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国在纪念费孝通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王兆国在纪念费孝通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精选6篇）

王兆国在纪念费孝通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1篇

王兆国在纪念费孝通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费孝通同志诞辰100周年，深切缅怀他的非凡业绩和杰出贡献，追思和学习他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不懈奋斗的高尚品格和始终不渝的理想追求。

费孝通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一生胸怀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和对人民的无限热爱，为了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殚精竭虑，无私奉献，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费孝通同志1910年11月出生于江苏吴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他青少年时代，政府腐败，军阀混战，内忧外患，民生凋敝。面对处于沉重灾难和深刻危机中的国家和民族，早年的费孝通立下了“志在富民”的理想抱负和人生追求。1930年，他进入燕京大学投身社会学研究，后考入清华大学，成为我国最早在本土获得社会人类学硕士的青年学者。1935年，他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获得博士学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费孝通同志怀着拳拳爱国之心，于1938年毅然回国。在战火纷飞的艰苦环境下，他坚持开展研究工作，创办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实地工作站，深入乡村进行社会调查，对中国的农村社会、家庭结构、民族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农村问题的论著和文章，培养了一批社会学学者。他积极投身抗日民主运动，194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与其他学者发表声明，撰写文章，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一二〃一”惨案后，他与云南大 学其他教授一同发表声明，声援和支持昆明学生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1946年1月，他与一些教育工作者联名致函正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呼吁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保障民主权利。李公朴、闻一多被反动派暗杀后，他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黑名单，生命受到威胁，被迫离开云南。他一直关心和期盼人民解放事业。1949年初，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一”口号，应邀赴西柏坡共商建国大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深受鼓舞和教育，从此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光辉一生。1949年9月，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同志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国家的民族事业和教育事业，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委员、副教务长，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等职。1950年6月，根据中央有关派出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各民族地区访问的决定和安排，他先后担任西南、中南访问团副团长，带队深入贵州、广西等民族地区，积极宣传《共同纲领》确立的新中华民族政策，传达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同胞的深切关怀，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了祖国各民族大家庭兄弟般团结。1951年，他参加中央民族学院筹建工作，参与制定学院办学宗旨和发展方向，明确了研究民族问题、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办学定位，并担任学院的副院长，为我国民族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负责组建了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广招一流人才，使中央民族学院很快成为中华民族学研究的著名机构。

1957年，费孝通同志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冲击，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虽历经坎坷，费孝通同志矢志不移，坚守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贞信念，表现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优秀品质和崇高风范。

费孝通同志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族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长期参加国家政治生活。改革开放后，费孝通同志先后担任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领导职务。他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积极参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始终致力于国家民主法制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1980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的建议，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作为宪法修改委员会成员，费孝通同志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积极参加讨论，坚决拥护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为1982年宪法的出台作出了宝贵贡献。

费孝通同志注重把领导工作与学术研究、社会活动密切结合起来，通过开展区域发展战略研究，进行“国是咨询”，将参政议政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谈的最多的是富民，思考最多的是发展。他利用一切机会，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社会变迁特别是中国农村不断发生新变化的真实情况，提出要“抓得住、理得清、讲得出、看得懂、好操作”。他沿着村庄—城镇—区域发展的轨迹，不断深入探索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转变的规律和农民致富的多种模式。他认真研究中国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边区和民族地区发展、城乡关系、区域发展等新情况新问题，发表了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论著和文章，3 提出了许多富有开拓性的理论观点，为改革开放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作出了独特贡献。

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费孝通同志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依法履行职责，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他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好形式，有利于发扬民主，也有利于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他积极参与全国人大的立法工作，提出立法工作要适应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形势，多吸收实践经验，多做调查研究，使立法与实际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他积极参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1995年到1997年，已是80多岁高龄的费孝通，仍亲自率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到地方检查义务教育法、教育法、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法律的实施情况，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积极推动法律的贯彻执行。费孝通同志满腔热情地投身祖国统一大业。1985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费孝通同志担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积极参加起草工作，提出了很多重要意见，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作出了积极贡献，充分体现了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1997年，87岁高龄的费孝通同志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赴香港参加了香港回归祖国的政权交接仪式。他深有感触地说：“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百年期盼，雪洗香港被侵占的历史耻辱。”

费孝通同志是德高望重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他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总结自己几十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的经验时，总是紧密结合中国近现代历史 4 的发展和演变，一再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新时期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方面的积极作用。1987年后，费孝通同志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中央名誉主席。在主持民盟中央工作中，他始终坚持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工作、充分发挥民盟在智力上的优势，把为经济建设“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确立为民盟的工作思路，并身体力行。他先后对我国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黄河中上游、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中原经济协作区、淮海经济协作区、东北地区、京九铁路沿线地区等进行实地调查，代表民盟中央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许多既符合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工作建议。尤其是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和促进22个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建议，受到党和政府的赞同和肯定。

费孝通同志一生致力于社会科学研究，是享誉海内外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是中国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创始人。在学术生涯早期，他努力开拓社会学中国化的研究途径，积极开展社会调查，出版和发表了《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一批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和文章，为人们观察和思考中国社会现象提供了独特的理论框架和思想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1979年，面对当时社会学长期荒芜、人才短缺、亟待恢复重建的困难局面，年近七十的费孝通同志受中央委托主持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他几乎是白手起家，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召开社会学科研人员座谈会，组织成立中国社会学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并担任第一届学会会长和研究所所长。他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学要“赶快补课”的精神，迅速行动，很快就确定了 5 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工作重点和发展方向，规划了学科建设、课程教材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我国社会学迎来了发展繁荣的春天。他主张当代的中国社会学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从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入手，建立符合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华民族特点的社会学。他以身作则开展实地调查，积极推进中国社会学研究向更广更深方向拓展。他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以敏锐的思维和深邃的眼光，不断提出有关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思想与理论，在诸多方面都有独到精辟的见解。1983年发表《小城镇大问题》，1987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1990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社会和谐观点，1995年提出“文化自觉”的思想，深入思考了中国富了以后怎么办等问题，这些重要思想和理论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学术和精神财富，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对于我们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先后获得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纪念奖、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纪念奖章、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奖、日本亚洲文化大奖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特别荣誉奖等著名奖项。他超凡的才智、渊博的学识和治学育人的风范，赢得了人们深深的钦佩和敬重。

