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

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精选6篇）

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 第1篇

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

摘要：理性主义在西方的文化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在经历古希腊、中世纪、近代、现代各个不同时期后，理性主义得到丰富与发展，并随着理性之光，人类社会得到空前的发展。正确把握理想主义的核心要义，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西方文化 理性主义 影响 启示

理性主义，最早在古希腊光辉的历程中显现，随着西方进入封建社会时代，理性虽为自然之光，但必须服从信仰，“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而随着近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到来，理性主义复兴了，它促进了西方文化、科学和社会的空前发展。不同的时期，对于理性主义的阐释与价值取向也各有不同。自17世纪启蒙运动后，理性主义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理性主义也有积极与消极的一面，因此辩证地看待理性主义，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启示作用。

一、理性主义的含义

实际上对于理性主义的含义的解释，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流派对于理性主义的认识有所不同。而现代意义上的理性主义，主要指建立在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哲学方法，它高于并独立于感官感知。一般认为随著笛卡尔的理论而产生，17-18世纪间主要在欧洲大陆上得以传播，本质上体现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民主，是启蒙运动的旗帜。

[1]

其中对于“理性”的理解，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一方面理性是指属于判断、推理等活动的（跟感性相对）的理性认识。另一方面，理性是指从理智上控制行为的能力。

二、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的几个重要历史时期

世界上的很多民族，他们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灿烂文明。西方，这个相对于东方而言的国度，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创造了光辉成就的文化。而其理性主义，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对于西方文化的传承、发展有其深刻意义。

（一）古希腊时期的理性主义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是西方文化的故乡。西方哲学在公元前7世纪就诞生于此，古希腊在自然科学、民主政治、建筑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对于理性主义而言，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是西方理性主义的源头。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士，提出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学命题，那就是：水是万物的本原。泰勒士的观点，或许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幼稚，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在他之前人们总是用原始神话来解释世界万物的起源，而泰勒士，是第一个通过理性思维，通过观察万物都以湿的东西为养料，万物的种子就其本性来说，都是潮湿的，因此通过理性的推断出水就是这些潮湿东西的来源。接着是辩证法的奠基人赫拉克利特，他提出了逻各斯，它表明了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寻找万物的本原，而且通过理性进一步找寻现象背后带有规律的东西。泰勒士与赫拉克利特对于世界本原的看法都是从人的感性认识上升到普遍理性概括，而作为西方第一个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对于世界本原这个问题的看法上，他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这又反映了人类的理性认识进了一大步，证明人们认识事物已能从抽象方面把握。为原子论做出决定性贡献的德谟克利特，他认为感性认识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理性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这一观点确定了理性在认识论上的地位。[2]公元前5世纪，希腊进入奴隶制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的“西方孔子”苏格拉底，他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重要思想，他把道德和知识合二为一，认为道德行为必须以知识为基础，以理性作为判断道德行为的标准，开创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3]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继承老师的思想外，他还提出了“理想论”，并从其理念论出发，又提出了他的认识“回忆说”，他认为人的认识只不过是人的肉体降生尘世后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感性经验虽然能够刺激引起这种回忆, 但感性经验又是人的认识的严重障阻, 只有清

除了感觉的杂念, 人才能达到对真理的认识。[4]通过这一论证，柏拉图又系统阐明了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再到对柏拉图的理念产生怀疑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现实世界是具体多变的，而构成一个具体事物的材料，即实体是不变的，要把握这个实体不能通过感性认识，必须通过理性的概念、逻辑等才能把握。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将古希腊理性主义推向了高峰。

（二）中世纪时期的理性主义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主义

公元5世纪，西方进入了封建社会时代，在这一时期，基督教处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因此，哲学也被打上深深的神学烙印。教父哲学的最早代表德尔图良就曾竭力贬低理性，否定科学，直言盲目信仰和梦寐主义。而另一位被人们称为“伟大的教父”的奥古斯丁就提出信仰高于理性，理性为信仰服务的观点。虽然奥古斯丁强调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但他强调理性的最终目的是为神学服务。接着就是经院哲学之王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这一重要观点了，阿奎那认为理性和信仰同时存在，理性是自然之光，但是属于信仰的启示真理如上帝存在等，是理性不能把握和证明的，因此理性必须服从信仰。总之说到底，哲学和科学只能充当神学的婢女。虽然说，经院哲学虽然是一种禁锢思想的陈腐宗教思想，但是对于基督教的理性化有重要作用。[5]

从14世纪末到16世纪末，西方的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已经萌芽，为了适应社会发展，资产阶级以复兴古代希腊文化的口号，发动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即“文艺复兴运动”。因为基督教哲学只把理性作为信仰的附庸，因此人文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认为人必须高扬理性，反对麻木崇拜。理性是一种自由判断的思维能力，理性的人完全能够离开上帝去认识自然，因此提倡运用人的理性积极思维，大胆探索。[6]在文艺复兴时期，留着为了理性而奋斗的人文主义者的鲜血。例如布鲁诺，他一生坚持和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虽然最后被大火活活烧死了，但他的英名却象征着科学和理性对宗教和野蛮的胜利。很多人文主义者，对于理性主义的发展付出了自己的一分力，他们通过倡导理性来发展西方的自然科学以及培养人才，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近代发展的理性主义

18世纪，法国产生了启蒙运动，在启蒙主义思想的推动之下，形成了全欧洲的启蒙主义运动。若问18世纪的主导精神是什么？亚·沃尔夫有一个简明的规定，他用了三种主义来说明它：现世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7]的确，理性主义成了启蒙运动的核心要义，当时的先进思想家认为，迄今为止，人们处于黑暗之中，应该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把人们引向光明。由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创立的唯理论，即理性是唯一可靠的，为法国的启蒙运动做了充分的准备。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开拓者——伏尔泰，他认为理性支配历史，只要合乎人的理性的法律才是合理的法律。他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对理性主义的发展有进一步的突破，而且也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要求。

同处于这一时期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唯理论并不向笛卡尔那样片面地认为理性是天赋的，而是认为人的认识是通过后天的感觉得来的，因此从这里看出了唯理论有向经验论让步的势头，乃是一大进步。而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认为人的认识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环节，强调知识的形成具有先天和后天两个方面的因素，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现实意义。康德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理性为自然和行为立法，他把理性分为理论的理性和实践的理性，自然界本无任何因果关系，这一切都是人主观强加于自然的，即理性通过先天综合判断为自然立法。总言之，康德的理性观点大大的丰富理性主义的科学性。在这以后，黑格尔进一步发展了理性主义，黑格尔认为理性分为三个阶段，即观察理性，实践理性，自在地和自为地实在个体性。观察理性是理性的初级阶段，它还只是“发现它自己就是存在着的对象，就是在现实的、感性现在的方式下存在着的对象”；实践理性阶段，“理性的自我意识通过其 自身的活动而实现”，也就是理性转化为客体，在客体中实现自己；自在地和自为地实在个体性个体得到了实现，个体性与普遍性得到了统一，主体与客体得到了统一。[8]至此，西方的理性主义由此发展到了顶峰。

三、理性主义对于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

（一）理性主义对近现代西方文化的积极方面

西方的理性主义引导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普及，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在启蒙运动后，人类对有了更深刻的理性认识与理性知识，因此创造出纺织机，在18世纪末发明了火车、蒸汽机车和轮船与轮船、气球等重要科学发明，这些发明在短短一个世纪中完成，足见理性主义对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西方社会的科学与民主，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摇篮里的，众所周知，西方的法律文化从古罗马开始有着渊源流传的历史传统，法治社会，一直是西方社会所追求的。而理性主义的自然法观念使西方人具有了法的价值观、基础观和多元观，拥有了视法为社会最高权威的精神理念和价值文化，为西方法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西方法治的影响意义深远。[9]理性主义除了深深影响西方的法治文明外，还对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产生了深刻影响。人们通过理性思维，提出了一套社会改革方案，并要求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这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诞生有着积极的意义，并且这种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通过这种理性主义的传播与发展，科技的发展、法治社会的建立、人们思想上的解放，使西方人民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理性主义对近现代西方文化的消极方面

