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普通话工作计划

2024-07-20

普及普通话工作计划(精选6篇)

普及普通话工作计划 第1篇

普及普通话计划

普及普通话在我校开展三年多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今年是第四年,也是我校制定普及计划的最后一年,我校本要达到的目标是巩固成果,逐步提高,也就是在前三年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具体要求是师生都达到正确、熟练掌握现代汉语中 3500 个常用字的标准读音,掌握普通话中的轻声、儿化、语气词的主要规律,了解本地方言语音与普通话语音的主要差别。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甲等以上。根据上述目标,我校制定了本普及计划如下:

一、建立普及普通话领导小组,由校长任组长,主任主抓,下设两名成员抓好宣传落实,加大力度,把普及普通话纳入学生评先,教师评先评优和教师招聘中。本要求全体师生无论课上课下都讲普通话,由大队部负责检查,学生走进校园不讲普通话,要在本班的文明礼貌一项中扣分,教师不讲普通话要在年终考核、招聘中视为不及格,不得评先评优。

二、各项活动多为学生提供机会,促进普通话的普及。本学年将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少先队活动为主阵地,全员在学生中普及,本我校将开展人人一节最佳课活动,召开故事会,每月一各主题队会,举办艺术节,德育展览,常年向学生展示,采取解说员轮值制,三至六年级学生每人轮值一天。举办一次教学开放日活动,组织教师参加普通话标准考核。设立普通话流动红旗,每周流动一次,对取得流动红旗的班年级考评进行班级管理、量化加分。

三、附各月份具体活动如下: 九月

总结上经验,部署本普及计划,明确普及目标。十月 开展人人一节最佳课活动。十一月

组织读书节 十二月 举行主题队会评比 三月

举办故事会 四月

开展人人一节最佳课活动 五月

举办教学开放日活动,举办艺术节 六月

组织参加普通话等级考试,全面总结普及情况。

普及普通话工作计划 第2篇

一:指导思想:

为了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宣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增强全体公民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推广普通话参与意识,促进推广普通话和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不断深入,并向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地区拓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二:宣传主题:

“实现顺畅交流,构建和谐社会”

三:宣传动员,营造氛围:

1.积极做好前期的宣传和动员工作,让全校师生都能知晓此次宣传周的主题,并积极参与到此次活动中来。

2.围绕主题,布置好学校宣传栏。

3.动员各班出好一期主题黑板报。

四:具体落实,组织实施:

1.组建一支校园“啄木鸟”队伍。

2.课堂教学中要求师生人人讲普通话,人人写规范字。

3.在教师中开展语言文字规范化教育的论文竞赛活动。

4.组织中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活动。

5.组织各班开展普通话口语表达争章活动。

6.在全校开展“我爱祖国语言美”征文活动。

7.在全校组织一场朗诵比赛。

8.组织开展全校学生钢笔字比赛。

9.针对普通话未合格的教师,组织一次培训。

五:活动总结,成果展览:

1.举办一场此次宣传周的优秀作品展示。

2.举行一场此次活动的颁奖仪式,对优秀师生予以表彰。

富国二实

人口流动与普通话普及 第3篇

关键词:普通话普及,人口流动,南京语言调查

一 前 言

普通话的普及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是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众多学者关注的话题。政府和学界十分重视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指示和意见,也进行了系统性的调查研究。其中,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实施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是一次空前的大规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到2002年,全国能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人口比例已达到53.06%[1,1]。近年来的调查结果则显示普通话的普及情况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汪平,2003;徐大明、付义荣,2005;郭熙、曾炜、刘正文,2005)。但是,要实现“[到2010年]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普及,交际中的方言隔阂基本消除”[2,2]的目标,任务还十分艰巨。要想更加有效地开展普通话推广工作,就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普通话的普及机制有更深刻的认识。在普通话不断普及的过程中,什么是最重要的社会推动力,什么是群众学习和使用普通话最主要的动力,这些问题就成了重要的研究课题。

经济发展是推广普通话的动力的观点在学界早已提出,特别是在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普通话有加速普及的趋势以后(陈建民,1999:308;郭熙,2001;周端明,2003;韩清林,2006)。但是,经济发展必然会带来普通话普及的观点似乎没有得到充分的验证。与此同时,有些现象却似乎支持相反观点。例如,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特殊”现象,即,在某个地区的某段时期,经济发展不仅没有促进普通话普及,反而促进了某些方言的扩散;这其中以所谓“粤方言北上”(侯精一,1994:77)最为典型:改革开放之后,广东省的普通话使用并未如其经济那样快速发展,相反形成了“粤方言北上”的局面;同时,当地居民也对粤方言“流露出异于以前的超常的语言忠诚感”(张振江,2001)。对此,许多学者提出了多方面的解释(詹伯慧,1993;侯精一,1994;张振江,2001;韩清林,2006)。然而,经济发展是否一定促进普通话的普及,曾经存在的“粤方言北上”现象是否构成经济推普的反例,这些问题至今都未得到明确回答。

除了经济增长,人口流动能够促进普通话普及的观点也被提出来,但是多数论述还是把它与其他一些因素并列讨论,往往是“改革开放”“经济增长”“人口流动”一并提到,而没有进一步区分(侯精一,1994;张树铮,1995;王建喜,1997;刘夏阳,1999;陈建民,1999;郭熙,2001)。然而,在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考察两者间因果关系的研究也已开展(漆莉莉,2004;马颖、朱红艳,2007)。如下文所示,经济发展因素与人口流动因素的区分可能就是解释“粤方言北上”这一“怪现象”的关键。

进一步研究“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和“普通话普及”之间的关系。需要明确回答以下问题:如何证明“经济发展”或“人口流动”是促进普通话普及的因素?如果两者都能够促进普通话推广,哪个更直接、更强有力?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排除推普工作中的盲目性,提高推普工作的效率。与此同时,我们发现目前关于推普动力的论述多是思辨性研究,比较缺乏实证性和定量性的研究,因此,对于上述问题,即如何确定某些社会因素是推普动力、怎样区分不同社会因素对推普作用力的大小等问题,还难以给出比较明确的答案。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采取了“城市语言调查”的研究途径。城市语言调查是语言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它以城市化过程中的语言现象为研究对象,力图通过对有关现象的解释,特别是对新的语言实态的解释来加深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城市语言调查同时又是应用性很强的研究,不仅提供描写性研究结果,同时提供具有潜在应用价值的因果性解释(徐大明,2006)。例如,针对普通话普及的社会动力问题可以建立两个不同的因果论解释模型:一是经济增长导致普通话普及,二是人口流动导致普通话普及,然后再去比较和鉴别这两个模型的解释力。

