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参与社区建设

2024-05-17

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精选6篇）

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第1篇

归纳总结

一．研究方式：

1.问卷调查2.访谈3.田野调查4.入户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5.实地调查6.走访式的调查7.村名代表座谈会

二．调查内容：性别，年龄构成，受教育程度，社区居民的受益情况，旅游资源状况，经济基础（区位因素、交通、电信、电力等基础设施），社区制度，当地人口状况，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状况，旅游业中存在的问题等。

三．社区参与内容：制定旅游规划、旅游项目设计和旅游决策，设计和建设接待服务设施，提供观赏接待服务，教育培训协调各部门关系，旅游影像监测评估，分享旅游收益，旅游资源管理和环境管理等旅游发展的全过程

四．社区参与的模式：

1.古村落社区参与旅游的“品”模式：通过客体对旅游体感知、理解、品位、体会等心理活动来鉴赏

2.给予委托代理理论的社区参与模式：景区将吃住行购委托给当地社区居民，发挥各自的特征

3.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模式：政府、社区组织、旅游企业、民间组织共同参与

4.以政府为主导的社区参与模式

5.由社区主导的社区参与模式

6.基层组织主导模式：对基层组织有较高要求

7.股份制运营模式：对社区的旅游资源和自然生态环境要求高

8.专业合作社主导模式：对农民素质要求高

五．社区参与中存在的问题：

1.村民参与层次低、途径不多，参与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尚未完善，开发过程中村民的主体地位的不到体现，旅游利益分配不均衡过分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忽视社会发展的综合效益

2.社区参与不普遍，居民参与比较分散缺乏有领导力的经济组织

3.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不健全

4.缺少资金，缺少个人能力，缺乏经济的互动和收入平衡，缺乏相关机制的制度的保障

5．参与主体不平衡，参与领域不深入，局部参与主导地位，参与形式单一，参与意愿不强烈，参与信心不足，参与理念不明晰

6.民主意思淡薄，管理人员观念和知识水平限制

六．对策

1.建立有效的社区参与机制

2.提供社区参与机会

3.加强和完善社区建设，政府提供各种培训机会

4.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景区的现代化

5.提高居民素质和参与能力，加强当地居民的宣传教育，以法律法规来保证管理的有效性

6.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

7.重视社区参与旅游规划，整合旅游规划与社区规划，强化社区参与要素，合理设计主客体交往方式

8.关注社区发展和社区生活质量，构建和谐社区

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第2篇

关键词:旅游景区;社区参与;利益主体分配;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6-0135-0西昌市邛海风景区社区参与利益分配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西昌市邛海风景区是国家4A风景名胜区,距西昌市3公里处,是四川省第二大的天然淡水湖泊,有较好的区位优势和旅游开发价值。然而邛海风景区的重新规划和开发必然会带来社区居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其中一个现实的问题是邛海周边的部分农民必须丧失部分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渔业生产资源,并与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分离,既得利益面临着一个重新调整的过程。

邛海风景区的再开发可能给当地的居民带来的利益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居住环境得到改善,就业机会和商业机会的增加,直接获得旅游收益等。从开发的实践来看,从旅游景区开发中获利是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核心诉求。但是,由于有效的参与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不够完善,社区居民参与面不广,参与层次低,参与效益有限,大量的旅游利益从居民身边流走,有的甚至成了外来强势集团的“摇钱树”,从而引发的风景区土地征用与补偿问题、房屋拆迁问题、景区经营权问题、景区居民再就业问题的等,其具体表现如下:

1.1 土地征用与土地补偿诉求导致社区居民利益分配的矛盾与冲突

2009年6月,我们对邛海景区周边耕地占用面积最多的海滨村和市拆迁办进行了问卷式和走访式的调查。调查显示,海滨村共有11个组,其中7组距邛海最近,在景区再开发中是占地面积最多,拆迁户最多的村组。该组总人数486人,占全村人数的9.6%。其中征用土地和各种补偿明细如表

1、表2所示:

表1 海滨村七组被征用土地面积的情况(单位:亩/人)

承包土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开发前1700.3开发后400.08数据来源:海滨村村委会。表2 邛海风景区开发中被征用补偿明细表(单位:元/亩)

补偿项目土地补偿青苗补偿鱼塘补偿建塘费补偿鱼苗损失补偿补偿金额***002500数据来源:西昌市政府拆迁办。

从表1可以看出,由征地前人均耕地面积为0.3亩减至征地后的人均耕地仅为0.08亩,个别农户甚至已没有一寸耕地,人地关系十分紧张,依靠原来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生存已不现实。从表二可以看出,在所有的补偿费中,土地使用权出让费是最主要的补偿费,对于人均耕地面积仅0.3亩的农民来说,所补偿的人均费用仅5600元。调查中我们发现,许多失地农民对他们今后的生活保障充满了忧虑,对再生产技能本身就不强的当地农民而言,若不及时解决好补偿中的具体矛盾,协调好征用土地的利益补偿问题,势必会影响旅游景区的和谐发展。

