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医保 的冲动

遏制医保 的冲动（精选3篇）

遏制医保 的冲动 第1篇

创新审计关系遏制造假冲动

上市公司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财务报表保险，一旦投资者发现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作假，就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为降低经营风险，势必要聘请注册公司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注册会计师不再与上市公司经营者存在经济利益关系，公正执业将不再受到经济利益的影响

作为一种监管手段，让注册会计师审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本来的目的是通过外部审计给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真实性扎上一道篱笆。但造假事件表明，注册会计师不仅未能起到审计的作用，还为上市公司造假助纣为虐。那么，能否寻找到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呢？

建立保险制度理顺审计关系

既然事后的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就需要建立一个事前的制度安排，理顺审计关系，促使注册会计师忠实履行独立的审计责任，并扼制上市公司造假冲动。

问题的核心在于注册会计师必须独立于上市公司经营者、董事会之外展开审计业务，内部人控制问题和召集机制的缺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不具备独立聘请注册会计师的能力，那么，需要独立于上市公司的组织担当聘请人。政府能出任这个角色，但是，一方面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背后往往就是地方政府，上市公司造假与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政府也是经济人，同样存在“失灵”的问题，所以，政府并不适宜担任这个角色。现代金融监管理论认为，应当发展市场化监管手段。最合适的办法是到市场上寻找上市公司审计人的聘请者。

我们可以来构建这样一套制度：上市公司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财务报表保险，一旦投资者发现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作假，向保险公司索赔（同时向上市公司及其高管人员索赔）。保险公司为降低经营风险，势必要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进行严格的审计，因为保险公司需要聘请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审计，上市公司就没有自己聘请注册会计师的必要了。保险公司聘请注册公司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注册会计师不再与上市公司经营者存在经济利益关系，注册会计师因而具有超然的独立性，因为要对保险公司负责，执业时更加认真、严格。表面上看，这种安排不过是一个险种，实际上通过保险公司的中介，所有者聘请注册会计师对经营者进行审计的关系被理顺了。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中，投保人为上市公司，被保险人是上市公司的全体股东，保险人是商业保险公司，保险范围是财务报表，保险责任是上市公司董事会在财务报表上的过失行为。如此，上市公司与注册会计师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被变更为上市公司、保险公司、注册会计师三者的委托代理关系，但仍是民事代理关系，这种代理委托行为并无法律上的障碍。

从保险的角度看，这套制度是一种责任保险，类似的有董事责任险和注册会计师责任险。三者之间只具互补性，没有替代性。董事责任险是一种对公司董事和高级职员在行使职责时所产生的错误、疏忽行为进行赔偿的合同，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相同之处。一是公司董事和高级职员在行使职责时所产生的错误、疏忽行为引发赔偿时，由保险公司代为赔偿；二是即便赔偿主体确系董事个人，但如果保险公司发现董事有故意造假或者私下交易的证据，保险公司免除赔偿责任。不同之处在于，董事责任险能够化解的风险有限，对证券市场大部分诉讼赔偿案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会计师的保险责任较之董事责任险更小，而这两个险种最大的问题是未解决上市公司审计关系错位，所以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险具有不可替代性。

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的核心问题是保险利益。《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否则，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的标的，表面上是财务报表，实际上保护的是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所以，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险合同的设立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的责任范畴是财务报表，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取决于对保险责任的认定。与董事责任险、会计师责任险一样，《保险法》并无不允许承保上市公司及其高管人员过失行为的规定，但法律不允许通过保险来保护上市公司董事、经营者的故意造假行为。所以，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的保险责任应当是，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失造成的财务报表失真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而非绝对意义上的财务报表真实性。尽管保险责任只局限于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失行为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但由于保险公司降低经营风险的本能将抗争上市公司造假行为，并为减少上市公司的过失行为展开相应的风险管理，如为上市公司高管提供培训等相应的服务，因此，这套制度仍然具备扼制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作假的效力。