除了因果论以外,城市语言调查还有其他一些鲜明的特点:城市语言调查的方法上适应了研究对象的动态特征。例如,我们需要确定普通话普及的动态指标,这就需要相应的调查方法和分析手段。在应用这些方法手段确定普通话普及情况的动态指标之后,才能够应用该指标进行定量分析。

城市语言调查的另一个特点是:它通过汲取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在获取数据时充分考虑到社会语言现象的复杂性,对于数据的代表性具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发展了相应的调查方法。例如,城市语言调查不依靠个别讲话人的主观判断,将问卷调查与现场观察相结合,贯彻了社会语言学“表现为准”的原则(徐大明,2003)。

本文就是运用城市语言调查的方法,探索普通话普及的社会动力的一项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设计了针对“经济推普”和“人口流动推普”两个因果论解释模型的实证性研究:首先,通过一系列标准化的调查程序进行连续性语言调查,得出比较可靠的普通话普及程度指标;然后再测定这一指标与经济指标和人口流动指标的相关程度,通过相关程度上的差距来确定不同社会因素的推普作用;最后,结合对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省语言状况的分析,进一步确立人口流动促进普通话普及的观点。

二 南京语言调查

(一)调查方法

南京地处长江下游,是江苏省省会,还是我国四大古都之一。南京话主要是指南京市区的方言,为江淮官话的一支。南京市是重要的文化城市,还是众多高等院校的聚集地,所以一直有良好的讲普通话的传统。与此同时,南京人对南京话也很有感情,公共场合使用南京话的情况也很普遍。因此,南京的语言状况值得认真调查研究。始于2002年的南京语言调查至今已持续五年,调查内容包括南京市普通话普及的情况,连续性的调查结果可以反映普通话推广的动态发展过程。

南京语言调查的方法充分体现了上述“城市语言调查”的方法论原则。下面以“地图抽样法”和“问路调查法”来加以说明。

针对城市中语言调查点的取样代表性问题,南京语言调查采用的解决方案是“地图抽样法”。其操作程序如下:将南京市城区地图平均划分为百余个方格并编号,以此为抽样框,用随机数字表抽样,放弃一些非城区[40]和不可调查的区域[4],最后确定数个调查区。“地图抽样法”能使调查在人力、物力有限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反映整个南京城区的语言使用情况。

为了克服问卷调查中被调查者自报答案的主观性偏差,南京语言调查采用了“问路调查法”。“问路调查法”参照拉波夫(1985:120~149)“快速匿名调查法”而设计。调查员在调查区中以寻路陌生人的形象出现,选择街上结伴而行的路人为观察对象,以“用普通话问路”为手段,观察调查对象回答问路时的语言选用情况;除了观察记录路人回答“问路”时用的“外部语言”,调查员还观察记录路人与其同伴交谈所用的“内部语言”。“问路调查法”考察了城市居民公共场合中的语言使用状况,这对于“社区语言”具有代表性(徐大明,2004)。

除了这两种方法,选择调查对象时还采用了“定额抽样”。每个调查区至少调查30个人,其中少年儿童、中青年和老年各10人,每个年龄组男女各5人。对他们的观察内容除了上述定义的“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外,还包括讲话人的性别、年龄和“问路”的交际成功度等项目。作为结构性观察,观察结果分为确定的几类,例如: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分为普通话、南京话和(非普非南的)其他语言变体三项。

从2005年开始,南京语言调查在进行“问路调查”的基础上,还增加了辅助性的问卷调查。“问路调查”虽然能够反映调查对象在公共场合语言选用的自然状态,但无法获得被调查者比较详细的社会背景信息(付义荣,2004)。辅助的问卷调查内容涉及调查对象的年龄、职业、语言(包括方言)掌握情况、家庭和工作环境中语言的选用情况以及他们在南京的居住情况。

南京语言调查使用了标准化的客观性调查方法,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可重复性。该调查通过随机抽样方法选择调查区,增强了调查结果对整个城市语言使用状况的代表性。连续数年采用同样方法对同一地区开展调查,使得这一系列调查结果能够反映该地区普通话使用情况的动态变化过程。只有掌握了这一动态变化过程,才能够进一步探索它与什么社会因素存在互动关系,什么社会因素最直接地影响它的变化。

(二)调查结果

1.问路调查

2002~2006年开展的南京语言调查[42],一般在每年的10~11月之间进行。除2004年外[6],每年的调查都用“地图抽样法”抽取数个调查区,实际调查地点覆盖了南京市玄武、白下、秦淮、建邺、鼓楼、下关、栖霞7个行政区,调查对象总计达932人次。由于采用了“定额抽样”的方法,每年样本中的男女比例都是1∶1左右,少年儿童、中青年和老年的比例也约为1∶1∶1。每年调查的成功率都在95%以上。

表1列出了2002~2006年南京城区普通话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五年来南京市普通话使用率逐年增高。其中南京人口以普通话作为内部语言的比例从2002年的12.59%上升到2006年的33.56%,增长近两倍。相应地,外部语言中普通话的使用比例也由最初的不到三分之一(32.93%)上升到2006年的72.52%,增长了一倍多。

2002~2006年南京语言调查以当时的南京市居民作为总体,分别获取四个独立样本。比例差异的显著性检验发现,2002年和2003年、2003年和2005年以及2005和2006年之间普通话作为外部语言的使用比例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说明南京市居民的普通话使用率每一年都在发生变化。[44]

2.问卷调查

2005年以来,调查对象同时接受问卷调查和“问路调查”,问卷中自报的语言使用情况与“问路”观察到的语言客观表现情况具有可比性。表2列出了比较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约七成南京市民自报掌握普通话,并在平时工作环境中使用普通话,近四成的市民在家使用普通话。

相关性检验显示:“问路调查”所得的公共场合中“普通话”“南京话”与“其他”的使用率与调查对象自报的语言掌握情况的比例基本一致;而且,观察到的“外部语言”与自报的“工作语言”的比例十分接近,观察到的“内部语言”与自报的“家庭语言”的比例十分接近。因此,“问路调查”的结果对南京市的语言使用情况,特别是普通话的使用情况,有比较全面的代表性:“外部语言”代表城市中普通话使用率的高端场合,而“内部语言”代表相对的低端场合。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自报的普通话掌握比例高于观察所得的使用比例。

