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发展的四个阶段概况

儒学发展的四个阶段概况（精选11篇）

儒学发展的四个阶段概况 第1篇

儒学发展的四个阶段概况：

1，春秋时期，主张“仁” “克己复礼”的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潜心讲学和著述，儒学勃兴。战国时期，孟子主张“仁政” “民贵君轻” “性本善”；荀子主张“仁义”“王道”“君舟民水”“性本恶”，他们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改造吸

收，使之成为蔚然大宗。

2，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默百家，独尊儒术”“君权神授”“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的新儒学思想，受到汉武帝的肯定并付诸实行，儒学处于独尊地位，成为正

统思想，逐渐成为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3，宋代：“二程”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宋朝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三纲五常”是天理，“存天理，灭人欲”，“；“陆王心学”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使儒学完成了更为理论化、思辩化的过程，新的儒学体系—理学形成，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伦理道德都产生了

深远影响。

4，明末清初：出现了李赞(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标准)、黄宗羲(抨击君主专制)、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王夫之（唯物思想）等进步思想家，他们在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独裁，提倡人民为主。经济上：重视手工业和商业，提倡“经世致用”。思想上：反对理学的唯心主义。继承民本思想和探索精神，主张和谐发展。他们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批判，使儒家思想活跃，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

儒学发展的四个阶段概况 第2篇

发布: 2008-02-22 19:35:03 作者: 尘埃 来源: 中国直销网

一、直销诞生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1990年11月14日）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一家磁性保健床垫公司“偷渡”到中国，标志着直销在中国开始萌芽

1990年11月14日，中美合资广州雅芳有限公司以传销申请注册成立，正式的直销企业诞生

二、直销发展初期（1990年11月14日―1998年4月21日中国禁止传销）1992年7月广州至诚百货直销公司成立

1992年8月28日广州电视台开办“直销848广告杂志”节目

1993年开始其它直销公司纷纷进入内地：深圳世点电脑软件有限公司，北京斯汀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江苏雅婷日用化工有限公司，广州妮蕾德（广州）有限公司，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责任公司，纽蔓氏之家 1993年，非法传销引起的纠纷让政府开始关注

1994年，上海、深圳、广州等地行政部门组织人员草拟有关管理办法 1994年8月国家工商管理局发出233号《关于制止多层次传销活动违法行为的通告》

1994年9月2号发出240号《关于查处多层次传销活动中违法行为的通知》 1995年3月28日，国家内贸部办公厅发文，正式成立“多层次传销管理条例”立法工作机构，起草多层次传销管理办法

1996年9月22日，国务院厅发出《关于停止发展多层次传销企业的通知》，随后，制定了《关于审查清理多层次传销企业的实施办法》

1996年，官方首次批准了41家传销企业可以开展传销业务，其中广东8家，1996年6月26日，上海市传销行业召开第一次例会，首次向社会公布行业守则 1997年1月10日，国家工商局公布了传销行业的第一部法规：《传销管理办法》，多层次传销公司由国家工商局批准，单层次传销公司由地方省级工商局批准

在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中国传销史上最为混乱的局面，以西藏诺迪奥（41家之一）公司在全国推广有名的B计划（老鼠会制度双赢制）为标志。所有的传销商都在迷惑：是自己能力不行赚不到钱还是公司制度不行。后来有富乐公司的龙凤制，再有电脑排网、公排等，更有既无公司又无产品的纯粹博采的地步。再后来出现了德国的“王牌88”、“香港金咭”等类似连锁性的运作方式。

三、转型直销时代（1998年4月21日―2005年9月）

1997年：国家工商总局发布《传销管理办法》 由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传销管理办法》中对传销有过如下定义：传销是生产企业不通过店铺销售，而由传销员将本企业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经营方式。《传销管理办法》是我国第一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给予传销合法的地位，同时对传销企业的设立运作、传销员的资格和管理作了严格的限制，并且有一些法律责任条款保证对传销活动的监控。1998年4月18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规定“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应一律立即停止传销经营活动”。《传销管理办法》同时失效。传销企业进入严冬。

1998年6月18日：《关于外商投资传销企业转变销售方式有关问题的通知》出台

国家禁止传销整整两个月之后。国家出台了《关于外商投资传销企业转变销售方式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外商投资传销企业必须转为店铺经营”，促使以上10家企业转型经营。

2002年2月21日：发布31号文

国家再次发布《关于〈关于外商投资传销企业转变销售方式有关问题的通知〉执行中有关问题的规定》，对转型企业中雇佣推销人员的方式，报酬，合同订立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再次强调店铺经营，史称31号文。

2004年5月18日：“关注中国直销开放小组”成立

“关注中国直销开放小组”成立,这是一个过渡性组织，原由安利、雅芳、完美、南方李锦记、玫琳凯、如新、康宝来7家企业组成。

2004年9月10日：第八届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直销论坛开幕 由国家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牵头在厦门悦华酒店，第八届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直销论坛开幕。重点讨论准入门槛。

2005年4月8日：雅芳公司成为中国首家官方批准的直销试点企业 雅芳全球董事会主席兼行政长官钟彬娴在京宣布，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已正式批准雅芳（中国）有限公司作为直销开放前第一家试点公司，在北京、天津和广东省进行直销试点。2005年4月9日：直销法有望今年5月正式出台 将抑制多层次直销

雅芳(中国)如愿成为中国首家经国家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批准的直销试点企业。作为目前唯一一家官方批准的直销试点企业，雅芳的试点结果将成为中国直销法最终完善的重要依据。同时，接近商务部的人士向记者透露，直销立法在经过最后修改之后，有望在今年5月正式颁布。

四、现代直销时期（直销法规出台之后）

2005年8月10日：国务院通过《直销管理条例（草案）》和《禁止传销条例（草案）》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直销管理条例（草案）》和《禁止传销条例（草案）》。据知情人士表示，在《直销管理条例》通过审议后，需要退回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进行至少1个月的微调，然后对外正式颁布。

2005年9月1日：国务院出台《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

备受业内关注的《直销管理条例》与《禁止传销条例》9月1日正式出台，文件已经从9月1日开始下发到各地方相关政府部门。其中《直销管理条例》于12月1日开始实施，《禁止传销条例》于11月1日实施。

西方教育人种志发展的四个阶段 第3篇

人种志(ethnography,又译民族志、俗民志)一词源于人类学,狄阿斯(D.Dias)认为该词最初由坎普尔(Campl)于1807年提出,其基本含义是对民族的记录或描述(description),即人类学家将自己作为研究工具,深入某一原始民族或异域文化,经过长期的资料收集过程,最后完成对该民族或文化的详尽描述。西方人类学家们虽然对人种志的 “描述”属性几无异议,但关于人种志到底是什么, 在人类学中处于何种位置等问题,却是颇有争议。 其中,有部分人类学家将人种志视为人类学下面的一个分支。另有一部分人类学家则认为人种志通常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人类学家进行田野工作(field work)、做田野笔记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二是指人类学家通过田野工作而得出的研究结果,常以文章或书籍的形式体现。在这部分人类学家的笔下,ethnography一词常常在“方法论(methodology)”的意义上使用;有时, ethnography成为“做(do)”的宾语,从而拥有了“人种志研究”的含义;另外,ethnography也会转换成形容词ethnographic,与“method”“、approach”“、tech- nique”连用,形成“人种志方法”或“人种志策略”等词组。将人种志视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有人类学学科自身的合理性,但教育学对人种志的关注,则是出于人种志作为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和可借鉴性,这也正是本文的出发点之一。所以,本文拟采用第二种含义,主要将人种志视为一种研究方法来探讨。

