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教子有方

梁启超教子有方（精选6篇）

梁启超教子有方 第1篇

（梁启超画像，来自网络）

梁启超教子有方

梁启超共有九个孩子，个个出类拔萃，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为院士。梁启超教子有方，概括起来，有三个突出特色：

一是给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梁家子女都受到了很好的学校教育，梁思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梁思成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梁思永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往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校和西点军校；梁思庄先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梁思达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梁思懿，先入燕京大学学医，后又往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梁思宁，先入南开大学学习，后因日本侵华，参军抗日；梁思礼先入美国普度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为弥补孩子们国学根底不够的不足，梁启超在家中开设国学训练班，还经常给子女购买图书和各种学习用品。1912年流亡日本多年刚刚回国的梁启超，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建筑艺术。

二是给子女传输科学的人生理念。作为思想理论家的梁启超，总是从哲理的高度，把人生的一些基本理念，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告诉孩子们，希望他们少走弯路。将这些论述概括起来，精华的东西是：做人应该尽兴、理智、随缘。

所谓尽兴，就是将兴趣和能力发挥到极致。梁启超视兴趣为幸福的源泉，成功的基石。他时常教诲子女对生活、对事业要有广泛而浓厚的兴趣，还特别强调支持兴趣持久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希望，希望是成功的阶梯，他一再告诫子女们要对生活充满希望，万万不可悲观。他在家信中说：“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以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梁启超总是告诉子女们要时刻明白自己的性格和能力，不要好高骛远，只要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了，就应该心满意足。他说：“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

所谓理智，就是用理性约束感性。他告诉子女任何时候都要头脑清醒，用自己的智慧去理性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他说：“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梁启超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处理感情问题上，一定要以理智超越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不可随心所欲。即使是交友，梁启超也希望子女们要理智，他告诫二女儿思庄说：“庄庄多走些地方，多认识一些朋友，性格格外活泼些，甚好甚好，但择交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

所谓随缘，就是对得失顺其自然。梁启超的基本思路是：遇到失败或挫折首先要平静地接受，任其自然；其次要看作是磨练自己的机会，妥善寻求解决的办法，在克服困难中更上一层楼。因此，梁启超给子女们开出的信条是：“大抵凡个人利害的事，只是„随缘‟最好。”

三是给予子女耐心的关怀。梁启超在给儿女讲做人的大道理的同时，更注重生活细节的具体关怀，可谓大处引导，小处关心。儿女们上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看什么课外书，如何保养身体，如何培养业余爱好，如何修身养性，如何劳逸结合等，他都会一一指导，详细叮嘱。

举一例，梁思成和林徽因赴欧洲旅行结婚的具体路线，尤其是归国路线，梁启超都细心安排，他在致梁思成的信中说：“你们由欧归国行程，我也盘算到了。头一件我反对由西伯利亚回来……你们最主要的目的是游南欧，从南欧折回俄京搭火车也太不经济，想省钱也许要多花钱。我替你们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新造之市，建筑上最有意思者为南美诸国，可惜力量不能供此游，次则北欧特可观），必须一住。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参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便回到法国，在马赛上船（到西班牙也好，刘子楷在那里当公使，招待极方便；中世及近世初期的欧洲文化实以西班牙为中心），中间最好能腾出点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附带着替我看土耳其革命后政治。”如此周密的安排，可见梁启超的儿女情深。这是一位合格的父亲，更是一位优秀的父亲

梁启超教子有方 第2篇

2、民主制度，天下之公理。

3、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于约。

4、历览各国产业发达这顺序，皆以农为本。

5、今之机器之用大进，人力可以胜天。

6、心口如一，犹不失为光明磊落丈夫之行也。

7、心安理得，海阔天空。

8、自信与骄傲有异;自信者常沉着，而骄傲者常浮扬。

9、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10、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读的，一类是浏览的。

11、相思树底说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

12、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13、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

14、凡作事，将成功之时，其困难最甚。行百里者半九十，有志当世之务者，不可不戒，不可不勉。

15、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之最高学校。

16、成功大易，而获实丰于斯所期，浅人喜焉，而深识者方以为吊。

17、科学的根本精神，全在养成观察力。

18、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

19、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步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

梁启超怎样当父亲 第3篇

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慧仙, 清朝礼部尚书李端桑的妹妹, 比梁启超大4岁, 生有3个子女长大成人:思顺、思成、思庄。他的第二位夫人王桂荃, 系李蕙仙带来的奴婢, 1903年嫁为妾, 生有6个子女长大成人: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他的9个子女, 人人不凡, 个个成才。

