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监督汇报

协商民主监督汇报（精选6篇）

协商民主监督汇报 第1篇

尊敬的x主席，各位领导、同志们：

按照会议安排，下面我结合工作实际，同大家交流一下我县政协开展协商民主一些做法。如有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今年，我们探索性地开展了三次协商座谈，分别是围绕村“两委”换届选举、医疗卫生工作、规划建设便民农贸市场三个方面内容。在开展协商座谈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专题协商、对口协商和界别协商相结合的办法，即：每次协商座谈都有一个主题，每次都邀请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具体情况和面对面互动交流，每次都邀请协商内容方面的专业人士参加，使协商座谈取得了良好效果。同时，我认为具体协商过程中还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是要做到科学选题。选题直接决定着协商的方向、重点和成效。在实际工作中，协商课题定多大、内容选什么，没有一个明确目标。我县政协在总结了以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重点选择那些政协有条件、能发挥委员优势的议题进行协商。比如：为什么选择对全县的医疗卫生工作开展协商座谈？因为一方面我们从委员的提案、社情民意中了解到他们非常关心这项工作，另一方面在我县140余名政协委员中，医药卫生界别的委员将近位，他们大多是医药卫生方面的一线人员，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医疗卫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最有发言权。加之医改实施以来，医疗卫生工作涌现出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此，我县政协组织医药卫生界别的委员就全县医疗卫生工作开展调研，开展民主协商座谈，并提出了意见建议。参加座谈会的分管副县长，政协的调研非常及时，反映了政府部门不掌握的情况，提出了务实的建议，欢迎政协以后多给卫生工作提意见和建议，协商民主座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另外的两次座谈，也得到了县委、政府主要领导的肯定。几次协商座谈的成功召开，使我们进一步坚定了只有科学选题，才能进一步促进服务大局与履行职能紧密结合，更好地体现政协工作的价值。

二是调研与协商深度融合。

今年，我县政协探索性地开展调查与协商融合，初步形成“以调查研究推进协商民主，用协商民主深化调查研究”的工作格局。实践也证明，只有将调研与协商结合起来，坚持协商之前必须调研的工作原则，才能摸透情况、找准问题、提对建议，才能使协商意见更具参考价值。

所以在开展协商前必须进行扎实的调研。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在调研中很多细节方面需要注意，由于行业不同和专业知识局限，我们很难像业内人士那样准确地抓住问题实质，因此我们必须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紧扣协商议题列出全面、详细的调研提纲，列提纲的过程也是熟悉调研内容的过程，有助于在调研中有的放矢，抓住重点方面了解情况，同时也避免被访者走题或者回避一些问题。提前下发调研提纲，使被访者有较为充分的时间熟知、准备和思考，避免表述不清、离题漫谈的现象。在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被访者因有所顾忌，对一些核心、敏感问题避而不谈、谈而不深，而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真实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和被访者说

清楚，他们只负责向我们反映情况，最终与相关部门进行协商时的情况、观点、意见是政协所提的，与他们个人无关，也不会纠缠他们，从而打消了

他们的顾虑，使我们听到了最真实的声音。

三是选好参加人员。

根据协商议题，一方面选择那些与议题相吻合有专长的委员，业内人士、部门领导，提升专题协商“含金量”，另一方面邀请群众代表、大学生村官、机关普通干部参加民主协商，既体现协商民主的广泛性、多层性，也有利于从不同角度提出建议、观点。同时，邀请驻旗县的市政协委员和xx政协委员参与民主协商，形成工作合力，充分发挥委员人才优势。有时，为使协商不失偏颇，做到公正客观，还要围绕议题把正反方全部请到。如，今年对建设便民农贸市场进行协商时，就把同意建设的一方和反对建设的一方同时请来参加座谈会，这样才有利于我们从不同调度、不同层面分析问题，促进不同思想观点交流交融。这对参与协商的委员也是一种倒逼，只有在前期做了周密的准备，才能使观点站得住脚，不被反驳倒。

四是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比如，提前通知委员协商议题，使大家有充足准备时间；

为委员提供协商议题的第一手材料和数据,既有过去的,也有当前的，使其全面了解协商内容。在委员发言角度相同时，还要提前与委员进行沟通，鼓励委员进行一定的思路调整，从而在规定的时间内产生更多更有价值意见建议，使协商更加务实高效。

五是做到直奔主题。

每次协商座谈会，我和副主席们的发言都是直奔主题，没有空话套话，给参与协商的委员做了很好的示范。在我们带动下，委员们讲问题、谈看法、说建议，都是实打实，保证了建言献策的深度与质量。同时，要求相关部门的参会人员对委员提出的问题进行明确表态和回应，一方面使部门负责同志与委员双向交流，协商氛围更加浓厚，另一方面无形中加大了协商力度，促进了协商成果转换。

以上就是我县政协开展协商民主座谈的一些做法。下面，我谈谈存在的问题。

协商之后,如何把有价值的协商成果转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实效,避免协商热闹、效果寥寥。

如，我们今年围绕我县村两委换届进行了调研，随后开展专题民主协商座谈会，会上县委组织部长、村“两委”换届领导小组副组长，对政协提出的协商意见给与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要求各镇党委书记结合工作实际，按照政协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整改。但是会后，各镇是否按照要求整改，整改到什么程度，政协不得而知。有的时候，政协所提意见形成正式的文件，有在传阅文件过程中才能看到，有时只是领导们在一起开会，互相口耳相传，才得知意见得到采纳没，采纳了的意见又落实到何种程度。我认为主要是没有建立有效的督办和实效跟踪机制，如何监督相关部门落实政协意见建议没有明确的要求和程序，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协商成果的转化。导致一些花了很大心血的协商成果没有发挥出应有作用，没有体现出政协的价值。

今后的工作中，我县政协要着力在协商成果转化方面下功夫，一方面加强与县委、政府督查部门及承办单位的联系，联合开展专题督查、回头看等活动；

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建设，要求有关部门必须向政协书面反馈协商成果的采纳和落实情况。

协商民主监督汇报 第2篇

--襄阳市襄州区政协探求新形势下基层政协工作新作为

郑国元

近年来，襄阳市襄州区政协紧扣政协职能，切实探索创新，始终坚持把协商民主贯穿于政协履职的各个方面，围绕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广泛协商议政、实施民主监督，取得新的成效。

