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关系

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关系（精选6篇）

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关系 第1篇

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关系

城市是区域的核心，而区域是城市的基础，城市在区域的发展中起带动、引导作用；而区域对城市发展的前途又有决定性影响，所以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例如，区域城镇体系及城乡发展之间的关系就很明显。

开发区属于一个小区域，因此高新开发区的发展对城市的发展同样具有带动和引导作用，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十年来，我国许多城市以及许多县城都设立各种形式的开发区，以突破城市发展的旧有模式，为城市的发展开辟新的途径。综观各地“开发区”的发展情况，成功者有，失败者也有。我们在成功的、失败的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城市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引进资金及投资项目。可以这么说，一个“开发区”的发展无论成败都离不开资金。

一个开发区要想成功地进行招商引资必须至少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开发区有良好的区位条件；二是开发区有良好的投资环境；三是开发区有良好的政府行为及服务；四是开发区有良好的优惠政策。

一、良好的区位条件

高新技术开发区健康完善的发展与所在城市在不同层次区域中所处的区位条件、经济地位密是不可分。例如：烟台是处于山东半岛沿海开放地带，既是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又时拥有沿海国土开发轴线上共有的丰富资源，享有区域与资源两大特色，它的族群似的城市结构，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农村的条件比较优越，城镇化水平比较高，城市综合功能比较完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已基本形成。这些都成为烟台开发区加速发展的推动力。烟台市与周边城市（威海、青岛等）联合起来，树立中心，靠经济力量辐射出去，作为胶东半岛的增长点，从而将在东北亚经济圈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有良好的投资环境

良好的投资环境对于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至关重要，对于开发区的招商引资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投资环境包括产业环境、环境因素、与外界有便捷的联系等等。产业环境包含要素很多，如产业集聚、基础设施、生产服务以及其他自然与人文环境等，其主要是产业集聚。产业集聚包括供货和相关行业的发展水平，对于投资活动的区位选择影响。

首先是产业间紧密合作的可能；其次是“互不产品”的“需求拉动”作用；第三是有利于专门化服务设施和机构的发展；第四是相关行业企业可以改善信息环境。

环境因素是影响投资活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区位选择。无论是生产还是服务活动都越来越多地依靠与要求良好的环境质量。

能够同外界产生便捷联系的场所越来越车给投资活动区位选择的重点。能否同外界产生便捷联系，取决于改场所的可进入性，包括地理可进入性、经济可进入性、制度可进入性、社会可进入性等。地理可进入性取决于位置和距离，经济可进入性由运费和通信费决定；制度可进入性即由制度因素决定的场所对外生产要素和商品交往的方便程度；社会可进入性是由社会因素（语言文化等）所决定的场所对外交往的便利程度。例如：淄博高新技术开发区依托老城，这样就便于在基础设施、生产生活服务、技术交流、科技人员的培训等方面，取得城市的支持，从而加快发展步伐。

此外“交通”是高新区经济发展的“生命线”，美国的硅谷就是沿高速公路发展起来的。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我们山东省的发达高速网的建成已给我们山东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公路、航空、海港等交通都处于全国前列，正因为交通的便利才有了齐鲁这个大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

三、有良好的政府行为及服务

适当合理的政府行为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有利于促进开发区的招商引资。首先政府作为一个消费者，政府购买本省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政府通过对开发区的基础设施的投入，为招商引资活动提供了条件；政府通过制定相应政策、法规规范投资活动，保证自由竞争环境的形成；政府通过税收优惠以及财政补贴的经济政策的事实，调节经济活动的进行。良好的政府服务，可以为投资活动提供便捷的通道，促进投资的进行。在这方面，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就做出了很多努力。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展多领域、多样化的广泛合作：

为投资者提供高科技产业化的建设用地、工业厂房和投资空间。

为投资者提供高科技产业合作的优秀项目和相关信息。

为投资者推荐在高科技领域合作的对象。

此外政府应该有良好的招商策略。

1、媒介策略：开发区形象推介的最直接方式之一是通过媒介传播，一般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由于不同的媒介面向不同层次的大众，因此，在选择媒介作开发区形象宣传时，要注意以下几点策略：（1）讲究实效（2）讲究目的性。（3）注意统一性和连贯性。（4）注重技巧性。

