丞作任何责罚。
这可以看作是个笑谈，但杨守陈的人品官德确有可圈可点之处。封建时代的官员不像今天，是不讲什么“人人平等”、“干群一家”的，有的一旦当官掌权，就视民如草芥，脾气一来立马就能让那些稍有不敬的小民吃家伙。为此陆游说：“但得官清吏不横，即是村中歌舞时。”这正是当时人的期盼。杨守陈身为未来的帝师，对一个小小驿丞的不敬和无礼表现出如此宽宏大量，还是颇了不起的。这位驿丞若遇上个涵养很差的主儿，就算不被革职，也得被打得魂飞魄散。
书中还有一个洗马的故事，同样值得品评，这就是永乐年间任过此职的杨溥。明朝有“三杨辅政”之说，杨溥是其一，与名相杨士奇、杨荣齐名。一年，其子从老家湖北到京城看望他，杨溥问儿子，沿途当官的，可听说谁最贤与不贤？其子说，经过江陵县，认为那儿的知县很不贤。此话怎讲？其子说他招待很简慢。其时江陵县令叫范理。杨溥认为范理能这样对待他的儿子，说明他不阿权贵，必有能耐，于是记住了范理的名字。后经考察，力荐他升任德安府知府。后来朝廷将其提拔为贵州左布政使。范理在其任，史称“甚有惠政”。
杨溥为人为官的品德也是值得称道的。在有些人看来，谁怠慢了我的家人，那就是看不起我本人。堂堂在朝高官都看不起，除非你不想好了。可杨溥却完全持另一种态度，他不但从中看出了范理耿直赤诚的品德，而且不计较他对自己所谓的敬与不敬，一再将范理大加推荐和提拔。而范理也果然不负所望。
撇开封建时代官吏“为谁做官”“为谁掌权”这类问题不谈，仅就这两位“洗马”正直做人，不恃权自重，不以大欺小，甚至做到“犯而不校”这一点而言，确实难能可贵。他们之所以青史留名，数百年后仍不时被提起，就在于他们有良好的人品官德，而不像某些人，一旦大权在握，便高高在上，唯我独尊，颐指气使，他人不得有半点不敬。
如今人们常讲一句话：“做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做官者，如果管不好做官这一阵子，也会误做人这一辈子。有的人，做官前颇有佳名，做官后却背负起了恶名，这不该好好想想吗？
楼兰后人今何在 第6篇
100多年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了位于我国罗布泊的楼兰古城遗迹是当地的两位向导阿布都热依木和奥尔德克。
公元2世纪，楼兰国出现在罗布泊边，到公元4世纪，这个丝绸之路盺文明古国突然神秘地消失了。当国家衰败，家园荒芜后，楼兰的子民们又在何处延续着血脉呢？
2005年10月，中央电视台《历程》栏目摄制组和专家共同组成考察队进行历史调查和实地寻访，试图寻找楼兰后人的去向。
在罗布泊边的一个小村子里，考察队找到了当年为斯文赫定当向导的阿布都热依木的后人叶赫亚阿济，他至今不容中留着当年斯文赫定手绘的两个向导的肖像复制品。通过他的叙述，人们能够感受到那个沙漠国度的神秘与苍凉。
《汉书》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也就是说，楼兰国消失后，楼兰仍以鄯善这个名字继续存在着。鄯善国位于今天罗布泊的西南部，但在公元5世纪也毁于战火，迁居到鄯善一带的楼兰人再一次失去了踪影。
好在今天的吐鲁番地区有一片大约从4世纪延续到了8世纪的阿斯塔古墓群，从墓志和发掘出土的文书来看，墓主人基本上都是汉人。但其中有些则写着姓鄯近说明有的墓主人姓鄯。这就如同当时中亚的米国、石国、康国、安国等国的居民进入中原后，他们都以自己原来的国名作为家族的姓氏。这个墓地出土的鄯氏文书，说明曾经有鄯国人来到这里繁衍生息。楼兰人影踪似乎又有了线索。
曾经美丽得让人窒息的孔雀河是楼兰古国的生命之河，然而，今天的孔雀河已经干涸。当年在“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汉大军进逼之下，楼兰国已不复存在。加上生命之水日渐枯竭，楼兰人已经无法在故土继续生活下去。可以说楼兰子民走出了罗布洼地后，一定有人踏上了前往适于生存的吐鲁番盆地之路。
当年，从楼兰到吐鲁番有两条路，一条是从楼兰古国北面穿越库鲁克塔格山，即可到达。这条路途环境十分恶劣，但它路程比较短，沿途有3眼淡水泉水可供人饮用，还有一些盐碱滩有水可供骆驼等牲畜饮用，人也可以带水，还有一条是沿着孔雀河走库尔勒，经过焉耆盆地到达吐鲁番，这条路沿途环境比较好，但距离较远(图3)。
楼兰人在这次迁徙行动中一定是扶老携幼，拖儿带女，那么，他们究竟是沿着哪条路线穿越无人地带，完成这次迁徒壮举的呢?