一、谋大局，出实招，精心组织专题协商。政协常委会议什么、怎样议，关系到协商民主的质量和成效，对此，襄州区政协认真选题、精心组织，着力抓好专题协商。一是围绕培植经济发展的坚实后劲深入协商。“四大园区”是我区的重要增长极，承载着跨越发展的厚望，针对制约“四大园区”建设和发展的深层次问题，2014年一季度，我们组织了50多名政协常委、委员，集中一个多月时间，对双沟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伙牌纺织服装产业园、洪山头机电加工产业园和朱庄国际物流园进行深入调研和广泛讨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体制机制、改善发展环境等22条意见建议，形成的《关于园区建设与发展的建议案》被区委《领导参阅》转发，协商意见促进了区委、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助推了“四大园区”建设在宏观经济形势趋紧的大环境下获得了超出预料的新发展。二是围绕区委重大决策的贯彻落实深度协商。2013年底，区委三届四次全会出台《关于创新机制、优化环境，进一步加快镇域经济发展的意见》 后，区政协高度关注，及时跟进。2014年6月，区政协组织了60多名政协委员，由主席会议成员带队，兵分三路，分别对“一主”“两翼”“三重六特”进行了全方位的调研视察，深入分析改革利弊，研究论证实施路径，提出了统筹协调分类强力推进，强化监管规范“两权”运行等14条意见建议，在二季度的常委会议上与区委专题协商。视察报告得到了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评价，区委随后召开了镇域经济发展专题推进会，围绕镇域经济发展的7大支持政策相继出台，集镇建设管理基金和镇域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落实到位，考评激励机制初步建立，释放和激发了镇域经济发展活力，“一主两翼三重六特”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三是围绕涉及群众利益的民生工程深切协商。为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民生，2014年初，区政府向全区人民郑重承诺承办的“十件实事”，涉及医疗、教育、交通路网、饮水安全等工程。在前三个季度即将过去的时间节点，十件实事的进度如何、质量怎样，人民群众十分关注。为此，襄州区政协把十件实事细化分解为22个具体项目，组成6个调研视察小组，逐一深入建设现场，了解情况、分析问题、研究对策、提出建议，在三季度的常委会议上与区政府专题协商。区政府针对我们提出的宣传不够、主体不明、投入不足等问题，责成政府督查室、治庸办、电子政务中心和广播电视台组成两个督查小组，加大督办和推进力度，22项任务除两项因体制变化因素外，其他20项都能如期完成。

二、建平台，求实效，创新推进监督协商。一是创新提 2 案办理机制，推进协商民主。一年来，共收到提案260件，立案163件。2014年的提案办理创新举措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领办包案上层次。重点提案由上年的8件增加到20件。重点提案的办理方式，由过去的主席会议成员包案，扩大到区委书记、区长，区委常委、副区长，政协主席、副主席共同包案。其次是督办机制重联动。由过去单纯依靠政协一家督办，强化为区委督查室、政府法制办、政协提案委三家联合督办。再次是办理过程全公开。由过去的“文来文往”改进为“三见面”“三协商”。通过创新机制、改进方法，全年提案办理的见面率、办结率都达到100%，满意率达98%。提升了办理效果，体现了协商价值。二是组建民主监督团，推进协商民主。2014年，襄州区政协学习借鉴浙江仙居县的经验，挑选了25名政协委员，组建民主监督团，围绕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群众反映的难点问题，开展专项监督。8月份，召开了“城区物业管理民主监督专题协商会”，促进了小区居民与房管、物价等管理部门交流沟通、现场解决了一些久拖未决的问题，进而还把小区物业管理提升到小区社会管理的综合层面。初步尝试证明，组建民主监督团，聚集了监督资源，汇集了多方智慧，提升了监督效果，省政协网站、《襄阳日报》以“民主监督团为民办实事”为题进行了专题报道。三是坚持常规视察和特约监督相结合，推进协商民主。发挥政协监督政治性强、包容性强的优势，搭建规范的协商平台，推动协商民主的广泛深入。2014年共组织12次常委和委员视察活动，围绕食品药品监管、《人防法》 3 贯彻落实、粮食储备、图书管理等问题进行视察，与被视察单位当面交换意见，推动部门工作。同时，先后选派100多名政协委员担任了特约监督员、政风行风督查员、作风建设监督员，对推进党委政府科学决策和相关部门改进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讲分寸，重时机，灵活开展多层协商。在会议协商、提案协商的基础上，襄州区政协不断拓展协商方式，注重广泛性，增强实效性。一是对部门重点工作开展对口协商。一年来，各专门委员会围绕全民健身活动、城乡低保工作、农业气象服务、畜牧重点项目建设、加强传统文化保护、义务教育高位均衡等议题，开展对口协商10多次，形成各类调研考察报告36篇、社情民意信息20篇、建议案5篇。一批调研报告、建议案和社情民意得到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的签批。二是对政协重要工作实行书面协商。协商议题的选取、调研视察的建议、常委会协商的意见，都与区委、区政府进行书面协商。2014年全会的协商议题，从各政协联络处、各民主党派及各专门委员会征集了53个选题，经主席会议讨论，筛选出10个选题，与区委、区政府书面协商后，最终确定了6个课题。形成的调研视察报告，在2014年12月下旬召开的政协全会上进行了大会建言。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在大会上充分肯定了6大课题建议的价值，并明确强调区委区政府及政府相关部门要抓好意见建议的转化与落实。三是对事关全区发展稳定的紧要事项进行高层协商。在解决招商引资的核心要素、排解项目建设的重大障碍、消除影响稳定 的苗头问题上，政协主席及时地、适时地与区委书记、区长直接进行协商，建立了高层对接沟通机制。

四、畅渠道，提质量，广泛开展民意协商。2014年以来，围绕民意协商，全面加强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取得了地市以上采用数量多、省市领导签批多、解决实际问题多的好成绩。一是强化力量，挖掘潜力。在发挥政协机关传统渠道作用的基础上，着重调动了政协联络处、委员活动组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广辟民意资源，拓宽信息渠道，为开展民意协商提供了宽厚基础。一年来，共征集信息线索300多条，既有对国家立法、香港普选、反恐体系建设等重大问题的看法，也有截断“地沟油”、规范纸巾市场、完善交通标志牌、调整公交车票价、银行卡免费换芯等诸多生活问题的呼吁。全年编发《襄州政协信息》《社情民意》《政协委员建言》98篇，比上年增加43篇。二是注重质量，提升层次。通过信息笔会集体点评、邀请专家专题辅导、骨干信息员集中研讨等方式，打造了一批质量高、针对性强的社情民意精品。2014年市委办《襄阳信息》第一期刊发的《进一步扩权强镇，促进镇域经济快速发展》《加快推进城乡养老服务工作的建议》全是襄州区政协编报的社情民意信息。《关于加快我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立法工作的建议》上报后，得到省领导签批，专报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李春明同志，省人大已初步安排列入湖北省2015年立法计划。2014年区政协上报的98篇信息被省市采用95篇次（含多次采用），比上年增加18篇；领导签批19篇，比上年增加7篇。三是领导带头，萃取民意。区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在专题视察、提案督办、调研座谈工作中，注重捕捉民意线索，汇集升华民情民意，提升民意协商价值。2014年，各位主席会议成员撰写的社情民意信息均在市级以上采用或被领导签批。通过社情民意协商通道，反映了一些诸如唐河跨省大桥、罗岗溢洪道绕库区公路及太山庙大型泵站机电配套等重大而长期困扰群众生产生活的历史遗留问题，引起了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都得到了相应的安排和较好的解决。