问卷调查的内容还包括调查对象在南京的居住情况,这些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南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语言使用情况是否有差异。调查结果显示,一部分调查对象自报在南京“定居”,另外一些人自报“非定居”。在这里我们把自报“非定居”的人口作为流动人口的代表,而定居人口作为常住人口的代表。表3列出了非定居人口和定居人口的普通话掌握和使用情况,可以看出南京市流动人口和常住人口在普通话掌握和使用的比例上有一定差距。

从表3可以看出,非定居人口的普通话掌握率高于定居人口;非定居人口使用普通话作为外部语言、内部语言和工作语言的比例也显著高于定居人口。只有在家庭语言中,非定居人口的使用普通话的比例才比定居人口低。调查结果显示:在公共场合,南京市流动人口使用普通话的比例高于常住人口的平均水平。这一结果首先支持了人口流动促进普通话普及的观点。

三 人口流动与普通话的普及

(一)南京市的人口流动

广义的流动人口包括暂住人口、迁移人口和狭义的流动人口。[4,9]由于至今尚未开展过对广义的流动人口的普查工作,而且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管理部门也无法登记每一个流动人口,因此目前还不能对南京市的流动人口总量作完全准确的统计。(朱力、陈如,2003:2)政府工作部门和人口学在研究流动人口时的惯常做法是,利用公安部门登记的暂住人口的数据进行分析和推断。

《江苏省暂住人口管理条例》规定: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拟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居住三日以上的人员,必须申报暂住登记;年满十六周岁拟在暂住地从事各种职业超过一个月的,必须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登记、申领《暂住证》。近年来,由于暂住人口登记费用降低,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愿意去公安部门登记。进行登记的暂住人口已经占到了广义流动人口的六成(朱力、陈如,2003:3),因此暂住人口登记数据可以作为流动人口的一个代表性指标。2002~2006年南京市暂住人口登记的数据见表4。

2000~2005年,南京市暂住人口登记数量高速增长,2002年南京市的暂住人口为63万,2003年为105万,2004年为130万,2005年11月1日零时达161万,“暂住人口登记平均增幅达到43.9%”。[5,10]另外,根据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的消息,2006年南京市的暂住人口为213万。[11]据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历年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南京市的流动人口数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是逐年递增,从2002年10.06%,到2003年的15.5%、2005年的21.27%,增至2006年的25.98%,五年来增长了一倍多。[12]

(二)人口流动与普通话普及

上文介绍的“问路调查”结果反映了南京城区居民普通话的使用情况,是普通话普及程度的有效指标。在以下分析中,普通话在“外部语言”中的使用率将作为南京市普通话使用率的指标。南京市暂住人口率将作为南京市人口流动率的指标。有了这两项指标后,我们就可以对人口流动和普通话普及作相关性检验,以此验证“人口流动推普”的理论模型。

相关分析的结果是:南京市普通话普及指标和人口流动指标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76,显著性水平为0.024。[13]显然,普通话使用率随着人口流动率的增长而增长。图1显示暂住人口率与普通话使用率变化趋势的比较。

在相关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回归分析可以测定普通话使用率随着流动人口的增长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人口流动率与普通话使用率的回归分析中,流动人口率对普通话使用率的回归系数为2.3。这说明流动人口率的增长对普通话使用率的增长有显著影响:来宁流动人口越多,普通话在公共场合中的使用率就越高。作为流动人口指标的暂住人口登记每增长1%,公共场合普通话的使用率就会上升2.3%。[14]

(三)经济增长与普通话普及

人口流动能够促进普通话普及的观点得到了上述定量分析的支持。经济发展与普通话使用率的增长是否也有同样的关系?我们也可以用相关分析进行考察。

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指标是当地的国民生产总值。五年来,南京市的国民生产总值由2002年的1385亿元增至2006年的2744亿元,年增长率达15.9%(按可比价格计算)。虽然南京市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普通话使用率同样呈现增长趋势,但是相关分析却没有发现两者显著的线性相关。[15]

对比上述人口流动与普通话普及的密切关系,目前的结果说明: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普通话普及的解释因素显然是逊色了。两者之间很可能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可能是共因关系,也可能是间接的因果关系。共因关系是指人口流动可能既推动经济增长又推动普通话普及。间接因果关系则说明经济增长需要通过其他因素作为中介才能促进普通话普及。其他因素可以包括教育、传媒的发展等;但这些因素需要长期作用才能显现推普效果,人口流动因素却能直接、快速地促进普通话的推广。

(四)“非典”期间的调查

下面我们再看2003年“非典”时期的一项调查。“非典”期间,南京市人口流动减少,调查显示,这一期间南京市的普通话使用率也停止了增长。

2003年5月,“非典”肆虐之时,南京大学防疫宣传调查小组开展了一次南京市防治非典宣传效果调查。为了遵循在“非常时期”人与人之间不接触的原则,采用了电话调查的方法。调查员首先在黄页中随机抽取电话号码,然后拨打电话进行调查。调查内容以南京市民防治“非典”的知识、行为以及对防“非典”宣传内容的接受程度为主,调查员同时记录了被访者在电话中回答问题时所选用的语言:普通话、南京话还是其他方言。这一调查与“问路调查法”的性质相同,记录了受访者在面对陌生人用普通话提问时所选用的语言,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普通话和方言作为对外交际语言时的使用情况。调查结果显示,54.54%的南京居民在电话中回答陌生人用普通话的提问时选用了普通话。

比较2003年“非典”期间的电话调查和当年11月的“问路”调查所得数据,我们发现南京市有半年的时间普通话使用率停止了增长。“非典”是一种严重的呼吸道传染病,为防止疫情加重,政府曾提倡减少人口流动;同时人们出于自我保护,也尽量减少出行。这些情况在南京也不例外。因此,流动人口增加,普通话使用率提高;流动人口减少,普通话使用率停止增长;这就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人口流动与普通话推广的密切关系。

(五)对于广东省经济发展与“推普”间矛盾的解释

至此,我们也可以尝试用“人口流动”的观点来解释广东省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与“推普”间产生的矛盾。改革开放之后,广东省的经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起步阶段”(1978~1983)、“继续发展阶段”(1984~1991)和“加速发展阶段”(1992~1998)。其中第一、二阶段中广东地区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是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公有制经济(林若,1999)。广东省的乡镇企业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在改革开放之初消化吸收了大量本省剩余劳动力(叶健夫等,2003)。进入90年代以后,广东省的经济发展“引进大量外资,基础设施和各种建设迅猛发展”(林若,1999)。“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的加快,乡镇企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环境”(叶健夫等,2003),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开始降低,农村内部企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需求减少,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在这一阶段,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出现了“人口迁移流动快速发展时期”。在广东省这也包括了大批外省人口的迁入,“1996~1999年全省迁入人口均在百万以上”(叶健夫等,2003)。