2、招商活动策略：招商活动一般包括开发区庆典活动，招商新闻发布会，投资者座谈会等。其中，招商新闻发布会较为常用。在招商新闻发布会上推介开发区形象时，可采取以下几种策略：（1）分步骤、分层次，波澜迭起，曲折有致。举办招商新闻发布会是开发区形象推介的最佳时机，要迅速在投资者面前提高本区域的知名度。（2）立体战役，电视、电台、平面广告齐发。开发区在异国举办招商新闻发布会，一般是经过认真分析和研究才决定的，可以说带有很明确的目的，那就是争取该国的投资者来开发区投资。

（3）思维碰憧，学者论介，官员问答，记者对话。开发区发展理念，经开发区官员及专家学者与投资者、记者的现场对答，可直接明白地传达给投资者，从而增强投资者对开发区的认知和好感，为以后的投资打下良好的基础。为此，开发区招商新闻发布会，一定要有政府官员及本区域的专家、学者参加。只有这样，对外发布的开发区形象才具有权威性、深度性。另外，要创造生动活泼的气氛，对话不能太古板和严肃。开发区官员及专家、学者，尽可以在大原则指导下，侃侃而谈。

（4）反向提问，挑剔毛病，解释说明，扩大影响。开发区举办招商新闻发布，要面对投资者和记者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开发区官员和招商人员必须沉着应战，应对自如。有时，也不妨故设悬念，反向提问，挑剔毛病，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好奇，然后再加以解释说明，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从而扩大开发区影响，提高开发区知名度，树立开发区良好形象。

四、有优惠政策

通观各个开发区，都重视了优惠政策的制定，因为优惠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投资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投资政策环境，为投资活动扫清了不必要的人为障碍。优惠政策的制定主要在税收（企业所得税、地方所得税、再投资退税、房产税及车船使用牌照税、进口设备税制等）、土地划批等方面进行了制定。

由此可见城市与区域发展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关系，如此以来才能正确引导城市的发展，通过高新区等小区域的发展去推动一个城市的发展。

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关系 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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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技术进步对现代经济增长，尤其是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而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投资和制度创新。一个区域的发展与很多因素有关，其中包括制度创新这一重要因素。生产不断发展的过程是经济主体不断获取自由权、平等权，充分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的过程，而这些又需要一定的制度给予激励和约束，也就是需要一定的制度前提。因此要促进经济发展就必须致力于创新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在制度这一因素被忽略的情况下，人们总是不能把影响区域发展的因素进行完整的解释。后来诺思发现了制度创新这一重要因素，才较完整的解释了影响区域发展的各大因素，并且较大程度上肯定了制度创新的重要性。

【关键词】 制度创新区域经济发展· ·

目录

摘要„„„„„„„„„„„„„„„„„„„„„„„„„„„„„„„„ 绪论„„„„„„„„„„„„„„„„„„„„„„„„„„„„„„„„ 一：增长因素„„„„„„„„„„„„„„„„„„„„„„„„„„„„ 二：制度创新的分析„„„„„„„„„„„„„„„„„„„„„„„„„ 三：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 四：构建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 五：参考文献„„„„„„„„„„„„„„„„„„„„„„„„„„„

制度创新与区域发展的关系

绪论

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得益于资本、劳务投入以及技术创新。1970年1971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史专家、新制度派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和美国另外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托马斯合作在《经济时评论》上发表《西方世界成长的经济理论》和《庄园制度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式》两篇论文，指出了制约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这对传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制度安排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没有制度的保证和提供个人经营的刺激，近代工业就发展不起来。所谓的制度创新，是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它实际上指的是对现有制度安排的变革。因为，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就有什么样的人类行为，有什么样的人类行为就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果。

一、增长因素

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古典经济学家们就试图发现经济进步的根源，并分析

经济变化的过程，提出了劳动、资本和土地数量决定一国的总产出。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模型把区域经济增长看作是劳动力（L）、资本（K）和技术进步（T）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通过人力资源（H）概念的引入，把外生的技术进步内化了。新制度经济学继续向前走了一步，把制度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之

一。统计资料表明，技术进步对现代经济增长，尤其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而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投资和制度创新。通过界定产权，以高效率的经济组织替代低效率的经济组织，建立分担外部性风险的制度，即使在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也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