协商民主文献综述 第3篇

1.1 西方协商民主的产生

20世纪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学界开始关注民主理论的一种新发展,或者说是民主理论关注的新动向——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协商民主,作为民主的一种形式,它是指政治共同体中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参与政治过程,对协商的主题提出自身观点并充分考虑其他人的偏好;他们会批判性地审视各种政策建议,必要时根据他人理由、条件来修正自己的最初观点,实现偏好的转换,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协商民主可以在古希腊民主实践中找到它的原始存在,所以,它只能说是传统民主范式的复兴而非创新。协商民主在公民实践理性的基础上、激发了理性立法,参与政治和公民自治的理想。

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是为了回应西方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多元文化社会潜藏的深刻而持久的道德冲突,以及种族文化团体之间认知资源的不平等而造成的多数人难以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的问题。协商民主在公共协商过程中,由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对话、讨论、审视各种相关理由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合法性,实现公民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与公共决策。协商民主的核心是公共协商,基本特征是合法性、公开性、责任性、程序性和参与性,理论渊源是自由主义和批判理论。在现代社会中,协商民主能够促进决策合法化,培育公民美德,平衡自由主义的局限,以及控制官僚自由裁量权。

1.2 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发展

在我国,2006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意见》第一次明确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一重要论断的显著特点,就是强调协商民主是同选举(票决)民主并列的一种重要的民主形式。这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发挥极其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当然,在我们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引入和倡导协商民主,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难,而且我们的国情也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但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还是存在着一些有利于发展协商民主的精华,建国以来的政治形态也是我们发展协商民主的优势。另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方的民主政治发展迅速,协商、对话和商谈的机制,被广泛引入各地的民主实践中,成为民主治理的重要内容。如浙江省地方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听证会、民主评议会、村民民主恳谈会和互联网公共论坛等形式及其实践,集中体现了协商民主的精神。

2 国内外协商民主的研究现状

2.1 国外协商民主的研究现状

2.1.1 协商民主的内涵研究。

1980年,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从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他主张公民参与而反对精英主义的宪政解释。但是,真正赋予协商民主动力的是伯纳德·曼宁和乔舒亚·科恩。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协商民主理论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1996年,圣路易大学的詹姆斯·博曼出版了论述协商民主条件的著作《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1998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教授乔·埃尔斯特在其主编的《协商民主》一书中提出,作为一种政治决策机制,讨论与协商是对投票的替代。而作为20世纪后期重要的自由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也分别出版了论述协商民主的著作,他们在书中都将自己看成是协商民主论者。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和《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等著作包含着丰富的协商民主思想。一般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交往理论和话语民主理论为协商民主提供了基础。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有关公共理性的论述也为协商民主提供了资源。

詹姆斯·博曼和威廉·雷吉主编的《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论文集,收录了当代西方学术界著名的学者,譬如哈贝马斯、罗尔斯、科恩、埃尔斯特和扬等人论述协商民主的文章,系统地论述了协商民主的基本概念、内涵等,并对协商民主的各种争论进行了归纳,是当代西方研究协商民主的重要著作。论文集在内容编排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选编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论述协商民主的文章;第二部分选编了当代一些主要政治学者对协商民主观念的最新阐释,从而能够帮助公众循序渐进地认识和理解协商民主理论。

2.1.2 对协商民生的认识与评价。

约翰·德雷泽克在《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一书中指出:民主走向协商,表明人们在持续关注着民主的真实性,即在多大程度上,民主控制(主权在民的落实)是实质性的而不是象征性的,而且公民有能力参与到民主中。全书围绕着协商是否是更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决定性手段;协商应该是以一致的共识为目标,抑或仅仅是票决前的一个序曲;协商合适的归宿是既有的代议制,还是应该向社会层面推进等14个问题对协商民主进行了阐述,有助于我们了解协商民主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形态。

詹姆斯·博曼在《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中提出:由于大多数对协商民主的研究基本上是规范性的,是基于理想的而非现实状况做出的思考,这种理想性的研究路径,难以将规范的政治理论同实际的民主实践以及民主变革的真正可能性联系起来,从而加剧了对协商民主理念可行性的怀疑。为了对协商民主现实可行性的怀疑进行回应,作者一一考察了协商民主面临的三大挑战—文化多元主义、不平等和社会复杂性,最后认为这些并不是协商民主不可逾越的障碍。通过该书,可以在对协商民主质疑的反驳中,加深对协商民主的理解。

毛里西奥·帕瑟林·登特里维斯在他的《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论文集中,一是具体评价了协商民主的主要规范性理论;二是对有关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进行了分析;三是对协商与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性探讨;四是通过案例分析,对协商民主在宗教和文化冲突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该书收录的文章,一般都是从对前人的协商民主理论反思和批判出发,结合社会现实,阐述了对协商民主规范理论和制度建设的新认识。虽然学者之间对协商民主的实质和制度建构还存在分歧,但也都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理论上有力和制度上可行的民主模式。

另外,吉登斯在《超越左与右—激进政的未来》中提出“对话民主”的概念,并认为对话民主的落实需要协商民主制度来保证,只有协商民主制度才是取得政策一致或试图取得政策一致的途径。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John·Dyrezk教授更是针对不同区域的协商民主问题进行了探讨:不同地域的协商的方式和经验有所不同;在国家制度范围内,立法、司法、国家行政及地方基层行政部门都可以搞协商;老百姓论坛的质量比较高但党派间协商对政策的影响较大;一个开放活跃的公共领域在协商民主中起着重要作用等。

2.2 国内协商民主的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于协商民主的研究,经由系统的理论介绍阶段进入了将民主协商理论与中国具体政治实践相结合的阶段,前一阶段的主要成果体现在由中共中央编译局理论处副处长陈家刚博士主编的《协商民主》一书中,该书选用的文章全面介绍了国外学者关于协商民主的主要观点,为国内提供了协商民主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第二阶段主要研究成果有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的《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提出: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条件、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基本政治理念,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程序选择必须以协商为价值偏好。因此,借助统一战线提供的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和制度资源在中国发展协商政治,应该成为中国新世纪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与目标。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党的领导体制与执政方式的变革与发展至关重要。

政治研究者何包刚的《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关注中国地方民主协商方面的探寻。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尤其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社会已经发展了许多新的协商制度形式,指出中国的协商制度综合了物质和规范两方面考虑,是官方意识形态和民主的一种混合产物,也常带有感情宣泄的特点。通过讨论民主商谈会、公民评议会、居民或村民代表会几种主要的协商制度形式、概括了它们的主要特征并比较它们对协商的影响,考察了协商制度相关问题及地方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商议式民主与中国的地方经验》,从协商式民主的角度分析了发生在中国基层的一些民主政治参与的经验。