一种完整的研究方法不只是某一项具体的资料收集策略,也不是一套研究程序那么简单,而应涉及三个层面:一是方法论层面,即指导整项研究的思想体系,包括理论基础、研究逻辑和思路等; 二是研究方式层面,即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的程序和操作方式;三是具体技术和策略层面,即在某一研究程序中所使用的工具、手段等。这三个层面相互联系,构成一研究方法的整体,同时,也不可将三者简单地混为一谈。[1]综观西方人类学的相关文献,多数研究者认为,人种志属于质的研究方法,其研究逻辑主要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探究,即事先没有严格的理论假设,追求自下而上的归纳,理论基础主要是人类学的跨文化视角和文化相对主义;主要的研究方式是田野工作,即研究者进入一研究现场进行长期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最后归纳出一定层次的理论或做出相应的解释,这是人种志的第二个层面;具体收集资料的方法主要是参与性观察和深度访谈,这是人种志的第三个层面。

在英文语境中,教育人种志最常见的表达是 “educational ethnography”和“ethnography in educa- tion”。这两种表述看似只存在语序上的差别,实则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倾向:“ethnography in education” 中“education”是“ethnography”的后置定语,可见是人种志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向教育研究领域的渗透,体现了研究方法本身的强大生命力,所以很多时候仍是从人类学的研究角度出发。而“edu- cational ethnography”中“education”乃前置定语,暗含着教育研究的主动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育学和人类学的交叉。另外,在一些教育人种志的研究报告中,还可见“ethnographic method(ap- proach or technique)in education”的说法,这种表述虽然树立了“教育人种志方法”的旗帜,却同时存在这么一种危险,即将完整的教育人种志与某一教育人种志的策略混为一谈。所以,有些严格的教育人种志权威人士称之为“号称‘人种志’的方法”,[2]认为不可与真正的教育人种志相提并论。

由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对教育人种志进行如下界定:第一,教育人种志是教育研究对人种志的一种借用,它具有人种志的根本特征和研究规范, 又体现了教育研究的学科特色;第二,教育人种志拥有完整的研究设计和方法规范,不是对人种志某一具体程序或策略断章取义式的借用,它具有研究方法三个层次的整体性。所以,笔者倾向于将 “educational ethnography”和“ethnography in educa- tion”两种表达视为真正的教育人种志,而对“ethno- graphic method(approach or technique)in education” 之说持谨慎态度,认为应视具体情况来判定是否为一种完整的教育人种志。

二、第一阶段——人类学中的田野工作传统(20世纪初)

在20世纪之前,早期的人类学家对某一原始民族的了解和勾勒多数通过二手资料(资料往往来自传教士、探险家、异域旅行者的书面记载、口头叙述或是殖民当局的档案材料),使用的研究方法尚无明显的学科特色,这使得他们被戏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到了20世纪初,欧美社会人文学科的分化越来越细,并极为关注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于是,被责怪为仅仅是“一种对于与世隔绝的‘原始’奇风异俗的描述”[3]的人类学日益步履维艰。而正是此时人种志的运用与逐步规范,使人类学完成了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从而发展成为一门现代社会人文学科。

人类学领域中人种志的成型大概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间美国的历史学派(又称批评学派或历史批评学派)和英国的结构功能学派起了关键作用。虽然早期人类学家也有过一些田野工作的实践,但人种志的鼻祖当属美国现代人类学之父博厄斯(F. Boas)。作为美国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博厄斯坚持文化相对论的观点, 反对进化论者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所作的抽象概括,认为人类学研究的关键是进行具体而深入的田野工作。英国结构功能学派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首先对人种志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分析,他曾在1914~1918年间三次赴新几内亚考察,考察结果是构成其在1922~1935年发表的7部专著的基础,也是他确立现代人类学田野工作规范的依据。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 一书的导论中,马林诺夫斯基对田野工作的本质、 原则等进行了详尽介绍。[4]马林诺夫斯基总结出人种志者应该遵循的四个原则:一是用当地的语言进行学习和工作;二是与当地人一起生活,并尽可能地参与他们的活动;三是通过真实的个人观察收集很多案例;四是做好对付长时间的田野工作以及解决现实问题的准备。[5]由此,他的人种志理论成为后继人类学家进行田野工作的典范。

三、第二阶段———教育人种志的萌芽阶段(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后期)

20世纪30年代,人种志开始借助人类学这个学科母体,逐步向教育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各个领域进军,开启了教育人种志的萌芽阶段。该阶段对教育问题感兴趣的人类学家,英国以功能学派为代表,美国以历史学派为代表,对教育的影响尤以后者的研究为重,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化与人格(culture-and-personality)研究,如本尼迪克特(R.Bendict)、卡迪特(A.Kardiner)和林顿(R.Linton)等人所倡导的“文化与人格”理论,其实质就是强调文化的教育功能和教育涵义;最实质性地将人类学的理论和人种志运用于教育研究的要推米德(M.Mead),她运用自己在工业落后社会的田野工作经历,生动描述了快速变化的美国教育情景,并倡导教师运用观察和一手资料进行研究。[6]二是反对种族中心主义的研究,以博厄斯和赫斯科维茨(M.J.Herskovits)等人为代表,具体内容涉及移民教育、儿童的心理发展调查、民族特性的比较研究与教育等。[7]三是教育功能研究,如本尼迪克特研究了美国文化中教育的三种传统作用:传播(transmissive)作用、转变(transitional)作用和改造(transformative)作用。[8]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虽有诸多人类学家对现代社会的教育问题表示了关注,部分研究还运用了人种志,但现代意义上的教育人种志尚未正式成型,原因在于:一是运用该方法的研究人员多数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而非教育工作者;二是研究内容与视角多出于人类学需要,与教育研究的视角少有交叉之处;三是倾向于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对教育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极少借鉴或运用人种志方法与程序。

四、第三阶段——教育人种志的成型阶段(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中期)

教育人种志的成型与广泛应用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主要得益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社会运动和思潮的影响;二是教育研究方法的多样化。20世纪60年代,“二战”浩劫所引起的各种社会危机、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以及殖民政策的失败,给西方人以极大的心理震撼,以追求平等、 关注弱势为总特征的社会运动和思潮风起云涌, 而这一切与人种志者文化相对主义的主张不谋而合。在此大背景下,教育研究方法出现了多样化发展的局面:具有实证主义传统的量的研究方法缺陷日趋明显,难以应付复杂的教育问题,而质的研究方法则因其人文性、民主化的追求顺应了当时的社会需求。不少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出于各自的立场关注教育现象,尤其是贫民和少数民族子弟的教育问题,使得质的研究方法在各学科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在这种欣欣向荣的大环境中,人种志作为质的研究方法的主要源头和骨干成员,开始顺势向教育研究领域大规模进军,并相应地衍生出教育人种志。

