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总结（精选6篇）
中国传统文化总结 第1篇
学习传统文化的第一天，夏天的阳光照的我们特别的难受，但是早上我们都带着愉快的心情来到嵩阳办事处，我们有秩序的排队入场，看着义工老师们亲切的说：“老师，您好!”我被他们的和蔼可亲的态度所感动。进入会场，我们在主持人的带领下朗读弟子规，之后白雪老师用亲切的声音对我们说欢迎我们抽空参加本次学习。对于本次学习我有很多的感受，这三位老师解读着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其中许建国老师的讲解，得到了很多老师的喜爱，赢来了阵阵掌声，他用自己的事例讲解着对孝道的理解，让我们明白了百善孝为先，诸事和为贵。其中有两句话让我很受启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书读百变，幸福自现。我想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用这两句话来督促自己不断的进步。
本次三天的学习对我有两点感动：一、义工老师们的行为，让我很感动，看到义工孩子的所作所为让我很感动，从孩子们的身上，我看到了青春、激情、民族的希望。同时我也希望自己能向他们学习，感恩生活，感恩身边的人。二、三天讲座，最让我感动的有三句话：“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书读百变，幸福自现。”“百善孝为先，诸事和为贵。”这三句话让我感触很深，同时我也在想我孝顺吗?我想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我想在今后的生活中，我一定严格要求自己，多读书，从而来提高自身的素质，争取有更大的进步。
作为年轻人，千言万语，我更愿意把自己的语言化作行动，用行动来证明自己!
中国传统文化总结 第2篇
一、思想上高度重视，大力宣传活动的意义。
领导在思想上重视，利用教师例会、教研会向全体教师和学生宣传学习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制定相关制度，促进传统文化教育工作顺利开展。
1、组织健全，职责明确
我校成立了领导小组，由校长郭总责，教导主任具体抓，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全体班主任和各科教师为主要成员。
2、大力宣传，营造氛围。
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大力宣传传统文化，让全体教师、学生及家长充分认识开展这项活动的重要意义，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传统文化活动的良好氛围。
三、明确目标、落实活动方案
1、明确活动目标
通过开展经典诵读、戏曲进校园等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开阔视野，增长知识，陶冶情操，传承并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促进学校人文化发展，提高办学品位和办学特色。
2、灵活安排，确保诵读时间。
利用每天上午早读前10分钟，开展经典诵读活动，由语文教师组织并指导学生诵读，帮助学生尽快进入学习状态。
3、组织比赛，隆重颁奖
组织了各班级的诵读和书法比赛，比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全校学生均参与其中。
4、学校全面开展书法大练兵活动。由校内书法教师梁宗让进行指导，定期为学生上书法课，全校上下形成了大练书法的良好局面。
5、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每年组织师生集中观看戏曲表演，积极引导学生收看中央综艺和戏剧频道。
6、在全校师生中开展武术操的习练。武术操作为中华传统之瑰宝，一方面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同时可以修身养性。为强化学习，以比赛的形式促进学生和教职工练习。
四、取得的成果
1、丰富了学校的德育内涵。
活动的开展，丰富了学校的德育内涵，推动了学校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德育工作的发展。师生的精神面貌得到较大的改观，良好的校风、学风、班风逐步形成。
2、提高了学生思想道德品质。
传统文化教育活动的开展，有利于培养学生初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情操。
3、全面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通过这一系列活动，一是形成了诵读的良好氛围。二是开拓了学生的视野。三是锻炼了学生各方面的能力。
4、提高了教师的文化底蕴和职业道德操守
开展经典诵读和戏曲进校园活动，学校教师主动参与，广泛融入，极大的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底蕴。
中国传统文化总结 第3篇