1.2 房屋搬迁与房屋补偿诉求导致社区居民利益分配的矛盾与冲突

西昌邛海风景区的重新规划,无疑是要求景区周边的部分居民搬迁,特别是景区的核心区域,不能有居民居住。这部分居民就要求搬迁到远离景区的地方,重新安置新家。笔者走访了西昌市拆迁办,调查发现,这次邛海的重新规划,总共拆迁5700亩,农村总计275户,城镇42户。对他们的房屋拆迁费做了如下补偿:农村居民住房补偿以380元/平方米。农户再用这笔补偿费在政府统一新修的安置小区购买新居。扣除每户有40平方米的住房面积,其余的差额安置小区以售房价格800元/平方米卖给社区居民,对于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少数居民尚可以接受,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景区给予的这部分补偿费远远不能够满足他们安置新家

所需的费用,农民不愿意搬离世代居住的地方,但如果政府主管部门和景区管理机构为了发展旅游业,增加其经济效益,忽视农民的切身利益,利用强制的行政手段,没有建立在社区居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不妥善解决经济补偿和移民后未来生产生活出路等具体问题就盲目搬迁的话,那么未来的赔偿问题可能遗患无穷。

1.3 景区居民与开发商争夺资源的经营使用权存在的利益分配的问题

邛海不仅景区自然风景优美,而且还有着丰富的水产资源。在邛海风景区重新规划以前,周边的农户除了种地获得的收入以外,捕渔业也曾是他们的经济来源之一,而且在旅游旺季,周边的农民还可从事为游客划船、烧烤等,以此来补贴家用。但是,景区重新规划后,对景区内资源重新管理,农民原有的既得利益就面临着重新调整。笔者通过对邛海周边农户的走访调查,特别是海滨村7组的农户认为,在没有重新规划邛海景区以前,虽然每年的接待量不是很多,但能通过划船、烧烤、摆摊设点和农家乐等来挣钱,收入比规划后还多。而规划后,邛海风景区的经营权被纳入统一的景区管理,大部分的旅游收入都流入景区开发商的口袋里,景区农户并没有在发展旅游业中得到切实的经济利益,因此他们的参与性不高,甚至持抵制的态度,这样在景区发展的后期矛盾就会越来越突显。

1.4 劳动力转移后,景区居民面临再就业困境

邛海景区规划和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的农民生活问题立即就面临着困难,他们再就业等各方面也得不到保障。邛海规划中征地最多的海滨村7组,全组共有耕地170亩,被征土地就达到130多亩,人均耕地面积剩下不足0.03亩,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后必须改变生产方式来维持生活。旅游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尚且不能容纳多少本地人,大多数失去土地的劳动力的转移就更加困难。更加上农民普遍受教育的程度较低,世世代代都靠种地为生,很少有一技之长重新再就业。这样,一方面是大量亟待转移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却难以转移。农民再就业问题得不到保障,容易滋生矛盾。如何对西昌邛海风景区社区利益进行调试

2.1 重视社区权利,保证社区利益

社区作为一个重要的利益主体,我们首先应该从意识上重视社区的权利。对西昌市邛海景区集体所属的土地、水体、树林等,应尊重其所有者受益的原则,与社区利益分享,帮助社区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购租赁土地使用权和资源管理权的方式,也可以按不同所有者的份额共享资源获得的收益,如门票、资源补偿费、土地设施出租费等,还可以通过其他补偿方式,如以邛海景区内居民的房子换景区外的房子,实行优惠的置换政策。总之,要把利益共享的思路从国家宏观管理层面一直贯彻到景区所有的居民,尊重他们的权利,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更好的保证他们的利益。

2.2 加强风景区土地征用的立法,妥善解决景区征地补偿

旅游风景区在规划和开发的初期,景区面临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土地权属和土地征用补偿问题。目前,我国还尚未出台明晰的风景区征用土地的法规法令,所以对于征地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各地的行政主管部门只能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关的措施。为了避免在征地补偿这个问题上产生纠纷和摩檫,首先在大的方面国家应加强对风景区开发和规划用地和赔偿的立法,争取做到各项工作都有法可依,在法律的许可范围下进行各项工作。其次,风景区在规划之前对风景资源的资产做一个评估报告,以评估资源报告的土地价格为依据签定土地出让合同。这样,风景资源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费就会大大提高,风景资源的效用才能充分发挥,景区的农民在脱离所占用的资源后可获得一笔足够的补偿,其基本利益能得到较好的保障。最后,在对当地农民征用土地的赔偿时,一定要充分的谈判、协商,争取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理解,不能单纯的依靠行政法令,强制执行征用土地。

2.3 加强农村小城镇建设,妥善处理好农民房屋搬迁改造还建问题

每个风景区在规划的初期,都会面临着景区居民房屋搬迁的问题。这个问题和农民的土地问题一样,是农民生活的基本保障问题。因为邛海景区的整个社区基本上属于无规划的散落式村庄,建筑形式和建筑风格与自然风景和环境不相协调,部分居民的生产方式还不适合旅游风景区发展的要求,为了使村庄建设与旅游景区协调发展,改善社区的人居环境,对保护区内的村庄分类改造。目前,可采取的村庄改造方式有:“城中村”综合改造方式,征用土地后,按照规定异地搬迁还建,实行风景区农户的搬迁改造与农村的小城镇建设相结合,这样,搬迁就可以寻求利用社会综合资源,而不仅仅是依靠风景名胜区及其政府主管部门的单一性资源;“景中镇”的就地还建方式,即把散居的住户集中起来,建设成与景区风格相协调的风情小镇,进行餐饮、住宿等生产经营活动(这种方式关键是政府对社区居民经营能力和从业素质的培训与提高)。邛海风景区就是采取把核心区域的农户统一迁出景区,在西昌市的郊区开发修建一个安置小区,所有的建筑物按照统一的仿古制式修建,内设休闲观光、棋牌茶楼、烧烤小吃等。这样既解决了农户的住房问题,又可以为部分农户解决一些就业问题,为加强城乡一体化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2.4 加强当地农村社区的旅游服务培训,多种渠道转移剩余劳动力

