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纵横谈》读书笔记

《近代历史纵横谈》读书笔记（精选7篇）

《近代历史纵横谈》读书笔记 第1篇

《近代历史纵横谈》读书笔记

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做《近代历史纵横谈》，作者为林华国，这本书主要从近代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分歧、鸦片战前中国社会性质及发展趋向、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和中国的反侵略斗争、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等四个部分对中国的近代历史进行了评价与细致的分析。

近代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分歧这部分分为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分歧、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两种历史观的论争、试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及近代史的开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与半封建化之间的关系这五部分。我读后感触最深刻的是“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分歧”这部分里的“如何看待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按照传统观点，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是采取否定态度的。对此，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殖民侵略虽然给中国等落后国家和地区带来了苦难，但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打破了这些国家长期停滞落后的状况，把它们拉进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在评论殖民侵略时，应该首先强调它的进步性。那到底谁的观点是正确的呢？我们从不否认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起过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但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殖民帝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和命运是截然不同的。前者通过压榨后者加速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后者在殖民主义的重压下根本无法摆脱贫困落后的境地。落后国家被拉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绝不等于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只是变成了殖民帝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垫脚石。这不是一条进步之路，而是一条没有前途的歧路。殖民地半殖民地只有通过斗争摆脱殖民主义统治，才能离开这条歧路，走上历史发展的正常轨道，获得进步与发展。

第二部分讲了鸦片战前中国社会性质及发展趋向、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和中国对工业革命反应迟钝的原因这几方面。多年来，许多人为中国这一不幸的历史命运叹息，并努力探寻中国对工业革命反应迟钝的原因，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如：中国封建统治者历来重农轻商；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一贯偏重政治、伦理而鄙视科学、技术；中国封建统治者盲目自大，以“天朝”自居，闭眼不看西方的长处等。这些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这个问题。诚然，思想、政策等上层建筑因素能对经济发展生产重大影响，但这些因素本身归根到底还要受经济因素的支配。一个国家对工业革命反应灵敏还是迟钝，主要决定于工业革命对它的经济有多大的冲击力。中国对革命反应迟钝，最根本的原因是：直到19世纪中叶，外国机器工业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力还十分微弱，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和中国的反侵略斗争这部分从如何看待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和中国的反侵略斗争、怎样认识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论、中国近代对外战争的“和”与“战”、近代的反洋教斗争、有关八国联军战争的几个问题进行阐述。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中国近代对外战争中的“和”与“战”这部分。中国近代历次对外战争中，统治集团内部常有“主和”、“主战”之争。曾在长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观点认为：反抗近代强敌，固然极其艰难，但为了国家独立、民族生存，只应誓死抵抗，不应屈辱乞和。另一种观点与之相反，认为以落后的中世纪的中国抵抗先进的近代强国，“战则必败”，最后仍需求和。战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物，绝不能把它简单化、公式化。战争的胜负受很多因素影响，绝非单凭对双方军事力量进行评估就能判断的。在美国与越南的战争、苏联与阿富汗的战争中，美苏的军事力量均占压倒优势，但他们都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的情况下被迫撤军，实际上是遭到了失败。其原因在于越、阿领导者和民众不甘屈服，坚持长期的游击战，而美苏民众反战情绪却日益高涨，政府无法把这种旷日持久、代价高昂、丧失民心的战争长期坚持下去。而腐朽的清朝当权集团既不愿承担长期抗战的艰苦和牺牲，又与民众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不敢让民众武装起来，自然也就不可能领导民众进行持久抵抗。抵抗的要求本应是变革图强的动力，抵抗的实践本应使人们更清楚、更具体地看到中西差距，看清学习西方、变革图强的必要和变革的目标。但腐朽的清政府当权集团并无抵抗侵略的决心，也就没有发愤图强、改弦更张的欲望，而是苟且偷安，不思振作。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这部分讲了洋务运动的评价、洋务派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戊戌变法的性质和失败的原因。这部分提到了一个问题，戊戌变法是不是改良主义运动？改良主义有哪些基本特征呢？（1）从追求的目标看，列宁指出：“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清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改良主义无非是要统治阶级让步而不是推翻统治阶级”。（2）从使用的方法来看，列宁在对比革命的方法和改良主义的方法时指出：“革命是一种最基本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的改造，而不是审视地、缓慢地，逐渐地来改造旧事物，尽可能少加以破坏。”无论是从追求的目标看还是从使用的方法看，戊戌变法都完全符合改良主义的基本特征。读了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从中我更好地了解了中国近代史，同时也使我明白应该辩证地看待事物，我以后将以更加科学地眼光看待事物、思考问题。

《近代历史纵横谈》读书笔记 第2篇

斯坦默斯.梅茨达克斯.西方文学和批评多元化的兴起[j].见：刘意青主编.《当代欧洲文学纵横谈》.北京：民族出版社XX：476-484.