中国传统文化极为丰富并且非常辉煌, 门类众多, 特别是中国传统绘画、中国传统建筑、中国传统书法、中国传统家具都非常讲究运用各种直线、曲线的不同组合, 充分利用线与面所产生的光影和层次塑造这些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几乎所有的传统艺术形式都追求一种刚柔相济、流畅舒展的外在表现, 从而达到一种完美的节奏感、韵律感。反过来看中国现代家具对于形式的追求包含了更多的内容, 但是最为本质还是追求家具的舒适度、品味感、价值感。这些也都是中国传统艺术文化所追求的本质性的东西。
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六法”理论首先就是“气韵生动”, 这种“气”, 就是艺术形象中所呈现出来的感动人的一种力量, 一种艺术造型上所表现出的和谐的节奏与韵律, 一种赏心悦目的风致。中国现代家具也是同样的, 要通过对家具形式的设计传递出一种气韵, 这种气韵包含着设计师的文化情感, 同时也包含着家具设计的人文关怀, 通过家具这个载体传递给消费者。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对中国现代家具的人文内涵传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家具本身的文化属性也决定了消费者购买家具的使用功能时, 也购买了家具的文化价值。现代中国社会向传统文化回归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消费者希望寻找家具本身所具有的传统文化元素, 以此来满足对于传统文化的回归, 并且通过高品质的中国现代家具设计体现自身的文化品味。
中国的传统文化符号、民间文化、地域亚文化等都是中国现代家具设计的灵感之源。符号强调典型性, 中华民族具有自己的文化传承和艺术风格, 尊贵祥和的龙与凤、蝙蝠、辟邪的蜈蚣、蟾蜍、蟠螭等都是中国图腾文化的象征符号。中国现代家具的设计根据目标群体的不同将这些符号进行消化吸收, 并加以简化和提炼使其更为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标准。
但是, 有些家具企业只是简单的照搬照抄传统家具的形式, 或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生搬硬套地用在中国现代家具上, 使得家具给人不伦不类的感觉, 这种方式注定是会失败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现代家具应该继承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而不是流于表面的形式。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天人合一”与当今社会所追求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中国现代家具与当今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中国现代家具的设计也是追求“美观”、“生态”和“舒适”。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明晰的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家具设计的核心内容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这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现代家具传承的主要内容之一。
广东南海市的联邦家私集团公司在1991年推出了一组实木沙发系列“联邦椅”, 包括单人椅、双人椅和三人椅, 以及长短两款茶几。这几款家具1992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流行, 并且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全国。这个系列的成功有着多种因素, 但最为重要的是家具的设计形式集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雅、内敛、和谐、韵律等等因素。靠背曲线有着明式家具的反“s”形的优雅。整体造型虽然与明式座椅家具截然不同, 但却有着某些相同的神韵。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现代家具的巨大影响。只有当中国现代家具的设计能够将传统文化精神融于其中, 中国现代家具才能摆脱西方家具形式的模式, 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二、中国现代家具对中国传统家具功能的传承
中国传统家具所追求的不同功能决定了中国传统家具的不同的类型。比如圈椅、案几和屏风都是依据不同的功能衍生出来的。特别是屏风这种传统的家具形式, 它的类型多种多样, 具体功能也各不相同, 例如枕屏、座屏、挂屏等等, 都是具有极佳的实用功能和装饰功能。
中国古代有行军打仗、野外出游各种等室外活动, 在室外活动的过程中经常需要停顿休息, 而传统家具因为其体积庞大又特别重, 所以非常不方便携带。古人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将椅腿设计为交叉折叠, 收拢时便可解决其携带不便的问题, 满足了自身的需求。到了宋元时期, 出现了带靠背的交椅, 这就让使用者坐起来更加的舒适与惬意。到了明代, 又将交椅细分为折叠椅和圈背交易, 既丰富了它的形式, 又满足了使用者的需求。特别是明代交椅造型优美流畅, 做工考究。其前足底部安置脚踏板, 装饰实用两相宜。在扶手、靠背、腿足间, 一般都配制雕刻牙子, 另在交接之处也多用铜装饰件包裹镶嵌, 不仅起到坚固作用, 更具有点缀美化功能。