梁启超对儿女充满着深沉而强烈的父爱。他9个子女先后有7个曾到国外读书或工作, 尤其在晚年, 他有5个子女求学海外, 他非常想念他们, 时常给他们写信, 称他们是“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那两个不甚宝贝的好乖乖”“对岸一大群孩子们”“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们”。从这些称呼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是多么喜欢、疼爱自己的孩子们。

梁启超对海外儿女们的思念是出了名的, 在这段时间。两代人以书信倾诉着被此的苦和乐、悲和欢, 他们互相惦念着、鼓励着。父亲对子女没有任何说教和指责, 只有循循善诱, 每封信中都充满了真挚的爱, 这爱变成一种力量, 注入了孩子们的生命, 对他们未来成才不无助益。

1922年一次酒后, 梁启超怀念远在海外的大女儿, 拿了一张纸写满“我想我的思顺”“思顺回来看我”等活。为了培养孩子, 他又很能控制自己的感情, 鼓励他们向上。在1925年的一封信中说:“宝贝思顺, 小宝贝庄庄:你们走后我很寂寞。……思顺离开我多次了, 所以倒不觉怎样, 庄庄这几个月来天天挨着我, 一旦远行, 我心里着实有点难过。但为你成就学业起见, 不能不忍耐几年。”又写信给思庄, “你想家极了, 这本难怪, 但日子过得极快, 你看你三哥转跟已经回来了, 再过3年你便成为一个学者回来, 帮着爹爹工作, 多快活呀!”

梁启超时常把自己写的条幅装裱成小型手卷寄给孩子们。他在给恩庄的信中这样写道:“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很, 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姐姐呢, 她老成了不会抢你的, 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 他们会气不忿呢, 万一用起杜工部那‘剪取吴凇半江水’的手段来却糟了, 小乖乖, 你赶紧收好吧。”1927年梁启超得肾病经常尿血, 病中更加思念思顺。他在信中写道:“我平常想你还自可, 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 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 我向她撒一撒娇, 苦痛使减少许多。”书信, 传递了两代人之间的情谊。除了倾诉亲情以外, 他们还谈论国家大事、讨论人生哲学。所以说, 梁启超对待孩子们既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而又十分理智。作为一位近代教育大家, 梁启超在子女教育上确实下了极大的功夫, 对育子之道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梁启超不仅是孩子们的慈父, 还是孩子们的朋友。他注意引导孩子们对知识的兴趣, 又十分尊重他们的个性和志愿。在日常生活中、他非常细微地掌握每人的特点, 注意因材施教, 对每个子女的前途都有周到的考虑和安排, 并且反复征求孩子们的意见, 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最典型的例子是对思庄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态度。思庄在加拿大考大学是一件大事, 究竟上哪家大学?当时他希望思庄在加拿大读大学, 在1926年2月9目的信中写道:“庄, 暑假后进皇后大学最好。全家都变成美国民, 实在有点讨厌, 所以庄庄能在美国以外的大学一两年, 是最好不过的。”他还在1926年6月5日的信中鼓励道:“思庄考得怎样, 能进大学固甚好, 即不能也不必着急, 日子多着哩。我写的一副小楷, 装上镜架给她做奖品, 美极了, 但很难带去, 大概只好留着等到他回来再拿了。”恩庄未辜负父亲的希望, 考上了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思庄入大学二年该选专业了, 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 很有发展前途。于是在1927年8月29日写信给她, 希望她学这门专业:“你今年还是普科大学生, 明年便要选定专门了, 你现在打算选择没有?我想你们弟兄姐妹, 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 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料, 因为这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 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 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于女子极为合宜, 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时可以采集试验, 容易有新发明。截到今日止, 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 (男子也很少, 你来做个‘先登者’不好吗?还有一样, 因为这门学问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密切关系, 你学成回来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 我将来许多著作, 还要请你做顾问哩!好吗?你自己若觉得性情还近, 那么就选取它, 还选一两样和它有密切联络的学科以为辅。你们学校若有这门的教授, 便留校, 否则在美国选取一个最好的学校转去, 姐姐哥哥们当然会替你调查妥善, 你自己想想定主意吧。”

出于对父亲意见的尊重, 思庄选择了生物学。但由于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讲得不好.难以引起思庄对生物学的兴趣, 她将这种苦恼告诉了思成。梁启超得知后, 赶紧于1927年8月5日写信说:“庄庄: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 既已如此, 为什么不早对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 往往事半功倍, 你离开我很久, 你的思想感情近来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意, 你应核自己体察作主, 用姐姐哥哥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话, ……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的治学真路, 所以赶紧寄这封信。”后来, 思庄听从了父亲的话而改学图书馆学, 考入了美国哥伦比亚文学图书馆学院, 最终成为一名图书馆专家。