保险公司能否聘请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审计？《保险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根据合同的约定，保险人可以对保险标的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及时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提出消除不安全因素和隐患的书面建议；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其对保险标的安全应尽的责任的，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为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经被保险人同意，可以采取安全预防措施。根据以上规定，保险公司不仅有权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审计，还可以根据审计结果，要求上市公司调整财务报表，使财务报表达到真实、完整、全面的披露要求，及要求上市公司作出其它必要的整改措施。

《保险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等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属于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险种，需要经过保监会的审批。

建立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会增加上市公司股东的负担，但这种付出与得到相比，还是经济的。在2001年上市公司年报审计中，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平均收费是452.15万元，中国石化和华能国际支付给毕马威的审计费更分别达到了6000万港元和1266万元人民币，而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的平均收费是45万元。如果让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担任上市公司的审计工作，上市公司购买财务报表保险和审计费用支出不需450万元。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规模效应，也会降低上市公司股东的成本。

免除责任必须前置

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运作中，最大的难点是如何区分上市公司过失责任和故意违法犯罪行为。

目前，上市公司调控利润的财务会计处理方式林林总总，归纳起来一般有虚构收入、提前确认收入或延迟确认收入、转移及推迟确认费用、多提或少提资产减值准备以调控利润、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调控利润、对存货计价进行调节、对或有负债预计的忽略与隐瞒等7种手段。这些造假手段，有些是明显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如虚构收入，有些则属于会计政策调整和会计估计范畴，较难界定是否违法，给保险责任的认定带来困难，从而产生保险责任认定纠纷。尽管上市公司故意违法违规修饰财务报表不在保险公司保险范围之内，但保险公司为找好为自己辩解的证据，以及为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仍有必要在履行保险义务过程中，找出上市公司种种修饰财务报表的行为，力求使财务报表真实、准确、完整。如上市公司一意孤行，保险公司不仅可以中止保险合同，还有义务向监管部门举报和向社会公众公布。也就是，保险公司要将免除责任前置，而非事后的抗辩。同时，保险公司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完全是市场行为，并非法定行为，其审计报告不具备绝对的权威性。如果上市公司认为保险公司的审计产生争议，可能自己再聘请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那样，两份审计报告就有差异。保险公司为确立自己出具的审计报告的权威性，也有必要将免除责任前置。如此运作，将极大地扼制上市公司造假冲动，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质量。

为做到这一点，保险公司必须与聘请的注册会计师约定，一旦发现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异常，不仅要调查原因，促使上市公司纠正，还要向保险公司提交书面报告。如果问题较大，或上市公司拒绝纠正，由保险公司和注册会计师共同向监管部门报告，并向社会公众披露。

相应配套措施要跟上

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理顺了审计关系，给注册会计师执业创造了独立和勤勉尽责的环境；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又给上市公司套上了一道“紧箍咒”；相应信息披露进一步扼制了上市公司的造假冲动，这一道又一道防线，将上市公司财务失真控制到最小程度，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市公司造假之后的资产不足以赔偿投资者损失的问题。但这套制度并非万金油，其它会计政策和针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措施也要跟上。同时，这套制度的实施也相应的配套措施。

建立相应的信息披露规则。保险合同可以约定，保险公司必须就审计意见发表中介人的看法，当发现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异常时，保险公司和注册会计师须公开披露相应信息。为强化保险公司和注册会计师的披露义务，仍需制定专门的信息披露规则，除上述内容外，还要规定，保险公司需披露保险合同履行情况等信息。

建立保险公司、注册会计师与监管部门间的沟通机制。保险公司、注册会计师不具备与上市公司的绝对抗衡力，当上市公司拒不改正错误时，保险公司能采取的最大措施不过是解除保险合同和拿起法律武器。同时，当保险公司、注册会计师与上市公司发生意见分岐时，也需要相应的行政意见协调。所以，应当建立保险公司、注册会计师与监管部门间的沟通机制，在适当时候，监管部门应当介入，使市场监管与行政监管的作用最大化。