综述：本文探讨与“文学多元化”的兴起有关的差异创新和进步的概念。 “文学多元化”指近2XX年来艺术作品和解读作品的日益多样化;它表现在审美和批评两方面。本文从一个真正全新的角度展示西方文学和批评而不只从差异的角度。

近代历史纲要重点笔记（范文） 第3篇

1840~1949为近代史1949~至今现代史

1842，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怎么样理解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答：1,·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2·破坏了中国的主权

3·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改变

4．中国人民开始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

答：1·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支配中国

2·封建势力日益衰败并同外国势力勾结

3·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封建剥削制度成为发展阻碍

4·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但是发展慢

5·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处于分裂状态

6·受三座大山压迫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表现出两面性，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既有矛盾斗争的一面，又有依赖妥协的一面。

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对主要矛盾交织在一起，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才是最的主要矛盾。

两大历史任务，1，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2，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1是前提，2是目的和归宿。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所采取的方式：1, 军事侵略，2政治控制，3经济掠夺，4文化渗透。影响：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俄国共侵占中国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是占领土地面积最多的国家。中俄签订了《瑷珲条约》 《北京条约》 《勘分西北界约记》 《改订伊犁条约》

三元里人民的抗争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

近代爱国官兵：刘铭传，冯子材，关天培，陈化成，海龄，荣椿，东善，邓世昌，林永开。

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国边疆危机的表现：1侵云南 2法国从越南侵犯广西 3俄国从中亚入侵新疆4日本吞并琉球，侵犯中国台湾。列强瓜分中国图谋破产的原因：1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互相制约 2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华民族进行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

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1社会制度的腐败 2经济技术的落后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魏源提出代表作《海国图志》

林则徐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怎样评价？答：其主张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表现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强烈愿望，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它所主张的绝对平均主义，具有不切实际的空想性质。

1856年9月，天京事变

农民斗争即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意义：1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捍动了清政府

1的统治根基。2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3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4有力的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

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和教训：具有局限性，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无法制止领导集团自身腐败的滋长，向心力和战斗力弱。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奕祈，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其主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1客观上促进了早期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2开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3传统观念受到冲击，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改变。

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1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 2对外国具有依赖性 3管理具有腐朽性。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1要不要变法 2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3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

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1是一场爱国救亡的运动 2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 4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局限性）1不敢否定封建主义 2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3惧怕人民群众。

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全国性政党。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1要不要以革命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双方论战的焦点）2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 3要不要社会革命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1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2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3给人民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 4促使社会经济，思想，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政变 5推动了亚洲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主主义的终结。

辛亥革民失败的原因：1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封建反帝的革命纲领 2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 3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

三座大山：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四大家族：蒋正中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

共产党建国以后的三种方案：1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资产阶级的方案（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道路）2民族资产阶级的方案（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3工人阶级和其他进步势力的方案（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即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1915年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是李大钊

为什么说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或是说他的历史意义答：1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2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路线运动3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特点和意义：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列主义理论为基础，是一个新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它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使中国革命和人民有了自己的领导核心。

新三民主义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式。

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

南昌起义——周恩来 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秋收起义——毛泽东广州起义——张太雷叶挺叶剑英

反围剿战争的战术：“诱敌深入”“ 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指定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是什么？

答：坚定的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和中期，中共出现了哪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发生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答：第一次，1927·11~1928·4的左倾盲目错误，盲目要求“创造总暴动的局面”第二次，1930·6~1930·9，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攻打中心城市。第三次是1931·1~1935·1，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这次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原因可概括为：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的，正确的结合起来。

遵义会议的意义：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机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了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长征精神的内容：1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信念和理想，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2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任何一切牺牲的精神3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 出发的精神4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5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标志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事件是：卢沟桥事变（1937·7·7）

侵华日军的严重罪行：1制造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即南京大屠杀2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富3强制推行奴化教育，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新高潮的到来的是一二·九运动。

1935·1

2四大会战是指：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

怎么样评价国民党正面战场？答：国民党正面战场除了台儿庄战役取得大捷外，其他都是以退却，失败而结束的。客观原因，日军力量占优势。主观原因：战略错误，脱离群众，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未采取积极的防御。

1939·1，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

蒋介石将抗战到底的含义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标志着国民党由片面抗战转变逐步转变为消极抗战。

1937·9，平型关大捷，取得全民族抗战以来的中国军队第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940·8~1

21939·7月，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三大口号。

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最主要的任务），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的确立。

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1，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2，促

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3，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民族精神。4，对世界各国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有重大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1，中共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2，中共人民的巨大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和英勇的民族抗争。（决定性因素）。3，世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及组织和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

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经验：1，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是力量源泉。2，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精神动力。3，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保证。4，中共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不惧怕战争。5，坚持中共的领导。

1945年10月10日，双十协定，确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

国民党军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而改为对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由此揭开的主要表现：1，千里跃进大别山 2，挺进苏，鲁豫皖地区3，挺进豫西

解放战争时，中共解决土地问题的方针措施？答：1,1946年5月4 2,1947年7月至9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分配给无地或者是少地的农民。）3，土地改革运动（广大农民分的土地并在政治上得到翻身，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大批农民踊跃参加人民军队）

联系实际，谈谈“两个务必”的思想的重要性。答：两个务必的思想是指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做法，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是什么？答：1，2，战争 3，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

为什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历史新纪元？答：1，帝国主义列强压制中国，奴役中国人民历史从此结束，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2，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历史结束，人民翻身做主人。3，国家基本统一，民族团结，社会政治局面趋向稳定 4，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像社会主义过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政治前提。

1951年底到1952年，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性成就有哪些？答：1化国家 2，从赢得政治独立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3，从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4，从打破封锁到全方位对外开放 5，从“小米加步枪”到逐步实现国防现代化

1953年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规定党在这一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股金红利四个部分。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的标志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为什么说社会主义社会改造是一场最伟大的变革？答：1，社会主义改造是在生产关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的变革，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2，社会主义的改造的胜利，为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是

《论十大关系》

中共八大提出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是：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稳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是补充。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第一要义是发展，根本要求是可持续发展。基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核心是以人为本。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一切成就和根本原因是：开辟了中国特色主义社会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文革”这一错误的性质：是中国共产党在独立的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严重错误。犯错的原因：1，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处于起始阶段。2，由于中共的历史特点，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依然看作是阶级斗争，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容。P262（没有精准，同学们自己理解概括）怎样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P262~264（同上）