二、制度创新的分析

所谓制度创新，是指制度变迁的过程，是制度创新主体为获得潜在收益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对制度创新研究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成果是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制度是重要的”。“制度”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最终决定力量。

诺斯的两大“历史发现”：一个是对1600—1850年世界海洋运输业生产率变化原因的考察；另一个就是对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考察，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并由此确立了自己的理论地位。在1600—1850年的2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中并没有出现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要技术进步，但是，这期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也就是说，用生产要素和技术的变化，根本解释不了这种现象。诺斯认为，出现解释不了的“剩余因素”的原因，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忽视了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交易所产生的费用，而这交易费用是制度建立的基础。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会降低费用，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最终致使经济增长。1973年，他与托马斯合作发表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则在对欧洲经济史重新考察的基础上，指出了那种把近代欧洲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是产业革命结果的传统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产业革命所包含的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发展和资本积累等等现象，本身就是经济增长，或者说，产业革命并不是近代欧洲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恰恰是其结果；而近代欧洲经济增长的真正的决定性的原因，是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

三、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

D·诺斯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制度构成了人类进行社会活动的“社会工具”或“社会资本”，这种工具的好坏，这种资本的多少，直接决定着人类活动的效率和效果。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中进行的制度所建立的基本规则支配着社会中所有公共和私人的行动，即从个人财产权到社会处理公共物品的方式以及影响着收入的分配、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人力资源的发展。从资源开发到资本积累，再到技术创新，无不受制度安排的支配。有效的制度安排，鼓励并促进着社会的资源开发、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因此，制度决定着一种经济的激励结构、决策结构、信息结构及其运行方式，从而决定着经济变化的走向是增长、停滞还是衰退。制度创新之所以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就在于：一个效率较高的制度的建立，能够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使劳动、资本、技术等因素得以发挥其功能，从而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经济增长。

制度创新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是因为制度的变化具有改变区域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以及改变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当引入一种新的制度后，就为每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规定了约束条件，制度的变迁也意味着约束条件的改变。因此，制度创新正是通过改变交易规则来为区域经济增长创造条件。1873年3月，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鼓励西部草原植树法案》规定，任何人只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40英亩树并保持10年以上，就可获得160英亩土地；1877年3月颁布的《沙漠土地法》规定，如果移民在产权申请登记后3年内灌

溉了土地，即可按每英亩25美分的价格购得640英亩土地。这两项法案的出台，极大地调动了拓荒者的积极性，推进了开发进程。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是非均衡的，由最初的“极化”向“扩散”转化构成了经济增长的过程。正如佩鲁指出的那样，“增长并不是同时在任何地方出现，它以不同强度最先出现在增长点或增长极，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扩散，而且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

第一，制度创新可以改变激励机制。制度创新通过改变激励机制促进经济增长。激励机制一方面反映了个人工作努力程度和报酬的关系，另一方面反映了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关系。不同制度安排形成不同的激励机制，好的激励机制能够把个体的努力程度与报酬、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紧密结合，在增进个体福利的同时增进社会福利；而差的激励机制要么使报酬与努力程度脱节，要么使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脱节。经济增长绩效的差异就来自于不同制度设定的不同的激励机制。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定产权以便成一种激励，使得个人收益率接近于社会收益率。刘易斯说，“制度促进或者限制经济增长取决于制度对努力的保护，为专业所提供的机会，以及所允许的活动的自由”，指出制度对经济努力所起的激励作用。

第二，制度创新可以提高资源配置。制度创新把资源从非生产性或生产效率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性或生产效率高的部门。制度创新的意义在于通过设定新规则，把人们的努力及资源引导到生产性的创造财富的部门，这种创新虽然不能改变资源禀赋的状态，但却能向外移动生产可能性曲线，在不改变资源总量的情况下，增加产出与积累。创新的作用是把人们的努力从争夺既定财富分配的斗争引领到争相创造财富的有序竞争中，这种过程可以看成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制度创新孕育出新的社会生活秩序。通过制度创新可以挖掘制度的效率潜能，使社会制度体系不断接纳新的变化，从而使其更具有弹性和活力，促进社会各领域的共同进步和经济的增长。