保险公司向上市公司派出外部董事、保险纠纷的审理程序等也需要政策明确。

实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后，难免会出现上市公司内部人员等的骗保行为。《保险法》虽对骗保行为的处罚有了规定，但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骗保行为的社会危害远大于一般骗保行为，需要更为详尽的防范措施。

建立保险公司的展业规范，防范保险公司间的恶性竞争。如规定被一家保险公司因会计分歧争议而解除保险合约的上市公司，其他的保险公司在一定期限内不得承保其财务报表责任险。

笔者以为，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对扼制上市公司造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套制度也是可行的，关键之处在于保险公司的风险控制。可以先进行试点，条件成熟时再推广。推行这套制度的难度并不高。只需作适当宣传，形成购买财务报表保险的报表可信的氛围，上市公司就会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购买这个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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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动的历史求和理论 第2篇

心理学里的历史求和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对种群历史的求和, 二是对个体历史的求和。种群的历史体现了自然选择的力量, 体现了心理功能对环境的适应性。这说明凡是先天的本能一定有着进化上的意义, 即便不能获得直观的个体适应优势, 也一定在繁殖的意义上实现了成功。需要重点强调的是, 对种群历史的求和不同于进化论, 在功能和结构上历史求和理论不强调功能的演进, 而侧重结构的历史的叠加。形象地说, 人类的注意系统的结构也许停留在500万年前的水平, 情绪系统则可能更原始些, 而语言中枢要相对新一点, 这些不同发展水平的系统组成了今天的人类。对于每一个系统内部的构件仍可以进行这样的分析。这么做的好处在于避免了进化论的自我证明的尴尬处境, 也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进化论和“用进废退”原则。而进化论无法回避的阶段性质变的问题, 历史求和虽然不能给出解答, 但却有着更好的兼容性。人类的胚胎发育是这方面的最佳例证, 如同生物由低等到高等进化一般, 胚胎发育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 这正是不同发展的系统一步步组合叠加起来的直观体现。种群的历史还包括了心理发展, 主要体现在信号体系、社会体系和文化体系中。这种“软遗传”对人类智能的发展同样功不可没。通过代际传递, 种群信息被不断加工和保存。对心理的历史求和也被很好地研究过, 只是研究者更多地称之为“文明”。

心理学更关注的是个体历史的求和。对个体历史的求和指的是个体的任一现时事件受到之前所有历史的影响, 包括个体历史和种群历史。不同历史事件对当前事件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当前现实环境和当前历史环境 (这个名词稍后解释) 的相似程度。不同历史事件对当前时间的影响方式取决于不同事件的性质, 并因此产生不同的效果。一般来说, 生理事件产生广泛的、非指向性的影响, 心理事件产生具体的、指向性的影响。特别地, 发育期的事件因为与生理发育密切相关, 对后来的影响相对较大, 而影响的程度与发育期生理变化的程度正相关。

在这一框架下, 冲动行为就更容易界定和理解。历史之和对当前事件较强的影响都可以被理解为冲动。这时有两种冲动的情况:显性冲动和隐性冲动, 即发生冲动行为的冲动和仅有心理过程的冲动。显性冲动又分两种情况:反射型冲动和决策型冲动。前者近乎于条件反射活动, 个体在当时不会感受到矛盾冲突, 但是事后评价时对于当时缺乏评价决策过程而产生冲动的感觉。在后者情形下, 个体经历了评价决策过程 (通常伴随着巨大的矛盾冲突感) , 而最终屈服于历史的影响, 也就是说个体清楚行为发生的原因, 但是无法实现控制。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情况与病态人格没有绝对的鸿沟, 因此历史求和理论是有临床应用前景的。影响表现的因素很多, 个性 (其实也是历史求和的产物) 、环境要求、生理状态等都起着重要作用, 而最为重要的就是情绪变化。也许是种群历史 (进化) 的结果, 冲动通常都伴随着情绪的唤醒, 而这一点既可以用来分析当前历史事件又可以被当做鉴别冲动的一项指标。