在现代理性主义的发展史上，由于理性主义的过分发展，逐渐遭到了哲学家们的猛烈批评。他们站在反对理性至上的对立面上，对理性主义进行反思。的确，把理性主义作为一切裁决的最终权威明显欠妥。对于康德“人是目的”的观点，本人是不大认同的，他认为理性的人都应当把自己和别人永远当作目的来看待，绝不是仅仅当作手段来使用。其实作为一个有感情、有血有肉的人，不是每个时候都要作为目的，这样的话人活着会很痛苦的。当你做每一件事时都以理性至上，也就是所谓的合理性，寻找利益的最大化，没错，或许这种手法用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上是有所作为，可是它会导致人的自私扩大化，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会扩大，人情冷淡，人变了彻彻底底为了目的而活的人，所谓人世间的亲情、友情等是不能仅仅用所谓的理性至上去形容的。而对于理性至上这个方面的消极影响，在纳粹期间体现得最为彻底，听命于希特勒的那些高官用一个理性至上，即追求效益的最大化的方法，策划如何杀、如何处理、如何执行的政策，以所谓的理性血腥地杀害了犹太人，甚至这些杀人的士兵在杀人的时候没有一丝的犹豫与愧疚，人被理性至上的迷雾所萦绕，变得都麻木不仁了。

四、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对现代中国的启示

中国要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社会的历史主体——人，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构建人的现代化非常重要，而在构建人的现代化过程中，理性对于人来说至关重要，只有人的理性思考的能力有所增长，才能使人作为主体在自然、社会环境中的地位凸显出来，提高解决社会、自然问题的能力。因此作为现代人，必须增强自己的理性思考与认识。现代人逐渐凸显自己的理性了，就必须有一套适应社会发展的法治制度，制定适合理性人的法律制度，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提倡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等，都体现法治向一个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于社会的运行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这一美好的大环境中，人们可以继续弘扬理性精神，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得到发展。通过理性怀疑与批判精神，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继续发展人类的科学技术，使科学技术真正地使人类受益。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通过对理性主义精华部分的继承，发挥理性主义的最大优势，积极促进中国现代化社会的建设。

俗话说：看问题要辩证地看待。因此对于理性主义的消极部分要予以剔除，例如片面地强调理性至上，又或者强调工具理性的价值，而忽略了价值理性的意义等都是不利于社会的发展的，因此在对待西方的理性主义时，必须根据本国国情，结合理性主义，适时地丰富理性主

义的科学内涵，使其具有生命力，以此来促进本国社会的发展。

注释：

[1]百度百科.理性主义.，2011-12-21

[2]付川.西方理性传统与浪漫主义.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年，（06）

[3][6]沈湘平，万琴.走进西方哲学.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9

[4]刘羽中.论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发展.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25（2）

[5][7]方汉文.西方文化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8]曾冰.西方理性主义评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7年，（6）

[9]青年人.理性主义对西方法学的影响.，2005-4-27

参考文献：

沈湘平，万琴.走进西方哲学.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9

方汉文.西方文化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褚当阳，孔扬.西方理性主义的逻辑演化及历史走向.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25（10）钱兆华，林永政.理性主义及其对西方科学的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3（1）

王晶雄.理性：迈向现代化的灵魂.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5）

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 第2篇

强烈的.文化超越意识推动西方文化持续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而强烈的排他性是西方文化自我超越的重要方式.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化不断自我超越的极端产物,脱胎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以文化断裂的方式把文化超越推向极端:后现代主义试图在方法论上超越西方文化的形而上学,这种彻底反叛使其必然走向对西方以往文化的彻底反动.

作 者：张朝政 陈刚 作者单位：张朝政(内江师范学院外语系,四川,内江,641112)

陈刚(吉林大学中文系,吉林,长春,130012)

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 第3篇

中国文象思维是通过汉语言文字和象结合的自然理性的思维方式[1]。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象, 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具有与“象”相关的“取象”特征, 而这个“象”的本体是自然。《老子》说:“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自然”是中国文化的最高标准。与此相关的哲学标准“天地人”三才; 伦理标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制作标准“法象天地”; 审美标准“天人合一”、“物我合一”都是自然理性的当然产物。

有学者认为, 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将本体论从宇宙论中区分开来, 而西方文化则将本体论从宇宙论中脱离出来, 并据此判断中国文化之劣, 西方文化之优。这种判断是错误而危险的, 它没有严肃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所处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阶段的问题, 是一种典型的“今人非古人”的虚妄态度。实际上, 西方文化也是在哥白尼发现日心说以后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宇宙论, 在此之前, “地心说”甚至还不如中国传统文化的“天道说”那样具有更加宏观的宇宙论意义。而日心说被发现以后, 加上地理新大陆的发现, 才形成了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但是西方文化从来没有否定近代以前的文化和文明, 相反, 西方近代知识和科学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完整基座之上。

当前的学术发展表明, 当代中国学术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地位, 特别在生态文明的建设过程中, 学者们在传统文化参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这一认识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我们必须从更深层次的文脉与学脉的传承与发展层面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强烈的建构意识。在这一层面, 光有“中西马”的理论建构还不够, 它还是横向的结构性的联合与整合, 还应该从传统文化的自身层面即本体论层面建构通往现代学术的理论基点, 从而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语言学转向这一完整路径中完成其固有命题的现代贯通。这样, 中国文明才能具有从历史一路走来的活力与动力, 如黄河、长江那样, 从而能够展开其丰富的创造性文明资源, 古为今用。只有这样, 才能立足于中国文化本身的创造性构建中国当代文化的统一形象, 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中国文象思维理论表明, “自然的世界”与“人类的世界”存在一种微妙的平行关系, 这使得“自然的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无”、“空”、“乌有”的状态, 它象海德格尔所描述的“存在”那样, 是隐藏的, 藏而不露的, 要通达它, 只有通过“人类”这一“此在”。“此在”在“存在者”层面去通达“存在”。这种对世界的理解和中国文化是高度相通的, 中国文化也同样不直接通达“自然”, 而通过“象”来通达。中国文象思维对这一问题的解构是: 我们把纯粹自然作为一个整体, 命名为“自然的世界”, 它按自然法则运行; 而将人类认识的世界作为整体之一面, 命名为“人类的世界”, 它按人类创造的法则运行。那么, “自然的世界”是“实”, “人类的世界”是“虚”;“自然的世界”表现为一种“无”、“空”、“乌有”, 意即它如果不是人类去认识它, 它是一种无为性的自然性的或者说客观性的“存在”, 而当人类一旦认识它之后, 它就改变了原来的属性, 而带有人类的认识特征。因而, 从这个层面说, 举凡人类认识的事物都是一种“虚象”, 人类文明的实践和进步是一种由“实”向“虚”的发展过程。这一现象就称为“人类思维数轴”。在人类思维数轴中, “自然的世界”在数轴上是一个空心的原点, “人类的世界”是原点以外的所有数轴。“人类的世界”可以无限地接近“自然的世界”, 但永远不能重合。因为, 原点所包含的“自然的世界”实际上是另一条没有人类能动能力的但包含人类在内的数轴, 这条数轴和“人类的世界”这条数轴是平行的, 不能重合的。

“人类思维数轴”表明, “人类的世界”只是和“自然的世界”平行的其中一条数轴, 在人类这条数轴之外, 可能还存在其他物种的类似“思维”的数轴, 这样意味着在“自然的世界”之中或之外, 存在着无数条和它平行的数轴。这一理论及其推演表明, 对于“自然的世界”而言, “人类的世界”只是这个整体的一个面。意即, 人类只是自然的一种物种, 它不能也不应该剥夺其他物种的生存权与发展权[2], 而是和其他物种处于一种“共处”的和谐关系。这既是海德格尔反复强调的“逻各斯”的致命缺陷, 也是《周易》“生生谓易”的深层内涵。

通过中国文象思维对人类思维数轴的解构, 它还原了“自然”息息相通的整体的动态的联系的基本关系格局。因此, 它有效地在现代学术范式中赋予“自然”以整体性关照和现代语言学的话语地位。