第三，制度创新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制度创新可以减少交易风险，提高交易效率，优化交易行为来提高产出增长率。新制度经济学修正了新古典理论关于理性经济人和零交易费用的假定：一是采用了西蒙“有限理性人”的假定，有限理性人的行为特征是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客观上只能有限地做到这一点；二是提出了正交易费用的假定，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现实交易活动中获得信息的成本是巨大的，因此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该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它们区别于生产成本为执行合同本身而发生的成本，交易成本由于经济体制的不同而会随之不同。通过制度创新可以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节省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有效地促进产出和经济增长，即交易费用是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由于交易费用主要用于交易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交易行为的协调，不用于直接生产过程，因而在产出既定的条件下，交易费用的大小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的效率。落后国家法律制度不健全，政治制度不稳定，交易风险增加，机会主义盛行，无形中增加交易费用，使人们没有动力去寻求有效的产出。因此，对于落后国家来说，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减少交易风险和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能够有效地促进产出和增长。

四、构建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

知识和技术存量规定了人们活动的上限，但它们本身并不能决定在这种限度内人类如何取得成功。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着一个经济的实绩及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增长率。人类发展中的合作与竞争形式以及组织人类活动的规则引导和确定了经济活动的激励与非激励。17世纪欧洲各国出现不同的经济增长率，从每个国家建立的产权性质中可以找到答案。区域开发的制度结构包括三个内容：一是区域开发的法律制度；二是区域开发的激励制度；三是区域开展的约束制度。法律制度涵盖了区域开发的目标、程序、路径、产权保护、市场

秩序、交易规则等；激励制度则包含了各种优惠政策和激励的机制；约束制度包括了区域开发中的一些限制性行为和开发的条件。

一种制度的确立并非永恒不变的，制度能刺激经济发展，也能阻碍经济发展。因此，经济要不断发展，就必须不断地促进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诺斯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建立了一个制度变迁模式的分析框架，即在现行制度结构下，当外部性、规模经济、不确定性等因素使得收入的潜在增加不能内在化时，一种新的制度创新可能应运而生。所以，区域经济发展是在创造性破坏中推进的。

【参考文献】

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关系 第3篇

港口经济, 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地域形态, 是指以港口为中心, 以港口城市和临近区域为载体, 以一定的海陆腹地为依托以港口的相关产业为支撑, 以综合运输体系为动脉的特色经济模式。它主要由经济中心、经济腹地和经济网线三种经济要素共同组成, 这些经济要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 形成一种有机的社会经济系统。港口经济通过港口发挥辐射和聚集作用, 使相关资源实现合理便捷的交流配置, 并将国内外的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

二、港口经济对城市、区域发展的影响

(一) 正面作用

1、港口业发展直接促进城市、区域经济发展。

港口业发展会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直接影响。港口业主要指港口服务业, 是港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港口日常维持性活动、货物装卸活动、引航活动、港口建设活动等。港口服务业通过港口的生产活动创造产值, 带动产出和就业增加, 直接促进了城市、区域经济发展。

2、港口投资为城市、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乘数效应。

港口业属于基础性产业, 投资港口业在引起港口经济本身发展的同时会为城市和区域带来大量的引致性需求, 引起相关行业的产出增加, 居民收入提高, 社会消费增长, 进而促进产出的再次增加。这种影响会一直持续下去, 产生乘数效应, 带来城市、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

3、港口经济发展带来城市、区域的产业集聚。

港口城市在区域中靠近运输节点, 运输成本低, 因此一些需要大量进口原材料或者产品出口的产业会首先选择的在港口城市集聚, 随着港口城市与区域内其他城市交通的加强, 产业集聚效应在区域内扩散。产业集聚存在着惯性, 它的推进给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

4、港口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城市经济的辐射力。

港口的国内外双向腹地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指港口所在城市;第二层次指与港口联系的内陆地区;第三层次指通过航线连接的海外区域。港口经济的发展能促进城市本身的水陆交通条件的改善, 形成立体式的运输网络体系, 使城市自身经济辐射力增强。港口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综合运输体系的形成, 港口城市与内陆地区、海外区域之间的联系将日趋紧密, 提高了腹地区域的可达程度, 使港口城市与其他区域的产品和要素的交换得以增加, 并形成规模优势。