费孝通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艰辛前进、追求真理的一生。他的非凡业绩和杰出贡献，深深铭记在我们的心中；他的高尚品格和奋斗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他的学术追求和治学修养，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人生楷模。

今天我们纪念费孝通同志，要学习他胸怀祖国、情系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费孝通同志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执教期间，面对国民党 6 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倒行逆施，他坚定地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中，成为著名的“民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以满腔的爱国热忱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事业，兢兢业业，忘我工作，贡献了全部精力和智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把个人命运同祖国命运紧紧连在一起，自觉肩负起社会责任，把自己的知识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作为民盟的卓越领导人，他致力于推动民盟工作面向经济建设，贴近实际、贴近百姓，多做实事、多做好事，团结带领全体民盟成员为祖国统一和中华振兴贡献力量。作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参加国务活动的同时，积极从事文化、教育、社会等活动，促进社会事业发展；推动两岸三地民间合作与交流，广交海内外朋友，促进祖国统一。1998年以后，他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但他仍然不辞辛苦，为国家和人民四处奔波、开展调研、出谋划策，同时勤奋读书、笔耕不辍。我们向他学习，就是要像他那样始终保持爱祖国爱人民的深切情怀，勇于担当，不辱使命，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今天我们纪念费孝通同志，要学习他衷心拥护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矢志不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费孝通同志热爱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虽然经历坎坷矢志不移。他曾多次表示，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事业，才使他为人民作贡献的理想得以真正实现。作为中国共产党值得信赖的挚友和诤友，他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中央领导核心和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共领导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亲密无间、牢不可破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他更加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极大的热忱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 7 合作事业。1998年10月，中央统战部在西柏坡组织纪念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50周年活动，重访故地的费孝通同志饱含深情地说：“抚今追昔，我认为50年前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聚集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个正确的历史选择，是民主党派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胜利。我深切地感受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向他学习，就是要像他那样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把老一辈民主党派人士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真诚合作、不断进步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今天我们纪念费孝通同志，要学习他勤奋求实、身体力行的优良作风。费孝通同志始终践行“从实求知”、“知行合一”的理念，主张从实际生活中得到知识，强调从实际出发，总结人民群众和基层所创造的经验，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再用于指导实践。他一生勤于走路，注重实地调研，行行重行行，走向农村、走向基层、走向群众，足迹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为了帮助当地农民寻找脱贫致富和加快发展的路子，他七下甘肃定西，30余次到江苏吴江调查走访。2003年，93岁高龄的费孝通还到黑龙江省，专门就社区建设和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考察。他一生勤于读书和思考，始终紧密联系中国的国情和实际，不断探索富民强国的道路。他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应用，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和广泛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巨大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我们向他学习，就是要像他那样不懈追求、求真务实，坚持理论面向实际，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努力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就。

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在更高的起点上开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局面。新中国已经走过了61年的光辉历程，中华民族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走向未来、走向世界。费孝通同志等先辈们孜孜以求并为之终身奋斗的伟大目标正在逐步实现。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承费孝通同志的思想，弘扬费孝通同志的精神，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王兆国在纪念费孝通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2篇

(2009年6月23日)

胡锦涛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敬爱的李先念同志诞辰100周年，深切缅怀他为党和人民建立的历史功勋，追思和学习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崇高品德和风范，进一步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同心同德，共克时艰，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李先念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毕生奋斗，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1909年6月23日，李先念同志出生于湖北黄安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大革命影响下，他积极投身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李先念同志就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革命战争年代，李先念同志一直从事军事斗争，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他骁勇善战，功勋卓著，在重大历史关头不怕牺牲、勇挑重担，敢于斗争、屡建奇功。

1927年，李先念同志率领农民武装参加著名的黄麻起义。随后，他随红四方面军艰苦转战，先后参与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战争血与火的磨练中成长为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政治委员。长征途中，他受命指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率先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他向毛泽东同志详细汇报了川西北形势和红四方面军情况，为党中央确定北上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他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同志等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率先遣军和红二方面军一道北上，为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作出了贡献。会宁会师后，他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率部突破黄河天险，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随后，他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指挥红三十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连续奋战，重创敌军，对配合河东红军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西路军失败后，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统一军事指挥，率领西路军余部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新疆，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

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同志是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第五师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他受党中央重托，前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中原地区，开始了创建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历程。他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先后创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和新四军第五师，开辟并发展起鄂豫边区这块地处要冲、孤悬敌后的抗日根据地。

