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证会计的发展

中国实证会计的发展（精选6篇）

中国实证会计的发展 第1篇

中国实证会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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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我国实证会计的发展过程。在澄清了几个概念性的问题后，讨论了我国影响实证会计发展的重大因素。包括：相关学科的发展、信息处理技术与数据库业务的发展、传统理论的危机、资本市场的发展、借鉴国际惯例。第三部分提出了完善研究生培养制度、教师职称评审制度和科研奖励制度等建议。第四部分针对实证会计本身的运用技术与运用背景问题，分析了如何推动我国实证会计的进一步发展。

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会计理论界开始引进介绍国外流行的实证会计。1994年起，真正运用实证方法进行会计研究的论文出现在重要学术期刊上。同时，人们将实证会计与规范会计进行了多角度的比较，主要目的是对这个“舶来品”加以评析，而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介绍。直到以前，我国实证会计的论文数量相当有限，所研究的领域也主要集中在有效市场假说的检验①。19以来，实证会计在中国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研究领域大为拓宽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实证论文所占比重大大增加。因此，我国实证会计的发展可以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这样划分的依据有：大而言之，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对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影响；中而言之，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是按此标准划分阶段的，而实证会计的发展与证券市场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小而言之，《会计研究》1997年第七期发表了一组博士生所写、评价实证会计的论文，对我国实证会计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发展实证会计，不但可以提高会计研究的科学性，为规范会计研究提供证据支持，还有利于完善会计理论体系，有利于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从根本上讲，可以更好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服务。本文的核心是希望初步回答如何推动我国实证会计的进一步发展。为此，讨论了影响实证会计发展的若干因素，当前限制实证会计发展的有关制度的完善，以及实证会计的运用技术与运用背景等。

一、需要澄清的几个概念性问题

作为实证会计的主要代表人，瓦茨和齐默尔曼(Watts and Zimmerman)将实证会计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经验性理论和方法”（瓦茨和齐默尔曼，1986）。葛家澍教授认为，“实证会计理论，确切地说是用经验――实证法为基础，以数学模型为工具所形成的一套新理论。其主要目的，在于解释和预测会计现象和会计实务”（葛家澍，中译本序，）。为了明确讨论对象，需要澄清：

1．实证会计是一种理论、还是一种方法？

众所周知，实证会计是规范会计的对称。如果它是一种理论，就应有自己的核心观点和比较固定的研究领域（就象会计目标理论、会计计量理论、收入实现理论等等）。显然，如果认定实证会计仅限于研究资本市场研究、会计选择研究等有限的领域，只会限制实证会计的发展。以瓦茨和齐默尔曼的名著《实证会计理论》(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来看，似乎实证会计是一种理论。这主要是由于在七、八十年代，实证会计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结论大大不同于以往，而且相对比较集中。其实，不同的方法既可用于建立新理论，也可用于反思旧理论。现在的实证会计论题有很多都可以用规范的方法来研究，规范性论题也有很多可以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因此，实证会计是一种以实证方法进行研究所得到的理论。实证会计与规范会计的根本区别在于，研究者所提出的命题是否可以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即研究对象是否可以通过足够大的样本进行随机性的观察。过去不能实证的将来或许能，实证会计的运用并不局限于既有的领域。

明确实证会计是一种研究方法，并未降低其地位，相反将会有利于它的发展。在一些以会计理论体系为题的专著中，实证会计理论并未当成研究方法来论述，而被列为与其他会计理论并列的一部分（并且往往是最后一部分）。在研究生教学中也存在同样问题。这固然与实证会计的发展程度――尚未涉及会计理论的大多数领域有关，但是，如果认可实证会计是一种研究方法，就应当在详细展开研究之前予以讨论。我国著名会计学家、博士生导师吴水澎教授在其《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研究》一书中，所构建的会计理论体系就是以方法论为最高层次的。明确实证会计是一种研究方法，还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实证会计在中国的发展会与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如此紧密的关系。关键在于后者决定了会计命题的可实证性。

2．实证会计(Positive Accounting)和经验会计(Empirical Accounting)是什么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狭义的实证会计可作为经验会计的一个分支（张为国和徐宗宇，1997；蔡春和邹宏，1999）。第二种观点认为，1968年由鲍尔和布朗(Ball & Brown)发起的研究称为Empirical Accounting，而1978年瓦茨和齐默尔曼发起的称为Positive Accounting，二者合称实证会计（刘峰，）。据此，实证会计大于经验会计。区分二者的目的是为了给实证（经验）会计划分阶段。我们认为，“经验会计”一词在中国用得很少。为简便起见，即使只用“实证会计”，也完全可以区分其发展阶段。

3．实证会计是否仅限于采用假设检验方法？

从目前国内的实证会计成果来看，所采用的方法绝大多数是假设检验。但是，这并不是实证会计的唯一方法。其一，假设检验是推断统计的主要方法，而描述性统计也可用于实证会计。其二，实证会计的数据来源可以是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也可以是其他。如，调查问卷、模拟实验、直接观察等。从根本上讲，实证会计的特点是以观察到的经验事实为立论依据，但并不表示唯数学工具独尊。

二、我国实证会计发展的影响因素

很多学者曾经对实证会计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过概括。这些讨论多注重国外实证会计的发展。以下所述则侧重于我国的现实。

1．相关学科的发展

在理论基础上，早期实证会计的发展受到有效市场假说（EMH）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影响。八十年代以来的实证会计则与企业理论、契约理论、管制理论等关系密切。此外，作为计算方法，数理统计的发展大大早于实证会计，也早于实证经济理论。这提示我们，从事实证会计研究必须首先了解相关学科。如果不满足于“旧方法+新数据”式的研究，要有所创新，则需要在相关学科领域有较高的造诣，甚至突破。

将会计理论与经济理论相比，可以发现一种现象。在中国和美国，会计理论中实证之风的

兴起都晚于经济理论。通过简单的统计可知，我国《经济研究》近年刊载的实证论文（不限于会计领域）的比重多于《会计研究》。《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财务与会计方面的论文数，近三、四年明显多于以往，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论文采用了实证分析方法。实证会计有无可能摆脱从属于、跟随于其他学科的阴影？（如，对于有效市场假说的检验，在经济学界、金融学界以至管理学界都有人研究。尽管没有引起该论题的学科属性之争，但这种研究容易重复，不利于会计的发展。）换言之，是否存在以会计理论为基础的实证会计？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当前我国会计理论界在盈余管理上的浓厚兴趣也许与此有关。亟待会计学界研究的论题应该更多的是本学科的问题。如，关于盈利预测、会计准则、财务报告等问题的研究。

2．信息处理技术与数据库业务的发展

这两者都与计算机紧密相关，可归为一类。信息处理技术主要是指原始数据的整理加工，尤其是各种复杂的计算。国内常用的软件有TSP、Excel、SPSS等。各种软件各有优劣。TSP是基于DOS的小软件，略嫌陈旧；Excel是最流行的办公软件之一，容易找到；SPSS功能强大，专业性强。

数据库业务是提供研究所需的原始数据。从笔者所看到的实证成果来看，多数研究者是从证券报刊上收集原始数据，可以想象其工作量之大、成本之高。少数有条件的研究者已开始运用电子版的数据，真可谓“羡煞旁人”。 如果有类似国外标准普尔（Standard-Poor）、穆迪公司（Moody）等的咨询机构专门从事信息服务，有Compustat Tape和Datastream International那样详细的数据可供研究之用，相信一定能推动实证会计的发展。

最近，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年度报告全文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上(www.sse.com.cn和www.cninfo.com.cn），年报摘要刊登在指定报纸上。上市公司可以在自己的网站或网页上披露年度报告，但披露时间不得早于指定网站。这一要求对于研究人员的数据收集将产生重大影响。此外，有关网站经常发布一些经初步整理的关于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数据，值得实证会计研究人员关注。

3．传统理论的危机

按照库恩的科学范式革命理论，新的理论范式是在旧范式发生危机之后诞生的。所谓理论危机，是指理论的供求关系失衡，尤其是供给短缺，包括总量短缺和结构短缺。六十年代前后，美国的规范会计理论在指导会计准则的制定上出现了危机，于是有了Ball和Brown（1968）、Beaver（1970）开创性的实证研究。我国是否存在会计理论危机？对于面临发展和体制转型双重任务的中国经济，对理论的需求无疑是巨大的。在理论的供给方面，如果仅从发表论文的数量来讲，我国会计理论何其繁荣。但是，其中的泡沫现象实在太多。从形式上看，包括重复研究、抄袭、一稿多投等。从内容上看，有纠缠于概念、原则而无实质意义的“论文”，也有“新瓶装旧酒”式的“创新”，还有草率提出新概念、新理论的“弥补空白”③。如何改变作为社会现象存在的学术泡沫，已不是本文主题所在。但透过这种现象，可以看到理论危机至少潜在地存在。近年，我们不时可以听到会计理论滞后于改革实践的批评声，也是理论危机的一个佐证。我们相信，早日粉碎学术泡沫，将理论危机明朗化，将有利于学术的真正进步。