由此可见, 中国传统家具的功能性是非常强的, 而这些功能的设计都是以实际需要为出发点。当今社会, 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中国传统家具中的功能依然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家具设计时的重要参考, 并且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因此, 中国传统家具的功能也是中国现代家具传承的主要内容之一。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家具设计的专业化, 越来越多的新的家具形式层出不穷。然而, 这些形式往往只是从商业噱头的角度出发, 却忽视了家具最本质的功能作用。任何一件家具都是为了一定的功能目的而设计制作的。因此功能构成了家具的中心环节, 是先导, 是推动家具发展的动力。
中国现代家具追求的是功能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对于设计师而言, 功能是每一次家具设计时必须考虑的要素。在满足基本功能的前提下, 从材料、结构、形式等多方面进行考虑。例如, 现代屏风设计就是在保留屏风分割空间的基本功能的前提下进行的创新设计。
三、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家具都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瑰宝。因为中国传统家具与中国现代家具之间存在着前后相承的血缘关系, 所以中国现代家具对中国传统家具的传承是必须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完全不加舍弃地模仿甚至照搬也是行不通的。在传承的基础上对于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地方通过设计师的设计加以改良、革新, 使中国现代家具的发展在传承的道路上不断创新, 满足新时期家具使用者的各种需求, 体现中国现代家具自身的风格, 在此基础之上不断提升中国现代家具在世界家具体系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1]沈嘉禄.《时尚老家具》.[第一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6
[2]方海.《现代家具设计中的“中国主义”》.[第一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12
中国千年外交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4篇
【主流传统文化影响千年外交的基本走向】
几千年来，对中国外交影响最大的是如下四种文化——
首先是大一统文化。大一统文化决定了追求和维护统一是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主线。“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孔子怀念西周“大一统”，渴望结束当时诸国纷争、四分五裂的状态。大一统理念深深根植于华人的内心深处，深刻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以至于统一成了上至达官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的一种共识。尽管在中国历史上时常有分裂与内争，但几乎没有人怀疑统一的必然性。这就是说，即使中国客观上处在分裂状态时，各独立政权领导人也不可能只顾及自己治下的小块领地而对其他治外之地弃之不理，他不得不站在全国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而无法偏安一隅。要获得统治自己属地的合法性，他在执政时便不得不声称自己为正统，而且必须始终以统一天下为号召，这使得中国追求和维护统一的外交成为一种必然。三国、南北朝等时期就是处于这种状态。
其次是农耕文化。农耕文化决定了谋求和平是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政策。四大文明古国都以农耕立国。虽然中Ô¬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融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¾¬济结构，农耕文化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上面讲到的大一统文化的出现是由农业生产的本质特征（如大型水利工程依赖于一个统一的政府）和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特征所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耕文明是一种善的文明，它本质上需要顺天应命、守望田园和辛勤劳作，不需要培养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技艺，也无需培养尔虞我诈的商战技巧。