另外,还有些学者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借助协商民主理论的视角研究我国基层的协商民主实践,主要围绕在“民主恳谈会”、网络公共论坛、城市社区治理等问题上,这方面的研究为我们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慕毅飞主编的《民主恳谈:温岭人的创造》则根据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制度,选编了一些科研人员、学者以及行政官员对温岭的民主恳谈这种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论述,对民主恳谈制度这种原创的民主政治进行了肯定,肯定了这种制度在建设和谐社会里破解中国干群关系这一难题上的理论价值,认为这种制度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种重要尝试,是基层民主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是泥土里诞生的中国的新形态民主政治,并列举分析了一些民主恳谈的案例,给我们研究协商民主制度,进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总的来看,国内目前对协商民主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尽管己经翻译了一些西方研究协商民主的论文和著作,但是,还缺乏对协商民主的理论内涵、制度设计和实践的系统总结。至于协商民主在中国的运用,除了林尚立、朱勤军、郎友兴、陈剩勇和陈家刚等学者作过一些探索外,尚缺乏专门和系统地研究。

3 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意义

协商民主理论以公民参与决策作为民主的核心价值,把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公民群体之间的平等协商作为实现民主价值的一个主要方面或环节,这丰富了我们对于民主的认识,因此,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制定和规划民主建设的目标与任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协商民主理论告诉我们,民主不仅仅体现为自由选举,更主要地体现为参与决策;决策的过程不是领导拍板的过程,而是民主协商的过程;民主协商不是既得利益集团“俘获”政府的共谋,也不是政府为自己已有的决策提供理由而召集举行的所谓“论证”会议,而是各利益团体就某些公共事务充分表达各自利益和意见,通过讨论协商最终产生公共政策。协商民主理论的这一核心思想,将我们的民主化建设工作重心从“公投”和选举引向自由平等的辩论和协商。

从“协商建国”到“协商民主” 第4篇

国共双方摆开对台戏，唱赢的关键在于争取中间角色。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只有青年党、国社党等个别党派参加，而民革、民盟等八个民主党派却响应了共产党。那么，政协会议的阻力只是来自国民党的破坏？以往关于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记载，大多是一呼百应。可深入考察，就会看到历史的复杂性：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也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也有一个从相疑到相知的历程；中共领袖与民主人士之间，也有私人关系的恩怨情仇。在这种情况下，靠着协商民主，新中国的各种力量被凝聚在了一起。

这种中国创造，如今已渐渐引起国际政坛的关注。

谁是“协商”的发明人

中国为何重视协商民主，还要从共和国的诞生说起。人皆有母，谁是共和国的母亲？

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召开是1954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却是此前的1949年。显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非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么，五年前，由哪个机关履行新中国建国的法律程序？

这不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哲学问题，而是中国政治的实际问题。

历史事实是：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制定代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国号、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国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授权中央人民政府筹备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闭幕次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我们的共和国原来是这样诞生的。

一个国家的诞生，起于一种政治制度的实践。那么，这种制度的重要性，当然应该引起格外的关注，这也许是政治文明的创新？

不能说中国人不重视宪政。孙中山发起辛亥革命，将现代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规划为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宪政”。

1948年，中国大地内战正酣，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忙于调兵遣将，部署那决定命运的三大战役。可是，就在这万分紧张的时刻，国民党和共产党却同时想着实行宪政。5月1日，国民大会在南京闭幕，蒋介石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同日，中共中央在河北西柏坡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有一条十分新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原来，中共也很重视宪政，而且提出自己的政治设计——“政治协商会议”。这“协商”二字，其实并非中共的独家专利。

抗战爆发，以往生死拼杀的国共两党，被日本侵略军逼进同一条战壕。举国达成共识，必须实现民族团结，而团结的前提是党派合作。于是，“国民参政会”诞生了。中国的政党关系，不再是执政党和反对党，而是执政党和参政党，国民党执政，共产党和中间党派共同参政。

1945年8月，漫长的15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全中国的老百姓殷切期盼和平，中国政坛的两大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开始谈判。与此同时，除原有的中国民主同盟外，重庆、上海、广州等地，又新建多个党派。一时间，召开党派会议，推动民主政治，成为舆论主流。开会总要有个名目，时称“政治会议”。政治会议召开时，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提出加上“协商”二字，颇得各方赞赏。于是，中国有了“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一个世界政治史上从来没有的机构，由中国人创新而生。

这个发明，又是中国各党派协商的成果。经过数十次会议，政治协商会议达成改组政府、整编军队、和平建国纲领、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案。可国民党总是舍不得与其他党派分享权力，蒋介石在会后不久就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内战，而且取缔中间党派民盟。接下来的国民大会，尽管走着民主政治的程序，却没有民主政治的实质，成了一出独角戏。

这时，中共再次举起政治协商会议这面民主大旗，就成了众望所归。

政治协商并非饮茶清谈，也是血与火的奉献牺牲

举旗容易，聚义难。

毛泽东邀请的协商要角，此刻都在老蒋手里。国母宋庆龄和民盟主席张澜居留上海，寓所周圍都有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控。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代主席沈钧儒逃到香港，处于港英当局管辖之下。这个英国人管治的地方也有国民党的力量，公开的外交特派员向港英方面提出控管要求，保密局香港站暗布大批特务，公开和秘密的任务都很明确：不准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政协会议！

公开的民主运筹，也不能离开秘密的较量。中共在上海和香港早有地下组织，如今统统开动，偷渡民主人士北上。

美洲侨领司徒美堂来到香港，被看管在住宅里面，会客要经过特务审定。中共特意找来同乡同姓的司徒丙鹤，以探亲为名进入联络。司徒美堂走出家门，公开表态参加新政协。

特务看管得最严的还是李济深，对门的商店就是特务据点。生活窘迫的李家出租自家房屋，底楼住进的家伙总是窥探房主，看来是个国民党特务，顶楼住进的客人又格外体贴，想必是个地下共产党。

就在特务的眼皮底下，民盟的沈钧儒和章伯钧、民革的蔡廷锴和谭平山，登上苏联货轮“宝德华号”。那沈老舍不得剪掉垂胸长髯，化装成账房先生，那“高佬蔡”身着短打，变成了挑夫。码头的特务并未关注这外国船，旁边的“泽生号”据说有中共背景。

其实，“宝德华号”上才有真正的中共党员，章汉夫。这是周恩来的要求，每次民主人士北上，必须由中共干部负责护送。就在此前不久，冯玉祥从美国乘船返回，那艘苏联客轮在海上失火，政协会议的重要成员烈火焚身。

