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政府范文

转型政府范文（精选6篇）

转型政府 第1篇

政府转型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由于体制转轨的复杂性，改革的渐进性，政府职能转变的任务还很繁重。一方面政府还管着一些不该管、管不了的事情，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时有发生，行政许可事项比较多，存在宏观管理微观化的问题；另一方面有些该由政府管的事情却没有管好、没有管到位，特别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还比较薄弱，政府行政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还比较普遍。

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深化政府自身改革，这些年政府自身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与人民群众的期望相比，差距还不小。大量民生热点问题的破解都亟须转变政府职能，如交通拥堵、就医难就医贵、择校热、社会保障欠缺等。

还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直在提，但现在依然没有解决好，说明行政体制改革还不适应经济发展，必须通过深化政府自身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解决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核心观点】

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没什么可争论的，但做起来难。其中的原因，一是思想认识滞后，二是运行方式落后。

首先，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在信息公开和阳光运行方面存在认识片面等问题，比如，认为搞征求意见、民意测验、专家咨询、意见反馈会影响决策形成和实施的效率。有的干部总希望在群众面前保持一定的神秘感，认为神秘感和权威性是联系起来的；有的干部惧怕接受监督，不愿意把决策的过程公之于众。

其次，政府在阳光下运行是个系统工程，而现在一些地方缺乏配套的体制、机制，缺乏必要的组织架构。比如，开设市长热线和设立接待日，就需要一个强大的后台；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发言人缺乏专业训练。

其实，现在百姓的很多诉求恰恰是我们党和政府正在做的或者研究的，但是由于沟通不畅带来不信任，带来矛盾，这是不应该的。

转变政府职能重要的一条是要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有效的考核评价体系，通过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严格、规范和制度化的考核，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一，考核指标设计要与时俱进，保证考核工作的正确导向。要克服单一对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追求，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更加注重资源保护、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二，考核方法要增强针对性，保证真实性。传统的考核往往是“小脚穿大鞋”或“大脚穿小鞋”，对不同领域、不同岗位、不同职务层次、不同级别干部的考核采取同一种方法、同一个尺度，同一套考核方案既考核主要领导，又考核副职，同时还考核中层干部和一般干部。这样的考核难以真实地反映不同干部在自己所在岗位的业绩。

第三，建立和完善政绩成本的分析机制，保证考核结果的公正性。对干部的考核要进行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方面成本的分析，政绩的取得付出了多少成本、消耗了多少资源要有核算，以此来遏制不计成本、不顾当地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片面追求工程的浩大，严重损害当地长远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行为。

政府职能转变，必然牵涉到如何约束和监督政府，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各级人大的预算决算。当前，我国政府的非税收入比重过大，在整个政府性收入当中占到40%以上，尤其是土地出让收入过大，对政府财政稳定和可持续性有很大影响。

另外，行政经费、公务接待费等费用都应该在人大会议上公开，当然这些涉及很多技术问题需要进一步细化研究，但要有这个意识。各级政府要严格按照人大批准的预算执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经济方针政策、全国人大批准的预算，如何确保政府在执行过程中不打折扣，这是政府职能转换很重要的方面。

官员必须转变观念，扫除“家长制”、“一言堂”作风，以及与改革开放格格不入的旧观念。必须强化官员依法行政的意识。同时，官员必须增强公仆意识，要增强政府和官员“花纳税人钱”的意识，增强服务意识。

转型政府 第2篇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又一次重大思想解放，为进一步持续健康发展经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打下非常坚实的基础。

为什么我们要把政府和市场关系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发展经济学的历史视角，提供了一种非常深刻的解读。

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对于所有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发展都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二战之后，不少国家摆脱了殖民半殖民状态，开始追求现代化，希望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然而，至今只有两个经济体完成了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的跃进，一个是我国台湾，一个是韩国；只有13个经济体完成了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提升，亚洲也只有日本与“四小龙”。全世界发展中经济体多达180多个，绝大多数长期陷于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何在？最主要的就是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历史地看，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始终是一国经济增长、收入提高的基础。如果发展中经济体利用好后发优势，可以加速赶超、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二战后的所谓“结构主义”的发展理念泛滥，众多发展中经济体高度强调政府在推进重工业发展中的作用，结果经济绩效非常差，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上世纪80年代之后，发展思潮又被新自由主义代替，希望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让政府完全撒手不管。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增速更慢、危机更多甚至经济崩溃。

前面列举的几个成功例子都有共同特点，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依靠了有效的市场、政府也积极有为。有效的市场必须与有为的政府相结合，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必须有竞争力，必须有比较优势。如何形成比较优势？企业家对于劳动力、资本、技术的偏好，是自发的，需要有效的价格信号作为前提，只有在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之下才能形成，这也就是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过程，上层建筑也必须随之改进；此外，包括外部风险的平衡，不是个别企业家所能完成的，同样离不开政府部门的顶层设计。

有为的政府，对于转型国家尤为重要。这是由于，转型国家往往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需要政府来促进就业、关注民生、稳定社会。资金、资源如何避免盲目性，制度如何完善，也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来协调、支持。所以，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并不意味着政府的甩手不管，更不会自然而然形成市场的良性循环。改革开放推行的就是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观念，比如双轨制，既让市场发挥作用，也让政府改善基础设施、完善上层建筑，这也正是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0.5倍的关键性因素。

往前看，要应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解决好一些领域的垄断、寻租甚至腐败，既要坚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消除各种扭曲市场的保护、补贴、行政垄断，另一方面要依靠有形之手，因势利导，保护产权，维持宏观环境，解决外部性等改革开放中累积的矛盾。如此，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就一定会延续，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也一定会实现。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转型政府 第3篇

一、政府转型紧迫性决定政府会计必须创新

会计具有“技术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 不存在脱离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政治、文化、法律背景的抽象会计。因此, 会计不仅应该被视作技术性工具, 还是一种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影响的制度性与社会性实践活动 (H opwood and M iller, 1994) 。政府会计活动必须贯彻国家政治意志与公众权利意愿, 积极适应并促进政府转型。然而现实情况表现为目前政府会计理论的发展与政府转型进程不适应。

会计理论在不同的环境中以不同的方式发展着, 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决定着政府会计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与特征。K laus G.Lüder (1992) 提出政府会计环境评估权变模型, 并认为政府会计改革国别之间的差异主要源于不同国家 (政治) 环境的差异。权变模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改革的激励与刺激性因素 (动机) ;该国的社会结构特征 (社会经济状况、政治文化) ;该国的政治行政特征 (政治管理系统的结构变量) ;现存的改革实施障碍 (集权或分权、属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会计人员素质、管辖权规模与政府规模) 。Lüder模型中, 政治因素对于政府财务信息的提供者与需求者的预期和行为方式有重要影响, 从而塑造着政府会计理论创新的方向与内容。

