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科技的电子书陷阱

2024-07-09

汉王科技的电子书陷阱（精选6篇）

汉王科技的电子书陷阱第1篇

网络信任危机：电子商务的伦理陷阱

壹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大陆网络公司运作模式的转轨年。从电子信箱的收费开始，引发了一系列网络免费服务变成收费服务的大行动。作为网络公司运作模式的探索，这些作法无可非议。从法律上讲，这些作法也许无懈可击。其实也不尽然，不过这不是本文的主题。本文关注的是，网络公司纷纷“背信弃义”，将各种先前承诺的免费服务单方面地改为收费服务，或缩小服务范围，这对整个电子商务来说将意味着什么?

从已知的后果来看，这加剧了网络信任危机，给本来就先天发育不足的电子商务人文环境造成严重后果。在应对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网络公司缺乏处理危机事件的思想准备和实际能力。尽管一些网络公司为此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最终没能将这种危机的负效应降低到最低程度，没能从根本上挽回失地。

月中旬，被誉为中国大陆电子商务的形象大使的某电子商务公司突然崩溃，更是给网络信任危机雪上加霜。有关部门一周内接到数十起消费者投诉，反映该公司收取消费者订购商品的货款，却不予发货，消费者打电话询问也无人接听，所欠供应商近千万货款也未能归还。11月15日，有关部门不得不向消费者发布紧急警示，不要再向该公司汇款购物，如果已经对消费者构成侵权，可以举报投诉;并奉劝人们最好选择货到付款的方式进行交易。[注一]

由于这家公司是大陆电子商务的拓荒者，享有很高的声誉，它的崩溃给整个电子商务造成无可估量的影响，使电子商务网站遭遇了最严重的创伤――网络信任危机。这个冬天无疑也是中国大陆电子商务的冬天。有专家正确指出，此事件对行业的伤害超过了对企业自身的伤害。事实上，此事一出，供应商失去了对网络销售公司的信任，大多立即做出反应，提出必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愿再赊货销售。这对目前主要靠赊货销售的电子商务公司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

贰

曾几何时，“电子商务，商机无限”的“公益广告”充斥各种媒体。互联网的确给新经济带来了无限希望，但无限商机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如期而至。个中原因，与网络缺乏普遍的信任密切有关。我们不妨将这种网络信任的“虚位”和困境称为“网络信任危机”。

具体而言，所谓网络信任危机是指计算机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人们对网络安全、网络信用体系缺乏足够的信任，从而导致网络人际交往和电子商务发展的困境。目前，网络信任危机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网络技术安全的权威尚未建立起来。网络病毒的肆虐、骇客及骇客行为的频频发生、网络犯罪的侵袭，对网络安全构成威胁，严重危及网络环境的安宁，加上网络安全技术发展的滞后和网络服务商安全意识的淡薄，使人们对网络技术安全缺乏必要的信任，甚至有人把网络技术视为不安全技术的代表。

(2)网络公司信誉和网络营销体系的信誉尚未确立。网络公司是一种新型公司，网络交易体系采用的也是一种全新的模式。由于博弈次数不够，或由于一开始人们就有上当受骗的经历，产品质量、商家信誉和售后服务的良好形象尚未确立起来，人们对这种新型的网络营销体系缺乏起码的信任，甚至有人极端地认为网络公司是皮包公司的代名词。

(3)电子商务信用工具的缺乏和不完善。信用工具和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长期发展的产物，由于网络经济发展时间不长，使电子商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信用体系的不成熟。这一方面表现为缺乏足够多的网络信用工具，另一方面表现为这些信用工具的不完善，加上人们对网络信息传输过程的安全性心存疑虑，从而导致人们对电子商务信用工具的不信任。

(4)网络公民诚实信用的形象尚未树立起来。由于网络中的大部分行为具有匿名性，“网络中没人知道你是一只狗”的观念大行其道，网民自我角色意识淡化，良心机制在网民行为中的自我监督作用减弱，使网络行为变得漂浮不定，难以保证确定性，从而网民互相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

(5)网络前途的不确定性。作为新经济的网络经济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吸引了众多的眼球和风险投资。由于其仍处于探索的发展阶段，出现了一些问题，碰到了一些困难。目前，网络经济正处于高潮过后的低谷时期。这是网络经济的转折时期，对其前途人们众说纷纭，甚至出现一些所谓的“悲观主义”者，“网络泡沫”的说法不绝于耳，这种人气的低迷使人们对网络未来的信心大打折扣。

叁

网络信任危机实质上是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它反映了现阶段网络社会秩序尚未完全确立起来的基本事实。因此，网络信任危机也可以归结为网络信任与网络社会秩序耦合机制的危机。信任与社会秩序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关系通过一种所谓的耦合机制来实现。

首先，信任是形成社会秩序的核心元素。社会秩序的维持和新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必须依赖信任。没有信任，人们无法达成共识，而社会秩序正是共识的产物。网络主体之间如果缺乏信任，就会产出离散网络社会和网络社区的因子，这些因子被逐渐放大，就可能危及网络社会的存在。事实上，网络社会或网络文化的形成，正是基于人们在网络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共识。达成的共识越多，网络社会就越稳定。

人们在行为互动中，为了降低交易和人际交往等方面的不确定性，逐渐形成了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可以使你预期别人会干什么，别人也可以据此预期你要干什么。当这些预期一旦趋于稳定，而成为共同信念，就可以归结为一种文化。网络文化就是网络社会，它是基于网络行为规范形成的共同信念。

如果人们相互之间没有共同的行为规范，没有共同的信念，那么，彼此就难以预期对方将做什么，而一旦彼此不能预期对方的行为，那么彼此之间就会缺乏必要的信任，没有信任就会导致进一步的行为规范难以形成和确立，从而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因此，“信任”在文化形成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信任就没有真正的文化。同样，如果人们在网络行为中不能建立信任，那么真正的网络文化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对市场经济而言，信任更是须臾不可缺少。市场交易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消除信息不确定性的过程。没有信任，人们无法消除信息的不确定性，从而不能预期交易行为发生的确定性。缺乏这种确定性，人们可能有交易的需求，但缺乏实施的动机。

其次，社会秩序是信任产生的基础。没有社会秩序，人们的行为缺乏必要的指南，难以预测他人行为的结果。同时，信任是对社会秩序的认同和接受，缺乏这种认同和接受，人们的行为就会失去确定的框架，难以达成信任。

一般而言，一个秩序的社会有一个主流的价值体系，信任系于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没有一个主流的价值体系，人们既无法评判自己行为的价值，也无法评判他人行为的价值。人们既无法判断自己行为的后果，也难以预期他人的行为及其结果。对他人行为价值的评判和对他人行为预期的确定性是信任的内在要求。失去这种确定性，不可能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正如郑也夫所指出的，信任从来依赖于社会的道德环境，当社会没有在其日常生活中为道德实践留下空间时，信任几成无本