阻碍出行的不仅是危险，还有政局。罗便臣道92号，门庭冷落的李公馆，近来门庭若市。广东省主席宋子文登门拜访，这个蒋总统的妻兄，又是国民党内最大的亲美派，国际背景深厚。据说，宋子文希望与李济深合作，联络广东和广西的地方派系，甩开不得人心的老蒋，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前国民政府招商局长蔡增基，专程从美国来访。据说，美国政府将提供大量美援，支持国民党内部的自由派人士取代现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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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任公安坐家中，来者不拒。于是，香港开始流传各种猜疑……

“本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淮海战役未见胜负，中国大局未定，惯于纵横捭阖的李济深，也许正在选择合作伙伴？据说，李任潮正在联合桂系首领李宗仁倒蒋，将来再以李政府同共产党对等谈判。

那李任公乃韬晦之人，平时不与他人轻言心事，谁也把不准他的脉搏。香港的军统旧将开始散布流言：李济深不能去解放区，共产党会和他算旧账。1927年清共，蒋介石在上海抓周恩来，李济深在广州抓周夫人邓颖超。

针对谣言，何香凝慨然发言：这是法西斯挑拨离间的伎俩！李、蔡不会毁弃光荣历史。

可是，蔡已北上，李，仍在香港滞留……

识时务者为俊杰，决定任公战略选择的，是客观形势而不是主观意愿。李济深判断：中共与蒋介石的战略决战，还要打两三年。与其蹲在哈尔滨看共产党打仗，还不如留在香港搞军事策反……

蒋介石最怕的就是别人动自己的军队。毛泽东致李济深的亲笔信件，早已被特务偷拍，送到蒋介石的案头。蒋介石向保密局长毛人凤发出暗杀令，处理李济深等六名军队高官。

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来看望任公了，陪同者是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何香凝提醒李济深早日出走，早走，在政治上有好处。潘汉年补充：早走，在安全上也有好处。李济深一点就明。早走，及时参加政协会议，才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晚到就会变成后来者。早走，才能躲开保密局的杀手。潘汉年又诚恳转达周恩来的问候。对于李济深的出行，周恩来安排得事无巨细。周恩来布置香港：李济深的出行必须严格保密，安全必须绝对可靠，生活也要照顾周到。李济深在香港有个大家庭，妻子病情危重，周恩来特意送上一笔可观的安家费。

1948年12月26日，圣诞第二夜。

南京，黄埔路的总统官邸，来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宾主相见，却是无话可说。司徒雷登判断：蒋介石已经没有能力领导中国的反共内战。长期插手中国政治的美国政府，现在不打算为衰亡政府承担任何责任。回到住处，司徒雷登写下日记：“1948年最后的那一个星期，对于蒋，很难度过。”

西柏坡，毛泽东忙得忘了自己的生日，昨天为新华社起草新闻稿，宣布蒋介石等人为头等战争罪犯；今天，又要考虑《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之事。

就在这个午夜，苏联货船“阿尔丹号”驶出香港，李济深、彭泽民、洪深、朱蕴山、沈雁冰等人秘密出行。

第二天，香港飞来一架专机，白崇禧派黄绍竑来接李济深去武汉主持大计。可是李济深失踪了！一个中外名人，居然在严密监控下偷渡出境？港英警方政治部主任黄翠微找到民革机关，又是指责又是哀求……

李济深一走，上海的民主人士处境更加凶险。保密局制订了绑架上海民主人士的预案，伺机下手。青帮大佬杜月笙奉命配合，却把情报悄悄告诉黄炎培。正在危险关头，蒋介石宣布下台，代总统李宗仁争取民主人士，保密局的监视就有些放松。黄炎培利用这个空当，以庆贺生日为名，大宴宾客制造混乱气氛，2月14日，黄炎培假借购物带着夫人去永安公司，前门进，后门出，甩掉特务的跟踪汽车转移到女儿家，第二天又化装登上中共地下党安排的船只潜逃香港，3月14日自香港乘船北上。

可惜，这个机会，张澜和罗隆基并未抓住。

总是穿着棉布长袍的张澜，与总是西装革履的罗隆基在一起，显出一种有趣的差异与和谐。共产党邀请去北平，李宗仁劝说去广州，蒋介石命令去台湾。政坛老人张澜忧虑：这上海恐非久留之地。留学美国归来的哲学博士罗隆基却认为：各种政治势力剧烈争夺，恰恰是中间力量发展的良机。

民盟中央常委罗隆基召集留沪中委开会，到会人有史良、楚图南、罗自成、彭文应、叶笃义、罗涵先等，从昆明来的吴晗也参加了。就中共“五一口号”，罗隆基提出六个问题要求当场表决：第一，是否参加新政协？全体一致通过。第二，全国解放后中共执政，民盟是否参加政府？有人主张参加，有人说也可不参加，而罗隆基则明确表示：要当在野党！第三，能不能公开批评中共掌权的新政府？意见也不一致。第四，新中国是否应持独立自主外交？一致同意。

罗隆基把讨论记录包括投票记录，整理成政治纲领，交予即将去解放区的吴晗，正式提交中共。罗隆基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如果中共不接受这份政纲，就不参加新政协，宁肯在中共胜利之后继续充当在野党。

罗隆基不是随波逐流的人。国民党独裁，罗隆基坚决反对，并因而与同受欺压的共产党合作。共产党召集新政协，罗隆基也不会盲从，还是坚持信奉民主制度。留在上海，可以旁观国共大战，可以就便接触外国使馆，何必北上冒险？可惜，老蒋不让罗隆基当中间派。

已经宣布下野的蒋介石，赶到上海召集秘密会议，布置把上海的黄金白银全部运送台湾。同时要求，把宋庆龄、张澜、罗隆基、刘鸿生、杨虎等所有知名人士带到台湾，不去台湾者就地正法！

军警闯进虹桥疗养院，直扑病房，不顾医护人员的阻拦，把张澜和罗隆基架上囚车。囚车嚎叫着冲出疗养院，冲过国民党军警的封锁线，进入一处花园洋房，这杨虎公馆里面的守卫者全是解放军的便衣侦察队。原来，就在上海民主人士生死存亡之際，周恩来电令上海吴克坚全力保护和营救宋庆龄、张澜、罗隆基、史良等。

中共情报干部吴克坚，又把任务交给国民党元老杨虎。杨虎现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表面看不过是个闲职，可作为上海青帮老大，又有个担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的女婿周力行，所以杨虎在上海还是很有势力。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四一二事变”的淞沪警备区司令杨虎，早已秘密转向共产党。