政府会计必然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政治化的会计固不足取, 会计中的政治因素却不得不加以注意。政府转型既是政府会计的外部环境变迁, 又为政府会计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机制。政府转型是政府会计理论创新活动所处的政治环境背景和直接驱动因素。可以认为, 中国政府会计改革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政府及其公共部门结构和职能的变迁。具体内容包括: (1) 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但管理属于人民资产交给受托人———各级政府。政府代表人民理财, 并在人民的监督和评价下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会计就需要将相关政府部门对受托财产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全面、系统地展现出来, 其中包括针对公共资金在一定时期内的运营情况, 以及执行情况, 以及财务状况发生的变化等基本信息全部都应该受到人民的监督和评价。 (2) 公共受托是政府本身应该承担的责任, 将人民的资金运用到国家各项事务的管理工作中, 将这些公共服务再提供给人民进行享受, 这就需要政府会计真实地将政府部门的受托绩效反映出来, 这样的做法, 不仅可以使人民明确地了解到政府受托绩效的具体事宜, 而且针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激励和约束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使其更为有效。 (3) 政府功能逐步向服务型、管理型、绩效型转换, 这就要求政府会计应客观、真实地反映政府公共部门全部耗费水平, 为政府部门控制费用和支出, 提高行政效率提供信息支持。

二、政府转型条件下政府会计创新基本取向

A·普雷姆詹德 (1996) 指出政府活动范围领域的扩展, 作为连接财政预算收支和财政管理的工具, 政府会计的地位也日益重要。本文主要从公共受托责任、政府绩效评价、公共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角度, 探讨公共环境对政府会计的影响和特定要求。

其一, 反映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公共权力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有权必有责。政府受全体人民委托, 管理国家资源, 并行使公共权力, 同时承担相对应的责任与义务。政府负有公共资源管理的受托责任, 承担对人民披露其职能履行情况的义务。公共受托责任是指经委托授权管理公共资源的机构向社会公众报告管理这些资源及其有关的规划、控制、财务的责任。公共受托责任是政府使国民确信其活动与产出符合预定目标与规范的一系列方法、机制与程序的集合 (H opwood, 1984) 。公共受托责任在内容上主要分为三个方面:资源信托情况, 主要披露特定项目的资金实际使用与预算授权的符合情况;效率情况, 主要披露项目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效果情况, 主要披露项目实际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实现情况。A.普雷姆詹德 (1996) 提出“从政治的角度讲, 国家民主政治成分的增加是影响报告制度的最重要的新进展。当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由集权走向以法治为基础的民主时, 其对政府的会计责任、决策的透明性及法治的要求也随之增长。当这些要求应用于财务管理时, 就转变为一种额外的信息, 更清楚地说明行政官员们如何作出决定并且如何贯彻这些决定”。会计学界受托责任学派认为, 受托责任是现代会计存在之根本原因, 公共受托责任是政府会计的基石。构建能有效界定和反映公共受托责任的政府会计是良好的政府管理和控制的基础。政府会计就是要对政府在财务上的公共受托责任的完成过程及其结果予以确认、计量、评价和报告。反映政府经济活动的会计信息是解脱政府公共受托责任、完善政府与人民群众沟通的重要途径。我国在公共领域的公共受托责任关系呈现出多重性、交叉性特点, 受托责任既存在于政府机构与立法机构之间, 也存在于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 还存在于执政党、民主党派与整个公共部门之间 (中国会计学会, 2010) 。这种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决定了人民群众、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和党的各级组织都成为政府会计信息的外部使用者, 其中人大机关、政协机关以及党的各级组织则代表人民对政府实施监督。我国政府会计信息的内部使用者, 主要包括上级政府及本级政府的行政领导。在实务中, 政府的财政部门与审计部门既是政府会计信息的内部实际使用者与监督者, 也是上级政府与本级政府行政领导获取、使用政府会计信息的代理人。有效的政府会计应该能够有效界定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 而财政部会计司 (2005) 指出, 我国现行的预算会计模式是以预算管理为中心, 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会计模式, 不能有效评价政府受托责任的履行。张琦 (2007) 认为公共受托责任的复杂性与会计系统的固有缺陷决定了单一的会计系统难以满足公共受托责任多元化的信息需求。以反映公共受托责任为政府会计改革目标, 一方面应优化政府财务会计系统, 在政府资产、负债的披露, 以及政府营运成本的核算方面适度引入应计制;另一方面要整合并改造现有的预算会计系统, 发挥现金制在反映预算执行与财政收支情况方面的优势。

其二, 全面评价政府绩效在新公共管理的影响下, 传统的“合规导向”政府会计正朝着现代的“绩效导向”政府会计转变。政府在进行一些公共受托责任、决策的执行的过程中, 都是需要政府绩效评价对其产生监督和促进的作用。而政府履行的整体能力、投入产出与效率以及成果 (或效果) 这三方面都归属于政府绩效中的基本内容。政府履行职责的整体能力想要得到正确的评价, 主要就是政府可控资源的总量和构成是通过政府会计进行全面反映出来的;而政府的投入与产出情况, 以及资源使用效率想要得到正确的评价, 主要就是在政府会计系统将公共产品或者服务计量准确地给予项目投入和项目, 并且对其进行合理的确认;成果的评价则需要结合政府会计系统对产出的计量, 以及社会统计体系提供的非财务数据作支撑。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需要考虑成本、效率与效益问题, 因而现代公共管理改革强调政府绩效考核。张琦 (2006) 提出政府绩效信息的全面披露是政府公共受托责任解除的根本途径, 但是定量信息的相对匮乏, 使政府绩效评价理论与实务的发展受到限制。在货币化的进程中, 其经济信息系统是由会计来得以体现的, 定量信息的提供是它具备的特殊优势, 既然具备这样的优势, 应该在政府绩效评价中发挥数据支持的重要作用, 但是当前政府会计体系在绩效评价方面并没有将应有的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所以, 探索绩效评价取向的政府会计理论创新问题具有现实意义。为了可以给政府绩效评价提供货币定量信息支持, 建立完善我国的政府财务会计子系统就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 并运用权责发生制基础, 完善成本核算体系, 提供政府主体的资产控制、债务承担, 以及运营成本方面的信息。政府绩效评价作为新公共管理得以实施的先进管理机制和战略工具, 需要政府财务报告作为信息平台和制度基础。政府财务报告是政府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 常丽 (2008) 提出基于绩效评价取向的政府财务报告改进构想:厘定政府财务报告目标 (反映绩效性公共受托责任) ;整合政府财务报告主体 (行政事业单位与公益性国有企业) ;改进政府财务报表编制的会计基础 (适当引入应计制) ;重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 (构建政府整体层面的财务报告与编制专门的绩效报告) 。将政府财务报告提供的收入、成本费用。净资产结构以及增减变动情况等作为依据, 针对政府在财务管理和财政资金使用方面的绩效可以实现更为有效的评价, 从而追踪政府部门和相关人员问效的结果。