他善于正确判断形势，不失时机发展壮大人民力量，领导创建了拥有1000多万人口、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原抗日根据地，创建了拥有5万余人正规部队和30余万民兵的武装力量，从战略上有力配合了全国各个地区的抗日战场，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光辉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先念同志领导的中原军区成为国民党军发动全面进攻的首要目标。他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沉着果敢，机智灵活，指挥6万中原军区部队突破30万国民党军队的重围，并亲自率领北路突围部队转战千里，在战略转移中创建了豫鄂陕边区根据地。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显示了他统帅大兵团同强敌作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前夕，他任新成立的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之后又任重建的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参与刘邓大军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斗争和淮海战役后勤保障工作，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李先念同志是党和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达26年，长期分管财政、金融、贸易等工作，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倾注了大量心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先念同志主政湖北省，在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团结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等一系列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1954年，李先念同志调到中央工作，不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等职务，协助周恩来、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他强调国家财政必须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极提倡增产节约、挖掘资金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实现财政、信贷收支平衡，确保国家重点建设资金需要。他高度重视发展城乡贸易，扩大商品流通，建议改善财政管理，调整国家和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适当扩大地方财政管理权限，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党的八大前后，他支持防止急躁冒进的正确意见，强调“财政、信贷和物资三者必须统一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遵循的一条客观规律”。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参与领导国民经济调整，为保障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做了大量工作，对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先念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成员受到错误批判。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努力协助周恩来同志维系国民经济运转，为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打开外交新局面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全面整顿期间，他积极配合和协助，为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付出了大量心血。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他作为主要决策人之一，为从危难中挽救党、挽救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粉碎“四人帮”后，李先念同志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积极领导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他坚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倡导解放思想，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其他老同志一起协助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李先念同志先后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积极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主张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坚决维护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以务实果敢的作风为实行和推进改革开放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他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提出要善于运用经济手段而不要滥用行政方式，充分和正确运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力量；在加强综合平衡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部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改革计划、财政、物资、内外贸易和企业管理体制，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积极大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他强调“一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他十分重视在改革开放中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强调“把经济的发展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劳动者经常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样才能进一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上世纪80年代，他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参与制定对外政策，妥善处理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在担任国家主席期间，他经常去各地考察了解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情况并给予指导。他出访20多个国家，向世界阐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介绍改革开放的方针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在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期间，他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支持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开展调查研究，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建议，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为积极推动海峡两岸交往，为积极开展人民外交，作出了突出贡献。李先念同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祖国统一大业殚精竭虑，奋斗到最后一息。

同志们、朋友们！

李先念同志的崇高思想风范是激励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缅怀李先念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的光辉思想、崇高品德、高尚风范，使之成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我们要学习李先念同志信仰坚定、始终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崇高品格。李先念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始终抱有必胜信念，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毫不动摇、毫不退缩。他一生遭遇许多险境、逆境、挫折，始终坚韧不拔、乐观向上、英勇斗争。他说：“革命军人要坚决与勇敢。对革命决不动摇，对敌人决不投降。头可断，真理不可丢，这是我们的美德。”“要保持和发扬革命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有具有对崇高信仰的坚定性，“才能保持永久的热情和毅力，才能迸发出惊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孕育和繁衍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土地，产生无限的热爱和血肉相关的情感”。

我们要学习李先念同志勤于和善于学习、坚持群众路线、创造性开展工作的优良作风。李先念同志出身贫寒，只念过3年私塾，是在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说：“我是一穷二白，一无所有，什么工作方法，指挥水平，领导艺术，都是学来的。”善于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向一切内行的同志学习是他的鲜明特点。坚持实事求是，贯彻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是他一贯坚持的工作方法。他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期都必须依靠群众，一切工作都必须将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为此，就要

深入到群众中去，同他们交朋友、谈心，了解他们的基本要求，启发他们的觉悟，解决他们的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李先念同志每到一个地方，总能扎下根来，发展壮大革命队伍，创建起根据地，开创出新局面；在领导国家财政经济工作期间，总能及早发现问题，向中央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冷静观察和正确判断形势，创造性地解决实践中的难题。他提出的关于我国经济建设的辩证法思想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我们要学习李先念同志坚持党性原则、谦虚谨慎、顾全大局的优秀品质。李先念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屡建奇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始终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他说：“我们一切事业的成功，是全党力量的成功，也是全体干部与群众力量的成功，决不是个人力量的成功。我们不能把成功的事业，当成自己私人的家当。”他具有极强的大局观念，强调“凡是对全局有利的事情，大家都要勇于承担义务，坚决去办，而且一定要办好。凡是对全局不利的事情，即使从局部来看是必需的、有利的，也决不能办”。他把为维护全局利益而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看作是党性的体现，他说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如果我们共产党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那就不可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李先念同志始终自觉维护团结、遵守党纪。他说：“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干部的团结，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他善于发现和珍视人才，始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反复强调“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不是帮派、小团体，不应该有‘山头’与地区之分，也不能以个人关系分亲疏。提拔干部只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前提，决不允许搞歪门邪道”。他作风民主，注意倾听不同意见，善于营造使人敢讲真话、畅所欲言的氛围。

我们要学习李先念同志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李先念同志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表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家，必须永远保持革命热情和奋斗精神，把为人民服务，把改造客观世界，当成自己的天职和应尽的义务”。他把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人生座右铭，经常说“要与别人比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性，不与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更不允许贪污腐化”。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但在生活上始终保持勤俭朴素作风。他经常叮嘱家人要精打细算过日子，对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

同志们、朋友们！

王兆国在纪念费孝通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3篇

尊敬的各位来宾，同志们：

钱学森同志于1986年至1991年期间担任中国科协主席，1991年5月起担任名誉主席，为科协事业的改革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衷心爱戴。今天，中国科协召开钱学森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缅怀和追思钱学森同志的丰功伟绩，总结和梳理他的科学思想，继承和弘扬他的爱国精神和科学精神，对于进一步调动激发广大科协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为更好地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不懈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刚才，曾与钱学森同志共事多年的老同志、老专家，以及科协机关的代表、上海交大的青年学生代表作的发言，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使我们更加崇敬和仰慕钱学森同志赤胆忠诚的爱国情怀、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无私奉献的价值追求和卓尔不群的科学品质。