(二) 负面作用

1、港口经济的发展会带来城市、区域资源的紧张。

港口经济的发展必定要求港区的空间扩大, 需要获得新的运营土地和资金的注入, 同时也会吸收大量的人才、科技等基础力量。在社会资源总量一定的情况下, 港口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其他方面之间在土地、资金等方面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竞争。

2、港口经济的发展会带来环境问题。

港口和港口相关产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污染、噪声和交通拥挤, 同时一些特殊的港口还存在着安全问题, 如危险品码头、化工原料码头及某些易挥发的物品码头, 装卸作业时容易散发出有毒、有害的气体, 使生产人员产生慢性中毒。这些环境问题对于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城市居民的生活会造成不利影响。

3、港口经济的发展会对区域内非港口城市产生负效应。

区域内非港口城市一般被称为间接腹地, 它作为港口地区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各种原燃料资源与人力资源的储备地和供应地、农副产品的供应地以及外贸商品的供应地, 也是港口-腹地经济地域进一步开发和发展的主要空间。生产力因素的空间组合方式及变化基本规律是“趋优分布”, 即生产力诸要素总是客观地和必然地向着自然、技术、经济、社会等方面有某种优势的区域空间聚集。

三、城市、区域对港口经济的影响

(一) 城市和区域经济是港口货源的生成主体

与港口相关联的陆向腹地的大宗产品进出口主要通过港口完成, 港口城市和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外贸易状况对港口吞吐量有着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后, 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以及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确定使得该地区的港口吞吐量增长迅速。另外, 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对港口经济有着影响。

(二) 城市、区域为港口经济发展提供空间保证

港口的发展受到航道、腹地的限制, 港口经济的发展深度也和内陆交通有关。城市和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 连通了港口和其他节点, 港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城市、区域这个载体, 港口城市为港口及海运业提供综合物流活动的空间和连接内陆运输的通道。

(三) 城市、区域发展为港口经济提供各类支持服务

港口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金融业、信息通信业的服务, 同时也要有一定的技术支援和助理咨询机构的协助。这些与港口经济有关的服务, 主要是由港口所在城市和区域提供的。如果脱离了城市经济的支持, 港口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就要受到制约。同时, 城市和区域所提供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也影响港口经济的发展。

总的来说, 港口和所在城市、区域之间相互依存, 相互促进。只用积极利用港口和所在城市、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 才能充分促进港口经济的发展, 进而振兴城市和区域经济, 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合理发展, 最终达到“以港兴城, 港为城用, 港城相长”的双赢局面。

参考文献

[1]常冬铭, 孙晓明, 李丽萍.港口与港口城市的互动关系[J].中共济南市党委学报, 2007年第3期。[1]常冬铭, 孙晓明, 李丽萍.港口与港口城市的互动关系[J].中共济南市党委学报, 2007年第3期。

[2[林庆城.论港口经济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和方向[J].福州党校学报, 2005年第6期。[2[林庆城.论港口经济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和方向[J].福州党校学报, 2005年第6期。

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关系 第4篇

城市绿地的发展与城市扩展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在当前背景下展开对江苏省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区域分布差异分析，阐明其时空分异规律与其重要影响因子的关系，可为江苏省和地区制定相关城市绿地发展政策提供依据，也对如何缩小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区域差异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008年后，国内学者开始研究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区域差异。韩旭（2008）依据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地率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3项指标进行聚类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城市绿地建设水平自东向西呈阶梯状由高到低变化[2]。伍伯妍（2012）利用2007年我国城市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对2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建成区绿地面积进行分析，得出我国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分布走向由东南至西北逐渐降低的结论[3]。叶骏骅（2013）通过对2010年29个“省市”的城市绿地面积截面数据进行Kruskal-wallis检验，发现我国东、中、西部的城市绿地面积存在明显差异，从东到西呈阶梯状由高到低变化[4]。这些研究工作虽然有效，但仅仅是全国范围的宏观趋势研究，并且研究时间跨度较小，缺少对主要影响因子分析的研究。针对上述问题，本文研究细化到江苏省的三个区域（苏中、苏南、苏北），使用1990-2010年的统计数据，采用回归分析法，探究江苏地区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区域差异的构成及其变化趋势与人口特征之间的关系，为推进我国城市绿地的均衡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一、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及区域划分

