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影响（精选9篇）

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第1篇

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具体影响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自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须与外交流。就是因为这种消极的政策，致使中国远远落后于其他的国家。落后就要挨打，英国在完成工业革命以后就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在这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开始丧失主权，背负大量的外债。签订条约中规定的赔款使得人们背负了沉重的负担。

同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遭受侵略。同时也打开了中国与外交流的大门。统治者开始认识到自己实力的不足，为了保全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开始做出改善。这个改善行为就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统治者为了保全地位迫不得已做出的`决定。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设备，建造了许多重工业制造厂。同时建立了四支海军队伍。在教育方面也派出大量的留学儿童外出学习。

第一次工业革命带给中国的影响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看待事物要注意它的双面性。第一次工业革命最大的影响是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使得产品生产工业化。

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第2篇

辽宁省大连金州新区向应街道办事处 王昕昕 邮编：116111

（一）顾顺章其人

顺章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早年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工头，从小好勇斗狠的顾顺章曾参加青帮并当选小头目，在上海滩的帮会、流氓斗殴中表现非凡。因为他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被当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1924年他进入上海市总工会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五卅运动”时，由于在罢工中表现活跃并本领高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

926年被党组织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顾顺章在苏联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凭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他还擅长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国民党中统老牌特务万亚刚在其回忆录中称他是“全能特务，够称得上大师。在顾顺章之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927年回上海不久，即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选为执行委员和上海市政府委员。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在党内初露头角。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事变和七一五事变，中共转入地下活动。8月7日，在八七会议上，顾顺章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央交通局局长，负责中共中央特科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长期在上海负责中共地下活动。他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第三科（行动科）的负责人。

顺章是党内少数几位工人领导干部，受过专业训练，受到当时中共中央认可，被委以重任的领导干部，在顾顺章在叛变前已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特科红队（锄奸队）指挥者，可以说整个党中央的安全都是他由负责，所以他知道党中央领导人及组织机关的所有情况。

（二）顾顺章叛变事件经过

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表演魔术时被叛徒指认，被捕后随即叛变投敌，并交代了自己的身份。因为怕过河拆桥，所以他要求一定要面见蒋介石方能供认其掌握的机密。抓捕顾顺章的国民党特务头子蔡孟坚立即用密码向其上司、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中统的前身）首脑徐恩曾发报，请求尽快派一艘军舰来武汉接顾顺章去南京，同时根据顾顺章的供述，在武汉抓捕共产党人，致使很多革命同志被捕牺牲。但是蔡孟坚想立大功，也怕夜长梦多，4月25日便租了一艘轮船，亲自和荷枪实弹的宪兵押着顾顺章，连夜开足马力向南京驰去。4月27日，船到南京，蔡孟坚陪同顾顺章乘轿车，前往徐恩曾的秘密总部门口。顾顺章下车后，见到门牌号码：中山路305号，连忙说：“坏事了！我们有个卧底钱壮飞，他们联系地址就是这里。”

壮飞（中共特科情报人员）时任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4与25日他接到了武汉发过来的紧急电报，要徐恩曾亲译，而恰逢周末徐又在外面鬼混。钱壮飞感觉到事态紧急，所以用了之前从徐那里得到的机要密码本破译了这封密电，当他破译完毕之后，大吃一惊，电报内容为顾顺章已经在武汉被捕投降，并扬言要在三日内破坏整个上海的中共中央各个机关。钱壮飞立刻派自己的女婿去通知李克农，由李克农将顾顺章叛变情况汇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和陈云立刻采取紧急应变措施，包括转移中央机关、改变领导人住处、斩断顾顺章已知道的工作线索、改变秘密工作方法、销毁机密文件等。当夜，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机关全部安全转移。陈云甚至连夜派人找了印刷厂，在两小时内将顾顺章的照片制版翻印一百多张，发给上海各级党的组织，通知他们防范。

（三）顾顺章叛变给中共带来的损失

管周恩来迅速果断的采取了紧急应变措施，避免了中共中央的“灭顶之灾”，但是因为时间太仓促而且顾顺章掌握的机密情况太多，还是给中共中央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顾顺章一被捕就供出了中共驻武汉的地下交通机关——鄂西联线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军团驻武汉办事处，使机关全部遭到破坏，使十多名同志被捕牺牲。

.中央部分机关不能及时迁移而惨遭破坏，如红旗报社、保卫组办公处、北四川路接头处等，遭到中统特务的严重破坏。

.因为顾顺章的出卖上海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恽代英在南京监狱里被其指认并惨遭杀害（当时恽代英身份尚未暴露，党组织正紧张地为恽代英作出狱前的准备工作）。.顾顺章亲自带人到香港抓捕了中央重要领导人政治局常委蔡和森，并致使蔡和森惨死于狱中。

.国民党特务根据顾顺章提供的线索抓捕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向忠发被捕后立刻叛变，出卖了组织和同志（向忠发于两天后被枪毙）。

.出卖了中共特科上海最重要的情报关系鲍君甫（杨登瀛）（1931年4月底，鲍君甫被国民党逮捕，“一·二八”事变以后获释）。

.陈赓是1933年3月24日被顾顺章派特务抓捕的，其后顾顺章还到囚禁陈赓的监牢里劝降，派他手下的特务到法庭上指证（因为陈赓救过蒋介石，蒋将其“特赦”）。

.在顾顺章的影响下，有陈庆斋（即胡大海）、胡洪涛、王国栋等相继叛变并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助纣为虐。

.顾顺章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后，尽其所能培训国民党特务理论，技能，出卖了我党大量重要的机密情报，千方百计的帮助国民党特务组织破坏我党的组织。0.1932年初，顾顺章与国民党中统特务黄凯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所谓《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以及国内其他城市的一些报纸上大肆刊登，以达到诬蔑周恩来、瓦解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革命力量的反革命目的。我党及时采取措施，散发传单，并在《实报》、《申报》上刊登启事，消除影响。

（四）中共中央对顾顺章的通缉令

于顾顺章叛变带来的恶劣影响，193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223号通知。中共中央鉴于顾顺章的叛变对党危害极大，专门发出二二三号通知。通知指出，顾顺章是最可耻的叛徒，中央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号召全党同志加紧群众工作，严密组织，特别注意秘密工作，一致起来消灭中国工农群众的敌人顾顺章以及一切共产主义的叛徒。1931年12月10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布毛泽东签署的为通缉叛徒顾顺章的通令。通令列举顾顺章叛变革命的种种罪行，指出顾已堕落为蒋介石秘密杀人机关的要员，“与陈立夫、陈果夫、徐恩曾、杨虎等反革命凶犯同为蒋介石杀人的助手”。通令还揭露顾顺章“破坏中共及其负责者在群众中的信仰”的阴谋，号召广大工农劳苦民众一致行动起来，缉拿和消灭叛徒顾顺章。

（五）叛徒的下场

顺章投入敌人怀抱后，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中统、军统之间，在两方面都邀功买好，因而不久即遭中统的冷落。不甘寂寞的他又企图组建所谓的“新共产党”，犯了蒋介石的大忌。终于被逮捕关押。顾顺章被囚于南京监狱，后转押于中统控制的苏州军人反省院。在此期间，陈立夫、徐恩曾积极进行置顾顺章于死地的活动，一面搜集证据，一面上报蒋介石批准。终于，蒋介石感到顾顺章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又对其试图组建“新共产党”的政治野心深抱恶感，点头同意对顾处以极刑。