这样，负责抓捕张澜和罗隆基的警备区稽查大队，反而成了保卫者。大队长聂琮是个军统特务，执行任务非常卖力。副大队长阎锦文却是周副司令的亲信，劝说聂琮不要轻易开罪政坛名人。聂琮正要在撤退前安排自己的家眷逃亡，索性把得罪人的差事交给阎锦文。临走还叮嘱，杀这两个知名人士不能造成社会影响，可以用麻袋装起来投入黄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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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必败的下场，特务更加残忍。上海解放前夜，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曾伟、虞健等因策反活动暴露被杀害，共产党情报人员李白被枪杀，民主党派干部黄竞武被活埋，史良的亲友则幸运地在押赴刑场路上被解放军营救，民主党派人士与共产党人的鲜血流在一起。

群贤毕至少一人。新政协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召开，19日，政协代表杨杰在香港被叶翔之暗杀。政治协商并非饮茶清谈，也是血与火的奉献牺牲。

1980年代建立老干部离休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加入共产党或参加革命的干部，享受离休待遇。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呈报，国务院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加入民主党派的干部同样享受离休待遇。

在那冒险北上的轮船上，李济深写下一句题词 ——“同舟共济！”

同行者纷纷签上自己的名字。

毛泽东说，共产党少几票没关系

首届政协来得艰难，代表们不再计较谁是执政党，谁是参政党，就连罗隆基也不再坚持做反对派。代表就餐的餐厅摆满大圆桌，哪桌凑够八个人就开吃，不分党派，不分高低，有如圆桌会议。

协商会议的生活让人觉得新鲜有趣，只是，牢骚免不了。不光民主党派的左派有牢骚，少数共产党员也有看法。

政协会议的中共党团专门召开内部会议，纠正关门主义。有的党员说了：什么民主党派，不过就是一根头发，拔了就拔了！毛泽东生气了：不是一根头发，是一把头发！周恩来痛批：你虽然是老革命，但现在不准别人革命，你就落后了！人家过去不革命但是现在革命了，人家就比你进步。

参加首届政协会议的范围越来越宽，开始划线是1948年响应“五一口号”的民主党派，后来增添了“第四方面”——战场起义的国民党军政高官。毛泽东又追问：有没有前清的翰林？有没有满族代表？

说来复杂的政治，其实也简单：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

首届政协会议，协商决定诸多重大问题，这就免不了争议。正是学习苏联的热潮，政治制度上也在学。那么，要不要照搬苏联的联邦制？代表们反复讨论，中国的民族聚居状况同苏联不一样，中国是小聚居大分散，不宜采用加盟共和国方式。于是会议决定，中国采用民族自治制度。两种制度几十年后现出长效，联邦制的苏联解体了，中国还是大一统。

按照票决民主的规则，多数通过的议案即可生效。可程序总是有空子可钻，多数派可以搞强行通过，少数派可以搞拖延表决，拖得什么都搞不成。中国的首届政协会议，没有搞多数强行通过，总是充分尊重各种意见包括少数意见个别意见。首届政协讨论的重大问题，从程序上，总是反复协商，达成共识后再付诸表决。国号问题，专门召集七十岁以上的委员讨论，因为这些老人对中华民国有感情。最后大家同意法学家张奚若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人补充建议，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加个括号：（简称中华民国）。这项建议当时没有引起重视，据说，毛泽东后来后悔了。

首届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决定新政府的组成，这样就有一个人事问题。人事问题，往往是政治争议的焦点——权力分配。

六国饭店的咖啡厅热闹起来，代表热议：Doctor罗和外国关系熟，可以当外交部长！罗隆基得意地叼着雪茄，不置可否。黄炎培躲到胡同的家宅，不肯入阁。周恩来两次家访，力邀熟悉工商界的黃炎培出任副总理。另有个党首闹情绪了：民建可以出个副总理，我党为何只能当副部长？司徒美堂向后辈抡拐杖：孙总理让我们功成身退！

在首届政协代表中，中共代表和拥护中共的工农代表稳居多数，可是，有的干部却不放心票决。毛泽东要求与会的中共党员选举时一定要保证民主人士的票数，共产党少几票没关系。选举的结果是，在中央政府的组成人员中，民主党派成员占三分之一。

有文章不赞成这个比例分析：在这些民主党派成员中有些人是中共特别党员。其实，这些人大多是民主党派的创党成员，有的是后来秘密加入共产党。因此，在民主党派内部，始终将他们看作自己人。跨党现象，中国政界所在多有，国民党甚至搞过清党。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并未在民主党派中设立党组。

中断与合流

首届政协完成了建国使命，有人主张，在普选成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政协就应消亡了。毛泽东却提出，政协作为党派协商的机构，应该长期存在。

中国出兵朝鲜，也曾进行各党派的秘密协商。李济深、蔡廷锴等前国军将领坚决主张打，也有人顾虑美军的实力太强。最终，中共与民主党派领袖正式协商，发布联合宣言。“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这份黄钟大吕的宣言，由留美归来的罗隆基起草。

1954年全国普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与此同时，全国政协依然存在。有人建议实行两院制，以政协为上议院。这种设想虽然没有得到采用，但政协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依然不可或缺。其时人大没有常委会，而政协的活动却经常进行。中国的党派政治关系，确定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互相监督就要发言，随着国内外政治气候的紧张，政协委员的言论引起高度关注。龙云公开批评苏联的大国主义，抗战胜利后运走东北的机器设备，抗美援朝给中国武器还要钱！攻击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龙云成了右派。待到后来中苏矛盾公开，又要给龙云摘帽。

国内政治运动越来越频繁，因言获罪的现象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政协委员的协商，不得不出言谨慎。到了“文革”的高潮，民主党派的大印居然被红卫兵收缴，那“长期”就变成了中断。

有意味的是，“文革”还有一个意外的后果——把各党派的政协委员打到了一起。无论共产党干部还是民主人士，都是打倒的对象，也就都是平反落实政策的对象。于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后面，又加上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凡属重大决策，必须事先经由各党派协商。这种决策方式，到改革开放的年代，逐步实现制度化。这世间颇有些文化成果，像基因一样，贯穿历史，直抵未来。1949建国时创立的国家政治体制，一直沿用至今；那时创造的政治运作方式，也被今人称为“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正在成为中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一个多样化的世界，能够容纳丰富多彩的创新。这创新，不只是经济与科技，也包括政治文化。

所以，协商民主的故事，还要继续讲下去；协商民主的道路，还要继续走下去。能否走得越来越开阔，要看民众与官员的共识，要靠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民主协商 第5篇

劳资双方，是一对矛盾统一体，有对立面，也有共同利益所在。员工不努力，公司没效益；公司效益上不去，员工福利也不能提高。

为使员工更好地理解和支持企业的部署，公司坚持每月开一次共同早会，集中全公司员工，由总经理通报上月经营状况及本月公司安排。为切实掌握员工思想动态，工会定期组织员工座谈会，分别听取不同岗位、不同层级员工对公司经营的建议和意见，并在劳资恳会上向公司反映解决。

