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研讨评价观点的认知效果

群体研讨评价观点的认知效果（精选8篇）

群体研讨评价观点的认知效果 第1篇

群体研讨中的共识分析和评价技术

实时、准确地对共识状态做出分析和评价是在综成研讨厅中组织好群体研讨的重要前提.为此,提出了一种称之为CAI的群体研讨中的共识分析和评价技术.依据CAI开发的`软件能够根据发言之间的语义关系和研讨人的权重自动识别出共识状态,而用户可以依据CAI识别的结果干预研讨进程以便提高研讨的效率和有效性;同时,CAI软件还能够在用户的指导下学习从而增强其适应性.讨论了CAI的应用环境、分析模型、实现方法,并说明了CAI软件的工作过程和性能测试结果.

作 者：谭俊峰 张朋柱 程少川 孔彬 TAN Jun-feng ZHANG Peng-zhu CHENG Shao-chuan KONG Bin 作者单位：谭俊峰,程少川,孔彬,TAN Jun-feng,CHENG Shao-chuan,KONG Bin(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西安,710049)

张朋柱,ZHANG Peng-zhu(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上海,52)

刊 名：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 ISTIC PKU英文刊名：SYSTEMS ENGINEERING-THEORY METHODOLOGY APPLICATIONS年，卷(期)：14(1)分类号：C934关键词：综合集成研讨厅 研讨 共识 群体支持系统 人工神经网络

群体研讨评价观点的认知效果 第2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306名均为主动或被动要求阴道分娩的足月孕产妇, 平均住院天数7 d, 平均年龄29岁;城市83例, 占27%, 农村223例, 占73%;初产妇262例, 占85%, 经产妇44例, 占15%;干部96例, 占31%, 农民210例, 占69%;汉族98例, 占32%, 少数民族208例, 占68%。

1.2 方法

1.2.1 运用护理程序制定个体化护理干预方案。

首先评估产妇的心理状态, 通过与产妇交谈了解产妇的内心活动。包括对一般情况的了解程度, 内心的紧张、恐惧程度, 对产程的了解程度, 对疼痛的耐受程度, 对做母亲的渴望程度。

1.2.2 心理问题的早期干预。

与产妇及其家属共同制定个性化的心理护理方案, 采取不同的心理护理措施, 定期对产妇进行效果评估, 及时调整护理方案, 增进产妇对其所存在的心理问题的认知。

1.3 护理干预措施

1.3.1 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提高产妇满意度

良好的护患关系是心理护理的必要前提, 助产士要用真诚的微笑、和蔼的语气、端庄稳重的举止取得产妇的初步信任, 在较短的时间里与产妇交流、沟通, 了解其心理变化, 以便更全面地掌握产程变化, 做到“一对一”式人性化服务, 使产妇有亲切感和安全感, 以便于产程中的相互交流。助产人员可以将自己或其他产妇的生产经验与产妇交流, 可增强产妇的信心和勇气。

1.3.2 提供个性化的产前和产时宣教

根据产妇不同的心理承受能力为产妇做好产前宣教, 使产妇从心灵上解除紧张、恐惧情绪, 能够坦然、镇静、愉快地配合助产士完成产程。但对于产程中烦躁不配合的产妇, 在排除产程异常后, 要告知产妇如果不配合助产士, 将有可能给胎儿及自己带来不良后果。产程中处处树立产妇和胎儿安全第一的理念。工作人员的每一个操作都力求动作轻柔, 减少噪音, 消除产妇的紧张、恐惧心理。

1.3.3 提高产妇对宫缩痛的耐受程度

首先产房的布局、温度、湿度、光线、环境要合格。宫缩痛时停止一切操作, 尽力帮助产妇减轻疼痛, 如使用安慰性语言指导产妇转移注意力, 调整呼吸频率、节律, 按压耻骨联合, 抚揉腰骶部等, 告诉产妇宫缩痛是一种生理性疼痛, 不会对其身体和胎儿造成伤害, 而且是可以忍受的, 允许产妇最亲近的人陪伴在身旁, 可大大提高产妇对疼痛的忍耐程度。

1.3.4 发挥家庭的支持作用

产妇在怀孕期间的生活离不开家人的照顾, 依赖家庭是每位产妇的普遍特点, 产程中做好家庭成员的思想工作尤为重要, 通过产妇家属良好的心理支持作用, 使产妇得到安慰和支持, 摆脱顾虑, 消除紧张、恐惧心理, 提高对宫缩痛的耐受。

1.4 判断标准

显效:护理干预后, 产妇对所存在的心理问题有明显的认知, 情绪稳定, 并积极配合护士对产程的观察及处理;有效:护理干预后, 产妇对所存在的心理问题基本认知, 情绪较稳定, 并愿意配合护士对产程的观察及处理;无效:护理干预后, 产妇对所存在的心理问题不认知, 情绪不稳定, 产程中明显不配合助产士的工作。

2 结果

2.1 306例产妇护理干预前心理状况

紧张、恐惧感:很明显73例 (24%) , 明显144例 (47%) , 无89例 (29%) 。对产程的了解:不了解49例 (16%) , 大概了解147例 (48%) , 了解110例 (36%) 。对疼痛的耐受程度:差67例 (22%) , 较差113例 (37%) , 较好126例 (41%) 。对做母亲的渴望程度:强220例 (72%) , 较强67例 (22%) , 一般19例 (6%) 。

2.2 护理干预后的效果

32例产妇对产程有足够的认识, 未采取护理干预。余274例给予产程护理干预后显效196例 (71.53%) , 有效62例 (22.63%) , 无效16例 (5.84%) , 总有效率为94.16%。

3 讨论

3.1 产妇在产程中表现出紧张、恐惧心理, 并常常伴有急躁、焦虑情绪。这是由于产妇身心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 且临产后的宫缩痛更加重产妇的不适, 加之对分娩过程认识不足, 对医院环境和医务人员的陌生感, 这些都会造成心理上的紧张、恐惧。

3.2 对于生产过程, 不同民族、文化程度、职业、地区的产妇表现出来的认知程度参差不齐, 提供个性化的护理干预不但能较好地起到帮助产妇的作用, 还能提高护理效率, 降低助产士的工作量, 提高整体护理水平。