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装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给顾穿了“琵琶骨”，以镇其邪术，防其逃跑。顾顺章死时年约31岁。

（六）顾顺章叛变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顺章的叛变极大地影响了中共的历史，也就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革命历史。1933 年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 这在中共党史上其实是一件影响极其重大的事情。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途 ”。也正是基于这种观念 , 当毛泽东等人热衷于农民运动，热衷于创建农民军队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曾忧心仲忡，并一再地敲警钟、泼冷水。在顾顺章叛变前，要说把中共中央迁往乡村，那是不可想象的。

而1932 年，中共中央决定迁往江西，这是因为在上海无法立足了，中共在城市的工作也实在难以开展了。而这与顾顺章的叛变又有着极大的关系。首先那些与顾顺章极为熟稔的人，在上海已经很难开展工作和活动，周恩来便于 1931年年底来到了江西。在上海，没有了灵魂人物周恩来的中共中央已经难有作为。因此，1933 年1月，秦邦宪(博古)与陈云一起到了江西中央苏区，这样意味着中国革命从此把工作重心转移了农村。这不但导致了 1949 年以前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的形成和实施，更导致了 1949 年后以农村改造城市的政策。可以说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是中共党史上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影响或许大于“八七 ”会议、遵义会议等任何一次会议。参考文献

1.《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 2.《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 3.《蔡孟坚传真集》

4.《周恩来在1927年至1935年》

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第3篇

中国汽车工业自2002—2003年中国汽车工业出现“井喷”现象以后, 迎来了发展新纪元。中国开始实施扩大内需政策、产业结构调整以刺激汽车产业组织结构优化升级及汽车消费, 促进了国内汽车市场的迅速复苏及呈现发展较快的势头。

1. 产销量。

2008年, 受经济危机的影响, 十年来产销增速首次跌破10%, 但是到2009年, 国产汽车产销同比增长48.3%和46.15%, 中国汽车工业的产销量首次超越美国, 成为全球产销量第一的国家。

2. 汽车产业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在汽车产销量快速增长的同时, 汽车行业的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2008年中国汽车制造行业实现累计产品销售收入2 083 202 551 000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9.11%。2009年实现累计利润总额189 127 867 000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52.75%。2010年中国汽车制造行业实现累计工业总产值已突破3万亿元, 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

3. 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在市场竞争的促进与加入世贸组

织以来, 中国汽车产业的兼并重组活动越发频繁, 结构调整步伐明显加快。在汽车产销稳定增长, 改善汽车消费环境建立完整的汽车消费政策法规框架体系、科学合理的汽车税费制度、现代化的汽车服务体系和智能交通管理系统, 建立电动汽车基础设施配套体系、优化市场需求结构、扩大兼并重组、扩大自主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及提高整车研发水平及实现关键零部件技术自主化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4. 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随着中国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 在世界汽车产业中的地位大大提高。自2002年以来中国汽车工业飞速发展。2003年, 中国汽车产业的生产规模已从2001年的世界排名第七位上升为第四位, 2005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二位。在市场规模上, 2001年中国汽车销售量排名世界第八位, 2003年超过德国排名二世界第三位。到2006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通过逐年的发展, 2009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国家。

二、日本汽车工业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1964年, 丰田阜冠轿车首次进口到中国, 开始开拓中国市场。1978年, 丰田凭借“车到山前必有路, 有路必有丰田车”的广告语将自己的品牌烙印刻在了人们的脑海中。从进入中国市场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 丰田在中国市场坚持的是“只卖汽车不卖技术”原则以赚取超额利润, 只想用进口车占领中国市场, 事实证明这一战略一度非常成功。20世纪90年代中期,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实施, 进口日系汽车数量达到80万辆。而在进口的日产汽车中丰田高达32万辆, 比例约占进口数的四成, 其旗下品牌皇冠、花冠、佳美作为中高档公务用车源源不断进入中国。

1994年起, 中国加强了对于进口轿车的调控与限制, 日系汽车市场份额锐减, 中国市场则被以桑塔纳、捷达为代表的中国产德国品牌车, 迅速占据。日资企业开始改变战略, 采用合资等方式, 先后与四川汽车制造厂、天津夏利、一汽、广州汽车集团等汽车厂商合作, 实现了在中国发展战略与投资的优化, 获取较大的市场份额。2010年9月20日, 日产全球在河南郑州制造最高标准设计并建设的郑州日产第二工厂正式全面竣工投产, 这标志着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在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作为东风有限继花都、襄樊之后的又一重要基地, 郑州日产将和东风日产一起, 成为东风有限整体事业中又一支重要力量, 并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最有活力的汽车制造企业之一。

三、地震对日本及世界汽车工业的影响

2011年3月11日在日本东北地区发生9.0级大地震, 为日本有地震纪录以来最大一次地震。地震发生后, 由于零部件的供应问题, 各汽车公司在神奈川、枥木、崎玉、宫城、岩手等地区的工场全部停产。由于金字塔型的汽车工业中, 整车企业处于其顶点;而在之下还有1级、2级、3级零部件供应商, 加上钢铁、材料供应商等等。整车企业的复工期, 必须要向各自的金字塔系列的所有供应商确认之后才能决定。由于地震的影响, 日本东北地区物流几乎瘫痪;同时有几座核电站出于安全原因停止使用, 导致灾区以及东京一带供电不足, 此外还有厂房、设备损害等问题。所有这些原因加起来, 导致日本东北一带的工业已经几乎处于停止状态。

由于地震导致的汽车供应链中断, 不仅影响日本, 更波及到了世界范围。由于零部件的库存越来越少, 日本汽车巨头的海外工厂纷纷减产或停产, 导致全球汽车产量锐减。而日系汽车减产的情况下, 对于欧美及国产汽车制造商来说是一个扩大市场份额的机会, 同时部分零部件生产商也可从中受益。此次汽车周边行业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如汽车涂料市场涂料的短缺, 致使多家汽车制造商生产多种颜色的车型受阻。

四、地震进而对中国汽车工业的影响

中国和日本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 2010年, 中国从日本进口25.3万辆汽车, 占中国进口车总量的近1/3, 故此次地震将波及中国对日本汽车的进口从而影响到中国汽车工业的生产消费结构。

1. 对中国本土汽车制造商的影响。

中国与日本合资企业的汽车生产所用的绝大多数关键的零部件, 因为地震导致的物流链断裂, 这些关键的零部件无法运出日本国内, 导致中国合资企业只能靠仓库库存来维持生产。这样其产量就必然萎缩, 反过来说, 中日合资企业的委靡在某种程度上就给了中国国产汽车企业机遇。

2. 对于中国汽车零部件生产商的影响。

日系车企视核心零部件为企业重要机密, 一直以来保持着“高度内循环”的产业链供应体系。中国需要从日本进口关键零部件, 导致中国不少车企的命脉被日本车企掌握。地震充分地揭露了中国汽车工业在零部件加工精度方面的硬伤。同时, 中国可能迎来产业转移的契机, 尤其是在核心零部件供应链的本土化程度将提高。对于中国本土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而言, 提高自主研发度, 降低汽车零部件的尤其是核心零部件的对外依存度是一项长期任务, 这将是强化中国汽车工业根基的机遇与挑战。