民主协商内容丰富

据介绍，该活动旨在引导各级工会紧紧围绕为广大职工营造一个“物质逐渐富、智慧能用武、文化在满足、生态有进步、幸福挡不住”的创业创新环境，以民主协商制度完善、职工工资合理增长等为重点，动员、组织和代表职工，与对应协商主体开展民主平等协商。

具体内容为：镇总工会在镇党委的领导下，代表和组织职工，通过镇政府联席会议、镇总工会代表大会年会等形式，就全镇经济社会协调推进、企业健康发展和职工合法权益维护等重大问题，进行镇级层面的民主协商；各村(社区)、行业性联合工会，就本区域、本行业企业经营者和广大职工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民主协商；各企事业单位工会围绕本单位健康发展大局开展民主协商，保障职工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权益等落到实处。

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

企业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厂务公开、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平等协商等制度。

企业还可以采用民主恳谈会、劳资协商会、职工议事会等形式，开展民主管理活动。

关于建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体系的思考与建议

《江苏工人报》（2012年10月17日 03版）焦霞

南京某企业由于在出卖土地过程中未能告知职工，而是想通过成立新的公司，使职工身份平移到新公司，从而达到出让原国有企业土地的目的，结果引起职工的强烈不满。职工为争取知情权、参与权、决定权而自发集体停工，造成职工堵厂门、堵马路的群体事件。近年来，职工群体事件的频发，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些企业不重视职工民主管理，职工缺乏知情权、参与权、决定权而引起群体事件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因素。

“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扩大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推进厂务公开，支持职工参与管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我们党的一贯要求。实践也证明，加强企业民主管理工作，是促进企业发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企业的有效途径，是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的实践，企业民主管理已是形式多样、制度健全、内容丰富。如何促进企业民主管理工作的深化，有效促进企业职工政治、经济、劳动和文化权益的落实，有效整合企业民主管理的各种制度资源，从而最大化、最优化地发挥企业民主管理的综合作用，是我们面临的现实课题。

为了更好的贯彻今年年初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察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联合下发的《企业民主管理规定》，结合江苏省总工会提出的建构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以厂务公开、集体协商、职工董事监事等为重要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体系，实现“制度联建、实施联动、功能互补、效果叠加”的工作思路，从进一步深化企业民主管理的发展要求出发，结合基层实际，笔者试就建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体系作如下思考和建议。

一、建构制度体系要突出职代会的中心地位

职代会作为企业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要在民主管理制度体系中发挥基础性、支撑性和引领性作用。要始终坚持把职代会制度作为维护职工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重要制度，作为职工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平台，作为职工理性表达利益诉求的畅通渠道，作为开展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等维权工作的程序保障，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一是在职代会建制上，要突破所有制界限，明确所有企业都应依法建立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二是在职代会职权上，要坚持凡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改革方案、规章制度、分配办法不经职代会审议通过不执行。如：“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方案”提交职代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三是在职工代表作用发挥上，要创新活动载体。如建立职工代表监督检查制度、职工代表特派观察员制度、职工代表民主评议领导干部制度、职工代表厂长助理制度、职工代表物价监督员制度、职工代表与总经理对话制度等，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四是在职工代表组成上，要强调一线职工代表不得低于50%的代表组成要求，职工代表中农民工代表的比例要与企业职工成正比。五是在对职代会管理上，要强化职代会的规范化程序，强化对基层职代会报告制度的管理，形成会前、会中、会后督察、督办的监督制度。使职工参与权、共决权、知情权、审议权、监督权真正得到落实。

二、建构制度体系要突出厂务公开与职代会的互动实施

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知情是前提。要以推进各类基层企事业单位普遍实行厂务公开民主管理为目标，以职工关注的企业管理的热点难点问题为重点，以制度创新带动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实践创新，不断提高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运作水平。一要畅通渠道明确公开内容。坚持把职代会作为厂务公开的主渠道，把公开栏、集体协商作为厂务公开的重要渠道。明确企业规章制度、劳动合同、集体合同、职工收入分配、职工社会保险费缴纳、安全生产、职工奖惩及解除劳动合同等六个方面情况必须提交职代会，并实施公开。二要着力构建厂务公开机制建设。重视各级厂务公开领导小组的组织建设，建立起领导小组成员替补制度、工作例会制度、工作分工制度、经费保障制度。促进企业坚持厂务公开工作责任制，实行目标化管理，坚持厂务公开工作考核制，激发公开内动力；坚持厂务公开责任追究制，推动真公开；坚持工作报告制度，提升监督程度。使厂务公开有程序、有过程、有结果，保证了厂务公开的真实性、有效性和严肃性。

三、建构制度体系要坚持集体协商与职代会的互动实施

重视集体协商制度与职代会制度建设的互动实施，是提高企业民主管理质量和成效的关键。一要建立职工协商代表公推公选制度。明确职工协商代表必须经职代会或职工大会选举产生。二要建立集体协商议题征询制度。规定职工协商代表可通过发放征求意见表、召开职工、分（子）公司工会负责人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听取不同岗位、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职工意见，据此确定集体协商的重要内容、目标和策略。三要建立协商情况通报制度。规定在工资协商准备阶段、在协商过程中以及对原定协商方案做出重大让步或重大调整的，都应通过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向职工通报，说明情况。四要健全集体合同（草案）经职代会审议制度。规定集体协商取得一致后，工会要认真筹备和组织召开职代会，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对集体合同草案进行审议表决。五要实行合同公布与监督检查制度。定期组织职工代表对集体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每半年向职工公示一次集体合同履行情况，每年至少向职代会报告一次集体合同履行情况。

四、建构制度体系要突出职工董监事与职代会的互动实施

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制度是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延伸和发展，是职工源头参与管理、参与决策和监督的重要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要求。在与职代会制度互动实施中，一要坚持职代会选举制度。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必须依照《公司法》规定，由本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获得应到会职工代表的半数以上同意才能当选。二要坚持征询制度。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应当经常或者定期深入到职工中听取意见和建议，在董事会、监事会研究决定有关工资、奖金、福利、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变更劳动关系、裁员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和事项前，要广泛征求职代会代表的意见，同时请职代会代表分头召开职工座谈会，让职工们建言献策。三要坚持述职制度。职工董监事每年至少一次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其履行职责的情况，报告内容或者提纲并提前一周告知职工（代表）。四要坚持评议制度。在职工代表听取职工董事、职工监事述职的基础上，并对职工（代表）提出的质询予以答复后，职工董事、职工监事接受职工（代表）的民主评议。评议结果形成书面材料。五要坚持奖惩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对职工董事、职工监事进行考核，实施必要的奖惩。对履行职责好的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给予表扬奖励；对不称职或者有渎职行为的职工董事、职工监事，进行撤换或者罢免。