墨山国之路
在罗布洼地和吐鲁番盆地之间，曾经有一座营盘古城坐落在孔雀河北岸，它曾是一条神秘通道的起点，那条通道可以较快地穿越无人地带进入吐鲁番。可是，楼兰人走的是不是这条通道呢?
考察队决定沿孔雀河前行寻找营盘古城。由于对道路很不熟悉，沿途不得不边走边打听。一位维族老乡介绍，从这里到营盘大概有100多公里，这段路难走得要命。
前往营盘的道路的确非常难走，道路两侧都是一望无际的荒漠与戈壁。当考察队到达营盘古城时，意外发现这个城市遗址的形状竟然是圆形的。据文献记载，这个地区从汉代到魏晋时期存在着一个墨山国。今天有专家认为这个圆形古城就是当年墨山国的国都。但也有学者对此表示异议，认为它只是墨山国的一个重镇。不管结论如何，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名不见经传的墨山国曾经把罗布洼地和吐鲁番盆地这两个地理单元间的民族紧密地联系起来。只是到了北朝以后，由于孔雀河改道，这里逐渐衰废，墨山国的影子才随之从汉文史料中消失了。今天，这条经过墨山国故城沟通罗布洼地和吐鲁番盆地的要道，被人们称为“墨山国之路”(图4)。
在营盘古城北面的一片连绵不绝的山脉就是库鲁克塔格山，库鲁克塔格山山脉东西走向，几乎横亘在整个罗布泊地区的北岸，如同一道漫漫屏障，抵御着荒漠向南扩张。从那里穿过库鲁克塔格山就能够直插到吐鲁番盆地，当年鄯善移民的一部分可能就是从这里穿越库鲁克塔格山到达吐鲁番盆地的。
车子驶入库鲁克塔格山，只见道路两旁大多怪石嶙峋，极度荒凉。如果当年楼兰人穿越这里，可能不知会遇到多少艰险(图5)。
快走出山谷时，不经意间发现前方有一片房屋，究竟是谁生活在这大漠之中呢?原来，最近几年在这片荒芜地带发现了储量丰富的诸多稀有矿产，因此，这里渐渐成为运输矿石的车辆歇脚维修的场所。为了生存，当年楼兰人离开了这里远去，同样为了生存，今天人们又从远处移民来到这里，使原本的无人地带有了些许的喧嚣，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现象。在周围空气中飘散着麻辣香味的引导下，考察队在这里居然发现了一家川菜餐馆，餐馆老板热情地介绍：这条路上现在都是一些拉矿石的人走的。从这里出去几十公里就到迪坎儿村，迪坎儿村是从戈壁沙漠里走出来后遇到的第一个村子，也是横穿库鲁克塔格山的出口。
离开这个山谷中的小店，车队又行驶大约50公里，穿越了库鲁克塔格山到达迪坎尔村。
迪坎尔村是吐鲁番盆地距离罗布泊最近的村庄，从这里再往北不远就进入吐鲁番盆地了。今天，迪坎儿村的居民全部是维吾尔族人。现在村里还有一位老乡经常为人做向导，仅去年他就通过这条墨山国之路四进四出罗布洼地。他说，去罗布泊的路上很危险，叉路太多又很不好走，迷路了就会死在里面，因此他也害怕。看来当年发现楼兰遗址的两位向导也一定多么不容易啊。
无论如何，从距离上来说，墨山国之路是从罗布泊进入吐鲁番最近的一条道路，楼兰人没有理由放弃这样一条理想的通道。那么这些楼兰移民来到吐鲁番后又落脚在哪里呢?
鄯善入在高昌
公元5世纪，沮渠无讳的人在吐鲁番建立了北凉政权，政权的中心就在如今的高昌古城。那么，当年鄯善国的楼兰后人会不会就居住在这里呢?