其三, 与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相辅相成公共财政是社会公众决定、约束、规范和监督的政府分配活动, 没有社会公众对政府收支过程的约束和监督, 就没有公共财政。政府会计是公共财政管理最基础的技术。政府会计除了通过一般的会计核算程序提供信息外, 还通过内部控制、成本会计 (管理会计) 、固定资产会计等功能为公共财政管理提供技术支持。政府会计系统为公共财政管理的控制、管理及计划目标服务。政府会计系统可以提供预算信息, 使得追溯实际支出与预算支出相互关系成为可能, 这是控制的前提;政府会计系统为政府财务方面的决策提供信息 (涉及资金管理的决策就是以会计系统信息为基础) ;政府的会计系统所提供的信息针对财务计划的制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通常情况下, 计划总是在将来与过去逻辑关系较强的假设基础出上而建立起来的, 而过去活动的信息就需要通过政府会计系统进行提供。提高财政透明度是解除政府受托责任的一种重要手段, 财政透明是公共财政的本质特征, 而政府会计系统是提高财政透明度的主要途径。财政透明度理念需要政府及时、完整、可靠地提供关于其财政政策、活动及其结果的信息, 从而使外部公众了解和评价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财政透明度的实现要以完备、有效的政府会计和财务报告是实现财政透明度的基础条件, 政府财务信息公开是财政透明度的具体体现。因此, 要提高财政透明度, 实现政府财务信息公开, 关键在于完善政府会计和财务报告。按照提高财政透明度的要求, 我国应在进一步优化现行预算会计系统的基础上, 逐步建立科学的政府会计系统, 一方面, 向社会公众提供政府的全面预算信息, 全面披露政府整体层面的资产、负债信息, 提供反映政府整体财务状况的合并财务报告。另一方面, 政府所控制的资源状况、收支状况和现金流量状况应该完整地呈现在社会公众面前, 包括其所控制的经济资源存量和流量, 将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充分地体现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公共受托责任就能够得到较为充分地体现。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 对政府预算与会计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预算会计系统记录、核算与反映预算执行过程, 健全的预算会计系统有利于全面反映政府预算收支, 加强预算控制。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对于各级政府的预算披露提出了结构完整、内容明细、易理解等要求。而我国现行的预算会计系统难以科学、全面地反映预算执行过程, 导致预算收支等执行信息片段化、可验证性差, 不易于理解和使用 (刘光忠, 2010) 。预算会计系统信息含量不够高, 导致预算会计信息难以完整反映预算收支的全过程, 无法满足作为外部监督者的立法机构与政府内部管理者加强预算控制的信息需求。中国会计学会 (2010) 认为, 为反映我国政府整体层面的财务状况与运营业绩, 需要将现行的以披露预算收支执行情况为单一目标的预算会计系统转化为以反映财务状况、运营业绩与预算收支执行情况为多重目标的政府会计系统。财政管理改革对于政府会计的要求可以概括为:需要对资金进行集中监控, 针对资金的来源和用途的追踪作为重点强调的内容;针对政府整体和支出机构之间交易事项和活动的记录, 全过程追踪拨款和拨款的使用过程作为重点强调的内容;针对资源占用和使用的情况, 要将关注的重点从财政资金收支的流量信息转变为关注财政交易的存量信息, 也可以说是资金最终用途的具体的信息。

参考文献

[1]李晓慧:《中国政府会计改革:基于Lüder政府会计变革模型分析》, 《财政研究》2009年第11期。

[2]张琦:《公共受托责任、政府会计边界与政府财务报告的理论定位》, 《会计研究》2007年第12期。

[3]李建发、张曾莲:《基于财务视角的政府绩效报告的构建》, 《会计研究》2009年第6期。

[4][美]A.普雷姆詹德:《有效的政府会计》, 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

政府“腾云”促转型 第4篇

当下，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支持各种各样的云计算项目已经不新鲜了。随着人们对云计算认识的不断深入，政府部门开始在自己的信息化建设中引入云计算，希望通过云计算带动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提高为社会和公民服务的质量。不过，这些都还处于探索过程之中，如何借助云计算技术来建立服务型政府仍存在不少困惑。日前，在微软举办的2011政府用户高峰论坛，200余名来自政府及公共服务行业用户就如何利用云计算来帮助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提升执政能力，改善对公民的服务水平进行了探讨。

从政府1.0到政府 2.0

国家在“十二五”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这其中既包括行政理念的转变，也包括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的转变，而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就意味着政府的行政理念从管理变为服务，从强权弱责变成弱权强责，这对眼下的大多数政府部门而言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变，不仅意味着执政者的心态上需要改变，同时，在执政理念也要有变化，相应地，也必然带动包括信息化后台在内的支撑平台的变化。

“目前，政府部门普遍面临着以下挑战，包括提高执政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改善政府部门与公众的互动；优化执政的基础架构；提升制造能力、推动创新等。”微软大中华区副总裁、政府及公共事业部总经理曾良告诉记者，信息化虽然不能解决政府部门的所有问题，但是可以通过引入云计算等先进的技术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从而推动政府部门成功转型。

实际上，中国各地政府都给予云计算高度重视，不仅纷纷推出了各地的云战略，还在政府部门内部引入云计算技术，而作为微软大中华区的政府及公共事业部负责人的曾良也很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中国是一个大国，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云计算方面有的步子迈得快一些，有的迈得慢一些，比如有的只是电子政务的资源共享，而有的则在云上部署了很多系统。但总的来说，都非常重视云计算，比如，绝大部分省市的‘十二五’规划都提到利用云计算相应的技术，无论是创造一个新的产业，还是提高政府自身的效益。我们看到了向云计算迁移已经成为一个大趋势。”曾良说。

在推动政府引入云计算技术的诸多要素中，建立一个开放、互动性的政府是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尤其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一点非常明显。微软亚洲区公共事业部政府行业管理总监蔡成兴介绍了国外政府部门建设的一些新趋势。

“传统的政府称为‘政府1.0’，这个阶段政府以服务的提供者身份出现，而未来会逐渐地进入‘政府 2.0’，此时的政府更多地是以平台提供商身份出现，公众将能利用政府的平台进行互动。”蔡成兴表示，“‘政府2.0’就是以民为本的新一代政府开放平台，借助科技与民众进行直接的互动和沟通，同时也为民众提供分享和交流的渠道。而云计算就是其中的科技之一。”

北京市朝阳区信息化办公室主任王臻对此表示赞同：“政府的职能未来肯定是要向服务性政府转变，大家会感受到跟政府的沟通会越来越畅通，民意的诉求会得到更多的落实，这是政府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云平台是基础