按照经济学理论，一部分人由于预期到制度变迁的收益可能大于其负担的成本，就可能发起变迁，成为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Primary Action Group）。我国会计理论范式变革的发起者是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等几所高校的会计研究者。他们的收益――更高的学术地位是非常明显的。一批有远见的研究者正在努力成为第二行动集团（Secondary Action Group）。

4．资本市场的发展

国外资本市场的发展远早于实证会计。而我国两者几乎是同步发展的。其原因是，资本市场是实证会计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但不是充分条件。如果说国外最迟形成的必要条件是计算机技术，而我国则是资本市场。

实证会计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可概括为：资本市场的会计规范需要会计理论的指导，资本市场的发展也为实证会计研究创造了条件（张为国和徐宗宇，1997）。在前一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会计研究中“10%现象”④的发现对于证监会改变上市公司配股条件具有明显影响。后一方面，主要表现在实证研究所需的原始数据上。我国理论研究人员直接与实务界接触的机会不多，而各种统计年鉴上可找到的数据大都属于宏观性的。因此，资本市场上公开披露的信息对于我国会计理论的发展具有相当突出的影响，较之国外不可同日而语。

5．借鉴国际惯例

八十年代末期，中国会计界兴起了一片“向国际惯例靠拢”的强烈呼声，但当时实证会计发育的土壤尚未具备。近年来，随着中外会计学术交流的增加，研究范式的转变逐步得到中国会计理论界的认同。其主要表现有：（1）一些理论精英为了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成果，不得不应用国外流行的研究范式――实证研究；（2）作为我国会计期刊中的权威，中国会计学会主办的《会计研究》转变了办刊宗旨，日益推崇实证会计，无疑对会计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导向作用。（3）在一些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上，外国学者带来的成果多属实证性的，为我们进一步打开了眼界。（4）香港的部分会计学者先后受到大陆传统的规范式理论训练和西方的实证理论熏陶，他们曾对大陆的会计理论提出过善意的批评。这种批评很有说服力。同时也应看到，中外交流毕竟限于少数人，来自国际惯例的推动不足以使实证会计在理论界普及起来。

综上所述，我国从事实证会计研究的必要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如果有足够的动力和正确的方法，研究者就可以深入了解相关学科和学习计算机应用技术，不辞劳苦地收集数据，针对规范资本市场的需要，从事实证会计研究。但是，问题在于，事物的发展不仅仅需要具备必要条件。

三、推动实证会计发展：有关制度的完善

如何推动实证会计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陆正飞博士认为，导致我国财务（与会计）研究基本限于规范研究的主要原因，一是研究动力的缺乏，二是研究条件的缺乏。研究动力是指现实对理论的需求和研究者的利益驱动。研究条件包括掌握实证方法的研究者和研究所需的数据资料（陆正飞，2000）。笔者认为，推动实证会计发展的具体因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外部环境存在的有关制度，它解决的是研究主体的培育问题，或者说有没有人愿意从事实证研究；二是实证会计本身的运用技术问题，可以从现有的局限着手分析，它解决的是愿意从事实证会计

研究的人能够正确地从事研究。

由于实证会计的相对研究成本远高于规范研究，而收益却没有明显差距，理性的研究者出于成本效益的分析，当然会选择不搞实证研究⑤。这样，要推动实证会计的发展，就必须从制度安排入手，尤其是完善有关的激励机制，降低研究者从事实证研究所负担的成本，提高实证研究的收益。

1．研究生培养制度

如果说实证会计在中国早期的发展主要得力于以博士生为代表的理论精英，那么，其进一步发展应当致力于更高的普及率，从而有赖于包括硕士生在内的研究生培养制度的完善。

一是研究生导师的选任制。博士生在报考之前，往往先与导师有所联系，而很多高校中，硕士生的导师还采用的`是指定方式。即使有的研究生希望深入了解实证会计，也可能投师无门而望“实”兴叹。推行硕士生与导师之间的双向选择制度，有利于激励二者同时提高自身水平。目前，一些硕士生导师只要有了资格，就不再深入进行学术研究，把学术研究当成导师资格的“敲门砖”。这种“终身资格制”导致一种惰性。如果推行“双选制”，可以对此有所限制，而且有利于降低实证研究人员的入门成本。

二是研究生毕业论文写作与答辩制度。绝大多数高校都要求研究生毕业论文要达到一定字数。其隐含的假设是，字数反映了研究水平。这显然不够合理。东拼西凑的十万字还不如踏踏实实的一万字。从研究成本来看，后者也可能高于前者。实证会计的论题通常较小，未必能“凑足”字数。这也使研究生们无法以实证会计的论题写作毕业论文。在国外，就算是“根据农贸市场的价格来对种族歧视的存在与否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我们的研究生却热衷于创立“新体系”。 必须改变这种状况，打破规范研究一统天下的格局，提高实证研究的地位和收益。

2．教师职称评审制度和科研奖励制度

这两者都与论文质量评估制度有关。高校教师是最主要的理论研究人员。教师搞科研的动力（教师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主要是评职称和科研奖励。而目前职称评审和科研评奖的主要依据是论文数量，对论文质量的考虑仅限于字数、刊物等级。既然实证会计的研究成本高于规范研究，除非受“道德觉悟”水平或其他因素影响，谁都会选择不搞实证。要改变这种状况，前提是论文质量的合理评估。国外的经验是通过文献统计，以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作为标准。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作法。从会计理论界来看，中国会计学会理应担起重任。在课题申报、科研评奖等方面，应当逐步向实证研究倾斜。

3．高校师资交流制度

目前，许多高校师资来自本校培养的博士，难以避免“近亲繁殖”的弊端。而且，容易形成“弱者恒弱、强者恒强”的格局，不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此，应当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如，本校毕业的博士生在若干年内不允许在本校从事教学科研；将一定比例的教师职位留给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和在读博士生等（张为国和徐宗宇，1997）。

4．科研合作制度

实证会计的研究成本较高，合作进行可以发挥“规模优势”，降低每个研究者负担的平均成本；可以利用合理分工、差异互补，缩短研究进程，提高科研质量；可以通过学术上的“传、帮、带”，促进学术群体的形成和壮大；还可以增强研究主题的系统性，避免受个人精力所限而“肢解”论题。因此，应大力提倡科研合作。

5．刊物审稿制度

有的刊物编审人员不了解实证会计，也就将实证成果拒于门外。有的刊物在投稿须知中强调，能不用图表表示的尽量用文字表示。这显然不利于图文并茂的实证成果的发表。除了改变办刊观念外，应推行匿名审稿制。

目前我国会计论文的主要发表园地一是各大学学报，二是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附属于财政部门的会计学会分会所办刊物，三是有关研究机构主办的刊物。总体上看，存在市场（读者）定位不明确的倾向。与其过于讲究兼顾而结果什么也没顾着，不如专门为某种特殊读者群服务。比如，普及性的服务于实务界，研究性的服务于学术界。

6．产研联系制度

职称评审、课题申报、成果评奖、获取稿酬都是科研活动的收益。这些收益多属间接性的、不确定的。而从事研究时所发生的成本则是直接的、现实的，而且往往要由研究者本人负担。国外实证会计之所以十分流行，数据收集成本低固然是原因之一，稿酬丰厚也是一部分原因，但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本大多转嫁给了实务界――由公司提供经费、研究公司关注的问题。如，对某项会计准则持赞成或否定态度的公司希望获得理论上的“依据”，把利益之争掩藏起来，当然愿意慷慨解囊。尽管这种研究方式很可能有先入为主之弊，但如果参与其中的企业和研究人员足够多，也可以达成某种均衡。因此，应当鼓励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联系起来，共同推动实证会计的发展。

四、推动实证会计发展：现有局限的改进

1997年后我国实证会计发展迅速。但是，仔细研读，仍可发现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尤其在研究背景上对中国特色关注不够。

1．从论文的结构形式上看，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如，国外的实证文献往往在“Abstract”后注明“Data Availability: Contact the author(s)”。实证会计以可验证性为突出优点。为别的研究者验证提供方便，既是学术严谨的表现，也可节约审稿成本、节约进一步研究的成本。在我国，恐怕还没有人真正验证过已有的实证成果，因为这需要费时费力地重新收集数据。其实，在已有数据的基础上应用电脑软件计算验证并不十分繁复。因此，增加研究的开放度而不是敝帚自珍，将有利于实证会计发展。又如，有些实证成果在结尾处缺乏进一步研究的指引，也有待改进。