农耕文化造成人们对农田的依赖，对中Ô¬以外的地区往往存在恐惧感和鄙视感，加之自给自足造成对外界几乎没有任何需求，由此形成缺乏对外扩张动力的封闭社会。守护田园的需要使以农立国的历代中Ô¬王朝大多采取筑长城、闭关、断互市、禁出入之类的守势，草Ô¬王朝侵入中Ô¬王朝农业区后，会逐步改变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中Ô¬王朝的文化，从而使几千年来的中国外交整体上以谋求和平为基本政策。因而，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战争防御性战争远多于进攻性战争；除极少数历史时期外，即使是进攻，也是以攻为守，而不以掠夺为目的。与之相联系，除成吉思汗外，中国历代王朝很少进行过真正的远征。为数很少的几次远距离作战，也都在自己的附属国中，即便是汉武帝、唐太宗，他们在军事打击之后多班师回朝，退回Ô¬地，只要求对朝廷的附属与臣服，对于称臣纳贡的降服者往往赏赐有加。而在西方历史上，只要有强大帝国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的军事征服与远征，无论是亚述帝国、罗马帝国还是后来的奥斯曼帝国都是如此，其Ô¬因在于东西方¾¬济结构与文化社会结构的不同。
再次是礼制文化。礼制文化决定了朝贡体制是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体制。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其实质是名义上的宗主认同外交，而不是扩张式的帝国外交，其立足点是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中心大国定位，因而，其外交导向是“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中国历史悠久，号称礼仪之邦。中国文化基于农耕活动，地域相对稳定，民族相对单一，因而极易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稳定的礼制文化。几千年来，礼作为中国千年外交的思维逻¼¬与行为准则，呈现了权威化、规范化、程序化与教条化的特点，一直是东亚国际体系的文化基础，决定了古代中外关系的非对等性。因而，中国历代王朝办外交时，很少具有平等意识。周朝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将中外关系纳入华夏礼制的轨道，从而使君臣之间的尊卑关系延伸到中外关系领域。朝贡体系重礼仪和象征意义的特征，从先秦到明清，一直没什么改变。在传统关系中，对外交往就是“宗主”对“藩属”的管理，所以管理对外交往的机构就是“理藩院”。古代只有“理藩”而无“外交”，因而自乾隆朝以后，中西屡屡发生外交礼仪冲突。
最后是仁义文化。早在周初年，仁义就是周文王、周武王统一各诸侯国的一面旗帜。仁义文化主张以仁义立国，认为“仁人无敌于天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仁义在先秦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体现，就是周礼作为公认的准则（相对于现在的国际法）被运用于各国，礼的根本就是一个“仁”字。古人在国际交往当中不少践行仁义的行为在今人看来显得迂腐，当时却很普遍。例如，襄公的“仁义”之举，被毛泽东看成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仁义外交最典型的事例是公元前57年，匈奴大乱，朝廷大多数人主张乘机出兵消灭匈奴，只有御史大夫萧望之反对，认为“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说“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 。主张“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 。汉宣帝采纳此议，不仅不出兵攻击，而且还“遣兵护辅呼韩邪单于定其国”，后来，更以王昭君嫁呼韩邪单于，结果“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汉书》卷78）仁义外交的典型代表是曾国藩，曾的外交方针有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当李鸿章向曾国藩请教外交方略时，曾送他一个“诚字锦囊”。李鸿章说这个诚字锦囊“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诚”的含义就是“忠信笃敬”。曾给李的信中说：“夷务本难处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今天看来，这正是对外交往所需的基本品格。
上述四种文化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是千年中国的制度文化，是支配中国千年外交的意识形态。这些文化不等于儒家文化，但受儒家文化影响最大。
【非主流传统文化的影响】
非主流传统文化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非制度文化，但对中国千年外交的影响不可低估。非主流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如潜规则文化、酒文化、食文化等，对外交都有影响，但影响最大的是如下三种——
