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精选8篇）

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第1篇

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从理论上分析 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对 现代 服业 发展 所起的积极作用,并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对我国服务业增长的影响论文发表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表示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对服务业存在负向影响,信息化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城镇化水平对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影响显着;同时发现衡量“五化”中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指标,与市场化指数和人均FDI地区差异明显。鉴于全国数据波动比较大,实证结果表明它们对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并不显着。

关键词:“五化”理念;现代服务业;影响因素随着我国国民 经济 的快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已不再是“边缘化的或奢侈的经济活动”,其在增加就业、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如何解决 中国 服务业比重明显偏低且增长缓慢的问题亟待研究。本文基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对现代服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对影响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对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健康发展以及与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提供政策性建议。

一、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长期以来,受传统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和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服务业一直不受重视。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两个指标在世界各国中都处于最后几位。1980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仅为22%,服务业吸纳的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总数的比重仅为13%。同年,这两项指标的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56%和6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增长较快,到2007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升至40%,就业比重升至32.4%。近30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特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上升前快后慢,20世纪90年代以前增长迅速,然后有一段停滞甚至下滑的时期,2000年以后基本维持在40%左右的水平上;服务业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总数的比重处于缓慢但持续上升的过程中,从1980年的13%上升到1995年的24.8%,而后又稳步上升到2007年的32.4%。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在较低水平上趋于稳定,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 规律。20世纪80年代中国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可能是对以往多年重建设轻生活、重工农业生产轻服务业发展这种传统增长模式的校正和补偿,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缓慢增长则表现为一种“常态”(江小涓、李辉,2004)。虽然服务业发展滞后,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受服务业发展缓慢阻碍的影响。近20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几乎是全球最高的增长速度,可见,服务业发展滞后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学者们通过分析得出这样的判断:我国经济还没有进入服务业迅速增长的阶段,这一现象符合我国现在的国情。

服务业比重稳定上升只在工业化完成之后的发达国家才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在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则上升趋势并不明显,甚至有时还可能出现短暂的徘徊甚至下降(魏作磊、胡霞,2005)。工业化一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难以跨越的“卡夫丁峡谷”,我国的工业化任重道远(张世贤,2000)。我国目前仍处在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过程中, 农村 剩余劳动力规模巨大,工业化程度仍然很低,当然也是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工业相对于服务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使得GDP构成中工业比重不断上升而服务业比重徘徊不前。我国服务业比重上升缓慢是当前我国经济快速政工论文发表/gcslwfabiao/发展的大背景所导致的,是由当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但是,人们也应该看到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潜力,我国现代服务发展速度虽然缓慢但总体趋势还是良好的。

二、影响现代服务业发展因素的理论分析作为一个产业,影响服务业发展的因素是多方

面的。由于中国正处于转型期,不同服务业的发展所受的影响因素差异也很明显。所以,分析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应该从经济全局出发,细分各项经济指标,考察它们与服务业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本文结合“五化”理念,从服务业整体发展角度出发,分析影响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各项因素,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第2篇

我国寿险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11002040101艾岸

摘要: 寿险是人身保险的组成部分，人身保险包括寿险、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保险，可以说寿险是人身保险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种类，无论我国还是国外，人寿保险的业务量都占人身保险的绝大部分。

关键词：寿险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寿险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寿险市场主体不断增加，市场结构不断完善，市场监管不断加强。寿险业的发展受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所形成合力的方向和力度，决定着寿险业的发 展方向和速度。为扩大寿险市场，增加我国寿险业的收入，提高我国寿险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一个有效办法就是研究和分析这些因素对寿险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并能据环境变迁响应作出对策调整。影响寿险业发展的因素有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直接因素有寿险价格和收入，问接因素有经济因素(如GDP，储蓄水平)，政治法律制度因素，科技进步因素，人文结构和社会变迁因素，通货膨胀因素，对外开放的压力以及相近或同行业发展快慢等诸多因素。可见衡量影响寿险发展规模因素的变量不只一个，而且有的因素很难量化。就内部因素中的寿险价格而言，寿险价格受寿险需求的影响，而需求又受收入的影响，所以有些因素不能直接作为分析寿险收入的量化指标。同时，我国对保险经济作量化研究的总体水平还不高，特别是对人寿保险的需求研究不多，且大多数仅是定性分析，使得人们对特定时期或特定区域影响人寿保险需求的因素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及其显著性程度很难有明确地把握。

(一)直接因素

1．管理人才匮乏

我国寿险业起步较晚，虽然期间涌现出很多优秀的管理人才，但随着经营主体不断增多，机构不断扩张，造成很多寿险公司分支机构的管理者缺乏足够的经验和相应的知识，管理人才严重不足。

2．营销人才匮乏

我国个人寿险营销员有上百万的规模’，但一直没有形成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高效的寿险销售队伍。目前这支队伍的特点表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1)营销队伍不稳定，脱落率高。目前很多寿险公司仍采取“广招勤换”的人海战术，营销员一年期的留存率仅在30％左右，营销队伍始终无法稳定。

(2)营销队伍整体素质较低，年龄结构不合理。这支队伍中低学历者占大多数，30岁以上的超过60％。加上公司没有提供系统的、针对性的培训，人员大量脱落是必然，一段时期以后就会出现增员困难、脱落率高的局面，这对寿险发展极

为不利[1]。

3．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差异

寿险营销是在树立保险公司形象的基础上，提高消费者对企业和产品的认知度和信任度，进而达到长期销售产品的目的。寿险推销只是寿险营销中的一种方法，偏重的是短期利益，是为获得服务利润而采取的一种行为。目前寿险市场正处于人世后有限的保护期内。强烈的紧迫感使国内各家寿险公司在近几年内力拼保费规模，争取在保险市场全面开放时有较好的竞争地位。因此国内寿险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更多地注重业务规模。强调增长速度，而导致了许多寿险公司经营行为短视，片面地强调寿险推销，而忽视了寿险营销的其他环节，缺乏长期发展战略的经营理念。比如：盲目地设立新机构以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无选择地增员，而没有给营销员提供系统、长期的培-OJl；过分依赖险种炒作等。另外，寿险公司与其代理人通过签定代理合同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但在保单的销售过程中，保险公司无法完全了解营销员的行动和客户情况，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种代理合同是不完全契约，这就需要相应的制度以对付契约的不完全性。寿险推销本身就偏重于短期利益，加上公司没有有效的制度对营销员加以管理，营销员在推销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违规行为。

4．寿险营销与寿险推销的侧重点不同

寿险营销和推销都是以盈利为目的，但前者的侧重点是通过投保人的满意而获利，而后者则是通过直接销售来获利。寿险公司不仅要在保险产品上使投保人满意。更要给投保人提供满意的服务。西方经济学家认为：70％的客户流失是因为服务水平的欠缺，争取一个新客户要比维护一个老客户的费用高6—10倍。满足客户的基本要求，便可使营业额增长20％左右。客户不满意时，可能有75．3％的人 停止或减少购买，每一位投诉的客户身后，有49位不满意没吭声的顾客。投诉后得到迅速解决会有82％的客户重新购买[2]。虽然各家寿险公司都把“客户至上”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经营宗旨，但从目前很多公司的经营重点、费用预算、人员配备及员工晋升与收入的评判标准难以看出“客户至上”的经营宗旨。