2．在运用实证方法的各个环节上，我国学者都还存在掌握不够娴熟的问 题。有些实证研究证实的是“冬天冷了要添衣服”、“肚子饿了要吃饭”之类毫无价值的命题；有些实证研究在对事实的观察分析、样本选择上存在明显的主观随意性；有些实证研究在假设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建立模型、推导结论；更有甚者，有些把低水平的问卷调查也堂而皇之地冠以“实证”研究，其结论让人怀疑研究者是否真正发过问卷、做过调查（赵德武，2000）。这些问题中，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原因应当靠前述有关制度的完善来解决，而技术上的问题则需要我们进一步提高对实证会计方法的认识。

3．在研究背景上，我国实证会计普遍存在对中国特色关注不足的问题。表现在样本采集、研究选题、提出假设、结论分析等方面。如果说前两者所解决的是“形似”，中国特色问题则属于更深层次的“神

似”。形似只能为匠，神似方可成家。

中国会计研究面对的环境大不同于西方，其中最关键的是资本市场。前已论及，我国实证会计发展的必要条件中，最后形成的是资本市场，影响力最大的可能也是资本市场。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尚存在很多不够成熟、规范的因素，必然会对会计研究产生不良影响。举其要者，有：（1）国有股限制流通。我国A股市场上，国家股和法人股所占市值比重高达70%以上。国有股虽可协议转让，但转让价格远低于市价。（2）上市资格采取核准制，而不是注册制，配股权也受到严格控制。因此有了“壳资源”、“财务包装”之类的特殊术语。发行额度成了各行业与地区利益争夺与分配的结果，而难以体现产业政策，发挥资源配置功能。（3）境内股票市场被分割为A股、B股，境外上市的还有H股、S股、N股等。同时发行多种股票的企业未能做到同股同权。（4）将资本市场的功能定位于融资，而上市公司并未转变治理结构（林义相，1999）。（5）资本市场缺乏退出机制。琼民源也好，郑百文也好，都是中国股市能进不能出的典型。

以上特色对实证会计的影响在于：（1）考虑到国有股流通、市场分割等问题，市场实际规模较小。这使实证研究的样本空间受限，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减弱，弃真错误与取伪错误的可能性加大。更具体地说，假设检验中的α值加大。（2）考虑到上市核准制、退出机制、公司转制等问题，我国上市公司提供的财务报告可信性值得怀疑。以之为依据所得的实证结论，也可能令人难以相信。从另一方面看，盈余管理、IPO（股票首次发行）行为成为当前一个研究热点，就是十分自然的了。（3）中国股市存在若干国外研究较少的特殊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如，国有股与社会公众股的股东行为差异、经营者非货币报酬的有关问题、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披露的数量质量、职工持股与公司绩效、外部董事监事的有效性等等。

另外，我国资本市场还有历史短、发展快等特色，这使实证研究中时间序列分析受限，而横截面分析更为合适；还使一些论题可以用不同时期的数据进行同样方法的分析。

结语

本文将我国实证会计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在澄清了几个概念性的问题后，讨论了我国影响实证会计发展的重大因素。第三、四部分分别从有关制度的完善和实证会计本身的运用技术与运用背景问题两个方面，分析了如何推动我国实证会计的进一步发展。在有些地方，笔者用词可能比较偏激，如果是这样，也是纯粹出于一种善良的愿望。

注释：

① 可参见：

俞乔. 市场有效、股价效应和周期波动. 经济研究. 1994年第9期

吴世农. 上海股票市场效率的分析与评价. 投资研究. 1994年第8期

吴世农. 我国证券市场效率的分析. 经济研究. 第4期

邓学文. 中国股市成熟度究竟如何――从价格效率侧面所作的一个实证研究. 上海证券报. 1995年5月7日

宋颂兴，金伟根. 上海股票市场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经济学家. 1995年第4期

汤云为，谷澍. 会计信息在上海股市中作用的实证研究. 中国会计教授会1995年年会论文集

沈艺峰. 会计信息披露和我国股票市场半强式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会计研究. 19第1期

高鸿桢. 关于上海股市效率性的探讨. 厦门大学学报. 年第4期

杨朝军. 上海股票市场价格行为实证研究. 载于《中国股票市场实证分析》. 学林出版社. 1997年版

陈小悦等. 中国股市弱型效率的实证研究. 会计研究. 1997年第9期

吴世农，黄志功. 上市公司盈利信息报告、股价变动与股市效率的实证研究. 会计研究.1997年第4期

② 1997年后的中国实证会计主要涉及下列领域：

 功能锁定或过度反应现象

沈艺峰，吴世农. 我国证券市场过度反应了吗？经济研究. 第2期

张人骥，朱平方，王怀芳. 上海证券市场过度反应的实证检验. 经济研究. 第5期

赵宇龙，王志台. 我国证券市场“功能锁定”现象的实证研究. 经济研究. 19第9期

  盈余管理或利润操纵

陈小悦，肖星，过晓艳. 配股权与上市公司利润操纵. 经济研究. 20第1期

陆建桥. 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 会计研究. 1999年第9期

蒋义宏. 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的实证研究. 中国证券报. 193月19-20日

  资产重组

原红旗. 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实证分析. 经济管理. 年第3期

陈信元，张田余. 资产重组的市场反应―1997年沪市资产重组实证分析. 经济研究. 1999年第9期

  系统风险

沈艺峰.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的贝塔系数估计及其稳定性检验. 载于《跨越时空的探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施东辉. 上海股票市场风险性实证研究. 经济研究. 1996年第10期

吴世农，韦绍永. 我国上海股市投资组合规模和风险关系的实证研究. 经济研究. 1998年第4期

吴世农，陈斌. 风险度量方法与金融资产配置模型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经济研究. 1999年第9期

吴世农等. 我国上市公司系统风险与会计变量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会计研究. 1999年第12期

陈浪南，屈文洲.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实证研究. 经济研究. 2000年第4期

  股利分配

张长泉，韩德宗. 上海股票市场股利与配股效应的实证研究. 预测. 1997年第2期

陈晓，陈小悦，倪凡. 我国上市公司首次股利信号传递效应的实证研究. 经济科学. 1998年第5期

魏刚.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实证研究. 经济研究. 1998年第6期

吕长江，王克敏. 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实证分析. 经济研究. 1999年第12期

杨淑娥等. 我国股利分配政策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会计研究2000年第2期

 资本结构

陈小悦. 上海股市的收益与资本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 北京大学学报. 1995年第1期

陆正飞. 企业适度负债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经济研究. 1996年第2期

忻文. 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分析. 经济研究. 1997年第8期

陆正飞，辛宇. 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主要影响因素之实证研究. 会计研究. 1998年第8期

陈晓，单鑫. 债务融资是否会增加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经济研究. 1999年第9期

孙永祥，黄祖辉. 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绩效. 经济研究. 1999年第12期

陈晓，江东. 股权多元化、公司业绩与行业竞争性. 经济研究. 2000年第8期

  其他方面，还涉及企业经营激励与报酬契约、关联交易、盈利预测、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境内外审计报告差异、资产评估等。

③如有人提出过建立会计美学、会计心理学等，还称之为交叉学科，但几曾见到过一点实用价值？

④蒋义宏和魏刚在1998年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披露的净资产收益率的分布集中在[10%，11%）区间，尤以1996年和1997年为著。参见：蒋义宏，李树华. 证券市场会计问题实证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陈小悦等（2000）采用更为严格的分析方法，也得到了同样结论。

⑤陆正飞博士讲到：假若做一篇实证研究论文的耗时为做一篇篇幅相同的规范研究论文耗时的十倍，那么，只有当一篇实证研究论文在社会评价中能够以一当十时，研究者才会真正乐于选择做实证研究。见：《现代财务理论前沿专题》.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主要参考文献：

1  瓦茨，齐默尔曼著，陈少华等译. 实证会计理论.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张为国，徐宗宇. 实证研究・会计选择・证券市场. 会计研究. 1997年第10期

3  蔡春，邹宏. 实证会计导论. 经济学家. 1999年第5期

4  刘峰. 会计准则变迁――前言.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  蒋义宏，李树华. 证券市场会计问题实证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  陈小悦，肖星，过晓艳. 配股权与上市公司利润操纵. 经济研究. 2000年第1期

7  陆建桥. 我国证券市场中会计研究的实证发现. 会计研究. 2000年第8期

8  赵德武. 21世纪中国会计学者的使命―中国会计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发展. 2000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科学讨论会论文

9.  林义相. 证券市场第三次制度创新与国有企业改革. 经济研究. 1999第10期

10. 陆正飞. 财务研究方法论. 载于《现代财务理论前沿专题》.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1.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上市公司2000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0]202号）

中国实证会计的发展 第2篇

发展实证会计，不但可以提高会计研究的科学性，为规范会计研究提供证据支持，还有利于完善会计理论体系，有利于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从根本上讲，可以更好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服务。本文的核心是希望初步回答如何推动我国实证会计的进一步发展。为此，讨论了影响实证会计发展的若干因素，当前限制实证会计发展的有关制度的完善，以及实证会计的运用技术与运用背景等。

一、需要澄清的几个概念性问题

作为实证会计的主要代表人，瓦茨和齐默尔曼将实证会计称为 “以经济学为基础的经验性理论和方法”(瓦茨和齐默尔曼，1986)。葛家澍教授认为，“实证会计理论，确切地说是用经验——实证法为基础，以数学模型为工具所形成的一套新理论。其主要目的，在于解释和预测会计现象和会计实务”(葛家澍，中译本序，1999)。为了明确讨论对象，需要澄清：

1.实证会计是一种理论、还是一种方法?