3. 对于中国汽车消费的影响。

日本汽车业的动荡对于世界其他车系在中国的汽车市场的产品结构与消费者的消费倾向也有着重要影响。从中国现在汽车市场的消费结构来看, 德系车和其他欧美高端品牌追赶势头非常凶猛, 同期日系车进口占比则略有下滑。地震导致了日本汽车巨头丰田、本田、日产工厂的停产将进一步降低如雷克萨斯等高端品牌在中国市场短时间占有率, 从而间接利好德系和其他欧美车系的进口车市场。从国内车市结构来看, 低档小排量汽车与高档汽车在未来两极分化程度也会越来越明显, 这些高端进口车型优势地位的确立也将带动其中端品牌汽车的销量。中层消费群体的选择性越来越大, 一定程度上主打性价比的韩系车的销量也会有所提高。

五、面对机遇与挑战中国汽车工业的应对措施

此次地震为中国汽车工业带来了一定的机遇与挑战, 机遇是中国汽车业的国产化程度有望进一步提高, 而中国汽车工业的自主研发程度与核心零部件的开发则面临着挑战。面对如此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汽车企业应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1. 积极抢占市场填补市场空缺。

日本汽车由于地震产量缩水, 有的畅销车型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的短缺情况, 这就造成了其市场份额的锐减及一定的市场空白。而欧美汽车制造商及韩国车企都看到了这一市场机遇, 所以对于中国汽车企业来说,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抢占到最多的市场份额才是实现这次机遇价值的关键所在。欧盟委员会在2004年取消了汽车外观设计专利保护, 仿制是完全合法的。中国企业大可以根据消费者偏好仿制国外引进的车型或者未引进畅销的车型来迅速占领市场填补上场空白。要强调的是仿制不能是侵犯知识产权的抄袭行为。有选择的“拿来主义”对于刺激中国汽车工业是短期内最快捷最稳妥的方法。

2. 进一步提高汽车及核心零部件自主研发程度。

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提高自主研发程度, 实现重点环节突破, 必须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和技术储备。可以通过在企业内部进行人才培养, 或者与高校进行合作, 实现产学研相结合。

3. 汽车工业重心应由整车制造向零部件制造转移。

重视整车发展, 轻视汽车零部件发展, 是中国汽车工业的顽疾。此次日本地震更加揭示了中国在零部件制造上的硬伤。汽车零部件工业的落后, 不仅使中国汽车工业缺乏相应的自主开发基础, 也使中国合资企业不得不依赖于跨国公司全球物流链。甚至有时中方只起加工组装作用, 因此, 政府对汽车工业的支持与扶植政策, 也应当由整车转向零部件。

六、结论

此次地震对于中国汽车制造商, 中国汽车零部件商, 中国汽车消费结构等各方面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也让我们意识到中国虽然已经是世界年汽车产销量第一的国家, 但中国汽车工业的自主研发力度仍然有待提高。同时, 中国零部件产业将迎来产业转移的契机, 尤其是在核心零部件供应链的本土化程度将提高。在日系车企委靡的刺激下新一轮汽车市场的竞争反而将更为激烈, 因此, 研究日本地震对中国汽车工业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易车通.中国汽车发展史[Z], 2004-09-08.

[2]程振彪.WOT与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对策研究[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3]但茹.跨国巨头在中国日产篇:占领最后的高地[N].中国商报—汽车导报, 2003-11-28.

[4]不断向海外扩张的丰田公司[J].汽车世界, 2002, (9) .

[5]李东红.汽车:中国制造商与国际战略联盟[J].国际经济合作, 2003, (8) .

浅谈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启示 第4篇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起源于英国，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标志。它以机器取代了人力，以大规模的工厂化劳动取代了个体工场的手工劳动，史无前例地解放了人类的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使人们摆脱了靠人力和畜力进行劳作的方式，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同时也改变了社会的生产关系。凭借这次工业革命，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些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抢占原材料市场，倾销其工业品，走上资本主义强国的道路。

自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近半个世纪，发达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通过所谓的再工业化不断占领制造产业发展制高点，主导世界产业发展大势。这一阶段使世界统一了起来，因为工业革命需要的资源和劳动力是可流动的，所以促使一些外国人在中国这个资源丰富、劳动力不缺的国家开设工厂，发展产业，这使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逐步解体，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启示

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仅是一次技术改革，还给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形成巨大压力，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中国要成为产业革命的赢家，要成为先进发达的世界强国、世界大国，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成为世界制造强国。

“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政府应对德国工业4.0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浪潮的顶层设计和行动路线图，是建设制造强国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主线，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等十大领域，推出中国创造、中国质量和中国品牌，这也是一个世界制造强国的重要标志。

1.拥有核心技术和质量体系。

要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中国应该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质量体系。经过10年左右的努力，在战略性、前沿性制造领域，中国应该掌握整机或关键部件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處于这些产品价值链的高端和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同时建立起世界领先地位的生产技术参数体系，构筑国际公认的制造品质量标准体系；在高端制造和主流制造品方面，建立起“中国质量”信誉，打造“中国制造”标签，引领制造领域重要行业的发展方向。

2.拥有享誉全球的著名企业和著名品牌。

要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中国应拥有享誉全球的著名企业和著名品牌。一个行业是否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是否拥有全球著名的企业和著名品牌。中国在重点突破的制造领域应培育出处于全球顶级地位的著名企业或著名品牌，某些行业的主导产品应占有较大的国际市场份额，拥有全球行业制造品的定价权、质量认证权、国际话语权，重要行业要成为全球发展的旗帜或标杆。

3.拥有强国重器和创造性产品。

要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中国应拥有强国重器和创造性产品。强国重器或大国重器，是代表世界顶级制造技术的制造产品，体现当代世界最前沿的制造技术，其在一段时期或较长一段时期内，不能被一般国家模仿制造，是独一无二或少有国家才能制造的创造性产品，通常体现为高端重型装备制造品、制造技术最前沿最复杂制造品、拥有核心技术和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最先进制造品。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强国，中国在某些制造领域应当拥有独一无二的绝门技术，具备独领风骚的制造能力。

4.加快推动“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融合发展。

要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就要加快推动“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中国制造只有和“互联网+”深度融合才有前景，才会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

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第5篇

“包豪斯”是德文DAS STAATLICHES BAUHAUS的译称。英文译名应为

State Building lnstitute。“Bauhaus”是格罗皮乌斯专门生造的一个新字。”bau”在德语中是“建造”的意思，”haus”在德语中是“房子”的意思。因此“Bauhaus”就是“造房子”。从这个新造字的字面就能看出，格罗皮乌斯是试图将建筑艺术与建造技术这个已被长期分隔的领域重新结合起来。更广泛地说，艺术与工艺应该合而为一。唯有如此，才是真正的现代设计。

1919年3月16日，魏玛内务大臣弗列希委派格罗皮乌斯担任“市立美术院”与“市立艺术工艺校长职务。3月20日，格罗皮乌斯建议并获准将两所学校合并，因此，在现代设计史上，在公元1919年成了一个重要的起点，在这一年的4月1日创立的“国立包豪斯设计学校”，是世界上第一所真正为发展现代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为工业时代的设计教育开创了新纪元。