(二)间接因素

1.市场利率水平

市场利率水平直接影响居民对寿险保单的投资决策。寿险保单不仅具有风险的保障作用，同时也具备投资功能，可作为投资工具应用于居民的资产投资组合当中。这就出现了寿险保费收入增长与居民投资决策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因为居民投资工具还有银行储蓄、股票等。居民决定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投资收益率。寿险保单作为一种投资工具，与银行存款相比，收益率要高一些，但是期限一般较长，流动性要差一些。由于当居民预期市场利率要下跌时会比较倾向于长

期性的投资，因此当市场利率下跌时居民对寿险保单的偏好会增加。

2.通货膨胀水平

通货膨胀是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从而使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一种经济现象。通货膨胀可以通过影响居民购买力水平来改变居民的消费倾向，从而影响居民的实际消费行为。当居民预计物价会变化时，居民便会对未来的消费倾向做出调整。对于寿险产品来说，通货膨胀率较高时，保单实际价值就会降低，居民持有同样金融资产的未来购买力水平就会下降，因此，如果居民预计通货膨胀率上涨，居民便会减少寿险产品的购买；反之，居民会增加寿险产品的购买。作者在此选择商品零售物价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指数来进行分析。当然，通货膨胀率指数是通过影响居民的消费预期而影响居民的实际消费行为的，因而有一个滞后的过程。

3．银行利率

我国保险公司的资金大部分被要求存人银行。并保证获得银行的一年定期名义利率。因此，银行利率对我国的寿险需求有影响。对于保险性和储蓄性相结合的而储蓄成分偏重的寿险保单，如果其名义预定利率低于银行的一年定期名义利率，可能出现保险不如储蓄的情况，进而阻止了保险的潜在需求向现实需求的转化，使得现实需求减少。2004年10月29日，在经过连续八次降息后。我国首次提高银行利率，其中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从原来的1．98％上升至2．25％。

4.人口老龄化

社会老龄化是社会进步，是人民生活水平、健康水平提高的综合表现，也是社会文明、国家工业化、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人口老龄化特别是人口高龄化使得养老保障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国国家统计局 1997 年曾在1%人口中作过抽样调查，以 65 岁作为老龄线，老龄人口已达 8700 万，占总人口的 7%。同 1982 年人口普查的数字相比，老龄人口在 15 年间增加了 3772 万，年均递增3.9%，而同期总人口年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世界的均值。世纪之交时，中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 1.3亿，占总人口的 10% 以上，到 2025 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8 亿，占总数的 18%，到 2050 年将达到 4 亿多。也就是说，届时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占亚洲老年人口总数的 1/2，占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 1/5。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之快，高龄人口之多，是世界人口发展史上前有未有的。面对市场风险，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往往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也没有能力对付发生的负面后果。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这一“弱势群体”对我国寿险业发展影响最大

[3]。

5．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险

直到1995年，我国占人口总数约2．5％的政府雇员或工作人员，受益于政府支

出保险费的强制养老和医疗保险。同时大约占整个人口12％的国有企业雇员或职工，也享有强制性的医疗保险保障。另外，随着我国社保体系的不断完善，这势必会影响我国的寿险需求。

6、国民收入与储蓄状况

不同收入的人对于生活有着不同的追求，而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在满足了必要生活需求之后，人们对于安全、保障的需求将更加强烈，而寿险就是人们在满足必要生活之后为保障生活安定而发生的支出。国外的研究表明个人可支配收入与其购买的寿险相关性更高，且有着直接的正相关关系。从1991年到2001年的11年间期末储蓄余额由9241．6亿元增至73762．4亿元，年均增长量为63．47％，人均储蓄余额由797．9元增至5779．5元。储蓄的增加必然促使居民在储蓄结构上进行合理规划，一部分储蓄资金由银行存款转向保险账户。可见投保的前提是收入的提高而使得剩余资金的闲置。

(三)总结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口老龄化、利率水平和通货膨胀率对寿险保费收入具有很强的影响作用，另外我们还应：

1、加大城市化进程，提高社保覆盖范围；

2、加强国家对社保的投入及对统筹资金的运用；

3、降低银行利率，促进银行储蓄向保险储蓄的转化；

4、量化影响因素，注重定量分析；

5、应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小康生活。

参考文献

[1] 钟立灿.我国寿险业影响因素分析.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5(4)

[2] 史灏琳.影响我国寿险业发展的因素.经济观察,2004(5)

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第3篇

一、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

长期以来, 受传统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和经济体制的影响, 我国服务业一直不受重视。在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两个指标在世界各国中都处于最后几位。1980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仅为22%, 服务业吸纳的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总数的比重仅为13%。同年, 这两项指标的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56%和60%。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服务业增长较快, 到2007年, 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升至40%, 就业比重升至32.4%。近30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特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上升前快后慢, 20世纪90年代以前增长迅速, 然后有一段停滞甚至下滑的时期, 2000年以后基本维持在40%左右的水平上;服务业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总数的比重处于缓慢但持续上升的过程中, 从1980年的13%上升到1995年的24.8%, 而后又稳步上升到2007年的32.4%。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在较低水平上趋于稳定, 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20世纪80年代中国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可能是对以往多年重建设轻生活、重工农业生产轻服务业发展这种传统增长模式的校正和补偿, 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缓慢增长则表现为一种“常态” (江小涓、李辉, 2004) 。虽然服务业发展滞后, 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受服务业发展缓慢阻碍的影响。近20多年来, 我国经济一直保持几乎是全球最高的增长速度, 可见, 服务业发展滞后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学者们通过分析得出这样的判断:我国经济还没有进入服务业迅速增长的阶段, 这一现象符合我国现在的国情。

服务业比重稳定上升只在工业化完成之后的发达国家才表现得更为明显, 而在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则上升趋势并不明显, 甚至有时还可能出现短暂的徘徊甚至下降 (魏作磊、胡霞, 2005) 。工业化一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难以跨越的“卡夫丁峡谷”, 我国的工业化任重道远 (张世贤, 2000) 。我国目前仍处在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过程中, 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巨大, 工业化程度仍然很低, 当然也是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工业相对于服务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使得GDP构成中工业比重不断上升而服务业比重徘徊不前。我国服务业比重上升缓慢是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所导致的, 是由当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但是, 人们也应该看到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潜力, 我国现代服务发展速度虽然缓慢但总体趋势还是良好的。

二、影响现代服务业发展因素的理论分析

作为一个产业, 影响服务业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由于中国正处于转型期, 不同服务业的发展所受的影响因素差异也很明显。所以, 分析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应该从经济全局出发, 细分各项经济指标, 考察它们与服务业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本文结合“五化”理念, 从服务业整体发展角度出发, 分析影响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各项因素, 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 经济发展水平。

配第—克拉克定律将产业结构发展过程描述为:“随着经济发展, 劳动人口由农业移到制造业, 再从制造业移向商业和服务业”。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比重和服务业就业比重普遍提高的事实验证了这一定律。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各国服务业产值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人均GDP较高的国家服务业产出也相对较高, 人均GDP和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两者之间存在正向相关性。因此, 用人均GDP来表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服务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影响因素。