另一方面,教育人类学1的兴起也为教育人种志的成型提供了直接的学科背景。关于教育人类学这门学科的起源以及历史分期问题,国内外研究界至今尚无定论,但有不少研究者认为1954年的“斯坦福研讨会(Stanford Conference)”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如:李复新老师将斯坦福研讨会视为教育人类学“范例性研究时期”开始的标志,[9]冯增俊老师认为该研讨会乃教育人类学应用性学科的开端,[10]而美国学者埃迪(E.M.Eddy)则坚持此次会议已经标志着教育人类学的制度化与专业化时期。[11]无论后人对这次会议的历史地位如何定位,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斯坦福研讨会使得教育人种志这种方法逐渐有了用武之地。因此,教育人类学与教育人种志的兴盛期大致相同,也是相当自然的现象。

在这一时期,教育人类学家对教育人种志进行了广泛的运用,其运用领域涵盖宏观和中微观各方面的研究。其中,宏观研究的运用仍集中于教育人类学的核心主题———教育与文化过程,尤其是现代学校教育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方面。典型代表为斯平德勒(G. Spindller)的经典教育人类学编著《教育与文化过程:教育人类学探索(Education and Cultural Process: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1974),在该书的第三部分 “传统社会和迈向现代化的社会中的教育和文化过程(Education and Cultural Process in Traditional and Modernizing Societies)”,作者用5篇文章探讨传统社会中现代学校教育的尴尬处境。教育人种志中微观研究的运用,主题主要有学业失败(尤以少数民族子弟为主)、教育公平、社会分层以及师生关系、教师概念、校长职能等。在具体的人种志研究中,学业失败、教育公平和社会分层等主题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有时也与师生关系紧密相连。 如麦克德莫特(R.P.Mcdermott)《学业失败:关于文盲和社会分层的一种人类学方法(Achieving School Failur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Illiteracy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一文的研究结论指出,少数民族子弟或下层社会出身的儿童出现阅读障碍,其原因在于文化差异造成了师生之间的误解和关系僵化。关于校长职能的研究,以沃尔科特(H.F. Wolcott)的《行使校长职权的人——— 一种人种志观(The Man in the Principal’s Office: An Ethnography)》 (1973)为代表。

笔者认为,判定教育人种志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已基本成型,理由如下所述。第一,拥有明确的学科背景和丰富的研究领域。如上文所述,无论按什么标准来衡量,到了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教育人类学学科的成立,已为教育人种志提供了学科背景保障,也为其广泛运用呈现了丰富的研究领域。第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20世纪上半期教育领域人种志的运用,大多由人类学家所为,到了该阶段,教育学家和人类学家才有了充分的接触与合作,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研究群体———教育人类学家。同时,虽然教育社会学家的“教育人种志”常常受到教育人类学家的非议,但对教育人种志的历史发展同样功不可没。第三,在现代教育中,教育人类学家和教育社会学家对教育人种志的广泛运用,已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层面。第四,开展了一定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探讨,初步确定了教育人种志的研究规范。

五、第四阶段———教育人种志的多元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对教育人种志的理论探讨,仍只是少部分研究者对自身研究实践的一种自发反思,到了20世纪80年代,教育人种志经历了十几年实践的磨练,并逐渐成长为教育研究界“家喻户晓”[12]的一种研究方法时,整个教育人类学领域的自觉反思意识才逐步形成。该阶段的理论探讨与反思,主要围绕三个主题进行:一是相关概念的辨析;二是优秀(学校)教育人种志的标准;三是教育人种志广泛运用的原因。在围绕着教育人种志而展开的概念辨析中,第一组是关于人种志与教育人种志,人种志与田野工作、个案研究以及参与性观察等概念的区别。第二组是关于教育人种志与学校教育人种志的区别。如斯平德勒认为,教育人种志指对所有教育过程的研究,而不论研究是否与学校有关;学校教育人种志的范围更小一点,它只指向与学校内部教育有关的教育过程,当然也包括同辈群体、暴力模式等与学校生活相关的一些方面。[13]关于优秀(学校)教育人种志的标准问题的探讨,沃尔科特在《学校研究的人种志方法标准(Criteria for an Ethnographic Ap- proach to Research in Schools)》一文中提出优秀教育人种志的四个标准:问题的妥当性(appropriation of the problem)、人种志者的妥当性(appropriation of the ethnographer)、研究气氛的妥当性(appropria- tion of the research climate)、完成研究的期望之妥当性(appropriation of expectations for the completed study)。[14]斯平德勒则在编著《做学校教育人种志: 教育人类学应用》的基础上,从该书各篇文章中归纳出11条优秀学校教育人种志的标准。[15]关于教育人种志广泛运用的原因,奥格布曾提出四个因素:一是在传统人类学的概念中,学校教育被视为一种社会问题;二是教育人类学家先前对“文化与人格”以及人类语言学的研究背景;三是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政治危机中诞生了教育人种志;四是教育界对学校教育人种志研究的赞助促进了人类学家的应用性研究。[16]

在实践层面的广泛运用和理论层面的探讨与反思之后,教育人种志的应用范围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向纵深发展。该阶段教育人种志研究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对中微观研究的关注,其标志是学校教育人种志的广泛运用。具体而言,学校教育人种志的运用领域涉及:社会阶层、种族、语言交流和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即受交流人种志和符号互动论的影响而展开的一系列研究;隐性课程,即研究文化和社区背景如何影响甚至决定着正规教育过程;各科语言教学过程的研究等。同时,教育人种志还在教育评价和教育政策等领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以弗特曼(D.M.Fetterman)主编的 《教育评价人种志(Ethnography in Educational E- valuation)》(1984)和弗特曼、皮特曼(M.A.Pitman) 合编的《教育评价:理论、实践与政治的人种志(E- ducational Evaluation: Ethnography in Theory , Prac- tice and Politics)》(1986)两书之问世为标志。可见,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教育人种志研究更偏向于宏观领域,对中微观研究领域———学校教育现象的描绘,多属粗笔勾勒。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教育人种志才在学校教育研究中开辟了新的一方天地,而随着学校教育中微观研究的不断推进,教育人种志也日益规范和细致,并诞生了新分支———学校教育人种志。

摘要：教育人种志是教育研究对人种志的一种借用,它具有人种志的根本特征和研究规范,又体现了教育研究的学科特色。自20世纪初人种志在西方人类学中确立其方法霸主地位之后,一些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将人种志运用于教育研究,从而萌发了教育人种志的雏形。随着质的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兴盛以及教育人类学的诞生,教育人种志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逐渐成型,并在正规教育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关于教育人种志的理论探讨与反思,使得该研究方法的应用范围逐渐向纵深发展,并诞生了学校教育人种志。

性意识发展的四个阶段 第4篇

青春期性意识的发展一般可分为四个时期；

1．性抵触期 在青春发育之初，有一段较短的时期，青少年总想远远避开异性，以少女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主要与生理因素有关。由于第二性征的出现，使青少年对自身所发生的剧变感到茫然与害羞，本能地产生对异性的疏远，部分人甚至对异性反感。此期间持续1年左右。

2．仰慕长者期 在青春发育中期，男女青年常对周围环境中的某些在体育、文艺、学识以及外貌上特别出众者(多数是同性或异性的年长者)，在精神上引起共鸣，仰慕爱戴、心向往之，而且尽量模仿这些长者的言谈举动，以至入迷。