（一）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在常用绿地指标使用情况的基础上，参考《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50420—2007）、《国家园林城市标准》（建城[2000]106号）、《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GB/T50563—2010）、《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02）等相关绿地指标使用情况。因“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面积”与“城市人口”数据结合可较好地分析城市绿地建设水平与人口特征的密切关系，所以确立建成区面积、城市人口、建成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为本研究的三项指标；作为研究对象，建成区面积、城市人口的变化反应了城市化的进程，建成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是揭示城市绿地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研究城市绿地建设，可从经济、生态和社会三个方面分析，选取以上三项指标完全适合对江苏省城市绿地时空演化规律与时段特征关系的研究。

（二）区域划分

为了便于分析江苏省城市绿地时空分布水平区域差异，进行结构分解，按照现在江苏通行的行政区域划分，将其划分为苏北、苏中、苏南三个区域。苏北包括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盐城；苏中包括扬州、泰州、南通；苏南包括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常州。

（三）数据处理

SPS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 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 是世界著名的统计软件之一，包括数据管理、统计分析、图表分析、输出管理等在内的基本统计功能，采用SPSS进行回归性数据处理，具有推广普及价值。用于分析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建成区园林绿地面积、建成区面积、市区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密度、建成区绿地率、城市人口等指标之间彼此影响、制约的规律性特征。

二、人口特征研究

（一）三区域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指标分析

江苏省三区域的城市化推进速度快，城市面积在不断扩大，1990年至2010年这20年间，城市建成区域面积逐年扩大，城市人口也随之增长，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保证了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呈现出上升的态势。

（二）三区域城市绿地建设与人口现状

江苏省位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口增速明显，外来人口多，城市建设发展迅速，建成区面积增势明显，随着江苏省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关注，建成区园林绿地面积增速显著，但人均绿地占有量不容乐观。

（三）各区域城市绿地指标年际演化分析

苏北地区2010年建成区域面积为632.5km2，是1990年的4.7倍；1990年至2010年，城市人口出现先下降后回升的情况；2010年人均绿地面积达到102.5m2，是1990年的24倍，与苏南接近。

苏中地区2010年建成区域面积272.21km2，是1990年的4.26倍；2010年的城市人口达228.8万人，与1990年114.4万人相比，上涨100%；2010年人均绿地面积增长为46.9m2，虽然增长显著，但与发展更为快速的苏南相比，人均绿地面积还是相对较少。

苏南地区2010年建成区域面积为1420.88km2，较1990年的298.6km2，增加375.8%；2010年的城市人口增加到1086.32万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10年人均绿地面积达到112.4m2，城市绿地面积的增长，不但为城市居民提供了良好的居住环境， 而且增强了城市景观的自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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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域发展总趋势和时段人口特征关系

苏北地区发展分为缓慢和高速两个阶段。1990年至2000年，建成区面积稳步上涨，其中1995年至2000年，增长速度十分缓慢，只增长了8.86km2。进入21世纪，随着苏北调整产业结构，经济发展迅速，加大城市建设，苏北城市建设区面积增速明显上升，2000年至2010年10年间，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了443.34km2；1990年至2000年，苏北城市人口减少270.41万人，为了改变收入状况，劳动力从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向经济发达和收入较高的地区流动。2000年至2010年，苏北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外向型经济，内引外联，城市人口从谷值增加229万人。

苏中近20年城市发展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建成区面积逐年增长，其中2005年至2010年，增长最为快速，五年间增长97.5km2；城市人口在1995年至2000年、2005年至2010年出现负增长（人口数量减少19.41万人）。虽然城市人口在减少，但是城市建设速度没有变缓，2000年至2005年是人口增长最为快速的5年，期间人口涨幅达123.14万人，这是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在这20年里缓慢上升，其中2000年至2005年有小幅回落，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在苏中城市建设中，其值偏小。