包豪斯产生的历史背景：

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手工工艺生产体系，是以劳动力为基点的。而工业革命后的大工业生产方式则是以机器手段为基点。手工时代的产品，从构思、制作到销售，全都出自艺人（工匠）之手，这些工匠以娴熟的技艺取代或包含了设计，可以说这时没有独立意义上的设计师。工业革命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分工，于是，设计与制造相分离，制造与销售相分离。设计因而获得了独立的地位。然而大工业产品的弊端是：粗制滥造，产品审美标准失落。究其原因在于：技术人员和工厂主一味沉醉于新技术、新材料的成功运用，他们只关注产品的生产流程、质量、销路和利润，并不顾及产品美学品味。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于艺术家不屑关注平民百姓使用的工业产品。因此，大工业中艺术与技术对峙的矛盾十分突出。19世纪上半叶，形形色色的复古风潮为欧洲社会和工业产品带来了华而不实、繁琐庸俗的矫饰之风，例如罗可可式的纺织机、哥特式蒸汽机、以及新埃及式水压机。产品设计中如何将艺术与技术相统一，引发了一场设计领域的革命，以下三个运动作为标志，也是在包豪斯产生之前欧洲艺术设计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革命。

19世纪后期英国人威廉·莫里斯发起的艺术与手工艺运动

发起人威廉·莫里斯对当时出现的缺乏艺术性的机械化批量化产品深恶痛绝，他同时十分反对脱离实用和大众的纯艺术。1861年，莫里斯与友人合作成立了一家“绘画、雕刻、家具和金属制品美术工匠公司”，这在艺术设计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由美术家亲自设计并组织生产的机构，但其背离了工业革命的必然趋势，否定代表新生产力的大工业机器生产，使他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机器生产产品技术与艺术的矛盾。

1900年前后以法国和比利时等国为中心的新艺术运动

主张艺术与技术结合，提倡艺术家从事产品设计。主要成就体现在家具与室内设计方面，主要贡献在于继承了英国“艺术手工艺运动”主张的技术与艺术相结合，并使这种新的设计理论和观念在欧洲各国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其局限在于否定了工业革命和机器生产的进步性，错误地认为工业产品必然是丑陋的。

比利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为杰出的设计家与设计理论家，无疑应推凡·德·威尔德（Henry Vaan de Velde），威尔德出身画家，后来也当过建筑师，1890年他为结婚选购家具时，感到市场的所有用品都”形态虚伪“，从而开始自己动手设计大部分用品，这使他立志毕生从事设计活动和设计改革，在这一点上，他和威廉·莫里斯颇为相似。威尔德的设计思想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早在十九世纪末，他就曾经指出”技术是产生新文化的重要因素“，”根据理性结构原理所创造出来的完全实用的设计，才是实现美的第一要素，同时也才能取得美的本质，他提出了技术第一性的原则，并在产品设计中对技术加以肯定。1902年至1903年间，威尔德广泛地进行学术报告活动，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建筑革命入手，涉及产品设计，传播新的设计思想，主张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反对纯艺术。

1906年他考虑到设计改革应从教育着手，于是前往德国魏玛，被魏玛大公任命为艺

术顾问，在他的倡导下，终于在1908年把魏玛市立美术学校改建成市立工艺学校，这个学校成为战后包豪斯设计学院的直接前身。

威尔德到魏玛之后，思想有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如果机械能运用适当，可以引发设计与建筑的革命。应该做到“产品设计结构合理，材料运用严格准确，工作程序明确清楚”，以这三点作为设计的最高准则，达到“工艺与艺术的结合”。在这一点上，他已经突破了新艺术运动只追求产品形式的改变，不管产品的功能性的局限，推进了现代设计理论的发展。

二十世纪初的德国工业同盟或德国制造同盟

这是一个半官方机构，旨在促进工业产品设计。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由政府支持的促进产品艺术设计的中心，在德国现代艺术设计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心人物为海尔曼·穆特修斯。他洞察到英国艺术设计运动的致命弱点在于对于工业化的否定，因而确立了“艺术、工业、手工艺合作水平，明确指出机械与手工艺的矛盾可以通过艺术设计来解决。英国手工艺运动认为手艺比机械生产优越，而工业同盟提倡认识两者之间的差别；穆特修斯从设计目的热情地为标准化和机械的价值争辩，他认为简单和精确既是机械制造的功能要求，也是20世纪工业效率和力量的象征。工业同盟的努力想要把艺术家和手艺人与工业融化为整体，去提高大量生产的功能和美观质量，尤其对低成本的消费产品。包豪斯的创始人格罗皮乌斯在其青年时代就致力于德意志制造同盟。他区别于同代人的是，以极其认真的态度致力于美术和工业化社会之间的调和。格罗皮乌斯力图探索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并要求设计师“向死的机械产品注入灵魂”。他认为，只有最卓越的想法才能证明工业的倍增是正当的。格罗皮乌斯关注的并不只局限于建筑，他的视野面向所有美术的各个领域。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无论达芬奇或米开朗基罗，他们都是全能的造型艺术家，集画家、雕刻家甚至是设计师于一身，而不同于现代社会中分工具体化了的美术家，包豪斯对建筑师们的要求，也就是希望他们是这样“全能造型艺术家“。包豪斯的理想，就是要把美术家从游离于社会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因此在包豪斯的教学中谋求所有造型艺术间的交流，他把建筑、设计、手工艺、绘画、雕刻等一切都纳入了包豪斯的教育之中，包豪斯是一所综合性的设计学院，其设计课程包括新产品设计、平面设计、展览设计、舞台设计、家具设计、室内设计和建筑设计等，甚至连话剧、音乐等专业都在包豪斯中设置。而这一教育思想缘自德国的缪司运动。

包豪斯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19--1925年)魏玛时期

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任校长，提出“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的崇高理想，肩负起训练二十世纪设计家和建筑师的神圣使命。他广招贤能，聘任艺术家与手工匠师授课，形成艺术教育与手工制作相结合的新型教育制度。

第二阶段(1925-1932年)迪索时期

包豪斯在德国迪索重建，并进行课程改革，实行了设计与制作教学一体化的教学方法，取得了优异成果。这个时期是其高峰时期。1928年格罗皮乌斯辞去包豪斯校长职务，由建筑系主任汉内斯·迈耶(HannesMeyer，1889-1954)继任。这位共产党员建筑师将包豪斯的艺术激进扩大到政治激进，从而使包豪斯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最后迈耶本人也不得不于1930年辞职离任，由米斯·凡·德洛(Mies Van de Rohe,1886-1969)继任。接任的米斯面对来自纳粹势力的压力，竭尽全力维持着学校的运转，终于在1932年10月纳粹党占据迪索后，被迫关闭包豪斯。

第三阶段(1932-1933年)柏林时期

米斯·凡·德洛将学校迁至柏林的一座废弃的办公楼中试图重整旗鼓，由于包豪斯精神为德国纳粹所不容，面对刚刚于1933年正式上台的纳粹政府，米斯终于回天无力，于该年8月宣布包豪斯永久关闭。1933年11月包豪斯被封闭，不得不结束其14年的发展历程。柏林时期仅有6个月的时间。