3.3 护理干预是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深入融入到产程中, 切实满足产妇的需求, 让孕产妇及其家属感受到人文关怀, 这次对274例产妇通过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护理干预, 使产妇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明显改善了不良情绪, 消除了心理障碍, 有效率达94.16%。

群体研讨评价观点的认知效果 第3篇

【关键词】健康教育模式；哮喘；知晓率；依从性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5）05-0187-01

哮喘具有发病急、病情重、复发率较高等特点，国内目前发病率约5.0%[1]，是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之一，主要表现为发作性咳嗽、喘息、胸闷以及咳大量白色泡沫痰等，常引起广泛气道狭窄和痉挛，疾病的长期发作可以进展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对老年人群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严重的影响[2]。研究表明采取积极治疗，并配合合理的护理措施，对改善临床预后尤为重要。本文由此出发对我院收治哮喘患者开展健康护理，并取得满意效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选择 2013年6月-2014年11月期间我院收治的70例哮喘患者，其中男36例，女34例；年龄31～79岁，平均（54.2±4.3）岁；发病时间1～20h，平均（7.2±1.3）h；临床表现为不同程度呼吸困难、憋喘、咳嗽、咯痰，并伴有肺部哮鸣音、大汗淋漓、发绀等体征。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制定《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的诊断标准[3]。排除心源性哮喘、COPD及心肺、肝肾慢性疾病。随机平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5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临床护理，即依据常规告知患者的药物使用方法、复诊时间、心理护理、常规注意事项等等；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健康护理指导，具体操作如下：（1）疾病认知教育。在患者在入院后，根据患者不同言语理解能力，向患者及家属讲解哮喘的诱发病因、发病机制、危害及治療等相关知识，为患者讲解各项检查的目的，在治疗期间的各项护理措施，消除患者和患者家属的焦虑心理，提高其自我管理能力和约束能力，帮助患者尽快适应医院环境。（2）康复教育。指导患者腹式呼吸、缩唇呼吸、呼吸操及深呼吸训练，通过以上呼吸训练，以增加呼吸量，促进肺泡内残气排出。（3）生活指导。指导患者戒烟酒、改掉不良恶习；推荐其进行适量锻炼，如散步、太极拳及慢跑等有氧运动；饮食宜高维生素、高优质蛋白、低脂肪、清淡易消化，多食用新鲜水果蔬菜，每日饮水量在2500～3000ml；冷水洗脸、洗鼻，以提高寒冷耐受水平。

1.3观察指标

院内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对两组患者支气管哮喘的概念、诱因等疾病认知率情况进行考察，总分在80分以上作为知晓判别标准，统计知晓率；设计患者依从性调查量表，对两组患者停药时间选择、合理作息安排等情况依从性进行考察，共计20项，10项以上即为依从，统计两组患者依从率；考察两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采用%表示，采用χ2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差异采用t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认知及依从性比较

观察组患者对疾病支气管哮喘的概念、诱因、疾病表现、家庭处理方法、就医时间等疾病认知达标例数31例（88.6%）高于对照组26例（74.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停药时间选择、合理作息安排、锻炼事项等选项上依从人数30例（85.7%）高于对照组24例（68.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两组患者住院时长比较

观察组平均住院时间为（9.7±1.6）d，对照组平均住院时间为（12.2±1.9）d，两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

3讨论

哮喘具有发病急、病情重、复发率较高等特点，国内目前发病率约5.0%[4]，是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之一，主要表现为发作性咳嗽、喘息、胸闷以及咳大量白色泡沫痰等，常引起广泛气道狭窄和痉挛，疾病的长期发作可以进展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对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严重的影响。本文研究中，对哮喘患者有计划地开展健康宣教，通过疾病知识及风险因素宣教，可使患者进一步认识控制疾病的必要性，并建立自我保护意识，以此改善自身居住环境，纠正不良日常生活习惯，从而可减少和避免各种诱发因素[5]；与此同时，对患者进行心理指导，降低患者不良心理，提高其治疗信心，改善治疗依从性，保障治疗顺利开展，并辅以呼吸和咳痰指导，以改善通气，促进排痰，保障治疗效果，利于病情的康复。

本文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疾病认知率、依从性均高于对照组，整体认知和遵医行为的提高，使得观察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结果提示，对哮喘患者进行健康护理，有助于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识，从而可使患者主动规避相关风险因素，提高患者依从性，进而缩短住院时间，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吴艳巧，杨智芳.普米克令舒联合孟鲁司特治疗老年支气管哮喘的临床疗效观察[J].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2012，20（9）：1471-1472.

[2]杨晓云.老年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30例舒适护理[J].齐鲁护理杂志，2012，18（16）：18-19.

[3]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J].中华内科杂志，2010，42（11）：817-822.

[4]吴艳巧，杨智芳.普米克令舒联合孟鲁司特治疗老年支气管哮喘的临床疗效观察[J].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2012，20（9）：1471-1472.

群体研讨评价观点的认知效果 第4篇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整群抽取西北师范大学大一年级的20个大学体育教学班的200名学生进行“运动认知特质焦虑量表 (CCTAI-J) ”[1]测试, 从中选出40名重度运动伤害焦虑的学生, 再通过随机分配组成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组22人, 男生10人, 女生12人;控制组18人, 男生8人, 女生10人。

1.2 方法

初测使用“运动认知特质焦虑量表”, 该量表有社会评价焦虑、比赛准备焦虑、竞技水平发挥焦虑、失败焦虑、对方实力焦虑、受伤焦虑6个因子, 采用4级评分 (1很合适, 2大致合适, 3不太合适, 4很不合适) , 在国内相关研究中被广泛使用, 信、效度良好。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5。根据测试数据, 对被试进行为期12周的自我认知干预。干预材料使用研究者自行编制的《大学生自我认知训练方案》。该方案分为3个主题:主题一, 在体育教学过程中, 根据“自我”的概念进行各项体育活动, 如在体育教学中“定位自我”、“认识自我”、“肯定自我”、“教育自我”。主题二, 在课外体育活动中, 根据学生个性组织的各项活动, 如“我喜欢的体育项目”、“我对运动伤害的认识”、“我的体育活动时间安排”、“我的体育活动质量自测”。主题三, 举办由研究者主讲的运动伤害焦虑心理应对讲座。每周组织被试进行主题一和主题二的2次训练, 每隔3周举行主题三的讲座1次。待干预结束后, 使用CCTAI-J与“焦虑自评量表 (SAS) ”[2]进行后测。SAS作为本研究的辅助量表, 主要用于测试被试在焦虑情绪方面的变化, SAS由20个条目组成, 采用4级评分 (1没有或很少有时间, 2有小部分时间, 3有相当多时间, 4有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 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3]。