梁启超还教给子女们学习和做学问的方法, 要求他们不仅要注意专精, 还要注意广博。1927年8月29日, 他在给思成的信中说:“思成所学太专门了, 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多用点功夫, 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 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 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 厌倦即为苦恼, 乃至堕落之根源。”梁启超还在给思庄的信中写道:“庄:在专门学科之外, 还要选取一两种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 如音乐、文学、美术等。据你三哥说, 你近来看文学书不少, 甚好, 甚好。你本来有些音乐天才, 能够用点功, 叫他发荣滋长最好。姐姐来信说你用功太过, 不时有些病。你身子还好, 我倒不十分担心, 但学问原不必太求猛进, 像装罐头样子, 塞得太多太急, 不见得会受益。我方才教训你二哥, 说那‘优游涵饮, 使自得之’那两句话, 你还要记着受用才好。”梁启超在给思成的信中说:“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 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 融洽而实有诸己。思成你已经熬过3年了, 这一年正该用火炖的功夫。不独于你身子有益, 即为你的学业计, 亦非如此不能得益。你务要听爹爹苦口良言。

当孩子们在学业上遇到困难和发生疑问时, 梁启超总是不断地帮助释疑解惑, 引导他们战胜困难, 继续前进。梁思成一度怀疑美国死板仿古的教学方法。担心自己学不到设计方法而成为画匠。1927年2月16日, 梁启超写信教导他要“莫问收获, 但问耕耘”, 信中说“你觉得自己的天才不能副你的理想, 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功夫, 生怕会变成画匠, 你有这种感觉, 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 我听见喜欢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 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现。规矩不过是求巧的一种工具, 然而终不能不以此为教, 以此为学者, 正以能巧立;人习熟规矩后, 乃愈益其巧耳 (不能巧者, 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 。……祝且凡一位大文学家大美术家之成就, 常常还要许多环境及与附带学问的帮助.中国先辈屡说要‘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将来你学成之后, 常常找机会转变自己的环境, 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胸怀, 至那时候或者天才会爆发出来, 今年内尚非其时也。”梁启超很讲究学以致用, 重视培养子女的实践能力。他鼓励思成夫妇学成以后要“行万里路”, 到欧洲游历、考察其建筑风格和人文习俗, 这次欧洲之行为思成夫妇此后事业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 建国之初梁思成、林徽音就成为清华大学的一级教授, 在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研究中国建筑史等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的教子之道 第4篇

梁启超九个子女的成才，与家庭环境有莫大关系，父亲的耳提面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的感恩心、同情心及礼数。对于帮助过家庭的二叔，他叮嘱孩子们逢年过节必须去信道谢、拜年；外祖父去世，不但叮嘱孩子们来信安慰妈妈，还要给舅舅们去信表达抚慰之意。梁家的儿女们忠孝传家。

对于治学，梁启超看重的不是成功与否，而是治学的态度。在写给思成、思永的信中，他教训道：“汝等能升级固善，不能亦不必愤懑，但问果能用功与否。若既竭吾才，则于心无愧；若缘殆荒所致，则是自暴自弃，非吾家佳子弟矣。”思成在外求学期间，对所学专业产生疑惑，来信询问，梁启超为其解惑：“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梁思成后来曾说，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思永的影响特别大。梁思礼也说，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梁启超重视子女教育，但绝非板着面孔说教。相反，在孩子们面前，他是一个亲切有味的父亲，一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诸如称谓上，对长女思顺，梁启超常亲切地称其为“娴儿”“宝贝思顺”“顺儿”等；对小儿子思礼，往往以“老白鼻”相称，老白鼻者，老baby也；对思懿，则干脆取外号为“司马懿”；至于思宁，却又以行名，呼为六六。后来，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同在国外，梁启超写信时，又写作“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们”“大孩子、小孩子们”。形式各异的称呼中，映衬出的是父亲的慈爱与亲切，慈父形象跃然纸上。

梁启超虽然希望子女个个成才，却又不希望看到孩子们因忙于学习而致使身体有损。在给长女思顺的信里，梁启超一再告诫最宝贝的女儿，“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多年后，对远在美国的思成，梁启超也多次提请他注意身体。只有真正疼爱孩子的父亲，才会在孩子的健康与学习之间，毫不迟疑地选择前者。每一封信里，都透露着梁启超浓浓的父爱，其情之真、其爱之切，几十年后读来，仍能让人感动。

从患病直至去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坚持不出一个痛字。在人生真正的苦難面前，梁启超表现出了惊人的平静。相反，他不断开解孩子们，自己“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何况家庭环境件件都令我十二分愉快”。其隐忍坚强的人格，凛然，高贵，掩卷之余，令人肃然起敬。