包豪斯新校舍

1925年4月1日，新的包豪斯学院在小型工业城市迪索市开学。格罗皮乌斯认为，新的学校本身的建筑、规划，就是一篇无声的“宣言”，所以他亲自以包豪斯的原则设计了迪索新校舍，这座被誉为现代建筑里程碑的建筑完全按照包豪斯的设计理念进行设计。不同的使用功能如教室、实习车间、学生宿舍等被自由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类似风车形的平面。各个不同的部分在外型上也各自不同，高低错落。整个形体简洁明快，没有任何装饰。面对主要街道的实习车间为大面积装有机械开窗装置的玻璃幕墙，深灰色山墙，上书”Bauhaus”七个竖排字母。其余部分则全部为白色粉墙加黑色钢框窗。建筑内部布置着布劳耶尔(MarcelBreuer)设计的钢管皮面家具。钢筋混凝土建筑，所有的建筑物都是立方体造型，表面白色，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依靠简朴的体块空间组成表面起伏和凹凸，富有节奏感。由于其简洁，这些建筑也创造了当时建筑的最低造价，20美分/平方英尺。与传统建筑的对比：

传统的建筑观念是先考虑外观，然后把不同功能的要求塞进外壳中，“先外后内”。格罗皮乌斯则是“先内后外”，先确定各部分功能所决定的空间，由这些空间组成合理的总体外观，功能决定外形。

传统建筑中采用对称法则，而现代设计中采取灵活、不规则的平面布局，多方向、多体量、多轴线、多通道的手法造成了错落有致、纵横交错、变化丰富、生动活泼的艺术效果。

英国工业革命及对中国的启示 第6篇

摘要：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重要变革。这场革命，最先由英国发起，工业革命不仅对英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也对中国以及世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中的众多经验也对中国改革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英国，工业革命，启示

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英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和贵族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度，从而成为第一个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推行发展资本主义，促进了工业革命各种前提条件的形成。18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国家。英国资产阶级一方面积极发展海外贸易，进行殖民掠夺，积聚了丰厚的资本，拓展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和廉价的原料产地；另一方面，进一步推行圈地运动，获得了大量雇佣劳动力。蓬勃发展的工场手工业，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术知识，增加了产量，但仍然无法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于是，一场以生产技术的革命呼之欲出。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大机器生产开始取代工场手工业，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革命使依附于土地耕种生产方式的农民阶级消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形成并开始壮大起来，最终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了封建生产方式，这样造成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推动了城市化进程。英国资产阶级表现出极强的进取精神，积极利用新技术、新发明。到1840年前后，英国的大机器生产已基本取代了工场手工业，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处于“世界工厂”的垄断地位。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很快成为世界霸主，为了不断满足工业资产阶级的需要，英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在世界各地强占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抢夺原料产地，拓展商品市场，英国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

与此同时，中国也因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开始了近代化历程。

那么，从英国工业革命的历程中，中国又能得到哪些值得借鉴的东西呢。其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有重视并大力发展科技，广泛吸收并采用新技术、新发明，才能发展经济，富民强国，促进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进步。这已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并将继续被以后的事实不断证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必将产生巨大推动作用。其二，自主创新是英国工业化的关键。欧洲工业化的时候，英国人口虽然人口不多，但是自由劳动力较多，创新人员较多，由此出现大量的科技和制度创新。中国现在虽然人口13亿多，但大多是农民，这些人几乎与创新无缘，中国城市人口中大多是低技术层次，真正有条件进行高技术创新的人员远远不够。中国需要做的是，提高全民素质，稳健地调整产业结构，使更多的人进入能够创新的阶层。同时要给民间创新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鼓励企业创新。其三，英国圈地运动从土地上赶走的现有劳动力并不多，最主要是阻止了新增劳动力依附土地，因此英国工业革命的自由劳动力主要是新增加的年轻劳动力，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是依赖农村新增加的年轻劳动力，而不是富余的中老年劳动力。现在中国人口学家认为中国还有富余劳动力，以为劳动力能够满足中国工业化进程，但是现在农村年轻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新增加的劳动力又不够，开始出现民工荒了。要是这个民工荒靠中老年劳动力补充的话，让他们脱离土地，对中国今后社保是一个巨大隐患。人口结构问题使得中国工业化要么滞后，要是走一条依赖中老年劳动力的道路。另外调整人口政策也成了中国的当务之急。其四，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全球市场还刚刚起步，航海贸易开辟了广大的全球市场，英国当时利用的是境外自然资源而成为世界工厂，当时对英国来说决定经济的是生产供给而不是本国消费，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资水平增长不快，当时英国的投资者主要来自本国，这种低工资模式有利于生产供给能力的提高和本国的积累。现在决定生产的不是供给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消费市场是关键。英国工业化虽然以低工资著称，但是在工业化过程中人口增长三倍，英国的人均收入仍然翻了一番多。而中国工业化开始已经30多年了，在人口增加非常缓慢的情况下，工资增长却比英国当年还要慢，这是不合理的。中国现在是利用本国资源而成为世界工厂，要是仍然采纳低工资模式，劳动力工资太低，加上对养老的恐惧而增加积蓄，将导致本国消费的微缩，而生产的过剩必然导致产品的廉价外销。国内消费萎缩，将导致生育意愿下降。并且由于中国现在资本来源于全球，劳动力收入低于资本收入，意味着经济利润大量流往境外。因此，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市场，要适当提高工资水平，提高本国的消费水平，充分利用本国的市场。

英国工业革命及对中国的启示

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第7篇

一：第一次工业革命之使生产力大为提高，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促进了美、俄、德、意的革命、改革，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在工业社会中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19世界30、40年代，工人运动兴起；开始了城市化的进程；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技术传播到各地，冲击着旧制度、旧思想；东方从属于西方，殖民侵略导致了民族解放运动高涨。

对中国的影响：为满足工业生产的需要，以英国为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抢占商品市场，强占原料产地，倾销工业品，将亚、非、拉广大地区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而清政府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军备废弛，资本主义国家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

1．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且程度进一步加深。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造成中国长期贫困落后。

2．中国人民英勇抗争

两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人民不断抗争，农民阶级掀起了太平天国运动。

3．中国新思想萌发

魏源、林则徐等开明知识分子，开始注目世界，探求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

4．中国近代化起步

地主阶级洋务派发起了洋务运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中国近代工业、科技、教育起步，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二：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 资本主义制度已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 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 即帝国主义时期 加紧了对落后国家的掠夺，彼此之间也展开了分割殖民地的争斗 世界形成了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局面

对中国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西方国家需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开展殖民活动，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在全世界领土已被瓜分完毕的情况下，中国则成了它们掠夺的中心，这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1．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从边疆危机到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从强占租界地、划分势力范围、瓜分狂潮到八国联军侵华，帝国主义展开瓜分中国的狂潮。《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2．中国人民的抗争和探索

边疆危机、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中的爱国官兵英勇抗争；农民阶级的义和团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维新变法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

3．中华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

甲午战争后签订《马关条约》，使外国在华投资设厂合法化。列强竞相对华输出资本，加剧经济侵略，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为维新变法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这是世界历史发展潮流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4．中国近代科技进一步发展

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第8篇

( 一) 美国再工业化的概念与内涵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以高度发达的虚拟经济为主导的发达国家遭受沉重打击,欧美等发达国家开始纷纷出台再工业化政策以重振本国制造业。再工业化是指重新重视和发展工业,包括改造提升现有工业和发展新工业的过程。其内容可以归纳为重新认识制造业价值、积极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直接扶持战略新兴产业、加大教育和研发投入力度四个方面。2009年颁布的《美国创新战略》指出,美国政府将推动清洁能源技术发展,并计划在智能电网、再生技术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2012年2月,美国总统执行办公室国家科技委员会发布了“国家先进制造业战略计划”的研究报告,其中明确了加强“产业公地”建设原则,并确定了加快中小企业投资、提高劳动力技能、建立健全伙伴关系、调整优化政府投资和加大研发投资力度的目标[1]。由此可见,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并不是要重振传统工业,而是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产业与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在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热潮中抢占制高点。