“理性”是西方学术传统中的一个核心范畴, 它是指人类以知识和科学的客观态度去分析人类主体性视野中的有关客观世界的自然规律及人类社会中的人文科学及其认识。

首先, 这个概念有一个前提, 就是人类主体性视野。西方逻辑思维忽略或忽视了纯粹自然世界与纯粹心理意识之间的平行关系, 而将人类的精神意识反映的世界当成客观世界。这种认识将人类从自然世界中脱离出来, 以和上帝等同的俯视视角去看待自然世界, 因而这种超脱的姿态赋予了人类以主宰性的地位, 人类成了自然界的支配者、主宰者、控制者。这种与自然整体的“他者”身份的文化认同造就了西方文化的一元论立场和主客分离的后果。尽管这种思维方式以设定性、实体性、单子性将自然世界物质化、物理化、数学化, 发展出了科学理性精神, 在科学精神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造就了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的重大进步与革新, 促成了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但人类社会这样一种“人类的世界”的巨大进步与变革仍然是在一种“虚象”意义上的有限成功, 它付出的是巨大的环境代价和严重的生态危机。事实证明, “人类的世界”的发展与进步终究依赖于“自然的世界”的和谐与健康, 一味生存在“人类的世界”的“虚象”世界中, 人类有可能会通向“虚无”的不归路。

因而, 就西方文明传统中关于理性的“他者”身份而言, 毫无疑问, 这是个既现实又天真、既客观又主观的错误。深生态学的创立者, 挪威哲学家奈斯 (Arne Naess) 称自己从斯宾诺莎那里学到了整体性和自我完善的思维, 学到了“最重要的事是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即, “在自然之中生存” ( being innature) , 他认为这种生存是动态意义的“不断扩展自我”的自我实现的意思, 是认同生态整体性大我或者说整体的“道”的过程。他解释说:“我称作‘大我’, 中国人把它称为‘道’”[3]。很显然,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中西文化是具有较大差异的, 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大我”观念将人与自然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整体。

就奈斯所说的“道”来说,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观、方法论的概括。实际上“道”在中国文化中的概念和内涵跟今天通常意义上的“理性”概念差不多, 这点从“道”和“理”通常连用也可以看出。因此, 既然“道”是“法自然”的, 那么, 中国传统文化之“道”用现代语言学的话语来概括和转换就是一种“自然理性”。

用“自然理性”去替代“道”, 并不仅仅是同义转换, 它用现代具有国际话语规范和话语语境的“自然理性”概念来指称仅限于中国传统文化规范和语境的“道”, 很显然能够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概念的全球化理解和阐释, 特别在生态文明的理论构建中能够成为一种通用的国际话语。其中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二、自然理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量化分析和权重因子分析

根据上节对自然理性和道可以互置的阐释, 本节考察先秦文献中“道”的权重因子, 采用是定量的量化分析和关键要素的权重分析方法。根据先秦文献特点, 本表主要考察首章或某个重要章节的内容。如表:

从表可以看出, 中国传统文化从《周易》以来不断发展和丰富了以天、地、人、万物为主体的自然理性, 这种自然理性无论在哲学认识层面还是国家意识形态层面都占据着绝对的核心地位。

在汉民族和其他民族的交融进程中, 自然理性以其农业文明的典型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 ( 如西北的游牧民族、南方的百越、东南西南的夷蛮之族) 产生了强大的文明向心力和同化力, 奠定了中华大一统的文化格局。

自然理性不仅在本土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 而且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 它很快融合了佛教的基本教义和传道方式, 并顺利推动了佛教的本土化进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合流, 融汇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滔滔洪流, 代表农业文明典型意识形态的自然理性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自然理性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

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在自然理性基础之上, 自然理性体现为多重主体, 按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递进原则, 在人之上就有四重主体, 同时, 不仅仅人是法地的, 和人类一同生存的其他物种同样也是法地、天、道、自然的。但是这仅是作为普遍意义上的自然主体而言, 中国文化对人类的独特性作了不同于其他物类的分别, 认为人是“五行之秀, 天地之心” (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 , 人类通过“言文”能够认识事物, 即人类是会说话的动物。因此, 天地人是宇宙中最有创造力的自然类属, 中国古人称之为“三才”, 这就提高了人在万物中的独特地位。

在“自然”这一本体之下, 中国传统文化一分为三, 按层级关系分为天、地、人。《老子》说,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 第36章) 一就是天, 二就是地, 三就人和万物[4]。

“自然”本体还有阴阳、五行属性。具体而言, 天是阳, 代表刚健、主动、运动、君、父、雄性等属性; 地是阴, 代表顺从、静止、阴柔、臣、母、雌性等属性; 人类秉承日月精华, 仰天俯地, 按照天地的属性来组织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理性大致将自然分为天、地、人、万物这四种由高到低的主体, 其主体性具有严格的等级秩序。《周易·系辞》说:“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卑高以陈, 贵贱位矣。动静有常, 刚柔断矣。人以类聚, 物以群分, 吉凶生矣。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 变化见矣。”可见, 等级秩序是自然理性主体性的首要交往原则。

其次, 天地人万物虽然有严格的等级秩序, 但是这种等级秩序并不是以高压低, 以贵压贱的不平等、不公平、不正义的不平衡及不和谐的关系。那么, 维持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不平均但又要求整体的平衡、和谐、稳定靠什么来实现呢?自然理性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那就是“德”。

《周易》反复宣扬从天地到人的德性。《乾·彖传》把天之德形容为:“大哉乾元, 万物资始, 乃统天。云行雨施, 品物流形。大明终始, 六位时成。……乾道变化, 各正性命。保合大和, 乃利贞, 首出庶物, 万国咸宁。”天之元气是万物之始, 云行雨施而万物形成。太阳、四季不停运行, 天道的变化, 使万物各自端正其性命, 使天下安宁。《文言》由天推及到人———君子, 要求君子要有“元、亨、利、贞”四德:“君子体仁足以长人, 嘉会足以合礼, 利物足以和义, 贞固足以干事。”《象》说:“天行健, 君子自强不息。”《坤·彖传》把地之德形容为:“至哉坤元, 万物资生, 乃顺承天。坤厚载物, 德合无疆。含弘光大, 品物咸亨。”地之元气是万物靠她生长的元气, 地是顺承天道的, 地广厚能载万物, 含容广大, 各种物类都能在其中畅达。《文言》要求君子要有学习地的“直、方、大”之德:“君子敬以直内, 义以方外, 敬义立而德不孤。”《象》说:“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

人效仿学习天地之德, 就能知大道, 懂天下之理而功业可成:“日月运行, 一寒一暑。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乾知大始, 坤作成物。乾以易知, 坤以简能。易则易知, 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 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 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 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 而成位乎其中矣。[5]”

可见, 德是自然理性的重要交往原则。这种德由天及人, 具有天命的“真理”性地位。具体到国家社会, 则发展出了“仁、义、礼、智、信”五种常德, 扩展到勤、俭、廉、忠、勇、谦、恕等品德形态。

社会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 文明程度也相应提高, 民众力量也渐渐觉醒, 社会出现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局面。对于社会的管理, 固有的等级秩序和德性观念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因而, 针对民众的觉醒和社会管理的需要, 客观上需要一种更有现实针对性的交往原则, 于是促成了法的产生。

法家是先秦的一个重要学派, 经过商鞅变法, 秦国成为强的奉行霸道的诸侯国, 其他如管仲、荀子、李斯、韩非等都奉行儒法合流的主张。传世典籍有《管子》、《荀子》、《韩非子》等。可见, 法是自然理性的重要交往原则。

以上是就自然理性的主体性之间的交往原则而言, 对于主体间性, 如国家经济政策则强调以农为本、工商为末; 国家组织架构则以封建制为主; 社会管理制度则以礼法框架下的宗族统治为主。等等。

四、自然理性的思维表达方式与修辞手法

自然理性以自然为本体, 在思维方式上也有其独特性。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是文象思维, 即语言和象结合的思维方式。中国文象思维以汉语言文字作为语言载体, 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 从字形上看就有描述语言对象的明显特征。如“日”、“月”等。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 仰则观象于天, 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 于是始作易八卦, 以垂宪象。……初造书契, 百工以釨, 万品以察。……仓颉之初作书, 盖依类象形, 故谓之文; 其后形声相益, 即谓之字。字者, 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 书者, 如也。”[6]这段话把中国文字的特点和书写的本意说得非常清楚。“文”起初是象形的, 后来形声相益, 就叫做“字”, 著于竹帛就叫“书”, 最后一句“书者, 如也。”特别有意味。将对事物命名的文字写出来, 把想要表达的思想和内容表现出来, 以反映事物的形貌, 进而反映事物的文理和特征, 这就“文章”了。

一个“如”字, 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写意”特征刻画得淋漓尽致! 中国文化追求的不仅是“写意”特征, 还追求“神”、“理”特征。这正是“诗”这种文章体裁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有人把中国文化称为“诗性文化”, 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诗赋一直是文学的正统。从诗经到楚辞, 从汉赋到格律诗, 从唐诗到宋词, 包括戏曲、小说, 都倾向于以诗为文, 强调对仗、对偶、音韵、练字、练意, 如果加上特有的书写工具和书法艺术, 则中国的书写文化从体裁到内容、从书写到装订, 都是一种“如自然”的典范!