众所周知，实证会计是规范会计的对称。如果它是一种理论，就应有自己的核心观点和比较固定的研究领域(就象会计目标理论、会计计量理论、收入实现理论等等)。显然，如果认定实证会计仅限于研究资本市场研究、会计选择研究等有限的领域，只会限制实证会计的发展。以瓦茨和齐默尔曼的名著《实证会计理论》来看，似乎实证会计是一种理论。这主要是由于在七、八十年代，实证会计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结论大大不同于以往，而且相对比较集中。其实，不同的方法既可用于建立新理论，也可用于反思旧理论。现在的实证会计论题有很多都可以用规范的方法来研究，规范性论题也有很多可以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因此，实证会计是一种以实证方法进行研究所得到的理论。实证会计与规范会计的根本区别在于，研究者所提出的命题是否可以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即研究对象是否可以通过足够大的样本进行随机性的观察，

过去不能实证的将来或许能，实证会计的运用并不局限于既有的领域。

明确实证会计是一种研究方法，并未降低其地位，相反将会有利于它的发展。在一些以会计理论体系为题的专著中，实证会计理论并未当成研究方法来论述，而被列为与其他会计理论并列的一部分(并且往往是最后一部分)。在研究生教学中也存在同样问题。这固然与实证会计的发展程度——尚未涉及会计理论的大多数领域有关，但是，如果认可实证会计是一种研究方法，就应当在详细展开研究之前予以讨论。我国著名会计学家、博士生导师吴水澎教授在其《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研究》一书中，所构建的会计理论体系就是以方法论为最高层次的。明确实证会计是一种研究方法，还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实证会计在中国的发展会与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如此紧密的关系。关键在于后者决定了会计命题的可实证性。

2.实证会计和经验会计是什么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狭义的实证会计可作为经验会计的一个分支(张为国和徐宗宇，1997;蔡春和邹宏，1999)。第二种观点认为，1968年由鲍尔和布朗发起的研究称为 empirical accounting，而1978年瓦茨和齐默尔曼发起的称为positive accounting，二者合称实证会计(刘峰，2000)。据此，实证会计大于经验会计。区分二者的目的是为了给实证(经验)会计划分阶段。我们认为，“经验会计”一词在中国用得很少。为简便起见，即使只用“实证会计”，也完全可以区分其发展阶段。

3.实证会计是否仅限于采用假设检验方法?

从目前国内的实证会计成果来看，所采用的方法绝大多数是假设检验。但是，这并不是实证会计的唯一方法。其一，假设检验是推断统计的主要方法，而描述性统计也可用于实证会计。其二，实证会计的数据来源可以是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也可以是其他。如，调查问卷、模拟实验、直接观察等。从根本上讲，实证会计的特点是以观察到的经验事实为立论依据，但并不表示唯数学工具独尊。

二、我国实证会计发展的影响因素

很多学者曾经对实证会计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过概括。这些讨论多注重国外实证会计的发展。以下所述则侧重于我国的现实。

1.相关学科的发展

中国实证会计的发展 第3篇

一、文献内容的背景

《回顾》一文中指出, 1978年的《理论》有助于实证会计的产生, 实证会计文献对实践进行了解释, 指出了契约成本的重要性, 并发现未知的某些经验规律。1979年的《解释》引发了一场有关方法论的讨论, 但并不是富有成效的。这篇综述分析性的论文, 试图消除此次讨论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理解, 同时也指出在会计选择中改善实证研究的方法, 这些改善最重要的是使理论和实证之间更加紧密联系, 同时也建议需改善的是模型的提出问题, 它认为在回归中变量之间具有内在性, 并指出值得改善的地方是减少因变量和自变量的计量错误。文中强调指出, 上述两文的经验规则在不同的环境被复制。显而易见, 公司会计选择与其他公司变量如公司影响、公司规模之间是有联系的, 在研究中这些关系几乎是一致的。实证会计研究指导寻找经验规则, 并对经验规则进行解释, 但目前, 还没有其他的系统理论能够对在文献中阐述和试验的规则进行解释。作者表明该文的目的在两个方面:首先, 表达对实证会计理论的发展和现状的观点, 并总结了一些系统的会计经验规则中的证据;其次, 对用于经验规则的研究方法及方法论进行评价, 讨论了对原稿以及后期的实证会计文章中的批评性意见, 解释了某些会计实践, 同时也对实证会计文献未来发展方向提出自己的观点。

二、实证会计理论的发展历程

(一) 实证会计理论的早期发展过程

在20世纪60年代, 当Ball&Brown (1968) , Beaver (1968) 等人将实证会计方法引入了财务会计, 现代实证会计研究开始兴起。随后采纳了假设即会计数据为证券市场投资决策提供信息, 并运用“信息观”来研究会计数据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 (1) 。“信息观”提示了许多关于市场运用会计数据的内容, 但除了对存货计量方法的选择外, 并未提供假设来预测和解释会计选择。“信息观”没有假设去解释和预测会计选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财务理论中潜藏着实证研究, 会计选择不能影响公司价值。在Modigliani&Miller (1958) 的论文和固定资产计价模型中, 没有交易成本。因此, 如果会计方法不影响纳税, 也就不影响公司价值, 为了解释和预测会计选择, 会计研究者引入信息和交易成本。会计选择最初的经验研究在政治过程中运用了债务和补偿合同、实证代理成本、实证信息和游说成本, 产生价值效应和关于会计选择的假设。财务研究者引入了债务成本和债务权益比率 (Jensen&Meckling 1976) 解释最佳的资本结构如何随行业不同而不同。首先引入债务成本的是破产和代理成本, 因为会计在降低代理成本中发挥了作用。债务契约目的是在运用会计数据减少违规行为 (Smith&Wamer1979, Leftwich1983) 。会计研究人员认识到会计选择的含义并开始在债务合同中运用会计数据来产生关于会计选择的假设 (Watts 1977) (2) , 会计数据也在管理者的补偿合同中得到运用, 并假设如此运用会降低代理成本 (Smith&Watts1982) 。在分红计划中使用会计数据表明会计选择影响财富的可能性, 会计研究者开始利用其来解释会计选择。

自从20世纪70年代, 经济学家曾努力发展一种公司理论试图解释公司组织结构 (例如, 公司形式选择、契约结构、管理补偿、集权与非集权) 。富有成效的活动可以通过市场或公司内的几种活动发生 (Coase1973, Alchian&Demsetz1972) 。富有成效的活动是指由市场执行还是由公司执行取决于哪一种安排更具有成本效益 (3) 。在公司竞争中, 努力降低契约成本的公司就有可能获得生存, 即会计方法影响公司的组织成本。保留下来的会计方法是相似的经济平衡的结果 (Watts1974, 1997) (4) 。会计研究者目前又重新运用会计方法有效集的概念来解释会计选择 (Zimmer 1986) 。与债务和管理补偿合同相联系的代理成本, 与政治过程相联系的代理、信息和其他契约成本提出了这个假设。该假设曾在早期的实证会计选择研究中 (红利计划、债务权益比、政治成本假设) 被试验过。然而, 普通方法指出与其他契约 (如销售合同) 相联系的代理及其他成本也会影响会计选择 (5) , 许多合同将解释组织选择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用来解释合同的代理成本在签约过程中的增加, 这与标准代理问题不同, 从而导致研究者开始用契约成本代替代理成本 (Klein1983;Smith1980) 。

(二) 同时代的会计理论研究

契约成本包括交易成本 (如佣金) (6) 、代理成本 (如监督成本、契约成本和带来的剩余损失) , 信息成本 (如被通知的成本) , 重协商成本 (如由于不可预见的事件, 使现存的合同作废而需要重新签订合同的成本) , 破产成本 (如破产的法律费用、机能障碍决定成本) 。在该文中, “契约成本”包括各种成本。“契约团体”包括公司的各个利益相关者, 内部职工和管理者以及外部成员, 如供应商、债权人、顾客。契约成本的存在对公司组织模型和会计选择模型很重要。Meckling和Jensen建议在没有市场价格的公司内部可以用这样的系统来代替:在管理者之间分配决定权, 评价管理业绩, 并依据管理业绩对管理者进行奖励或惩罚。会计在系统中发挥了作用, 成为公司高效契约技术的一部分。以零合同成本为基础来预测和解释公司组织是无意义的, 公司如何组织、财务政策、会计方法与其说是生产方法, 不如说是用来生产公司产品的技术的一部分。因此, 当假设契约成本为零时, 为会计选择建模是无效的。