之木。[注二]

因此，网络信任危机实质上是一种网络文化危机、一种网络伦理的危机。计算机网络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网络伦理和主流价值体系尚处于形成之中，网络信任缺乏应有的网络伦理和主流价值体系的支持，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目前网络中缺乏普遍的信任。这正是研究网络信任危机所要揭示的伦理意蕴。

肆

电子商机无限的困境使理性的人们陷入沉思反省之中。人们从不同视角研究了这一问题，如技术的、经济的和法律的。经济学家、业内人士和法律界人士纷纷从各自的角度分析原因，寻找对策。

关于目前电子商务的困境，人们讨论的很多。一般认为电子商务之所以发展缓慢，首先是因为尚未找到比较适宜的电子商务模式，B2B还是B2C，抑或其他模式，似乎都缺乏经济亲和力。其次，电子商务的基础建设跟不上。上网价格高、速度慢、人员少;网上结算体系不成熟，信用制度不完善;商品配套体系不健全。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电子商务发展的主要障碍，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影响电子商务发展的社会伦理文化因素。网络经济、电子商务给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消费习惯、价值观念等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消费习惯，尤其价值观念对网络经济、电子商务具有很强的制约作用。这些因素与前述所谓的“三座大山”一起构成了电子商务发展所必需的环境。“三座大山”是硬环境，而社会伦理文化环境则是软环境。

我们曾撰文从伦理文化的视角研究这一问题，认为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伦理文化根源。[注三]在此，我们要强调的是，网络信任危机就是其伦理文化根源的一个重要方面。

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商品交换，具有快捷、方便和普遍等优点。但是，交换活动本身所蕴涵的人与人的关系的本质没有改变，交换活动蕴涵的伦理特质依然存在。如果缺乏信任机制，这种交换就难以普遍化，因而难以发挥电子商务的优势。电子商务交换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要实现从看货付款“直接交换”过渡到以信用工具和信用体系为中介的“间接交换”。这种间接交换的普遍性依赖于信用体系的有效性。因此，网络信用体系就成为影响电子商务发展的瓶颈。这种信用体系既包括信用体系硬件的建设，也包括信用体系软件的建设;既包括信用工具的建设，也包括以信任为基础的伦理文化环境的营造。

另一方面，网络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实现从“熟人经济”向“陌生人经济”的过渡，或者说从“直接经济”到“间接经济”的过渡。这一转变需要人们的价值观念、购物方式跟着发生变化。转换的好无疑有利于电子商务的发展，否则，就可能成为发展电子商务的障碍。

电子商务的困境与人们长期以来在原子社会、传统经济中所形成的交易习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有着深层的联系。这种联系在电子商务的初级阶段――电子贸易阶段已露端倪。在传统的商务活动中，人们更喜欢与真实的人打交道，所谓“眼见为实”，同时也依赖传统的信用工具和信用体系。而在网络中，这两个方面目前都不能满足，既不能“面对面”，也缺乏相应的信用工具和信用机制。正如查克・马丁所指出的：“ATM刚问世时，有人说，不会有人用的，人们宁愿跟‘真正的人’打交道。现在，消费者却花钱使用这样的机器。但是，这需要时间和习惯的改变，一旦人们意识到它的好处之后，使用ATM的习惯就渐渐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注四]

当传统经济中的信任体系尚待完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尚未解决情况下，将传统经济与以“虚拟性”著称的互联网结合起来，必然会使原本就不结实的信任体系和信任机制变得更加飘浮不定，让人难以适从。在这种环境下，推进电子商务的发展注定要遭受更多的磨难。因此，建立适应网络经济发展以信任为核心元素的伦理文化环境，已成为推进新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中国发展电子商务注定要经受更多的磨难，因为，我们除了要应对其他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电子商务中的难题，我们还必须解决由于自身市场经济先天发育不足和经济长期封闭带来的人文条件的欠缺等难题。例如，中国传统的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信用习俗是适应少量的小规模的商品交换而形成的伦理文化状态，时至今日，它已明显不适应大规模全球化的商品交换。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将信任体系的建设等同于人际关系商品化。人际关系的商品化恰恰是缺乏适应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伦理文化环境的表现。人际关系商品化也表明缺乏现代意义上的信用体系，因为，缺乏中介性的信用体系，商品的交换不得不诉求人际关系，不得不拘泥于熟人经济。即使能够突破熟人经济，也常常会因信任机制的缺乏而支付额外的大量的交易成本。因此，缺乏信任机制难以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难以产生高效率的经济效应。“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帝王法则，这正是我们研究网络信任危机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综上所述，为了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我们不仅要大力发展网络安全技术、提高网络企业的信誉和加强电子商务信用体系的建设，而且要着力培育适合电子商务发展的伦理文化环境。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B2C电子商务发展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由于网络信任危机问题没有解决，电子商务的发展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成功。只要想一想美国的邮购业就不难理解这一点。美国的邮购业能够有今天这么发达的局面，是与他们长期以来建立信任和信用体系的努力分不开的。配送体系等电子商务的硬件建设，需要的也许是资金，而以信任为核心的人文环境的营造则不仅仅是一个资金的问题，它需要的也许是足够的时间和长期的努力。

注释：

注一：目前该公司已恢复营运，正在积极清退消费者的款项，并与供货商达成了还款计划。

注二：郑也夫：信任与社会秩序,《学术界》，年第4期。

注三：李伦，郭建国：鼠标下的德性――电子商务的伦理内涵，《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期。

注四：查克・马丁：《数字化经济》，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香港)出版有限公司版，第23页。

汉王科技的电子书陷阱第2篇

今年初，一款名为“电子阅读器”的产品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陆续出现，并受到了一部分消费群体的热捧。由于该产品不同于普通的MP4和手机电子书功能，而是采用一种电子墨水屏，长时间阅读不伤眼，且电子书籍存储容量巨大，满足了一部分专业读者的需求。此外，这款产品大多为5―7英寸，超薄设计携带方便。少数产品具备批注和识记存储功能，受到了企业和市场群体的关注。

不过，亦有业内人士指出，当前这一产品的市场普遍售价高达2000元左右，而MP4或手机同样可以阅读电子书，不但价格便宜、功能更丰富，更关键的，目前这一产品自带的书籍多是一些非畅销书和工具书，可读性不强。网络上可以免费获得的电子版本图书资源较少，使用价值不大。

一位国内出版社的专业人士告诉记者，电子阅读器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数码产品，这只是全球出版巨头实现新一轮产业转型、对传统出版流程变革的一个终端和载体。对于众多中国数码制造商而言，如果只是作为电子阅读器的制造商，参与这一市场商机的抢夺，最多只能赚取加工费用。真正的市场前景和商业机会，则来自于出版社对图书出版流程和模式的创新载体，只有整合上游的图片电子版权资源、完善产业链竞争优势，最终才能在这一产品领域获得市场利润的最大化。