苏南1990年至2010年城市发展总量大、速度快。1990年至2000年，城市建成区面积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增长，2000年至2005年，其增长速度与幅度最大。1990年至1995年，城市人口缓慢上升，1995年至2000年，城市人口增速放缓，其增长率明显低于2000年至2005年（5年间，城市人口增长了626.16万人，2005年，城市人口达到这20年来的峰值），2005年至2010年，城市人口出现大幅回落（城市人口减少122.73万人）。因为苏南地区人力资源过剩，导致流动劳动力资源向其他地区转移。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在高速发展的城市建设中也在不断上升，虽然在1990年至1995年处于停滞，但在2005年至2010年增长十分迅速，建成区园林绿地面积增加8万多平方千米，人均绿地面积达到十分可观的水平。

三、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时空演化与时段人口因素的联系与制约

（一） 离散分析及模型检验

利用SPSS数据处理软件，分析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建成区园林绿地面积、建成区面积、城市人口之间的关系，得出城市规模扩张、人口规模变化、经济水平推动，对城市绿地时空演化规律与时段特征的联系与制约的影响。

表1所示是离散分析，，F的值较大，代表着该回归模型是显著，称为失拟性检验。Sig=0.000<0.05，P值小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则拒绝原假设，即模型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图1，rankit（P-P）图，可以看出1990年至2010年，江苏省各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数据散点都基本在直线附近，证明了该模型是适合的。

（二）线性回归方程及分析

为了分析研究更具科学性，特选取建成区园林绿地面积、市区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密度等进行综合分析。设Y=人均公共绿地面积，X1=建成区园林绿地面积，X2=建成区面积，X3=市区国内生产总值，X4=人口密度，X5=建成区绿地率，X6=城市人口。表2所示的是回归方程的系数，根据这些系数能够得到完整的多元回归方程：

Y=4.896×10-16-0.158X1+1.251X2+ 0.08X3+0.038X4+0.629X5-0.119X6

通过表2可以看出，建成区面积、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密度、建成区绿地率与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成正相关，其中城市扩张、建成区面积对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的正相关影响最为显著，城市人口、建成区园林绿地面积与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成负相关，其中城市人口的增长对人均绿地面积的影响十分显著，建成区园林绿地面积对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成负相关，是因为城市人口增长的速率大于建成区园林绿地面积。

综合分析可得，城市人口的增长是不可逆的，这就要求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应加大对园林绿地面积的建设，以应对城市人口的扩张。

四、结论和建议

从分析研究来看，江苏省城市绿地建设受到城市扩张和人口激增及城市发展的巨大挑战，城市的急速变化和空间重塑使城市扩张模拟的难度加剧，增加了城市绿地合理规划和布局以适应城市发展需求的难度。面对当前趋势，有以下几点建议：

1.江苏省城市人口密集、建筑密集， 老城区不可能获得大量市内绿地， 重视和加强城郊绿地建设是非常必要和切实可行的。

2.城市人口增长、城市的扩张，在地域上表现为建成区面积的增加和新市区的出现。城市新区的绿地建设应严格按照国家建设用地标准和新区土地利用规划预留大规模绿化用地。

3.苏南地区土地利用率高，在高度利用区，绿地布局应充分利用现代技术， 将绿地袖珍化、分散化、立体化， 同时也要形成相对集中块状绿地， 以提高其生态效益。

参考文献：

[1]刘云国，刘加利，等.城市绿地规划指标体系研究—以岳阳市为例[J]，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31（1）：72-74.

[2]韩旭，唐永琼，陈烈.我国城市绿地建设水平的区域差异研究[J].规划师，2008，24（7）：96-101.

[3]伍伯妍，钟全林，程栋梁，等.中国城市绿地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2）：13-16.

[4]叶骏骅.我国城市绿化建设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3（6）：94-96.

[5]杜宁睿，杜志强.城市绿地演变的空间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工学）.2004，37（6）：121-124.