会计选择影响合同各方财富的程度取决于契约成本的相对大小, 如假设以会计为基础的债务协定比以会计为基础的红利计划的重协商成本要高。FASB做出的法定会计程序的变化, 使有债务协议的公司比有红利计划的公司承担相对较高的成本。与只拥有红利计划的公司相比, 有债务协议的公司会承担更多的会计、财务、产品变化来消除法定会计程序变化的影响。因此, 发展会计选择的实证理论需要理解各种类型的契约成本的大小。如果管理者对报告的财务数据具有完全的决定权, 那么运用会计数据的契约在协调管理者与契约各方的利益时就不是很有效。如果管理者知道 (或者可以决定) 哪种会计方法可以最好地激励下属, 那么契约团体希望管理者拥有对会计数据的决定权。因此, 限制管理者对会计数据的任意决定权有一定的好处, 但一些决定权仍应保留。由契约团体限制的会计选择集是由“效率”原因 (使公司价值最大化) 决定的, 管理机会主义 (也就是财富转移给管理者) 通过会计程序增加可能性。然而, 事先的契约团体期望某些重分配效应, 以降低其支付自己权益的价格。价格保护既没有消除机会主义的动机, 也未消除管理者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固定负债成本。签订哪种合同来消除引起的固定成本的行为, 增加了公司在竞争环境下的生存机会。

会计程序集合被称作“接受集”, 在该集合中, 管理者有任意决定权, “被接受集”由契约团体自愿决定。据预测, 对会计方法选择 (“被接受集”) 的管理决定权在公司中随着限制的成本、收益变化而改变。这些限制产生最好或被接受的会计原则, 甚至在没有政府制定的法定会计原则的情况下, 这些限制由外部审计人员执行。对管理者机会主义也执行会计决定权的动机的反应, 被接受集包括保守的 (如成本或市场的较低者) 和客观的会计程序 (Watts&Zimmerman, 1986, 205-506) 。会计方法被接受集合与被接受方法集合中的会计选择的关系, 如图1所示。

图1中:A1代表公司1被接受方法集合;A2代表公司2被接受方法集合;X1代表公司1从被接受方法集合中选择的方法;X2代表公司2从被接受方法集合中选择的方法。作为VENN示意图, 图1代表会计方法“被接受集”概念, A1代表公司1的方法被接受集。被接受集是使公司价值最大化, 由契约团体共同决定 (如图1中的A1集合和A2集合) 。在被接受集合里, 管理者拥有选择任何方法的决定权 (如X1) 。公司2的管理者也被限制在A2集合中, 可以选择X2的任何方法。例如, 在用于红利计划的会计程序被接受集合中, 管理者可能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方法, 尽管它是以牺牲其它契约方的利益得来的, 管理者选择或者可以增加契约团体的财富或者在契约方之间重新分配财富。从经验上看, 很难将后者和前者区分开来。被接受的会计程序的集合的变化 (如图1中的A1和A2) 解释在会计选择中的某些截面变化 (如公司2的管理者不能选择方法X1) 。例如, Zimmer (1986) 认为澳大利亚房地产发展公司被被接受的实践所限制, 即利息是资本化而不是作为成本, 而契约规定利息可以作为成本, 其证据同假设是一致的。

会计方法的被接受集合是公司不明确的和明确的契约的一部分, 包括公司的资本结构, 赔偿计划和所有者利益结构。所有的契约条款都是内在的。资本结构选择与补偿政策和会计政策相关, 但这种关系并不是非正式的。资本结构变化不引起会计方法被接受集合的变化。某些外部事件发生, 如一项新发明或者政府违规, 这些引起合同变量包括会计方法的变化 (Ball 1972;Smith&Watts 1986) 。该理论的两种类型的试验已经做过, 即股票价格试验和会计选择试验。股票价格试验理论揭示对法定会计变化的某些价格反应, 尤其涉及石油和天然气会计 (Lys 1984) (7) , 股票价格研究可能是对这个理论证明力较低的试验 (Watts&Zimmerman 1986) 。大多数会计选择研究试图解释单个会计方法选择 (如折旧方法选择) , 而不是会计方法组合选择。既然管理者关注的是会计方法组合如何影响收入, 而不是个别会计方法的影响, 所以只需关注一种会计方法降低了试验的证明力。一些研究试图解释会计应计制 (经营现金流量与收入的差额) , 会计应计制计量所有会计选择的净效应, 但应用应计制作为会计选择的一种简明计量, 在对没有管理会计决定权时, 缺少对应计制的控制。大多数会计选择研究运用三种变量组合, 变量代表在红利计划、债务契约、政治过程中管理者选择会计方法的动机。运用红利计划变量和债务契约变量是因其可观察性。最常被试验的三个特别假设是红利计划假设、债务权益比率假设和政治成本假设。红利计划假设是拥有红利计划的公司管理者更倾向于使用可以增加当期报告收入的会计方法。如果董事会补偿委员会没有为所选择的方法做相应调整, 如此选择很可能增加红利的现值, 结果一般与红利假设一致 (Watts&Zimmerman 1986, 第11章;Christie) 。红利计划假设早期试验对该理论没有很强的证明力, 因为他们依赖于简化的理论, 简化的理论与许多事例都不相符。

债务与权益假设预测公司的债务与权益比率越高, 管理者运用会计方法来增加收入的可能性就越大;债务与权益比率越高, 公司债务契约的限制就越多;契约限制越多, 违规的机率就越高, 进而导致技术缺失成本。管理者行使决定权, 选择增加收入的会计方法, 可以放松债务限制, 降低技术缺失成本。证据一般与债务、权益假设一致 (8) , 公司的债务与权益比率越高, 管理者越可能选择增加收入的会计方法。Press&Weintrop, Duke&Hunt发现债务与权益比率与债券契约的严密性相关。正如债务与权益假设假设的一样 (9) 。然而, 一些研究通过运用更直接的试验, 从而避免使用债务权益比率作为契约来限制严密的代理变量。

政治成本假设预言大公司更可能使用减少报告利润的会计选择。公司规模是政治注意的代理变量, 这个假设的潜在含义是个人被通知会计利润是否确实代表垄断利润, 个人在政治过程中同他人签订契约来制定能够增加他们福利的法律和规定的成本是很高的。因此, 理性经济人是不完全信息者, 政治过程与市场过程并无差异。考虑到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 管理者有动力对会计利润行使决定权, 政治过程中的各方也勉强认可机会主义行为的合理性。证据同政治成本假设相一致。Ball和Foster 1982年的论文中讨论了公司规模代理政治成本的困境, 包括其可以代理许多其它效应的可能性, 如行业身份。在各种不同的研究中, 公司规模和会计选择之间的关系具有一致性, 大公司倾向于使用减少收入的会计方法。目前除了政治成本假设, 在公司规模与会计选择之间的经验规则没有其他理论适用。除了红利计划存在, 公司影响、规模、红利计划、债务契约、政治过程变量也发现与会计选择有关。Christie汇总了各种研究的试验数据, 并得出结论:多于一项研究中的六个变量具有解释效力, 这些变量是管理补偿、公司影响、规模、风险、利益覆盖范围、股份限制;另一种结论是该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才具有解释力的可能性接近于1。然而统计数据显示, 分红计划、债务契约、政治过程变量趋于显著 (P值小于10) , 在许多研究中, 该模型的解释力比较低, 在1981年Zmijewski&Hagerman的文中, 截面会计方法选择模型并不优于最普通的组合, 尽管Press&Weintrop使证明力稍有提高。另一种预测模型是每一个公司使用最普通的会计方法组合, 这一模型几乎没有解释力, 它回避了一个问题:决定大多数的会计选择的因素是什么, 真正的问题是缺少另外一种具有更强解释力的模型, 而不是现存的低解释力的理论。

摘要：实证会计研究是近年来在国际会计界比较流行的相对于规范研究的一种研究方法, 引起了我国会计界的关注和尝试。受实证经济学的影响与启发, 实证研究逐步被引入会计领域并得到了迅速发展。七十年代以来, 以Watts、Zimmerman、Verrecchia、Shackelford、Shevlin、Fields、lys和Vincent等为代表的会计学者们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卓有成效的实证会计研究, 并相继在《会计评论》、《会计研究杂志》等权威会计专业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实证会计理论文献, 从而使得实证会计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普及和发展。八十年代, 随着Watts和Zimmerman《实证会计理论》的问世, 实证会计研究成为财务会计研究的主流, 美国的实证会计理论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时至今日, 实证会计研究仍是方兴未艾, 其大量研究成果为推动会计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借鉴与学习西方会计研究方法, 本刊特约请组织有关学者, 对美国权威会计专业期刊上公开发表并为学界所公认的主要经典实证会计研究文献进行了编译, 自本期起始予连载, 以期为读者了解西方实证会计研究理论基础、历程发展及其学术成果提供帮助与启示, 同时也对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与推进尽一份力。