进而, 文章要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表达方式问题。和西方的逻辑思维不同, 笔者认为, 中国文象思维是一种描述性的表达方式, 而逻辑思维则是一种陈述性的表达方式。这是中西思维的表达方式的显著的差异。

这种差异只有通过中国文象思维的理论才能推导出来。如第一节所述, “自然的世界”与“人类的世界”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平行关系, 文象思维通过“象”来通达“自然的世界”, “人类的世界”所反映的只是“自然的世界”的一种“象”, “象”又分为“实象”和“虚象”。“实象”也是隐藏的, 藏而不露的, 只有“虚象”才真正进入了“人类的世界”。柏拉图说:“‘床’是理念的‘影子’的‘影子’。”文象思维认为:“‘床’是‘自然的世界’的‘象’的‘虚象’。”文象思维更注重“获取”的过程: 比如, 一颗“树”, “自然的世界”的“树”是“无”, 人类感觉到“树”之“象” ( 此时之“象”是一种“实象”, 是不显露的, 隐藏的。) , 并用“树” ( 音如字) 来命名它, 这颗“树”才从“无”到“有”, 进入“人类的世界” ( 此时之“象”是一种“虚象”, 这时“树”才显露出来, 为人类所描述。) 这个例子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中国文象思维的认知过程, 可见, 中国文象思维是一种描述性的思维方式, 更注重“获取”的过程。

而逻辑思维则忽视了“自然的世界”与“人类的世界”之间微妙的平行关系, 直接将“人类的世界”与“自然的世界”重合, 认为人类所面对的世界就是自然世界, 客观世界。因而, 它更注重“获取”的结果。同样拿“树”来作例子, 逻辑思维一开始就直接认为人类所面对的“树”就是自然界的“树”, 因而, 人们面对这颗“树”时的第一反映是: 这颗“树”“是什么?”于是就进入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视野和“逻辑”视野。这种思维方式直接进入了事物的本体内部, 通过语言的设定性、规定性、逻辑性来确立事物的存在性与合法性。

在具体的语言实践中, 我们也可以发现, 中西思维方式在语言表达上的不同。中国文象思维更加注重描述的过程, 因此, 习惯于把修饰性的语句放在主词、谓词、宾词的前面;而在英语中, 习惯于把修饰性的语句作为从句放在主词、谓词、宾词的后面。语言习惯正折射出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 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更注重过程, 注重描述性, 而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更注重结果, 注重陈述性。

中西思维表达方式的不同, 也造就了一些比较有趣的文化现象。举例来说, 我们通常觉得外国人比较直率, 他们习惯于在对话中一开始就亮出自己的主张, 不拐弯抹角; 而中国人习惯于在对话中以一种委婉的方式间接地表达自己的主张, 更加注重表达的词句的“弦外之音”, 强调对方去“意会”而不是“言传”。而西方思维表达方式则更加注重“言传”, 注重语言本身的逻辑主旨。

西方思维表达方式的“言传”特点在外交辞令、媒体宣传和意识形态宣扬方面往往会起到引导受众的明显效果。如伊拉克战争期间, 美国需要寻找发动战争的借口, 于是往往会先发动一场舆论战, 通过新闻报道引出伊拉克具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事实”, 大量的带有细节性的“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很容易引导广大西方民众接受该新闻的“言传”效果。

不仅西方政客习惯于通过媒体的“言传”特点去引导民众的舆论心理, 制造舆论氛围, 日本政客也似乎精于此道, 为了谋求解禁“集体自卫权”, 修改和平宪法, 安倍政权制造大量具有“言传”特点的新闻报道, 渲染中国威胁以及日本周边安全环境受到威胁或恶化, 甚至不惜在新闻报道中制谣、造谣来“建立”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和平宪法的“逻辑基础”。

如果我们对中西思维在表达方式的差异有正确的认识, 也能够“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 在外交舆论方面增加一种选择。如在国际舆论导向上我们有时也要学会主动出击, 运用西方思维表达方式注重“言传”的特点展开工作, 为我所用, 服务于特定的外交目标。

理性的修辞手法主要有象征 ( 取象) 、比喻 ( 譬喻) 、类比 ( 连类) 、拟人 ( 比拟) 等。象征 ( 取象) 是自然理性最主要的修辞手法。由于自然理性将自然分为天、地、人、万物等不同的主体和等级, 联系主体间的最主要的话语沟通方式就是象征 ( 取象) 。前面所述, 天象征了阳、男性、运动、刚健、雄性、父、君等属性, 而地象征了阴、雌性、静止、顺从、柔弱、臣、女性、宽容等属性, 人承天地之精华, 在社会制度上效仿天命和天理, 从而组成一套自上而下的循环周通的组织制度。此外, 《周易》六十四卦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天道和人事进行了相应的取象和象征内涵的阐释, 形成“一致而万殊”的理论系统。《周易·系辞》说:“圣人设卦观象, 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是故吉凶者, 失得之象也。悔吝者, 忧虞之象也。变化者, 进退之象也。刚柔者, 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 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 《易》之象也。所乐而玩者, 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 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在“取象”原则下, 自然理性还通过比喻 ( 譬喻) 对“象”对应的人事关系进行沟通。如《渐》卦以“鸿”譬喻, 初六是鸿渐于干, 六二是鸿渐于磐, 六三是鸿渐于陆, 六四是鸿渐于木, 六五是鸿渐九于陵, 上九是鸿渐于阿。《周易浅述》说:“全彖以艮男下于巽女, 有女归之象。然必正而有渐, 乃吉, 而为士进身之道, 亦即此可推矣。六爻取象于鸿, 皆自下而上, 皆以论士进之义。”这样, 《渐》卦既指进以正, 又结合家庭的各方面生活和士子进身的含意。

在“取象”原则下, 自然理性还通过拟人 ( 比拟) 来进行象与卦象、象数、象理、象律、象意的沟通。《周易·系辞》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 ( 迹) , 而拟诸其形容, 象其物宜, 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 而观其会通, 以行其典礼, 系辞焉以断其吉凶, 是故谓之爻……拟之而后言, 议之而后动, 拟议以成其变化。”

自然理性的上述主要修辞手法遍见于先秦文献中。创造了大量通俗易懂、内涵深刻、给人以启发的名言警句。如“治大国如烹小鲜”、“木受绳则直”、“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上善若水”、“上德若谷”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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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里达对动物主权的相关研究, 如《解构与思想的未来》等。其他如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等.

[3] (美) 彼得·S·温茨.现代环境伦理[M].宋玉波, 朱丹琼,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清代魏源《老子本义》引李嘉谟曰:“万物抱阳, 一也;负阴, 二也;阴阳交而冲气为和, 三也。”意思已经非常接近老子本义.

[5]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2005.