无论是降低政府部门的运营成本、推动创新，还是为民众搭建一个开发的平台，云计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一点在国外已经有了证明。

蔡成兴介绍了微软在美国迈阿密市政府的一个成功案例。在这个城市不同政府部门的绝大多数应用都已经迁移到一个共同云平台之上，通过这个平台，市民不仅可以一站式办理各种事务，还可以基于这个平台公开的信息开发新的应用，从而激发出市民的创造力。

“微软拥有很多先进的云计算相关技术，这些技术在国外有了非常成功的案例，除了美国迈阿密市政府外，还在伦敦、新加坡等多个城市得到了很好的应用。而在中国，我们也有非常好的案例，包括绍兴、丽水等都有微软云计算落地的案例。”曾良介绍说。

在本次高峰论坛上，与会的政府代表也都表示对云计算很大的兴趣。同时，记者还发现，一些有前瞻性的政府甚至已经着手开始让云计算在当地落地。北京市朝阳区政府就是其中之一。

据王臻介绍，北京市朝阳区制定了一个名为“智慧朝阳”的规划，规划的落地依托于云平台的建设。根据该规划，朝阳区会先构建政府内部的私有云，完成资源整合、信息共享，从而为市民打造一个公共服务云平台，形成和市民之间的互动。

“在资源整合起来以后，我们就能把政府的行政管理内容整合出来，变成为老百姓服务的综合平台，政府可以提供更多更有效地相关服务类信息，提升政府为民服务的能力。”王臻表示，“而云平台建成后，公众可以更多的参与到城市管理之中，和政府进一步加强沟通，从而形成政府和市民联手共同打造美好城市。这也是我们智慧朝阳所要提倡的。”

转型政府 第5篇

在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国家审计的主要关注点主要是公共财政所属的一般预算收支活动。在全部政府性资金的审计理念下，使我们对一般预算、基金预算和政府性其他收入有了一种新的更加完整和清晰的认识。对全部政府性资金收入来源的关注，使我们的审计视野从资金形态扩展到了资产形态。

一、对政府资产问题的新认识。

现实的情况是：近几年来，随着各地细化预算编制、推行部门预算、实行政府采购、完善国库集中收付、推进收支两条线等内容的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公共财政资金的管理层面都实现了比较大的突破，而对于其他政府性资产的家底或资产收益则相对不够清楚，不少单位的资产收益实际上都明显地存在着补充或调节部门单位收支活动的功能，使公共财政资金，特别是预算资金，在实际执行使用中并不能完整地反映单位财政财务收支活动的全貌。

资产收益监督方面的这种缺陷，使部门预算功能的发挥受到很大限制。审计的实践提示我们：从全部政府性资金的理念出发，逐步树立公共财政资金到政府公共资产的完整认识，实现公共财政资金与政府公共资产管理的有效对接，应该成为审计监督体系中一个新的值得关注的领域。

浙江省审计厅领导指出：“从长远的观点看，仅仅对全部政府性资金进行审计还是没有全面覆盖审计的职责，还应该进一步探索对全部政府性资产监督机制，主动把政府性资产纳入审计的视野。”这种审计工作战略方面的判断，为全部政府性资金审计举措的完整性，提供了新的导向。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杭州市下城区审计局近年来对政府性资产的审计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和探索，在审计实务中，丰富了对全部政府性资金审计的实践和认识。

政府资产的属性如何定义？政府资产审计的主要工作对象是什么？这是我们在政府资产审计中首先要明确的问题。

从一般定义而言：政府资产应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和企业国有资产，以及由政府投资或政策性支持所形成的公用性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公共资产。其中，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是指由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依法确认为国家所有，能以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资源；而企业国有资产则是可以解读为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投资及投资形成的权益，以及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从区县一级政府资产的实际情况看，上述定义是切合当前政府资产的归属和辖管现实的。

从以上定义出发，我们认为，审计部门对政府资产审计的工作对象，应区别于一般行政事业单位的清产核资，也区别于企业单位的国有资产清查。在审计的工作应兼顾二者，且对象上更宽泛，它既要包含对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情况，也包括政府控股或持有的国有资产权益，还应包括近几年来地方政府依托公共政策支持，或在城市建设开发中所形成的新的公共资产和开发性资产，直至其他政府具有管辖权的无形资产。

二、关于政府资产审计的实践和探索。

在上述认识基础上，下城区审计局连续三年对街道资产组织审计调查，2007年，在区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又开始对政府各部门、各街道办事处、各直属单位的政府资产情况组织全区规模的审计专项调查，历时半年，并取得了积极的审计成效，开展了有益的工作探索。下城区的政府资产审计调查的组织，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确定审计目标，慎密制定审计方案。

下城审计局在研究资产审计方案时，首先确定了四项主要工作目标：

1．通过资产审计调查，进一步摸清本地区街道、部门在统一时点辖管的资产现状，确认本区国有（公有）资产规模，划清资产性质，为经营性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提供事实依据。

2．通过资产审计调查，进一步加强对政府性资产的管理，清理资产管理隐患，掌握政府对外负债的规模和现状，提高本区全部政府性资金和国有资产的管理质量。

3．通过资产审计调查，提出加强本区国有资产管理的审计建议，为区政府调控本区国有资产分配使用、资产收益和预算安排、加强资产授权管理和资产绩效考核提供审计依据。

4．通过资产审计调查，发现和总结我区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办法和经验，进一步提高各单位资产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增强资产管理的透明度，规范政府资产经营的源头防范。

按照上述工作目标，审计组对审计内容进行了具体规范，涉及的主要内容是：

一是对区内各单位的资产账务进行清理，要按照统一时点的要求，对纳入本次审计调查范围的单位账户、凭证及资金往来进行核对，重点做好房产、应收应付账款、对外投资、账外资产的核实和登记。

二是对各单位资产管理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包括资产性质、资产实际使用单位、资产价值、资产收益、资产管理等基本情况，并要求按照经营性和公益性的性质进行分类，对相关系统经营性房产的收益情况进行汇总。

三是重点对区内单位现有房产和土地存量的情况进行审计摸底，对各单位辖管房产、存量土地的建筑面积、产权归属、分布使用情况进行踏勘和核对，对现出租房产包括数量、产权、合同、收益、建立台账等情况进行了核实。

四是对全区的政府负债情况进一步进行调查，掌握区内各单位对外负债的总体情况，摸清全区负债总规模。对各单位经批准和未经批准的对外负债情况进行清理，对各单位房产抵押、资信担保和或有负债等事项记录进行核查。