为什么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伟大的转折？答：1，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束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2，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3，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和实施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4，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5，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关于建国以来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和国家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顺利完成。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含义是什么？答：一方面，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党的十三大提出）现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1）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2）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3）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三者相互促进。

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

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1）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2）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近代史读书笔记 第4篇

——读《叫魂》有感

摘要：《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的主要代表作，它描述了1768年在弘历统治下的清王朝，由于“叫魂”危机逐渐蔓延全国而形成的妖术大恐慌，最终却在一宗又一宗的冤假错案中不了了之的过程。作者旨在通过妖术大恐慌研究官僚机制与皇帝之间的博弈以及通讯系统在其中的影响，而本文仅就大恐慌的形成与影响作简要分析并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清朝叫魂案；官僚制度；民众恐慌；冤假错案； 一.何为“叫魂案”

犹如武侠世界里不显山露水的绝世高手，偶一发招便技惊四痤。孔飞力和他的《叫魂》一出现，就如此效果。作者带着丰富性与奇妙性的故事，探讨帝国专制统治的原动力。随着孔飞力的视线，我们进入一七六八年弥漫四布的妖术大恐慌世界。

叫魂，一个中国特色乡土气息浓厚的词语。孔飞力教授在他的大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这样定义这个名词以及清乾隆三十三年的这个事件：“1768年, 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 一个幽灵—— 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 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自保或者乘机打击报复，全国十二省的各级官员忙着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弘历先生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加以督促。折腾到年底，在小民不值钱的贱命和官老爷珍贵的乌纱丢了不少之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闹剧：没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妖人，没有一件不是冤案的妖案，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偃旗息鼓。于是，在持续长达几个月的清剿行动中，制造了一系列冤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之后，这个事件终于因为破绽百出而被叫停。[1]二.“叫魂”的背后

“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叫魂案从一开始就带有这种令人不快的特性。„„除了丑恶的嫉妒，还有无耻的贪婪„„”

“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倍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够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了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

很显然，在这个全民运动中主角有三个：乾隆，大清官员，小民百姓。乾隆把这个事件翻来覆去，字里行间看见四个字：汉化、谋反（这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作为异族的统治者对“剪辫”这一行为所蕴涵的政治象征意义心存芥蒂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对普通的百姓来说，术师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和躯体之间的脆弱联系，而对皇朝的上层人士来说，这种行为危害到的是皇朝同上天力量之间的脆弱联系。”如果僧侣道士或者乞丐也能作法与神鬼进行交流和对话，这会严重影响到君权神授的合理合法性。作为一个江南文化的崇拜者和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乾隆对江南感情复杂。愚民百姓的无稽之谈自然是不信的，他大张旗鼓的目的在于借机打击甚至根除因汉化而腐败堕落的江南的官僚们以及江南书生的桀骜不逊。而大多数大大小小的官员作为社会的精英分子，经过科举的严格选拔，对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古训都是熟谙的，可能他们对怪力乱神也有敬畏之心，但是对于升斗小民的鬼怪故事无疑是不屑一顾的。作为地方长官，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他们推崇的是无为而治，不希望自己的管辖范围出现对自己声名不利的事情，即使真的出现了也会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就是乾隆朱批严加斥责的“化有为无之术”。中国封建政权对儒家的尊崇一方面形成了身后的儒家文化传统，同时也在不同的朝代造就了一大批这样的官员，即在肉身上他们是纯粹的奴仆，忠君爱国，但是在他们内心深处是以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的浓厚情结，在社会结构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防止社会在疾风骤雨中偏离方向。所以，官员在这场大恐慌的闹剧中并不是积极的推动者，甚至他们起到缓冲的作用，是他们“尽力将来自君主的紧急、非常规要求导入习惯的、日常的轨道。”事实上，最后也正是军机大臣刘统勋劝阻了“十全老人”近乎偏执的行动。一直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乾隆皇帝和他手下大小官员的作为完全符合他们的阶级理性，也就是说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都没有出乎人意料的地方，他们扮演了合乎他们各自身份的角色。

真正让我们惊讶不已的是，在这场大恐慌的闹剧当中推动者与受害者都是同一个阶层——普通民众。所有的嫌疑犯都来自最低层，他们是乞丐，僧侣和道士（其实大部分出家人都不过是穿着制服的乞丐），而举报他们，将他们扭送衙门甚至执行私刑的英雄却同样是底层的农民、渔夫和小市民等等。普通民众制造了这场恐慌，并且在闹剧上演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推波助澜，火上浇油。