1.3 数据处理

数据全部在SPSS 13.0软件上进行统计处理。

2 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 在CCTAI-J各项与SAS的得分上, 与前测数据相比, 后测结果均有所降低, SAS的均数从39.79下降到36.55, 标准差从8.59下降到7.12。实验组与控制组同期相比, 除了受伤焦虑外, 其他所有各项目标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1) 。

3 讨论

本研究表明, 自我认知干预对大学生运动伤害焦虑心理的消除具有积极效果, 除受伤焦虑外, 其余各项后测时得分均显著改善。可能与本研究自我认知干预的内容有关。本研究的干预致力于帮助被试了解运动伤害的发生与预防完全可以通过自我认知训练来有效把握。有研究表明, 自我认知干预能够有效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4], 本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结论。提示通过自我认知干预心理技能训练方式, 能够有效预防与消除大学生运动伤害焦虑心理的发生, 从而增强大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提高大学生体育活动的质量。

参考文献

[1]叶平, 霍红, 孙小敏, 等.运动认知特质焦虑量表在中国的标准化研究.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0, 26 (1) :33-36.

[2]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等.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出版社, 1999:235-236.

[3]蔡华俭, 杨治良.大学生性别自我概念的结构.心理学报, 2002, 34 (2) :168-174.

“学制衔接”网络研讨观点摘编 第5篇

感觉目前现代职教体系建设更多的是依赖学校与学校的衔接，还缺乏制度上的衔接，包括从课程体系到职业能力培养方向的制度构建。像我们这边，“3+3”的培养方案就是由中专和高职相互讨论商定后试行的。高职其实还好，一些本科类院校估计还放不下身段来研究技能培养的问题。其实大家都知道，中高职衔接是课程体系和技能培养目标的衔接，问题就是分了段，由不同的学校实施所带来的困扰。学制衔接要做好课程体系的衔接、专业培养目标的衔接，这是大家的共识，关键是具体的学校怎么落实的问题，落实好了这个体系自然就成功了。我觉得在具体落实上一是课程体系一定要双方讨论后严格实施；第三年和第四年的教师可以双方交叉，便于协调管理；实训基地建设要配套，也可以共建共享。现在学校对企业根本没有约束力和很强的吸引力，所以只有在特色技能的培养或针对性的实践能力培养上做点工作。

目前的“3+3”和“3+4”更吸引家长的还是学历，而不是它在实用性技术培养上的优势。很多人听说“3+4”吸引了中考高分段的学生，感觉这是职业教育的一大成就，其实只是很多现实的家长为了省去3年高中的辛苦罢了。

真要建立有我省特色的现代职教体系，关键是要看7年后本科毕业，我们“3+4”的学生和普通高考的本科生比，明显的优势究竟在什么地方。

宜兴中专蒋东敏：

“3+4”是要确立一个更为科学合理的职业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学制衔接后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个出发点很重要，好多家长是冲着能上本科来的。关于联合企业的问题，我们学校在设计“3+4”人才培养方案时推行了“校—企—校”三方探讨模式，效果还不错。

淮安高职校陈京：

目前学制衔接方面存在的问题：中职与高职教育未真正耦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运行不畅；中高职课程缺乏有效对接；“3+4”本科层次内涵不明；中高职管理、考核评价仍须进一步贯通。

我上学期担任“3+4”课程的教学，以此为例，建议有相应政策配套衔接措施，如3年后升本科门槛、招生考试方式和内容，引导中职教学，保证愿意升入高职或应用本科类学生的教育教学质量，防止走入以升本科为指挥棒的应试教育歧途。“3+4”孩子的确比其他中职学生好带，思维活跃，学习习惯较好，积极与老师互动。还有学生自发购买高中数学、英语辅导资料训练，大部分孩子上进心较强。但也有少数混日子的，认为学校既然招来了，三年后肯定能混上本科，验证了我们之前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灌南中专周如俊：

当前对中高职衔接价值有一种片面性认识，将衔接仅定位于中高职院校自身的生存发展上，把中高职衔接更多地视为破解招生难的“通道”建设。这可能是对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片面性误读。

中高职衔接作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重要内容之一，各省都在积极探索与实践。江苏省已形成有特色的中高职衔接现代职教体系。但是总的感觉是缺失国家层面的宏观管理与统筹，以下四个方面要给予顶层设计：一是中高职专业设置如何衔接；二是培养目标和规格如何衔接；三是课程和教学内容如何衔接（课程体系衔接、课程内容衔接、职业资格证书衔接）；四是教学模式如何衔接。

当前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背景对劳动者初级技术、中级技术、高级技术和尖端技术的要求并存并螺旋式上升。中高职衔接正是顺应了这种社会需求，在培养模式上应突出操作性、实践性的职业教育特色。例如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衔接、“双证书”毕业要求衔接、与行业企业的密切联系方面衔接、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衔接、实训基地的建设衔接等等，都有共性特点，可能缺少哪个环节都会使衔接出现故障。

中高职衔接中有两个问题：一是校企合作培养人才问题。当前不少行业尚未建立起自己的职业标准，课程内容的对接没有对象，校企双方的利益兼容性不强，校企合作步履维艰，所谓生产过程与教学过程的对接常常是纸上谈兵或蜻蜓点水。二是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对接问题。国家职业资格论证体系还不完善、制度还不健全，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难以对接。因此，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和政策是中高职教育顺利衔接的前提条件。当务之急，有两个问题要厘清：一是衔接不能过多地局限在学制衔接等外延衔接上，要注重内涵性（如课程等）衔接；二是衔接不能仅定位在学历教育领域和中高职院校教育体系内部进行，非学历教育与培训也要纳入衔接轨道。