( 二) 美国再工业化的背景

在过去几十年美国经历了由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转型的去工业化过程,取而代之的是以金融、房地产为核心的高度发达的虚拟经济[2]。到2007年,美国传统实体经济产值占美国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20世纪50—60年代的40% ~ 50% 下降到25. 91% 。其中,制造业产值由25% ~ 27% 下降到12. 10% ,金融、保险、租赁及房地产服务业的GDP占比则由11% ~ 14% 上升到20. 37% 。2009年美国虚拟经济产值占比达32. 47% ,已经接近美国GDP的1 /3。伴随着制造业产值的下降和失业人口增加,2005—2009年间美国总就业人数减少了278万人,其中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235万人,所占比重高达85% 。当美国虚拟经济过度发展、泡沫破裂、经济受到重创的时候,内在的就业矛盾及各种矛盾便凸显出来。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看,工业社会到服务业社会的演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次质变,需要工业的充分发展,同时服务业社会持久稳定的发展也需要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工业基础[2]。因此在国际金融危机对以虚拟经济为主导的美国造成重创后,美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再工业化政策以重振制造业。

二、美国再工业化的措施及成效

( 一) 美国再工业化的措施

为了引领美国经济从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创中走出,奥巴马政府把“再工业化”作为一种国家战略来策划和实施。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复苏与再投资法案》、“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出口倍增计划”、《制造业促进法案》、“高端制造合作伙伴”、“国家先进制造业战略计划”及“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及战略部署。

( 二) 美国再工业化成效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美国再工业化的成效,本文采用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非农人口就业率、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PMI指数)和美国中高端制造业企业利润三个指标,对美国再工业化的成效进行度量。

1. 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的变化

由第二产业产值占其GDP比重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再工业化的成效( 详见表2和图1) 。

单位: 亿美元; %

数据来源: 美国总统年度报告

19世纪70年代末美国开始推行“去工业化”政策,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从图2和表1可以看出,美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自2002年以来一直保持在20% 左右的平稳状态,并于2006年开始出现了大幅下降,直至2009年达到历史最低值18. 39% 。自2009年开始陆续颁布《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和“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等一系列推动美国再工业化进程的法案以来,情况出现明显好转,美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于2011年达到18. 9% 。

表3和图2是美国在设备和软件方面的投资占总投资比重的变化情况,它反映了美国的“再工业化”绝不是制造业的简单回归,而是“再工业化”过程中,美国增加了对中高端制造业中高新技术的投资,并在2012年达到24. 6% ,已经超过美 国之前去 工业化时 的平均水 平23. 55%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再工业化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单位: 亿美元; %

数据来源: 美国总统年度报告

2. 制造业就业人数变化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美国疲软的经济对本国劳动力市场造成了不小的冲击,2010年美国失业率高达10% ,高出2007年一倍,就业形势惨淡。

根据美国劳工部数据,2000年之前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维持在1800万人左右,到2008年下降到1400万人左右;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2008—2010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骤减230万人左右; 实施“再工业化”后,2010—2013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增加了50万,此外,据有关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净增工作岗位累计32. 8万,居主要工业国家首位,与其他主要工业国相比,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长了2. 9% ,德国和加 拿大分别 增长了2. 4% 和1. 9% ,日本、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都有所下降。波士顿咨询公司( BCG) 预计今后五年间,制造业将为美国新增200万 ~300万个工作岗位。可见,美国“再工业化”对劳动力市场的恢复产生了积极影响。

3.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变化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指数) 是衡量制造业在生产、新订单、商品价格、存货、雇员、订单交货、新出口订单和进口八个方面状况的指数,是经济先行指标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衡量制造业的“体验表”和衡量制造业综合发展状况的晴雨表,用它可以衡量美国再工业化的效果[3]。

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以50为临界点,高于50表明制造业处于扩张状态,低于50则表明制造业处于萎缩状态[3]。自2008年2月开始,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制造业PMI指数下降到50以下,在2008年10月—2009年4月期间甚至降到40以下。但自2009年美国开始陆续出台一系列再工业化政策后,ISM制造业PMI指数有了显著提高,并保持在50以上。2009年8月—2012年10月,ISM制造业PMI指数连续保持了39个月的上升态势。2013年制造业PMI指数仍然保持强劲的上升态势,并在同年11月上升到57. 3( 见表4) 。这也说明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开始显现成效。

数据来源: 美国总统年度报告

由上述美国制造业产值的相对量与ISM制造业PMI指数显示,美国在实施了再工业化政策后,第二产业产值的相对量与PMI指数均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有所上升,说明美国制造业产业得到恢复,再工业化政策初见成效。

4. 美国中高端制造业企业利润迅猛增加

在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和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不仅制造业的地位被重新确立,且教育与研发投入相应提高,新技术与新能源产业得到了大量政策与资金支持。美国着重发展新技术新能源产业和高科技产品,意图牢牢占据生产价值链的高端,占据高技术零部件、研发活动和市场与营销、生产性服务业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

对2009—2011年低端制造业企业利润占制造业利润比重和中高端制造业企业利润占制造业利润比重进行比较分析。由图4可以看出,2009年以来,美国制造业中的中低端制造业企业利润增长率基本为负,而中高端制造业企业利润增长率全部为正,2009—2010年期间增长迅猛,而且在2010—2011年呈现稳步增长态势。由此可以推断,正因为得益于美国“再工业化”政策,美国制造业结构中的中高端制造业才能有显著增长,美国制造业正朝着以中高端制造业为主进行转变。

单位: 10 亿美元; %

数据来源: 美国总统年度报告

三、美国再工业化对中国全球产业链位置的影响

( 一) 美国低端制造业流出使中国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遭受打击,中端制造业保持优势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向高端产业转型,在将更多资源充分利用在高附加值产业的同时,加速将产业价值链中的低附加值、高耗能、高污染产品转移到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造成国际产业转移的低端化。自2009年起,中国劳动力成本出现了显著增长,2009—2012年,中国劳动力基本工资分别以6. 3% 、7. 5% 、9. 7% 、9. 8% 的增长速度逐年递增。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和资源环境成本逐渐提高,而周边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成本相对较低,如阿迪达斯公司在缅甸工厂工人平均月工资是130美元,折合约800多元人民币,而在苏州,则大约是3000元人民币[4]。较低的要素成本,促使美国的部分低端制造业流向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这种低端制造业向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会在短期内对以制造业为支柱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相当比重的中国经济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但是像电子产品、家电和轮船制造业等中端制造业,不仅需要相对完备的生产线、熟练的技术工人、先进的管理模式外,还需要整个产业链的支持。这对于具有制造业基础和较高生产效率、管理组织能力和产业配套能力的中国来说,如果能够保证工人接受教育及专业培训的水平进而使得劳动力质量能够得到保证,那么,中国将能够继续在新的全球产业链中保证中端制造业方面的优势。美国通用电气全球研发中心的首席制造业工程师斯蒂芬·比勒就曾明确表示,通用电气公司在中国有很多研发业务,并且表示其在上海设立的研发中心对将研发成果融入到中国工厂的生产当中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基于中国市场的良好发展,通用电气公司是不会将生产线撤出中国市场的。由此可见,面对美国低端制造业流出,中国处在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将遭受打击,但会继续保持在中端制造业方面的优势。