钱学森同志在中国科协工作期间，给科协系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是身体力行倡导学术民主，重视学术组织建设和学术交流的作用。钱学森同志认为学会是科技工作者相互学习、相互启发、交流经验的重要载体，可以把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之间，不同专业的人组织起来。1977年中国科协刚刚恢复工作，钱学森就强调学会在科技人员横向联系学术交流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指出，“学术讨论总要搞个学术组织。一是成立研究所和在大学里设置专业，二是成立学术组织。我们要严肃认真地搞学会工作，不能随随便便，更不能有江湖习气。搞学术，态度就是要认真、严肃。当然，认真并不等于不活泼。我们要诚恳地交流，有活泼的气氛，有话就说。只有这样，我们这个学术组织就可以搞好。”20世纪80年代，在他的倡导推动下，成立了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等全国学会。钱学森同志始终坚持民主办会，践行学术民主的理念。1984年他在中国科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要积极支持学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民主办会，保证科技工作者当家作主。这就是说，必须克服和防止政群不分、以政代群的现象，切实贯彻‘双百’方针，实行学术民主，增强学会的活力。”他多次讲过，“在新的科学领域里，没有什么权威，决不能搞一言堂。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互相交流，争吵一下也没有关系。暂时统一不了认识，不要紧，慢慢来。总之，我们既要严肃认真，又要生动活泼，充分发扬民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二是积极推动树立“大科普观”，丰富发展了科普工作的文化内涵。钱学森同志强调科学技术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把科普工作纳入文化建设的范畴。他多次提出，现代科技和文学艺术应该结合起来，使科普工作在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出“科学技术现代化一定要带动文学艺术现代化”的思想。温家宝总理2005年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同志再次提出，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他坚持“科普学”是“文化学”中的实用学科，支持并亲自参与科学普及的实践工作和理论探索。钱学森同志提出科普工作的三个层次，把文化和社会科学知识列入到科普工作的内容中。他敏锐地指出，科普对象应分成三类：一是为农村及小集镇的“大农业”和城市“大工业”服务的大面积科普；二是为提高广大干部科学素质服务的科普；三是为科技专家们了解非本专业领域的新发展、为开阔思路服务的科普。这种划分，对现阶段推动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特别是重点人群科学素质行动，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是注重人才培养，竭力完善创新人才培养体制。钱学森同志甘为人梯，竭力培养优秀科技人才。他几十年来坚持给来信求教的青年书写回信，帮助青年提炼思想、找准方向。他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人才培养经验，设计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下受教育者与年龄关系的新方案，探索青少年教育培养的新理论和新方案。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看望他时说：“您一直热心培养和提携年轻人，以自己的渊博学识和高尚品格，带出了一批优秀科学家，其中有的已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领军人才。”2009年，在病榻上的钱学森还对温家宝总理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钱学森同志鼓励面向青年科技工作者设立奖项，推动建立国家创新人才奖励体系。1987年9月，中国科协三届六次常委会在审议面向全国科技工作者设立奖项时，他说：“我们这样年纪的老家伙，已经不需要这类奖励了，真正需要鼓励的是青年人。……，科协应该面向青年科技人员设立奖项，鼓励青年人才脱颖而出、担当重任”，得到了朱光亚、王大珩等赞同，并改设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青年科技奖”。1994年更名为“中国青年科技奖”，由中组部、人事部、中国科协共同组织实施。至今已评选了12届，获奖者多已成长为两院院士、首席科学家和科研骨干。

四是重视“专家群体”的整体优势，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钱学森同志强调集成专家群体的智慧，推动决策咨询和科技服务。他大力提倡用系统科学的观点考虑科协工作，力图把广大科技工作者的“零金碎玉”打造成一个“纯金美玉”。他在1986年的一次政协会议上讲到：“我之所思，除了希望科技人员站得高、看得远、做得实之外，主要是一件事，即把系统工程的科学引进到政协工作中来，以便充分发挥政协‘人才库’的优势。”1989年3月17日他在谈关于多学科、综合性学术交流和决策论证的重点课题问题时说：“决策咨询，一定要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有定性、定量的分析。不那么搞，就很难说你的建议到底是怎么来的。”钱学森同志要求提炼决策咨询建议必须要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他指出，作好决策咨询，一要选题准，必须围绕国家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来确定，可以是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发展规划与科技有关的问题，也可以是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方面的问题，还可以是行业发展和地区经济科技方面的问题；二要有时效性；三要利用好学术交流活动的成果。他明确提出“学术活动的成果，对科技经济发展有哪些建议，应有专门的反映。不是送一个大本子，而是要加工，把那些有份量的建议整理送中央，发挥助手的作用。” 钱学森同志站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前瞻性地提出在西部地区发展沙草产业。他认为，要转变关于西部沙漠的思维定势，看到沙漠上也有搞农业的有利条件；所以不仅是“治理”，更重要的是“开发”，将治理蕴含于开发之中。他积极倡导建设知识密集型沙产业和草产业，为西部地区破解“三农”、“三牧”难题提供了重要途径。

五是开创科协工作理论研究，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科技社团体制机制。钱学森同志坚持中国科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要按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来办事。他认为，中国科协之所以是人民团体，首先是因为它是群众团体，但不是一般的群众团体，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全国性群众团体，它代表的是全体自然科学技术工作者。明确这个问题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我们中国科协的性质，增强责任感，使科协组织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能够更好地代表中国科技工作者，更加自觉地积极地参与社会协商对话，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工作，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表达和维护科技工作者的具体利益。在他积极支持和推动下，全国政协七届十二次常委会议决定，恢复中国科协为全国政协的组成单位。钱学森同志大胆构想建立“大科协、小机构、多中心”式中国特色的科协组织体系，积极推动中国科协的改革发展。他曾描绘对中国科协的构想，一是“大科协”，包括理工农医等所有的科学技术与科学技术应用；二是“小机构”，指机关要精简，人员要精干，办事效率要高；三是“多中心”，就是要多办一些服务性实体，大科协、小机构，办事就得靠实体，把日常工作交给实体去承办。钱学森同志还把“中国科协学”纳入到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他认为科协工作的理论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一部分，是社会科学的范畴，是社会科学部门里的实用学科。他提出中国特色的科技群众团体理论，是中国科协史上的一大创举，大大提升了科协理论的研究水平。