第二，坚持客观实际，增强审计的有效覆盖。

按照审计调查方案的设定，资产审计调查中，区审计局坚持从城区资产管理的现状出发，组织针对性的实施方案，增强审计调查的有效覆盖，全局集中了近30人的审计力量，同时发挥相关部门内部审计作用，对涉及27个主管部门及下属单位、8个街道办事处本级及下属单位、21个区直属单位、包括专业街（市场）管委会、承担区政府重大建设项目的指挥部、区属国有企业，以及街道具有资产管辖权的65个社区，共计316家独立核算单位进行审计调查。涉及层面之宽、涉及单位之全，是全区历年资产调查中未曾所有，从而为区政府掌握全区公共资产的基础情况，提供了全面的基础和客观的条件。

在审计中，区审计局通过全面自查、重点抽查、汇总分析三个阶段，对全区总计58.17亿的资产总量，从总资产、货币资产、应收帐款、预付帐款、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存货、对外投资、对外负债、应付帐款等多方面进行核定。在对316家独立核算单位数据汇总的同时，审计组对其中61家单位，进行重点抽查，抽查单位的总量约占总单位数的19.3％，资产额约占总资产的64％。审计组还对各单位的资产进行审计甄别，核增大量帐外房产，划清资产所有性质和使用性质，按照统一时点，核定了本区的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的现有规模。

第三，把握审计重点，审慎做好审计组织。

面对浩繁的资产资料和众多的被审计单位，下城审计局在区政府的支持下和部门单位的配合下，牢牢把握审计重点，作好审计力量组织、审计方案实施、审计导向把握等诸多环节的工作。

一是注重调查的全面性把握。针对本次资产调查涉及区各多个层次，涉及面宽泛，超越了常规的行政事业范畴的特点，为了有效实现审计覆盖，在统一审计组的前提下，局将审计组分成三条线三个审计小组，增强对不同系统资产审计的针对性。同时要求各相关部门单位不仅做好本级的审计调查，并调动部门的内审力量，做好下属单位的资产调查。按照统一时点，不留盲点，组织调查的实施，从而为全面掌握现阶段的资产现状，提供了客观条件。

二是注重调查的重点性。本次资产审计调查不同于一般的清产核资，下城审计局根据党委、政府的需求，始终把调查的重点放在政府的存量资产上，看负债、看房产、看各单位资产的实际情况。划分区内经营性房产与非经营性房产的规模；划分确权资产与不确权资产；划分帐内资产与帐外资产，使政府资产的家底通过审计，十分突出十分清晰。同时，在调查中，加强对重点单位的把握，通过直接审计的方式，掌握了大量过去没有进入的政府视野的资产总量，效果十分突出。

三是注重审计组织的严谨性。面对众多的资产单位和长期以来部分不太清楚的资产家底，区审计局认真思考政府资产审计的特性，踏实做好审前调查，认真编制审计方案，合理调配审计力量，加强与财政、国资及相关主管部门的协调，执行好区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的指示，通过审计会议，及时调整和部署工作，同时借助计算机技术力量，录入电子数据，对重要的资产数据实行点对点的明细成册，从而有效地建立政府资源的资产数据清单。

第四，认真提出建议，发挥审计的最大成效。

在全面审计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区情，区审计部门从政府资金和政府资产两个层面，考察政府公共财力的现状，搞清资产家底，对本区单位资产管理的经验进行总结，对倾向性的问题客观反映。按照区领导要求，针对全区政府资产的现状，区审计局就公共财政资金与政府公共资产管理的有机接合、建立全区统一和有效的资产监管体制、探索公共资产的使用绩效、加强单位公共资产的基础管理、重视对开发性政府公共资产的管理和使用、积极稳妥处理历史遗留资产问题、进一步加强政府负债管理、加强对经租房产的使用管理、健全和加强对区内政府性公共资产的考核和监督等十个方面的工作，提出相关的审计建议，作为审计产品，为党委、政府对政府资产的决策管理提供了审计服务。

下城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一直十分关注这次资产审计。区政府主要领导多次作出指示，政府常务会议二次听取审计方案汇报，并为此下发文件，进行工作部署。审计情况出来后，区委书记办公会议专题听取汇报，研究工作意见，区委主要领导积极评价审计调查的重大成果，认为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好事，它对加强全区公共资产的真实性、公开性、技术性和规范性管理，对完善全区资产日常管理，促进廉洁从政是一个良好的工作基础。区委要求相关部门进一步做好管理的文章，要做好资产经营的文章，整合资产资源，加强对政府公共资产工作的考核，并把资产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2008年年初，下城区政府又多次进行专题研究，提出加强本区政府资产的管理的具体举措，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资产管理的意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公共房屋出租办法》、《国有资产考核办法》等四个制度性规定文件，集中地体现了区委、区政府对进一步加强全区政府资产管理工作系统性的工作意见，为全区政府资产的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审计的成果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和利用。

浙江省审计厅和杭州市审计局也对下城区这次政府资产审计调查工作给予高度的关注，省审计厅和市审计局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在资产审计调查前后，三次来下城听取相关工作汇报，指示省厅市局有关处室进行工作调研，总结经验，省审计厅主要领导多次关心这项工作，积极评价下城区对政府资产审计工作的创新，以及它对全省区县政府资产管理工作所带来的示范作用。

下城区审计局对政府资产审计调查的四个阶段的工作，从整体上看，已经圆满地实现了既定的审计目标，无论是政府性资产审计的组织实施、报告归集，还是审计建议的提出和审计成果的利用都取得了显著的审计成效。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地方审计机关在审计转型中，如何加强对政府资产的审计监督？在全部政府性资金审计的理念下，如何加强资金审计和资产审计的结合？都作出了有益的审计探索。

三、启示和思考。

政府资产审计作为一项新的审计类型，伴随着审计转型中对国家审计新的任务思考，伴随着浙江省全部政府性资金审计的发展创新，也伴随着地方政府科学执政、为民理财的现实需要，而进入了审计机关的工作视野。思考、求索、探知、实践，其意义在于，地方审计机关从党委政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出发，更好地秉承科学审计的理念，为党委政府提供更加丰富的审计服务。

从我局政府资产审计的组织和成效看，有三点工作体会尤为深刻：

第一，组织政府资产审计切合区县一级党委政府的执政需求。

经过改革开放30年，区县一级作为我们国家政权的基本行政单位，经济和社会事业都有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像浙江省这样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区县一级的经济和社会面貌有了惊人的变化，财政经济实力显著增长，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政府的物化资产，包括可控的土地资源、公有设施、公共房产和国有资产收益等都有了相当的积累。

从一般情况来看，区县一级对财政收入的家底是比较清楚的。法定的年度财政预算执行审计，为党委政府构勒了本地区财政收入的总的家底。但对资产类的家底，由于涵盖的对象、内容宽泛而不一致，无论是财政部门、国资部门或是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往往难以提供全局性的、综合性的资产清单，而这些公共资源，又往往可以成为区县一级党委政府科学发展、改善民生、调控经济的重要物质手段。