在上面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历史求和理论的预测作用。冲动需要有强的历史影响, 而强的历史影响需要相似性做保障。所以一个冲动的发生一定能找到非常相似的历史事件, 而且个体接受了该历史事件;如果没有, 则一定可以继续上溯到更早的相似历史事件中, 直到个体当时接受了该事件。实际上, 如此操作的结果是很多事件的原因都需要上溯到懵懂时期, 而作为婴幼儿的个体基本上是无条件接受的。在发生生理性变化的情况下, 该事件也能产生强大的影响, 进而引发冲动。对这种情况的研究也不是捕风捉影, 在冲动发生时, 该生理变化一定参与了行为或心理过程, 而且多数时候个体是可以意识到这一点的。

如何遏制“房产松绑”冲动 第3篇

之前佛山、芜湖等地频频出现房产政策松动尝试，而珠海的此次“新政冲动”在半年经济数据刚刚公布后，更让人们浮想联翩。随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各地重启房地产市场的冲动明显增加，那么地方政府的松绑冲动从何而来，如何才能保证房地产调控政策被长期执行？

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跌破8%，掉落到了7.6%。这是经济增速三年来首次跌破了8%。如果以“十二五”期间年度GDP增长目标言，7.6%的增速符合政策目标，问题在于，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总体减缓，必须要倒逼政府部门考核指标优化，实现政府职能定位的全面革新，否则增速下滑的压力必然会转变为房地产重启的动力。

珠海放松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冲动源自经济增速压力。从统计数据来看，去年上半年房地产业税收对珠海市税收增收贡献度超过六成，而“双限”以来，珠海楼市成交量大幅度下滑，房价也在同步下调。2012年一季度，珠海全市没有土地出让收益，导致全年42.19亿元的土地出让收入无法落实。此外，珠海连续五个多月没有商住用地成交。受此影响，珠海一季度GDP增速列广东倒数第二，税收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经济增速、财税收入增速，仍然是近年来地方政府考核最重要的指标。一些地方干部反映，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首先关心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速和财收增长了没有，增长多少，增长幅度有多大等。而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主要是：经济、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和农村工作。一般来说，经济指标要占到考核比例的30%以上。至于其他诸如环境保护、幸福评价、可持续发展等要素，更像是“装饰品”。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尝试去突破房地产调控政策底线，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结构性减税”政策在某些地方异化为“结构性增税”。比如 6月初甘肃省某县地税局号召全局干部职工大干20天， “人人想收入、人人抓收入”。之后短短20天，该局征了上半年32%的税。湖南某地税务部门到企业查账，让企业把未来的所得税“预缴”上来，而实际上一些企业近几年都没有盈利。根据法律，它们并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从房地产的松绑冲动，到各地强化征税的行为，都可谓是一脉相承的经济现象。

按照财政周期理论而言，政府部门根本没必要追求每个财政年度收支平衡，而是应该以整个经济周期财政平衡作为目标。经济低迷之时，应该容许财税收入增速下降，甚至是负增长，放水养鱼。

经济低迷的时候，就应该及时调整政绩考核指标，才能避免地方政府“土地冲动”的一再出现。首先要对各地政府财税指标减压，因为所有的财税压力都会变成企业压力和公众压力，或者是房地产政策松动的冲动，这不符合维护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此外，中央和省级财政应该强化转移支付的倾斜，及时调整预算，对一些困难的地方政府提供财力救济，让一些地方公益性项目得到资金保障。而地方财政也要真正过“紧日子”，压缩不必要的开支，尤其要压缩“三公”等经费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