我们在深切缅怀钱学森同志的同时，更要把学习纪念的成果转化为激发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性创造性的精神力量，内生为推动科协事业科学发展的不竭动力。大力弘扬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爱国精神，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自觉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人民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把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统一起来，把人民满意作为最高的褒奖，努力争当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支持广大科技工作者坚持严肃的科学态度和严密的科学方法，积极倡导民主讨论、平等待人的学术风气，敢于提出新观点、新思想、新方法和新理论，发扬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勇作科学精神的守望者，努力争当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大力弘扬淡泊名利、诚实守信的高尚品格，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恪守职业道德和学术操守，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玉可碎而不可损其白，竹可破而不可毁其节”，永远保持内心的一片净土，努力争当科学道德和良好学风的传承者、维护者。

腹有诗书气自华，人到无求品自高。钱学森同志的科学思想博大精深，深刻影响着中国科协的改革发展；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高尚的道德品质深刻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站在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进一步继承和发扬钱学森同志精神，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振奋精神，锐意进取，为实现“两个百年”的宏伟目标、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王兆国在纪念费孝通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4篇

（2011年3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王兆国

《 人民日报 》（2011年03月02日

06 版）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孙起孟同志诞辰100周年，深切缅怀他的生平业绩和历史贡献，追思和学习他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不懈奋斗的高尚品格和始终不渝的理想追求。

孙起孟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孙起孟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爱国奋斗的一生，是为人民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

孙起孟同志1911年3月2日出生于安徽省休宁县，1918年随父母迁居苏州。在他的青少年时代，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内受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和盘剥，国家风雨飘摇，人民濒于绝境。面对处于深重灾难中的国家和民族，孙起孟树立了教育救国的志向。从此，他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矢志不渝、脚踏实地实践自己爱国、救国、建国的理想和抱负。

1929年从苏州东吴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孙起孟进入江苏省立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任训育主任，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在满怀赤忱教书育人的同时，他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团结青年学生与国民党的反动教育政策进行斗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孙起孟和其他进步教师带领学生走向街头，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募捐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1936年，应黄炎培之邀，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重庆，任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四川办事处主任。由于参加爱国进步活动，他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被迫离职。他辗转贵阳、重庆继续从事爱国民主运动，通过多种渠道，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和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斗争，并在斗争实践中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念，自觉地为实现党的主张而奋斗。1942年至1946 1 年，在昆明中华职业教育社任职期间，他不顾自身安危，帮助了不少共产党员，并掩护共产党的地下电台，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宝贵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民族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重大抉择，孙起孟同志积极投身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于1945年参与筹组创立民主建国会，担任常务理事兼秘书处主任，负责民建日常工作。他还先后担任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常委，民建总会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团结爱国工商业者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配合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和平、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1947年，孙起孟同志被推派为民建驻港代表，建立与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联系。1948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后，民主建国会积极响应，孙起孟同志代表民建赴东北解放区，标志着民建最终走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道路。1949年2月来到北平，后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参加新政协筹备和《共同纲领》起草工作。1949年8月，针对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他执笔起草了民建反驳这一白皮书的声明，揭露和驳斥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颠覆新中国的阴谋，阐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誉。1949年9月，他作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正式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担任副秘书长，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诞生的历史性时刻。

新中国的成立，为孙起孟同志报效祖国开辟了广阔的天地。1950年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立和巩固政权、恢复和建设国家的崭新事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兼人事局局长，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副部长，全国编制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六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他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在恢复国民经济、加强政权建设和参加国家管理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孙起孟同志受到冲击，被错误监禁。身处逆境，他仍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矢志不渝，体现了一个爱国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的优秀品质和崇高风范。

孙起孟同志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筹备工作，被确定为大会副秘书长。之后，他还担任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第二届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委员、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人大工作的开展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改革开放后，孙起孟同志担任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领导职务。他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始终致力于国家民主法制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1980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建议，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孙起孟同志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积极参加讨论，坚决拥护和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为1982年宪法的出台贡献了力量。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孙起孟同志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依法办事，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参加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监督、视察考察、对外交往和自身建设等各项工作，大力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始终关心教育事业发展，积极推动教师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法律的制定和贯彻实施，为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作出了积极贡献。

孙起孟同志是我国民主党派的著名领导人。他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为不断发展好、落实好、宣传好这一制度作出了积极贡献。孙起孟同志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长期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讨论。1980年至1982年，他在邓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参与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带队到北京、天津、浙江等多个省市召开座谈会，深入调查研究，为修改好章程作了大量基础性工作。1989年，遵照邓小平同志关于制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批示精神，他作为领导小组成员，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这一重要文件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93年3月，在他的主持下，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采纳。八届全国人 3 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进了宪法序言之中，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定了这一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孙起孟同志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卓越领导人。他历任民建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四、五、六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六、七、八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全国工商联第三、四届副主任委员，第五届副主席。他一生致力于民建和工商联的建设，充分发挥密切联系工商界特色和优势，积极践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展现了一名参政党领导人的高贵品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团结带动工商界人士爱国守法，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援国家建设，参加反帝爱国和争取祖国统一的斗争。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他广泛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帮助工商业者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推动全行业公私合营，并及时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协助制定与完善对工商业者的政策，为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付出了辛劳。他在工商界中大力倡导以自愿为基础、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基本方法的自我教育，推动成员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逐步形成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行动纲领，为民建、工商联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他与民建其他领导人一起，团结带领民建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认真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确定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积极兴办企业，安置待业青年，开展支边扶贫工作，并结合民建的特点和优势，探索形成了以经济咨询服务、工商业培训为主要形式的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子，开创了具有自身工作特色的新途径。1987年担任民建中央主席后，他坚持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民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推动民建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讨论，就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深入调研，提出意见和建议，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