3．向往异性期 至青春发育后期，随着性发育的渐趋成熟，青年人常对与自己年龄相当的异性产生兴趣，并希望有机会接触异性，或在各种场合想办法吸引异性对自己的注意。但由于青少年情绪不稳，自我意识甚强，因而在接触过程中，容易引起冲突，常因琐碎小事而争吵甚至绝交，因此交往对象常有变换。

计算机发展的四个阶段 第5篇

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数字式计算机于1946年2月15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制成功，它的名称叫ENIAC(埃尼阿克)，是电子数值积分式计算机(The Electronic Numberical Intergrator and Computer)的缩写。它使用了17468个真空电子管，耗电174千瓦，占地170平方米，重达30吨，每秒钟可进行5000次加法运算。虽然它还比不上今天最普通的一台微型计算机，但在当时它已是运算速度的绝对冠军，并且其运算的精确度和准确度也是史无前例的。以圆周率(π)的计算为例，中国的古代科学家祖冲之利用算筹，耗费15年心血，才把圆周率计算到小数点后7位数。一千多年后，英国人香克斯以毕生精力计算圆周率，才计算到小数点后707位。而使用ENIAC进行计算，仅用了40秒就达到了这个记录，还发现香克斯的计算中，第528位是错误的。

ENIAC奠定了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基础，在计算机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问世标志着电子计算机时代的到来。ENIAC诞生后，数学家冯·诺依曼提出了重大的改进理论，主要有两点：其一是电子计算机应该以二进制为运算基础，其二是电子计算机应采用“存储程序”方式工作，并且进一步明确指出了整个计算机的结构应由五个部分组成：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装置和输出装置。冯·诺依曼的这些理论的提出，解决了计算机的运算自动化的问题和速度配合问题，对后来计算机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直至今天，绝大部分的计算机还是采用冯·诺依曼方式工作。

ENIAC诞生后短短的几十年间，计算机的发展突飞猛进。主要电子器件相继使用了真空电子管，晶体管，中、小规模集成电路和大规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引起计算机的几次更新换代。每一次更新换代都使计算机的体积和耗电量大大减小，功能大大增强，应用领域进一步拓宽。特别是体积小、价格低、功能强的微型计算机的出现，使得计算机迅速普及，进入了办公室和家庭，在办公室自动化和多媒体应用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目前，计算机的应用已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可将计算机的发展过程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1.第一代计算机(1946年～1957年)

主要元器件是电子管。

2.第二代计算机(1958年～1964年)

用晶体管代替了电子管。

3.第三代计算机(1965年～1970年)

以中、小规模集成电路取代了晶体管。

4.第四代计算机(1971年至今)

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5.第五代计算机

儿童思维发展的四个阶段的特点 第6篇

根据皮亚杰的理论，2～7岁儿童的思维属于“前运算阶段”。这一阶段儿童主要是表象性思维，其特点是相对具体性、不可逆性、自我中心性和刻板性。

(1)自我中心(egocentrism)

根据皮亚杰的观点，前运算思维的基本特征是自我中心，也就是从自我的角度去解释世界，很难想像别人的观点。举个例子，如果你让一个孩子和一个玩具熊各坐在桌子的一边，桌上放一座房子的模型，当你拿出一些不同角度房子的照片，问孩子小熊看到什么时，大多数6岁的孩子一下会挑出和他自己所看到的画面一样的照片。显然，孩子只能从自己的角度作出判断，不能理解小熊的角度和自己是不一样的。不过，有些研究者发现，对于熟悉的场景，并且问题更容易让孩子理解时，幼儿是能够考虑到别人的观点的。比如，在桌子上放着有房子、树、池塘、草地的模型，让一个小入围着模型走，不时停下看风景，这时如果问孩子“小人看到了什么?”3岁的孩子也能做出正确的回答。

(2)守恒(conservation)

皮亚杰还认为前运算阶段的儿童还不能理解的物质的“守恒”，也就是物质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后，物质的含量或性质保持不变。例如，孩子知道两只一样大的玻璃杯里装着一样多的水，当把其中一个杯子的水倒进一只新的高一些、细一些的杯子里，水面升高了，这时，大多数3～4岁的孩子会说新杯子里的水多。他们只注意到杯子的高度。5～6岁的孩子虽同时注意到了杯子的高矮和粗细，但还不能确定这两者的关系。到8岁左右，孩子才能有把握地作出正确判断。对于数量和长度的理解也是如此，如果把堆在一起的纽扣分散摆放，孩子会认为纽扣变多了。把两支一样长的笔错开平行放置，孩子会认为其中一支更长一些。这说明幼儿的思维只集中于问题的一个维度，还不能意识到一个维度的变化总是伴随着另一个维度的变化，也不会用同一性、补偿性和可逆性来理解事物的逻辑关系。

(3)分类

多数4岁以下的孩子不能按事物的功能和本质对事物进行分类。例如，他们会把猫和椅子归为一类，理由是猫喜欢坐在椅子上。在按颜色、形状分类时，会不断改变标准，一会儿按颜色排列，一会儿按形状归类。到6～7岁，孩子的抽象概括能力才逐渐发展起来。这个阶段的孩子也不能够按照物体的某个特征将它们按顺序排列，除非这个特征非常明显。比如，孩子不能按照长短顺序将铅笔排列整齐，但他可以挑出最长的和最短的铅笔。

(4)想像

幼儿还不能区分想像中的和现实中的事物，认为太阳会走路，觉得卡通人物和真的人一样有生命。所以，这个阶段的孩子对象征性游戏越发感兴趣，拿扫帚当马骑，拿筷子当枪使，和布娃娃办家家。孩子还常常会做噩梦，变得容易害怕，觉得故事里的大灰狼和怪物会跑出来。孩子还会害怕闪电、黑暗、水等自然现象，或是害怕身体受伤害。对危险适当的害怕有利于阻止孩子无畏的冒险，保护他们的安全。但过于强烈的害怕会挫伤孩子探索世界的信心和能力，影响性格的发展。因此，家长要注意不要吓唬孩子，或对孩子的安全表现出过分的担忧，越小的孩子越容易受到家长情绪的暗示。对于已经出现的害怕，简单的鼓励有时并不奏效。家长可以针对原因作解释，让孩子相信不用害怕;或者改变环境，让孩子觉得安全，比如睡觉时开着灯，放轻柔的音乐。如果家长教会孩子对一些情况的应对方法，让孩子知道自己可以控制局面，他的担忧和恐惧就会减轻。比如，孩子怕黑，家长可以教孩子开灯来改变环境，或者唱歌来调节情绪。孩子怕水不愿学游泳，可以先让他在脸盆里捏着鼻子闷水。不要强求孩子一下子克服害怕心理，或因此训斥孩子。这样往往适得其反。

处在这个幻想年纪的孩子，经常把自己希望发生的或根本没有发生的事当作现实，讲给别人听，其实他们并不是刻意地吹牛或撒谎。“我们家有动物园。”“我爸爸带我去过北京。”有时孩子会编造故事。例如，孩子玩金鱼时弄死了一条，他告诉家长有一个坏人进来用刀杀了金鱼。这时候，父母不要因孩子“撒谎”而恼火，并急于实施惩罚，最好向孩子解释金鱼是怎么死的，没有什么坏人的存在。“金鱼是因为你拿到水外面活不了了，根本不是别人进来弄的。”不要追究孩子的错，告诉他该怎么做。这样，能够帮助孩子分清现实和想像、对和错，而不至造成孩子不必要的羞愧心理。