三.“谣言”的传播

1768年初春，丝绸之乡德清慈相寺几个贫穷潦倒的和尚因为嫉妒附近一座观音殿的香火旺盛，散布谣言说有石匠在观音殿附近“作法埋丧”，进香者若去该寺非但难得庇佑，反会遭到毒害。四个多月以后，谣言已经铺天盖地，山东巡抚富尼汉将消息报告给了皇帝。从浙江到山东，并由巡抚这一高级官员上报朝廷，而其间并没有什么公共媒体参与，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就是人际传播，竟然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可以想象，民众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谣言最初的形状是石匠在观音殿附近的不道德行为，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发展之后它的形状变成了：术士或者妖人能够通过发辫，衣物甚至是名字来摄取一个人的魂魄，使之为术士服务，同时极大损害被施术者的身心。显然，谣言在传播的过程中经过了修改和加工。每一个参与谣言传播的人都是同谋，他们同心协力，将谣言中不合理的枝节部分削减，增加自己的细节，使之更加明确合理，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然后更快更广的传播出去。当谣言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模样越来越清新可人的时候，几乎都可以看见这许多同谋者满足的笑容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取舍和细节的再造过程中，加工者充分考虑到了普通民众的习惯、兴趣、希望、担忧，并且投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所好，简直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任何一个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人一定不难理解“魂魄”的概念，即使并不能明确的表述它。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宇宙是“阴”和“阳”的双重构成，而在人的身上也同时存在着代表精神之灵的“魂”和代表躯体之灵的“魄”，并且和“阴阳”相对应。关键在于，在观念中“魂”和“魄”是可以分离的，这就给那些心怀不轨之人以可乘之机，并且使自己处在危险当中。《大清律例》中有一段话规定“采生折割”的具体行为应是:“谓将人致死,取其官窍,以行妖术或使术法邪道,采取生时岁月,将人迷入深山僻处杀死,割取形骸,剜其五脏生气,摄取魂魄,为鬼役使。今两广豫闽等处所市鬼葛,即是又一术也。”而采生折割在当时正是巫术的一种。由此可见这个谣言既有文化传统的传承，又贴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其力量之巨大是可以理解的。

谣言本身的精美，以至让人爱不释手并且或出于炫耀或出于慷慨的与他人分享，这固然是谣言得到大范围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者，我们也可以指责中国普通百姓的愚昧，教训他们：当科学与文明不占领你们的思想阵地，你们的思想阵地就会被无知和野蛮占领；又或者像孔飞力先生解释的那样，“所谓‘盛世’，是一种惯用的说法，常被人们用来当作德政的护符，用来装点官方文件。”乾隆的盛世是镀金的假冒伪劣产品，实质是一个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社会的基本问题的“受困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己的境遇产生怀疑”，因而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当陌生人闯入其领域并有可能对其资源形成抢夺之势，他们自然要自我保护，对陌生人——也就是社会边缘人进行驱逐。在这个社会主体挤压边缘群体生存空间的过程中，社会边缘人越多，流动性越大，谣言也就会相应的越来越多，流传越来越快。

孔飞力把叫魂看作是三个版本的故事的综合，乾隆，官僚，民众是不同版本中的主角。可以发现，乾隆是个体，官僚是一个有组织的精英阶层，质量平均且数目不大，也可看作个体。三者之中只有民众鱼龙混杂，没有任何组织上的固定形式，“对于妖术的恐惧，并不是因为卷入其中的人数的多少，而是由于人们对此的想象产生”，也就是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了同一个方向，他们的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我们称之为恐慌。所以，处于叫魂事件中的民众其实也就是勒邦所说的群体，或者叫做“乌合之众”。我们相信并且事实上也确实可能，作为一个个体言行符合理智，冷静客观地判断人和事，对待某一个陌生的观点必然是科学而辨正地看到正反两面。简言之，个人应该受到理性和利益的支配和驱动。但是遗憾的是，古今中外的人们的血液里仿佛天生就有从众的红细胞，个人往往很容易接受别人的观点，意见和心理的趋同造就了一个个大小不一性质不同的群体。群体正如一个巨大的磁场，不断吸引着个体被磁化而成为磁场的一部分。在群体的力量显而易见的时候，个人会失去他存在的理由及其自我感觉。他成了一个局外人，在其他个人组成的极其上发挥一只无足轻重的螺丝钉的作用，甚至他都不是这个机器的一部分。可以想象当妖术谣言盛行的时候，一个人如果不参与到加工传播谣言的过程中去，他就将边缘化，他将会感觉到未知而充满敌意的目光包围在他的身边，迫使他做出抉择。当然，坚守自己的信念和道德底线的个人是有的，只是他们或者被私刑或者被官方的力量予以镇压，所以所谓的抉择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融入群体。或者你可以选择沉默，在谣言盛行的时候沉默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无声的力量，但是，同样它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妥协，是与制造加工传播谣言者心照不宣的默契。糟糕的是，一个人一旦成为一个群体中的一员，他的行为举止观点想法仿佛立刻就经过了歪曲，与其自身的理性和利益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其自身的各种素质诸如自由的意志、对意见观点警惕的反思乃至洞察力都随之整个消失了。就像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中所说的那样：“事实上，人类群体的水准降到了其最差成员的层面。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参加集体行动并感到他们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群体中人的思想行为会接近那些最低水准的人的平均水平„„地位最低的人的标准被用来判断非常普通的事情。总之，在一个群体中，第一名会成为最后一名。”罗马人的谚语说：议员们都是好人，但罗马元老院是邪恶的野兽。这是个悲哀而让人感到阵阵凉意的事实，“这个事实给人类带来多少苦难！它是所有战争和每一种压迫的根源，使得世界充满痛苦、叹息和怨恨”（爱因斯坦）。

在群体中，个人是不会说话的，或者说他们说的并不是自己要说的，而是群体借他们之口发表的各种宣言。在群体中，个人是不会思考的，或者说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群体的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群体的心理景象就是他们的心理景象。谣言也是一种信息，只不过是扭曲了的带有社会倾向的信息。它同样能够构建参与其中者的虚拟环境，民众并不会觉得妖术有什么荒谬可笑的地方，他们的恐惧和厌恶都是真实的，他们生活在众人齐心合力建造的山洞监狱之中，处于囚徒的困境，却每个人都想做点什么。在这样的集体意识或者说是集体无意识的驱动之下，“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现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在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在一个即将面对“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停滞帝国的镀金时代，人们不能确认通过自身的奋斗而改善自己的命运，这种情况由于捐税似虎、酷吏如狼的腐败政治现实，而变得更加无法让人容忍。统治者不提供制度性的正义，民众就不能从现实中获得公平的补偿，偏偏在这个时候乾隆皇帝对妖术大理清剿，于是“妖术”这一术士们专用的武器突然就像“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不同的是，术士通过妖术作法获得利益，而民众则通过指认这种行为，控告他们的敌人是术士并使用妖术便可以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谋取私利。一个对权力始终渴求却始终不可得的群体，突然有了这样的机会，怎么会不紧紧抓住这样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呢？这样的机会成长于谣言的土壤之中，民众又怎么会不对散播谣言乐此不疲呢？ [2]四.“叫魂”之于普通民众