海华：

中高职衔接实质是就是课程的衔接。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这是不容置疑的，同时须兼顾老百姓的需求，提升学历是对的，但不能本末倒置，为学历而学历。我们要发现衔接的本质在哪里，衔接的目的是为了岗位的需求，用岗位需求来倒推课程的设置，所以课程体系衔接是衔接的实质，必须在不同的专业分类进行，设定不同的学制。学制只是一种简单的外延式衔接，关键的关键在于就业的准入。

学术界对于中高职衔接的导向是课程体系建设（实践导向课程和模块化课程），必须分专业衔接，不能一刀切。有些专业技能人才无须衔接，中高职分段培养，分工明确，严把出口和入口关，建立一体化评价体系。有观点认为中高职衔接实质是岗位的衔接，通过证书与课程体系形成衔接，学力与学历等同，借鉴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证书体系，实践就业导向课程，兼顾老百姓的学历需求进行终身教育；也有观点认为就是模块化的课程设置，分段培养，中职练技能，本科学文化、塑素养，严格进口和出口；以及中高职学历与非学历分段进行，采用学分制、证书制，互换螺旋上升，满足老百姓的学历需求期望。

连云港职陈恒水：

我认为学制衔接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政府和学校在自娱自乐，企业参与太少，或无实质参与，各打各算盘。二是以升学作为吸引力，部分解决了中职校生存问题，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教育教学质量问题。三是以多通道“立交桥”作为升学动力，可能会加剧中等职业教育脱离本质。四是中高职衔接什么，在哪衔接，如何衔接，谁来衔接，实际就是中职、高职定位问题。

笨笨：

研究中高职衔接，还需要弄清高职校和高职院的问题。表面上两者很清晰，一是招收初中毕业生的五年一贯制学校，二是招收高中、中专毕业生的高等学院，但是实际上，五年一贯制高职的前三年一般是作为中职对待的，后两年是作为高职对待的，这里存在一个衔接的问题。而高中毕业生或中专毕业生考上高职院，也存在中高职衔接的问题。以上两种衔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么我们谈论的“高职”是指哪个高职？“衔接”是指哪种衔接？我作为一名基层职教工作者，想解答这个问题似乎力不从心。在不能解答这个问题的情况下来讨论中高职衔接的问题有一种地基不牢的感觉。但是我还是愿意就衔接问题发表一下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中高职衔接不单是要建立“3+3”或其他的“n+n”这样的用数字表达的学制模式，更重要的是在完善职教体系的背景下进行多方位衔接，如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的衔接（高职“高”在哪？中职“中”在哪？），专业的衔接（例如中高职开设的专业不一致），课程模式和内容的衔接。

这里略谈一下课程模式和内容的衔接。课程问题是学校的基本问题，然而恰恰是这样的基本问题在职业学校中一直处于不清晰状态。很多人提倡进行课程模式的改革，由学科化改造为工作过程系统化。现实情况是，有的中职和高职校停留在学科化模式，有的中职和高职改造为工作系统化模式，有的中职和高职处于艰难改革的过程当中，还有的中职和高职没有分清两种模式的本质，宣称自己是工作过程系统化，但是实际上只是有一些项目课程。这样的“混乱局面”，造成中高职课程衔接非常困难。

研究中高职衔接，还需要研究衔接的方式问题。目前衔接的方式有五年一贯制的方式、注册入学的方式、对口单招升学的方式等。我认为应该推广先工后学的方式，就是中职毕业后先工作一段时间，然后依据工作表现和工作需求进入高职进修。

群体研讨评价观点的认知效果 第6篇

关键词：健康教育,哮喘,儿童,干预性研究

2000年全国儿科哮喘防治协作组对全国31个省43个城市的调查显示, 我国0 ~ 15岁儿童哮喘平均累计患病率为1. 97%, 与10 a前比较有明显增加, 3 ~10岁为高发年龄[1,2]。

研究表明, 患儿及家属缺乏哮喘知识与未接受适当的教育管理是导致哮喘高发病率与高病死率的重要原因[3]。“健康之路” ( Open Airway for Schools, OAS) 儿童哮喘健康教育项目是一项在美国普及的以学校哮喘自我管理教育为基础的项目, 已在世界多个国家进行推广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4,5]。通过实施此项目可将哮喘防治知识传递给患儿及其家长, 使他们掌握哮喘的基本知识, 学会自我监测病情, 避免诱因, 掌握相关药物的基本用途和正确使用方法, 从而使疾病得到长期有效的控制。为探索适合深入社区和基层的哮喘管理教育模式, 2010年7月至2011年8月, 在天津市4个区县开展了此项工作,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 1对象将天津市按照地理位置分为市区、滨海、农村三类地区, 共抽取20所小学。其中城市地区 ( 河西区、和平区) 10所、滨海地区 ( 大港区) 5所、农村地区 ( 津南区) 5所。20所学校的所有一 ~ 六年级学生均纳入项目中, 共计15 452名, 筛查出哮喘和可疑哮喘儿童700名, 患病率为4. 53%。筛查出的儿童及其家长在干预前后完成问卷调查, 干预前收集合格的学生问卷665份 ( 失访率为5. 0%) , 家长问卷666份 ( 失访率为4. 9%) , 干预后收集合格的学生和家长问卷均为664份 ( 失访率为5. 1%) 。

1. 2方法

1. 2. 1干预形式及内容

1. 2. 1. 1政策干预加强与教委等相关部门领导沟通, 争取政策支持, 通过协调最终在全市校医培训课程中加入儿童哮喘防治内容。

1. 2. 1. 2健康教育课程对哮喘和可疑哮喘儿童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 共计6个课时。内容包括哮喘的基本知识、识别和控制哮喘、解决用药出现的问题和确定症状严重程度、寻找哮喘诱因、保持体力充沛、争取在校良好表现; 同时对家长进行宣传, 向其发放家长防治知识手册, 使其掌握儿童哮喘防护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1. 2. 1. 3哮喘知识及防治技能讲座邀请儿科哮喘专家, 针对哮喘儿童及其家长进行哮喘防治具体技能的讲解, 并在讲座之后进行咨询, 解决儿童及家长在哮喘症状防治方面遇到的问题。