(5)概念

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的四个阶段 第7篇

为了更为清晰地认识人才管理的概念，我们不妨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看人力资源管理发展所经历的四个阶段。

1.人事管理阶段：在这个阶段，“人”被看作档案来管理；人事部门仅仅是一个“办手续”的部门，呈个琐碎次要的部门；工作内容包括日常考勤、工资发放、办理离职、退休、离休等手续。

2.人力资源管理阶段：此阶段强调以“工作”为核心，其目标更看重如何使个人能够完成工作。此时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模块开始建立，例如：招聘、培训、薪酬、绩效等，但各个模块之间的关系呈现相互独立状态。在中国，1993年，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率先将人事管理专业改为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中国开始从人事管理转向人力资源管理，并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发展、创新和变革期。

3.战略人力资源管理阶段：在这一阶段，人力资源副总裁等角色开始出现，人力资源部逐渐成为业务部门的战略合作伙伴，其目标是支撑公司战略的实现。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业务范畴增加至组织设计、招聘管理等，并成为提升员工满意度与敬业度的中心部门。

4.人才管理阶段：人力资源管理被看作是一个整体，而不再被割裂成模块。其目标是实现公司发展过程中持续的人才供应，人力资源部门的业务重心转向吸引、招募、发展、管理和留任人才，更加强化人力资源的战略地位。

儒学发展的四个阶段概况 第8篇

关键词：缅甸,主流文化,佛教造像,艺术风格

东南亚从古至今都有着洲际交通的“十字路口”的别称,海运交通的便利给这里带来了丰富的文化给养。缅甸,是东南亚的重要国家,处于印度文化与中国中原文化影响的中间地带。地域上看,它毗邻我国云南与孟加拉国(古代印度属地),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如果说印度的佛教艺术发展是一个逐渐“式微”的过程,中国的佛教艺术发展是一个逐渐多元、世俗的过程,那么缅甸的佛教艺术发展便是一个逐渐自觉发展的过程。

一、11世纪以前形成的骠国佛教艺术文化

公元前后古代缅甸还处于金石并用时期,文明化程度逐渐提高,在文明化逐渐进步的公元1至10世纪,古代缅甸骠国的地位十分重要。贺圣达先生将骠国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期[1]。从佛教造像上来看,公元10世纪以前的缅甸佛教艺术带有明显的婆罗门教色彩,这可能与当时印度教先传入东南亚地区有关。毗湿奴是印度教三大神之一,是创造、拯救之神。我们从“毗湿奴城”的命名来看,印度教在当时缅甸地区影响较大。

据《蛮书》记载,骠国是佛教重地,其与婆罗门相接,受印度教影响较大。《蛮书》作者樊绰,是“唐咸通中为安南都护”,而咸通年间为公元860年至公元874年[2],是骠国较晚时期,无法完全涵盖整个骠国历史。这从笔者目前发现的两件前骠国时期的佛教造像:一件为双面造像碑(如图1),另一件为人物形象圆雕版(如图2),似乎能够看到端倪。

图1中的双面造像碑出土于施瑞·柴陀地区,年代约为公元4-6世纪。该造像碑尺寸为150cm×70cm×20cm,为砂岩材质。正面一共有三位“人物”图像,中间的较两侧稍显高大。中间的形象手持一棍棒状物体,头饰发饰,五官粗犷,头顶处有一条“发辫”形象。很难说这样的造像碑跟佛教的传播有一定关系,因为类似母题并不是该时期甚至是稍早时期印度佛教美术作品的典型。“(五世纪时的)佛教与婆罗门教同时并存,然据考古发掘者所得之结果,缅境内所能掘得之古物,常属印度教而非佛教,有时佛陀之像似为毗湿奴”[3]30。虽然这里我们暂时还无法断定造像碑中人物形象的身份、叙事性故事的内容,但从人物形象的雕刻上看,雕刻手法虽显稚拙但有着精心的构图布局。中间的人物形象稍偏右,与画面右侧的人物形象靠得较为紧密,而画面左侧的人物形象离中间人物形象稍远,且人物形象也稍偏矮小。造像碑虽是三尊布局,但造像碑图像的呈现却显灵动、不刻板。

图二人物形象圆雕版

图2中的人物形象圆雕版,出土于仰光附近的Kyontu,年代约为公元5-6世纪时期。该圆雕版的尺寸为43.2cm×45.7cm×14cm,为陶瓷材质。该圆雕版中间形象为整件作品的叙事主体。陶瓷圆圈内上部分是五位人物形象,下部分是两个动物形象。五位人物形象中除了左三、左四两位人物形象的动作类似,其余形象神姿各异。该物品运用了陶瓷材质,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陶瓷制作工艺十分发达。陶瓷的制作过程牵涉到材料、制模、烧制等较为繁复的工艺流程。从该圆雕版四角的四分之一形的花瓣来看,该圆雕版很可能是其中一块。陶瓷制作通常有批量化烧制特性,也增加了我们对此观点认同的可能性。从体量上和装饰题材上看它或为宗教建筑的某一部分构件。

骠国时期的佛教艺术从7世纪开始明显增多,佛像成为了这一时期造像的主要题材。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骠国时期的佛像以坐佛居多,图3中的舍利盒上的坐佛便是代表。该舍利盒出土于施瑞·柴陀的Khin Ba堵坡,约为公元7世纪时期的作品,材料银质,尺寸为14.6cm×12.7cm×12.7cm。四面舍利盒的每一个面上都有施禅定印的坐佛一尊。四尊佛的造型除部分变形和细微差别外,几乎一致。舍利盒上的四尊佛像虽造型类似,但佛陀与构件的大小、位置关系有差别。可以推断,该佛陀形象的制作工艺并非模制,或为敲凿工艺。

回顾骠国时期的佛教造像艺术可知骠国的佛教艺术作品有如下特点:首先,材质的多元化。这段时期的佛教艺术材质有铜合金、银、砂岩、陶瓷,甚至是石英。少量的出土作品中居然有如此多种类的材质运用,可见骠国后期佛教艺术的“热度”。其次,空间内的佛像体量变化大。骠国晚期的佛教雕像体量大小不一,佛像体量在空间中的转换其实是代表了佛像功能的转换。因此,功能用途的多元化,也是我们必须要探讨和关注的话题。虽然骠国晚期的佛教艺术作品出现了如此多的不同,但题材仍然较为单一。大多数题材还是以单一的佛像为主,这表明佛像在东南亚缅甸的这个时期,骠国佛像有了“大批量”输入的可能。如果说骠国早期的佛教艺术作品是稚拙的代表,那么骠国后期的佛教艺术作品一定是走向“精致”的一段过程。