“叫魂”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尽管孔飞力的资料大都本于皇帝与官僚的奏章，却并未使他遗忘了民众这个“沉默的集体”——恐慌来自于民众，制造恐慌的同样是民众，民众既显得避之不及，又同时趋之若鹜。如果抽离出朝廷官府，这依然会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孔飞力对于“民众”的论述充满了洞见：他认为“叫魂”代表着一种虚幻的权力，而指控“叫魂”则象征着现实的权力，它所体现的都是民众的无权无势——这似乎带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色彩。“在这个权力对于普通民众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只是这种所谓的现实权力，对于民众来说也只是海市蜃楼，与“叫魂”其实别无二致。

但对于民众而言，在人口激增、资源日少的“乾隆盛世”中，掌握哪怕一丝的权力都是对于自身的保障，因为在平时，他们是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的，他们没有正当的权力来捍卫自己正当的权益，甚至连卑微的生存底线都无法得以保证。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它（旧制度）几乎既准许人违抗法律，也准许人对抗专横行为，却从不能为所有公民提供最天然、最必需的各种保障。“在这样一个倍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不禁让人想起，去年海事大学自杀的杨元元同学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读书不能改变命运！

对于生活在这种没有安全感的社会中的人们，“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社会被无情地撕裂，人与人、人群与人群因为利益彼此对立、仇视：大到本地与外乡、平民与僧道，小到两间竞争香客的寺庙、两队争夺生意的石匠。每个人可能刚刚用“叫魂”置人于死地，转眼成为别人“叫魂”指控的对象——“叫魂”这个本来就被民众臆想出的权力偶像，每个人既沉溺于权力的狂欢，又恐惧成为这狂欢的祭品。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是一场摆不完的人肉宴。大众既是这宴席的座上宾，同时每个人也都会是餐桌上的珍馐。在这样畸形的社会，民众只能用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即使这种保护显得荒诞而脆弱。

如果没有“叫魂”，这种隐藏在民众心理深处的诉求不会如此强烈的爆发，但它总会以不同的形式悄悄地展现，当这个社会还无法使个人有足够的能力捍卫自己的权利。只有当这个社会给予每个人这种权力之时，那个“叫魂”这个噩梦也将不会发生。

五.“叫魂”之于官僚阶级

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们是饱读诗书的知识阶级，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叫魂妖术。再说官僚士大夫一般不会有小民百姓的那种朝不保夕的衣食之忧，他们对妖术谣言也不会有切身的恐惧和不安。不过各级官员大都有守土之责，他们即使不信妖术，也不可能不担心民间妖术恐惧对地方治安可能造成的后果。无论于公（维持治安）还是于私（保住乌纱帽），妖术和妖术恐惧对他们都构成一种威胁，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

有意思的是，各级官员们尽管职位处境不同，品德操守各异，他们在妖术恐惧初起时的因应之道却大致相同。他们都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的恐慌，制止谣言的流传，打击无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门胥吏和地方棍徒。虽然剪割发辫的所谓妖术似乎在挑战满清王朝的剃发制度，没有人小题大做，把这种妖术恐惧与叛乱谋反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当做紧急的非常事件奏报朝廷。

按照常规，地方官（首先是知县）有责任维持自己辖区的治安，并将所有超出杖责处罚的刑案报告省巡抚法庭，而死刑案则要由皇帝亲自审核。《清律》将多种妖术定为死罪，据此叫魂案似乎也应该移送省庭，并最终移送北京。表面上看来，对妖案无论是就地处理还是奏报朝廷，地方官都是在履行职责范围内的公务，而奏报朝廷还可以减轻他们自己的责任。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把发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之内，地方官就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规独立全权地来处理，而不必受制于专断独裁的君权。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优游从容的常规就会被打乱，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对地方官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毕竟，人们需要回避风险，在一个受规则束缚的环境里，最好的官员就是最少惹事的官员——也就是那些能规避麻烦，将消极应付视为美德的人。因为按照官僚责任制的常规，一项罪行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确认，地方官员就不会因为对此项“罪行”失察而受惩罚。各省巡抚，树立个人某种个人形象的强烈欲望，用官场的话来说就是“宽大”，这是一个好长官所应有的基本品质，它软化了督抚与属下之间原本是冷冰冰、公事公办的官僚关系，这种权力对他们建立个人的权利庇护网络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官员主动向乾隆皇帝报告过地方上发生的妖术恐惧。各省官僚的这种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3]六.“叫魂”之于皇帝弘历

疑似案件愈来愈多，增加了弘历初始的判断。他的轻信体现在了各省官员们身上的压力。而官员们身上的压力，大多数化做一些冤假错案回馈给了弘历想要得到的新线索。

弘历异常激烈的反应，正是统治者对臣民的防猜心理。猜忌臣下，此为历代统治政权之统治心理，而满人外来则为犹甚。清初之高压统治政策，则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命。头发与叫魂案之联系，具有的种族象征意义，似乎就带有一种天然的政治因素了。尽管弘历小心翼翼的对此保持缄默，一直忽略与避免它们之间可能的关联。但还是无改“妖术与弘历对大清帝国的深层焦虑之间是存在联系的”这一事实。