下页表6列出的是《2006广东统计年鉴》[16]中记录的广东省每年迁入人数与同期总人口之比——迁入率。迁入率反映了外省人口流入广东省的情况,是人口流动的重要指标。阶段划分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为界,1992年也是广东省经济“继续发展阶段”(1984~1991)和“加速发展阶段”(1992~1998)的界限(林若,1999)。

1978~1991年广东省年迁入率(千分比)的均值为15.64,1992~2000年的为18.26。对这两个独立样本进行t检验,t值的相伴概率小于0.05,这说明广东省1992年以后外省人口入迁的速度较1992年之前显著加快。广东省改革开放20余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但普通话推广的速度与经济发展的脚步并不一致。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省经济发展得力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首先消化吸纳的是本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离土不离乡”(周波,1985),因此广东省在经济快速发展下外省入迁的流动人口规模却不大,甚至省内城乡间也未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从人口流动推动普通话普及的观点来看,此时广东省普通话的普及程度没有大幅度提高。同时这也是在经济发展而人口不流动的情况下,普通话推广效果不明显的实例,再一次证明了经济发展本身不能直接影响普通话的普及。

90年代初,推动广东省经济增长的模式改变,政府大量吸引外资,乡镇企业随着市场竞争力的减弱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降低,政府也开始注重城市建设,大量外来人口流入城市,既包括外省的,也包括本省的,而此时广东省普通话推广的成绩开始引人注目(郭熙、曾炜、刘正文,2005;汤志祥、梁燕霞,2005)。可见,在人口流动速度加快时,普通话普及的速度也相应地加快了。詹伯慧(2001)的研究指出:“与日俱增的外来人群,给广东方言地区,特别是粤语地区的‘推普’带来了极大的推动力。”粤方言区形成了使用普通话交际的风气,其主要原因在于粤方言地区由于经济发达,不断吸纳省外民工。民工们多数操普通话而非粤语,给当地的“推普”带来有利因素(詹伯慧,2003)。

因此,人口流动促进了普通话的普及,没有跨地区的人口流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不能带来普通话的推广。不仅在广东,其他省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情况也支持上述的观点(刘夏阳,1999)。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人口流动在共同语推广中的作用也为西方一些国家的历史所证实(周晶,1999)。

四 结 论

国务院颁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已50余年,这期间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普通话的推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总结普通话推广取得的成绩时,我们需要加强科研,特别需要了解促进普通话推广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加速引发了推普的经济决定论,但经济发展也产生了“方言扩散”的现象。与此同时,“人口流动”促进推普的观点被提出,并与“经济发展”混为一谈。为了澄清“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和“普通话普及”三者间的关系,解释“粤方言北上”的现象,本文采用城市语言调查的研究途径,重点分析南京语言调查所提供的有关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本身不一定能推动普通话的普及,而是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更直接地促进了普通话的普及。连续开展的标准化的客观性调查方法取得了比较可靠的南京市普通话使用情况的数据。定量分析进一步显示:南京市的流动人口在公共场合使用普通话的比例高于常住人口的平均水平;2002~2006年南京市流动人口的比例与普通话的使用率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人口流动因素相比,经济因素与普通话的使用率之间却没有达到显著的相关程度。南京市“非典”期间的调查进一步显示,当流动人口减少时,普通话的使用率也停止了增长。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地区普通话推广效果不明显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广东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未带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人口流动”这一中介因素的缺失进而导致了当时该地区经济发展与“推普”之间的矛盾。然而,当经济增长模式改变,广东省的人口流动加快以后,该地区普通话普及的速度也大幅增长。

普及普通话工作计划 第4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  普通话普及  调查  展望

一、引言

普通话是我国的通用语言,推广普通话是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重要内容。建国初期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其核心任务就是推广普通话;1982年,“推广普通话”工作载入宪法;1994年,国家语委等“三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决定》,标志着普通话水平测试由学术和科研层面进入国家行政和应用推广层面。自此,我国对普通话普及情况的调查也明显增加。

我国大规模语言调查中涉及普通话普及度调查的有三次。第一次是2000年前后由教育部等9个部委组织实施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调查严格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通过问卷法调查了解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简化汉字等的使用情况。从公布的数据来看,截止2000年,全国能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人口比例为53.06%。该项调查全面反映了全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首次调查的实际,填补了国情调查中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空白。《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作为国家语委“语言生活绿皮书B系列2”,已由语文出版社正式出版。第二次是2010年由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负责组织、河北、江苏、广西三省(区)语委办参与的国家语委重点项目“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此次调查的主要目标是摸清自2000年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以来普通话的普及情况,因此调查方案的制定并没有脱离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基础。但是,在调查规模、调查内容和操作细节上此次调查都有所调整。此课题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谢俊英《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2011);孙曼均《河北省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2011);郭龙生《教育领域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2012);戴红亮《广西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2012);苏金智《江苏省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2012)等。从公布的数据来看,截止到2010年,河北省普通话普及率为73.30%,江苏省普通话普及率为70.67%,广西地区普通话普及率为80.75%,3省区的平均普通话普及率为74.91%,同2000年相比,增长了20多个百分点。第三次是2011年由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语言使用情况调查课题组进行的“澳门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该项目对澳门公共场合和大中小学生的普通话使用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是澳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专项调查。调查显示,普通话在澳门语言使用中排名第二;在正式场合,尤其是政府部门,普通话的使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此次调查结果收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3)》港澳台专题中。这三次调查坚持了科学的调查方法,在调查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创新。但受人口基数、时间成本等因素的限制,调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细化。

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的调查研究

在学术界密切关注普通话普及情况及相关问题的同时,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的调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根据搜集到的资料,本文将对各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的调查归为以下两大类:

(一)专门针对普通人群进行的调查

此类调查的文章主要有:戴红亮《广西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2012)。该文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入户调查,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从普通话作为母语、普通话能力、普通话在不同场合的使用等方面描述了广西普通话的普及情况。贾楠楠、刘晨红《银川市普通话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2013)在2010年三省普通话调查的基础上,所制定的调查问卷,增加了对普通话推广工作的了解程度、普通话的学习意愿等内容,对银川市三个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了问卷调查,得出银川市的普通话普及情况较好地结论。陈东芳《关于乌鲁木齐市农民工子女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研究》(2010)就乌市农民工子女的普通话使用情况和原因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她还运用观察法、访谈法对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叶清、陈利亚《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推普现状的调查及思考》(2011)通过走访阿克苏沙雅县,通过学习普通话的措施、群众的观念及政府宣传力度等方面,了解到南疆地区普通话推广的成效不理想。王秀旺《贵州彝汉双语和谐环境建设调研与启示》(2013)通过走访调查珠市彝族乡,发现绝大部分彝族村寨已形成了彝汉双语通用的环境。马米奇《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推广对策——以开远市大庄回族乡为例》(2014)不仅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当地人的普通话使用情况,而且对300名调查对象的语音面貌进行了分析。