2. 消费需求水平。

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是否随消费需求水平的提高而上升, 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对服务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从较长时期看, 人均收入水平是影响服务需求的一项重要的因素。消费需求对服务业的影响主要作用在生活性服务业。根据恩格尔定律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人类需求是分层次的, 人们总是在满足了低层次需求后才会转向高层次需求。现代社会, 农产品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 属于最低层次的基本需求, 工业品则是较高层次的需求, 服务品中虽有一些也是基本的生活需求, 如衣食住行等, 但更多的是为满足高层次的享受和满足。随着人们收入增加, 越来越大的消费比例将用于服务消费, 换句话讲, 也就是服务品的需求弹性高于农产品和工业品。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对生活服务的需求, 一些现代生活性服务产品在较高收入水平时才能大规模消费, 例如旅游、高等教育、休闲、健身等消费。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这类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系数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由此可见, 消费与生活性服务业的联系紧密, 可用最终消费支出来反映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水平。

3. 工业化水平。

随着经济增长、劳动分工不断细化和市场不断扩展, 产品的制造过程被分解成为一个个更细的专业化节点, 大量的中间产品和加工过程独立出来, 此时, 连结这些节点形成分工网络的必要性就显现出来, 这些中间需求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部分。生产性服务业是为了满足中间需求, 向农业、工业甚至服务业提供服务, 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及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 工业、建筑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主体。因此, 工业发展状况对服务企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从世界的经验来看, 服务业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 服务业在工业化达到一定高水平后往往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工业发展好的地区, 业务机会较多, 更容易促进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发展。因此, 工业化程度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工业化水平是一个技术指标, 很难用一个简单的经济变量来描述它, 这里仅仅用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来表示工业化的相对发展状况。

4. 信息化水平。

由于服务业的许多工作需要手工劳动, 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总体上比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慢, 和制造业相比, 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滞后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滞后是服务业就业增长较慢的主要原因。同时, 服务业较低的价格弹性导致了“成本病” (Baumol, 1967) 。程大中 (2004) 使用1978-2000年数据, 较为系统地验证了Baumol的论点, 结论是:中国的服务业除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务外, 其它部门表现不同程度的滞后;服务业的需求几乎缺乏价格弹性, 很容易导致“成本病”。传统服务业只有基于信息化才能加速发展, 才能解决“成本病”问题。信息技术对服务业的渗透, 促进了服务业的增长, 基于信息技术上的先进管理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从国际服务业发展经验来看, 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有助于服务业的增长, 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信息化发展指数来表示信息化发展水平。

5. 城市化水平。

城市是服务业发展的空间载体, 也是服务业的集聚地。世界发展经验表明, 人口集中居住更有利于服务业的增长。人口规模决定商品潜在市场大小。服务品的非储存性, 即生产和消费的同时性要求大多数服务只能在当地市场出售, 因此, 市场规模成为服务业发展的首要影响因素。城市化带来人口集中, 集中的人口能产生巨大的服务需求, 从而为服务业创造了必要的生存条件。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 大量的农村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 引起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城市规模扩大、交易成本降低、经济效率提高, 也促使服务业水平不断提高, 促进人均服务业增长。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 服务业与城市化的相互促进作用表现得非常明显。城市化为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需求基础, 推动服务业新行业的形成和传统行业的发展。城市化水平是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本文选用城镇人口比重来反映城市化水平。

6. 市场化水平。

学者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增长与市场化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目前我国的市场化程度并不高, 发展历程也相对较短。短期内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经济结构效应可能还未充分发挥出来, 对服务业的增长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但从长期来考虑, 市场化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变, 有利于行业内竞争, 从某种程度上促进服务业的增长。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对服务业来说就是要放宽市场准入, 引入竞争机制。允许进入和允许竞争, 即准许新的市场主体进入本行业, 参与市场竞争, 提高经济效率。本文利用市场化指数来表示市场化水平。

7. 国际化影响因素。

扩大对外开放, 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是中国服务业发展的一个大背景, 它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服务业发展:开放条件下市场从国内扩展到国际, 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促进分工深化和生产率提高;通过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引起的知识和技术外溢, 提升引进国技术水平, 从而促进服务业增长;外商直接投资扩大了投资规模, 对东道国服务业发展有直接推动作用。开放有利于竞争环境的形成, 促使企业进行创新, 提升服务业竞争力。本文选择人均利用外资情况来反映国际化影响因素。

三、理论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本文以服务业增加值比重SPER为被解释变量, 表示服务业发展水平, 以上文理论分析之诸因素为解释变量。服务业理论影响因素汇总于表1。

根据现代服务业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构建如下理论模型, 并进行实证分析。

其中下标t指1995-2007各年, α为截距项, ut为随机扰动项。本文选取了1995-2007年度的数据进行分析。信息化发展指数来自《中国信息统计年鉴》, 市场化指数来自《中国市场化指数》, 其余数据都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以及用其相关数据计算得出。理论分析所选定的7个自变量中部分不显著, 加以剔除。其中, PGDP虽然显著, 但与PIGDP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 复合共线性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在过去的10多年中, 工业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两者高度相关且共同趋势明显, 产生了复合共线性。基于这一原因, 剔除前者PGDP。模型回归及检验结果如表所示 (见表2) 。

注:, , *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中为t值。

表2报告了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以及各个研究假设的相关系数。回归分析中由于MI和PFDI明显不显著, 所以把二者剔除掉。MI和PFDI不显著的原因, 可能是这两项指标的区域差异特别明显, 在没有考虑区域影响因素的情况下, 二者波动比较大 (见图1) , 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不存在相关关系。从表中我们容易看到PFD与SPER存在正相关关系, 并且这种相关关系是10%水平上显著的, 这说明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下消费需求对服务业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PIGDP与SPER的相关系数一直为负, 这说明第二产业对服务业存在负向影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是一个相对指标, 其大小不仅取决于服务业自身的发展速度, 还取决于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速度, 与工业和农业比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利用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来表示工业化程度, 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 工业化程度是一个技术指标, 与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IDI和CITY两个指标与SPRE都是正相关关系, 尤其IDI的正相关性最为明显。信息技术对服务业的渗透, 促进了服务业的增长, 过去的10年中国的信息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当然, 这两个指标同样也没有考虑地区的差异性, 也存在不合理的一面。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 首先, 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下消费需求对服务业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消费需求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门槛效应”。消费需求是有层次的, 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 最终消费支出主要为满足基本生活所需, 属于较低的需求层次, 对服务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而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 消费需求对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才显现出来。就我国目前的平均消费水平来看已经突破了这个“门槛”, 对服务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次, 第二产业对服务业存在负向影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是一个相对指标, 其大小不仅取决于服务业自身的发展速度, 还取决于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速度, 与工业和农业比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服务业比重低 (高) 一种可能是服务业发展水平低 (高) , 另一种可能是工业或农业发展速度更快 (慢) 而相对“挤压” (“放大”) 了服务业比重。实证结果显示的我国服务业比重受第二产业负向影响, 其原因就在于后者。此外, 信息化和城镇化两个指标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都是正相关关系, 尤其信息化的正相关性最为明显。信息技术对服务业的渗透, 大幅降低了服务业成本并提高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促进了服务业的增长。