( 二) 美国中高端制造业回流为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产业链高端转移提供了契机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通过发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机器人技术和航天飞行器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和吸引外来资本流入技术含量高的高端产业与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等政策,推动制造业复兴、促使中高端制造业回流,以占据产业链高端。美国吸引外资进入高端制造业的战略和政策为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海外并购的方式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并向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转移提供了契机,促使中国企业加强产业链条的完善与升级,使生产向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端、高端提升。与此同时,通过向美国高技术产业直接投资或并购,中国企业可以更方便地汲取其中高端制造业的先进生产技术与高效管理模式,为我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型储备条件。

四、中国应对美国再工业化的对策建议

( 一) 将低端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

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放手低端制造业向外流出,在周边一些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情况下,东部沿海地区日益增长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成为制约我国低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我国中西部地区仍有很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因此,可以考虑将一些传统的低端制造业向中国中西部四川、重庆、安徽等省份与城市转移,一方面减轻了北上广每年大量劳工涌入的尴尬现状;另一方面将带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提高居民收入。此举将减弱美国“再工业化”对中国低端制造业的制约作用,保持我国在低端制造业的固有优势。

( 二) 将低端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推进,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目前,中国的制造业仍处于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低端,出口的是低价格、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三低产品”,进口的是高价、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三高产品”。在美国积极地推动再工业化着力发展中高端制造业这一形势下,中国应对制造业进行转型升级,但这不是单纯的淘汰低端制造业,而是对传统低端制造业进行改造,更加注重创新,提高传统制造业的效率与品质,将低端制造业向制造业价值链高端推进,这是在传统低端制造业的基础上向价值链高端的延伸,而并非单纯是用价值链高端产业替代低端制造业。

( 三) 与美国开展技术合作,深入开拓美国市场

为推动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商务部在2011年制定并出台“选择美国”计划,美国各州也相继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以大力吸引海外投资,同时增加了对其重点发展的产业与研发领域的投入资金,并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业务关系。中国企业应该借此契机,建立与美国在其重点研发领域的技术合作,共同研发提供中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新技术,为中国新兴产业制造提供技术支持并为其销售开拓市场[5]。此外,中国企业应抓住机遇进入美国市场,吸引和使用当地的优秀人才,引进先进的技术和完善的管理模式,促进中国制造业向产业链更高端升级。

参考文献

[1]左世全.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2012(6):142-143.

[2]王展祥.发达国家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问题探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0(10):38-42.

[3]陈直.从制造业指数走势看工业经济的发展方向[J].冶金管理,2009(8):31-35.

[4]梁睿.阿迪达斯关厂,倒闭制造业转型[N].经济日报,2012-07-25.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第9篇

辛亥革命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辛亥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孙中山在十几年前就为这场革命规定了明晰的任务，那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将中国引向一个现代化的轨道。孙中山之所以这样想这样说，是因为他认定满洲人入主中原创建的清朝，是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在那时的孙中山看来，满洲人并不属于中国人，他们只是中国周边的一个族群，像中国历史上周边的异族入主中原一样，这样的周边族群对中原的统治都不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因而都在被推翻之列。晚清的民族主义思想实事求是地说，就是这样的内容。

从今天的眼光看，孙中山的这些看法或许显得有点政治短视，但从清朝的历史来说，汉人生发这样的想法确实很正常。因为正像中国历史上几次异族入主中原一样，文化上的落差总是使这些周边族群感到自卑，克服自卑的办法就是蓄意贬抑汉人，就像蒙古人入主中原时所做的那样，有意识地将人群按照出身进行等级划分，有意无意地羞辱汉人。这是一切具有文化落差的周边族群都难以避免的文化选择。所以到了清末，当中国政治外交不断出现危机，社会动荡不断发生时，汉人久已沉没的反满情绪不期然又重新出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觉醒就是立足于这样一个背景。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觉醒是对的，这对于唤醒民众起来革命，甚至对于清廷本身走向改良都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假如没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呼唤，没有孙中山坚定不移的排满革命，清廷即便会发生“自改革”，但可以相信依然是糊弄，就像他们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已经做过的那样。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压力促使清廷往前走，清廷在最后十年确实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改革措施，即便在满汉不平等方面，清廷至少在1906年之后，也接受了中枢大臣袁世凯等人的建议，慎重考虑怎样化解满汉分歧，消弭满汉畛域。更重要的是，当君主立宪成为一个必须追求的政治目标后，所有种族一律平等，所有人群均享有平等的权利，也就成了政治变革的应有之义，由此才会发生皇族内阁那样的事情。

按照清廷的解释，皇族内阁绝对不是清廷不愿分享权力，因为根据钦定宪法，各族群一律平等了，皇族既不存在了，哪里还有皇族内阁呢?清廷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新内阁中那几个人的身份毕竟是皇族，这是无法辩解的，于是清廷的这个错误决定引发立宪党人坚决反对，这至少在关键时刻证明了孙中山十几年来批评清廷缺乏改革诚意是对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或许真的无法引领中国步入现代化轨道。立宪党人和汉人高官的不满，再加上其他诸多因素，终于酿成了武昌起义。南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出于全国大局的考虑，最终放弃了将满洲人驱逐出去的初衷，放弃或者说不再提“驱逐鞑虏”的口号。

革命党人放弃了驱逐鞑虏的口号，当然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其实这恰是辛亥革命最成功的地方。先前许多人都悲观估计革命必将导致中国社会严重分裂，血流成河；满汉不两立，也必然会引发一场全国性的种族冲突和种族残殺。现在革命党人后退一步，不仅没有重演明初朱元璋将蒙古人赶往大漠以北的旧戏码，而且以宽广的胸怀将先前的种族冲突转化为“五族共和”，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适度的政治妥协并没有使革命党人的声誉受损，革命党人的另一个政治目标也没有因为这个妥协受到影响。革命党人从一开始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底线就是推翻帝制，这才是辛亥革命的主题和真意义。所以，我们看到，不论清廷作出多大让步或妥协，革命党人在这一点上是寸步不让、分毫必争，即便后来愿意对清王室给予优待，但清廷必须退出“大中国”的政治舞台，这是必须坚持到底的。从这个层面说，辛亥革命不存在失败，而是一场完胜，是一场无与伦比的政治大变革。

在什么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辛亥革命是完胜，这是两千年中国巨大的政治变动，君主专制毕竟在这个时候终结了，此后谁再想当皇帝都注定要失败，没有丝毫可能性，民主共和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即便是手中握有强大军事权力的军阀，也往往不得不屈从于民意。

当然，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立场说，辛亥革命确实失败了。这主要是因为在辛亥革命之后很多年，具体地说就是到1928年重建统一前，孙中山的政治理想没有转化为中国人的政治实践。所谓的民国，其前半程根本就不是孙中山的理想，而是清朝政治的延续。用鲁迅的话说，所谓中华民国，除了一幅空招牌，什么都没有变，奴隶还是奴隶，而且更为悲催的是，许多人在许多时候成了奴隶的奴隶。用毛泽东的话说，辛亥革命缺少一场真正的社会大变动，社会底层尤其是广大农民阶层依然处在蒙昧状态。所以，孙中山在经历了民国元年、二年短暂的胜利之后，很快就意识到革命并未成功。

孙中山的意思是对的，毛泽东的分析也是对的，鲁迅的牢骚也不错。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解读这些问题呢?