孙起孟同志是著名的教育家，我国职业教育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曾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六、七届理事长，为推动和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昆明中华职业教育社、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四川办事处工作期间，他积极探索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道路。在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领导职务时期，他认真研究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主动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政 4 策。1995年，针对我国剩余劳动力安置就业中遇到的困难，他从中华职业教育社自身特点出发，倡导并实施“温暖工程”，把扶助弱势群体、促进劳动力就业作为基本任务，坚持“为国分忧、为民效力，急人所急、雪中送炭，灯亮一盏、光洒成片”的指导思想，大力开展职业培训及捐资助学活动，取得显著成效，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同志们，朋友们！

孙起孟同志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了毕生精力，以他不平凡的人生轨迹，见证了百年中国的沧桑巨变。他的光辉业绩和杰出贡献，深深铭记在我们心中。他的高尚品格和奋斗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今天我们纪念孙起孟同志，要学习他热爱祖国、对国家和人民无限忠诚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早在青年时期，他就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为争取国家和民族的光明前途，他参与组建民主建国会，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为召开新政协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民建成员中奔走协调、建言献策。他以强烈的爱国热忱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了全部精力和智慧。作为民建的卓越领导人，他明确提出爱国主义是民建的立会之本、前进之基、兴会之源。他发扬贯彻民建“爱国、爱党、爱会、爱学”的优良传统，推动民建始终不渝地遵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他十分关心祖国统一大业，坚决拥护“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团结带领广大民建成员积极配合做好“反独促统”工作，身卧病榻仍关注台海局势，为促进祖国完全统一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殚精竭虑，不懈奋斗，以自己一生追求和奋斗的光辉实践展现了老一辈民主党派领导人爱祖国、爱人民的深厚情怀和人格魅力。我们向他学习，就是要始终坚持并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顺应时代要求，勇担历史责任，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今天我们纪念孙起孟同志，要学习他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矢志不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孙起孟同志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5 树立并坚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早在1939年，他就向周恩来同志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周恩来同志鼓励他服从革命需要，并以党外布尔什维克相勉。后来虽经历坎坷，但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念，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始终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对共产党真诚热爱、自觉追求，同共产党亲密合作、荣辱与共，是他毕生经历的突出写照。作为中国共产党值得信赖的挚友和诤友，他在共同的事业中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我们向他学习，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把老一辈民主党派领导人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真诚合作、不断进步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今天我们纪念孙起孟同志，要学习他勤奋学习、善于思考、学以致用的求实精神。孙起孟同志一生追求真理，主张“成见不可有、主见不可无、定见要正确”，强调通过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使“主见”接受实践的检验，成为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定见”。作为我国统一战线德高望重的杰出代表，孙起孟同志长期担任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他十分注重我国新时期统一战线、多党合作和民主法制建设的理论研究，十分重视民建组织和成员的思想建设，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形成了大量的著述和文稿。如《实行两种性质不同的监督》（1982）、《人民政协的长期性、统战性、广泛性、党派性和协商性》（1984）、《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的终身大学校》（1991）、《关于民主党派领导工作问题的思考》（1992）、《关于统一战线、多党合作的几个问题》（1994）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许多重大问题，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和教育，为丰富和发展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1993年，他亲自带领民建中央调研组赴武汉长江动力公司汽轮发电机厂，深入调研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就国企改革发展问题提出了富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调研报告。他一生勤奋好学，笔耕不辍，晚年依然热切关注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撰写了《总结经验，与时俱进》、《关于“两个务必”的优良作风》、《关于科学发展观》等文章，坚决拥护并积极宣传党和国家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路新举措。我们向他学习，就是要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环 6 境中坚持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着力提高理论素养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永葆思想青春。

今天我们纪念孙起孟同志，要学习他光明磊落、清正廉洁、宽厚待人的高尚风范。孙起孟同志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1996年，为推进民建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他主动辞去主席职务，被推选为名誉主席，赢得了全体民建成员的尊敬和爱戴。他一生奉行“责在人先、利居众后”，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深居简出，平静恬淡，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他一生严格要求自己，真诚奉献爱心，念念不忘因灾受困的人民、家境贫寒的失学儿童，每每捐赠都慷慨解囊。我们向他学习，就是要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求真务实，廉洁奉公，克勤克俭，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鞠躬尽瘁。

同志们，朋友们！

王兆国在纪念费孝通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5篇

同志们：

今天，我们怀着万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举行座谈会，隆重纪念抗日英雄包森同志诞辰100周年，缅怀这位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革命先驱。

包森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英名永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史册，他的赫赫战功与英雄事迹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

包森，原名赵宝森，陕西蒲城人。生于1911年，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陕甘宁边区和西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33年秋，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他虽受尽各种酷刑，但仍然威武不屈，并积极组织难友开展绝食斗争，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拘禁和迫害，为此被敌人定为“首乱分子”，隔离关押，加以重铐，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才获释出狱。出狱不久，包森即奉命赴延安抗日-1-

军政大学学习。抗战爆发后，被派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独立一师工作，任33大队党总支书记。1938年6月，率40多人到冀东地区，在河北兴隆一带开辟抗日游击区。1939年4月下旬，包森指挥部队巧妙设伏活捉了日本天皇表弟、宪兵大佐赤本，此事不仅震动日本朝野，也极大地鼓舞了华北军民的抗日热情。同年秋天，包森被任命为冀东军区副司令员。