根据结论可得出以下几点启示:首先, 促进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从改变观念、规范行为、扩大开放和适当扶持等多个方面着手推进。要认识到, 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重要性必将日益增加, 服务业能否快速发展, 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政府宏观和结构政策的着力点需要有所调整, 在继续坚持扩大内需的同时, 要加大鼓励消费增长的政策力度, 在结构政策上, 应将促进服务业发展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上。其次, “五化”中除工业化 (仅指工业化相对发展水平) 以外, 其它因素对服务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中信息化和城市化最为明显。因此, 在发展服务业的同时应增强我国信息化和城市化进程。当然, 工业化是基础, 服务业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 服务业在工业化达到一定高水平后往往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工业化程度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发展服务业的长远角度考虑, 工业化的步伐也不能停滞。再者, 地区差异性是影响“五化”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关系的重要因素。在我们的回归分析中, 并没有考虑地区差异性, 致使一些变量无效。因此, 今后分析类似问题时应考虑地区间的差异, 这也是我们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本文在一些方面存在一些不足, 如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作为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可靠性不如修正后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好。工业化是一个技术指标, 用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来表示工业化程度并不十分合理。没有考虑地区差异对各项指标的影响, 市场化指数和国际化程度, 存在很大的波动性。限于数据取得的困难, 数据获取及分析并没有考虑地区差异, 将地区差异考虑进来, 通过地区面板数据对“五化”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是我们今后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W.J.Baumol.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 (57) :415-425.

[2]程大中.中国服务业增长的特点、原因及影响-鲍莫尔-福克斯假说及其经验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 2004 (2) .

[3]谷彬.中国服务业区域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2007.

[4]江小涓, 李辉.服务业与中国经济:相关性与加快增长的潜力[J].经济研究, 2004 (1) .

[5]刘伟, 杨云龙.工业化与市场化:中国第三次产业发展的双重历史使命[J].经济研究, 1992 (12) .

我国发展服务外包的影响因素分析 第4篇

摘要：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在全球范围内正迅速的发展。我国为了抓住机遇，防止被边缘化，需审视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相关企业竞争力及政策等影响因素的现实状态，认清各自的优劣势，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关键词：服务外包 人力资源 基础设施 政策

0 引言

目前，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正迅速的扩大。根据IDC的研究报告，预计未来五年全球外包市场将以每年30%-40%的速度递增。从根本上说，服务外包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更优化配置的结果。由于服务外包是交易服务这种特殊属性的产品，一般认为影响一国服务外包顺利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资源因素、基础设施因素、企业竞争力因素以及相关政策因素等等。我国正日益成为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的重要目标国之一。根据科尔尼公司2007年对全球50个国家及地区的离岸服务目的地的研究报告，中国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最具吸引力的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目的地的国家。但是与印度相比，我国的服务外包并不成熟，仍然有许多需要努力完善的方面，因此认清影响我国发展服务外包业务的的各主要因素的现实状态显得尤为重要。

1 人力资源因素

就服务外包的内容上看，它以信息技术外包和商业流程外包的形式，由跨国公司将非核心业务发包给专业服务提供者，用以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成本，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相比与传统的制造业的加工外包，服务外包更强调技术含量及附加值问题，承接国的人力资源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了该国的承包能力的大小，即人力资源是我国发展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关键因素之一。根据2007年科尔尼公司的统计研究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员和技能可得性指数数值为2.25，仅次于美国和印度之后，位于全球第三。另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2005年高等教育入学率为20.3%,高于同期印度11.4%的入学率水平。同时，在2005年人文发展指数中，我国的教育指数为0.84，也高于印度0.65的水平。一般认为，服务外包对人力资源的要求主要倾向于受过高等教育并拥有专业或技术资质的劳动者以及完成了中等教育并获得相关职业技术证书的劳动者。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与当前服务外包业务相对成熟的印度相比，我国发展服务外包所需配套的劳动力教育程度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但是，要大力发展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我国的人力资源状况也并不是没有缺陷，仍然有待完善。从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的具体工作内容和性质上看，劳动力的外语水平、专业的熟练程度、国际惯例的认知度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国高等教育虽然近几年的深化改革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人才培养模式与经济社会脱节的现象，大学毕业生的实践能力不足，在学校掌握的知识与用人单位的需求有较大差异。根据麦肯锡2003年对于中国人力资源供给情况的研究报告的数据，中国目前只有大约有160万的年轻人才适合于软件工程师的岗位，每年的软件及相关专业毕业生中只有不到10%能够满足IT服务外包的基本技能要求。

2 基础设施因素

基础设施的好坏影响着我国能否以相对低廉的成本提供外包服务和生产，影响着提供外包服务的技术员工团队合作的效率，也即关系着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能力的强弱。与服务外包有关的基础设施可分为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基础设施两类。

2.1 硬件基础设施 在硬件设施方面，要求交通系统具有便捷化、快速化、系统化、网络化、安全化的优点；要求电力系统经济、合理、可靠，系统自动化程度高，系统协调性高；同时更要求完善的通讯和信息系统。信息技术是现代服务外包的技术载体和实现手段，通讯网络则为服务外包提供了硬件基础设施，其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已成为衡量服务外包商业环境的重要指标。根据工信部的统计，截止到2008年11月我国电话用户总数已达9.8亿，并且去年1月-11月电信业务总量增长21.7%，业务收入增长7.6%。同时，我国的网民数量也发展迅速，到2008年11月为止达到了2.53亿，首次超过了美国，跃居为世界第一。另外，在所有的网民中间，有84.7%是用宽带进入，这个规模也居世界第一。

2.2 软件基础设施 与其他产业所不同的是，外包产业需要雇用大量高素质的熟练劳动力从事劳动。那么一个国家是否拥有丰富和持续的人才资源是大力推进外包服务产业的前提。因此，教育和再培训设施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政府除了需要对高校提供足够支持和高度关注以提供大量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外，还需要有相应的人才培训基地和二次教育机构，来填补高校教育和专业工作之间的差距，形成知识人才密集的智力环境为外包服务产业提供充足的技术人员。我国目前的人才培训基地和二次教育机构的建设相对比较滞后，已成为制约和阻碍我国大力发展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因素之一。

3 企业竞争力因素

企业是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主体。一国相关企业竞争力的强弱直接决定着该国服务外包业务的发展。在全球化服务外包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在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方面的发展显得比较滞后。这主要表现为我国相关企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的承包方式偏传统化、承接的高端服务外包业务份额相偏低、服务外包企业的项目管理水平和过程管理能力偏弱，以及大型的服务外包公司数量偏少等等。但同时必须看到的是，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的整体实力在不断提升。截至2006年底，中国已有38家软件企业获得CMM5（含CMMI5）级别评估，23家企业或CMM4（含CMMI4）级别评估，200多家软件企业获得CMM3（含CMMI3）级别以上评估。另外已有2136家企业获得系统集成资质。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在2008年国际经济形势不乐观的情况下，1-8月共执行服务外包出口合同金额1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7%。另根据统计，截至2008年8月底，全国共有服务外包企业1800多家，就业人员33万多人，取得各类国际资质认证的服务外包企业450多家。根据我国商务部的规划，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将建成10个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培育1000家取得国际资质的大中型服务外包企业，实现2010年服务外包出口额在2005年的基础上翻两番的目标。

4 相关政策因素

除了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和企业竞争力等因素之外，相关政策也是影响和制约一国发展服务外包业务的重要因素。由于我国改革开放走的是制造业带动工业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在大力发展制造业的同时，我国对第三产业的关注度不够，相关的配套政策也比较滞后。主要表现为：第一，对电信网络信息传输平台业务实行严格许可和管制，不利于服务外包业务的大规模发展；第二，对从事国际服务外包承接业务的企业的支持鼓励政策不够，打击了外资企业的积极性，不利于该领域的良性互动竞争的形成；第三，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相关企业没有给予足够的税收优惠，变相增加了这类企业的相对交易成本。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世界经济背景下，我国应认清自身的优势，努力改善在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企业竞争力及相关政策方面的弱势，立足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以期在服务外包领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逐步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的重心从制造业领域向服务业领域的转移。

参考文献：

[1]卢峰.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2007年第9期.