城市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研究综述第3篇

在众多研究文章中，学者主要对社区居民参与的概念、现状、分类和途径、功能和意义，以及对策等，进行了较为精辟的论述。

1. 社区居民参与概念

学界主要有三种看法。行为论者认为，社区参与是指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管理的客体，更作为社区管理的主体，参加社区各种事务的行为。[1]过程与行为论认为，所谓居民参与是指居民个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与管理的过程和行为。[2]发展论则认为社区居民参与是指社区居民影响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行为和过程，其目的在于推动社区发展，从而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3]

上述阐述均有各自角度和目的，但可以理出社区居民参与的共同特征，一是社区居民为参与主体;二是社区事务及其治理过程为参与客体;三是通过参与施加一定的影响是社区居民参与的目的。这些共同特征，构成社区居民参与的基本要素。

2. 社区居民参与现状

学界一般从参与意识、人员情况、参与程度三个方面考量社区居民参与情况，认为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远不适应推进社区建设需要，居民社区参与意识比较薄弱，总体参与率不高，参与数量不多且分布不平衡，居民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参与较低层次的社区事务运作。[4]

而对于造成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的原因，学界也有几种观点。四因说认为，一是原有的“单位参与意识”阻碍居民“社区参与意识”的产生，是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的首要原因;二是行政化的社区管理方式导致居民参与观念淡薄;三是社区工作者队伍整体素质偏低，工作方法老化，造成居民参与社区热情不高;四是现代都市生活特征客观上不利于居民社区参与行为增加。[5]五因说则认为，影响我国社区居民参与的因素包括社区归属感、社区公共空间发育程度、参与价值、参与成本和制度设计等五个方面。[1]矛盾说认为居民参与不足在于参与期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7]学者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有的从居民参与与社区服务侧面，认为社区服务产业化政策导向致使营利性服务项目急剧膨胀，社区服务公共性显著减弱，影响了居民对于其作为一种独特的服务领域的认同。[8]有的从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角度，指出政府的统制意识和方式不仅使得社区居委会发生严重职能错位，还湮灭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削弱了居民参与和自治能力。[9]有的则明确提出社区类型、年龄、婚姻状况、职业状况、社区满意感和归属感等因素与社区参与频度存在显著关联，而性别、文化程度、健康状况等特征与社区参与频度之间没有显著关系。[10]

可以看出，我国社区居民参与仍然处于较弱参与阶段，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社区居民归属感不足，期望值与现实状况不一致，参与机制不完善，等等。

3. 社区居民参与分类与途径

学界主要根据主体参与意愿、参与形式、参与渠道和参与内容的不同，对社区居民参与状况做了不同划分，划分为动员型参与和自主型参与;组织参与和非组织参与;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社区政治参与、社区经济参与、社区文化参与、社区社会参与等。[1]有的学者依据参与客体的功能特性不同将社区居民参与分为决策参与、实施参与、监督参与和信息参与。[3]还有学者认为，动员式执行参与是主要形式，这种参与既不能使居民对社区开展的具体事务进行决策，又不能对社区公共权力运作进行监督;非政治性参与是社区居民参与主要内容，社区居民参与的事务多与政治不沾边或关系不大，是“杂务”。[7]

关于社区居民参与途径，学界亦有不同阐述。有的认为居民参与途径主要有三类：以个人身份参与社区的选举或建设规划、作为某个组织或单位成员参与到社区发展中、组合成多种类型的非正式组织参与社区的福利服务和保障性工作等。[14]也有学者强调应重视社区居民在参与包括社区服务在内的各类社区发展计划、项目等公共事务或公益活动的过程中，相互之间所形成的复杂关联和互动关系体系。[8]还有学者把参与途径分为两类，传统路径包括直接或间接选举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居民代表会议等，新途径则有建立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三会”制度，建立“社区人民联络员”制度，制定社区居民公约和社区自治章程，建立民主评议机制，开设议事园，实行居民公决，实行居民门栋自治，建立民情信息站，建立信访接待室，组织聊天会，等等。[3]

4. 社区居民参与的功能和意义

“桥梁说”认为，参与是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联系桥梁，只有居民直接参与和治理，才能培育居民社区归属感、认同感和现代社区意识，才能有效整合与发挥社区自身各种资源，居民社区参与是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源泉，离开居民社区参与，就没有真正或完整意义上的社区发展。[17]“服务标准说”则指出能否实现居民积极、广泛参与，是衡量社区服务发展效果的客观和最重要依据，社区社会化服务网络的形成，依赖于人力资源的广泛调动，依赖于居民参与程度的提高。[8]还有学者更从社区居民参与在社区建设中的地位出发，指出居民参与是衡量社区建设成功的重要标志，是社区建设健康发展的动力源泉，是搞好社区建设的根本保证;[2]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进社区发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着坚实的基础意义和巨大的推动作用。[3]