二、11至13世纪佛教主流文化的形成与蒲甘王朝

蒲甘国从公园9世纪建国一直到1044年阿奴律陀登基王位有两百多年的时间。阿奴律陀是缅甸历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国王,不仅在治国理政上成绩突出,他开疆拓土,完善律法,最重要的是他在孟族高僧阿罗汉指点下攻打下缅甸的直通地区,取回了巴利三藏。关于阿奴律陀取直通的详情,哈威《缅甸史》中有选录《得楞史》云:“阿利摩陀那补罗(Arimaddanapura)(蒲甘)之王率军乘马……至都陀摩伐提(Thudammawadi)境之直通城。围城环攻三阅月,城中人饮食俱绝……阿利摩陀那补罗王既执摩奴诃王,复令所有得道高僧,及能诵《三藏四谛》(Four Book of Divination)之一切众僧,……并以金系摩奴诃王,俾成囚犯。自是以往,直通亡。被称为阿利摩陀那补罗之蒲甘,则繁荣兴盛,犹如天堂矣”[3]。这一仗之后,阿奴律陀从下缅甸的直通地区带回大批高僧和佛教艺术工艺人,致使蒲甘成为了历史上佛教最鼎盛的时期。据《琉璃宫史》载:“……(阿奴律陀)带回了许多雕刻匠、镟匠、画匠、瓦匠、泥塑匠、金银首饰匠、铁匠、铜匠、乐师、宝石加工匠、象马驯养师和兽医、弓箭盾牌枪炮等武器制作工、厨师、理发师和香料配制师等。并按工种分队,不使混杂”[4]。这些精细分门别类的手工艺匠人,对于促进蒲甘佛教艺术的发展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阿奴律陀因此也被“缅甸历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5]。

图4中的这块坐佛雕版堪称蒲甘时期佛教艺术的精品。创作年代约为公元11至13世纪,鎏金加彩绘金属材质,尺寸为17.8cm×15.9cm×0.6cm。该鎏金板同时出土了五块,目前都收藏于蒲甘考古博物馆。佛陀坐于双层莲花座上,施说法印或智拳印[6]112,身后有桃形头光,身光的形状类似于“翅膀”造型。佛陀两侧的弟子项后亦有头光,亦坐于莲花座之上,双手向佛陀行合十礼。这种鎏金工艺上与有颜色涂装(树)相共生出现的技术也较为少见。左上方的小孔或许是与其他鎏金板相连接的接口,右侧区域没有,据此可推测该鎏金板在五块鎏金板中的位置关系应是最后一块。虽然没见到其他几块鎏金板所描绘的内容,但连续出现的画面组成叙事性场景是极有可能的。

图5中削发佛陀是蒲甘王朝时期佛陀的一个转变。该佛像创作年代约为公元11至12世纪,材质为砂岩质地但更细腻,并且这尊佛像的砂岩表层有着色材料涂沫装饰的痕迹。佛陀左手握发辫,右手举起刀剑做削发状。据考证,这种形式在古代蒲甘王朝时期十分流行,且一直流行到后期包括今天的缅甸。后期这种带发辫的形象不是以佛陀形象出现,而是以女性形象的财源天母出现(如图6)[6]180。而早期这种佛陀削发的图像形制通常可与佛陀出家前后建立联系,因为“这些(身体的)束缚无法使他成为僧人”[6]118。除了手持发辫和刀剑的转变之外,佛陀眉宇间出现了白毫,头顶除了肉髻之外还出现了桃形锥状发饰,虽结跏趺坐,但身体开始出现向左扭曲的姿势,该坐姿也可以与后期游戏坐姿的扭曲身姿建立前后联系。相较于此尊像稍早的一尊说法印佛陀(如图7)可看做是它的“前身”。它不论是从材质上、体量上,还是局部构件装饰上,比如肉髻上的桃形圆锥状发饰、结跏趺坐姿势、莲花座造型等都与图5中的削发佛陀有相同之处。换言之,图5削发佛陀可以看做是图7的说法印佛陀与图6的财源天母的一个“过渡形象”。这种“过渡形象”一定是受到了印度教的影响。

图六财源天母

图七说法印佛陀

蒲甘王朝佛教艺术的变化有三:第一,材质的多元变化。这与阿奴律陀带回的工匠有很大关系。第二。装饰结构变化。装饰构件的“增加”,与印度教艺术中有一定关系。第三,体量上的变化。蒲甘王朝后期佛教艺术造像体量逐渐增大。增大的体积连同工艺材质的变化可以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用途方面。小体量佛教艺术品到大体量的转变,我们所要考虑的是承载它们的周围环境、礼佛情景等方面都会发生转变。小体量多对应的是私人使用,更多关乎的是公益问题;大体量多对应的是公共使用,更多关乎的是结构问题。二是供养人身份方面。小体量的、个人场景使用的佛教艺术作品大多具有平民化、世俗化特征,铸造价格与花费往往都不会太高。大体量的、佛教公共场所使用的佛教艺术作品往往不会是普通民众所能担负的,因此可以联想到赞助人。像阿奴律陀时期的蒲甘王朝,由于皇帝信仰佛教,重要的佛教公共场所及相应的佛教艺术作品供养人往往与主导君权的皇帝有直接关系。也有地方要员、财团等对佛教公共场所及艺术作品的供养。

综上所述,蒲甘王朝的佛教艺术具有明显的变化。第一,印度教艺术在蒲甘王朝时期传入缅甸后融入缅甸佛教艺术造像中,并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与接受。这种接受包括佛教义理与视觉感受的共同接受。第二,佛教造像体量由小变大。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佛像体量向大体积转变一定是与其周围的空间环境有密切的适应关系,最直接的就是大型内部空间的需要。第三,即便是印度教融入,但在佛教艺术造像中始终坚持了本国佛教艺术为主流,因此保持了缅甸佛教艺术的主流特点。第四,叙事性题材的大量兴起并得到广泛传播,这是缅甸后期佛教艺术发展的一个新特点。

参考文献

[1]贺圣达.缅甸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6.

[2]李崇智.中国历代年号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1:104.

[3]哈威.缅甸史[M].姚梓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

[4]李谋,姚秉彦,蔡洙生,等.琉璃宫史: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06-207.

[5]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简编[M].北京:中国佛教协会,1991:88.

论海尔品牌的四个发展阶段 第9篇

1. 名牌阶段

1984年至1991年是海尔发展史上的名牌战略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7年只做冰箱，以高质量创名牌。海尔品牌在这一时期处在名牌阶段。

青岛电冰箱总厂原来是生产洗衣机的。1983年和1984年上半年也曾出现过门庭若市、客户络绎不绝的局面。但一夜之间市场骤变，产品滞缩，造成大量积压，企业陷入困境，亏损147万元。当时的国内洗衣机市场，已经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经过大量的市场调查，张瑞敏看到，国内电冰箱行业尚属起步阶段，电冰箱在中国家庭中的普及率还很低，对电冰箱的需求还很大。因此，他果断决定退出洗衣机市场转产电冰箱。

当时国内已有40多家电冰箱生产定点厂，产品全部是三星级以下挡次的电冰箱，四星级的高档电冰箱还没有。张瑞敏总结了洗衣机项目的教训，提出了“起步虽晚，起点要高”的战略思想，以“产品出世即要领先，争取占据市场上主动权”为原则，和西德利勃海尔公司签订协议，合作生产四星级高挡电冰箱，这在中国乃至亚洲当时是第一家。