[2]吴洁.国际服务外包的发展趋势及对策[J].国际经济合作.2007年地期.

[3]景瑞琴.中印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比较优势分析[J].经济问题.2007年第11期.

[4]刘重.我国企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问题与对策[J].国际经济合作.2006年第4期.

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第5篇

作者：郭印/高连廷 时间：2009-06-2

3[中图分类号]F1 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002-736×(2008)02-001 2-0

4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是人们在依靠传统生产模式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代际危机后，经过深思熟虑所确定的人类未来发展方向。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着手进行有关循环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并取得了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段快速发展之后，今天，中国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而突出，逐渐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和障碍。为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已明确将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节约型社会作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但是，由于受传统能源利用结构、自然资源价格等一系列经济、法律制度安排的影响，循环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

一、所依据的经济学理论存在缺陷

以科斯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提出的产权理论，是对排污企业征收税金和罚款，即所谓的“庇古税”所依据的主要经济理论。但是目前，这种“先污染，后治理”、“付费排污”的末端处理方式的消极作用正日益显现。为此，许多从事循环经济研究的学者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深刻挑战。

他们认为，自然资源与环境不仅具有代际性而且具有国际性，而主要为当代有行为能力人设计的产权制度显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根据科斯定理，若市场交易费用为零，只要对产权有明确规定，在发生外部效应时，可以通过谈判协调，相关方面将会考虑自己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影响，资源有效配置仍然是有可能的。但实质是，无论交易费用是否为零，相关各方是否会进行协商，对环境资源拥有产权的同时就是拥有了污染环境的权利，依据这种产权制度安排，当代人有权对环境进行“先污染，后治理”。这样做的结果是，即使采取事后的治理和惩罚措施(“庇古税”)，也无法界定污染给当代社会和代际、国际社会带来的损害，因为环境毕竟不是灯塔，不是一个容易估量的、简单的物权。因此，现代产权理论无法用来解释和安排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产权归属问题，一种新的、能够体现自然资源代际性和国际性的产权理论亟待建立和完善。

二、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定价过低

显然，末端治理并不是发展循环经济所追求的唯一目标，依据“3R”(Reduce, Reuse, Recycle)发展循环经济要求从生产源头开始就要避免废料的产生和对环境的污染，其次是对材料和能源的再利用，以及为保护环境而进行的再处理。但是在中国，目前企业普遍缺乏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原因在于，我国对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的定价过低。自然资源的低价格，间接抬高了可再生资源的价格，导致企业使用可再生资源的成本高于使用现有资源的成本；环境容量定价过低，企业只需要支付较低的排污费，就可以继续生产，企业治污的费用远高于排污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逐利的企业不可能自觉地节约成本、实行清洁生产和循环利用资源。

1.自然资源定价过低。自然资源既包括原材料型的资源，如矿石、林木，也包括传统上被视为公共物品的自然资源，如水和大气。长期以来，我国资源品价格一直受政府管制，价格偏低，原材料同最终产品之间的比价偏高，间接鼓励了生产过程中对资源的滥用和浪费，“产品高价、原料低价、资源无价”的现象普遍存在。采用现有原材料和技术，企业仍有较大的获利空间；相反，受价格和技术水平的影响，企业如果利用可再生资源和新技术进行生产，将面临成本高、产品价格高、市场风险大的不利局面。以我国中部某省一家火电厂为例，这家电厂由于设备陈旧，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煤灰和煤渣含量不断增加，每年被环保部门收取的排污费以及生产及环保设备维修费用多达2000多万元。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领导仍不愿意改变这种“拼资源”的生产模式，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我国煤电经济仍处于“热”发展期，电厂拼资源，仍能实实在在地捞到好处。2005年这家电厂发电量高达35亿多度，利润4000多万元。用他们的话说，如果投入资金搞技改，就不会有这样的盈利，职工们也不会答应。我国目前不合理的能源利用结构造成的煤电过热现象，给这类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空间，而相对较低的煤炭价格给电厂带来的巨大利润，更直接导致了企业对节能和发展循环经济的漠视。目前该电厂二期工程前期准备工作正稳步推进，可行性研究报告已通过了省级评审。一个耗能更多、规模更大的火电厂又即将诞生。

2.环境容量定价过低。环境容量价格的形成，狭义上说是由于残余物流对环境系统施加负荷，造成环境容量的稀缺性，进而使容量资源成为经济物品，具备价格。目前我国对环境容量定价普遍偏低，排放成本界定不合理，排污费定价相对极低，企业具备了免费或低成本排放的极大可能，造成外部不经济。由于循环利用、清洁生产对工艺、设备、人员等有多方面的要求，当实施循环经济的成本高于循环经济本身所节约的原材料成本时，由于排放又是免费或低廉的，企业自然会倾向于选择对废物的终端处理或者付费排放，而不会从生产源头上自觉控制废料的产生和污染的排放。可见，排放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循环

经济的可行性，而偏低的环境容量定价大大降低了排污成本，企业缺乏控制排污、发展循环经济的压力和动力。

三、相关经济措施老化

受自然资源价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现有的一些经济制度安排制约了对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保护，并阻碍了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步伐。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排污费的低价征收，这里只谈一下我国目前有关环境资源的税收、财政补贴制度以及其他一些经济措施对发展循环经济的不利影响。

1.缺乏专门的环境税收政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许多国家纷纷推行绿色的财政、税收政策，现在西方国家不仅普遍建立了环境税制，而且环境税已经成为环境政策的主要手段，并为削减污染物排放和改善环境质量、促进技术革新和提高竞争力、增加财政收入和环保基金做出了贡献。但是目前，我国的环境税收政策仍是一片空白。对煤、石油、天然气和盐等征收的资源税以及城镇土地使用税，主要是针对使用自然资源所获取的收益，其目的在于，调整企业单位间的级差收入、促进公平竞争，而在促进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上收效甚微。可以说，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环境税。企业增值税是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中的主要税收来源之一。但是这种税收制度对企业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起到的却是抑制作用。因为循环利用资源的企业的成本中增值部分所占比例较高，而增值税就是按增值的比例缴纳税收，因此，按产值计算，循环利用资源反而需要缴纳更高比例的税。今后，随着我国能源价格改革的逐步启动，可再生利用原材料成本将逐渐走低，如果这种税制不加以改变，对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抑制作用将会更加明显。