上述论述还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理论层面，社区居民参与的意义不尽于此，应把它与社区居民自治联系起来，并放在政府管理的环境中，其功能和意义将更为突出。

5. 社区居民参与对策研究

如何应对社区建设中的新问题的挑战，怎样健全社区居民参与的机制和途径，学者们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唐忠新提出了原则性较强的四措施说，第一，强化宣传教育，培养社区意识;第二，坚持社区需求本位原则，注重用共同需求、共同利益来调动居民广泛参与的积极性;第三，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原则，使每个参与者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第四，建立和完善参与机制，如激励机制、责任机制等来推动社区居民参与向制度化发展。[21]杨荣则提出“四化”措施：第一，居民参与利益社区化，将单位的服务功能向社区转移，特别是政治、福利、保障功能等，使居民工作之外的其他利益关系都能在社区得到体现;第二，社区自治制度化，加强法制建设、规范参与程序，推行区务公开，搞好社区简政;第三，居民参与组织化，提高居民自主组织能力，增强其社区归属性;第四，社区服务专业化，向市场化推进。[2]李婷玉则认为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应从调整社区中三个相关主体的思想观念开始：对于政府官员，要相信社区有自治的能力，将权力切实地下放到社区;对于社区居民委员会，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政府权力控制与社区治理、自治之间关系，使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居民都能负责任地共同投入到社区建设中;居民个人应看到社区参与可能为公共生活、个人生活带来的积极转变，主动融入到社区中去。[9]潘小娟则认为完善社区居民参与必须强调和坚持社区居民参与的广泛性和有效性，重视社区意识的培养，注重社区居民的共同需求，推进社区居民参与的有效开展。[3]

二、研究现状简评

从上述我国学界研究城市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问题的现状，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直接以社区居民参与为主题的著作较少，学术论文相对较多，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研究缺少宏观的理论框架指导，大多以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分析为主，缺乏多学科的理论融合分析，如经济学、政策学的视角就较缺乏。

第二，实证的调查研究较少，对社区参与的问卷调查的指标较为简单，其研究报告也是简单地描述各地居民社区参与的现状，然后整体分析，缺乏针对性和科学性。

第三，研究内容都过于庞杂，缺少系统性，而且对于居民参与问题的核心把握不到位，因此所提出的扩大居民参与的对策也未能抓住此核心问题，而流于表层，难以深入，缺乏可操作性。

我认为在城市社区层面探讨居民参与的关键在于：第一，剖析社区居民参与中各种问题的原因，以调动起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第二，探讨如何从制度建设上保障社区居民参与的热情，切实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的能力。

摘要：居民是城市社区建设的主导力量之一, 但居民参与状况并不乐观, 已成为目前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瓶颈性问题。作者对国内学术界研究现状进行分析评价,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关键词：城市社区建设,居民参与,研究

参考文献

[1][6][11]王刚, 罗峰.社区参与: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的新驱动力和生长点[J].浙江学刊, 1999,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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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徐永祥.社区发展论[M].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0.

居民参与社区共治机制研究第4篇

一、多元主体参与的价值导向

城市社区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石，基于治理理论的城市社区建设展现了多元主体参与的价值导向，是政府引导增权与居民参与增权的共治形态。政府发生作用的方式改变，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在于政府的权力，不在于政府下命令或运用其权威，政府可以动用新的工具和技术来控制和指引[1]。行为者网络的自主自治是居民增权的外在形式，居民的主体地位得到确认并能够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是城市社区走向善治的必然逻辑。

城市的商品房社区是住宅商品化后，从单位所有的居民区向私人所有的住宅小区的转型。这种社区即是Chris Webster所认为的私人拥有、私人管理的房产，家庭或公司通过支付地租、服务费或其他方式，享有该房产中的公共设施[2]。商品房社区改变了传统的空间形式，把拥有产权的私人业主推向了社区治理的前沿，具有私人治理的特征。武汉市中央花园社区是商品房社区的典型代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共商共治机制和平台建设是社区治理的一个典型范例。

二、中央花园社区概况与居民参与动因分析

（一）中央花园社区概况

中央花园社区是2000年新开发的全封闭型物业管理小区，由五个住宅组团——邻芳居、红杜里、锦鹃谷、晴翠湾、碧云天组成。全社区共有44栋楼房、2800户共计7860名居民。中央花园社区居民具有“三高一无”（高龄、高薪、高知，无低保）的人口特征，其中50%为退休人员。从社区居民群体的收入来看，中央花园社区已经迈向富裕型社区，居民的基本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更加追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整体具有较高的文明素质。

从市民社会理论来看，居民自治组织发育良好，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较高。可以说，中央花园社区是市民社会发展在我国中部地区的一个典型。

第一，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中央花园社区的许多硬件设施处于湖北省领先地位。社区是2000年新建的社区，起点高，没有历史规划遗留下来的问题。第二，省、市、区政府高度重视，先后建立了社区学校、社区居委会服务中心、邻里文化广场、国家级篮球场、社区科普馆、社区自动气象站等硬件设施。其中，社区居委会办公室拥有200平方米的活动空间，设有信访接待室、警务室、会议室、老年人文化活动室、青少年学校、市民学校、人口学校、党员电教室等多个多功能活动室，并建有一个藏书2000多册的图书室。第三，软件平台成为社区服务的一大特色。这里建立了心连心结亲、户连户睦邻、手拉手同行等组织平台，其中的周艺杂坛、丁志英语角、老红军寇世荣红歌比赛影响很大。