注释

1 “信息观”将会计数据 (通常是收入、股利和现金流量) 视为为评价模型提供信息 (如贴现现金流量) 和对会计内容公开揭示和股票价格或股票回购之间关系的试验。在这篇文章采纳和讨论的契约方法中, 会计方法主要是由公司契约团体使用会计数据决定的。在这种方法下, 会计内容公开揭示直接影响各方 (包括股东) 的契约声明, 由此影响这些权益的价值 (包括股票价格) 。在一定程度上, 会计内容公开揭示与投资者评估政权的特征是相关的。揭示的内容包括信息, 同时揭示的内容影响股票价格。因此, 在“信息观”和“契约观”下, 会计内容公开揭示有潜力改变股票价格 (Holthausen) 。

2 在那之前, 其他的研究调查了会计选择, 而没有调查明确的契约重协商效应 (例如, Gordon 1964;Gordon et al.1966;Sorter et al.1966;Gagon 1967) 。

3 Coase (1937) 指出在长期合同中规模效益是引起公司组织活动的原因。Alchian和Demsetz (1972) 指出既然市场调节可以取得同样的经济效益 (例如公司顾问) , 所以这些效益还是不够的。在市场调节下, 公司组织的某些独特优势是必要的。Alchian和Demsetz指出计量协作生产的输入是公司的优势, 正是协作生产产生了公司。监督者计量个人的劳动量, 给予监督者公司的剩余权益就可以解决对监督者的激励问题。Klein et al (1978) 指出公司开始着手解决与专用资产相联系的时候的契约机会主义。Meckling和Jensen (1986) 指出公司汇总数据产生信息并使用信息, 公司在这方面有优势。在市场上捕获信息的好处存在困难, 这导致公司选择最佳的组织形式。

4 Watts在“会计目标”采用了一种观点。他在1974年的年会上将此观点提交给澳大利亚特许会计师协会N.S.W分部。这篇论文随后被Jensen&Meckling (1976) 作了重大的修订, 随后同Zimmerman一起在Watts (1977) 发表。

5 在Watts&Zimmerman (1986, 207) 与Zimmer (1986) 考虑了销售合同对会计选择的影响。在Zimmer (1986) 是同风险契约一同考虑的。再者, Ball (1989) 指出公司内部交易影响会计内部选择 (例如, 转移价格的基础) 。

6 参考Watts (1974) , 之后Ball (1989) 讨论除了资本提供者与管理者之外的契约团体。

7 运用Lys自己的判断, Frost和Bernard (1989, 20) 得出Lys的结论与两者之间即对法定石油和天然气会计的股票价格反应以及违反债务契约的联系是不一致的。然而, 这个结论没有合理的理由。Lys估计违约的平均成本是股票价值的2.5%, 正如股票反应所观察到的那样。既然根据Frost (1980) 很少有公司会由于法定会计变化而违反债务契约。并认定在给定的违约平均成本为2.5%, 股票价格平均反应会更低。Frost和Bernard的论点至少有三个问题。第一, Lys指出评估可能有大的标准错误。第二, 获得股票价格反映的评估值, 违约的评估成本是根据违约可能性的变化来权衡的, 而不是根据违约的相对频率来衡量的。很少有公司会违约, 但是很多公司违约的可能性显著增加。第三, Malmquist指出对石油与天然气公司契约的描述是不正确的。Frost和Bernard (1989) 也运用他们自己的实证会计研究结果来论证股票价格反应与债券契约之间没有关系。然而, 由于选择偏见, 他们的研究没有为这个问题提供多少证据 (Begley) 。

8 Holthausen (1981) 和Healy (1985) 没有摒弃无效的假设, 即公司影响以及选择之间没有联系。

中国实证会计的发展 第4篇

关键词：實证会计理论假说；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适用性

西方实证会计理论强调什么是最优会计政策，强调会计政策的实用性，在不同组织结构的公司里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以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西方国家重在研究实证会计理论，而我国则是将实证会计理论与规范会计理论结合各起来研究。所谓实证会计理论就是会计是怎样的理论；而规范会计理论则是会计应该是怎样的理论。

1.西方实证会计理论三大假说概述

西方实证会计理论三大假说就是：管理层薪酬假说、债务契约假说和政治成本假说。

1.1管理层薪酬假说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股东与管理者是相分离的，他们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由于企业股东无法直接观察到管理者是否认真谨慎的管理公司，于是会与管理者签订一定的薪酬契约。而这个薪酬契约是以盈余信息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企业管理者的薪酬直接与企业年利润挂钩。那么，企业管理者为了获得较高的报酬，必然会认真努力的促进企业发展，提高企业年利润。当然，管理者也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投机心理，就是说，管理者为了提高薪酬，将报告收益从未来期间转至当期的会计程序，这样就产生了企业管理者人为操作会计信息的行为。当企业当期利润较高时，企业管理层产生投机心理的欲望较低；当当期利润较低时，企业管理层就会有较高的投机欲望，进而进行会计处理，以获得较高的薪酬。这也就是所谓的管理层薪酬假说。

1.2债务契约假说

由代理理论可知，企业股东与企业债权人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债权人与企业股东签订一定的债务契约，债权人借钱给企业，定期获得固定收益。那么，债权人就特别看重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因为这关系到他能否按期收取利息，关系到其收回固定成本的风险。

而企业股东则希望企业以最少投资获得最大收益，因此他们更加倾向于投资风险性高投资回报高的项目，他们只看到了这些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却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其风险性。而企业管理者往往会迫于股东的压力而不得不投资这些风险性高的项目。债权人为了确保其固定收益率，往往会在债务契约上增加一些限制性条款，当企业违反这些条款的时候，债权人有权对企业做出加息或是提前收回本金等惩罚。

实证会计理论认为：当企业处于违约边缘时，就会有进行会计信息处理的欲望，通过盈余管理，将未来收益记入当期会计程序中。因此，债权人往往会更加看重企业的负债率大小，通过负债率和企业的实际情况，分析其是否能如期还款。当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高时，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欲望越强烈。

1.3政治成本假说

当企业越做越大时，它在某一行业中的地位就越来越高，而垄断该行业市场的可能性也就越高。政府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公平竞争，往往会特别关注该企业是否会垄断该行业市场，而衡量企业垄断市场的标准之一就是企业的利润，当超过政府定的标准线之后，政府就会采取一些反垄断措施，对企业做出一定的惩罚。而企业为了规避惩罚，就会将当期的收益递延至以后各期的会计程序中。

通过学者的研究表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可操纵的利润空间就越小，而为了达到降低当期利润的目的，他们往往会将企业的无形资产作为费用来处理，从而提高成本，降低利润。

2.西方实证会计理论三大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入这三种理论假说，开始对其进行研究和检验。但是，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这三种理论的正确性上，而没有将其与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有机结合起来研究。1997年是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因为，1997年之前学界研究重点在有效资本市场假说上，而1997年之后，研究重点放在了会计问题上，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西方三大实证会计理论假说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分析检验。

2.1管理层薪酬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以前，我国企业的管理层薪酬契约是保密的，是不公开的，直到2005年之后才开始披露管理层薪酬契约，因此，在管理者薪酬假说上的研究也不是很多。王跃堂教授曾对中国企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研究，他设置众多的虚拟变量来检验管理层薪酬假说的准确性，但是，结果却表明并不显著，换言之，管理层薪酬假说在中国企业的适用性不强。

吴东辉的《中国上市公司应计项目选择的实证研究》一文也是对管理层薪酬假说在中国适用性的研究。他将企业投资机会组合和相对业绩水平作为管理层最大化其薪酬的变量，考察了上市公司应计项目选择的问题，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投资机会多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增加收益的应计项目，而企业管理层则有较强的欲望调整应计项目。从结论上来看，与管理层薪酬假说是相符的，但是，前提条件却并不相同。也就是说，在中国，企业管理者进行会计程序处理的基础是相对业绩水平和投资业务组合。

王克敏和王志超于2007年发表《高管控制权、报酬与盈余管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一文，他们将公司前三位高管年薪总额的对数作为替代高管薪酬的变量，然后考察了高管年薪总额与企业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得出这样的结论：企业高管的报酬与企业盈余管理的相关性不强。