一是权术文化，也叫做权谋文化、谋术文化。中国是世界上谋略思想和著作最丰富的国家。申不害说：“明君治国，三寸之机运而天下定，方寸之谋定而天下治。”冯梦龙说：“三代以下将相，大抵皆权略之雄耳。”外交离不开谋略，历史上许多谋略家就是外交家，如张仪、苏秦、诸葛亮。谋略思想和著作最丰富的时代，同时也就是外交思想最丰富、外交家辈出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孙子兵法》、《韩非子》、《鬼谷子》、《战国策》等兵家、法家、道家、纵横家谋略著作出现，中国外交也演绎了一幕幕有声有色的大剧。谋略不等于权术，外交不等于权术，更不等于诈术，外交辞令也不等于空话假话。但外交史上尔虞我诈的事确屡见不鲜。权术文化中外都有，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是西方权术文化的代表作。中国讲权术的书不少，如《六韬》、《三略》，许多人认为《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文化的大全。所谓权术，就是政治手段，政治手段有些是必要的策略，有些则完全是诡诈性、奇谲性的计谋手腕，后者便是权术。宋代叶适认为：“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把权术视为“至诚”的对立面，十分准确。权术与封建专制相伴相生，包括驭臣之术、愚民之术、谄媚之术、韬晦之术、结党之术、游说之术、狡辩之术等，没有真诚，只有机变手段。玩弄权术者行为和思维均具有两面性。《三国演义》展示的是一个外交上折冲樽俎的时代，也是一个“仁义”叫得最响但权谋最为成熟的时代。李宗吾在《厚黑学》中说他读遍二十四史，终于读出“厚黑”二字。所谓厚，就是脸皮像刘备那么厚；所谓黑，就是心如曹操那么黑。如果没有厚颜与黑心，就不能成为称霸一方的“大英雄”。“诡”字进入兵事不奇怪，进入外交更不奇怪。越国在灾年向吴国借粮一万石，第二年说选择最好的粮食归还，吴国竟然相信越国，将其留作种粮，哪知来年播种颗粒无收，Ô¬来还吴的是¾¬过了蒸煮、永远不会发芽的粮食，使吴国遭受严重饥荒。唐太宗外交上也有使阴招的时候。例如，太宗以答应新兴公主嫁给薛延陀汗国首领夷男为诱饵，换回唐大将契苾何力，换回后，却不将公主送往汗国，而是故意断绝和亲关系以促使汗国内部分裂。当时有大臣坚决反对这一外交决策，认为既已答应，不可失信。夷男发觉被Ƭ后，气恼而死，接着，“国中乱，如其策云”。（《新唐书》卷110，《契何力传》）源远流长的权术文化至今仍深深扎根于中国政治生活和老百姓日常生活之中，变成了我们的所谓“生存智慧”、“实践理性”。
二是暴力文化，即崇拜暴力的文化。按理说，外交是打嘴仗，同暴力不沾边，但外交史上确实留下了暴力文化的斑斑血迹。韩非子说，“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韩非子・奸劫弑臣》）《尉缭子》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其半，威加海内” （见《汉书・艺文志》），公然鼓吹血腥屠杀，令人发指。几千年来，“暴力斗争哲学”在中华大地上始终有深厚的成长土壤，逐鹿中Ô¬、王朝更迭总是伴随着大砍大杀。专制制度催生出一代代暴君、暴官和暴民，虽然他们在国人中比例不大，但足以使暴力文化代代相传，其影响有时超过主流文化、制度文化。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中有三部是有关杀戮和暴力描写的。《三国演义》既是三国外交演义，更是如何最多、最快杀人的阴谋演义；而《水浒》讴歌的英雄义士行为，多出于私仇而很少公愤。他们开人肉包子店，杀无辜路人以作入伙投名状等等，以杀人为乐，在杀戮中感受快意。李逵救宋½¬，抡起板斧，不管男女老少一并砍去，直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河。他杀黄文炳，类似于凌迟，后来，在明朝酷律环境下，凌迟竟发展成为一种残忍的艺术。按照一些民间历史故事的记载，凌迟一般每天割357刀，共切10天，这样的刑罚，不但施于大奸臣刘瑾身上，也施于英雄袁崇焕身上，在清代也施于石达开身上。千刀万剐剔下来的“肉”，不少被用作下酒菜，闻之令人毛骨悚然。中国外交史上也不乏血写的篇章。春秋时期，晋国不仅无礼扣押郑国国君郑成公，而且杀了前来求和的郑国使者，从此，违反“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这一国际法的现象不绝于史。宋亡国前夕，元主连番下诏，痛斥宋权臣贾似道接连扣押和杀害元使。虽然连克镇½¬、南京等，元主仍复遣尚书廉希宪、侍郎严忠范奉国书出使南宋，有意与宋继续议和。到了宋界，宋边将张濡，不分皂白，竟将身为侍郎的使者袭杀，将身为尚书的使者押送到宋廷。元丞相伯颜遣书质问，宋廷遣使答报，只说是边将所为，未曾禀报。伯颜再遣张羽为使，同宋使一起返宋廷，不想到了宋境，又被杀死。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外交人员巴夏礼一行39人被咸丰皇帝下令扣为人质，尽管恭亲王奕信誓旦旦地作了“未尝苛待，居处适宜，待遇优渥”的保证〔《第二次鸦片战争》（二）〕，但3日后交还人质时，生还的仅18人，其余21人归还的全是伤痕累累的尸骸，其中《泰晤士报》记者包尔贝的尸体被大卸八块。义和团运动期间，清廷悬赏洋人首级。