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辨析 第4篇

关键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G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4－0126－05

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生产力发展程度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社会结构也逐渐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过渡。与之相适应，西方文化也出现了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嬗变。关于战后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国内外学者虽然众说纷纭，但大多承认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发生了一次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根本变革。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标记就是政治和文化的激进主义。人们在60年代的文化情绪中看到了文化现代主义的一个关键方面的枯竭。美国著名学者詹明信也提出：后现代主义之产生正是建基于近百年以来的现代主义运动之上；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决裂性”正是源自现代主义文化和运动的消退与破产。从美学观点或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表现了我们跟现代主义文明彻底决裂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前后相继，互相批判、互为补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演进的脉络、特点和趋势。

一、后现代主义文化产生的历史条件

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人们既承受着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带来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创伤，还要承受从私人垄断、国家垄断走向超国家垄断阶段，从工业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所造成的经济、政治和自然环境诸方面的压力和挑战。他们在失去原有的精神家园和自然家园之后，纷纷批判现代西方的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提出各式各样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哲学等理论流派。正如法国思想家利奥塔所说：“在当代社会和文化中——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中……巨型叙事已经失去了它的可信性，而不管它采用什么样的统一化模式，也不管它是思辨叙事还是解放叙事。”

后现代主义经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孕育、六七十年代的形成到80年代的蔓延，广泛渗透在文学、哲学、音乐、绘画、雕塑等文化领域，对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与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概念，即使是原创性的后现代理论家对其历史起源、内涵外延及其与现代主义的关系都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有的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奥尼斯在1934年编辑出版的《西班牙暨拉美诗选》，他在该书里用“后现代主义”来表达现代主义内部发生的逆动。还有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的兴起，应有自己地理学的、年代学的和社会学的限定，它起源于北美的文学批评，盛行于美国的20世纪60年代，其后扩大到欧洲。先是法国的德里达、福柯、拉康、巴尔特等批判结构主义，宣扬解构主义，继而后现代主义把批判的触角伸向了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一股以解构现有的一切为主旨的文化思潮。

1976年美国的理论探索刊物《界限Ⅱ》(Boundary 2)发起召开了“后现代性与解释学”的学术研讨会：1978年美国的全国性学术团体——现代语文学会召开了“后现代主义问题”的专题年会：1984年荷兰的乌特勒支大学也举办了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专题研讨会。其间，还发生了利奥塔、德里达、哈贝马斯等世界著名学者之间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战。这些学术研讨会和论战扩大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使其成为最时髦的范畴，被众多的学科所使用，又暴露了后现代主义的内在分歧。利奥塔比其他任何理论家都强调“现代”与“后现代”的对立，认为“现代”意味着某种元叙事及依靠元叙事而取得合法性的科学，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或行动主体的解放等；后现代主义作为后现代知识状态的表现，是人类知识的合法性危机，其基本特征是“对元叙事的不信任”。

从根源上讲，后现代主义所宣扬的多元主义社会境遇与全球化背景下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因为在跨国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空间变化更加剧烈，民族国家在其中不再扮演主要角色。在这种新的社会空间中，所有场所都是饱和的，距离消失了，从而导致人们丧失了方向感和位置感。个人处于非连续的多维现实之中，其范围从私人生活的传统空间到失去中心的全球资本空间。正如詹明信所说， “后现代主义”就是对这种新历史处境的表达。尽管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以及体验在本性上都是不可表达的。

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主要流派

后现代主义文学继承了现代主义文学反传统的激进批判精神。但又认为它对传统的批判不彻底而要将这种批判推向极端。在内容方面，后现代主义文学与商品经济和消费文化相合拍，抹平高雅与通俗的界限，以宽容的态度接受现实的荒诞和虚伪，以对人生的逍遥和游戏代替自我拯救的探索和试验。在形式方面，后现代主义文学表现出意义的不确定、叙述的支离破碎和作品的不连贯性。例如，在法国，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荒诞派戏剧，没有戏剧情节，也没有完整结构，甚至没有人物的生活典型，语言上混乱、含糊、颠倒。甚至胡说八道，以表现世界与人生的荒谬性。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异军突起的黑色幽默文学，作为当代美国社会的悲喜剧，更加强调荒谬的绝对性；当它面对社会生活中的阴暗、丑恶和恐怖的东西时，还保持着清醒冷酷的态度。例如，海勒于196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所展现的就是一群漫画式人物组成的痴呆的世界，享有“绝望的喜剧”之称。品钦发表于1973年的长篇小说《万有引力之虹》，描绘了一个疯狂的、混沌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是怪诞的、不可理喻的。

后现代主义艺术可谓五花八门、千姿百态。既有极为抽象的，又有极为具体的；既有极其玄奥的，也有极其通俗的。在美术方面，既有包括塌希主义、行动画派、欧普艺术等在内的“抽象美术”，也有包括波普艺术、人体艺术等在内的“具象美术”。“塌希主义”由法国画家杜布菲所创立，他用各种被丢弃的污物在画布上涂抹就形成了绘画。而美国的行动画派则以帕洛克为代表，他远离画架、调色板、画笔之类的传统画具，直接把颜料泼洒到画布上作画，声称行为本身就是绘画。所谓“欧普艺术”是20世纪60年

代流行于欧美的一种视幻艺术的绘画。它主要利用线条和色块的抽象图形的排列和变化。给人的视觉提供由错觉产生的奇异景象。波普艺术亦称流行艺术或通俗艺术，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很流行，其绘画和雕塑作品注重表现消费商品、大众传媒制品、人的日常生活等最为流行的东西。人体艺术则标榜“艺术实体创作”，20世纪70年代被推至极端，其表现形式怪诞离奇，有的把身涂颜料在画布上打滚留下的印迹作为艺术作品，有的把自己的头发剃成五星状。坐于展厅中陈列，暴露出后现代美术的混乱与荒诞的倾向。在音乐方面，还流行一种“概念音乐”，提倡音乐无需声音，只要想象就行了。约翰·凯奇的《4分33秒》十分离奇：他把手放在琴键上，不弹一下，过4分33秒以后就离台了。后现代派舞蹈家也冲破反映时代危机、烦恼、性爱和宗教的舞蹈风范，打破剧场舞蹈的固有秩序。到任意地方随意演出。他们以生活便服代替舞蹈服装，不用音乐伴奏，不要灯光效果，未受过训练也能上台表演，甚至临时邀请观众上台演出。后现代主义艺术试图抹平先锋艺术与大众艺术的鸿沟，甚至走向了反艺术、反美学、反人类的极端。

后现代主义哲学反对逻辑中心主义和基础主义，否定一种学科的合法性来源于某种元叙述，主张哲学只是一种活动、应用和对话，强调非建构性的、批判性的哲学立场和多元主义、相对主义的哲学方法。20世纪60年代末在法国兴起的解构主义，否定凭借对客观和理性的信念把握世界的本体和秩序的形而上学传统，试图把人们从对思想的“不可动摇的信仰”与“合理安排的诺言”等教条的蒙蔽中解救出来。德里达要彻底“消解”西方形而上学的整个存在神学的、言语中心主义的和语音中心主义的传统，颠覆以往的等级、结构、深度、中心和本原，把一切都放在同一个平面上，让各要素之间、等级结构的两极之间进入“自由嬉戏”的范围。后现代主义哲学另一个主要阵地是美国，而“后哲学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流派。该派的代表人物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一书中写道：“本书的目的在于摧毁读者对‘心灵’的信任。这种‘心灵’被当作人们应该对之具有某种‘哲学’观点的东西；摧毁读者对‘知识’的信任，这种‘知识’被当作某种应该成为‘理论’并具有‘基础’的东西；摧毁读者对‘哲学’的信任，这种‘哲学’自康德以来一直就是这种样子。”正如有的学者所形容的那样，后现代主义哲学是一种“流浪者的思维”或“无家的思维”。后现代主义哲学实际上就反映了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西方人的那种“无家可归”的“彷徨”心理和“危机”意识。