此外,王远新《新疆喀什古城的语言生活——高台民居社区居民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调查》(2013)、孟红莉《新疆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的语言能力、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调查》(2013)、史晖《广西都安、罗城两县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研究》(2004)、周炜《西藏农村居民的语言能力及语言使用》(2003)等都在针对少数民族进行语言使用情况调查时增加了普通话专项调查,这部分内容将是我们了解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的重要资料。

(二)专门针对特定人群进行的调查

1.专门针对教育领域人群进行的调查

学校是国家推广普通话的基础,以教师和学生为调查对象的文章主要有:贾晓玲《蒙古族师范生学习使用普通话现状的调查与分析》(2009)通过问卷调查,对比分析了蒙古族和汉族师范生的普通话使用情况,为学校针对蒙古族师范生推广普通话提供教学策略。与贾文相比,盛桂琴《乌鲁木齐市哈萨克族学生使用汉语现状分析》(2004)主要针对乌市哈萨克族大、中学生的普通话使用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王杰、付华丽《贵州省乡镇初级中学推广普通话的现状调查与研究》(2001)除了问卷调查,还采用访谈法、考察法,就乡镇初级中学的教师和学生的普通话使用现状进行了调查。杨鲤宁《浅析贵州少数民族青少年汉语言社会化问题——对侗族的个案分析》则从社会学的角度,通过个案法分析了侗族青少年在汉语社会化中存在的语音、词汇方面的问题,建议国家、学校、新闻媒体发挥推广普通话的作用。采用个案分析法的还有李君《贵州省民族杂居地区中小学教师普通话教学与推广——以贞丰县芳个案》(2010)、熊湘华《设置合理的课程体系,提高民族地区高师学生普通话水平——以贵阳学院为个案》(2012)、尕桑吉《安多藏区藏族学生汉语普通话的学习现状研究——以青海省南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为例》等。杜秀丽《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普通话水平调查研究》(2004)、阮茁茁《莆仙家庭语言教育与学校普通话推广现状调查》(2005)、刘凯《四川省民族杂居区普通话培训测试现状调査与研究》(2013)等文章采用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方法了解调查对象的普通话水平,归纳分析了普通话学习中存在的各种偏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效应对建议。而陈进《西藏高校学生普通话面貌分析》(2012)则以调查对象的普通话水平测试成绩为研究样本,结合问卷调查真实展现了西藏高校学生的普通话使用面貌。

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在研究少数民族学生语言使用情况的同时,也对其普通话使用能力进行了调查。如高建平《南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语言态度和语言能力调查研究》(2012)、叶俐丹《南宁壮族大学生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调查——以广西民族大学为例》(2014)等。

2.专门针对机关公务员人群进行的调查

从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来看,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公务员普通话使用情况的调查文章比较少,仅有两篇。即李秀《关于推进国家公务员普通话教学工作的思考——对内蒙古地区公务员使用普通话情况调查研究》(2005),《西部大开发与内蒙古地区公务员的普通话建设》(2005)。李文就内蒙古11个主要盟市的公务员进行了普通话问卷调查,问卷突出了公务员普通话水平的自我评价和对推普工作的认识等方面,并针对公务员群体提出了推广普通话的有效建议。

3.专门针对公共服务行业人群进行的调查

公共服务行业是推广普通话的“窗口”,但专门针对此类人群的调查较少。已有的资料主要集中于对新疆地区的调查,主要有:古丽扎尔·吾守尔《喀什从商人员语言使用现状调查分析》(2006)。该文发现在商业活动中,掌握维汉双语的商人更容易达成交易。樊慧荣《哈密大十字商业街维汉商户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研究》(2013)通过问卷、访谈和观察法,对比分析了大十字商业街维吾尔族和汉族商户的母语和汉语能力,还就他们对使用普通话的态度进行了专项调查。田真《新疆国际商贸城市场语言状况调查》(2014)调查发现商贸城经营户基本掌握普通话。

4.综合针对推广普通话重点领域人群的调查

党政机关、新闻媒体、教育系统、公共服务行业是国家推广普通话的四大领域。综合针对这四大领域人群进行调查的文章有:麻彩霞《内蒙古自治区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2008),《内蒙古自治区部分行业推广普通话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009)。后者对内蒙古地区的公务员、警务人员、教师、服务行业人员和医务人员等行业社会群体的普通话水平进行了研究,提出针对此类特定行业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普通话考核机制的建议。

调查西藏地区的有:李永斌《提高西藏普通话教学水平的策略分析》(2012)探讨了西藏普通话使用人群,主要为干部职工、商贸人员和学生的普通话使用特点,并重点从学校教育方面提出了提高普通话教学的策略;南晓民《西藏少数民族推广普通话概况研究》(2008)指出西藏地区在公共服务行业和广播电视教育部门都以普通话为工作语言,少数民族说普通话的情况是地市好于县城,县城好于农区,农区好于牧区。

以新疆地区的普通话使用情况为研究对象的有:高莉琴《新疆的语言状况及推普方略研究》(2006)。其调查内容包括了各行各业的汉族群体和少数民族群体的普通话使用状况,调查结果反映了新疆各民族普通话的实际情况。李丽华《新疆少数民族推广普通话的现状与对策》(2004)、《南疆少数民族学汉语的现状调查与分析》(2005)就南北疆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在党政机关、公共服务行业、学校三个领域的使用现状进行了调查走访。刘燕《新疆少数民族推广普通话的现状及建议》(2008)则以和田地区党政机关、学校及公共服务行业少数民族普通话使用现状调查为例,指出新疆尤其是南疆推广普通话任重道远。