2.相关财政补贴政策的负作用日益显现。我国的财政补贴政策曾对于保护资源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今天，它的负面影响却日益显现，主要体现在进一步助长和支持了能源价格的偏低。价格低，财政补，但由于管理上的缺陷，能得到资源补偿费的多是国有大中型矿山、冶金企业，而那些浪费严重的乡镇和私营企业则鞭长莫及。此外，目前从事有关污染防治、环境无害工艺技术的环保企业以及拟从事循环经济生产的企业，还普遍不能享有贴息贷款等财政信贷激励的政策。循环经济项目、环保项目不仅投融资渠道单一，而且由于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对循环经济的认识不统一，大量循环经济建设项目、环保项目仍被当成一般工业项目来审批，在政策和信贷资金方面得不到支持。

四、产业规划和布局缺乏循环经济理念

循环经济发展要求在小、中、大三个层面实现，“小”即指企业内部的清洁生产，“中”指企业与企业之间生态产业链的建立，“大”则包括由循环型生产所带来的能源利用结构的优化、垃圾处理和废物回收利用技术的提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包括消费方式和模式的改变等等一系列社会发展和变化。从小、中、大三个层面的单个实现主体的规模来看，基本上呈现的是大、中、小三种状态。因为，对于“小”层面的单个企业来说，只有规模足够大、排放的废弃物“足够多”时，企业才具备独立对其进行循环利用的经济可行性。例如，辽宁的鞍钢和本钢等大型钢铁生产企业，就能够利用自身的产业规模和企业体系，形成比较完整的内部循环生产，并且已经在减少污染、节约资源方面产生了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但是，对于众多中小企业，也就是“中”循环和“大”循环的更多参与者来说，由于单个企业在生产中产生的废弃物的量不足以达到规模化处理的最小规模，独立进行资源的循环利用也达不到成本最小化，与利用新的资源相比没有经济优势，导致它们在内部独立循环利用资源上不具备经济可行性。因此，对于广大中小企业来说，积极搭建相互之间的产业生态链，共同寻求资源利用的连续性和规模化，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前提。

在我国，中小企业之间产业生态链的建立很难自发形成，这就对各级政府的产业规划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小到某个城市内部生态工业园区的建立，大到区域经济圈内产业集群的安排和规划，都需要各级政府在思考和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企业之间生态循环链条的搭建，以有利于园区内或经济圈内中小企业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但是目前受一些实际因素的影响，我国大多数的产业规划部门还习惯于仅仅依据企业的知名度、规模、产业内容等传统因素，来进行产业规划和管理。在实际工作中，将企业间的循环发展作为产业规划和布局的重要因素，来加以充分考虑和论证的经济决策还不多。在这样的产业规划和安排下，在许多开发区或工业园区内部，企业之间的原材料和废弃物之间根本不存在可循环性，有的园区甚至存在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的现象，不仅没有节约资源、减少污染和浪费，反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大范围的集中污染。

五、废物回收利用产业规模化不足

要实现循环利用资源的社会化，必须要有专业化的、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进行废弃物收集、分类、加工处理和再利用的专门企业，以促进循环型企业间产业生态链的搭建，实现规模效益。1999年德国玻璃瓶的回收再利用率达到85％，废纸达到88％，各类包装材料的再利用率达到80％以上；2000年各类居民垃圾中的50％得到再利用，居欧盟各国之首。目前美国纸张和软饮料塑料瓶的回收利用率超过了40％，软饮料罐和铁制包装的回收率则超过了55％。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规模化的废物回收利用企业的良性运作和发展。目前德国废物回收领域从业人员已达24万，年营业额500亿欧元。美国最大的废弃物回收利

用行业，即纸制品的回收利用，雇佣员工接近14万，年销售收入接近500亿美元；利用废旧材料的再制造工业，1996年的总收入已达530亿美元，大大超过了家用电器、家具、音响、农场和园艺设备等耐用消费品制造业的收入。

目前，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仅为30％～5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20个百分点，每年约有300万吨废钢铁、200万吨废纸、200万吨废塑料、100万吨废玻璃等大量宝贵再生资源，由于多种原因没有得到回收利用，每年有超过千亿元的财富从垃圾中消失。统计表明，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每天平均产生生活垃圾近7000吨，有机垃圾占67％左右，而纸、塑料等可回收资源约占28％，如果全部填埋，每年损失的利润将高达6800多万元。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的废物回收利用产业还远未形成规模，城市的生产和生活废物的回收主要依靠拾荒者来完成。他们大都来自贫困乡村，缺乏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相关技术培训，普遍处于单打独斗、薄利经营的状态。具有独立经营地位、有一定规模的垃圾回收处理企业十分缺乏，废物回收利用产业更无规模化可言，顺畅的城市废弃物供需链条还远未形成。

六、法律手段不健全

从各国经验看，循环经济不可能在传统经济体制下自发产生，除了依靠经济手段的引导外，还需要借助立法手段来强行改变企业行为。纵观在循环经济发展上取得可观成绩的美国、日本和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无一不是在立法和执法行为上做到了及时、周密和严格，从他们有关循环经济立法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自己的差距和不足。

1.缺乏专门的循环经济立法，现有相关法律条文过于宏观庞杂，操作性不强。自1979年以来，中国在环境资源保护立法方面已经有全国人大制定的28部法律、国务院颁布的50余部行政法规、国家环保总局等制定的170余件部门规章，546个全国性的环保技术标准，同时还有批准和签署的国际条约48件。从立法内容上看，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制定或修改的诸如《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都或多或少地间接涉及了循环经济的某些内容。此外，《关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意见》等法规条例都规定了资源综合利用的原则及优惠政策，但由于对循环经济概念的引入和认识尚停留于初级阶段，我国目前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专门的循环经济立法。在综合法律层面，我国宪法对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和原则作了一系列的规定，但并未明确提出循环经济的概念。《环境保护法》是1989年颁布并实施的，也未在法条中确立发展循环经济和建立节约型社会的基本思想。因此，目前循环经济在综合环境基本法层面上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在专项法层面上，我国目前的环境立法内容庞杂，主要包括：《水土保持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矿产资源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节约能源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影响评价法》《防沙治沙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这些专项立法基本没有采取循环经济立法理念，还是污染防治型的立法。2002年颁布的《清洁生产促进法》也只是代表了循环经济的一个初级阶段，把末端防治转变为源头防治，着眼于生产领域，只是定位在企业层面。循环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循环过程，它需要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全部参与，因而尽管采纳了循环经济的部分理念，我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还不能看作是循环经济立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只是在部分省级立法层面上，制定了比较明确的专门的循环经济法规，如《辽宁省发展循环经济试点方案》，以及《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和《江苏省循环经济建设规划》。由此可见，我国在国家级立法层面并未对循环经济直接做出规定，只是在个别法律中附带地提到了这个概念，因而是不全面、不系统的，很难在实践中真正落实。