三、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主要特点

虽然西方学者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众说纷纭，存在不少争议，有的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否定和反动，有的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肯定和继承，但从人类思想演进的客观规律来看，上述说法都反映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某种关系的实际情况。从一定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具有在现代主义走向极端之后产生“物极必反”的含义，它是对现代主义的摒弃和反叛。与现代主义相对照，后现代主义至少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首先，反对“本质主义”，消解深层模式。后现代的文化风景大多是由低俗的、廉价的东西构成的，包括电视连续剧、《读者文摘》、广告、好莱坞的B级片、午夜电影，以及在机场免税书店常见的关于野蛮恐怖、风流浪漫、通俗传记、神秘幻想等的平装本文学作品。詹明信认为，“平庸”、“肤浅”、“缺乏深度”是“所有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按照他的分析，现代主义的“深奥”体现为二分法的“深层模式”，即关于本质与现象的辩证法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理论；关于“里层”和“表层”的精神分析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压抑理论：关于“真诚”和“不真诚”的存在主义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异化理论；关于“能指”和“所指”的符号学模式；关于“内在”和“外在”的解释学模式。后现代主义对所有这些“深层模式”都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主张用“实践、话语和文本游戏”“代替这些深层模式的东西”。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当代的理论，和小说、音乐、绘画一样，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表现。在理论中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平面感，无深度感，那就是所谓的‘文本’，‘作品性’。旧式的哲学相信意义，相信所指，认为存在着‘真理’，而当代的理论不再相信什么真理，只是不断进行抨击批评，抨击的不再是思想，而是表述。”

其次，否定自我，消解人的主体性。对待作为主体的人和自我的态度是区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标志之一。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可以视为现代主义旗帜上的口号，因为没有了上帝，人才能成为主体，才能成为万物的中心；而福柯所宣扬的“主体的死亡”可以视为后现代主义旗帜上的口号，因为没有了主体，也就没有了权威、没有了法则，人也就失去了自我认同。后现代主义消解了现代主义赖以安身立命的主体观念，也否定了现代主义的惟我独尊的自我概念，这就使完整的人和世界不复存在。因为主体和自我消蚀之后，人就成为“碎片”。无法感受自身与他人和外部世界的空间关系，也无法感知自己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联系：人的时空感觉完全错位，世界不再有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只有物与物的关系；人的主体性、能动性消耗殆尽，只剩下纯客观的表现物，人变成了非人或非我。在后现代社会的图景中，人的主体性、个性、自我意识都成了过时的玩意受到否定，剩下的只有商品、大众和人群。大众和人群重视大众传媒，热衷于大众文化，歌星、影星、球星成为了大众眼里的英雄，快餐文学的作家、编导、传媒也成为了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和引导者。只要他们按照感性的原则将文化商品成批地生产出来，大众自然就趋之若鹜、乐此不疲。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写道：“人是像海市蜃楼一样可以消失的东西”，“世界在开始时不需要人，在结束时也不需要人……人终将消失”；人的概念本身也是科学和哲学史上的暂时现象，它受18世纪末形成的特殊结构所制约，所以当这种结构被另一种结构取代时，人的概念就注定要消失。后现代派画家沃霍尔更形象地表达了反主体性的、非人化的倾向，他说：“我想成为机器，我不想成为一个人，我像机器一样作画。”在后现代社会，人们的异化和焦虑的经验减弱了、消失了，后现代主义所表达的个人体验不再是现代主义所表达的异化和焦虑，而是一种心理上的分裂，用吸毒者的语言来说，就是一种幻觉，一种异常的欣快感，一种恐惧，一种自我的分裂。

第三，反对中心，寻求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中心”的存在就意味着“非中心”的存在，意味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力图通过现象揭示本质、通过外表揭示内核，通过“非中心”揭示“中心”。这实际上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要受到批判和解构的。德里达认为，意义不可能像

“在场的形而上学”那样由中心向四周散开，而是像撒种子一样，将“分延”的意义随处播撒。利奥塔攻击所有在“解放的观念”支配下形成的“大叙事”(great narratives)，包括通过爱，亚当的“原罪”得以救赎的基督教叙事；通过知识和平等主义，把人们从无知和奴役中拯救出来的启蒙叙事；通过具体的辩证法，普遍的理念得以实现的思辨叙事；通过劳动社会化，使剥削和异化得以消灭的马克思主义叙事；通过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使贫困得到克服的资本主义叙事。利奥塔解构这些“大叙事”以后，转而倡导非连续的、突变性的、“小叙事”(little nalTatives)的后现代科学和没有标准、没有本质、没有主题的异教主义政治学。后现代主义摧毁了本体、本质，打破了整体性、同一性，那么中心性、确定性也就不复存在了。英国学者瓦蒂莫认为，在后现代的通讯社会和大众媒介社会，“殖民主义的终结，释放了多种种族的声音；大众媒介的出现，强化了文化的相对性；它们已经创造了一科不可逆转的多元主义境况。旧的现实，那个事物由科学技术衡量和操纵的世界，已经消失了…一一种新的解放理想出现了”，“它建立在游移不定的、多元的基础上，而且从终极意义上来说：建立在‘现实原则’本身遭到侵蚀的基础上。”福柯也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人们卷入了不同的语言记录器，全都在把玩自己的地方性游戏，只知道地方(局部)的正当性，破碎的和不和谐的后现代空间、不协调的多元世界同时并存的“异托邦”(heterotopia)就成了人们难以摆脱的境遏。因此，他建议“选择积极多样的东西，差异胜于同一，流动胜于一致，机动胜于系统”。有些后现代主义者还以怀旧的心态看待过去，尤其是前现代的“自我管理，自我再生”的大众文比，甚至将先人的洞穴生活时代浪漫化，认为现在未必优于过去，现代未必胜过前现代。

四、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衰落及其局限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文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在战后从相对缓和到逐步加深、激化的产物，它开启了信息时代和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非中心性”、不确定性、重差异性的文化视野。美国学者詹明信将后现代主义看作是跨国资本主义即“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明确提出：现实主义的形式是某种市场资本主义的形式：现代主义的形式是一种超越了民族市场的界限，扩展了的世界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形式；后现代主义的形式就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老的帝国主义的，跨国资本主义的或者说失去了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形式。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也认为，后现代主义使现代主义对永恒、深度模式的追求所形成的焦虑幻成后现代消解式的语言嬉戏；它“挖出了发达资本主义的某些物质逻辑，放肆地转而用它来反对它的精神基础”。从总体上说，后现代主义具有一种与现代主义作家的精英意识彻底决裂的精神和一种反文化、反智性的气质。

20世纪9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由于自身的缺陷和谬误，逐渐走向分化和衰落，反映了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西方文化由盛转衰的历史趋势。后现代主义不仅阵地日益萎缩、声音日益减弱，而且成为了批判和反思的对象。由于后现代主义无情地颠覆了人类自古以来特别是现代化过程中建立的科学、理性、道德和审美观念，因而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危害性。就连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也承认：“这场被称为现代性的伟大革命，并没有如我们梦想的那样，给我们带来一切价值的嬗变，反而造成了价值的撒播与混乱，使我们陷入了全面的混乱状态。这种混乱首先表现在我们再也没有能力去掌握那些决定着事物的美学原则了”。后现代主义文学反社会、反文化的倾向和颠覆秩序、消解一切的品格，一方面使人们感受到西方文化悠久的反思批判传统的存在和延续，以及后现代主义文学否定性的震撼力和破坏力；另一方面使人们认清后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社会和文化重建中难以发挥正面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和功能。因此，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文学不仅声势大减，其影响也削弱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宣扬“主体的死亡”，取消作为主体的人对世界的本质规律的认识和驾驭，主张“拆解一切”传统，这无疑于一个人抓住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荒谬。英国学者费夫尔说得好：“后现代主义留给我们的问题的要害在于，它似乎使帮助我们创造了伟大艺术以及取得一切进步的理性标准名誉扫地，但是它却没有把被现代主义摧毁的东西还给我们”：“后现代主义似乎简直就是一条死胡同。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有什么积极作用的话，那就是它也包含着引发新灾难的可能性”。

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 第5篇

在音乐方面，一群有才华的作曲家包括贝多芬，海顿，莫扎特，舒伯特和舒曼，在这个时期创作了具有持久价值和影响力的作品。

浪漫主义音乐的特点是强调独创性和个性，情感表达，自由和实验形式。贝多芬和舒伯特为浪漫主义音乐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为他们缩短了古典和浪漫时期的差距。而他们正式的音乐技巧基本上是古典的，他们的音乐展示了强烈的个人感情。此外，他们对纲领性元素的使用为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剧作家提供了重要的模范。