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研究中的不足与展望

目前,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的调查虽然已取得不少的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需在今后的研究中逐步改进与完善。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我国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的研究在调查空间和时间上需进一步深入。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尽管目前针对我国民族地区普通话使用情况的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从大的空间上来说,具体到各个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内容还是显得有点狭窄和单一;且就某一地区而言,调查范围往往集中在中心城市,缺少对乡镇、农村的调查;调查对象往往集中在学校、政府机关等人群,缺少对推广普通话的“窗口”——公共服务行业及广大普通人民群众尤其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广大普通人群的调查。从时间上来说,针对某一民族地区的调查在时间上缺少连续性,往往不能形成对这一地区普通话使用情况的动态反映。此外,我国少数民族居住分布的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在普通话普及度的调查上,还缺乏对民族聚居区尤其是像新疆、西藏等偏远地区聚居程度较集中的少数民族普通话普及度的调查。我们认为,只有将调查的广度与深度结合起来,才能更全面、更宏观地把握我国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普及情况。

二是在针对普通人群进行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时,有关普通话标准的界定还缺乏统一、规范的理论指导。由于普通话水平测试对调查对象在文化程度和职业等方面有一定的要求,且要求被测者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语音、词汇、语法及语言运用等方面的测试,在大规模的实际调研中操作难度较大。因此,对普通人群普通话程度的调查往往通过问卷中的问题来体现。如主要问题之一的“您觉得您的普通话程度怎么样?”针对这一问题,有的选项设计为:A能流利准确地使用,B能熟练使用但有些音不准,C能熟练使用但口音较重,D基本能交谈但不太熟练,E能听懂但不太会说,F能听懂一些但不会说,G听不懂也不会说。规定只要选择ABCD其中任何一个选项的人,这个调查对象就是会说普通话的人。但同样的问题,有的选项却是这样设计的:A程度好,没有口音;B程度较好,基本没口音;C程度一般,方音较重;D程度差,纯方言。规定选A的相当于二级甲等及以上的普通话,选B的相当于二级乙等,选C的相当于三级甲等,选D的相当于三级乙等或以下。普通话水平衡量标准的不统一势必会影响到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关于针对普通人群普通话标准的界定这一问题,还有待于在实践的基础上,结合社会语言的发展变化及各个调查地区的特点做进一步的探究。

三是学术界大多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得出的数据来了解样本人群普通话普及的情况。就抽样调查而言,一个好的抽样方案设计是调查成功的关键。调查者通过对所调地区整体的了解、掌握,采用PPS系统抽样的方法或分层抽样法等来确定样本市县和样本人群,这一点在所有调查中都得到了很好地贯彻和执行。至于后期的数据统计,当涉及到需要用样本情况来估算整体情况时,2000年《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及2010年河北、江苏、广西三省采用结合区县、城乡、性别等因素通过分层加权方式精确统计结果的方法,对此类相关调查的数据统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关于普通话普及情况的问卷设计,一般包括以下内容:(1)背景信息(2)普通话能力问题(3)普通话使用问题(4)普通话态度问题(5)普通话学习问题。背景信息一般包括调查对象的籍贯、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受教育程度等。普通话能力和普通话使用等相关问题的设置在调查中具有重要意义。普通话态度和普通话学习等问题的设置可以为今后进一步推广普及普通话提供必要的参考信息。由于不同的调查实施者关注的问题不同,调查时设置问题的侧重点也就不一样。但从整体来看,对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的主要问题的设置基本上都包括以上五个方面。

随着地域间交流的日益密切及国家推普政策的实施,民族地区的普通话使用情况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这需要语言学者们不断地关注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普及情况,及时发现在普通话普及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对其进行科学引导、规范。然而,我国辽阔的地域和民族的差异决定了进行实际调查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只有通过有关部门、语言学界等多方合作,才能尽快实现民族地区普通话与全国其他地区同步通用,使普通话更好地为我国民族地区服务。

(本文是国家语委重大科研项目“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度抽样研究”[ZDA1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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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普通话工作计划 第5篇

工 作 总 结

江川龙街中学 2009年9月23日

江川县龙街中学普及普通话工作总结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市、县有关文件精神,顺利完成玉溪市学校普及普通话达标学校的评估工作,进一步提高广大师生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根据江川教育局《关于做好做好学校普及普通话达标准备评估的通知》精神,工作中坚持“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的工作方针,推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我校结合实际情况,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措施,使我校文字规范化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现将我校推广普通话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学习宣传,提高认识

(一)认真学习,明确意义。

我校把学习作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性工作来抓,把学习和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学习内容。采取辅导、自学等多种形式学习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广大教师进一步认识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发展科学文化、提高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水平、增进各地区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具有重要意义。

(二)开展宣传,营造氛围。

(1)设立推普宣传栏,悬挂横幅,布置橱窗,在教学楼、办公楼张贴宣传标语,营造校园推普氛围。

(2)利用编发宣传材料、学校广播站及广播宣传栏在校内外宣传推广普通话、使用规范字的重要性。(3)充分利用校园网,开辟专栏,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介绍普通话规范知识,汉字规范知识。

(三)加强培训,提高水平。

我们坚持把提高语言文字能力作为教师培训的重要内容,每年都把普通话能力培训纳入学政治理论和业务学习培训计划,组织教师积极参加学习。经过几年来的努力,成效明显,我校教师参加普通话能力水平培训和测试,基本达到规定标准。普通话已成为教师工作和生活的日常用语。

二、加强领导、健全机制

(一)把语言文字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

为了切实加强我校语言文字工作的领导,我校成立了语言文字工作领导小组。由赵少华校长担任组长,陈志强担任副组长,成员由各处室主任及语文教师组成。结合学校实际制定具体计划,在计划落实上重过程管理,措施到位,督查有力。特别是课改以来,针对在口语交际教学方面的薄弱点,进行了有效指导。目前,学校已形成了学校、年级组、教研组齐抓共管的语言文字工作格局。

(二)制定和完善工作制度,推动各项工作向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每学期均召开校级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语言文字工作,建立了一系列相关规章制度。将语言文字工作纳入学校中长期和学期工作计划,每学期有专项工作计划和专项工作总结。有对校园用语用字进行监督监测以及督促整改的制度。还把语言文字工作纳入创建精神文明单位建设的指标,把语言文字规范作为教师年终考评指标、学生推优评优指标、文明班级评比指标。为了使语言文字工作常态化,我们还强调重在日常工作、教学中的渗透,使我校的语言文字工作步入制度化、经常化的轨道。把语言文字工作纳入学校教育教学、师资培训等管理工作之中。将普通话列为校内会议用语、课堂用语和交际用语,明确教师备课、板书、批改作业均应书写规范汉字。

在师资管理上加大力度。在随堂听课和评课等教研活动中将用语用字规范作为考察指标之一,并积极落实。每学期根据学校工作计划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培训与评优。