我们知道，孙中山的政治理念是民主共和，是要创建一个美利坚式的合众国。在政治步骤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在很早的时候也有具体设计，即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至于这三段的具体时间长度，以及怎样过渡，孙中山当然就不知道了，因为设想毕竟是设想。

我们不能说孙中山的政治设想是空想，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自从1894年踏上排满革命的道路后，就没有回过国，直至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两个多月。在这长达17年的时间里，国内的政治民主究竟是什么样子，从国内政治家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立场看，究竟什么样的民主最合乎中国国情，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无疑不是很清楚；他们即便知道国内自1901年的新政改革，知道1906年之后的预备立宪，但由于他们一直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看待清廷，看待新政和预备立宪，所以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始终没有对国内的政治进展建立一个起码的理解和同情。他们一直认为清廷所有的政治改革都是骗人的把戏，其目的都是为了拖延时间、消弭革命。

一百年后反观清末十年的历史，我们应该很容易地看到，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对国内政治进程的看法，主观猜测多于客观评估，义愤、激情替代了平和与理性。清廷的新政和后来的预备立宪有许多问题，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完全否定清廷政治改革的企图与努力。

清廷宫廷政治改革的诚意我们暂且可以不去讨论，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清廷的政治改革尤其是后来的预备立宪所规划的路线图和最终目标究竟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目标有多远，差距何在?

假如我们说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规划的政治民主路线图是一种全民政治的话，那么清廷的新政和预备立宪所要走的路，所

要实现的目标其实就是精英政治，是将政治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去做。所以我们看到在预备立宪启动之后，在各省咨议局开局之后，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咨议局本身的运转，以及资政院的开院及其运行，其实都是按照精英政治的路数，都是尽量按照不扰民不惊动地方为民主政治运行规则。我们无法说这种精英政治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全民政治谁好谁坏，谁的进步更大些，我们只能说，这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设计，是两种政治样式。

在某种程度上说，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在相当层面其实就是在尝试孙中山的那一套设计，只是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太短了，根本无法看到孙中山全民政治的优点或问题。

南北妥协，南京临时政府结束，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北京成立，我们现在反观袁世凯政府的政治设施、政治举措，不难感觉到民国初年的政治架构、政治举动，其实都是沿着晚清新政——预备立宪这条精英政治的路线往前走。中央层面的资政院变成了国会，省级的咨议局变成了省议会，巡抚先是变成都督，稍后正式定名为省长。这一切其实就是预备立宪的延续，只是剔除了革命党人坚决反对的君主而已。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辛亥革命对后世中国的影响与启迪

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没有按照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政治设想往前走，这当然使革命党人心中不爽，特别是到了“二次革命”发生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心中的愤怒更暴烈。此后，孙中山心中最大的别扭就是那个短暂的南京临时政府虽说为古老的中国开了一个新纪元，但这个临时政府在民国法统中竟然没有丝毫地位。袁世凯和他的政治继承人不断暗示他们的权利来源和合法性并不是革命党人和南京临时政府给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清廷的禅让，这在清帝退位诏书等文献中都有相当明显的流露。

民国法统在今天看来已经可有可无，但在当年，不论对孙中山革命党人还是对袁世凯以下的北方政治家，都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后来的护国、护法，以及到了1920年代各方军阀的火并与重新组合，其实都是在争夺民国的法统，争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这是辛亥革命对后世中国政治生活最直接的影响。

按照孙中山构建的民国法统，民国政治当然就是全民政治，当然就是一种先知先觉对后知后觉的启蒙运动，就要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这是一个完整的政治链条，所以到了袁世凯之后，当孙中山有机会利用军阀的矛盾在南方创建分立政府时，南方政府的基本特征一定与北方有别，大致思路就是重回孙中山的政治设计：全民政治，三民主义，尝试着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的可能性。

与南方孙中山的几次尝试很不一样，北部中国，其实应该说是中国的主体部分，其主流政治形态是沿着没有君主的君主立宪路数往下走。从袁世凯开始至段祺瑞、张作霖结束，中国主流政治模式虽然也是一种民主，但这种民主不是南方孙中山的全民政治，而是代议制，是间接民主。这里没有军管，没有军政，也没有训政，而是直接进入一种宪政状态。这是民国前半程的政治主流，也是前半程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态。我们无法从价值层面去说哪一种形态好，我们只能说这两种基本形态都是辛亥革命留给后世中国的政治遗产，都值得珍视和分析。

中华民国前半程的政治，或许并没有处理好，在民主初期的时候也确实难免一些幼稚甚至令人难堪的问题。然而不管怎么说，民国前半程的民主政治实践，不论是主流中国的代议制、精英政治，还是局部的全民政治、军政一训政一宪政的三阶段论，其实都是中国人的民主政治遗产，都有值得汲取的经验或教训。不过当我们百年之后回首这段往事时，其实我们依然应该抱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因为即便在1920年代军阀纷争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军阀并没有因为民主的艰难而放弃民主的实践和尝试。

在讨论辛亥革命对后世中国的影響和启迪时，还有一个现象最值得今天检讨和汲取。我们过去习惯说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指责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没有像后来那样痛打落水狗，一战到底，而是对包括清廷在内的旧势力妥协退让，将到手的革命果实丢失。现在想想，这些后见之明的指责可能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不要说革命党人的实力能否做到北伐，能否直捣龙亭，即便革命党人那时真有这种力量，这样不顾一切往前冲究竟有多大价值多大意义，可能也值得检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其实都是一种政治革命，政治革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解决，军事只是政治的延伸，或者是政治的助力，没有政治上的谈判与妥协而一味用兵、一味往前冲，即便获得一时成功，也很难赢得人民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同情。政治变革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你死我活，政治变革的最好结果，就是我赢你也不输，或者输的不是太多，不是不可接受。由此反观1911年各方政治势力相互妥协，我们不得不由衷感念那一代政治家宽广的政治胸襟：革命党人的政治妥协，中止了“驱逐鞑虏”的口号，为中华民族迎来了“五族共和”的结果，构建了一个至今都令中国人自豪的现代民族国家；革命党人接受妥协，同意以民国的名义优待皇室，不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为人类和平化解此类政治危机提供一个成功范例，而且为中华民族轻松解决东三省问题提供了历史性的依据。试想，假如当年革命党人不知妥协，执意驱逐鞑虏，将满洲人赶出中原，赶回关外，那么我们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内部问题外部问题可能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退一步海阔天空，革命党人的妥协为中国赢得了历史性的机遇。这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的。

革命党人有力量继续僵持打下去，清廷也有继续打的资本和机会。就像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以及后来的宗社党所分析的那样，他们只要坚持打三个月打半年，他们就会打出一个新天地，就会重现半个世纪之前洪秀全太平天国时的局面，就能等来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勤王之师，就能扭转被动挨打局面。即便这些都等不来，清廷也有焦土抵抗、玉石俱焚的资本和机会，但清廷最终放弃了这些选择，接受妥协，退出“大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一退让，其实也为大清王朝赢得了最后一点尊严，依然值得后人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