中央花园社区建设成为湖北省乃至全国的一个典型，先后被授予“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全国文化先进社区”、“全国创建学习型家庭示范社区”、“全国科普活动站建设示范试点”、“湖北省文明社区”、“湖北省百佳社区”、“江城十大特色社区”等65项全国、省、市级荣誉称号。

（二）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动因

商品房小区最大的特点就是社区居民是利益共同体，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需求、共同的目的，甚至基本相同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共同的利益往往是社区居民产生归属感、认同感和共同行动的基础，是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直接动力[3]。中央花园社区的居民有着基本类似的经济收入结构和生活背景，对社区有着较强的认同感和荣誉感，也因此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非常高。

从社区居民需求的角度分析，社区是依地缘、群体关系建立起来的生活共同体。在新型的商品房社区，居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了有效保障，但是普遍存在着精神贫乏、人际关系淡薄的情感现实，产生“一户一重天、猫眼看世界、相见不相识”的人情冷漠现象。从表象分析，这是由于资源不能共享、邻里不来往、精神食粮不充足所造成；而究其根源，则在于社区居民的参与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从制度层面分析，则是制度缺失所造成，从小的方面来看又是由于缺乏社区共治的参与机制和平台所造成。因此，引导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社区治理，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一是要解决居民的基本物质需求；二是要重视精神层面的满足，搭建精神寄托平台。

三、中央花园社区居民参与机制与平台

社区建设的核心是广大居民的自觉和积极参与，而引导居民参与需要良好的机制保障和平台来支撑。中央花园社区建设取得优异的成绩是居民高度参与社区治理的结果，与居民利益需求和建立参与机制、互动合作平台分不开。通过依托完善的基础设施平台为基础，中央花园社区建成了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机制和组织平台。

（一）居民参与核心机制——“三方联动”

在商品房社区的管理中，国家希望减少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引导一种自下而上的多元治理模式，将部分职能赋予社区中的市场化主体；房地产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作为“掌舵者”的第三方出现，在社区管理中扮演公正的裁判角色[4]。

中央花园社区实行在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三方联动”模式，推出了“治安联防网格联动、邻里联动、矛盾联助、纠纷联调”的“四联”新举措。党组织统领社区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在社区管理创新中发挥战斗堡垒的核心作用；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社区治理中心，是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组织者和协调者；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利益的代表者，发挥利益表达和治理监督的作用；物业公司是市场化运作的企业，负责物业维修、绿化养护、卫生保洁、社区秩序维护，以及提供家政劳务、社区信息咨询等有偿服务。通过“三方联动”，中央花园社区一举解决了“资源零散不规整、邻里之间很冷漠、精神食粮不充足”的三大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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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民居务参与机制——邻里文化与精细化网格管理

邻里文化是中央花园社区的社区文化。在居务参与机制中，邻里文化活动阵地是主要平台。1070平方米的社区用房是中央花园社区居民文化活动的主阵地，社区兴建的近万平方米的邻里文化广场则是文体活动的大平台。依托一个主阵地和一个大平台，居民们创办了“周艺杂坛”，开展舞动星期一、唱响星期二、奏鸣星期三、戏说星期四、走向星期五、快乐双休日等主题活动；组建了歌舞、棋类等15支邻里文化队伍，形成了“以人为本、以邻为亲、以和为贵、以文为根、以助为乐、以德为魂”的社区邻里文化精神。

在居务管理方面，中央花园社区采取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形式，将社区的楼栋住户与辖区商网门店连体打包分割，按房屋组团的44栋楼房、435家商网划为8格，每格300户左右。每格由“三长三员”包格负责，即党小组长、楼栋长、中心户长；宣传员、信息员、网格管理员。在党小组的领导下，每个网格团队由社区工作者负总责，“三长三员”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这种“一格多元”的网格化管理模式中，社区基层党组织和居委会是领导者，社区居民是主体，居民的自我治理、自我服务是精髓。通过这种机制设计，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畅通的渠道。

（三）居民政务参与机制——“四民”民主参与

中央花园社区努力探索居民自治新途径。在凝聚共识、扩大居民参与方面，建立了具有特色的“四民”民主参与机制。“四民”机制是指“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评”。依托“四民”参与机制，中央花园社区大力推行社区工作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通过建立议事会、协调会，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区参与、居民自主维权相结合的权益保障机制。

（四）居民商务参与机制——“居商一体化”

中央花园社区由商业地产公司开发兴建，竣工后，政府与地产公司签订了合同，将1070平方米售楼中心的使用权无偿转让给了社区居委会。社区居委会将社区用房改造成宣传、学习、教育、服务、活动、休闲的场所。社区积极拓展商务，物业前台与社区服务站、综治工作站融为一体，并将20家贴近居民生活的商户纳入社区党员群众事务综合服务平台，既引导商家拓展市场，又满足了居民群众的基本需求。通过这种形式，形成了“居商一体”的格局，建立了有效的商务与服务供给系统，使居民在社区里安居乐业，提高幸福感。

（五）居民志愿服务参与平台——党组织社区志愿者平台

志愿者参与是中央花园社区居民自治的形式之一。社区志愿者积极参与文明家庭创建行动、和谐家园行动、结亲帮扶行动、老少共建行动、创先争优行动，充分展示了志愿参与的精神，体现了社区自我服务的理念。在志愿者活动中，党组织是社区志愿者平台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