利勃海尔的先进设备为创海尔名牌奠定了硬件的基础。为了在市场上创出名牌冰箱，张瑞敏又提出“要么不干，要干就要争第一”的口号。1985年，一位用户来信反映，说青岛电冰箱总厂生产的电冰箱有质量问题。张瑞敏突击检查了仓库，发现库中还有不合格的冰箱76台。张瑞敏为了唤醒员工的质量意识，树立起“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的理念，作出了一个有悖常理的决定：开一个现场会，把76台电冰箱全部砸掉，谁做的冰箱就要谁亲自砸。这就是海尔历史上著名的“砸冰箱事件”。“砸冰箱事件”成为青岛电冰箱总厂加强全面质量管理的动员会。1988年，海尔冰箱在全国冰箱评比中，以最高分获得中国电冰箱史上的第一枚奖牌，从此奠定了海尔冰箱在中国冰箱行业的领头地位。

2. 品牌延伸阶段

1992年，海尔开始进入多元化战略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东方亮了再亮西方”，从一个产品向多个产品扩展，到1998年时已达几十个产品，采取“吃休克鱼”的方式进行资本运营，以无形资产盘活有形资产，用最低的成本把规模做大，把企业做强。海爾品牌在此阶段相应处在名牌延伸阶段。

1991年12月20日，青岛电冰箱总厂兼并了青岛电冰柜厂和青岛空调器厂，组建了海尔集团。冷柜总公司和空调器总公司都是独立的利润中心，海尔分别向它们派出了主要领导，投入了适量资金，更重要的是向其输入了海尔管理模式，使青岛电冰柜厂和青岛空调器厂起死回生，海尔产品由冰箱扩展至冰柜和空调器。

1995年7月，青岛市政府决定将青岛红星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划归海尔集团，这又使海尔产品扩展至洗衣机领域。

1997年9月，海尔与杭州西湖电子集团合资组建杭州海尔电器，生产彩电，这是海尔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从此海尔产品由白色家电行业进入黑色家电行业，几乎涉足了全部家电行业，这些产品属于一个产业链。

1997年底，海尔又兼并了安徽黄山电子有限公司，控股贵州电冰箱厂和青岛第三制药厂。海尔品牌延伸坚持了三个原则：一是以一定的品牌优势为基础，这个品牌优势就是海尔名牌优势；二是延伸产品与原产品在技术、销售、产品类别上具有较大的关联性，最早延伸的冰柜、空调器与冰箱同属制冷产品，稍后延伸的洗衣机与冰箱、冰柜、空调等同属白色家电，再往后延伸的彩电虽然由白色家电行业进入黑色家电行业，但仍然属于家电行业；三是延伸产品必须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发展到一定规模后，能在同类产品中位居全国前三名。到日前为止，海尔品牌旗下的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视机、热水器、电脑、手机、家居集成等19个产品被评为中国名牌，其中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的市场份额还进入了世界前三名。坚持这三项原则是海尔品牌延伸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3. 创国际品牌阶段

经历了多元化战略阶段，海尔品牌在中国已经成为“家电王国”的象征，张瑞敏意识到“在国内市场成为第一后，再增长的空间受到限制，需要走出去拼杀。”海尔把1999年确定为自己的“国际化年”，从此，海尔进入国际化战略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海尔以“国内之内无名牌”的远见，大力进军国际市场，采取“先难后易”的策略，首先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在发达国家取得成功后，再以高屋建瓴之势进入发展中国家。海尔品牌在这一阶段处在由“中国名牌”向“国际名牌”转变的阶段。

1994年4月30日，海尔开始在美国南卡罗来纳洲的坎登建设在北美的第一个家用电器生产基地，该基地是海尔独资企业，前期项目是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的电冰箱厂，年生产能力40万台，是中国在美国的最大一笔投资，总额达4000万美元。这个生产基地的建成，再加上海尔已经在洛杉矶建成的技术开发中心、在纽约建立的贸易公司，就实现了海尔产品设计、生产和销售的当地化，形成设计、生产、营销“三位一体”的美国海尔公司。

同年，海尔并购意大利迈尼盖蒂公司所属一家冰箱厂，这是中国白色家电企业首次实现跨国并购，继美国海尔之后，海尔在欧洲也实现了设计、制造、营销“三位一体”的本土化经营。

2004年3月，首批标有“海尔”品牌标志的5500台笔记本和台式电脑登陆法国市场。这是我国企业首次大批量利用自有品牌出口电脑，开创了国内品牌电脑走向国际市场的先河。

同期，海尔在巴基斯坦、约旦、泰国等国家也投资建设了家电工业园。

4. 全球化品牌阶段

2005年12月2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的“海尔创业21周年暨海尔全球化品牌战略研讨会”上，张瑞敏宣布启动新的发展战略阶段。从此，海尔进入全球化品牌战略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为了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在全球范围内运作海尔品牌。

国际化战略阶段和全球化品牌战略阶段在“创国际品牌”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两个阶段的不同点在于：国际化战略阶段是以中国为基地，向全世界辐射，全球化品牌战略阶段是在 每一个国家的市场创造本土化的海尔品牌。海尔确定了“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目标。“走出去”是指产品出口到海外。“走进去”是要到国外建厂，在当地生产被当地消费者认可的产品。“走上去”则是要成为当地的名牌。在国际化战略阶段，海尔实现了“走出去”、“走进去”的目标。在全球化品牌战略阶段，海尔要实现“走上去”的目标。只有利用当地资源，根据当地用户的需求进行设计、生产、销售，才能打造本土化的名牌，这就是全球化品牌战略阶段的任务。全球化品牌战略阶段是国际化战略阶段的深化，在这一阶段，更有利于把海尔品牌打造成全球化品牌。

全球化品牌阶段进行品牌管理的主要方式是整合全球资源，为创全球化的海尔品牌服务。

2006年，海尔瞄准了全球最先进、最具个性化、技术含量最高、最具颠覆性设计理念的电冰箱产品——法式对开门电冰箱和美式对开门电冰箱等尖端电冰箱，组成了由青岛本部开发团队、美国开发团队、专家团队为骨干的无边界跨国研发组织，研发核心团队150多人，包括研发、营销、物流、制造、专家、财务等12个分团队。其间，海尔研发人员对美国用户做了大量测试，许多设计的差异化特点都是在对用户进行测试以后设计出来的。2007年4月，这款瞄准全球主流高端市场的法式对开门电冰箱在美国海尔工厂下线。7个月后，美国通用电气推出了一款四门对开门电冰箱，这款电冰箱与7个月前海尔在全球同步上市的法式对开门电冰箱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对于长期被视为只会追随和模仿西方工业设计和制造的中国品牌来说，这是其设计能力第一次被西方主流品牌“重视”。海尔的第一代法式对开门电冰箱已在欧美等65个国家进行销售，其售价比当地的世界品牌大电冰箱还要高，是中国出口电冰箱平均单价的20倍，是惠尔浦、西门子等高端电冰箱产品的两倍多，成为GE、惠尔浦等世界主流高端电冰箱制造商的有力竞争者。

2006年2月，海尔不用洗衣粉洗衣机海外上市发布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隆重举行。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尼四国的经销商代表一次性买断海尔不用洗衣粉洗衣机在当地首批四万台的经销权。海尔不用洗衣粉洗衣机的使用与当地的水质有关，待海尔根据本土化原则，针对各国水质条件，开发出适合各国水质的不用洗衣粉洗衣机后，该款洗衣机在全球的销量将大大增加。

通过在全球范围内运作海尔品牌，海尔初步实现了“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孙曰瑶、刘华军著：《品牌经济学原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

[2]吴甘霖著：《要学就学德鲁克》，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27页.