市场前景看好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在2009年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全球消费电子展上，欧美企业推出了这款电子阅读器产品，当时受到了不少企业的关注，

但这一产品出现的背景，正是一些全球出版巨头，借助现代电子和网络技术，对传统的出版流程和图书发行模式的一种尝试和转型。

当时，包括索尼、亚马逊等企业都推出了电子阅读器。据了解，该产品的最大特色就是专业化定位，借助电子油墨屏技术，解决了普通液晶屏产品存在长时间观看伤眼、疲劳等问题。同时，与手机、MP4等现有较成熟的IT数码产品相比，电子阅读器对于图书的存储量较大，阅读形式方便、灵活，实现了“一本电子书在手读遍天下万卷书”的优势。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企业在推出电子阅读器同时，还在上游构建一套完善的内容配套体系和产品所具备的自动更新功能，最终，使得消费者在购买这一产品之后，可以随时而快捷的获取来自专业服务商提供的最新畅销书籍等内容资讯。目前，亚马逊就围绕这一产品，在美国搭建了一个完善的内容服务平台，除了阅读书，还可以直接阅读全新的报刊杂志。

上述业内人士指出，索尼、亚马逊目前是全球电子阅读器产品最大的推动者，也是销量最大的企业，不过这两家企业在这一产品的推广上，并不是希望通过产品来获得利润，而是通过在产品中定制专门的软件和更新设置，通过提供后续的畅销书下载收费等方式，获取更长远、更可观的利润回报。

汉王科技的电子书陷阱第3篇

但需要看到的是, 2010年我国人均GDP仅为4 300美元左右, 排名世界第95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 科技创新能力不强, 产业结构不合理, 我国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就提出了我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 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本文主要从科技创新的维度观察韩国和巴西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发展跨越的经验和教训, 有助于我们认识当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从而把握未来发展的路径和方向。

“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韩国、巴西经济发展的分水岭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是指人均GDP在3 000—10 000美元之间的中等收入国家, 在迈向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上高收入国家行列时, 由于经济发展仍然过分依赖外部因素, 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方式转变, 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同时, 经济快速发展中集聚的社会矛盾在此时期集中爆发, 贫富分化和贪污腐败严重, 社会各种矛盾不断涌现并难以协调, 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停滞徘徊期。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 二战以后世界许多国家经过努力, 都先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在“中等收入转型”中, 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拉美国家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转换滞后, 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则紧紧抓住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宝贵机遇, 通过实施“技术立国”、“技术驱动”等发展战略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成为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在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上, 引发国家之间产生分化的因素很多, 包括资源环境状况、改革与调整的进程、社会稳定程度以及国际市场的影响等等, 但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则是与本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科技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产业和创新体系建设。

20世纪70年代后期, 韩国和巴西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完成了一轮工业化。作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在几乎整个70年代, 韩国和巴西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分别被誉为“汉江奇迹”和“巴西奇迹”。1965-1980年间, 韩国和巴西GDP的增长率分别达到9.6%和8.8%, 高于东亚和拉美的其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两国制造业产出和出口也始终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 特别是制造业出口, 增长率分别达到31.2%和22.1%。两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人们普遍认为, 这两个国家凭藉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一轮技术革新之便利, 完全能够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前进。1980年, 韩国人均GDP为1 678美元, 巴西为1 37l美元, 两国经济发展的水平较为接近, 都步入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重要阶段。

进入20世纪80年代, 韩国经济继续高位运行, 在1980-1988年间, 韩国GDP保持着9.9%的高速增长;相比较韩国等东亚新兴经济体, 巴西的经济增长率则呈现一定的下滑, 1980—1988年的GDP增长率仅为2.9%;同时, 制造业产出的增长率也下降至2.2%, 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趋势逐渐显现。尽管如此, 1987年和1989年, 韩国和巴西的人均GDP分别达到3 366美元和3403美元, 均顺利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然而,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 韩国和巴西逐渐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等方面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 韩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高速增长, 1995年达到11 496美元, 仅用8年时间便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实现了经济社会的重大转型;2008年韩国人均GDP更是达到20 530美元, 跻身高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行列。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 巴西则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人均GDP长期在5 000美元以下徘徊, 不得不经受经济发展停滞、通货恶性膨胀的艰难时势。

科技创新成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要素

巴西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呈下滑趋势, 长期奉行的进口替代政策导致产业发展过度分散并缺乏国际竞争力,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求极为迫切;但受“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 巴西政府大幅削减公共财政预算, 研发投入急剧萎缩, 巴西本土优秀的研究开发机构被弃置, 丧失了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重大机遇;同时, 大量涌入的跨国公司对巴西本土企业进行兼并重组, 进一步削弱了巴西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2002年巴西人均GDP为2 867美元, 倒退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

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 20世纪60年代以来, 韩国依靠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 通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取得经济的高速增长, 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世纪80-90年代是韩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 韩国面对更具成本优势的中国、印度等国家的激烈竞争, 主动求变, 积极把握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宝贵机遇, 实施“科技立国”的国家战略, 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充分依靠科技创新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转型, 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主导, 并培育发展了一批创新能力强劲的大企业集团, 从而占据了经济发展制高点。总结韩国的经验和巴西的教训, 对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选择形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解和判断。

实施科技优先发展的国家战略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先决条件

20世纪80年代以来, 韩国的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1978年爆发的第二次能源危机使西方国家陷入经济萧条状态, 西方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国际贸易环境恶化, 作为外向型经济体的韩国首当其冲。与此同时, 新的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兴起, 高技术产业迅速发展, 世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韩国逐渐丧失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韩国实际工资的平均年增长率在60年代已达到5.8%, 70年代更是达到7.5%。经济发展的严峻形势使得韩国深刻认识到, 必须着眼于强化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通过优先发展科学技术, 显著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才能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转型。