区总周远青：浅谈非公企业职工民主管理的内容和形式

发表时间：2005-10-27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非公企业发展迅速，由一个传统的农业县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连续四年排名全国百强县(市)之首。今年1-6月，顺德实现工业总产值936.53亿元，增长28.3%。非公企业已成为顺德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顺德常住人口115万人，非公企业从业人员近90万人，这部分职工在职工总数中已占三分之二。在非公企业从业的职工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劳动权益受法律保护，他们参与企业管理的民主权利同样需要依法得到尊重和保护。

企业要实现最佳经济效益就必须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一点不论是公有企业还是非公企业都是一致的。但不可忽视，在一些非公企业中劳动关系矛盾和问题较为突出，尤其是在工资、社会保险、劳动安全和人身保障等职工的合法权益上存在着侵权现象。一些非公企业经营者民主意识差，企业没有民主管理的渠道，职工的一些最基本、最起码的利益和权利时常受到损害和侵犯。如果这些职工的利益和权利得不到应有的维护，一方面与顺德经济建设不相适应；另一方面也将影响职工队伍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加强非公企业民主管理意义重大，势在必行。

由于非公企业在资本构成、领导体制、管理方式、分配形式、运行机制等方面与公有企业不同，决定了非公企业民主管理在形式、内容及程序上，必须符合非公企业的特点，形成一套具有特色、方法灵活、内容丰富的民主管理工作格局。

一、非公企业民主管理的形式

在非公企业民主管理的形式上，应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原则，实行民主协商会议制度与职工代表联合大会制度、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相结合。非公企业民主管理，与公有企业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有所不同，在借鉴公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的同时，要积极创新其它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逐步形成既有单一，又有复合并存的形式多样的民主管理方式。就顺德而言，非公企业民主管理的主要形式有两类：

一类是工会代表型。即民主协商会议制度，企业工会代表职工定期或不定期与企业经营者就员工权益、经营管理、安全生产等重大问题进行平等协商，实行民主协商会议制度。会前选举好职工代表，征集协商议题，召开工会委员会议确定协商议题，提前与经营者约定协商会议的时间和要求，做好准备工作。召开会议时，双方就收集的议题进行平等协商，做好会议记录。经双方协商一致的，会后向全体员工公布，工会监督落实。民主会议协商制度任期与基层工会同步，企业工会每年至少召开3-4次民主协商会议。顺德企业转制较早，到1996年已基本完成。为进一步完善转制企业、非公企业民主管理工作，1997年顺德工会制定下发了《顺德私有经济为主体企业民主管理暂行规定》，实行民主协商会议制度。这一制度实施以来，企业经营者较能接受，企业工会也容易操作。到目前为止，顺德已有7861家非公企业建立起民主协商制度。实践证明，在非公企业实行民主协商制度，有利于稳定劳动关系，共谋企业发展。

二类是职工参与型。即区域性职工代表联合大会制度、厂务公开制度，主要是通过直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达到企业经营者与全体职工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的目的，从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增强企业凝聚力。目前，顺德伦教霞石村、容桂容山居委已建立起有区域性职工代表联合大会制度，100多家非公企业实行民主管理过程中推行职工代表联合大会、厂务公开工作。

二、非公企业民主管理的内容

在非公企业民主管理的内容上，应坚持职工利益与企业发展相统一的原则，实现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与促进企业发展相结合。非公企业民主管理要做到企业发展与职工利益相互兼顾，一方面要照顾职工情绪，侧重职工的经济利益和人格尊严，把职工民主管理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紧密结合起来。非公企业的厂务公开是公开有关职工权

益方面的内容，主要有：企业制订的规章制度；辞退和处分职工的情况及理由；职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金的缴纳情况；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情况；集体合同及工资集体协议的签订、修订、续订、履行情况；涉及职工合法权益的其他事项；企业经营者和工会经过协商同意公开的其他事项。另一方面要紧紧围绕企业生产经营的重点、难点和关键点，职工代表通过一定的形式，定期听取和了解企业重大决策、生产经营管理情况，包括企业的发展规划、计划、重大改革、重大技术改造方案、经营方向以及实行厂务公开和履行集体合同情况；协商并审议通过涉及职工劳动时间、工资分配、休息休假、保险福利、职工技能培训、劳动安全卫生等事项的规章制度、集体合同草案；组织职工开展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活动等。充分发挥职工民主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企业稳步发展。

三、非公企业民主管理的程序

在非公企业民主管理的程序上，应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非公企业在资产运营、企业管理、劳动用工等方面均与公有、集体企业不同。因此，民主管理也应考虑其特殊性，做到既依法办事，又简便易行。在非公企业实行民主协商会议制度、区域性职工代表联合大会制度要把好三个环节：

一是会前准备。要通过各种形式来征求职工的意见和建议，把职工的意见和建议作为民主管理的重点，为召开民主协商会议、职工代表联合大会奠定基础。

二是开好会议。非公企业职工代表联合大会不能简单照搬公有企业职代会的做法，在会议中要行使好职权：①知情权。包括对企业资产变更、经营方向调整等重大决策在内的触及职工根本权益的内容，职工享有了解、提出咨询建议、与经营者沟通的权利；②共商权。包括对涉及职工工时、薪酬、休息休假、福利、劳动安全卫生、劳动保险、技能培训、职工聘用和解聘等重大决策，职工享有听取职工代表意见以及举行民主协商，共同决策的权利；③监督权。包括对由法律、法规、政策和企业章程规定的其它事项职工享有审议、通过和决定的权利。

三是会后落实。非公企业职工民主管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产物，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因企制宜，注重实效。对于在民主管理工作中职工提出符合政策法律规定，符合企业实际的意见和建议，要通过职工代表巡察、厂务公开栏等形式抓好落实、整改和反馈，以激发广大职工的参与热情，充分发挥职工民主管理的效应。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第6篇

协商民主的基本含义是指协商主体通过自由平等的公共协商参与决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除了具备协商民主的一般含义外，还具有不同于其他协商民主的特殊规定性，也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社会各个政党、阶层、团体、群众等，就共同关心或利益相关的问题，以适当方式进行协商，形成各方均可接受的方案，作出决策或决定，以实现整体的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确立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又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实践证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要求，对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加快发展、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更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更好凝聚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共同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是要建立健全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形式和渠道丰富多样，从渠道上讲，党内民主有协商，人民代表大会有协商，政协会议有协商，基层民主也有协商；从形式上讲，有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基层民主协商，等等。要建立健全体制机制，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要发挥多渠道多形式的作用，使各方面特别是基层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通过不同渠道、不同形式得到充分反映。要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使协商民主按照规定的程序、渠道、形式开展。

二是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人民政协具有组织上的广泛代表性，涵盖了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和海内外同胞；具有政治上的巨大包容性，坚持求同存异，只要认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这两面旗帜，都能够凝聚到一起，实现最广泛的大团结大联合；具有党派之间合作的真诚性，中国共产党坚持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不存在对抗和竞争，与西方多党制、轮流执政有本质的区别。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