具有谋反阴谋叫魂案在挑动弘历政治控制神经的同时，也触发了弘历对官僚集团的控制与官僚集团进行反控制的较量。“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在专制统治结构中，皇帝与官僚专制在实施威权时确实受到了诸多障碍的限制。这些流弊部分是由于自身的管理缺陷，“官僚机器本身颟顸迟缓的工作方式，就足以使抵制专制专权的诡计得逞”。弘历为官僚机器低效的能力所沮丧，同样的，这个事实普遍的存在于所在社会中。理论上，政府有权开放和限制一项政策，但行政管理的可靠性与效率往往难以协调一致，甚至常为各方的力量所阻碍。权力的分散和平衡，是为有清一代也是现代统治政权的难题之一。

在叫魂危机里所折射出来的多重问题里，既“为对个人的纪律整肃提供了特别合适的机会”，也为“弘历创造一个环境，使他得以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同官僚们直接摊牌”。甚至也强化了君主和官僚之间的关系。对弘历来说，妖术危机“为他对官僚制度的极深犯忌提供了一个出气孔”。

清剿的继续和案件的重审，叫魂案已逐渐明朗了。说到底，这不过是衙门重刑逼供产生出来的冤案之又一例。这场由“剪辫案”引发谋反行动的一连串事件，朝廷和各省官员以及民众们各方所参与进来除妖运动，不过是乾隆的杰作。这个站不住脚的叫魂案完全是弘历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民间叫魂妖术大恐慌，“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幽灵”。各方对叫魂事件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组合，使之适应于自己的世界观”。“弘历将自己的恐惧而产生的意义注入到民间妖术中去”，而民间的理解和表现出来的情况又反过来影响弘历的情绪。

弘历眼中的叫魂危机则属子虚乌有。普通民众的叫魂危机，或是一种无知的恐惧，或是成为一种“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的一种突然可得权力”。弘历“没有能力找到一个可与臣民共享的目标，君主和村民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最终在一七六八年的中华大地上，演绎了一段不是惟一的消极历史事件。

七．我们的反思

历史是面镜子，它照不清现在，也无法从它中看到未来，或许它就像作者所说，它为人们留下了手中的密码本去解读解码。

因为，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类似叫魂的或动态或静态的威胁，一直隐秘在有规则的社会之下。而大众内心深处留下的一些空间，随时能把不同背景的案例，解读出不同的迷信与恐慌信息，并引出更多更深的问题。新的方式，观点，恐惧，它们起着新的催化剂作用，将可能激起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家，由不同因素引起的社会危机，一如中国一七六八年的叫魂案。

参考文献：

近代史读书笔记 第5篇

首先应谈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度的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因而具备了社会主义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增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民主革命胜利后产生的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我们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分析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状况和基本矛盾，论述了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及主要途径。新中国成立的最初三年，在着重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的同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实际上也开始实行了。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没收官僚资本，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第二，开始将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第三，引导个体农民在土地改革后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以上事实表明，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本身具有过度性，它处在很深刻的变动之中。所以我只有社会主义者条唯一光明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为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即为实现第二项历史任务而奋斗。进行经济建设，首先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怎样才能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业化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独立以后的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以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在帝国时代，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已经失去。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对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中共中央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种认识的变化主要，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睡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彻底完成，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发生了深刻巅的变化。这说明，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已经成为必要；另一方面，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初步的发展，中国社会的经济成分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说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当时中国之所以着力进行和可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因为：第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大，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发展困难，不可能成为中国工业废气的基础；第三，对个体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 件；第四，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通过这一历史性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我们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总体来说，这种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努力结合中国国情的产物，同时也是在前人经验基础上的创造，总体上说是正确的，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坚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为什么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我们自己的独创呢?体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上。不仅实现了赎买，而且实行了公私合营；不仅实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而且肯定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组成部分，使我们的公有制既有全民的也有集体的；强调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结合。体现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等等。体现在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同时还要看到，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尽管有中国自己的特色，是我们前进的基础，但是，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可能一下就很完备，很成熟。以此为起点，进一步解决好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根本性任务。正如邓小平所说，完成这个历史任务，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实践证明，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办法，不是“大跃进”，不是“文革命”，而是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近代史读书笔记 第6篇

中国近代史的时间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在高中时期虽然已经学习过，但是不够系统，更多是为了备考而学习。而现在没有了考试的压力，更多为了我们不忘历史，有历史，有现在，才有未来。吸取历史的教训，才能把握更好的未来，所以通过老师的讲解，我们在大一课堂上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学习和了解。中国近代史分两个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我们国家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重大转折，英国的鸦片走私不仅造成了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和财政危机，还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并且直接毒害了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英国下定决心发动鸦片战争；用大炮红开中国闭关的大门，但同时也充当了强迫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工具。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五口通商，正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输入，中国才开始走向近代化。虽然这场战争是失败的可耻的，可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肯睁开眼睛看世界。从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耻辱条约的签订，勒索赔款，抢掠财富,侵占我国国土，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剥夺中国的关税主权。从1840年至1919年的80年间，中国人民对外侵略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但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会失败。从教材中得知经济技术的落后是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但并不意味着经济技术的落后的中国就不应当进行反侵略战争或在战争中一定败仗，在当时的中国不仅武器装备很落后而且反动统治阶级实行错误方针，政策，并压制人民群众的动员，所以，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回想图片当中，鸦片战争给我们带来的耻辱，吸食鸦片的中国人民，那一张张的瘦弱面孔，就不难想到为何我们被侵略，为何我们会战败。