1. 2. 1. 4其他措施采取其他灵活多样的措施, 对儿童哮喘健康教育知识进行宣教, 加大媒体宣传力度, 包括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 此外, 通过学校宣传栏、黑板报、校园广播进行宣传; 定期举办主题活动, 如知识竞赛、主题班会、演讲、征文等活动。

1. 2. 2评价方法在授课前和授课结束后, 使用OAS项目美国问卷分别对筛查出的哮喘和可疑哮喘的学生及其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哮喘相关知识及对待哮喘的态度等。

1. 3统计学分析采用EpiData 3. 1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应用SPSS 16. 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采用χ2检验比较干预前后学生及家长哮喘防治知识知晓率、技能掌握率等。

2 结果

2. 1哮喘和可疑哮喘儿童筛查情况筛查出哮喘和可疑哮喘儿童700名, 曾经被医生诊断过哮喘的儿童为463名, 占筛查出儿童的66. 14%。

筛查出的哮喘和可疑哮喘儿童与非哮喘儿童常见的筛查症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P值均 <0. 05) 。见表1。

2. 2学生对哮喘早期症状知晓率的变化干预前后, 除咳嗽外, 学生对其他哮喘早期症状的知晓率均有提升,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尤其是对“胸部发紧或憋气”及“发热”的知晓率由干预前的45. 7%, 8. 3% 提升至干预后的58. 1%, 16. 1%。见表2。

注: ( ) 内数字为知晓率/% 。

2. 3学生哮喘防治技能掌握情况的变化干预后学生对“当胸闷、发憋、气喘时应怎样做”以及“急需去看哮喘医生的情况”两大方面中的各项技能掌握情况均有提高, 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对如何避免或减少哮喘发作方面, 虽然各项技能的掌握情况呈增高趋势, 但“按医生指导使用药物”、“锻炼前用药”和“不舒服时休息并告诉师长”干预前后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3。

注: ( ) 内数字为掌握率/% 。

2. 4学生参与活动改变情况干预后, 哮喘和可疑哮喘儿童跳绳、骑自行车、踢足球、打篮球、打乒乓球参与的比例均较干预前有所升高, 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而参加跑步、游泳、踢毽子的比例虽有所提高, 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4。

2. 5家长对哮喘防治知识知晓率的变化干预后, 家长对哮喘防治知识的知晓率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如表5所示, 干预前家长对大多数哮喘的诱因知晓率低于50%, 干预后均有明显提升, 除病毒感染、季节、运动、气候变化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对哮喘的常见症状和急需去医院看病的哮喘症状的掌握情况也明显上升, 除反复咳嗽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注: ( ) 内数字为报告率/%。

注: ( ) 内数字为知晓率/% 。

2. 6家长对待哮喘病态度的变化干预后, 82. 6% 的家长认为“在孩子患哮喘时应将病情告诉教师”, 较干预前的78. 0%有所提高; 而不愿意将病情告诉教师的家长比例从3. 5%下降至1. 9%。

3 讨论

国际哮喘教育和预防组织指出, 哮喘控制成功的关键在于良好的自我护理, 这对阻止哮喘的发展和恶化有重要作用[6]。而加强健康教育则对于哮喘的自我护理有至关重要的作用[7,8,9]。

本研究发现, 天津市哮喘和可疑哮喘儿童及其家长在干预前对哮喘的诱发因素、常见症状、早期识别信号等相关知识的掌握虽高于同类型地区[10,11], 但仍处于较低水平; 家长对哮喘病症的处理态度消极, 不愿意将孩子病情告诉教师。经过健康教育干预后, 学生及家长对大部分知识的掌握程度有很大提高, 家长也更加愿意将孩子的病情告诉教师, 希望教师协助控制管理儿童哮喘症状。

但是在参与活动方面, 干预后改善情况并不明显, 一些常见的活动, 如跳绳、跑步、游泳、踢毽子等, 干预前后参与的情况无显著变化。大部分家长和儿童认为运动会诱发哮喘症状的发作, 而采取不参加体育锻炼的方式减少哮喘的发作。

针对以上情况, 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哮喘患儿和家长的全面教育, 纠正错误的观点。首先, 要让哮喘患儿及家长建立信心, 哮喘虽然难于根治, 但是却可以有效预防和控制; 第二, 要指导哮喘患儿明确诱因, 培养良好心理素质, 适量运动可减少哮喘发作; 第三, 使家长认识到吸入激素仍是哮喘控制药物的首选, 也是目前最有效的长期预防药物, 可以有效减少哮喘急性发作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 并能降低以后哮喘的发作。

总之, 哮喘是一种不易根治但可控制的疾病, 通过对哮喘及可疑哮喘儿童和家长开展哮喘知识和技能的教育, 使其提高自我控制、自我管理的能力, 对实现长期、有效的预防和控制哮喘发作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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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研讨评价观点的认知效果 第7篇

王颖（1992-），女，山东蓬莱人，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2010级实验班学生，研究方向：服务营销与服务管理。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到“2012年星巴克大学生环保践行者”专项基金支持。

【摘要】促进绿色消费和减少直至杜绝浪费现象是我国餐饮业目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本研究以国内在校大学生群体的餐饮消费习惯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现场观察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对部分国际知名快餐品牌在我国开展绿色消费活动的状况及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调研和系统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绿色消费；大学生； 国际知名餐饮品牌

一、餐饮业绿色消费现状调查

绿色消费是指在消费过程中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以维护消费者健康和大众利益为宗旨，符合人类健康和环境保护要求的各种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的总称。在环境保护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绿色消费”这一概念也更为频繁的呈现在公众视野中。

国际上公认的倡导绿色消费包含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倡导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二是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废弃物的处置；三是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崇尚自然、追求健康，在追求生活舒适的同时，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实现可持续消费[1]。本研究主要关注第三层次的含义，即如何鼓励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节约资源；以及倡导企业转变经营理念，可持续发展。

提到节约资源，与消费者日常生活关系最为紧密的当属餐饮企业。据2005年面向北京市2211个就餐样本的调查显示[2]，被调查人群在外就餐的平均食物丢弃浪费量为11.09%。其中在以星级酒店为代表的高档餐厅中，食物剩余量的百分比为14.21%，食物丢弃的百分比为9.45%；中档餐厅的食物剩余百分比为16.43%，丢弃百分比为10.56%；而以快餐店为代表的低档餐馆中食物剩余量为14.71%，丢弃量为11.5%。由此可见，餐饮企业的浪费情况不容乐观。