2.执法不严格。在1989年，当许多美国大城市都还处在猛扔垃圾、很少知道回收的时期，加州就担心将面临垃圾填埋场不够用的问题。该州立法机构于是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全州各市、县，在10年之内把送往垃圾填埋场的废料减少一半。具体期限要求是：在1995年，各地把垃圾量减少25％；至2000年时垃圾量减少50％；也就是说各市、县要对50％的垃圾进行回收再利用处理，违者将面临每天1万美元罚款的严厉处罚。正是这种强有力的经济惩罚措施，确保了加州城市垃圾定期按量的减少。在我国，不用说每天1万美元，就是每天1万人民币的罚款，似乎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的排污企业已经习惯了不痛不痒的惩罚措施，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交完罚款，利润还有盈余，而且有的盈余还相当可观，因此交费排污已成为行业惯例，这样的惩罚措施最终只能流于形式，清洁生产根本无动力可言。更最可悲的是，我们有的环境保护部门，甚至将收取企业排污费作为单位创收的一个重要来源。一些地方官员，奉行地方保护主义，对一些能带来可观经济效益的排污企业“明管暗护”，打着发展地方经济的口号，处处阻挠环保部门的监督和管理。这些现象的出现，根源在于执法力度的不严，制裁手段的软化，背后实质是对经济指标增长的盲目崇拜和对发展循环经济重要性、紧迫性的无知和漠视。

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第6篇

中国行业咨询网（）研究部汇总的资料显示，中国通信技术服务行业发展的有利因素为：国家产业政策支持、运营商对通信技术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市场规范化程度逐步提高；不利因素为：人才短缺及资金短缺等。

1、有利因素

（1）国家产业政策支持

（2）运营商对通信技术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

中国通信市场的快速发展，通信网络的大规模建设，直接推动了通信技术服务市场的发展。同时，运营商竞争加剧，使得运营商更加注重客户服务，希望以丰富的业务应用以及优异的网络质量增强竞争力，且更加注重投资效率，希望在不增加或少增加设备投资的情况下提升网络性能和网络资源利用效率，这使得通信技术服务，特别是网络维护和网络优化服务的需求大幅上升。

中国行业咨询网（）研究部汇总的资料显示，随着网络融合不断推进，网络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并且网络中多厂家设备共存，运营商需要对多种来源的网络设备进行维护和管理，运营商更希望有跨厂商设备、跨多层次技术的通信技术服务为其提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以降低管理和运维成本，更有效地管理网络。因此，运营商未来将更加倾向于与技术综合实力比较强的技术服务商合作。

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与公司业务相关的投资主要以“资本开支”口径来衡量，根据不同电信运营商所从事的业务的差异，“资本开支”所包含的内容有所区别，主要包括移动网络、支撑系统、传输、宽带、数据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新技术业务发展等。

中国行业咨询网（）研究部汇总的资料显示，根据国内三大运营商中国移动（HK：941）、中国电信（HK：728）及中国联通（SH：600050）公布的年报及半年报数据，三大运营商 2008-2010年及 2011年预算的资本开支如下表所示：

图表：2008-2011年中国通信行业三大运营商资本开支预算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中国行业咨询网研究部汇总整理

由上表可以得知，报告期内国内三大运营商资本开支规模存在一定的波动性，主要是由于在报告期内 2008、2009年度运营商进行了大规模 3G投资，从而使得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在 2008年度资本开支规模较大，中国联通由于 3G商用化较晚，其资本开支集中在2009年度。但总体来看，国内三大运营商在近两年资本开支规模处于增长趋势，对通信技术服务的需求将不断增加。

（3）市场规范化程度逐步提高

目前，通信技术服务企业数量较多，服务质量、技术水平参差不齐、规范程度不高。而运营商对网络系统可靠性、稳定性极为重视，要求技术服务商提供的服务趋于标准化，符合行业规范和企业标准以便于管理。因此，运营商正在通过制定相关的技术服务标准，结合国家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的相关管理规定，提高行业的进入门槛，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2、不利因素

（1）人才短缺

高端人才的紧缺是目前我国每个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通信技术服务行业也不例外。通信技术服务行业属于人才、技术密集型产业，对高端复合型技术人才存在较大需求。通信技术服务行业不但要求从业技术人员具备扎实的通信技术理论知识，而且需要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对通信专项领域有深刻认识；除此之外，还需要拥有较强的技术综合运用能力、良好的团队意识和敬业精神。目前，高端技术人才的缺乏是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之一。

（2）资金实力不足

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第7篇

关键字：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特征问题 对策

一、世界服务贸易发展特征

（一）服务贸易的涉及的领域日趋扩大化

（二）世界服务贸易的地理分布不平衡

（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结构存在显著差异

二、我国服务贸易出现的问题

（一）高等生产要素相对贫乏

（二）相关产业支持不力

（三）企业组织、战略与竞争度欠合理

（四）政府的辅助作用比较弱化

三、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

(一)通过人力资本投入提升中国服务业比较优势。

（二）建立和谐均衡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三）制定和完善服务贸易立法。

（四）强化政府职能,优化服务业市场秩序。

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第8篇

近几年来, 临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06年开始制定临沂市服务业发展规划, 2011年8月召开了全市服务业发展大会, 明确提出临沂市服务业发展方向。同年9月制定并开始实施《关于加快服务业跨越发展的若干政策》, 从38个方面重点支持三大载体及服务业十大支柱产业发展。2012年5月制定《临沂市“十二五”服务业发展规划》, 确定了“十二五”临沂市服务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当前, 临沂市已进入工业化转型期、城市化加速期。加快服务业发展, 成为站在新起点实现新跨越的迫切要求, 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区域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首要任务。

1 现代服务业的内涵与基本特征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可以很好的证明, 在经济结构中会有一个重要的转变过程,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 三大产业的结构比例也会发生变化, 一般国家来说会经历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为主向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模式转变。在不少西方国家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其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就已超过了一、二产业。由于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丰富广泛, 第三产业的应用空间远比想象的要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指出:工业社会的服务业以交通运输业和零售业为主要发展模式, 而后工业社会中起中坚力量的则是现代服务业。从二次世界大战直至二十一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的今天, 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增长到70%, 然后开始稳定下来。

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对现代服务业有着不同的界定。综合几种主要的关于现代服务业的概念, 其主要包含使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 知识要素密集投入, 主要以服务于一二产业和人们的生活为主。比较典型的现代服务业像现代物流、证券金融保险服务、信息咨询等行业发展得较快。

与第一、第二产业相比, 现代服务业的特点比较突出, 高素质人才队伍在第三产业中越来越重要, 资本密集, 企业附加值高, 企业盈利模式新颖独特, 而且多数都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新兴产业, 比如互联网信息技术、网络技术, 现代金融服务业、文化教育传媒、环保产业中的环境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增长方式也在日渐发生着变化, 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技术创新进步加快, 管理运营模式更加高效。

最近几年, 临沂大力发展服务业, 使服务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 在促进经济增长、调整优化结构、吸纳劳动就业、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临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是临沂市把商贸物流业作为服务业发展的龙头, 有力地促进了临沂由传统商贸大市向现代物流强市的转变提升。2009年实现服务业增加值796.31亿元, 增长14%;占GDP比重达到37.7%, 提高0.9个百分点;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5.3个百分点。服务业实现税收收入72.33亿元, 增长28.2%, 占全部税收的49.4%。09年临沂市被评为山东省服务业发展先进市, 兰山区、蒙阴县被评为省级服务业先进城区, 临沂商城被评为先进园区, 山东立晨物流有限公司、山东龙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被评为先进企业。