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中国的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反面教育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也在这时开始觉醒。从1840年中国人民追求改革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经历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中国人民的命运，虽然这三者以失败告终，但也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在清王朝日益腐败，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主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目的是推翻清朝的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独立，民主和富强，一方面对陷入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的深重痛苦中的中国人带来一点希望的曙光，另一方面是被诟病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新社会的思路不清晰，观点不明确，没有呈现出良好的一贯性，完整性，规范性。这可以从孙中山被宪政会议选为大总统不久后，就在袁世凯的恫吓加利诱的威胁中窃取了革命果实可以作证。

当旧中国所处的水深火热的境地，清政府和中华民国卖国贼的丑恶嘴脸，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追求进步的知识人士为唤醒中国民众，拯救中国中国的种种尝试；还有声势浩大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运动和《新青年》的出版。新文化运动提倡资产阶级的民主与科学，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文化和思想基础。从此，工人阶级的独立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能够深刻的体会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革命先辈和文化巨匠，留给我们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精神力量。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期间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房搜查。最后一天会议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举行。中国共产党如巨人般的诞生了。有力的臂膀扛起了民主的荣辱，用强壮的腰杆挺起了民族的脊梁。制定革命纲领，发动工农运动，实行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的浪潮。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难以改变。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民党统治集团将捕杀的罗网张遍了全中国。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的共产党党员和革命群众达到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000多人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在黑暗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独立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在近代史课堂上，老师向我们展示了1937年中日国力及军力的比较。老师说，在当时三个中国士兵制服不了一个日本士兵，这不禁让我们感叹道在那个时期，我们国家与日本国力与军力的差距。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军需储备极低，日军的军级军舰不仅数量充足而且比我们更先进，所以，在面对日寇的强烈攻击下，我们是人肉抵抗炮弹，这些差距使我震惊。当年的战士英勇顽强，在恶劣的条件下，保卫了我们的国家。李华生老人，他是一名光荣的抗战战士，嫌疑83岁高龄，居住在战场附近一座孤立在山上的小房子。他说不后悔当兵打鬼子，现虽已年迈，但仍将守卫祖国放在心中，像他这样的抗战老兵很多，比如杨剑达，李锡全，熊世超等光荣的抗战老兵。他们是将走进历史的人，他们曾经参与过战争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我们才得以窥见鲜活的历史，当我们重新追忆那段承载太多苦难的战争，记录生死离别的岁月。两百多万的士兵，后面就有两百多万的母亲。这不禁让我们感受母亲的伟大，而这些最后的老兵，能够让后人感受到信仰的力量，自强的精神，理解和平与自由的珍贵。

丁瑶

201500650006

《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第7篇

最近读了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感悟颇多，对这段历史产生了许多新的认识。在读之前，我先给自己设置了两个疑问：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社会之前，任何一个人或是组织能否改变旧中国的命运？若不能，为什么呢？若是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失败，抑或者根本未曾出现，是否必然还会有另一个组织来完成相同的伟业？简而言之，呼啸的历史巨轮滚动之方向，究竟是早已设定好，还是碰巧转向既定的方向？带着疑惑，我翻开了《中国近代史》的扉页。

蒋先生其实早已看的明白：日本、俄罗斯、土耳其无一不是通过改革而国力强大，不至受到外国凌辱。而中国于人于地，均不在他国之下，“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我们是落伍了！”因此“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中国人能近代化吗？”数言之间，总论已为全书、为中国近代史定下了基调，中国近代史根本只是无数尝试近代化的先知与更多被触动的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战争史。

这场战争始于鸦片战争，这一战打开了中国紧闭了百年的国门，打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就鸦片战争而言，对于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之后走向扩张之路，她的发展必得经由向外输出货物换取金银以充国力之路。因此，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迟早是要打开的。而18世纪末期英国在印度半岛取得统治性地位之后，对于她而言这一战的客观条件也已成熟。对于清政府，于外交、海关、法权的处置都不甚合理，同时鸦片这样一种商品是她所万万不能接受的，而禁言行为种种总欠考虑。于是战端骤起，于是签下了《南京条约》。

依我看来，鸦片战争之必然远大于偶然。其时中国早已落后于西方诸强之后，仍不自知；而西方诸强纷纷完成了近代化进程，由于资本主义产业内部的自身要求，必然是想要走向同英国一般向欠发达地区输出产品以换取硬通货扩大再生产之路。即使战事不以鸦片起也难保其他缘故。贪婪是永远无法满足的。禁烟未错，单看禁烟之手段和方法又是否错了？似乎也没错。那为何结果却差之千里呢？旧时代已发展到极致的中国不堪近代世界洪流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改变是唯一的出路，屈辱的历史是历史的契机，历史巨轮开始缓缓转动。

而此中的林则徐注定是一个悲剧，后人永远只记住他是勇敢禁烟，英勇剿夷的民族英雄，在琦善这类抚夷派小人的衬托下身影无比高大。真实的林则徐绝不希望如此。觉悟后的他突破了传统，在思想上也转为积极的形态，为魏源、为后人毕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材料。然这积极性终被他自己的士大夫情结所埋没，可惜！可叹！就剿夷和抚夷而言，剿夷难道“夷”能剿尽吗？抚夷难道“夷”的要求有能力一直抚下去吗？既然不能，那剿夷作甚？抚夷作甚？是为了给民族的发展和振兴的时间与空间啊！殊途同归，奈何走错了方向，错过的时间再也追不回了，非痛不知醒，人又有谁能免俗呢？