关注餐饮消费，就不能不关注以“洋快餐”为先遣军和典型代表的国际餐饮品牌涌入中国市场后所带来的影响与变化。它们不仅带来了标准化、品牌化、和注重形象宣传等先进的经营理念，还引进了重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联动关系、强调以人为本、以及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等新价值观。不仅如此，西餐文化对我国大众餐饮习惯的改变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西餐的“分餐制”帮助我国消费者更精细的考量自己的食量，而饭后“打包”的习惯则帮助国人恢复珍惜粮食的良好传统。

此外，我国餐饮业也必须面对消费对象消费观念的改变。处于80后和90后两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已经成为中国新兴餐饮消费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也是最能接受“洋品牌”餐饮服务的消费群体。这种新兴消费力量追求独立、新颖、标新立异的消费观，拒绝被动接受现有产品，而要求主动选择与自己价值观、生活习惯相契合的产品与服务，希望树立独特的个人消费主张。比较起来，这一群体也更加关注身边的环境保护。作为未来的社会主导力量，他们需求特点不仅会引领整个市场未来的走向，也会对我国社会的转型升级发挥重要作用。

由此，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思路，选取“洋快餐”品牌作为国际知名餐饮品牌的代表，并进一步选择麦当劳（代表牛肉汉堡类快餐）、肯德基（代表鸡肉类快餐）、必胜客（代表比萨类快餐）和星巴克（代表咖啡简餐）作为西方快餐文化的代表，以上述品牌在济南市开设的下属门店作为研究样本，以济南市在校大学生在上述品牌门店的浪费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揭示现实生活中餐饮浪费现象的根源和成因，从而为该问题的系统解决提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的基本假设有：

假设一：消费者对绿色消费的理解程度与绿色消费行为呈正相关，与其不合理消费程度呈负相关。即理解越深入，行为越符合绿色消费要求。

假设二：消费者对绿色消费概念的理解有待加强。

二、文献综述

根据对已有文献的检索，2001年，中国消费者协会所确定当年的主题为绿色消费，是我国官方机构倡导绿色消费活动的肇始。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在理论领域探讨绿色消费的意义及相关措施。

2002 年，司林胜等人对全国消费者绿色消费观念和行为的研究结果是：消费者对绿色消费概念的理解不够全面，其绿色消费、绿色产品知识不足以指导消费；我国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观念普遍比较淡薄，收入水平影响绿色消费观念的形成[3]。在环境保护意识不够强烈，绿色消费概念刚刚受到政策上的重视的当时，这一结论是意料之中的。

2005年，韩艳宾等人对武汉地区消费者绿色消费现状的研究表明：绿色消费在我国仍处于发展阶段，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较以往有所加深，但还不够全面；绿色消费群体也比较局限[4]。

2008 年，李君等人将研究对象锁定在成都大学生群体，其分析结果是：成都大学生对绿色消费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但对绿色消费具体内容的认知度不够、对消费过程中的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度不够；成都大学生消费习惯的健康度和环保度不高[5]。

2009 年，钱明慧等人对北京地区绿色消费现状的调查结果是：消费者对绿色商品的认识不够，对绿色商品满意度偏低，消费者环保意识不断提高[6]。

2010年，赵志耘等人对北京地区大学生绿色消费的调查研究引入了“绿色消费模式”这一概念，得出的结论包括：首先，绿色消费模式尚未成为大学生主流消费模式；其次，大学生绿色消费观念超前于社会；最后，大学生绿色消费行动滞后于观念[7]。与之前研究不同的是，这份报告将绿色消费提升到消费模式的高度，体现出绿色消费不是单独的行为，而是由专业理念指导的一系列行为的组合，是一个系统。

此外，2009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绿色消费态度和绿色消费行为意向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要提高绿色消费的行为意向， 也可从绿色消费的态度入手[8]。更早在2003年，我国台湾学者廖家新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具有绿色认知之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行为”高于“不具有绿色认知”之消费者。”[9]由此可知，绿色消费态度会增强绿色消费意向，绿色消费意向则可以直接带来绿色消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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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国内在绿色消费领域的研究成果，笔者发现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当下国内针对于绿色消费方面的研究主要以生产企业为主，且多数侧重于对绿色产品的研究，对服务行业的研究相对不足，从而与百姓日常生活有一定的脱节；二是目前尚没有针对国际企业绿色消费现状的专门讨论，也鲜有文章提及国际餐饮品牌在绿色消费中所发挥的作用；三是业界对餐饮企业、消费者和其他社会组织在推进绿色消费中的角色定位和相互关系的认知缺乏系统性，存在着单一化和片面化的倾向。为此，本研究选择从分析国际知名餐饮品牌在华推进绿色消费活动的现状入手，从中分析餐饮企业、消费者以及社会组织在绿色消费中应该承担的职能和作用方式。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综合采用了现场观察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等研究方法。整个调研过程分为三步：首先在多家门店进行暗访式预调研，定性观察店内消费者浪费程度，并随机以聊天的形式与值班店员进行互动；而后制定专业访谈提纲，对上述企业一线从业人员进行面对面访谈；最后，以山东大学在校学生作为调查主体，组织了系统的问卷调查活动。

在进行问卷调查过程中，我们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方法，首先从山东大学随机抽取出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医学院、软件学院和电气工程学院五个学院，然后按照分层抽样原则按比例分配样本数额，此后利用问卷星网络平台收集答卷，最后运用SPSS13.0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了科学分析。

四、研究结果

（一）暗访发现

调查组在对多家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星巴克门店进行现场暗访的过程中发现，几乎每家门店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浪费现象。其中，肯德基、麦当劳门店的浪费现象比较轻，而必胜客门店的浪费现象较严重，星巴克门店的浪费情况则与所处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经过针对个别店员的试探性提问，调研组发现，他们普遍对浪费现象持一种自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觉得浪费可惜，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为了提高门店的经营效益，一定的浪费则是必要的，这种观点非常值得关注。与此同时，我们又随机向店员、顾客询问他们对于“浪费”和“绿色消费”的理解，发现答案存在着较大的个人差异。