专家推测：应当说会有一些特别有才能的人留在了这里，就像当年北魏从北凉掠走3万有才干的人到大同，今天的大同才留下那么多的佛教石窟。所以，沮渠无讳也会把从鄯善国移民来的一些能工巧匠留在都城附近。今天，高昌古城遗址依然保留着一些宏大的佛寺建筑，据说唐代高僧玄奘曾在这里设坛讲经。楼兰人信仰佛教，在更名为鄯善国后依然保持着这个传统，因此，善于建造佛寺的鄯善人似乎会居住在高昌这个遍布佛教寺院的千年古城之中。然而，这种猜测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图6)。
鄯善入在伊吾
不过，据记载，鄯善人来到吐鲁番之后，其中有一部分人继续向东迁徙，前往今天的哈密一带。今天，那里会不会有楼兰人可能留下的痕迹呢?
在哈密附近一个叫白杨沟的地方，有一片规模很大的佛教寺院群遗址。当年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寺院?这些寺院又可能传达出怎样的信息呢?历史上这里是丝绸之路的要咽，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信奉佛教。专家推测：5世纪初期，一部分鄯善国人来到这里居住，随着人口的增加，自然带来更大规模的修寺、开窟、造像等佛教活动，所以才有残存至今的丰富辉煌的佛教遗迹。不过，这种推测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仍然没有史料的支持。
在距离佛寺遗址不远的一个村子里有一座
纳职古城，来到哈密的那些鄯善人就生活在这里。据《新唐书》《旧唐书》和《元和郡县地理图志》记载，贞观四年，朝廷在这里设纳职县，有鄯善胡人也就是鄯善国的移民来到这里筑城定居。纳职不是伊吾地区的古地名，据法国学者伯西何研究认为，纳职可能是来自鄯善国的一个地名，叫弩支。唐光启元年(公元885年)成书的《沙洲伊州地质残卷》记载：唐代初年，有个土人名叫鄯伏陀，因为无法忍受东突厥控制之下的苛捐杂税，率领居住在城里的一部分人逃往沙漠。这个姓鄯的人应该是鄯善国移民的后代。公元6世纪后，鄯善人的名字再也没有在文献中出现(图7)。
至此似乎已经无法继续追寻来到哈密的鄯善人的下落。
鄯善人在鄯善县
正当山穷水尽之时，考察队又意外得到这样一条线索：当年来到吐鲁番盆地的鄯善国移民还有一支生活在今天鄯善县一个叫“蒲昌”的地方。
当年，楼兰人曾把烟波浩渺的罗布泊称为“蒲昌海”，那么在吐鲁番盆地中的这个“蒲昌城”和当年的“蒲昌海”有什么联系吗?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至今还有争议的蒲昌城遗址也坐落在吐鲁番地区的鄯善县境内。据当地文物工作者介绍，至今鄯善县境内还保留着手工制陶等一些非常古老的传统。专家曾试图从这种古老的制陶工艺和陶器的形状，发现与古楼兰时期陶器相联系的蛛丝马迹，但这种努力最终并无结果。一种可能是那些来到这里居住的鄯善国人之所以把这个地方叫做“蒲昌”，不过是以此寄托对故乡的怀念罢了。
那么，今天的“鄯善县”和当年的“鄯善国”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呢?据史料记载，清光绪28年才将这里设为“鄯善县”，也就是说，从时间上分析，“鄯善县”和当年的“鄯善国”之间也许并没有什么联系。
不过，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里和当年鄯善国的生存环境何其相似，两地都在大沙漠的边缘。鄯善县城也许是今天我国距离沙漠最近的一座城市了，库姆塔格沙漠零距离俯视着它，然而，千百年来这座城市不曾被沙漠吞噬。当这些楼兰后人来到鄯善和哈密一带定居，可能是出于对故乡的怀念，便世世代代保留着故乡的名字，似乎想以此证明那个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并没有消失，它的生命依然在延续(图8)。
一生真伪后人知 第7篇
人们在为王实味英年早逝扼腕叹息时，不会想到托洛茨基本人比王实味更富悲剧色彩。在几十午后的今天，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托洛茨基。人们知道十月革命，却多不知道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领导了十月革命；人们知道苏联红军，却多不知道托洛茨基才是红军的缔造者，并率领它打败了英法帝国主义干涉者和白军，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人们知道新经济政策，却多不知道是托洛茨基最早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人们知道斯大林是列宁的继任者，却多不知道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俄国的地位原本仅次于列宁，他的肖像与列宁的肖像并排悬挂；人们知道苏联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性，却多不知道早在1930-1933年间，托洛茨基就在竭力争取德国工人阶级组织联合阵线，反对法西斯主义势力抬头，防止希特勒上台；人们知道新版《列宁全集》中文版共有60卷，却多不知道《托洛茨基全集》竟达150卷之巨，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艺术、教育等等几乎一切领域……
托洛茨基是如何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的呢?