1982年, 韩国总统金斗焕在“第一次科学技术振兴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科技立国”战略, 并明确其主要目标是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产业。进入1990年代, 面对国家竞争力提高日益依赖科学技术和国际技术转移环境逐渐恶化的形势, 韩国政府为了减轻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度,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技立国”战略, 开始重视发展本国的高新技术产业, 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入21世纪, 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格局, 韩国政府又提出“第二次科技立国”战略, 核心内容是从“引进、模仿”创新转为“创造性、自主性”创新。2011年初, 韩国知识经济部公布了2020年产业技术创新战略思路, 提出要实现从“快速跟踪”战略到“领跑者”战略的转变, 并实施“独一”未来成长战略。作为“科技立国”战略的重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大幅度增加了对R&D的投资, 反映了政府政策从促进轻工业/传统工业到关注重工业/技术型工业, 再到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重大转变。总体而言, 面对转型的巨大压力, 韩国将科技发展置于国家发展的优先位置, 通过持续增加研发投入,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和应用先进适用技术, 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从而提升韩国重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与韩国实施“科技立国”战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转型不同, 巴西奉行“华盛顿共识”从而走上了新自由主义道路。巴西政府通过大量吸收外国直接投资, 并大举借债, 试图由上而下地推进工业化, 发展本国经济。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资的结果是, 跨国公司完全占领其高端产品市场, 这使得巴西几乎放弃了独立的科技、产业和创新政策, 逐渐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为了降低财政赤字, 政府大规模削减公共开支, 教育、科学和技术研究资金首当其冲, 这对巴西产业发展和结构转型造成严重障碍。20世纪70年代以来, 巴西已拥有重要的消费型电子工业, 较为现代化的通信系统, 若干家通信设备本地制造商, 以及高水平的技术基地, 具备把握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和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条件。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公共财政支持, 巴西无法促成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产业集群的兴起, 并进而实现以技术革新带动新一轮的资本积累。科技进步和创新在巴西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战略中缺乏有效定位, 造成的直接后果是,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巴西的出口仍集中在传统产品, 如农产品、农产加工品、矿产品上, 产业结构的低水平重复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徘徊。

韩国、巴西两国政府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同态度可从两国R&D投入强度比较中得到充分佐证。1981年以来两国R&D投入强度的演变情况与两国人均GDP演变趋势高度相似。20世纪80年代韩国、巴西R&D投入强度起点的差距并不大;但随着韩国“科技立国”战略的确立实施, 韩国研发投入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态势, 并于2007年达到3.47%, 超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位于世界前列。反观巴西, 长期以来科技进步与创新不受重视, R&D投入强度始终在1%以下徘徊。R&D/GDP不仅仅是科技投入指标, 更重要的是其反映了国家经济增长中科技和创新驱动因素的重要性, 体现了经济结构的优化状态。韩国、巴西人均GDP增长曲线与R&D投入强度增长曲线的耦合性充分显示, 研发投入、科技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 科技优先发展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先决条件。

保护和强化企业自主创新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动力

韩国对保护和强化本土企业自主创新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 并对外资有可能对本国创新能力的侵蚀也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在工业化早期, 韩国政府为了本国市场不受跨国企业的影响, 采取限制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许可技术进入国内的政策。韩国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及其在国外贷款中的比例都远低于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 如韩国外国直接投资份额在1983年仅相当于巴西的7%;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外贷款的比例在韩国仅为6.1%, 而巴西为21.8%, 充分反映了韩国的对外政策是要促使本土企业“独立”于跨国公司的管理控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韩国试图进入发达国家所支配的产业领域, 导致很多发达国家出于保护本国知识产权的需要, 要求韩国改订著作权及特许权法, 实际上对韩国先进产业的自主创新形成了倒逼机制。与巴西直接引进国外技术不同, 长期以来韩国政府提倡企业通过反向工程来分解研究外国资本货物的技术。反向工程活动与R&D活动有很强的共通性, 这为8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走上自主研发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韩国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确立与国家R&D投资结构转变相呼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 韩国企业在国家R&D活动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是为了应对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 另一方面是受到有利的政策环境的引导和激励。例如, 1963年公共部门占国家R&D总支出的97%, 1980年仅占64%, 1990年进一步下降到18%。简而言之, 随着工业化的进行, 韩国失去了在劳动密集型工业中的竞争优势, 企业为了维持它的国际竞争力, 逐渐在本地R&D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有效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从而确立了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

与韩国的情况相反,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下, 巴西的自主创新能力遭到极大削弱。研究机构有的被私有化, 有的则改变了科研的计划, 这导致大量的科学研究支出被削减, 以及本地创新网络的缺失。解除管制、私有化以及汹涌的企业合并、兼并浪潮的结果是巴西本国的研究开发机构被弃置, 而被代之以从跨国公司进口技术。就产业发展而言, 巴西不以追求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为政策目标。以汽车产业发展为例, 巴西采取的方针是, 通过出让国内市场来换取国际投资, 鼓励跨国公司入境投资设厂, 不追求“民族汽车品牌”。虽然增进了居民福利、节省了技术研发费用、减少了投资风险和市场风险, 但其付出的代价是, 阻碍了本国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的发展, 本国汽车产业和汽车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控制, 成为依附型产业。巴西这种仅停留于利用外生性后发优势的产业发展政策, 虽能在短时期促进GDP的快速增长, 但经济发展一味地依靠外来资本的刺激, 缺乏自主创新的内生驱动, 在某种程度上, 只是发达国家企业车间的搬迁和延伸。因此, 巴西不能像韩国那样, 形成多样化的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制造业体系, 也就不能拥有技术产品的生产规模和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巴西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资而不是培育和强化本土创新能力, 也许就是导致其陷入政治经济危机的关键因素。

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建设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保障

韩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最显著的特点是, 通过强有力的政府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 促进不同创新主体, 包括大学、科研院所和产业界的紧密联系。政府掌控方向盘, 制定出雄心勃勃的政策和目标, 用胡萝卜加大棒来指挥着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创新活动;大学和科研院所, 则提供着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而私营企业, 特别是大财团, 则起着将科技成果产业化、发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 韩国政府是整个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者与规划者, 在调控政策与手段方面, 主要通过“规划与计划”来引导科技发展方向。进入80年代后, 韩国产业政策开始逐步由政府主导型向政府引导型转变:在技术发展方向上, 政府逐步将主导权交给企业, 由企业来决定技术创新的方向;在对企业的支持上, 政府更多地采用税收、金融等间接手段引导企业从事技术创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21世纪, 政府将主要的着眼点放在了协调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上, 将产学研用等创新主体有效连接起来, 提升创新体系的整体效率。科技园区是政府协调这一关系的重要手段, 不仅有效促进了大企业与研发机构之间的共同研发活动, 同时也强化了大学研究活动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联系。尽管在技术创新的方向、研发活动的投入等方面, 企业在技术创新体系中获得了更为重要的地位, 但政府在协调整个创新体系的内部关系上仍处于主导地位。

相对于韩国面向经济发展来构建技术创新体系, 巴西缺乏一种将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创新机制。2004年巴西政府出台的《创新法》鼓励大学和企业联合创新的做法引来科学团体的极大反对, 他们认为将大学置于市场压力之下会破坏知识发展的平衡, 容易导致公共资源的私有化。巴西有70%的研发经费来自政府和公共部门, 大学和研究中心承担了80%的研发项目。私人企业的R&D投资仅占总投资的35%, 而且主要集中于少数大企业。占经济主体的民族中小企业, 几乎不存在R&D和创新行为。2004年以前, 巴西法律禁止政府直接资助公司的创新行为, 也不允许公司雇佣大学研究人员, 这样不仅创新主体自身的能力建设没有受到重视, 主体间的交流互动和衔接更被制度所束缚, 这些都是中小企业创新的重要障碍。目前巴西政府也认识到创新的制度性缺失问题, 声称巴西存在着科研成果无法向产业部门有效转化的矛盾和障碍, 这已严重影响到巴西的国际竞争力。近年来巴西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大学与企业合作的法律和政策, 旨在将科研成果应用于经济和社会领域。然而, 这种矛盾是历史积淀下来的, 制度性缺失不可能一朝一夕加以扭转。