(三)切实规范校内用语用字。

一是对各种公文、各种材料,各种宣传标语、专栏等严格按要示使用规范字,杜绝繁体字、异体字和错别字,防止用字错误产生歧义。确保文字的规范性和严肃性。二是要求全体教师在日常口语交流中,一律讲普通话。不仅在开会、上课方面讲普通话,在接听电话、接待宾客、接访群众、对外联系等公务活动中也必须用普通话交流。三是加强教师基本功的培训指导,根据我校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三笔字”(硬笔、粉笔和计算机输入汉字)过关要求。每位教师每周均上交作业在班级展览,及定期进行朗读展示。按照国家标准,实行教师持普通话等级证书上岗制度。

三、组织开展活动,寓推广普及于活动之中。近年来,学校充分利用活动这个平台,寓推广于活动之中,大力推广普通话,开展了系列活动。

(一)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

我校利用推普周的契机,在校园内认真组织开展推普周活动。积极组织师生参加各类的普通话活动。包括了“我爱我的祖国”演讲赛;教师的“三笔”书法比赛等活动。学校语言文字工作通过校园广播站以及日常的课程教学和各项活动,覆盖校内各部门、深入各教学班,全体教师齐抓共管。

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以活动为载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并积极发挥学校的作用,有机地将校内校外活动结合起来,使普通话不仅成为教学语言、校园语言,也能逐步成为社会交际语言。

(二)语文课程起着听说读写主渠道作用。

语文课是语言文字教育工作的一块重要主阵地,是说普通话、写规范字的实践平台。在教学中分年级制定符合学校实际的学生语言文字能力培训要求,并认真落实。切实开展汉语拼音教学与训练,加强考核。在平常的语文教学活动中积极开展写字教学与训练。新课程提高了口语交际的要求,针对这具有前瞻性、实用性的社会要求,我们积极开展了口语交际教学研讨活动。读好书,写好字成了学生基本素质的基本要求。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达到听说读写能力训练常规化的目标。

(三)语言文字规范,教育渗透各科

学校素质教育实施体系中有关于培养学生语言文字能力的要求,学校教学管理中对“各科教学都应注重加强对学生规范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实施重点,各科教师普遍树立在日常教学中适时进行语言文字规范化教育的意识。在各学科教学中强调说标准普通话,谈吐文明。教师板书不写草书,字迹工整。学生写作业姿势正确,不写错别字,书写规范等。学生应具备说好普通话、用好规范字的基本能力。能用普通话流利地朗读课文,能用比较流利的普通话进行交谈,书写汉字,做到正确、端正、规范,有一定速度。组织本校的普通话讲得好语文老师,面向全校师生开办普通话专题讲座,进一步提高广大师生使用普通话和规范规范运用语言文字的水平。

(四)立足学校教育,弘扬中华文化

(1)通过开展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课前三分钟演讲、夜自习10分钟读报,明确要求,使更多的学生在实践中自觉使用普通话和规范的语言文字。

(2)开展师生诗歌朗诵比赛、演讲比赛、手抄报比赛、书法比赛等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增强师生自觉说好普通话的意识,使普通话在校园内的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

四、当前推广普通话存在的问题

1、广大师生中有部分对语言文字工作的认识不够。

2、很多师生虽然会说普通话,但发音不够标准,在公开场合不敢大胆讲普通话。

3.普通话达到一级水平的教师还没有。

4、推广普通话,贵在坚持,坚持更难。

普及普通话工作计划 第6篇

一、师范特色为我校语言文字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为一所地方师范院校,为基础教育培养合格师资是我们的主要任务。长期以来,我们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教师基本技能训练,把提高学生普通话水平和汉字书写水平的工作作为体现我校师范特色的重要抓手。早在1988年,我校就在所有师范类专业中开设了《书法》和《普通话训练》课,狠抓“三字一话”(即毛笔字、粉笔字、钢笔字和普通话)工作,人民日报曾做过相关报道。20多年来,培养方案虽几经修订,但这两门课得到了不断的加强。

我们把师生用语用字规范纳入到常规教学的基本要求,并使其制度化和常规化。2004年印发的《上饶师范学院教育实习管理办法》将“能用普通话教学、语言清晰、板书清楚无误”作为评定实习生实习成绩的重要指标;2005年印发的《上饶师范学院教师教学工作规范》明确规定:中文授课要用普通话,表达要清晰流畅,书写规范,板书工整;2006年印发的《上饶师范学院教学系(部)教学工作评估实施意见(试行)》将学生普通话测试合格率纳入评估指标体系。

夯实师范基础,坚持师范特色为我校语言文字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健全的机构和制度为顺利开展语言文字工作提供了保障 1.完善机构,加强对语言文字工作的领导

为加强语言文字工作,2003年以来,我校成立并适时调整充实了校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校语委会由分管教学领导担任主任,二级学院和相关职能部门领导为委员。语委会下设语委办和普通话培训测试站,挂靠教务处,配备了3名专兼职人员。各机构职责明确,校语委会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领导机构,负责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相关文件的制定,并对语委办和普通话培训测试站的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语委办是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办事机构,在校语委会的领导下,负责学校语言文字日常管理工作;普通话培训测试站主要负责全校师生员工的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以及“推普周”的相关工作。2012年上半年,上饶市正式启动了迎接国家二类城市语言文字评估工作。作为必检单位,学校成立了迎评工作领导小组,由柳和生校长任组长,各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相关领导为小组成员,下设办公室挂靠教务处。同时,明确了各二级学院行政主要领导为本学院迎评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分管教学的领导为本学院迎评工作的具体负责人,机关教辅单位必须指定一名领导具体负责本部门的迎评工作。

2.建章立制,推动语言文字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的精神,加强语言文字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管理,不断提升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整体水平,我校出台了《上饶师范学院语言文字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对学校语言文字领导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责、语言文字使用规范与能力标准、语言文字工作的保障措施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学校各部门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地方政府和学校出台的语言文字法规。人事处将普通话作为教师录用的一个重要条件,新进教师普通话等级必须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水平,否则不能获得高校教师资格、不能上岗。招生就业处依据《江西省开展认定教师资格工作的通知》,在应届毕业生申办各类教师资格证认定的过程中,认真审核普通话相应级别证书原件,不达标者不予认定。教务处规定师生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教案、板书、作业、试卷、毕业论文)必须使用规范汉字,同时将说普通话和写规范汉字列入两年一度的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年一度的大学生教学基本功竞赛的评分标准。普通话成为校园教学用语已深入人心,书写规范汉字已成为师生的自觉行动。