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特征分析

从社区管制到社区治理是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基础，也是居民自治的外在表现形式。居民参与社区建设有不同的原因，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央花园社区的居民参与具有以下一些显著特征。

（一）人口结构和社区邻里文化是居民参与程度高的重要因素

老年人和未成年人是社区的人口主体。中央花园社区60%以上为老年人，这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资本参与社区活动。据调查，50岁以上的老年人大多参加结亲帮扶、文艺比赛等适合他们的文体活动，青少年则以故事会、幸福家庭小课堂等为主。倡导邻里文化提高了居民们的参与度，爱家园、兴家园、建家园的邻里文化既满足了居民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浓缩了居民群众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二）居民参与社区建设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引导行为

中央花园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自始至终是省、市、区、街领导下的政府行为，党组织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因此资源的获得度相当高。政府部门对于中央花园社区的支持力度最大，政策资源、硬件资源的倾斜使中央花园社区拥有足够的能力进行社区建设，由此营造了社会管理创新多、居民参与热情高的氛围。

（三）群团等社会组织是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主要载体

彼得·德鲁克认为，社区问题的解决之道就在社区里面，非营利组织是社区参与的主体之一。社区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要在社区治理中改变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让更多的私企和公共部门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社会组织主要致力于社区服务和管理，基本宗旨是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其力量就在于它扮演着把家庭和社区与广阔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中介和催化剂角色[5]。居民参与社区活动需要一个平台，工、青、妇、科协、计生协、社区文联等群团组织是社区活动的组织基础，社区老年学校、青少年学校、市民学校等是参与平台。

五、结语

公众参与是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为政府管理部门提供了全新的治理模式。政府部门可以集中精力“掌好舵”而非“划好桨”，基层管理部门不必事必躬亲，而要妥善授权，最终实现公民参与社区自主治理的愿景。

参考文献

[1] Stoker， Gerry. Governance as theory： Five Propositions [J].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998， 50（1）： 17-28.

[2] Chris， Webster. Gate Cities of Tomorrow [J]， Town Planning Review， 2001， 72（2）：149.

[3] 夏建中.城市新型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实证研究[J].学海， 2005（3）.

[4] 唐娟.城市社区结构变迁中的冲突与治理.唐娟主编.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发展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5： 60.

[5] 陈华.非政府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解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责任编辑：李静敏）

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第5篇

昌吉市绿洲路街道绿园社区党总支

绿洲路街道绿园社区成立于2003年1月，辖区总面积0.16平方公里，现有人口1914户5130人，有汉、回、维、哈等13个民族，社区党总支下设9个网格党支部，直属党员82人，其中离退休党员67人。辖区有物业小区3个，商业网点92个，属纯居民社区。社区现有工作人员12人，办公服务场所220平米新扩建418平米。近年来，社区党总支以落实“六民”工作机制为核心，依托社区“主题教育、文化教育、特色教育”三大教育基地，在增强社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上想实招、求实效，积极探索出了以各类文体活动为纽带，三大教育基地为平台，党员为主体，群众广泛参与为辅助的工作机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一、以“主题教育”为核心，提升居民综合素质

根据社区居民身份各异、素质参差不齐等特点，将居民分为经常参与型、时而参与型和不参与型，采取分类主题施教法。一是集中主题教育。针对经常参与型的党员和居民，将他们纳入正常的社区党员学习活动和基层组织建设群众面对面教育活动，采取“每月一主题”的形式，增强居民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开展了以不同内容为主题的联谊座谈会、以“讲文明、树新风、除陋习”的公民道德建设月主题签字仪式、以“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区”为主题的民族团结教育、以“我是党员，向我看齐”为主

题的教育等。二是特定主题教育。针对时而参与型的居民群众，党总支采取以宣传促教育的形式，开展“讲正气、讲团结、讲大局”、“比学习、比奉献、比稳定”为主题的 “三讲”、“三比”等主题教育，在社区醒目位置安装党报党刊宣传栏，每天由专人负责张贴昌吉日报，确保居民能够及时了解当天的新闻，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和昌吉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通过社区党报党刊专栏，来带动居民接受教育。三是帮扶主题教育。针对不参与型的居民，通过积极参与党员和居民采取“一帮一、一带多”的主题教育的方式来引导带动，从而使他们逐步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来。我们还采取党报循环利用法，将看过的报纸由街道专人当日整理成册，在次周向社区集中传送一次，社区将传阅来的党报党刊赠送给平时表现积极、工作热心的志愿者，让他们相互传阅、学习、讨论，使党的声音及时得以传达，实现党报资源利用最大化。

二、以“文化教育”为纽带，增进居民群众感情

一是典型引领，扩大群众参与的覆盖面。结合辖区人员实际，挖掘有特长的群众并与他们加强联系，发挥群体优势，建立了书法、绘画、文艺、柔力球、乒乓球、曲子队等6支业余文体队伍，连续多年组织开展以“花为媒、邻里情”、纳凉晚会、春联赠送活动等不同内容的邻居节活动，以社区居民自编自排自演娱乐节目为主，与小区物业站联手，在小区广场演出，将健康积极向上的民俗文化融入居民生活。