我国需要以创新促转型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2008年我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 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根据经济学理论和世界很多国家的发展实践, 这个新的发展阶段, 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跨越;也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导致经济发展出现停滞和波动。通过总结韩国和巴西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所采取的不同战略和政策, 形成我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点思考。

第一, 坚定不移地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 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但由于经济增长模式始终建立在以过度消耗能源资源和破坏环境的基础上, 发展缺乏内生动力、不可持续性的弱点已逐步显现,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压力进一步加大。韩国和巴西的经验和教训告诫我们, 依靠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社会转型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先决条件。未来五年乃至更长的一段时期, 我国将进入以创新促转型、以转型促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清醒认识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对科技创新提出紧迫需求的同时, 我们也要自信地看到, 经过经济多年持续稳定高速增长, 我国已具备了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的条件和基础:我国已基本形成学科完备、领域齐全的科学技术体系, 科技人力资源居世界首位, 国际科学论文数量和发明专利授权数已居世界前列, 部分领域已呈现跨越发展的态势, 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和技术支撑;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未来五年, 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将出现人均GDP超过10 000美元的数亿人口规模, 城市化率将超过50%, 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消费水平的极大提升将对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的需求牵引;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 雄厚的经济基础将有实力反哺科学技术发展, 而市场经济条件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 则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第二, 继续加大对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支持力度。韩国和巴西的发展实践表明, 科技研发投入与人均GDP增长存在高度正相关。韩国正是通过几十年来长期不懈地对科技研发进行投资, 成功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 跻身高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行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研发投入不断增加, 增长幅度与人均GDP的增幅大致保持一致。自2006年召开全国科技大会、颁布实施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坚持把科学技术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 提升综合国力的关键。“十一五”以来, 我国进一步加大了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 国家财政科技投入每年保持20%以上的增幅。相对应科技投入的迅猛增长, 2006年以来我国人均GDP增长幅度明显加快, 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愈加明显。但需要看到的是, 2010年我国全社会R&D/GDP的比重为1.80%, 没有达到“十一五”规划确定的2.0%的目标, 离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同时, 科技投入的长期持续增长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 投入结构不平衡、投入渠道分散、缺乏宏观协调等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十二五”乃至更长的一段时期内, 要建立有效的财政科技投入增长保障机制, 继续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 进一步加大对聚焦国家需求的投入力度, 有效提升科技经费的使用效率, 为科技进步与创新提供重要的物质保障。

第三,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促进经济与科技更加紧密结合。从韩国和巴西的发展实践来看, 政府主导下的科技体制机制创新成为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要动力。韩国等追赶型国家科技发展的两个重要特点, 一是科技发展直接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 通过创新来有效提升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拥有强势政府, 在科技宏观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作用。对比韩国, 长期以来我国科技、经济两张皮的现象非常突出:一方面我国逐渐形成了门类齐全的科学技术体系, 科技发展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赖要素驱动, 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党中央国务院在1985年出台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 提出经济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要面向经济发展的方针, 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 但制约科技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主要体现在, 科技管理体制机制不适应形势变化的要求, 宏观统筹不力, 尤其是管理多头、重复建设、条块分割、低效利用问题突出, 造成创新资源分散和浪费;政产学研用有机结合的体制机制不健全, 科技成果转化的渠道不通畅, 科技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欠缺。未来五年, 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转型迫切需要我们尽快缩短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时间, 尽快将科技成果塑造为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 政府要在理顺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等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权益关系、强化沟通协调机制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整个70年代, 韩国和巴西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分别被誉为“汉江奇迹”和“巴西奇迹”。

韩国政府又提出“第二次科技立国”战略, 核心内容是从“引进、模仿”创新转为“创造性、自主性”创新。

相对于韩国的构建技术创新体系, 巴西缺乏一种将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创新机制。

搜狗科技：从陷阱到馅饼第4篇

“被逼着去创新”

从开始到现在，搜狗的核心一直都是搜索，这是搜狗内部统一遵循的宗旨。2003年，外界热议搜狐缺乏“技术基因”，同时也是看到了搜索市场的广阔前景，搜狐创始人张朝阳决定打造自己的搜索引擎，当时刚刚硕士毕业正式加入搜狐的王小川被委以重任。决定要做搜索产品之后，张朝阳给予了充分的授权。王小川带领十来个人找了个小公寓作为独立的办公地点，以此为基地开始产品研发。

“实话说，我们那时候做出来的搜索引擎不比别人差。”搜狗公司桌面事业部总经理杨洪涛一直跟随王小川打拼，他表示，当时评测不同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搜狗的搜索质量在一些方面还超过了竞争对手。2004年下半年搜狐的搜索产品正式发布。《大腕》里调侃搜狐公司的台词“搜狗”被张朝阳拿来当作搜索引擎的品牌，一时间引发了不少关注。但在互联网市场，一步落后，往往步步落后。起步落于人后的“搜狗”要想抢夺搜索的大饼极为不易。“当时我们瞄着做跟百度一模一样的东西，走别人走过的路，结果百度吃肉，我们连喝点汤都难。”王小川和他的团队面对这种尴尬，也很无奈。

硬拼搜索引擎看来希望渺茫，搜狗不得不去想别的办法，用王小川的话说，就是“被逼着去创新”。在一两年的时间里，搜狗团队尝试做了不少东西，涉及音乐类软件、工具条等等，当时刚刚兴起的新输入法也在孵化产品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张朝阳的“放任”风格给了王小川和搜狗足够的空间和帮助，借助搜狐的实力托举，他们有底气和良好的心态持续摸索。不过，最终“点金”输入法的是另一个关键人物：如今被称为“搜狗输入法第一任产品经理”的马占凯。

马占凯学机械专业出身，并非网络技术人员，但他是一个痴迷互联网的发烧友，对很多互联网产品的观察非常细腻。当他看到在搜索引擎中敲入一串拼音后再敲回车就能直接转换成汉字时，他立刻顿悟：只有做搜索的公司才能做最好的输入法。他马上将自己的这个创新想法发给了包括百度在内的几家搜索公司，最后却只有搜狗接纳了他的想法。王小川把这位“热心用户”招致麾下，让他专门给搜狗的产品提意见，辅助产品设计。

输入法就像电视的遥控器，虽然很重要，但因普及且不起眼，很少有企业真正关注。而且看起来技术成熟，但要做好却并非易事。更为关键的是，没有一家企业意识到网络时代对输入法的影响，因此没有企业看到它的价值。只有搜狗将搜索技术与输入法进行嫁接，此前在搜索技术方面的积累发挥出了作用。2006年6月，搜狗输入法发布了第一个版本。