因此，我们提出两个新的假设：

假设三：有多种因素影响人们在就餐时的浪费情况。

假设四：国际知名餐饮品牌对绿色消费理念的推广存在欠缺。

（二）访谈发现

在组织预调研活动之后，调研组又采用访谈形式，意图深入了解了国际餐饮品牌门店一线员工对绿色消费的认识。我们选择对济南市的1家麦当劳门店、5家肯德基门店、1家必胜客门店和1家星巴克门店的部分员工和在店消费者进行访谈，问题既涉及作为从业人员对店内浪费现象的客观评价与主观感受，也涉及作为消费者对浪费情况的经历与看法。以下是主要的访谈发现：

对于店内浪费现象是否严重的问题，各店员工的答案相对比较平均，大部分员工认为浪费现象存在但不是非常严重。普遍认为不同的食品、不同的套餐、不同的促销时期、不同的客户群，以及门店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都在共同影响消费者的浪费。但品牌定位或人均平均消费对浪费量并没有绝对突出的影响。

对于门店是否已经采取措施减少浪费的问题，大部分受访者的回答是没有或者不清楚，有一位员工提到了餐厅中倡导节约的提示牌，还有一位提到套餐本身就是一种减少浪费的措施。但是，在对其他几位员工的访谈记录中我们了解到，套餐、饮料和小食（snacks）是最容易导致浪费的三种类型。由此调研组认识到利用套餐方式促销并不能起到抑制浪费的作用。而仅仅使用餐厅提示标语减少浪费的做法，无论是在中式餐厅还是西式餐厅，都未被证明有明显效果。

我们提出店员对绿色消费认知的问题，是希望能从一个侧面考察国际餐饮品牌对绿色消费理念的宣传推广情况。调查统计显示，肯德基和麦当劳员工对绿色消费的理解普遍更专业和全面，而必胜客和星巴克门店的员工则表现出一种相对陌生感。但是由于本次访谈的样本量不足，这一现象并不作为本次研究的结论，我们会在以后的研究中作进一步探讨。此外，从受访者的反馈中我们看到，大多数餐饮从业人员都听过“绿色消费”这个概念，并能够建立自己的认识。

对于企业可以从那些方面推动绿色消费的问题，受访者提出了诸如直接宣传、调整价格、奖励不浪费的顾客、按需推销等建议。值得注意的是，受访店员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进过长时间思考，多数都立即给出了答案。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店员对浪费现象早有关注。

访谈还涉及了普通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有浪费现象以及出现浪费的原因等问题。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二：首先，消费者浪费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对固有消费方式习以为常”、追求新奇而导致不合理消费、随意点餐后发现菜品不合口味、以及受大环境影响等多种因素。有的受访者还特意提到，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品的不断提高，消费者普遍对食物浪费不在意。其次，那些能主动减少浪费的消费者的原因一种是“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另一种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很注意这一点”。

（三）问卷调查发现

在集中进行访谈调研之后，调研组又进行了问卷调研。我们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向以山东大学本科生、研究生为主的、覆盖各个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发放了共计143份问卷，最终回收问卷143份，且全部问卷都是合格问卷。问卷共计18题、四个板块，分别调查：回答者基本信息，对绿色消费概念的了解程度和绿色消费态度，自己浪费的频率、原因及对别人浪费的态度，对国际知名餐饮企业推广绿色理念、履行社会责任的看法等。问卷设计运用了量表测量法，包括连续等级量表（6个维度，分数从1-6）、李克特量表（五个维度，分数从1-5）等，还有对原因重要性推断的排序题以及作为补充作用的开放式问题。

我们采用SPSS13.0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了科学分析，结果如下：

1.大学生对绿色消费定义有一定认识，平均得分为3.8；他们普遍认为浪费行为不好、需要改正，并且愿意根据绿色消费的第三条定义改变自身的餐饮观念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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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学生平日餐饮消费中浪费的频率得分为3.09，表明尚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3.在针对导致日常消费出现不合理现象原因的排序中，按照“选项平均综合得分=（Σ 频数×权值（权值由选项被排列的位置决定））/本题填写人次”的计算方法，可选项得分如下：“合适分量（例如分大小杯、大小份）”，得分为5.76；“出于自身习惯”，得分为3.53；“品牌的定位（例如高消费、低消费）”，得分为2.8；“价位因素”，得分为2.62；“服务员的热情推荐或推销”，得分为2.24；“整体文化影响”，得分为2.23；“出于面子考虑”，得分为1.89；以及“其他因素”，得分为1.11。

4.大学生对国际餐饮公司在绿色消费方面的理念和宣传的认识程度得分为2.48，属于不太了解。大部分的受调查者（占63.31%）认为此类宣传能够体现出国际知名品牌的社会责任感，61.87%受调查者赞同国际餐饮企业可以在企业和消费者中树立榜样，推动绿色消费。同时，93.53%的受调查者希望国际餐饮企业重视绿色消费，开展更多活动，并且80.42%表示愿意以实际消费行为支持。

5.剔除极端数据来看，随着消费者对绿色消费概念的理解越深入，其实际消费行为符合绿色消费要求的可能性就越高。如表1所示，了解程度达到5分的受调查者得分为4.88，远高于了解程度仅为2的受调查者（3.89）。

五、讨论与分析

概括上述研究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

1. “绿色消费”意识已经在消费者心中广泛扎根，但是对具体概念的理解仍有待强化。

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消费者大多听说过绿色消费这一理念，并且对其有独立的见解，体现出公众已经树立较强的环保意识，这其中公共媒体的普及宣传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大学生消费者对大学生对绿色消费的认识比较抽象，不科学、不具体，仍需进行系统的培养；此外，消费者对“浪费”和“节约”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这个现象对我们的调查研究也有一定阻碍，更阻碍绿色消费概念的准确传播。

2. 大学生群体认为，造成浪费的最主要原因是饭店没有提供或自己没有选择合适的食品分量，其次是自身的不良习惯。相比于其他年长的消费者，大学生浪费现象的成因比较单纯而且更容易纠正。

3. 综合数据分析结果和理论研究可以发现，消费者对“绿色消费”理念的理解程度越深，其消费行为就越符合绿色消费的要求。

4. 截至目前，国际知名餐饮品牌在华企业对绿色消费的认知和宣传力度远远不够，而大部分消费者期待这些企业能够在环境保护和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引领作用。