二是寓教于乐，吸引居民群众广泛参与社区文艺活动。以“居民素质教育”为重点，以各类文化活动为载体，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及图书室为阵地，“让艺术走近百姓，让品位伴随生活”，邀

请新疆曲子剧团的老师，面向广大居民群众开展音乐、舞蹈等艺术培训项目，通过特色培训项目设置和互动性的体验式教学方式，为居民提供“零门槛”的文化服务。除本社区业余文艺爱好队、党员、居民编排的节目外，还邀请州歌舞剧团和新疆农职院等单位在社区开展各类文体活动，社区6个业余文体队在社区小文化广场上自发活动，通过寓教于乐、寓乐于教的形式，将身边的居民带动起来学柔力球、唱传统戏曲、欣赏书画艺术等，社区居民的参与人数不断增加。

三是示范带动，引导居民全面关注社区工作。突出老党员、老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强和居民威信高的两大特点，让老干部、老党员带动社区居民及家庭成员主动接受教育，发挥社区市民学校的宣传作用，组织居民聆听以“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我身边的好书记（玛纳斯县和吉木萨尔县村党支部书记）”先进事迹报告会等；开辟社区市民讲坛，让社区老党员原市人大主任韩生禄同志讲解物业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知识；组织以“我身边的好人好事”和“我骄傲，我是社区志愿者”为主题的座谈会，使老党员、老干部成为“政策理论的宣讲员，维护稳定的治安员，先进文化的传播员，居务公开的监督员，矛盾纠纷的调解员”，让广大居民讲解身边居民点点滴滴的感人事迹，从而带动居民积极参与到实际生活中，促使良好的民风吹遍社区各个角落。

三、以“特色教育”为平台，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一是开展特色活动。在居民家庭中广泛开展“读书的人最时尚，读书的家庭最和谐”为主题的家庭读书活动，鼓励居民多看书、多读书、读好书。依托社区连续五年成功开展的邻居节活动这个平台，发挥家庭大舞台、老年艺术团、业余文化队等文化队

伍作用，举办拔河、厨艺大比拼、花卉展、手工艺品展示、居民座谈会、家庭趣味运动会等活动，达到“让寂寞的楼栋热闹起来、让陌生的邻居熟悉起来、让疏远的邻居亲近起来、让贫困的居民幸福起来”的“四个起来”的目标，促使“不分你我他，社区是大家”成为广大居民的共同信念和追求。

二是设置“景观”教育。采取街道拨付一点、社区筹集一点、包社区部门支持一点的办法，丰富社区图书阅览室的书籍，以文化图书资料站、州图书馆外借图书点补充书库内容，建立小广场警示教育基地，在街道和居民小区建立景观带，设立各类公益广告，在游园绿地内设置告示牌，开展公益提示语教育，在小区院内建立宣传专栏、在居民楼道建立了精神文明、计生等内容的装饰牌，通过文化景观建设，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的引导，使党员、群众在享受文化、参与文化活动中受到感染、接受教育，形成有特色的社区文化品牌。

三是建立服务网络。按照网格化管理的方式，社区将直管党员和进社区党员志愿者纳入网格党支部和居民议事协商委员会，作为社区收集信息的情报员，他们主动到楼栋失业人员、离退休职工家中和困难家庭等弱势群体中走访了解，送温暖，送政策、送真情、调解矛盾纠纷，为社区居民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

四、奉献社区，凸显党员先锋作用

绿园社区党总支以先锋引领、共建和谐为主题，以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为主线，设立了八类党员先锋岗，引导党员自觉领岗，承诺服务，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切实解决居民实际问题，树立社区党员新形象。

一、结合楼道党员年龄大、热心肠、有空闲等特点，为身体较好的社区退休党员提供再服务岗位，推行“一长五员”工作岗位，搭建自我服务平台。“一长五员”即楼长、党员监督员、文明信息员、民情信息员、计生信息员、平安信息员。“一长五员”各负其责，带头“讲文明、讲政策、讲亲情、讲互助”，大力倡导邻里和谐，家庭和睦，居民家庭发生矛盾和邻里产生纠纷，由楼长和五大员协调解决，重大事项经社区党总支召开楼栋代表现场解决，使每个退休党员有事可做，有责可尽，有困可助。

二、即开展党组织向党员和群众承诺，党员向党组织承诺活动。社区党总支针对居民反映较迫切的问题，逐一立项，承诺完成时限，面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居民群众监督。在实施社区党员承诺服务的过程中，不求数量重实效，着力在细化定诺、承诺、履诺、督诺和评诺上下功夫，实行了兑现承诺销号制，对党员承诺建档立卡，承诺一件，登记一件，兑现一件，销号一件。创先争优活动开展以来，社区党总支成员、9个片区生活党支部书记，均签订了承诺书，并实现承诺事项公开上墙，接受党员群众监督，确保承诺事项一一得到落实。

三、在社区广大党员中开展“一树一助”活动，即树党员形象，助弱势群体活动。社区党员结合自身特点，任意选择其中的一项或几项服务，服务居民、服务社区。活动开展以来，社区党员积极参与，争做先锋，在创建文明城市、扶弱帮困、和谐楼院 5

建设等热点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五、突出特色，推动和谐社区建设

围绕社区居民关心、关注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着力打造“文明祥和幸福社区”，并结合创先争优活动，不断丰富其内涵。