尝试性的版本推出之后，搜狐内部的一些技术高管并不看好搜狗输入法。因为就技术而言，做输入法这种底层软件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需要跟Windows打很多交道，国外基本没有输入法产品，Windows的相关开发文档做得不很清晰，导致研发团队在很多情况下只能猜测一些数据。此外，输入法还需要与其他各种软件进行适配，工作繁杂而琐碎，搜狗这个小团队看起来没有足够的能力做好这些工作。此时，王小川表现出了他性格方面的韧性，搜狗团队一方面死磕技术障碍，最终逐一解决了底层开发、兼容性等各种技术难题；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大力推广输入法产品。

柳暗花明：从输入法到浏览器

按照惯性思维，搜狗最初主要借助搜狐的广告资源进行宣传和推广。但一年多过去，收效甚微。王小川判断，他们的输入法绝对是好产品，不该只有2%的市场份额，如果保持这个百分比，搜狗输入法只有死路一条。困扰了近一年后，“置之死地而后生，我决定换一种思维方式。”王小川开始组建业务拓展部门，尝试通过各种渠道推广搜狗输入法，包括电脑预装、装机光盘、进入下载站。2007年3月份开始，搜狗输入法的用户量开始增长，到了下半年更呈现直线增长态势，直至2011年第3季度，已拥有了3亿多用户。

其实，在搜狗输入法大获成功之前，紫光拼音曾经风靡一时，在较短时间内占领了超过15%的市场份额。它为什么会败给搜狗呢？

王小川举了一个例子。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火爆全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影响。但是直到2006年，很多输入法都不能一次性打出超女冠军李宇春的名字。尽管那时的紫光拼音等已经设定了记忆功能，但是对比搜狗输入法的一次性成功操作，用户体验完全不一样。

“所以，核心问题是模式上的根本不同。”王小川进一步解释，在技术层面上搜狗输入法并不一定比发展多年的紫光拼音或其他输入法更有优势，但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搜狗着眼于“做互联网”，搜狗输入法是互联网化的产品。当初给输入法做定义时，搜狗已经明确了“给网民使用的输入法”这个理念。因此从一开始，搜狗甚至想使输入法的命名更具互联网意味，例如类似“搜狗网络输入法”、“搜狗网虫输入法”等。把互联网的语汇和语音习惯融合到输入法产品中去，以搜索技术为支撑、通过每天抓取超过100亿网页再做分词、索引等处理，不断更新输入法的词库、实现80%以上的首选率，可谓搜狗输入法制胜的关键要素。

显然，与互联网内容和文化的结合，让搜狗输入法与中国网民形成了亲密互动的关系，输入法不再仅仅是打字工具，还成为了互联网文化的一部分。这种由简单到深入的情感维系方式，除了汉语外，恐怕少有其他语言可以起到类似的桥梁作用。

回顾中国IT产业的发展史，汉字给了很多大佬以及企业生存发展的机会：史玉柱在1990年靠着M6401中文软件挣得了第一桶金，王永民因发明五笔字型而名利双收，王志东早期创办的四通利方（新浪前身）等许多公司都是靠着汉化生意起家。汉字给了中国IT产业最初的发展动力。而搜狗输入法的成功进一步证明，围绕“汉字”可以做出无限文章，不仅汉字本身是宝藏，它还能创造出巨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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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输入法产品黏住庞大的网民群体后，搜狗对于用户的需求有了更直观的了解。“我们发现互联网用户不管要找什么内容和服务，至少有80%以上的时间其实在与浏览器打交道，我意识到浏览器在未来互联网的竞争格局中至关重要，”王小川说。

2008年，搜狗开始研发浏览器产品。之后，形成了输入法带动浏览器业务增长、浏览器带动搜索引擎变现盈利的良性互动模式，搜狗内部将之称为“三级火箭”模式。事实证明，这个“火箭”打造得相当成功：2011年，搜狗的营业收入增长了200%以上。具体而言，这些收入分别来自搜索引擎、浏览器网址导航以及一些流量分发。而王小川特别强调，输入法是实现收入增长的原动力，“没有输入法的成功，就不可能有越来越强大的搜狗，后面的路也不会走得很踏实。”

独闯出来的商业模式

以输入法为发展契机进而赢得成功的模式，搜狗算得上是目前唯一的样本。除了中日韩，其业务模式在世界其他国家很难被复制，可以说是中国互联网行业为数不多的“创新”样本。今天，搜狗输入法的创新举措还在继续。

想打一句古诗词，在搜狗上简单输入几个声母就能实现，这可以算是搜狗的一种独特的服务。事实上，搜狗是把云计算与输入法进行了结合。“日常使用的PC机和笔记本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的，内存也是有限的，搜狗输入法装在电脑上的词库是45万条目，日常使用基本上够了，但互联网上每天产生大量热门词汇，比如新闻事件中的人名、公司名等，想把它们都装上去根本做不到。”杨洪涛说，他们在寻求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而云计算概念当时正火，于是想到不如把这样的更新服务拿到云端去解决。2009年下半年，搜狗输入法便开始“云”化，抓住了云计算的先机。

除了热门词汇更新，搜狗输入法另一个重要创新服务是“皮肤”。所谓“皮肤”，是搜狗输入法的界面美化服务，虽然这一服务与输入法的功能本身关系不大，既不能提高效率也不能提高准确率，但却因为它可以张扬个性、展现情感而受到广大网民的喜爱。发现“皮肤”的独特魅力后，搜狗面向网民敞开合作，网民可以自己制作“皮肤”并发布在输入法相关链接中，这吸引了无数热情的用户参与其中。杨洪涛介绍，网民自愿、免费为搜狗输入法制作的“皮肤”迄今已有七八百款之多，而每天使用个性“皮肤”的用户也有5000万之众。这既是搜狗丰富的资源，也进一步抓住了输入法用户的心。

现在，搜狗还有把“皮肤”做“厚”的打算，让其产生更多增值服务，提供更多信息，与网民的交互更加全面。“比如在上面提供简单的天气预报，或是更复杂一点的交互信息服务等等。”王小川说，由于输入法是用户需要经常使用的软件，可以根据用户的习惯而产生不同的价值。目前，通过与豆瓣和金山的合作，在搜狗输入法上已经能够听音乐、背英文单词。此外，搜狗输入法正在考虑与微博服务相连接，如果用户微博上有了私信，搜狗输入法能及时提示。王小川表示，他们会采用开放的策略，把搜狗输入法打造成一个服务的平台。