1921年秋以后，列宁的健康每况愈下，后又突发严重中风，右肢瘫痪，口齿不清，有时甚至不能说话。1922年12月，列宁抱病重新审查了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冲突的前因后果，终于明白了斯大林作为民族人民委员在格鲁吉亚的粗暴举动。他发现斯大林指控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罪名都是虚假的。列宁最终选择了与“托洛茨基同志一致”的意见，此前列宁因受蒙蔽曾在格鲁吉亚问题上支持了斯大林。除了这次的“格鲁吉亚问题”外，在“对外贸易垄断权”、“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优先地位”、“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对工农检察院的批评”、“党的官僚主义”等等一系列国内外重大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也都是紧密合作，与之相比较，他们之间的所谓“不和”根本微不足道。列宁曾不止一次向党和共产国际表明，他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认为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格鲁吉亚问题使列宁认识到了党的官僚化和滥用权力的严重倾向。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说了这样一番话：“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这个警告只是一种暗示，不是断言。1923年1月4日，列宁又在信中专门补充了一段对斯大林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列宁怕收信人对此掉以轻心，接着就强调：“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这些话就是被后人经常提及的“列宁的政治遗嘱”。1923年3月5日，列宁感到健康状况已不允许他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了，便致信托洛茨基，要求他在大会上代为捍卫自己的立场。
但是，俄共十一大后斯大林担任了总书记，他领导的书记处(以及组织局)已经从政治局手中接过了绝大部分行政职权。斯大林利用手中的组织权力，大力提拔反托洛茨基的人，将支持托洛茨基的人免职。这一过程甚至波及到基层，不反对托洛茨基的人不能担任厂长、车间党支部书记、会计和誊写员等职务。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许多省代表会议的代表是在没有差额的情况下根据省委书记的推荐选出的。从1922年夏天起，省委书记名义上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推荐选出的，实际上是由书记处任命的。
斯大林在政治局为了排挤托洛茨基更是殚精竭虑。自列宁病情加重不能参加政治局工作开始，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政治局结成了“三驾马车”，很快又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扩展为“五人小组”，此后又拉拢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形成了“七人小组”，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对此毫不避讳，多次直接用“七人小组”这个称呼。“七人小组”每星期二召开会议，政治局每星期四召开会议，以便提前协调立场。“七人小组”垄断了全部大权，当时的经济、政治、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的问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最重要的决定和所有组织问题、党的干部任免问题，几乎全是“七人小组”事先决定好的。季诺维也夫后来证明，“七人小组”是瞒着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实际领导，是有专用密码的真正的派别组织。在这种情况之下，将列宁极不利于斯大林的政治遗嘱在党内公布已不可能，更遑论执行了。而列宁在病中一再求助的，并决心与之——同反对官僚主义的托洛茨基，反被污以“反列宁主义”的罪名。
斯大林为首的官僚机器否决了托洛茨基在经济建设道路、党内民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问题等等领域的理论和提案，并发动了持续数年的批判托洛茨基的运动，最终于1926年褫夺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将其逐出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在党的最高委员会上作最后陈词时警告各派说：斯大林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所有的反对派；而且，在一片嘲笑叫骂声中，他预言将有一系列血腥清洗，说其中不仅他自己的支持者，而且多数布哈林分子甚至斯大林分子都将遭到灭顶之灾。他还预言斯大林的胜利是短命的，斯大林体制将会突然垮台，彻底崩溃，因为眼前的胜利过分依赖暴力。很不幸，历史让托洛茨基成为了先知：斯大林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将许多他曾经的对手和盟友送上了断头台；1991年，苏联解体。预言了这一切的托洛茨基在1927年11月14日被开除出党，罪名定为“挑起反革命示威游行和实际上煽动叛乱”。1929年1月20日，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国境”。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刺客用冰镐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