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第6篇

（北京市朝阳区政府办公室曹艳）

摘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范畴。本文通过对北京市朝阳区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的论述，分析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的现状、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旨在为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完善居民参与机制，增强社区民主自治作出积极探索。

关键词：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民主自治、社区组织体系、社区管理

基层群众自治就是城乡基层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据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按照平等、选举、公开、监督、多数人决定、法治等原则，按照一定程序，民主选举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领导人，对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制度、规范和实践活动，表现为基层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以及对干部的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其目的就是要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有利于扩大和巩固地方政府、基层组织的权力来源与群众基础，改善地方政府、人大机关和群众自治体系之间的关系，在基层社会形成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基层社会政治生态。

一、北京市朝阳区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现状

近年来，北京市朝阳区全面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社区组织体系不断健全，民主自治制度逐步完善，居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有力推进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一）健全社区组织体系，基本确立“五位一体”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

目前，朝阳区城市社区已建立起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社区居民代表大会为决策监督机构，以社区居委会为执行机构，以社区服务站为服务载体，以社区民间组织为补充的“五位一体”基层群众自治机制。

——建立社区党组织。2001年，结合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朝阳区在全市率先建立社区党组织，成立社区党委184个、党总支57个、党支部1182个，建立街道社区党建协调委员会23个、社区党建协调分会200个，逐步形成街道、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社区全体党员为主体、社区单位党组织参与的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

——完善社区代表会议。将社区居民代表大会作为社区的最高决策、监督机构，选举产生社区居委会，决定社区重大事项、监督政府在社区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情况。同时，成立社区居民常务代表会，常务代表会作为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根据居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功能日常化。

——健全社区自治组织。2001年以来，经过两次大规模调整，将原有792个居（家）委会调整为社区居委会，目前，共有200个社区居委会，社区平均规模为3200户，规模在3000户以上的社区为101个，共划分为6918个居民小组，平均每个居民小组约90户居民。

——设立社区服务站。每个社区均设立社区服务站，并聘用社区事务助理作为工作人员，社区服务站在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的领导下，通过整合协调行政、市场、社区、社会组织等各方面资源，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公益服务和便民服务。

（二）推行社区“三六九”工作规范，完善社区民主自治制度。

——建立“三项公开”为重点的居务公开制度。各社区都建立了居务公开栏，公开社区党委、居委会成员照片、职责、联系电话，以及社区居委会成员分片包户情况、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决策内容、社区重大事项办理情况等。

——健全“九种制度”。不断完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核心的社区民主自治制度体系。如：通过推行楼委会制度，合理调整居民小组规模，在社区层面形成“社区居委会—楼委会—居民小组”三级工作网络，把居民家庭和社区自治组织密切联系起来；通过建立居委会成员入户走访制度，建立“走访、立项、服务、反馈、评估”的工作模式，进一步畅通社区民愿诉求渠道。

（三）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和谐社区社会化运作机制。

朝阳区以“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为目标，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适应基层群众自治发展的需要。

——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围绕街道“统筹辖区发展、监督专业管理、组织公共服务、指导社区建设”的职能定位，制定《关于进一步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街道、社区的工作职责，通过在社区层面设立社区服务站，将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延伸到社区，同时也为社区居委会“减负”。

——在新建小区普遍建立由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企业组织组成的工作定期会商协调制度，坚持社区居委会对业主委员会的指导职能，引导业主依法有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二、北京市朝阳区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一）朝阳区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借鉴国际安全社区创建理念，强化社会协调机制，促进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借鉴国际先进理念，结合区域实际，探索出“政府引导、多元参与，整体规划、资源整合，动态评估、长效运作”的安全社区创建模式，为居民自治引入新机制，在41个创建促进项目中，均体现了政府部门调控与商业机构、学校、医院、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的互联。

——社区自治能力不断提高，促进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2006年，朝阳区对《北京市和谐社区建设指导

标准（试行）》的的各项标准进行细化、量化，研究制定了《朝阳区星级和谐社区评估标准（试行）》，并全面开展了创建工作，目前，城市社区全部已基本达到三星级标准，10%的社区已初步达到五星级和谐社区的标准。

（二）朝阳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和主要问题。

——专业化、创新型社区工作人才不足。社区工作者队伍整体素质与和谐社区建设的新要求和新任务相比较，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特别是专业化、创新型社区工作人才不足。

——和谐社区建设工作经费比较紧张。近年来，市区不断加大对社区建设经费的投入，但与社区规模大、人口多，居民需求多样化的现实情况相比较，工作经费仍然十分紧张。目前，社区建设经费只能勉强维持社区正常运转，支持、组织群众性文体队伍和志愿者活动的经费明显不足。

三、进一步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完善居民参与机制，增强社区民主自治的思路

笔者认为，要进一步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继续推进街道职能转变，完善社区管理模式。——进一步理清街道职能，按照由易到难的原则，进一步推进政社分开、政事分开。

——以“五位一体”社区管理模式中的薄弱环节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制度，创新机制。

——推进街道社区服务中心改革，将服务中心建成整合政府行政、社区自治、社会协同相衔接的龙头。

（二）继续增强社区民主自治功能。

——深化社区“三六九”工作规范，夯实社区基础，通过《社区民情日志》等形式，建立社区民生动态化管理机制，在社区层面建立社区应急处置预案，明确快速处理各类突发事件的办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