随后粉墨登场的代表人物当属洪秀全与曾国藩。洪秀全本是一介布衣，屡试不第，最终选择打着耶稣教的幌子建立反政府武装。农民起义按蒋先生的说法已是旧社会的“老圈套”了，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的最大特点即是借助了上帝神化了自己。此举看似新颖，其实西方的上帝只是一个幌子，与陈胜吴广时期的“大胜王”别无二致。所谓“天人合一”，其实却是为了利用底层民众的无知，无知则无畏，无畏则大事可期也。除了宗教这个利器之外，洪秀全还抓牢了种族这个武器，看来现在所倡之中华民族观念当时并未确立，汉族自命，排满者前赴后继，洪也不过借助这一方法团结大多数底层的民众而已。但其实作为他的追随者，与之前的“圈套”无二，真正向往的是他“有田共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施政纲领”。而他的最终失败缘于改革的失败，他未能将所描绘的愿景转化为现实，太平天国的分崩离析也只是早晚之事。然而他究竟是不愿，还是不能？我们无从猜测，只是以我所见，他可能觉得实现这个理想的效益远低于宗教革命、种族革命，但却没想到因此从可能的正统掉落至流寇。

与洪秀全对应的自然是曾国藩。他从埋首的古籍中走出，践行着其所学所想，不失为一位大

家。曾国藩读书，却不读死书，他跳出了困住传统知识分子的思维泥沼。他明白，在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之下，谁能更好地利用、挖掘出别人所没有利用到的潜力，势必能高人一头。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孔孟之道、家族观念、以身作则，全成了他的湘军的兵刃。其实洪、曾二人是相当相似的，他们都懂得建军之本为人心，也懂得如何利用人心。然而曾国藩始终高洪秀全一筹，他在精神层面给与众将士感召之余，更从客观实际出发，务虚不忘务实，才是其制胜的关键。救中国于内忧之中后，他亦欲救华夏于外患之外。利用平内乱所取得的资本，他开始了其革新与守旧并举的尝试。但他始终是有局限性的，恪守儒道，因而无法开拓，能胜洪之天平天国，却未必能胜西方之坚船利炮。那么革新与守旧矛盾乎？看似是不矛盾的，但是想做好却是相当不容易的。依我看来，矫枉必先过正。决不存在一步登天的改良，新理念的诞生必然要伴随着旧观点的破除，至于恢复传统之良性则需留待之后进行，否则结果只有四个字：积弊难除。

之后的中国又一次迎来了变革，恭亲王、文祥、左宗棠、胡林翼这些名字推动了又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最终的风暴中心，无疑落在了李鸿章的肩膀之上。这次变革与以往之最大不同即是终于认清了一点：强大国力，不但需要改革军务器械，也需要依托科学的思维方式。确定了目标，于是步步向前进，近代化学校、机构纷纷应运而生。一切似乎就要走向成功，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这一轮的变革，以甲午之战中国完败日本而告终。这一战成为了又一重大的分水岭，一败涂地之后，清政府难逃被列强瓜分的命运。

那么这一战为什么会败呢？为什么蒸蒸日上的国家会败得如此惨呢？蒋先生的观点很明朗：“政治领袖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方面，虽然改革领袖们最终意识到了改革才是硬道理，但是他们的改革终究是不彻底的。他们能作为领袖引领改革，因为他们很好地结合了传统与近代，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也为之束缚，虽然比之曾国藩又进一步，但仍然做不到彻底的改革。而这也正是为何李鸿章如先知般地看清中日时局，却最终难逃甲午完败的原因。与其把这场失败归结为是天灾人祸的叠加，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即使没有士大夫的妄动，没有慈禧太后的飞扬跋扈，也未必能扭转这段历史悲剧。历史的巨轮只是无情地碾过那些先驱，清政府运行的轨迹却只改变了分毫。之后是被列强瓜分，李鸿章毕竟还只是个人，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终究出现了致命的错误，《中俄密约》铸成了他终身的打错。但试想，倘若换一个识局势而动的人，结果又会怎样呢？结局未必真会改变，因为评判标准由后人而定，只以成败论英雄，而失败却早已注定。

随后康有为、西太后、义和团又写下了各自的篇章。康有为的变法比之前诸人，更进一步。他抓住了时机，抓住了思想的中心——孔子，抓住了政治的中心——光绪，戊戌变法一时间声势浩大。遗憾的是维新最终被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瓦解，只留下了谭嗣同的碧血。有趣的是，顽固派之后也进行了改革，只是这个改革只见倒退不见前进，失败亦在所难免。终于1911年，孙中山先生屡败屡战，终于打倒了清政府，这也是革命唯一的成绩，之后革命的成果迅速被窃取„„

蒋先生的著作到此戛然而止，但是我想我的疑惑逐渐有了清晰的答案。近代化，如何近代化？做了尝试的人数不胜数，虽均未成功，但毕竟留下了个人的印记。虽然先行者的探索走了许多弯路，但是我们决不能否认先行者做出过的探索，没有探索哪有成功？每一次探索都有它的重要意义，至少它为下一次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曾国藩做了林则徐想而未做之事，康有为完成了李鸿章愿而不能的梦想，凡此种种，不正印证了这个道理吗？虽无法螳臂当车，毕竟稍许改变了呼啸的历史巨轮前进的方向。只要有人在，有爱国之心，方向终究能得以修正。只要依然有人高喊着，中国不能亡，中国必将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