就政府资产审计的适应性和对象而言，对区县一级政府的资产管理工作实际上是具有共性的，党委、政府关注本地区政府资产问题，关注除财政收入以外的政府家底是一个共同地需求。就这点意义讲，下城审计局在这方面的努力对兄弟区县来讲是提供了一种审计实践的先行模式。

第二，政府资产审计是全部政府性资金审计新的审计实践。

新形势、新任务、新阶段对国家审计正在提出新的要求，需要审计工作审时度势，推进审计工作的创新和转型。谢力群厅长提出：推进审计创新转型，重点在于把握需求，突出重点，主动地进行调整和转型。要从偏重于微观层面的审计监督向更加关注宏观层面的审计监督转变，重点关注党委政府庆心的突出问题；要从关注一般预算可用财力向关注全部政府性资金或资产转变。省厅领导认为：今后一个时期，审计转型的主要任务是加快构建适应现代审计要求的“五个工作机制”，形成审计转型的基本框架。要着眼于推进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着眼于促进建立“收入一个笼子、预算一个盘子、支出一个口子”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使政府预算更加透明、更加规范，进而逐步探索对全部政府性资产的审计监督，构建以全部政府性资金（资产）为主线的审计工作机制。这种工作机制的创新，是符合审计发展的趋势，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现阶段的客观需要和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和老百姓对审计机关的迫切要求，也是传统审计向现代审计转型的关键。

下城审计局对政府资产审计的组织，在省厅市局领导关心和指导下，既是为当地党委、政府执政需求服务的一种审计监督，也承载了我们浙江审计机关在新时期对全部政府性资金（资产）审计的一种探索，而这又与省审计厅所构筑的寓有浙江特色的现代审计工作机制所吻合，与党委政府的工作需求所吻合，从这点讲，政府资产审计的实践是很有意义的，它丰富了我们做好全部政府性资金审计的工作理念。

第三，政府资产审计的组织需要从实际出发，坚持“求真务实”的审计精神。

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改革与转型 第6篇

编者按：从户籍制度改革，到不动产登记制度改革，再到征信体系建设，近期加速推进的诸多改革，都对数据库建设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要求，一些改革更是以大数据为基础。大数据已经成为政府改革和转型的技术支撑。

大数据是指无法在可容忍的时间内用传统IT技术和软硬件工具对其进行感知、获取、管理和服务的数据集合。近年来，随着云计算等新型数据处理技术不断成熟，大数据也不断被应用到政府日常管理和为民服务中，并成为推动政府政务公开、完善服务、依法行政的重要力量。

但同时，部门利益割据造成的信息孤岛，也成为大数据进一步发展的掣肘，而由此引发的重复建设，不仅造成大量浪费，也让政府工作效率乃至公信力打了折扣。

大数据时代，如何让科技力量为政府转型所用？半月谈记者深入安徽、湖北、广东等地进行了调查。

大数据，政府转型的科技动力

百姓无需搜遍网络，就能查询衣食住行、科教文卫等各种信息；社区工作人员通过获取数据库信息，便可处理突发事件；政府运用数据分析，也能发现贪污线索……如今，大数据已被很多地方政府部门悄然引入日常管理中。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大数据因其数据体量大、类型多、价值高、处理快等特征，在增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增强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社会管理水平等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提高民生服务精准度

“大数据能带来什么、如何运用好，这是我们在做信息化建设时始终在思考的问题。”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孙艳告诉记者，芜湖市从2007年开始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选择镜湖区作为试点，建立人口数据库，从最基本的摸清人口底数、掌握动态做起，不断更新人口基础信息。然而，真正让芜湖市意识到数据库意义的是一次火灾。

几年前的一天夜里，镜湖区的一个居民小区发生火灾，火势迅速蔓延，近百户居民受到影响。一时间，究竟有多少居民受火灾影响、包含多少老人和孩子，都成为急需了解的情况。镜湖区相关工作人员立刻调出该小区的人口数据库，准确查出了每户的家庭成员信息。根据这些数据，镜湖区在充分调集力量救火的同时，为火灾中被救出、没有受伤的住户安排了宾馆，还根据数据库中的学生信息，联系教育部门备好相应年级的书本，在第二天一早就把整套的新书和书包送到学生手中，安抚了群众情绪。

“这可以说是数据库第一次淋漓尽致地发挥作用，老百姓都特别感动，觉得我们及时准确地解决了他们的问题，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而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也是更好地发挥了政府职能。”孙艳说。

“对公众而言，大数据带来的最直观变化，就是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精准服务型转变。”芜湖市政府信息办副主任、总工程师承孝敏表示，以往政府工作人员只是被动等待百姓上门办理业务，现在有了大数据的海量信息支撑后，就可以精准定位各类人群，比如社区矫正人员、流动人口、失独家庭等，并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

大数据分析还能去伪存真，用在公共服务领域可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上海市民政局建立了居民经济状况核对信息系统，曾经通过信息核对，在17.4万余户次申请保障房的家庭中，检出1.7万不合条件户。

从发展态势来看，以大数据为标志的“信息社会”正在加速到来。“各级政府都在关注大数据，考虑如何利用它改变决策支持系统，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服务能力。”国家信息中心网络政府研究中心主任于施洋说。

决策科学化的牵引

在上海交通综合信息平台的监控室内，工作人员现场演示，某地段若发生交通事故，监控平台的大屏幕将在3分钟内自动发出警报，点击进入，就可以得到即时街景，交管部门可以根据事故情况采取相应处理措施。此外哪个地段拥堵、所有运送危险物品车辆的位置、接到哪个小区居民的110报警等关键信息，也能实时反映在大屏幕上。

据介绍，这一平台还集成了道路传感系统、出租车GPS系统、居民手机信号迁移、实时视频采集等多系统信息，海量的数据汇聚而来并得到迅速整合，用以分析交通状况，大大提高了管理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不仅如此，根据长时间的数据分析，各个地段拥堵状况和原因也一目了然，对下一步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将提供有力的决策支撑。通过数据整合和运用提高管理能力，是目前世界各国的通用做法。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数据整合促进了警察、消防、医疗系统联动，使救援时间大幅度缩短；在新加坡，智能交通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在预测交通流速和流量方面有高达85%的准确率。

信息技术管理专家、《大数据》一书作者涂子沛认为，随着信息存贮量的增多，人类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通过数据的开放、整合和分析，能发现新的知识、创造新的价值。

北京一家信息公司曾经基于国家经济户籍库，分析研究相关数据，发现1990年至2011年我国财政收入与企业注册资本之间的关系呈高度线性相关，这就是说，放开企业注册，可以大大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这就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参考。