贝多芬(1770-1827),通过他的天赋发展和统一了主题材料,他在自己的奏鸣曲集，室内音乐和交响曲中极大地扩充了奏鸣曲式表达的可能性。他的天才被公认为是尽管他在31岁时听觉逐渐衰弱，但是他却在音乐创作中完成了极大的挑战。他的作品包括九部交响曲，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十六首弦乐四重奏曲，五首钢琴演奏曲，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和歌剧费德里奥以及几首序曲。

你或许可以说十九世纪所有的西方音乐在德国的土壤深深扎根，德国为浪漫主义音乐所取得的成就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但这些成就不仅仅属于一个时代，它会一直存在。

在那个时期加强音乐表现力变得更有可能，是由于改进和完善了乐器可表演节目的同时出现了新的曲式，例如民谣，夜曲，间奏曲，狂想曲，前奏曲和玛祖卡舞曲。浪漫主义精神的发展常是从诗歌文本，传说，民间故事，民俗音乐和舞蹈中吸收营养和灵感。早期阶段的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性作曲家有埃克托·柏辽兹，弗雷德里克·肖邦，门德尔松和弗朗兹·李斯特。随着这些音乐家的参与，管弦乐器的使用发展到极端的表现以及和声语汇和全面的半音音阶。此外，他们尝试结合乐器和人的声音效果。有很多人物与浪漫主义音乐中间阶段的乐曲和实验有关。以下是一些代表性人物：安东尼德沃夏克(捷克斯洛伐克), 爱德华·格里格(挪威),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俄罗斯)，同时还有许多波兰，俄国，法国，斯堪的纳维亚的作曲家。

歌剧被认为是浪漫主义音乐的一个重要部分。德国的浪漫主义歌剧大约是从1821年卡尔·马利亚·冯·韦伯的作品开始的。然而意大利的浪漫主义歌剧，是由葛塔诺·多尼采蒂，温琴佐·贝利尼和焦阿基诺·罗西尼发展的。在世纪末期朱塞佩·威尔第使意大利歌剧达到高速发展阶段。

德国浪漫主义歌剧在十九世纪末期因为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而达到巅峰。理查德·瓦格纳巧妙地将不同的成分例如民族主义情绪，英雄崇拜，奇异的服装，音乐表现力和着重于剧本歌词，连同优秀的管弦乐设定结合到一个歌剧形式中。他最大的贡献是，然而，设计的主题装置即主题音乐把特定的章程连接起来。

在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最后阶段是由来自全欧洲的许 多作曲家所代表，例如古斯塔夫·马勒，理查德·施特劳斯，爱德华·埃尔加爵士，吉亚卡摩·普契尼，圣·桑和西贝柳斯。

（4）英国浪漫主义诗歌

浪漫主义诗歌大部分出现在英国，其代表人物分为两派：消极浪漫主义派和积极浪漫主义派。前者包括华兹华斯和科勒律治等；后者包括拜伦，雪莱和济慈。

消极浪漫主义诗人选择远离城市，栖身自然湖畔。他们的诗歌特点是在内容和文体风格上都有所创新，同时把神秘的，潜意识的，超自然的作为主要考虑因素。这一派中最著名的是华兹华斯(1770-1850)和科勒律治(1772-1834)。华兹华斯的作品中呈现了大自然是一个神秘的存在。他相信感官对自然的崇拜能使人们更深的领悟生活的真谛。他最初支持法国大革命，但是与积极浪漫主义派相比，他后来不那么热烈的支持法国大革命。他的代表作包括《抒情歌谣集》（与科勒律治合著）和《序曲》。科勒律治是消极浪漫主义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不仅创作了《忽必烈汗》，《古舟子咏》和《克里斯塔贝尔》这样美的诗歌，而且他主张诗歌的真正结局是“通过美的媒介”传递快乐，为文艺评论提供了有价值的原则。

《抒情歌谣集》的出版对浪漫主义诗歌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出版标志着浪漫主义诗歌的开始，也确立了华兹华斯和科勒律治在浪漫主义发展中的领导地位。该诗集第二版的前言中华兹华斯描述诗歌是“自发的感情流露”成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运动的宣言书。华兹华斯从和科勒律治的合作关系中获益匪浅。首先，这种合作关系使华兹华斯远离了剑桥岁月创作长诗时的矫揉造作。华兹华斯和科勒律治合作的第二个结果是形成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诗歌创作，指导着华兹华斯以后的人生。华兹华斯希望这样的诗歌可以永久的为人类的“道德关系”做贡献。华兹华斯的诗歌也包括传记体式的，例如《废毁的茅舍》，它记录了一个迟钝可怜的女人，在她的丈夫去参军并且杳无音讯之后这个女人的衰老。“选择生活中常见的事件和情况，用人们使用的平常真实的语言来描述它们。”

华兹华斯在1843年从他的朋友罗伯特·索西那接班英国桂冠诗人直到1850年去世。作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革命的中心人物，华兹华斯的贡献有三点：第一，对于自然的新态度；第二，对于个人情感的深度探究；第三，把诗歌仿如人生体验的中心。

科勒律治在诗歌和批评理论上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因为他的作品《忽必烈汗》和《古舟子咏》，他作为一个诗人的造诣是毋庸置疑的，这两部诗集的感性抒情经常被后来的作家回响。他还有一个荣誉是作为最著名的英语评论家之一，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的文学传记。科勒律治的观点是，文学的基本要素是情感和想法的结合也是他所说的“想象力”。他特别强调诗歌的功能是联系普遍与特殊，主观与客观，一般和个别。在他的心里，评论就是在带入自觉意识之前去识别文学中相似但不同的元素。

纵观他的一生，科勒律治有很多角色，例如诗人，社会评论家，文学评论家，神学家和心理学家。在科勒律治的所有才能中，他认为自己有一个潜在的创造性原则，他认为人与自然的统一是基础原则。对科勒律治来说，想象力是最初的最原始的凝聚力量，因为它代表着直觉的，非理性的理解和认出辨别物质世界代表着双倍的力量，这是和谐的。在他的诗歌和他的评论中，他尝试结合普遍的观点和对于特殊以及感觉的敏锐观察。

浪漫主义运动的第二阶段是从1805年到19世纪30年代，特点是复苏对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趣和对民族始源的重视，通过收集和模仿民间风俗，民间歌谣和诗歌，民间舞蹈和音乐来证实。这包括许多以前忽视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复苏的历史鉴赏曾被转化为想象写作，沃尔特·斯科特是代表人物，他被认为是创造了历史小说。在这一时期，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达到顶峰，产生了约翰·济慈，拜伦勋爵和波比·雪莱等伟大诗人。

浪漫主义兴趣显著的附带结果是哥特式小说的诞生，论述超自然的，灵异的，可怕的现象，像玛丽·雪莱的作品《弗兰肯斯坦》和马图林，萨德侯爵和霍夫曼的作品。在德国浪漫主义的第二阶段由阿尔尼姆和布伦坦诺，冯·维妮高尔和艾兴多尔夫支配。美国浪漫主义诗人和小说家的代表人物是埃德加•艾伦•坡。

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 第6篇

旅游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专业 105班 魏鹏 2010220872 【论文摘要】：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以其对传统的反叛而对西方哲学、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形成强大冲击，甚至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也引起了强烈的文化震荡。多以否定性的形式展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文化矛盾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正在影响着中国社会，我们应本着批判和借鉴想结合的原则关注它、研究它，创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意识相结合的和谐社会。

【论文关键词】：当代西方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 传统文化； 现代文明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它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反动，反传统文化的一元性、整体性、中心性、纵深性、必然性、明晰性、稳定性、超越性，后现代主义思潮标志着多元性、碎片性、边缘性、平面性、随机性、模糊性、差异性和世俗性。它于本世纪50年代，60年代在美国和法国兴起，70、80年代在欧美达到巅峰。后现代主义思潮首先形成于建筑和文化领域，后来扩展到艺术、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虽然自命或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者的人并不很多，但其影响却相当深远。后现代主义自8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之后逐渐成为一种时髦的文化现象。《后现代的生存》中阐述：后现代是“一种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许多迹象表明，这种状态“正在以种种方式进入中国社会”。