在调研和访谈过程中，也有一些调查对象认为：倡导绿色消费，鼓励减少浪费，更应该从高星级酒店和高消费人群入手。我们之所以坚持将关注点和切入点放在“洋快餐”品牌上，主要是看中它们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与年轻消费者的生活密切相关。加之国际餐饮品牌一直保持相对良好的企业形象，也一直在引领国内餐饮行业变化，这本身会对餐饮市场形成一种导向作用。遗憾的是，调查结果没有印证我们的预期。故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 推广“绿色消费”应该发挥全社会的力量，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时尚。宣传绿色消费理念，不一定过多依赖学校和公共媒体，企业和社会力量也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随着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绿色消费”理念，鼓励国民在日常消费活动中奉行节俭、减少浪费，树立良好的餐饮习惯，要比单纯依靠学校和媒体“说教”效果更好。

2. 国际餐饮品牌企业在推动绿色消费活动中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这些在华开展业务的国际品牌餐饮企业能奉行内外一致的管理标准，及时有效地把他们在国外推广绿色消费的经验和做法转化到中国市场上，加快中国餐饮市场绿色消费的发展水平；同时应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把减少消费者浪费行为纳入对门店和员工考评标准，并加强对内部员工的专业培训，以便更好地履行承担的社会责任。

六、结论

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节约资源、保护生态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就餐饮行业而言，作为快餐企业领导者和风向标的国际餐饮品牌在华业务无疑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既要能为广大消费者进行提供高标准和规范化的绿色服务；也要积极担承社会责任，确保把他们在国际市场上倡导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文化标准如一地在中国市场落地，做合格的中国公民企业。这应该成为他们下一步努力的方向。此外，我国众多的在校大学生是一个容易接受新事物、能在“绿色消费”活动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群体，重视对这一群体“绿色消费”理念的宣贯和引导，无疑将对我国的生态社会建设发挥更加积极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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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研讨评价观点的认知效果 第8篇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09年2月—2010年6月在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儿童少年精神科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入组标准:①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IV)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②年龄≤16岁。③未经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或系统治疗<4周,病程<12个月。④患者与监护人知情同意。⑤排除严重心、肝、肾等器质性疾病;排除癫痫、多发性硬化等神经系统疾病,无头外伤史;排除精神发育迟滞及全面发育障碍。共入组76例,其中男39例,女37例;年龄10～16岁,平均(13.47±1.65)岁;病程1～12个月,平均(4.80±2.96)个月;城市40例,农村36例。将入组病例随机分为干预组39例,非干预组37例,2组上述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抽取与患者年龄、性别相匹配的60名健康少年儿童作为对照组。

1.2 方法

1.2.1 干预方法

2组患者均予以常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及护理,在此基础上研究组联合认知行为训练,观察6周。

1.2.2 认知行为护理干预

①找出不良行为和错误认知。通过问卷调查、行为观察、晤谈等方式了解患者对疾病的认识,找出错误的认知和不良行为。②由责任护士定期进行专题讲座,讲解精神疾病常识、认知理论,使患者明确认识对情绪和行为的影响,强调合理的认知在疾病转归中的重要性。③纠正错误认知,重塑健康行为。用放大、夸张、对比的方法通过自编情景剧、角色扮演等形式将患者常见的错误认知和不良行为表现出来,组织患者进行小组讨论,以引导患者发现其认知的不合理性以及不良行为的危害,进而引导患者重建合理认知,重塑健康行为。④通过行为训练强化正性行为。对患者进行生活技能训练、社交技能训练,教授患者结构式问题解决法[5],提高患者解决问题的能力。每周进行评定,及时给予奖励。⑤提供情感支持。患者住院期间允许给家人写信,打电话,让家属来探视,让患者体会到家人的关心和鼓励,从而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1.2.3 效果评定

于认知护理干预前后采用中国韦氏儿童记忆量表(WMS)评定2组患者的记忆状况,并与健康对照组进行对比分析。WMS包括3个分测验:①长时记忆:个人经历、时间和空间的定向(经历和定向)、数字顺序关系[从1顺数至100(1～100)、从100倒数到1(100～1)、在1上累加3或4至49止(累加)];②短时记忆包括:视觉再认(再认)、图片回忆(记图)、视觉再生(再生)、联想学习(联想)、触摸测验(触摸)和理解记忆(理解);③瞬时记忆:顺背和倒背数字(背数)。

1.2.4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SSPS 11.5统计软件处理,研究组与对照组之间、干预组与非干预组之间WMS比较用t检验。

2 结果

2.1 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护理干预前WMS评分与对照组比较结果

表1显示,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WMS的100～1、记图、再认、再生、触摸、理解、背数和记忆智商因子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经历和定向及累加因子分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P>0.05)。

注:aP<0.05;bP<0.01。

2.2 干预组与非干预组认知护理干预后WMS评分结果比较

表 2显示,认知护理干预后干预组患者WMS累加、理解、全量表分及记忆智商因子分均显著高于非干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注:aP<0.01,

3 讨论

Toulopoulou[5](2003)用韦氏智力量表及韦氏记忆量表作为研究工具,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和他们的亲属均有显著的瞬时及延迟性逻辑记忆、理解记忆、视觉再认和抽象配对测验异常,以理解记忆损害最为严重,这些异常与智力无关。本研究显示,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WMS评分100～1、记图、再认、再生、触摸、理解、背数和记忆智商因子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0.01)。表明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记忆损害问题,认知功能明显下降。此结论与上述文献相一致。另有研究表明[6],认知功能训练能改善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及记忆损害。本研究显示,认知护理干预后干预组患者WMS累加、理解、全量表分及记忆智商因子分均显著高于非干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提示认知功能训练增加了患者的驱动力或抵消了患者的慢性退缩行为,同时增加了患者的注意力和对行为训练的记忆力,并且增加了训练兴趣,通过一定的激励手段,满足了患者的需要,从而增强了患者的自信心,增进了与人交往,改善了以往孤僻、懒散、被动的局面。

综上所述,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记忆损害问题,认知功能护理干预能显著改善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记忆损害状况,对促进患者的康复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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