据《景善日记》，“庄王出示悬赏，以励杀敌，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德国公使克林德前往总理衙门办事，被清军杀害；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在出永定门办事时，被清将¶¬福祥乱兵击杀，尸体被肢解，抛在路上。义和团揭帖有云：“先拆电线杆，后拆火车道，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腾腾杀气，字字血气。无人质疑外交家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郭泰祺是爱国者，但郭因“一 ・ 二八”事变的交涉，王、施、顾甚至蔡元培因“九一八”事变的交涉却被国人殴打、恫吓。王正廷最惨，不仅在1928年的济南惨案交涉中家被砸毁，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交涉中更是被学生打得头破血流。《时代》周刊描述说：“呼声中毫无防范的王部长还没站起来，一个墨水瓶就猛地扔到他的头上。群众随即手挥棍棒殴打中国的外交部长，险些被打死，幸好有他的忠实的下属们赶来营救。一番争斗后，他们救出了王先生，把流血的他赶紧送回家。医生说：‘他的伤很难治愈。’”新中国的外交也受到暴力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发生了围攻苏联大使馆、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事件；另一方面，张闻天、刘晓、章汉夫、孟用潜、潘自力、王炳南、陈家康、许建国、罗贵波、徐以新、姚仲明等副部级以上外交干部都领受了“斗争哲学”的厉害。常务副部长张闻天、常务副部长章汉夫、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副部长陈家康、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许建国被迫害致死。部党委书记、副部长刘晓被整得精神痴呆，副部长王炳南被弄得家破妻亡。正部长级干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孟用潜挨斗时，研究所其他领导人和业务骨干十多个人被À¬来陪斗。都戴着高帽子，手拄两根哭丧棒（用白纸包的木棍），在台前跪成一排。孟的高帽子里安装了图钉，用手一按就鲜血直流。孟在游斗时走了一半路就已晕倒。外交部被整成全国抓“五一六反革命”的头号重灾区，全部参加运动的有4000名干部，被抓的竟达1700人。（马继ɬ：《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三是关系文化。可能没有其他哪个国家会像中国这样如此重视关系的价值。中国关系文化渗透至社会各个角落，人们必须建立各种关系来得到他人认可、谋取自身利益，通过关系建立的获利能力不少时候会远超诸如能力、业绩、敬业精神等方式。关系文化对古代外交的影响一是表现在把建立血缘关系作为外交的重要手段，最典型的例子是和亲外交。汉匈和亲时，汉廷想的是，将公主嫁给匈奴单于，皇帝与单于的关系是翁婿关系，哪有女婿打岳父的道理呢？单于死后，公主生的儿子继位为单于，皇帝与新单于的关系是外公与外孙的关系，岂有外孙不孝顺外公的？唐代¾¬历三次和亲高潮，越到后期，越是真的皇女帝妹外嫁番邦。唐与吐谷浑、吐蕃、回鹘通过和亲分别建立了甥舅关系。以回鹘为例，“唐朝继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以后皆因之”。（《宋史》卷490《回鹘传》）二是将国家关系作为家庭关系来处理。例如，石敬瑭引契丹为援，夺取后唐天下。石给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上书，表示称臣于契丹，并向契丹皇帝行父子之礼。当时石45岁，耶34岁。1004年，宋辽议和，确定两国为兄弟关系，宋为兄，辽为弟。1164年，宋金议和，宋向金由称臣改为称侄，金主为叔，宋帝为侄。宋亡国前，宗正少卿陆秀夫等奉诏与元和谈，情愿称侄纳币，否则降称侄孙。就是说，只要宋不亡国，可以称元祖为叔叔，再不行，皇帝做元主的孙子也行。三是外交上不是用人唯才而是用有关系的人。明代外交一大弊政就是出使朝鲜的使者基本上由宦官充任，为什么呢？因朝廷大宦官基本来自于朝鲜，“在宦官干政的背景下，由他们出使朝鲜，乃顺理成章之事。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借奉使之机，百般勒索，大发横财”。（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四是外交和国防战略让位于哥们义气。最典型的是“桃园结义”所体现的½¬湖伦理在蜀国国家体系中凌驾于法度、军令之上。赵云谏道：“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三国志》卷36）刘备哪里听得进去。刘关张抱团，一再破坏联吴抗曹的外交方针，给蜀造成重大损害，这是蜀在三国中最先亡国的根本Ô¬因之一。
【传统文化的某些缺失对外交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但不可能包罗万象，受主流文化、制度文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有其缺失的一面。