但是，对搜狗输入法来说，挑战依然存在。“在PC端还要跟自己较劲。”王小川说，搜狗的近期目标是让输入法更智能，在准确率已经不错的情况下，做到让输入法能向用户推荐用词、甚至提醒用户该敲什么内容的境界。“未来，我们的愿景是让输入法帮助网民表达信息更顺畅，不仅是限于键盘输入，还可以手写或者语音识别等等。”在移动端，输入法领域的现状还比较混乱，但王小川认为对搜狗来说其中也蕴藏着巨大的机会。他透露，此前在移动终端，搜狗仍以输入法产品为主。而在2012年，他们已经有底气去做更多的产品，届时“三级火箭”有望变成“达摩五指”或者更大的数字，而新增产品中将包括移动类产品和导航类产品。

提到竞争对手，王小川表示搜狗在软件模式上比较接近360，搜索应用模式的对手则是百度。目前看来，与360更加短兵相接，2011年11月底甚至已经跟360“打了一仗”。但只要把控住输入法这个强大的入口，搜狗的站姿就会无比稳定。

搜狗为什么会成功？

2010年，就在搜狗浏览器锋芒渐露之际，也在做浏览器业务的奇虎360掌门人周鸿找到了张朝阳，希望投资搜狗，从而将360的入口能力与搜狗结合，“把百度的市场份额打掉一半”。搜狗当时也面临从搜狐分拆出去的现实选择，所以周鸿与张朝阳谈的条件是把搜狗浏览器给360，360再入资搜狗，成立两家公司，把浏览器和搜索分开运营。张朝阳对此一度动心，但考虑到如果失去浏览器，搜狐将无法控制流量，进而丧失与360之间的话语权，再加上王小川也不认可360的商业操作思路，这次合作没有达成。

但是，搜狗已经到了必须选择战略投资者的临界点。周鸿的举动让王小川有了一种紧迫感，最终他决定主动出击，亲自去杭州找到马云谈了40分钟。在马云看来，搜狗与阿里巴巴集团没有利益冲突关系，且有发展前景，还能“让百度睡不着觉”，便专程到北京说服张朝阳通过阿里巴巴和云锋基金共同投资搜狗。就这样，在张朝阳的坚持、周鸿的渴望和马云的果断加入的共同作用之下，搜狗从小做大，最终在2010年8月从搜狐分离出来独立运营，成立搜狗科技有限公司。

到目前为止，搜狗算不算一家成功的企业？至少在王小川自己眼里，搜狗已经相当成功：3亿用户、2000万美元的季度营业收入、已经实现的盈利、一年200%以上的增长率——这些数据即使拿到整个中国互联网行业也不容小觑。

在这些数据的支撑下，搜狗正在迅速扩大，现在是800人的员工规模，到2012年年底将膨胀到1400人。但王小川仍旧认为人还是太少：大家都在做搜索，百度可是有1.5万人啊！

搜狗为什么会成功，它对中国的企业有什么样的启发意义？在详细了解了搜狗的发展历程之后，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其一，在输入法方面进行突破，搜狗把“红海”变成了 “蓝海”。在搜狗输入法做大之前，其实很多人都看到输入法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尚未被满足的需求，据说中国申请专利数量最多的一类就是关于输入法的专利。但这些看到需求的人们要么剑走偏锋，孜孜以求于改进打字技术、追求录入速度这种小众市场，要么只看到需求却看不到盈利模式，而没有大规模进入。搜狗通过传统输入法与网络的结合，增加了输入法的用户粘性，提升了输入法的用户体验和价值。而与浏览器和搜索引擎的结合更使其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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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对手的失误。在搜狗之前，紫光拼音曾经拥有很高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紫光拼音还发明了“造词”这一汉字输入法的新功能，这也是此后各种拼音输入法的立足之本。遗憾的是，紫光没有发现输入法的潜在价值，更没有找到撬动几亿网民市场的杠杆，拱手将机会让给了搜狗。

其三，融合于互联网。这是搜狗输入法与其之前各种输入法的本质的区别，它是一件彻底的互联网产品。而之前的微软拼音、五笔字型、紫光拼音等都只是传统的PC软件。搜狗拼音的品牌传播、词库更新、用户互动等都依赖于互联网，可以说没有互联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搜狗输入法，没有互联网更不可能有3亿规模的搜狗输入法用户。

最后，搜狗输入法找到了合适的商业模式：“三级火箭”模式。按王小川的解释：“输入法就是一级火箭，浏览器是二级火箭，搜索是三级火箭，最后的发射来自前两级火箭的推动。”这种“三级火箭”模式使原来只见用户而看不到盈利前景的搜狗输入法找到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2011年第3季度，搜狗实现营业收入1840万美元，同比增长244%，成为继百度之后第2家盈利的中国本土搜索引擎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提出了“三级火箭”模式的说法，但搜狗并非这种模式的独创者，在中国互联网行业还有不少与之类似的公司，比如360、迅雷、UC（已经改名了）（详见本刊总第2期文章“Ucweb的找钱路线图”）等，更严格来说，腾讯和百度也属于这一范畴，他们都是通过免费的平台汇聚巨量用户，一旦巨量用户群形成，盈利便成为自然而然之事。

移动终端的挑战

通过免费向网民提供输入法服务，搜狗找到了自己的“三级火箭”的发展模式，但摆在它面前的却并不是一条笔直的康庄大道，因为移动互联网的时代要来了。

搜狗进入市场的时间还是晚了，它还没来得及从百度那里夺得足够的市场份额，成长为一只像百度那样的“现金牛”，移动互联网时代就快速来临了，而这很可能会改变搜狗未来的命运。

2012年，中国通过移动终端上网的用户很可能会超过PC端用户，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对搜狗尤其如此。所谓移动互联网，是指用户通过手机、iPad等可移动的终端设备上网，对搜狗输入法来说，这个全新的市场与传统PC端市场非常不同。

首先，移动终端市场不像PC端那么容易占领，它受移动设备厂商的控制因素很大。到目前为止，在苹果的iPhone和iPad上还不能使用搜狗输入法（若不越狱），而在谷歌控制的Android系统中，谷歌输入法又有先天优势，这使得搜狗输入法在移动终端上的普及受到严重阻碍；其次，即便输入法能够自由普及，其在移动终端上与用户的亲密度也大不一样，比如与阅读相比，人们在手机上输入汉字的比重要少很多，“打字”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又比如，在PC机上人们有90%的时间是在浏览器里面，而在手机上浏览器却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各种App程序的重要性则大为增加；最后，在移动终端上，即使搜狗输入法能够依旧汇聚数亿用户，其平台性也很难与PC相比，通过输入法带入其他业务也变得困难。

总之，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不但使搜狗面临重新汇聚用户的难题，而且还有可能使其“三级火箭”的盈利模式出现脱节的危险。而搜狗又不能只将市场放在日趋没落的PC端。因此，在未来搜狗最大的挑战将来自移动互联网，是主动去拥抱移动互联网，还是坚守阵地以待时机，这不但是搜狗面临的挑战，也是360等具有类似发展模式的企业面临的挑战。