专家表示，大数据带来的不仅是技术变革，更是一场社会变革。很大程度上，大数据就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一条技术路径，具有催生管理革命的效果，也必将给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带来新气象。

政府透明化运行的数据支撑

在芜湖市“一站通”平台上，记者随机点开一名老人的医疗救助申请信息，系统显示镜湖新城公共服务中心一名工作人员受理该申请，在上传附件后该任务进入海南渡社区进行公示，公示完毕后将公示文件上传附件再进入中心（街道）审核。审核加盖电子公章后进入镜湖区民政局审批，由民政局电子盖章后再回传到最初受理的窗口。每个流程和所处的状态清晰可见。

“信息公开对政府良好运行非常重要，因为信息不对称会使权力失去监督，滋生不良作风，甚至腐败行为。”芜湖市弋江区委副书记王永辉表示，当所有信息都能够在一个系统平台内查询到时，就等于将各个环节的权力进行公开，能够有效地规范权力运行。基于大数据的信息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政府进一步依法行政的助推剂。

前不久，山东省烟台市审计局首次运用大数据分析平台捕获“某医院医保基金报销拨付人员孙某重复打印医疗发票贪污医保基金”线索。此线索被查实后，孙某因贪污58851.2元医保基金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烟台市审计局自2011年正式启动建设“财政资金跟踪审计数据分析平台”以来，已相继建成财政、地税、社保、公积金等方面的数据分析平台，涵盖财政预决算、社保五险、非税收入、税款征收、住房公积金等10多个方面，构建起数百个审计分析模型，并完成数据采集入库和审计方法体系建立工作，审计人员利用“大数据”平台就可掌握市直预算单位财政资金来龙去脉，准确快速发现违法违规问题。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电子政务处处长姜楚江认为，政府利用大数据提高自身管理水平，这就意味着更多的信息会向社会公开，更多政府掌握的数据会向社会开放，公众在获得更多信息和知情权的同时，也能更好地监督政府行为。

信息化洪流中的“孤岛”

大数据虽然摊开了一张美好的蓝图，但目前不少政府部门之间仍存在信息不畅问题，形成了一个个信息孤岛，让百姓在各个部门间奔走。信息孤岛的长期存在，让诸如征信体系建设、不动产登记等改革举措受困其中，同时也引发了数据库重复建设等浪费现象，亟待高度重视。

“数据部门割据”下的信息孤岛

买一套房需要填报十几张表格，每张表三分之一以上填的是重复的基础信息，这些都是政府拥有的基础数据，为什么不能根据身份证号码自动生成？

“北漂”小伙为了办护照，返乡6次，补了5张证明，包括无犯罪证明、公司在职证明、公司营业执照、公司外派人员资格证明、本地身份证，跑了3000多公里。且不说这些证明有无必要，即便真的需要，为什么不能通过综合数据联网，让政府部门从内部调取相关材料，而不是让老百姓急断肠、跑断腿？

大数据应用是社会服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各部门数据资源协同共享、业务系统互联互通则是关键和难点。当前一些部门存在的“数据小农意识”，导致产生一个个信息孤岛，不仅让百姓深受其苦，也让政府自身的社会治理水平受到制约。

最近几年，一些大中城市每逢夏天就会饱受内涝之苦。以北京“7·21”特大暴雨灾害为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吕卫锋表示，事实上城市的卫星数据、气象资料、通讯信息、摄像头等数据资源已经足够充分，当时如果能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有更好的信息沟通、共享机制，就能充分预警并在第一时间协调救灾资源，减少灾害损失。

目前阻碍推行大数据技术的藩篱，主要是部门利益割据。芜湖市政府信息办副主任、总工程师承孝敏指出，芜湖建立“一站通”平台的基础，就是各个部门的信息数据交换和共享。过去各个部门也搞信息化建设，但大都是为信息化而信息化，对实际应用考虑不够多，只是完成一个项目而已。结果是数据库虽然建成了，可大部分工作人员并不了解自己所在单位到底有哪些数据、如何应用。

“单位内部信息共享不畅，不同单位、部门之间更是如此。”承孝敏说，“信息涉密”“经过请示上级领导不允许共享”，是在推进信息化建设中最常听到的答复。“但为什么不允许共享、到底是哪条政策不允许，又往往没有答案。”承孝敏坦言，在技术层面信息交换共享并不是难题，真正难的是部门之间不敢交换、不愿交换。

深圳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些政府部门缺乏“大数据思维”，把自己掌握的丰富信息锁在柜中、束之高阁，或是缺乏迈开步子的勇气，摆脱不了“数据小农意识”，动辄拿保密和隐私说事。

重复建设的浪费之忧

部门对数据资源的分割和垄断，制约了政府的协同管理水平、社会服务效率和应急响应能力。而在大数据风潮下，许多地方和部门开始另起炉灶，建各式各样的数据中心、信息中心，标准不

一、重复建设，势必造成资源浪费，同时也为下一步整合制造了新的难题。

据报道，目前国内共有各级公积金管理机构606个，这些机构本应按照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进行统一系统的管理，但目前各地开发出几百套公积金管理系统，每个系统动辄花费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每年还有几十万到上百万元的升级维护费用。

然而，这样巨大的投入，却没能产生把公积金联网管好的效果，反而形成了一个个信息孤岛。有业内人士表示，虽然投入巨大，但每到月底，要想全国汇总一个数据都很难。

没有统一的技术标准、数据标准、接口标准，系统五花八门，导致信息难以共享，这是当前公积金管理系统遭遇的困境，也是大数据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性问题。

以浙江为例，近年来在智慧城市建设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各地各部门相应生成的信息数据同步激增。仅浙江各级档案馆近5年来就归档备份了交通、卫生等部门的数据库文件247.3TB，相当于近1亿张光盘或6000多万册图书的存储量。

然而由于缺乏部门间的协调和统一规划，目前不同部门产生的电子公文格式虽然趋向统一，但数据库系统并不统一，这就给数据共享互通造成障碍。浙江丽水市档案局执法监督与信息化处处长朱悦华说，一些地方的电子公文只能在特定的阅读器上打开，要将其转换成通用的PDF格式，花费不菲。

打破利益割据

“打破信息孤岛就是打破原有的利益割据。”专家表示，目前国家已出台了相关文件要求全面共享数据，对此，要打通政府各部门间数据交换共享的渠道，将原本分散存储在不同部门、行业的公共数据陆续汇集到统一的公共数据中心，强力推进政府各部门数据共建共享。

芜湖市原本专门办理民政业务的政府工作人员芮圆告诉记者，大型数据库建立之后，她现在只需使用“一站通”平台，就可以在“办事大厅”的栏目中，选择“户政业务”“残联业务”“教育业务”“卫生业务”等不同子事项，根据流程上传附件，系统就会自动分配到卫生、教育等相关部门进行网上受理。