农耕文化在古代中国实际上成了农本文化，由此导致重商文化的缺失，使严格意义上的¾¬济外交在中国外交史上几乎空白。朝廷不会动用外交资源促进市场的繁荣，为中国商人走出去保驾护航。商朝商业非常发达，春秋战国时各国也奉行重商主义政策，当时“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司马迁语），不少人发了大财。孔子的学生子贡“家累千金”，富而从政，曾出任鲁国外交高官，陪同鲁哀公参加过与吴国、晋国的盟会。然而，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思想也在此时开始出现。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后成千古名言。商鞅、管子、荀子、韩非子等以商人为小人，以¾¬商为缺德。秦始皇把各地12万商人迁入咸阳，明确将“重农抑商”上升为国家意志，开了以国家力量轻商抑商的先河。秦汉征徭役，政府视商人为罪犯。刘邦规定商人不得穿锦绣之衣，不得带兵器，不得骑马，不许乘车，本人及后代不许做官。朱元璋规定商人只许穿布衣，农民才能穿纱绢锦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但重商文化的缺失导致“耻言利”，朝廷对外交往不仅不以¾¬济利益为目的，相反，还以¾¬济付出换取朝贡来仪的名义。在中国古代，每一次官方使节的往返都伴随着礼物的“交易”。自汉以来，凡来朝贡者，中国王朝都大量回馈，盛情相待。如明朝即规定：“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货来，皆倍偿其价。”有时甚至“恣其所欲”，打开仓库，听凭挑选，爱什么就自己拿什么！这样的朝贡贸易自然会使各国纷纷来“贡”，其结果则是明王朝“岁时颁赐，库藏为虚”。这与晚于郑和的哥伦布等人开辟新航路的结果大相径庭，导致中国失去利用国际贸易的优势地位开辟海外市场、刺激资本扩张、推进工业化的契机，被远远甩在世界工业文明潮流的后面。
契约文化的缺失导致外交上出现不重视条约关系的现象。没有条约关系，就没有现代外交。缔结契约是以主体地位平等为前提的，契约的核心价值内含缔约自由、确定契约内容自由、选择契约相对人自由和缔约方式自由。契约在我国古已有之，周时“书契”、“万民约”、“邦国约”概念的存在足可证明。《礼记・学记》有“大信不约”的话，说大信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的行为，不一定靠契约。但是，这种“大信”不等于契约文化，是局限于亲缘、准亲缘即熟人之间的“信”，是单方许诺、立誓。“大信不约”的“信”能否实现，靠的是良心，重视的是人际关系；而契约文化的“信”，建立在双方约定的基础上，是对双方相互合作的约束，是合意，是互信，靠的是运行机制，重视的是条约关系，因而相对稳定。这种信用将全社会所有陌生人囊括进来，因而具有普遍性。契约文化不可能在小农¾¬济和专制政治的土壤中产生。也许正因为李鸿章缺少契约文化精神，他在外交中对自己屡打“痞子腔”，老用“痞子手段”洋洋自得。当曾国藩对天津教案颇感棘手时，他几次去信建议说与洋人打交道要“参用痞子手段”。1863年，戈登率队与淮军合攻苏州，数月无功，伤亡惨重。戈了解到守城太平军将领纳王郜永宽等“四王”、“四大天将”与主帅谭绍光不和，便建议诱降纳王，拿下苏州。建议为李鸿章采纳，郜永宽在苏州城外亲自与戈登、程学启商定降约，约定郜谋杀谭献城降清，程与郜指天为誓，“既往不咎”，程承诺保证郜及部下性命，戈登做担保人。12月4日，郜等刺杀谭，开城门Ó¬清军入城，清军入城后，不仅诱杀了8个降王降将，而且诛杀了数万毫无戒备的太平军将士。杀降激起了戈强烈不满，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更因为戈是太平军投降的保人，这下搭上了他的信誉，Ŭ不可遏。戈大骂程学启，与之断交，又提着洋枪找李鸿章算账，逼得李四处躲藏。列强驻上海领事馆代表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与此相反，清廷却明确支持李鸿章并责备戈登“不明事理”，连主张“诚信”的曾国藩也称赞说：“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据雷颐《杀降的“国情”与“公例”》）。这个例子说明，儒家的“信”与契约文化不是一码事。
妥Ь文化的缺失导致外交上难免出现走极端的现象。外交离不开谈判，没有妥Ь就没有谈判。但是，妥Ь文化的缺失导致中国缺乏谈判的文化。《礼记》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一山不容二虎”的思维定式使中国历史上你死我活的斗争成为常态，往往不承认对手地位是平等的。因为没有双赢的概念，过去中国大部分谈判是在兵临城下了才谈，会出现开价的价位与对方底线相重叠，没有回旋余地。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妥Ь”作为一个贬义词来对待，甚至把“妥Ь”和“投降”相提并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外交要Ь调多方面关系，平衡各种矛盾，这就必然有妥Ь。妥Ь太多地体现在外交中，它是一种以暂时或局部的让步来换取双赢，以保障长远利益的外交艺术。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公元1004年，宋真宗亲征契丹，辽军统帅萧挞览中箭身亡，辽军抵挡不住，请盟议和。宋在胜利情况下与辽达成“澶渊之盟”，约定两国为兄弟之邦。宋为兄，辽为弟。