从目前来看，在移动终端上输入法产品存在两个可能的机会：一个是智能语音识别输入与人机对话，类似于苹果在iPhone 4s上发布的Siri这样的产品；另外一个是智能的联想输入，类似于用户打出几个字，而机器能通过智能判断自动蹦出一句话这样的产品。由于输入法存在着巨大的本地化门槛，搜狗未来在这两个产品上并非没有机会。

搜狗的另外一条路是迅速把手头的3亿用户变现为“更有价值的用户”，目前搜狗输入法还只是起着汇聚用户的作用，输入法用户本身并不能给搜狗创造多大价值，但搜狗可以通过在搜索、浏览器、游戏或者其他领域的重要创新，把这3亿用户“变现”。比如，搜狗目前正在研发一种名为“探索引擎”的产品，其目的就是如此。

汉王科技的电子书陷阱第5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专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网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分数线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贯彻“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程序，德智体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保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普通本科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规范招生行为，维护考生合法权益，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和教育部相关规定，以及我校的办学宗旨，特制定本章程。第二章学校概况第二条学校全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国标代码：10701。办学类型：普通高等教育。颁发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证书种类：本科学历颁发普通

高校本科毕业证书。第三条学校北校区地址：西安市太白南路2号(邮

编:710071)学校南校区地址：西安市西沣路兴隆

段266号(邮编:710126)学校网址：

http://高考派—高考志愿填报专家

保送生。第三章招生机构第六条学校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成立“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学校的本科招生工作。学校招生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学校本科招生工作及其他日常工作。第七条学校成立由校纪委书记和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招生工作纪检监察小组，负责监督检查招生、考试过程中各项政策和法规的落实情况，维护广大考生和学校的合法权益。第四章招生计划与录取规则第八条学校招生计划根据各省高考报名人数情况，兼顾区域协调发展等因素，根据本校办学条件等实际情况，结合近年来本校来源计划编制情况及各省生源质量，综合分析、确定本校来源计划编制原则和办法。具体分省分专业计划以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公布的招生计划为准。少量预留计划主要用来调节各地统考上线生源的不平衡。第九条学校按照不超过在各省（市、区）招生计划数120％的比例调阅考生档案。首先录取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考生；当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考生录取满额时，不予录取非第一志愿考生；如第一志愿报考未满额，则按比例调阅非第一志愿考生档案，择优录取。执行平行志愿投档的省（市、区），学校按省级招生主管部门的投档顺序，择优录取。第十条学校采用投档成绩调取考生档案，在已调档的考生中，采用总分优先的原则确定考生专业。对于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考生，如排序后未能按其第一专业志愿录取，则投档成绩降2分后按其填报的第二专业志愿排序；如仍未被录取，则不再降分，依次按其填报的后续专业志愿排序。如考生所填报的所有专业志愿均不能被录取，且服从调剂，则根据考生成绩安排其他未满额专业；如仍未能录取或不服从调剂，则予以退档。对于投档成绩相同的考生，按英语科目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录取，若英语科目成绩仍相同，则按数学科目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录取。对于非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考生，在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考生未录取满额的专业中采用前述原则确定专业。对于江苏省考生报考我校普通类专业，要求学业水平测试成绩为选测AB以上，必测4C以上，技术科目合格。采用投档分调取考生档案，考生进档后采用“先分数（即投档分）后等级”的原则排序确定考生专业。若投档分相同，则按英语科目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若仍相同，则按选测科目等级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若还相同，则按4高考派—高考志愿填报专家

门必测科目等级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第十一条学校各专业招生无男女比例限制（国防生除外）。第十二条报考英语专业的考生，要求其高考外语科目为英语；报考日语专业的考生，要求其高考外语科目为非日语。第十三条对于在高中阶段获得学科竞赛奖的学生、省级以上三好学生以及优秀体育运动员等特殊考生，按考生所在省（市、区）招生主管部门规定的加分标准与考生的文化课考试成绩相加所得分数排序，择优录取。第十四条所有录取考生的身体健康状况必须符合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有关补充规定的要求。第十五条学校招收国防生，招生对象为年龄在二十周岁以下（截至当年八月三十一日）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经政审、体检、面试合格后，按军队院校招生条件和标准，择优录取。国防生在校学习期间即计算为工作时间，享受军队干部住房补贴等待遇，并享受由军队支付的国防奖学金，每人每学年10000元。第十六条报考我校艺术类专业的考生必须通过所在省份艺术类相关专业统考（联考），并取得合格证，其高考成绩达到所在省份艺术类同批次录取控制线。对于陕西省考生，按照专业联考成绩从高到低排队，择优录取；对于陕西省外考生，按其高考文化课成绩由高到低排队，择优录取。江苏省艺术类考生报考我校艺术类专业，其七门学业水平必测科目D级不得超过3门。在实施过程中，如果有与教育部、各省艺术类专业招生政策不一致的地方，以教育部、各省艺术类专业招生政策为准。第十七条我校为教育部批准的自主选拔录取试点院校，相关政策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14年自主选拔录取实施办法》为准。第十八条我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报考我校高水平运动员的考生须通过我校组织的高水平运动员测试，取得我校高水平运动员专业测试合格证书，其高考成绩达到所在省（市、区）同级高水平运动员录取控制线后，按其在我校专业测试成绩由高到低排队，择优录取。第十九条学校按照教育部相关政策的要求，招收一定数量的保送生。第二十条电子信息工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为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由我校与法国南特大学综合理工学院合作举办，录取学生的高考成绩达到所在省（市、区）同级录取控制线后，择优录取。在校学习期间，法国教师来高考派—高考志愿填报专家

华授课，学生达到毕业条件后可获得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颁发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本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并获得在法国综合理工集团攻读工程师学位或硕士学位的资格。第二十一条报考我校的考生可以通过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公布的查询方式查询本人的录取结果，也可以登陆我校招生信息网http://zsb.xidian.edu.cn查询。第五章新生入学第二十二条新生入学后，学校将依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进行新生资格审查和身体复查，不符合录取条件的考生将予以退回。第二十三条我校本科办学地点在学校南校区（校区地址参见本章程第三条）。第二十四条我校本科新生宿舍为4人标准间，住宿费每人每年1200元。第二十五条我校各招生专业学制4年，本科层次。学费一类专业6000元/年，包括：通信工程、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二类专业5500元/年，包括：微电子科学与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电子科学与技术；依照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学费标准，软件工程专业学费为一、二年级6000元/年，三、四年级14000元/年；其他理工类专业4950元/年。文史类专业3850元/年。艺术类专业9900元/年。电子信息工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业52000元/年。第二十六条学校通过各种奖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困难学生补助、组织勤工助学等多种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考生完成学业，具体情况见我校报考指南。第六章附则第二十七条我校招生咨询联系电话：029-88202335；传真：029-88204236；电子邮箱：zsb@mail.xidian.edu.cn；招生信息网址：http://zsb.xidian.edu.cn。

第二十七条本章程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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