1940年2月，包森率部进抵盘山，全力开辟盘山抗日根据地。6月下旬，设伏白草洼，与日军激战14个小时，全歼日军一个骑兵中队，首开冀东地区整建制全歼日军战斗的先河。同年秋，冀东军区十三团正式组建，包森任团长。经一年浴血奋战，在盘山周围地区建立了7个联合县政府，境内人口200多万。1941年春，包森率部参加反“治安强化运动”。同年秋，冀东军区开展打击伪治安军的作战行动开始后，在他的指挥下，部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果河沿战斗。1942年1月，包森率7个连的兵力在燕山口内果河沿一带设伏，经过激战，毙伏日伪军中佐以下官兵近千人，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

胜强的奇迹。当时冀东一带包森的大名妇孺皆知，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包队长”、“包团长”、“包司令”，而日伪军则把他视为克星，伪军们发生口角时，经常以“出门打仗碰上老包”为咒语。

包森上百次地出没在与日伪军短兵相接的战斗厮杀中，多次负伤，但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每次都坚守在指挥战斗的最前沿。1942年2月17日，包森所部在遵化境内野虎山一带与日伪军遭遇，他在指挥作战时不幸胸部中弹，壮烈牺牲，以自己31岁的生命，为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作了最好的诠释。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蒲城是包森同志的家乡。虽说他自幼离开家乡，但是，无论时隔多久，家乡人都始终牵挂着远在他乡的游子，都始终不会忘却他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的丰功伟绩，都始终以包森同志引以为荣。

包森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崇高品质和革命风范，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值得学习和发扬。

我们要学习包森同志对党无限忠诚、矢志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复杂，他始终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包森同志一生经受了多次复杂严峻的考验，但他“从来没后悔过”。他与中国共产党患难中见真情，合作中增共识，历经风霜而意志弥坚。

我们要学习包森同志实事求是、身体力行的精神。包森上百次地出没在与日伪军短兵相接的战斗厮杀中，不止一次地负伤挂彩，但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每次都坚守在战斗指挥的最前沿。

我们要学习包森同志创新工作、果敢决断的精神。包森多谋善断、英勇果敢，在他的指挥下，部队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1942年1月燕山口内果河沿一役，包森以七个连的兵力，毙俘敌伪中佐以下官兵近千人，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

我们要学习包森同志勤政为民、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包森同志始终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工作作风深入踏实，在他身上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团结部下、爱护战士、深入群众，被大家亲切称为“我们的包司令。”

蒲城是包森同志的家乡。把英烈的故乡建设好、发展好，是包森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无限希冀，更是76万蒲城群众的殷切期盼。当前，我们已经踏上“十二五”新的征程，蒲城正处于一个大步向前、大幅跨越、大有作为的重要时期，面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我们要继续按照“坚持科学发展、推进三化联动、壮大产业集群、实现富民强县”的总体思路，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跨越赶超为主调，以项目带动、工业推动、城乡联动、创新驱动为主攻，凝心聚力，锐意进取，鞠心给力兴蒲富民大业，促进蒲城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确保“努力再造一个新蒲城”目标如期实现！

王兆国在纪念费孝通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6篇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座谈会，纪念范长江同志诞辰100周年，缅怀范长江同志的不凡业绩和精神风范。在此，我谨向为党的新闻事业做出贡献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向范长江同志的亲属和

参加座谈会的各位嘉宾表示诚挚的问候！

范长江同志是我国著名新闻记者，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出色的领导者，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范长江同志的整个新闻生涯是同国家和民族命运，同我们党领导的进步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报道红军长征壮举，及时披露西安事变真相，热情反映陕北红区景象，勇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用事实驳斥了反动势力对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种种攻击和诬蔑。“长江一支笔，胜过百万兵”。他采写的代表作《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脍炙人口、彪炳史册，至今仍被视为经典。他发起创办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也就是中国记协的前身，团结大批进步青年记者，在新闻战线上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积极地配合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他牵头筹办《人民日报》北平版，筹建新华社上海分社，出版《解放日报》，先后担任新华社总编辑、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新闻宣传单位重要领导职务，为创建和发展党的新闻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潜心研究新闻理论，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比如：“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新闻是报纸的生命，是报纸的灵魂”等。这些关于新闻工作基本规律的重要论述，在今天看来仍闪烁真知灼见，为新闻理论界广泛引用。范长江同志在纪念鲁迅先生的诗中写道：“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坚持真理勇战斗，先生火炬照四方。”这是他对鲁迅先生的高度评价，也是他本人一生的孜孜追求。可以说，范长江同志的一生是不断追求光明、追求进步的一生；是为新中国新闻事业呕心沥血、不懈奋斗的一生。为纪念范长江同志，每年的11月8日，即他创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日子（1937年11月8日）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记者节”。以他名字命名的新闻奖“范长江新闻奖”（2005年与“韬奋新闻奖”合并为“长江韬奋奖”），成为我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

范长江同志高尚的思想品格、丰富的新闻实践和独到的理论见解，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今天纪念范长江同志，就是要进一步学习、继承和发扬范长江等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宝贵精神，激励当代广大新闻工作者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不断书写中国新闻事业新的辉煌篇章。

范长江同志的新闻实践启示我们，新闻工作者要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坚定政治立场，牢记社会责任。范长江同志始终把自己的新闻活动同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认真思考和辨别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利益的革命道路，从一个有着进步思想的青年，逐步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一旦树立共产主义信仰，他便全身心投入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竭力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较早地论述了新闻和政治的关系问题，鲜明提出新闻工作者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他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认识，等于航海的船没有了指南针。”“一个报纸只要抓住了时代政治要求，是会受欢迎的”。新时期的新闻工作者向范长江同志学习，就要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自觉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工作实践。要坚定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始终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唱响时代主旋律，最大限度地增进干部群众的共识，最大限度地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要树立和秉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认真考虑新闻报道的社会效果，着力提高公信力和影响力，用积极健康的新闻作品吸引观众、打动听众、赢得读者，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