学界得出的普遍结论就是：管理层薪酬假说在中国不适用，它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

2.2债务契约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在我国，大部分学者在研究债务契约假说时都是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作为变量的，但是，不同的学者却也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论。

吴东辉在《中国上市公司应计项目选择的实证研究》一文中提出：资产负债率高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增加收益的非正常流动应计项目。而白云霞将1996年——1999年上海和深圳发生控制权转移的130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得出这样的结论：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其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就越大，非常有可能对其资产进行处理，最终使企业的业绩报告大于其阈值。以上这两个研究表明，债务契约假说是正确的，在中国市场上依旧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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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学者得出了与债务契约假说完全相反的结论。李增泉的研究显示，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比率和当期计提比例就越高，他的研究对象是1998年12月31日之前上市的719家A股企业和另外144加外资股企业。雷光勇和刘慧龙对我国在1999年配股成功的196家企业进行分析得知，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欲望也就越小。以上这两个研究正是与债务契约假说截然相反的。

同样的，还有些学者在对债务契约假說进行研究时并没有得出非常显著的结论，而这也显示出债务契约假说在中国市场的不适用。综合各个学者的研究表明，在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分析研究时，债务契约假说并不适用。

2.3政治成本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在进行政治成本假说的研究时，几乎所有学者都将企业规模大小作为代理变量，而衡量企业规模大小的则是企业总资产的对数。但是，不同的学者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沈振宇、王金圣和薛爽在《坏账准备与上市公司利润操纵——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一文中提出：上市公司的规模越大，其计提坏账准备的欲望也就越大。他们的研究对象是我国1997年和1998年A股公司。

张然、陆正飞和叶康涛在《会计准则变迁与长期资产减值》一文中提出：当以当年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作为因变量时，以企业总资产对数为衡量标准的企业规模的变量系数不具有显著性；当以减值准备转回数额作为因变量时，这时候企业规模的变量系数就具有了显著性，符合政治成本假说。

李增泉得出了与政治成本假说截然相反的结论，企业规模越大，其资产减值比率和当期计提的比例就越低。换句话说，企业规模越大，企业的当期报告的盈余就会越高，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而吴东辉的研究也表明，规模越大的企业其进行盈余管理的欲望就越强，越有可能夸大其收益。

总而言之，政治成本假说在中国并不适用。

3.三大假说不适用的原因分析

西方会计理论的三大假说是基于西方市场研究得出来的，而中国市场经济与西方存在很大差异，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中国独特的国情。要促进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应尽快基于中国国情和市场发展现状研究出中国的实证会计理论。那么，三大假说不适用中国市场的原因又有哪几个方面呢？

3.1中国市场的股权融资动机因素

政府为了促进国有企业的发展，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希望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稳步发展。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启了股票市场，为国有企业提供了融资的来源。而股权融资成本的低廉也使得我国的上市公司有了更强的股权融资动机。

而市场必须有一定的监管，政府要采取一定的措施确保市场的健康发展，确保股权融资的稳定发展，于是在企业的上市、退市、配股、增发等方面设置了较高的门槛，以便对市场进行有序监管。同时，政府设置的这些门槛大多都与企业的会计盈余管理有关。那么，我们对这几个因素分析可以看出，企业股权融资的动机高，而政府有一定的门槛，这些门槛又与会计盈余管理有关，于是，企业为了达到股权融资的目的，往往会进行盈余管理，从而使得企业的报告收益达到政府的标准。

而西方的股权融资成本较中国而言相对较高，所以，西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动机也就没有中国这么强，于是进行盈余管理的欲望也就没有中国这么强烈。经过对西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进行分析得知，西方企业往往更倾向于内部留存收益融资，而股权融资是其最不喜欢采用的一种融资方式。所以说，股权融资动机只能是西方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之一，却不是主导性动机。而中国正好相反，股权融资动机往往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主导性因素。

3.2制度环境的不同

西方实证会计理论三大假说是基于西方的市场环境而言的，当将其直接用于中国市场时，由于中国正处于转型经济时期，经济成分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差异，制度环境的差异就成了三大假说不适用于中国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世纪90年代时上市公司有将近70%是国有控股企业，而西方国家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少，其研究样本中大部分是民营企业，中国的研究样本中则大部分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拥有不同的制度环境。

首先，从管理层薪酬假说上来说，我国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薪酬基本上是处于政府的管制之下的，也就是说，企业管理者的薪酬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不强。于是，企业管理者也就没有了很强的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和欲望。另外，我国国有企业管理者持有的股权非常少，股票期权制度也是近些年才兴起的，在上世纪则根本就没有股票期权制度，于是，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也就不那么高了。而我国政府对管理层薪酬的管制又使得高管的在职消费变成了一种隐性行为。

于是，有学者对高管的在职消费进行了研究。比如说：罗宏和黄文华对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在职消费进行分析发现，高管的在职消费与企业的业绩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卢锐得出的结论是：高管的权利越多，其在职消费就越高，而其在职消费与企业的业绩呈现负相关。有的学者认为管理层的管制性薪酬并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它不利于企业提高发展活力。而这种薪酬方法也降低了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积极性。

其次，在债务契约假说上，该假说的前提就是，企业为了避免违约而进行盈余管理。从我国的上市公司的制度环境上来说，许多上市公司的前身是国企，所以说，其债权人也往往是国有商业银行，这样就使企业容易受到国有商业银行的软约束，进而导致债务契约假说的不成立。从组织结构上来说，我国的集团企业较多，当子公司出现违约风险时，母公司则可以对其进行担保或是以直接还款的方式规避违约风险。所以说，企业为规避债务风险而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也就相对削弱了。

再次，在政治成本假说上。西方的政治成本假说认为：企业为了防止政府的反垄断惩罚，往往会采取盈余管理的方式来降低企业利润。在中国，由于经济本身就有很强的政府干预性，尤其是在政府实施积极的宏观政策时，企业往往会通过盈余管理的方式而使企业看起来更加健康，从而向政府申请到更多的资源，进而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提高自己的业绩，往往会有很强的动机去优化当地企业。地方政府会采取多种优惠政策和保护性政策促进当地企业的发展，使当地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面貌，于是企业就不会考虑到因规模的扩大而带来政府的反垄断惩罚，甚至说，企业规模扩大之后还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优惠税收政策等，从而促进企业以更低的成本创造更高的收益，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于是，政治成本假说在中国就完全不适用了。西方政治成本假说出现的基础是：当企业规模逐渐扩大，企业利润过高时，政府为了防止企业在该行业的垄断，往往会采取监管或是增加税收的方式来限制企业发展，这一情况与中国市场正好相反，所以，政治成本假说在中国也就不适用了。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西方实证会计理论的三大假说在中国不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它与中国国情和企业发展的现实情况不相符。因此，为了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引进西方会计理论思想时应谨慎处理，首先必须对中国市场进行深入分析和检验，探讨引入的会计理论是否适应中国市场。

西方国家的私营企业较多，而三大理论假说正是基于私营企业发展而研究出来的。而我国私企与西方私企又有很多共通性，因此，三大理论假说适用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那么，在进行中国的实证会计理论研究时，可以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的理论，将中国的企业分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针对性分析，得出针对性结论，使企业采用正确的会计政策，使政府采取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结束语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成熟，我国市场的成熟度越来越高，而要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必须对市场经济行为进行深入分析，综合考虑制度因素、行业特点、消费者特点、生产者心理诉求等因素，得出适合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证会计理论，从而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我国经济走向世界，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作者单位：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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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转.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市场反应研究[D].山东农业大学：2011年.

实证会计研究在中国 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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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证会计的产生和发展

实证会计研究就是通过分析、解释所观察到的会计现象，寻找其发生的原因，以预测会计实务的一种会计研究方法。它区别于规范会计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关注事物是如何进行的，而不是关注事物应该如何进行;不是采用价值判断的方法，而是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侧重于对命题进行证伪。这些特征来源于实证主义哲学。

实证会计研究在80年代中期引起了我国会计学者的注意。迄今已成为我国会计学者广泛接受的一种会计研究方法，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与青睐。我们可以把实证会计研究在我国的发展时期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80年代末至1995年以前为理论介绍阶段，1995年至今属初步运用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少数以实证为研究方法的会计论文，为我国会计理论界展现了一片崭新的天空。

二、实证会计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对比分析来看。1994年以来，实证会计研究的成果一般散见于我国的一些经济类报刊中。以全国最具权威性的会计学术期刊《会计研究》作为对象进行调查分析可以看出：①从1994年至1998年，实证会计研究的论文从无到有，逐年增加，1998年已占论文总数的63.%。②实证会计研究已经从单纯的理论探讨发展为具体的运用。如1994年只有一些理论探讨文章，而1995年就出现实证研究的论文。③研究方法由调查性的文章转向19以我国资本市场为对象的实证会计研究与国外同类研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具体表现在：①论文数量偏少。如证券市场研究是实证会计最主要的领域，但这方面研究文章的数量十分有限，难以真正形成有政策影响的研究成果。②研究水平还有待提高，目前的研究大都以统计表格为主，虽有运用数学模型进行研究的，但普遍比较简单。