2 制约临沂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山东省是我国北方的经济大省, 省政府对临沂市的经济发展高度重视, 在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发展中更是给了很多政策支持, 临沂市服务业在多重积极因素的推动下现阶段正呈现出快速发展之势, 尽管如此, 但与南方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快的城市相比, 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服务业发展还有很大上升空间。在临沂市的服务业中多数产业比较落后, 商贸物流业发展成绩较好。总的说来, 临沂市现代服务业规模总体较小、产业结构不够合理、行业发展水平较低、市场主体不完善、市场法律制度不健全、企业竞争力不强等问题。

2.1 临沂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比较闭塞, 相关制度、政策层面环境不完善、不宽松

临沂市目前在发展经济的思路上比较滞后, 观念也十分落后, “重生产, 轻流通;重管制, 轻服务;重速度, 轻协调”的现象还很常见。对于服务业的审批比较繁杂, 而且没有相应配套的措施。而且对于服务业功能定位不明确、不清晰, 政府相关政策层面比较模糊, 落实不到位。对于一些特殊现代服务业, 政府对其作用理解不够深刻, 在管理时往往容易出现偏差。基础设施服务比较落后, 通信、道路等公共资源紧张, 这导致服务业的成本长期居高不下, 制约了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2.2 临沂市服务业产业结构不够优化

临沂市是传统的农业大市和商贸强市, 但服务业在开始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导致临沂市服务业的发展缺乏长远规划, 而沦为满足城镇居民的需要的附属, 临沂市农村的服务消费潜力尚未真正开发。由于本地区资源较为丰富, 在近二三十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偏重工业的产业结构。部分初级加工型的基础行业和原料行业也依托当地资源发展, 经济增长对第二产业的依赖很大。落后的产业结构, 严重制约了临沂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大量的第二产业积压了服务业的公共资源。

2.3 现代服务从业人员素质能力有待提高

临沂市的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技能整体偏低, 大部分学历也比较低。现代服务业是知识、资金、科技密集型产业, 缺乏高素质、高水平的劳动力是服务业最大的短板。那些较高附加值的服务从业人员还存在素质不高, 职业化、专业化水平低, 市场营销意识与能力不强, 服务供给短期化、短视化等问题。这种情况导致了服务业整体服务质量差、服务信用度低。

2.4 收入及消费水平偏低

相对于先进地市来说, 临沂市收入及消费水平偏低, 尤其是占总人口较大的农村居民, 由于生活方式和收入水平的限制, 对服务业需求潜能不足。偏低的消费水平, 制约了服务业的增长, 也是目前服务业发展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没有高质量、高水平的消费, 企业利润得不到有效保障, 这使得临沂市的现代服务业不够稳定, 缺乏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3 加快临沂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对策

3.1 实行政企职责分开, 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 建立信用市场

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微观干预, 最集中的一点是前置性审批制度。对政府前置性审批制度的改革, 是对政府的一种权力的制约、权力的规范, 部分的权力应当还给市场、还给社会。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 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工程, 既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规范市场秩序、降低交易成本、增强经济社会活动的可预期性和效率, 也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更好做到“放”“管”结合的必要条件。抑制不诚信行为, 对鼓励创业就业、刺激消费、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也极其重要。但目前临沂市在服务业发展过程中信用缺失比较严重, 制假售假、商业欺诈、逃债骗贷、学术不端等屡见不鲜, 广大企业和公众深受其害。必须采取有力措施, 切实改善社会信用状况。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是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 要用改革创新的办法积极推进。要把社会各领域都纳入信用体系, 食品药品安全、社会保障、金融等重点领域更要加快建设。

3.2 实现服务业协调发展, 优化内部结构, 加快临沂市新型城镇化建设,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临沂市服务业的协调发展尤其要注重城乡协调和传统与现代服务业的协调发展。协调城乡服务业的发展。城市应以构建工业服务体系为主要发展方向, 加快发展与制造业升级密切相关的研发设计、技术创新和节能服务, 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乡村应以构建农业服务体系为主, 发展农村服务业。发展与现代农业密切相关的新品种培育与改良、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信息与交易中心建设, 以服务带动市场化、以市场化带动企业化、以企业化带动城镇化, 最终建立城乡协调发展的一体化服务体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流转、统筹城乡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等诸多改革, 无一不包含在城镇化的大框架下, 城镇化将带动建材、家电、交通、物流、园林等行业的发展。创新方式, 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是惠及人民群众、深化社会领域改革的重大措施, 又是加快服务业发展、扩大服务业开放、引导有效需求的关键之举, 也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推进政事、政社分开,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要放开市场准入, 释放改革红利, 凡社会能办好的, 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 加快形成改善公共服务的合力, 有效解决一些领域公共服务产品短缺、质量和效率不高等问题, 使群众得到更多便利和实惠。临沂市第一要加强市政地下管网建设和改造。完善城镇供水设施, 提升城市防涝能力。二是加强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三是加强燃气、供热老旧管网改造。四是加强公共交通系统建设, 增强城市路网的衔接连通和可达性、便捷度。加快在全国设制城市建设步行、自行车“绿道”。做好城市桥梁安全检测和加固改造, 确保通行安全。五是加强城市配电网建设, 推进电网智能化。六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提升城市绿地蓄洪排涝、补充地下水等功能。

3.3 建立多层次的服务业人才培养体系, 加快人才培养与开发

临沂市需要培养和集聚各类人才, 在重点领域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聚焦重点领域, 继续实施临沂市人才培养计划, 壮大领军人才队伍。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推进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 加快培养创新发展所需要的各类技能人才。培育创新创业文化, 建设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健全市场化的人才引进机制, 营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制度环境, 更好地靠事业成就人、靠机制吸引人、靠环境留住人。

3.4 促进消费,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让人们敢于消费

临沂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消费刺激作用一直比较滞后, 城市人口资源如此丰富, 但居民消费能力不足。这一方面是因为居民消费观念落后, 另一方面是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 居民不敢放心消费。建立现代福利体系的目标是提高经济体的运行效率。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弥补市场无法提供的社会和失业保险, 帮助劳动力市场达成更好的匹配, 促进新产业、新地区的发展, 从而助推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以瑞典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例, 它帮助瑞典完成旧技术到新技术的转换。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 在经济转型期间作用异常明显。

3.5 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 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

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 扩大对外开放可营造国际合作发展的空间, 利用国外先进理念、技术、人才促进临沂市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临沂市要继续加大改革, 内部改革, 外部开放。鼓励临沂市有实力的企业大胆走出去, 学习海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临沂市企业要在学习海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更好的做好企业自身主要业务, 集中精力, 实现的核心竞争力增长。与此同时, 还要加快引进外商投资, 综合利用国外资源。

摘要：21世纪是服务业发展的世纪。目前世界经济的重心已经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服务业是公认的绿色产业, 具有耗能低、污染少、贡献大等特点, 对转变增长方式、实现节能降耗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加快发展服务业, 既是保持临沂市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也是一项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长期任务。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增长方式,经济结构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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