[3]胡泳著：《张瑞敏如是说》，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28页.

[4]胡泳著：《海尔的高度》，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

[5]党书国著：《海尔管理模式全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6]周云：《品牌学》，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

[7]谢付亮、朱亮著：《品牌天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1月版.

[8]潘云良、苏芳雯主编：《海尔管理教程》，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1月版.

[9][美]帕特里克·汉伦著，冯学东等译：《品牌密码》，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1月版.

计算机网络发展的四个阶段 第10篇

简单地说，计算机网络就是通过电缆、电话线或无线通讯将两台以上的计算机互连起来的集合。按计算机联网的地理位置划分，网络一般有两大类：广域网和局域网。Internet网（因特网，许多人也称其为“互联网”）是最典型的广域网，它们通常连接着范围非常巨大的区域。我国比较著名的中国科技信息网（NCFC）、中国公用计算机网（CHINANET）、中国教育科研网（CERNET）和中国公用经济信息网（CHINAGBN）都属于广域网。局域网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网络，例如：你所在的机关电大计算机网络就是一个局域网，我们通常也把它称之为校园网。局域网通常也提供接口与广域网相连。计算机网络的发展：

1、计算机-终端 将地理位置分散的多个终端通信线路连到一台中心计算机上，用户可以在自己办公室内的终端键入程序，通过通信线路传送到中心计算机，分时访问和使用资源进行信息处理，处理结果再通过通信线路回送到用户终端显示或打印。这种以单个为中心的联机系统称做面向终端的远程联机系统。在主机之前增加了一台功能简单的计算机，专门用于处理终端的通信信息和控制通信线路，并能对用户的作业进行预处理，这台计算机称为“通信控制处理机”（CCP：Communication Control Processor），也叫前置处理机；在终端设备较集中的地方设置一台集中器（Concentrator），终端通过低速线路先汇集到集中器上，再用高速线路将集中器连到主机上。

2、以通信子网为中心的计算机网络 将分布在不同地点的计算机通过通信线路互连成为计算机－计算机网络。连网用户可以通过计算机使用本地计算机的软件、硬件与数据资源，也可以使用网络中的其它计算机软件、硬件与数据资源，以达到资源共享的目的。

3、网络体系结构标准化阶段 ISO 制订了OSI RM成为研究和制订新一代计算机网络标准的基础。各种符合OSI RM与协议标准的远程计算机网络、局部计算机网络与城市地区计算机网络开始广泛应用。

简述电子商务的四个发展阶段 第11篇

第一个阶段非主流人群购买非主流产品。

非主流主要是指从高中毕业到刚工作两三年的年轻人。

互联网的第一个阶段一般就是刚毕业的孩子，淘一点二手货，买一点便宜货，他们的产品也是非主流产品，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06、2007年。

为什么?因为中国在2000年以前，几乎没有互联网。你去看看，今天看到的那些著名的互联网公司它们的生日是一样的，它们都是1999年升起来的，换言之是2000年之前中国没有互联网。

中国互联网的人口不是大家通常意义上理解的80后。因为80年出生的人在2000年已经21岁，他接触互联网绝大部分的是从工作开始，所以80后是工作在互联网的一代。而1985年以后出生的人，才是真正中国的互联网一代。当时我在阿里巴巴的时候，看到腾讯靠游戏这么挣钱，急的不得了，马云说你们急也没用，我们的未来的用户，现在还小，还在玩游戏，我们在前面挖一坑等他们，他们迟早会掉下来。从去年四季度开始他们就掉下来了，去年四季度开始，阿里的整个利润，超过了腾讯。这个结果不完全是因为马云，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什么都不用做这个结局也会发生。中国没有马云，电子商务也会成功，但是可能会多摸索几年。真正决定的是图上的这个年龄结构，你早也不行，晚的话机会就没了。在这2001年，上海有一家伟大的电子商务公司叫8848，比现在的亚马逊都牛，因为它们当时就O2O了，可是这一切开始的都太早了，背后的人群还没有成长起来。先去的一般都是先烈。

包括现在很多开始做移动互联网也因为不了解这张图行动得太早了。这张图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必须要顺势而为。中国互联网人口结构的理解决定了你做的事情的布局和起步。

第二个阶段是主流人群偶尔上网去买非主流产品。什么叫主流产品和非主流产品?你离开了它还能活的产品就是非主流产品，书不看最多没有知识，但真的不会饿死，衣服不穿有问题，东西不吃有问题，所以书是非主流产品，而衣服、食品是主流产品。

第三个阶段，非主流人群买主流产品。这个阶段85后开始工作了，他们开始购买主流产品了。这个阶段给所有从事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人带来一个极大的误区，那就是网上只卖便宜东西和打折的东西。这不是互联网的错，也不是电子商务的问题，因为这个时候的85后们还只能承担得起便宜的东西。

25、26岁的人，不是在 网上买便宜东西，他到哪儿都会买便宜的东西。第四个阶段，主流人群买主流产品。

这个时候的主流人群不是指的在座的各位了，而是已经三十而立的85后们。互联网改变我们这一代人改变的其实还是很小的，我们无非用点微信，用点微博，跟我们下一代85后是不能比的，而且这个潮流是不可逆的。

广告买卖网2008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判断就是2015年是中国电子商务从量变到质变的节点。为什么?因为80后三十而立，85后出生的人进入30岁了，他们成为了这个社会的主流人群。

所以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你只要看一看，你的消费人群定位在几岁?你就知道你还有几年准备期。比如说我去年投资了中国最大的婚纱摄影金夫人，他们也是我们岛亲。为什么?因为85后现在是结婚的高峰，他们对婚纱的选择不像我们以前结婚的时候，去很多个婚纱店比比价就定下来了。他们对婚纱品质的要求特别高。包括咱们汪建国总的孩子王，也别着急。母婴市场还没有那么快，但是快了，85后的育龄高峰期就要到了，等那个时刻一到，他们在网上的黏性会更强。所以刚刚有岛 亲问我最近在看什么?我就在看85后还有什么东西快要买了。85后什么东西快要买，这个垂直领域的电子商务就会成为主流。在加上广告买卖网的推波助澜，就能成就电商的奇迹。

警惕传统企业的“四不看”

消费者有四个阶段，商家也有四个阶段。商家的四个阶段和消费者四个阶段是吻合的。电子商务对传统行业冲击的四种程度 商家的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看不见。当消费者是非主流人群买非主流产品的时候，商家都没有看到电子商务。周围小屁孩儿在网上买点东西，那都是不是我的产品，我也不卖，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看不起。我见过很多做服装的大佬，说服装业水很深，凡客的陈年是卖书的，他怎么可能会卖衣服。包括国美、苏宁，对刚冒出来的刘强东同志也看不起，所以这个阶段是看见了，但是看不起。

第三个个阶段大概在2009年到2010年左右。淘宝每年的“双十一”都是在给大家清醒剂。那时候就有好多人来找我，说怎么我做服装做了十几年才做到十几个亿的营业额，现在网上随便一家企业，就是20几个亿的营业额。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