2、从国内的横向对比分析来看。目前，实证会计研究与实证经济研究还存在一些差距。从1995年-1998年《会计研究》和《经济研究》上发表的实证研究文章数量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两者都呈逐年上升趋势;②实证经济研究的论文数量明显多于实证会计研究的论文;③实证会计研究的所用的研究方法的复杂程度，较实证经济研究明显低一些。因此实证会计研究的整体水平也较实证经济研究偏低。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同国外的情形一样，实证经济研究起步要比实证会计研究早，它已经形成很好的研究基础和研究氛围。第二，两者存在着学科上的差异。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它要解决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提出政策主张，必须通过实证数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它比会计更需要实证研究方法。第三，从数据取得的难易程度来看，实证经济研究所使用的数据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各种统计年鉴和公开数据，数据收集具有比较优越的条件。而实证会计研究的数据收集难度较大。第四，我国会计系统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存在一些问题，无法通过系统的运行去获取经验数据，所以实证会计研究还有诸多的限制条件。

三、实证会计研究面临的难点

1、研究体制方面：我国会计研究体制历来是影响会计研究水平以及发展的重要因素。会计研究项目和渠道不仅没法与国外同行相比，也不能与国内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相比。即使有项目，其经费来源也极其有限，用于规范研究尚能维持，如用于实证会计研究则是杯水车薪。另外会计研究工作者大多是非专职研究人员，从事实证明实证研究实属“业余”，难以得出高质量、高水平的实证会计研究成果。

2、资料取得方面：实证会计研究需要搜集大量翔实的原始资料，然而这些资料的取得却成为证实会计研究的一个难点。①从事资本市场研究的依据主要是各种报刊上公开的有关信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本身并不完善，使得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受到一定的局限。另外，许多真实情况难以通过具体的数据反映出来，如上市公司采用不同会计政策的动机、经营管理层面所面临的种种压力等，这就导致研究限于就数论事，表象的东西多，只能采取推测得出结论。②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有关证券市场的完整的数据库，而通过报刊搜集资料不仅耗时费力，而且还可能挂一漏万。另外，资料的时效性也存在问题。③取得从事企业行为研究的资料则更难。一方面没有一定的关系和门路不仅难以接近企业，即便勉强接近，也不能得到真实、充分的信息;另一方面，资料的收集和论文的形成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

3、研究方法方面：①目前国内学者借鉴国外类似研究方法的较多，系统介绍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书籍几乎是空白。这给实证会计研究带来困难。②采用个案研究和问卷调查方式进行的研究同样也存在不少难点。难以进入企业进行实地调查，面谈更是难以安排，而且花费较高，研究资金个人很难承担。进行问卷调查虽然没有这些问题，但与被调查对象无一定关系，问卷回收率甚低，另外问卷的可信度也难以保证，使得研究结论的效果很差。

4、研究内容方面：目前我国对证券市场的实证会计研究方法大多参考国外已有的数学模型，换成国内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但由于忽视了国内资本市场的具体情况，且不说数学模型是否适用，就是一些变量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得出结论的可信程度就值得怀疑。如何恰当地移植和借鉴国外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经验与方法，也是我国会计学者面临的新课题。

四、加强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要广泛深入地开展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可从如下三个方面着手：

1、广开研究渠道，力争更多项目。在我国科研体制的大环境一时还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可从各方面为实证会计研究方法提供资助。①中国会计学会应多吸收会计实务界，包括企业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团体会员，增加经费，扩大对亟需的实证会计课题的资助。②中国证监会具有广泛的资金来源，而证券市场的许多会计问题又亟需进行实证研究，因此中国证监会可以提出重点课题公开招标，为实证会计研究提供更多的机会。会计准则委员会也可提供同样的机会。③由财政部出面，公开提倡在各级会计学会的`领导下，由实务界与会计研究人员共同对实务中亟需解决的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2、建立网上有偿查询的各种数据库，为实证会计研究提供资料。目前我国虽有一些民间机构在从事这项工作，但零散而势单力薄。一些政府机构和企业的研究机构建有一些数据库，但不能对外查询，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机构，全面系统地进行这方面的有偿服务。

3、有选择性地介绍、出版国外实证会计研究的经典论文、方法和研究成果。同时，以论文集的形式编辑出版国内有关学者比较完善的实证会计研究成果，为会计研究人员提供可资借鉴的实证会计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五、实证会计研究在我国的前景展望

尽管在我国从事实证会计研究还有许多难点，成果也不大，问题还很多，但实证会计研究毕竟代表了当今世界会计研究的一大趋势，代表了会计研究的一种新生事物。它在发达国家30多年来经久不衰，并逐步形成会计研究的主流学派，为使用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实证会计研究在我国也是大有前途的。

1、证券市场研究方兴未艾。我国证券市场作为新兴的市场，存在着不成熟与不规范的一面。会计信息作为投资者了解公司财务状况的重要信息来源，其规范披露对证券市场的发展极其重要，因此，亟需加以完善和规范;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投资者的不断成熟，资本市场也在逐步走向规范与成熟。这两个方面就决定了实证会计研究前景广阔，大有可为。①现有的研究内容十分有限，许多研究领域尚水涉足，因此，这些处女地正等着从事实证会计研究的学者去开垦。②随着证券市场一些新的管理规定和会计规范的不断出台，上市公司会作出各种不同的反应，加之一些经济业务超前于会计规范，必将带来许多新的会计现象。③证券市场的飞速发展，使得许多变量发生改变，已经得出的结论随之不再适用，也亟待重新研究。

2、会计准则研究行重道远。为了建立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会计规范，就必须深入研究会计系统的运作过程、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会计管理与其他管理活动的相互关系及其协调、会计系统的运行效率等问题。如我国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到底有哪些?我国会计信息到底要注重相关性还是注重可靠性?应该建立怎样的会计准则体系去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已经制定的会计准则在企业实施的效果如何?对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改善作用如何?还需要制定哪些具体准则?等等。

3、管理会计、审计研究前景广阔。①管理会计方法在我国的运用具有极大潜力，企业在运用管理会计中有哪些成功的经验?企业还需要哪些管理会计方法?如何解决企业在实施管理会计中碰到的问题?这些都为管理会计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课题。②审计的实证研究特别是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研究在我国也同样极具潜力。CPA直接接触企业会计实务，能够得出许多有价值的研究项目，但由于从事注册会计师实务的人员忙于审计事务，很难抽出时间从事理论研究，而理论工作者又接触不到第一手资料，因此为实证会计研究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中国实证会计的发展 第6篇

涂永红.中国人民大学,2008.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息息相关。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白芝霍特和熊彼特。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分别从工业革命、创新以及企业家才能角度,阐述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尽管人们对于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看法存在许多争议,但总体上说,无论经济学家还是政策制定者都倾向于认为,金融系统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二战后,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奇迹,有力地证明了金融体系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通过金融体系作用于各产业来体现的,即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在现实经济中表现为金融与产业发展的关系。经济发展的过程不仅仅表现为经济规模的扩大,国民收入的提高,还体现在经济结构适应市场需求的持续优化过程,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标志着经济发展的质量,产业结构合理程度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能否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结构性问题是困扰不少国家经济发展的难题,我国面临经济发展与体制转型的双重任务,因此,结构性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更为突出。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失衡是我国经济发展不稳定的深层次原因。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是我国实现经济健康发展、提升竞争力的必经之路。

资金是保证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的直接推动力。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我国的投资格局己经由过去的财政主导型过渡到金融主导型。金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实现机制,对于各产业、部门、地区间的资源流动、合理配置发挥着积极作用。如何发挥金融的资源配置作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本文共分四个部分,围绕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这一主题,运用产业结构理论、资本理论、投资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等多学科理论,以金融发展为主线,建立了金融发展作用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框架,在梳理考察产业结构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并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主成分分析等多种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以银行信贷为核心的金融中介对产业调整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间接融资主导型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受到银行信贷结构的直接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银行信贷对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了较大作用,一方面促进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引发了结构的失衡。为发挥金融中介的资源配置作用,需要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建设。

2.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证券市场是促进产业调整的重要渠道。股票市场通过增量和存量两个方面影响产业调整,即通过企业上市为新兴产业募集资金,并通过并购等手段,促进朝阳行业的成长和夕阳产业的退出。鉴于我国股票市场发育尚不完善,其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尚未表现出来

3.金融创新是推动金融发展的动力源,对产业结构调整起着重要作用。金融创新主要通过增量调整影响产业结构调整。鉴于我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扭曲,金融创新对产业结构调整有一定作用,但其效应尚未完全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