（责任编辑：赵静）

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关系 第5篇

一、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1、区域经济发展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人口迁移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在其中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发达区域对人口吸引力以及落后区域对人口的推出力共同作用，导致了人口的迁移。大规模的中西部人口流向东部，进一步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在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的影响下，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反过来又进一步吸引了大量中西部人口。在东部地区继续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劳动力不足。

2、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迁移是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但是，人口迁移究竟能否促进迁出地与迁入地共同发展，目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有观点认为人口往发达地区迁移，为发达地区提供了充足、廉价的劳动力，为其城镇化节约了成本，而在迁出地，由于人口的流出，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这种负面影响远小于对东部迁入地区的正面影响。因此，总体来看是有益的。也有观点认为人口迁移会对迁入地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大量的人口迁入使地区人口剧增，城市住房、交通、环境、能源等方面带来巨大的压力，还会导致人口分布失衡以及计划生育管理难度的上升。从对迁出地的影响看，人口迁移不利于农业发展，并且加快了农村老龄化速度。

二、人口迁移存在的问题

1、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均。我国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中部地区，但经济发达省份大都位于东部。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导致东部地区在出现“用工难”的情况的同时中部地区失业率却持续攀升。近年来，“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中西部需要大量的高层次人才，然而大量劳动力的流出导致中部地区人力资本流失严重，难以实现快速发展。

2、就业结构不合理。在第一产业，尽管就业人数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比重逐年减少，但绝对量却在增加。而且第一产业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大部分流向了一些技术门槛低的产业。大量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对国民经济没有产生足够的贡献，这说明我国目前农业技术水平较低、农业生产率不高。

3、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不高。与国外相比，我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因此，劳动力的素质可能会成为在将来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特别是在大力推进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东部地区需要更多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但当下东部地区迁入人口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均存在不足，而且存在供需结构失衡。

三、政策建议

1、科学管理人口迁移。通过分类引导、合理调控和加强管理，来促进城镇流动人口市民化。首先，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中小城市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保证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其次，要建立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城镇和农村地区医疗卫生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减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盲目流动。

2、提高迁移人口人力资本水平。首先要加大基础教育投资力度，确保农村儿童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发展，提高我国劳动力队伍整体素质。其次要加强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政府通过投资各种层次的教育和培训，有针对性地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和技能，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劳动力降低流动成本。

3、确保人口有序流动。近年来，由于产业的集聚和技术的进步，沿海地带传统的产业趋于饱和，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因此要进一步推进并完善区域间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建设，努力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减少盲目和非理性的人口流动。要采取不同的就业政策，东部地区在吸引人才时要以需求为导向，做到有针对性，而中西部地区则要政策和环境的优惠力度来吸引人才。

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关系 第6篇

制度经济学认为: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 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郭成功，《浅谈煤炭企业管理制度创新》）。一个区域的发展与很多因素有关，其中包括制度创新这一重要因素。生产不断发展的过程是经济主体不断获取自由权、平等权，充分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的过程，而这些又需要一定的制度给予激励和约束，也就是需要一定的制度前提（张小燕吴萍，《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创新》）。因此要促进经济发展就必须致力于创新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在制度这一因素被忽略的情况下，人们总是不能把影响区域发展的因素进行完整的解释。后来诺思发现了制度创新这一重要因素，才较完整的解释了影响区域发展的各大因素，并且较大程度上肯定了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他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制度 ”的重要性就在于他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最终决定力量（崔功豪 魏清泉 刘科伟，《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将制度创新分为诱致性制度创新和强制性制度创新两种类型。的确，正如诺思说的，制度创新在区域发展中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1998 年直接从国有企业改为股份制企业的广西贵糖企业,就是一个说明通过诱致性创新制度改革而极大促进经济增长的实例。该企业通过发行8000 多万的社会公众股份,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使自己的资本力量扩大了几个亿, 原有的资金供应紧张状况获得了根本性的改变,蔗款兑付率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果贵糖股份有限公司今后每年的净资产收益率能达到国家的有关标准,每年还可以用有偿配股等低成本方式来募集资金,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就因此而有了较充分的供给保障。

所以如果诱致性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国家干预可以补救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 即强制性制度变迁（袁芳，《锦标赛、内生性制度创新供给与地区博弈——以各地物流园区布局为例》）。而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创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例子也是很多的。1978 年12 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 ,这两个文

件的试行, 推动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恢复和发展，并最终形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使陷于崩溃边缘的农村经济摆脱困境,促进农业生产力连上几个台阶。根据有的学者估计,在1979～1984 年农作物产值增长中的42.23%,其中家庭承包制改革带来的增长达

19.8 个百分点, 贡献率为46.89%。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使陷于崩溃边缘的农村经济摆脱困境,促进农业生产力连上几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