专家指出，大数据时代，信息公开和数据开放分享已是大势所趋，政府部门应该身先士卒。

今年6月，国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要求依法公开在行政管理中掌握的信用信息，提高决策透明度，以政务诚信示范引领全社会诚信建设。这无疑为打破部门藩篱，消除信息孤岛，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目前，一些地区也开始探索打破部门壁垒，建立更高级别的大数据平台。上海建设了国内首个地方数据开放网站，提供9家试点单位的212项数据产品、30项数据应用下载，涵盖地理位置、道路交通、公共服务、经济统计、资格资质、行政管理等6大领域。上海之后，北京市政府数据资源网也有29个部门公布了400余个数据包，点击量最高的是由北京市国土资源局提供的“土地用途分区”数据集。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国华认为，大数据政务不是新篇章，需要对现有资源进行进一步整合和利用，不能一窝蜂地上，从自身特点出发，用好有限的发展资金，寻找最佳建设模式才是正道。

打破瓶颈，推进行政行为现代化

能否利用大数据带来的信息化变革，加速推进政府转型，以信息公开促进依法行政，以数据开放增强市场活力，不仅影响着大数据行业本身的发展，更事关相关改革的成败。

“养成用数据说话的习惯”

专家指出，发展政务大数据的意义，不仅在于打通部门壁垒、提高行政效率，更在于转变思维方式，引领政府转型。

信息技术管理专家、《大数据》作者涂子沛表示，我国应对数据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有充分认识，将数据理念、数据知识纳入公务员常规培训体系，力争在全社会形成“用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决策、用数据创新”的氛围，适应时代发展潮流。

对于未来智慧城市的建设，专家表示，这其实是一个城市的大数据综合治理问题：一是要在以前没有收集数据的地方收集数据，这主要是利用物联网技术；二是要让不同系统的数据有效对接起来，这是系统整合的任务；最后，还要利用数据可视化技术把海量数据中隐藏的知识揭示出来，并直观地展现在城市管理者、决策者和公众面前。也就是说，数据的收集、整合、分析、展现才是智慧城市的核心。未来的城市，必将是数据驱动的城市，大数据就相当于其大脑。

神州数码董事局主席郭为指出，智慧城市的建设，是用信息技术解决社会治理中的难题，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由此可见大数据的应用价值是无可限量的。

其实，在2011年年底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物联网“十二五”规划》中，就把信息处理技术作为4项关键技术创新工程之一提出来，其中包括了海量数据存储、数据挖掘、图像视频智能分析，这些都是大数据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另外3项关键技术创新工程——信息感知技术、信息传输技术、信息安全技术，也都与大数据密切相关。

专家表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整个世界越来越数据化。在这种形势下，行政行为自然也离不开数据化，只有养成用数据说话的习惯，才能推进行政行为现代化。

“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大数据模式下，数据开放落脚于实现公共资源的增值利用，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如何最大限度挖掘大数据中的潜在价值？政府虽然坐拥海量数据资源，但其创新性和对市场需求捕捉的能力，往往不如社会和市场力量，因此如何充分发挥后者的积极性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以前我们需要向其他地图企业购买数据，现在有了大数据平台提供的免费数据，不仅节约了企业成本，数据源也更加权威。”北京九州联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王川久说。

王川久的公司正试图借助北京市政府数据资源网开发公交出行应用，提供公交车到站信息查询服务。由于政府数据资源网公开了相关数据，他的公司一年可节省数百万元费用。

“一方面政府掌握着大量核心数据，占数据总量95%以上的非结构化数据被束之高阁；另一方面，一些企业拥有专业数据分析应用技术，却只能望宝山兴叹。”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说，若政府部门与市场主体加强合作，必将激活潜藏的巨大市场价值，并提升政府决策管理服务水平。

前不久，北京市政府牵手百度，打造“北京健康云”。在“健康云”的架构下，如果一位有心血管疾病的用户感觉身体不适，就可以立刻用智能心电仪贴在身上监测一下，将他的心电数据实时上传到云端。而在另一侧，云端后台有医生24小时监控，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就会立即通知用户就医。同时，后台还会根据用户定期上传的各项数据，引导其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未雨绸缪，这些必将降低个人和社会的医疗支出。

事实上，除了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近期也纷纷布局大数据产业，并依托自身优势，或联合银行促融资，或携手高校搞科研。

两院院士李德仁说，政务大数据是全社会的资源，政府要激活社会参与大数据建设的积极性，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这也符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

李德仁认为，当前应是积极引导鼓励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超大量数据的企业和机构深度挖掘利用数据，推动企业间开展大数据协同共享和应用整合，形成良好的大数据发展战略氛围。同时，利用好科研机构的人才优势开发大数据思维创新产业。积极培育“数据中间商”这一新的商务模式，加强相关咨询服务和人才市场等第三方机构建设，推广咨询服务产品，以思维创新支撑大数据产业的发展。

“每个人的数据都要安全”

三天两头接到电话问是否买房，新车还没到手就被各大保险公司“精确锁定”，打来电话的骗子不仅能叫出自己姓名，甚至连家庭成员信息都了如指掌……近年来，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屡屡成为公众关注焦点。因此，公众不免担忧，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被开放，个人隐私和公共安全如何保障？

事实上，海量数据带来“红利”的同时，数据保存和防止破坏、丢失也正面临着新的技术难题。“大数据挖掘分析得越精准、应用领域越广阔，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保护就会变得越紧迫。”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孙佑海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不仅制约了大数据行业发展，也为信息安全埋下了隐患。

专家指出，从国家层面，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无论是个人拥有还是国家拥有，都要纳入到主权范围来考虑，政府部门要强化“数据主权”意识。

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胡瑞敏指出，我国目前已在660多个城市投入3200亿元建成了五级安防监控网络，摄像头总数超过2000万个。但绝大部分的涉案数据处理工作仍靠人工完成，每天产生的PB量级监控数据90%无法得到利用，同时存在泄露公民个人隐私的风险。

针对大数据带来的安全挑战，受访专家普遍表示，国家在实现大数据政务转型中，要坚持自主创新、安全可控战略。胡瑞敏说，一些地方政府使用的信息分析处理软件多是来自国外厂商，有的高端传感器及仪器仪表过分依赖进口，加上大型云服务商往往在全世界各地都建有数据中心，用户数据将在不同国家间进行传输处理，这种跨域性的服务将造成适用数据管辖权的混乱，这些隐患亟待引起重视。

专家表示，我们应出台相应法律法规，明确每个人产生数据的所有权。要建立健全由数据使用者承担保护公民隐私责任的数据安全管理规则体系，同时防止大数据成为不透明、不可追踪的“暗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