范长江同志的新闻实践启示我们，新闻工作者要面向群众、扎根群众，反映人民呼声，满足人民需求。范长江同志强调，“一张报纸，一个记者，其基础在群众，前途也在群众。要争当受人民欢迎的好记者”。他始终关注民众，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深入、准确地报道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西北民众的生存现状，并以民众的视角加以审视和分析。他坚持与工友店员、商人小贩广泛往来、促膝交谈，不断汲取新闻的源泉与前进的动力。新时期的新闻工作者向范长江同志学习，就要始终牢记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是伟大时代的主角，深刻理解以人为本的丰富内涵，怀百姓情感、写百姓生活、做百姓记者。要深刻认识只有心里装着人民，笔下才有人民，只有真正热爱人民，才能真正感动人民，不

断增进同群众的感情，了解群众愿望，反映群众呼声，把版面、荧屏更多地留给群众，把镜头、话筒更多地对准群众，多宣传基层群众的先进典型，多反映平凡人物的工作生活，唱响普通劳动者之歌。要认真落实“三贴近”要求，多运用群众的生动语言，多联系群众身边的具体事例，有针对性地解答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使新闻宣传更加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更好地发挥沟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作用。范长江同志的新闻实践启示我们，新闻工作者要深入基层、深入一线，紧扣时代脉搏，记录时代画卷。范长江同志十分注重实地采访，无论是崇山峻岭、戈壁沙漠，还是炮火纷飞的战场前线，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上世纪30年代，他历时十个月，行程四千里，深入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广大地区考察采访，写下数十篇内容翔实的旅行见闻，引起全国轰动。他冒着硝烟弹雨，在华北、西北、华中、东南等地战场奔波不息、辗转万里，记录革命军队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正因为如此，他的新闻作品鲜活生动、见人见物，逼真地勾勒出风云激荡的时代变迁，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新时期的新闻工作者向范长江同志学习，就要大力弘扬“用脚板跑新闻”的优良作风，提倡与基层群众打成一片，接“地气”、补“底气”，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体验生活，推出更多带着生活气息、充满深厚情感、深受读者欢迎的新闻作品。实践反复证明，好新闻是“跑”出来的，是“挖”出来的，老关在楼房里体验不到火热生活，光坐在电脑前敲打不出精品佳作。应当看到，现在社会环境发生很大变化，采访手段更为先进，工作条件大为改善，更要提倡沉下身心、走进基层，与人民群众建立息息相通的深厚感情，在火热的社会生活中把握时代脉搏、感悟生活真谛、挖掘新闻富矿，不断采写出富有时代气息的新闻报道、精彩文章。

范长江同志的新闻实践启示我们，新闻工作者要勤于学习、终身学习，丰富知识储备，增强工作本领。范长江同志强调新闻记者“要有丰富的知识，这个知识，既要博，又要精”。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农业等方面的典籍，他的旅行通讯中往往都贯穿着丰富的历史、地理等知识。他还特别强调提高新闻记者专业技能的重要性，认为在采访、表达和行动等各方面的技术手段，都要纯熟地掌握，“否则可能是学者，不一定是记者”。新时期的新闻工作者向范长江同志学习，就要适应建设学习型政党、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强化学习意识，养成学习习惯，把学习作为政治责任和第一需要，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以谦逊的态度、顽强的毅力，学习学习再学习，不断开阔视野、优化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提高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本领。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掌握

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提高理论素养和理论思维能力。既要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各方面知识，成为见多识广的“杂家”，又要加强专业知识积累，努力成为专家型记者，成为新闻宣传业务的行家里手。要敏锐感知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变化，跟踪学习新媒体知识，善于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开展新闻报道，增强新闻宣传效果。要坚持学习与思考相结合、与运用相结合、与创新相结合，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新举措、新办法。

范长江同志的新闻实践启示我们，新闻工作者要注重品格、注重修养，弘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范长江同志始终坚持职业操守，不为金钱、利益所诱惑，不被诽谤、威胁所吓倒，他的新闻作品中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他曾痛心地指出，有些新闻记者以为发表新闻大权在自己手里，贪图物质上的“便利”，是非颠倒，毁誉失真。这些话至今仍有很强的警示意义。新时期的新闻工作者向范长江同志学习，就要树立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做到品行兼优、人文并美。要树立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珍惜新闻记者这个神圣职业和人生机遇，把新闻工作作为记录历史、引领时代的崇高事业来追求，决不能仅当作养家糊口的工作岗位，更不能当成捞取个人好处的便利，陷入追名逐利的庸俗之中。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恪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坚持敬业奉献、诚实公正、清正廉洁、严守法纪的职业道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新闻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同志们，新中国刚刚度过60华诞，经过60年的发展，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取得辉煌成就和巨大进步。现在，我国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我们认真贯彻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要求，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努力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闻理念和体制机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有一个新的更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闻事业，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自觉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紧扣时代主题、唱响奋进凯歌，倡导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思想和精神，在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历史进程中展现新风貌、创造新业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这就要求我们忠诚党的事业、牢记党的宗旨，坚持党管新闻、党管媒体不动摇，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在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

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和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还应当是具有强大传播能力的新闻事业，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整合资源，着力加强媒体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着力提高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推动形成覆盖广泛、技术先进、影响力强的现代传播体系，使我们的声音进入千家万户、传遍世界各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也是面向世界的新闻事业，这就要求我们树立宽广眼界，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文明多样性的客观实际，继续加强同各国媒体在新闻传播、人力资源、信息技术、业务发展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舆论新秩序建设，共同致力于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