梁启超教子有方 第5篇

——“教子有方好家长”事迹材料

我的儿子严**，今年**岁了，是***年级***班的学生。生活中的他喜欢运动，热爱读书，尊敬长辈，团结同学。他的健康成长，和陕汽二小各位老师的辛勤培养教育息息相关。同时，作为家长，我们也十分注重家庭教育的作用，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教育培养。

一、严而有爱。

在家庭教育中关爱不溺爱，严而有爱才是真教育。为了养成他良好的学习习惯，在低年级的时候，我就对他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及时完成家庭作业，绝不拖拉，书写一笔一划，杜绝潦草，写完作业先自己检查一遍，再交由家长检查签字。记得二年级有一段时间，他为了早早写完作业出去玩，写字非常潦草，我坚持让他重写。有一次作业比较多，重写一遍已经晚上11点多了，经过那以后，他的书写习惯有了很大改进。

除了在学习上严格要求，我还特别注重生活习惯的培养。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为孩子立规矩，如：在进餐时不玩玩具，要吃完最后一口饭才能离开座位，并把餐具、椅子整齐地放在指定的地方，养成饭后擦嘴、漱口和习惯；在玩具玩完后必须放回原处，逐渐养成自己的东西自己整理和爱清洁，讲卫生，有条理的好习惯。稍大一些，就要帮家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例如：拖地，洗碗，回到老家时帮爷爷奶奶去地里干活等等。

二、做好表率

恪守道德规范，给孩子做出榜样。在孩子面前“言必信，行必果”，实话实说、说话算数、言而有信。比如，尊重长辈，讲礼貌，讲卫生，在公共场合不乱扔垃圾，不大声喧哗，过马路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随着孩子慢慢长大，逐渐建立起了是非观念，有时候孩子也会反过来纠正我做的不对的地方，例如，有时候在路上开车，孩子就提醒我注意红绿灯，不能超速。

三、与孩子平等交流

与孩子融洽相处、平等交流，作为成人，我们在孩子犯错误时，允许孩子表明自己的看法，从不把道理强加给他，更不以命令的方式要求孩子去承认错误，让孩子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给予孩子改正的机会。考试成绩不理想，我从不责怪他，而是耐心的帮他找原因，鼓励他下次考好，不让他丧失信心，不打消孩子的学习兴趣。我经常对他说：“父母不要求你做最好的，只要你努力了就是好孩子，我们都会为你骄傲的。”所以，当我问起孩子学习有没有压力时，他总是说：“学习是一件轻松而快乐的事。”

梁启超简介 第6篇

(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

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4年(光绪十年)中秀才。1885年入广州学海堂，治训诂之学，渐有弃八股之志。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钦佩无已，遂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时值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群情激愤。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要求清廷拒和、迁都、实行变法。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在鼓动舆论、宣传维新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他的许多政论激昂慷慨，文笔流畅，笔锋常带感情，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培养维新人才。18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离北京，东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随着形势的发展，其政治主张亦时有变化。从“保皇”到“新民”，从“开明专制”到拥护立宪，但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则始终未变。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1905～19，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此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逐渐取代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成为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19，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立即表示支持，撰写文章，介绍西方宪政，宣传立宪政体。1907年10月，与蒋智由等人在东京建立“政闻社”，并派人回国直接参加立宪活动。由于清政府并不真心实行宪政，梁启超的活动非但不为清朝统治者所容纳，反而遭到忌恨，政闻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为袁出谋划策，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但因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劝说无效，遂反对袁氏称帝，与之发生冲突。19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袁氏意欲复辟帝制的行径进行猛烈抨击，旋与蔡锷密谋，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先后担任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都参谋，军务院抚军兼政务委员长等职，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逐渐成为北洋政府的实权人物，梁启超认为“护国”成功，遂主张解散军务院，依附段祺瑞。他拉笼一些政客，组建宪政研究会，与支持黎元洪的宪政商榷会对抗。197月，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梁启超拥段有功，受到重用，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段祺瑞对内实行独裁，对外出卖主权，遭到全国民众反对，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并从此退出政坛。

19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工农运动的兴起，也使其深感不安。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而且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早年曾热情参加文学改良活动，主张文学要能反映时代精神。1901～19，又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梁启超一生热衷于政治，但始终没有找到正确的政治道路。他一生又热衷于文化学术，在文化学术上的业绩，远远超过政治上的成就。特别是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重要著作和大量文章，其中不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19后，先后在清华学校、南开大学等校执教，并到各地讲学。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为培养人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成绩。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五十七岁。

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计一百四十八卷，一千余万字。

简介2：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

简介3：

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见戊戌变法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