由于后现代主义自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进而它产生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后现代主义是不能模仿的，它属于复杂、特殊的传统，早已现代化的、发达的工业、后工业西方社会奠定了后现代想象的基础，而处在从前现代到现代过渡的中国社会对后现代主义的进入，则应本着批判与借鉴的原则，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上，创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意识相融合的和谐社会。

一、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

尽管后现代主义的各种理论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如果从总体上对后现代主义的特征进行解释，可以发现，后现代主义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倾向。

1.批判理性主义，崇尚非理性。哈贝马斯认为非理性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而非理性主义则是以对传统理性的“非难”和批判为表征的，它反对任何人为设定的理论前提和结论，否认人能达到对事物总体本质的认识。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正是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泛滥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人类的灾难，因而批判、否定、解构理性主义，推崇非理性，成为后现代主义所致力的目标。

2.解构现代主体性。而后现代主义则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对主体性采取解构策略。首先，后现代主义抨击人类中心主义，主张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旨在赋予人与自然关系以浓厚的“生态意识”，以消除人对自然的统治欲和占有欲。其次，反对“自我中心主义”，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现代性中，个人主义是一切合理性的基础。个人主义的极度膨胀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因此．后现代主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内在本质关系

3.反对“同一性”、“整体性”，崇尚差异性。在对“现代性”的审慎反思中，后现代主义把矛头直接指向现代性的一套整体性、同一性的叙述，对现代性中许多不言自明的真理持怀疑态度。与反对“同一性”、“整体性”相适应，后现代主义倡导多元化。对他们来说，异质的、矛盾的东西完全可以拼贴在一起，不需要统一与综合，差异不应该消除，而应保留，分析和表述问题应从微观入手，反对所谓的“宏大叙事”，主张多元主义。由此派生的是后现代主义对于确定性的否定，强调不确定性。

总的来看，后现代主义实际上主要表现为思维方式的转换和变化。它并未向人们展示一幅完整的现代状态下的社会图像，而强调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解构。

二、后现代主义的正面影响

后现代主义思潮代表着后现代社会的思维方式，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文化特征。作为一种思潮，它也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比较和反思，对科学与文明的审视，对人生价值的重新评估。

1.倡导多元论，尊重差异性。后现代主义拒斥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一种彻底的相对主义的态度来张扬科学的怀疑精神。在知识领域里后现代主义拒绝对理性、本质和普遍绝对真理的信仰，反对直线进步的价值观，提倡多元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在社会关系领域中拒绝一切普遍主义的社会方案，主张社会关系中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兼容性，拒绝任何囊括世界历史全部内容的理论，强调社会生活中的相对主义、特殊主义和情境主义，要求人们尊重差异，学会宽容。

后现代主义号召人们要像读一首诗、一部神话一样解读哲学原著和哲学书 本，其用意也在于倡导一种多视角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德里达、福柯、德勒兹力倡导差异性、多样性、多元性，其目的就在于对抗形而上学的同性总体化、极权化的僵化的理论模式。

2.倡导创造性。后现代思想家最推崇的活动是创造性活动，最推崇的人生是创造性的人生，最欣赏的人是从事创造活动的人。后现代主义取向的核心是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基于此，后现代主义思潮极力倡导人们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寻求新的有价值的世界观，在社会生活领域内创建生活的价值意义，在社会关系领域内创造多样性、有差异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新型关系。

3.力主平等。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个人主义已成为社会中各种问题的根源”。尤其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现代精神和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主义、二元论、男性中心主义进行文思和批判，指出：现代性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强调个人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二元论，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强调男性主义，实际是强调人与人的不平等，证明人对自然的优越性，男性对女性的优越性。后现代主义思潮更为关注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应该如何更好地适应正在极速变化的信息化和高品化的高科技社会。

在全球化的今天，处在跨国文化的语境中的中国，以和而不同的差异性，强调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提倡创造性和平等，从而使得和谐对话逐渐取代文明冲突，以创建和谐富足的社会。

三、后现代主义的负面影响

“后现代主义思潮表现了一部分西方知识分子对当代资本主义官僚政治秩序的强烈不满，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人的尊严的摧残的严历控拆，对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所带来的实际成就的深重优虑，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基础之可靠性的深刻怀疑。”①自八十年代末以来，国家政治危机相对缓和，社会生活相对稳定，商品化逻辑无限扩张，大众传媒的迅速普及，后现代已经包围着中国人。在娱乐文化方面，后现代氛围日渐浓厚。流行音乐、排行榜、卡拉OK、通俗文学、畅销书、电视小品、连续剧甚至肥皂剧、武打片、言情片等等，消费文化市场已经形成，文化工业初具规模，艺术、理想、品德、情操、权威、价值等崇高的意义已经悄然引退，高雅和通俗的界限正在打破，无论政治还是文化，诸多领域已经渗透着资本的逻辑，甚至理论也成为一种实用主义的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传播、大众文化的流行提供了温床。

首先，后现代主义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使得一向被认为是崇高和高雅的艺术打上了当代商品经济的印记，因而失去了美的崇高和独立的价值。后现代艺术对古典艺术、现代艺术的冲击，导致崇高和理想的衰落。社会理想、人生意义、国家前途、传统道德等等，在后现代主义的浸染下变得相当模糊、淡化，这就难免导致文化生态的平衡和社会大众文化素养的低俗化。

其次，文化传承的弱化，和文化自信的削弱。后现代主义的“复制性”导致“快餐文化”的泛滥，使千锤百炼、呕心沥血的文化力作、精品的出现，变得几乎没有可能。电影、电视、广播等电子传媒的出现，意味着不仅是对物质的复制也是对精神的复制，的确，后现代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复制的文化，它不仅是可以复制在胶片、磁带、激光唱盘上的批量生产的商品，而且它的类型、风格、模式，甚至语音也是复制出来的。人们当然会担心：在一个丧失了首创性和怀疑精神的社会中，我们的生存、发展，靠什么来得到保障？而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几件力作、经典的文化产品推出，那么，它的文化建设无疑是很不成功的。虽然，后现代主义也追求“独创性”，但这类“独创”并非真正的创新，而是以时尚的胡闹来博取轰动的新闻效应。这在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后现代艺术中表现得最为鲜明。

先进文化的先进性体现在它的正确性和真理性。也就是要求我们用真理去战胜谬误，而决不是听任或追随谬误去战胜真理。而后现代主义对真理、进步等价值的否定，将导致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在中国目前面临精神危机和道德失落的情况下，这种消解主义将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

最后一点，国家、民族认同的弱化。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既有促使大众从全球的视野思考人的存在与价值的积极一面，也有影响到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民族价值观生成的消极一面。民族精神表现的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情感、信念与责任，而情感、信念与责任等都建立在对民族认同的基础上。西方文化思潮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生存方式，淡化了他们对国家、社会的情感，使他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弱化。

当代的社会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宽松，人们享有更充分的自主和更多元的选择。他们既希望得到国家和他人的帮助，又不希望受到国家和他人的干扰。在处理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关系时，由于对个性和个人价值的过分推崇，容易淡化对集体、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畅通无阻，渗透于宽松的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如果没有足够牢固的“精神屏障”，它将迅速地同化中国人，尤其是当代大学生。因此，在这多种观念相互激荡、多种思潮相互影响、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的网络时代，大众的思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

四、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关系

中华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她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对于推动形成团结互助、融洽相处的人际关系和平等友爱、温馨和谐的社会环境，对于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推进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对于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尤其是对于不断推进“三个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无不具有重要意义。

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就要正确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我们既不能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要切忌把传统文化极端商业化、粗俗化。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当今现实生活中，应做到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紧密结合，从而推陈出新，不断创新。

因此，在中国国情下，正确理解和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建设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需要，是推动社会主义和谐建设的需要，是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时代需要。

【注释】

①张国清.《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7(4): 10,P65.【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