澶渊之盟使宋朝依然侵占辽国“关南”之地瀛、莫二州，同时宋每年给辽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相当于30万贯）。公元1021年宋朝财政收入为15000万贯。北宋平均年财政收入在10000万贯以上。一两白银可兑一贯ͬ钱。30万贯对宋朝每年财政收入来说微不足道。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战时军费比平时军费高1300万贯。“岁币”对宋政府及人民不构成丝毫压力，而年30万的岁币对于¾¬济拮据的辽来讲，则可解决大问题。澶渊之盟使宋辽两国进入100多年和平交往的友好时期，双方互使共达380次之多，促进了汉辽¾¬济文化交流，北宋¾¬济也迈向了封建社会的巅峰。然而，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澶渊之盟对宋而言是丧权辱国的和约，辽是在不利的军事情势下占了大便宜。这种看法，典型地表明了中国妥Ь文化的缺失。
探讨中国千年外交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我们要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有益于丰富现代外交战略思维的营养，消除传统文化中消极成分的不利影响，同时，针对传统文化的缺失加强文化的现代化建设，以丰富中国当代外交的文化底蕴和哲学基础。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里南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示范校总结 第5篇
要真正弄懂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先要从读准这句话开始。我们原来都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其实这句话正确读法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意思是“姿态美好而又善良文雅的女子，是君子很好的配偶。‘窈窕淑女’是指‘姿态美好而又善良文雅的女子’，‘逑’是指‘配偶’，而‘好’就是‘很好、好’的意思。如果读成‘好逑’，就变成‘喜好、爱好的配偶’了。那也就曲解了整首诗的意思。”
类似经典的误读还真不少，如我们曾把《论语》里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中五个‘知’都读‘zhī’，其实第五个‘知’应读‘zhì’，它通‘智慧’的‘智’，是‘聪明、智慧’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只有这样的人才是聪明智慧的’。如果读成‘知’，整句就变成‘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这样的人是知道的。’这显然误读经典。当然，这句话我听到我们学校某个老师都读错了，这实在不该。类似古诗词中这种汉字通假的我们还学过《示儿》中的‘家祭无忘告乃翁’中的‘无’通‘勿’，这里的‘无’就读‘勿’音。再如影视作品中我们常见官员宣读皇帝圣旨的画面，圣旨第一句话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那些演读圣旨官员的演员们都读成‘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不久前有古文专家说应读成‘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类似经典误读的例子层出不穷，它等着你去发现，去纠正。
中国品牌文化总结 第6篇
中国品牌文化的平面设计总结与展望未来
1.设计分工。设计行业从专业化到精细化发展;设计行业从萌芽到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市场洗礼和考验。大、杂、全的“全能”设计将被更专业化的设计所取代。随着设计行业逐步形成，平面、产品、环境设计将带动设计、制作、加工等新的领域发展。设计精工化要求，对设计师要求又红又专且更加全面。
2.平面设计的手法。平面设计由传统的二维向多维空间扩展。随着信息媒介的变化和新科技对设计的影响，平面设计由第一媒体的传统印刷的二维表现向三维空间、多维的数字化的视听新媒体延展。新世纪对资源、环境的关注，信息的高速传播，将使印刷产品在视觉媒体中的比例将大大降低。平面设计在环境、空间的展示和应用更为广泛。特别在广告、包装、产品形象上的应用将改变其平面的基本形态。
3.平面设计的风格。设计风格趋多元化、人性化，强调设计的个性化和以人为本的主旨将成为设计生命的动力。设计更应关注每一个人，尽量考虑到不同传达对象的认知度。同时把设计视为沟通思想的媒介，而不仅是传达信息的工具。
4.设计学科和设计科学。新兴科学将使传统的设计学科更加丰富，设计产业的发展将使设计学科更多元化。促使更多的设计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及其他新兴设计学科的兴起。美国环境图形协会就有两千多名会员，并有数百家专业环境图形设计公司，使平面向空间延伸，使平面设计立体化，让产品的产品形象与平面设计结合起来;静态的平面设计转化为动态的平面设计，在文化娱乐的影视业广泛运用;多媒体设计的推广，网页的发展等都是应用新技术在新媒介中设计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