此外,为了规范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保证测试的公平公正,我们建立和逐步完善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普通话测试程序、经费管理、证书发放、工作人员职责、测试员的聘任和管理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在具体工作中严格执行。

3.健全队伍,为语言文字工作的开展提供人才保障

我们注重发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优势,从1980年代开始,就选配该专业优秀教师充实到语言文字教学第一线。为建立一支稳定的高水平的普通话测试员队伍,先后选送了17名教师参加省级和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培训。目前我校有14人获得省级以上测试员资格,其中4人为国家级测试员。我们建立了测试员档案,详细记载测试员的基本信息、培训情况、测试情况和考评情况,以此作为测试员评聘的依据。目前,我校已拥有一支年龄、职称、学历结构合理,业务精湛的专门师资队伍,为语言文字的教学及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提供了人才保障。

三、形式多样的活动为积极开展规范用语用字的宣传和普及提供了丰富的载体 1.通过全国“推普周”活动,营造“推广普通话、使用规范字”的浓厚氛围 一年一度的“推普宣传周”是开展语言文字工作宣传的重要契机。我们周密制定推普周活动方案,通过广播、专刊、网络等多种渠道开展宣传,动员校内各部门以黑板报、宣传单等方式,大力宣传推广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营造全校共同重视语言文字工作的氛围。同时在各届“推普周”中,积极参加国家和省市相关活动,如“江西省高校推广普通话形象大使”、“农村推普行”、“中华诵”经典诵读和规范汉字书写比赛等,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2.通过“二课”活动和竞赛活动,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

我们通过举办演讲比赛、书法竞赛、诗歌朗诵比赛等活动,搭建学生展示、锻炼和提高教师职业基本技能的平台。我们连续举办了19届大学生教师基本功大赛,其中包括学生朗诵比赛和钢笔字、板书设计比赛。一年一度的 “大学生科技文化节”活动将演讲和辩论赛列为必赛项目。形式多样的“二课”和竞赛活动,不仅推进我校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而且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语言文字工作人才,数位曾在校广播台工作过或在竞赛中获奖的毕业生已成长为省市电视台、电台的骨干(如江西台的金飞、贾珍珍,新疆克州电视台的范志强等)。此外,两年一届的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进一步提高了青年教师使用普通话和规范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3.通过严格测试程序和测试标准,达到以测促训、提高师生普通话水平的目的

我们严格按照《江西省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细则》和《江西省普通话水平测试评分细则》开展普通话测试工作。为保证测试工作高效有序进行,工作人员认真安排好每一次测试,维持好测试纪律。2010年下半年采用机测以来,为避免应试人员代考等违纪现象发生,维护测试的公平公正性,我们除了采取人工校验证件措施以外,还专门购置了身份证识别仪,在每台测试机位上安装了监控设备,做到测试全程的监控和录音。

据不完全统计,我校普通话培训测试站近十年共完成测试55000余人次(其中机测完成16000余人次),完成各类培训8000余人次。在校生测试二级乙等过级率由建站初的50%上升到目前的70.9%,师范专业学生毕业时的普通话达标率由最早不足60%达标上升到目前近100%达标。在职在岗教师参加普通话培训率超过90%,1954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教师80%以上测试达标。

4.通过迎评工作,推动语言文字工作上台阶

上饶市迎接国家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活动开展以来,我校按照上饶市语委的统一部署,积极开展各项迎评工作。一是成立了迎评领导机构;二是制定了《上饶师范学院迎接国家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任务分解方案》;三是在全校范围内召开了不同层次的动员大会,并利用广播、板报、网络等媒体,营造了浓厚的迎评氛围;四是编印了《上饶师范学院语言文字工作学习资料》,印发给全校所有师生员工;五是在校园内设立了两处永久性的宣传标牌,在主要教学和办公场所设立了六十多块小的宣传牌;六是以二级学院为单位对全校教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语言文字法规和基本常识的培训,参训率达到了90%以上。组织了部分中青年教师的普通话测试;七是根据《江西省二类城市工作评估标准》的要求,开展了包括课堂板书、讲义、作业、试卷、毕业论文、公文和校园环境的用语用字自查自纠工作;八是开通了上饶师范学院语言文字工作网;九是按照评估要求,对档案进行了归档整理,对相关数据进行了统计。

半年多的迎评工作使我们进一步增强了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意识,达到了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的目的,有力地推动了我校语言文字工作迈上新台阶。

四、丰硕的语言文字教学和科研成果,形成了我校语言文字工作的鲜明特色 在完成常规语言文字工作的同时,我们还积极鼓励测试员和其他老师开展语言文字和普通话测试方面的研究工作,力求形成教学、测试、研究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这也逐步成为了我校语言文字工作的一项特色。

十多年前,我校就承担了语言文字方面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测员谢旭慧教授公开发表语言文字方面研究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1部,并连续三次获得全省普通话水平测试学术论文评比一等奖;国测员郑晓燕副教授5次主持与语言文字研究有关的省级课题,在2010年获江西省教育系统“提升质量,服务创业”电视演讲大赛一等奖,并分别在2008年、2010年的江西省“经典诵读”大赛中获经典诗文诵读大赛教师组三等奖、“优秀指导老师”荣誉称号;省测员汪应乐教授主持完成了国家语言文字应用“十五”科研项目《多方言赣东北地区各类人群普通话现状、趋势及推普对策》;省测员陈颖、马宾副教授等完成的《方言复杂地区对普通话水平达标的普通话训练对策》获江西省教学成果三等奖;2012年,省测员陈颖副教授独立编著的《实用普通话训练教程》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普通话培训测试站秦霞副教授、李建生老师申报的《师范类高校普通话培训与测试信息管理平台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课题获得江西省重点教改课题立项,获资助经费10000元。

五、存在的不足及改进措施

在总结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成效的同时,对照《江西省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标准》及其实施细则,我校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1.在教师自编讲义、教案、板书中,在学生作业中,以及在校园网中不时会出现个别不规范的用语用字;

2.中老年老师参加普通话测试的比例有待进一步提高,教辅人员参加普通话测试的工作有待加强;

3.作为师范院校,在推广普通话使用规范字方面,给社会的示范和辐射作用还不够显著。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拟采取如下改进措施:

1.通过学习和宣传,进一步增强师生规范用语用字的意识,同时逐步完善语言文字工作的检查评估机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提高中老年老师参加普通话测试的比例,开展教辅人员的普通话测试工作;

3.将语言文字规范工作进一步向社会辐射。定期组织社区推普活动,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在市区主要地段进行宣传活动,扩大活动范围,并积极参加校内外有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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