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犹太人纪念碑

大屠杀犹太人纪念碑（精选9篇）

大屠杀犹太人纪念碑 第1篇

为了忘却的纪念

《世界新闻报》驻德国记者窦小文

8月16日，位于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工程建设工地上，第一次竖起了10块深灰色的水泥碑。10块墓碑状的水泥碑，已经依稀显现出纪念工程建成后的模样，因为整个纪念碑的主体工程，就是由2700多块类似的水泥碑组成的。这一天，许多人来到施工现场，观看首批纪念碑的落成。

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工程开始于今年的4月1日，但整个项目的酝酿和商讨要追溯到15年前。在那一年，雷阿〃罗施女士组织建立了“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促进协会”，并开始坚持不懈地向政府和公众进行游说和宣传，以促成纪念碑的建设。功夫不负有心人。1999年6月25日，德国联邦议会正式决定，在柏林市中心显著位置建设“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

纪念碑确实建在柏林市中心的显著位置。了解柏林的人都知道，勃兰登堡门是柏林市的象征。它是柏林市交通网络上一个重要的支点，也是柏林东西向交通干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勃兰登堡门附近，还有德国国会大厦、总理府、当年希特勒执掌下的帝国大厦，以及美国和英国的大使馆等等。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就座落在勃兰登堡门的一侧。今后，游人到了柏林，过勃兰登堡门，就一定会看到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

纪念碑建筑并不仅仅是一座“碑”，它将是一个由地面碑群和地下信息中心构成的整体。地面碑群由2751块水泥碑构成，这些立方型的水泥碑高低不等，最高可达5米，深灰色，表层涂抹防磨层，看上去给人一种阴冷、孤寂的感觉。2700多块水泥碑被依次摆列在呈波浪状起伏的石子路面上。整个碑群建成后，将会给人一种波浪状起伏的感觉。穿行于这些冰冷、阴森的水泥碑间，由于色彩、高度、体积和排列方式的影响，人们会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强烈的孤独感。这正是美国设计师彼得〃埃森曼的目的：体现人类在宇宙中的孤寂。

纪念碑施工现场为“透明式”。一道铁丝网把城市交通和施工工地隔离开。透过铁丝网，人们可以看到工地上高低不平的地面以及各种施工设施。临街的铁丝网上，固定着一张大幅宣传画，画面上正是纪念碑落成后的模样。今年71岁的彼得〃埃森曼说：“建这座碑，不是为了那些今天活着的人，而是为了那些已经不在我们中间的人。他们和他们的历史，是不应该被忘却的”。埃森曼希望纪念碑建成后，人们凭此追忆当年被屠杀的犹太人，而忘记他这位纪念碑的设计者。

追思历史，告诫未来，也正是德国政府建设这座纪念碑的主旨和用意。在德国联邦议会通过的有关建设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的文件中，有如下规定：“建设纪念碑，是为了向被屠杀的人致敬，是为了清醒地回忆德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不可想象的事情，同时警告后人，永不再践踏人权，永远维护民主的法制国家；维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一切专政和暴力。”决定还重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始终有义务缅怀所有在纳粹统治下的的牺牲者。”

按照设计，纪念碑工程地面碑群部分到2004年底可全部完工，地下信息中心部分要到2005年初竣工。整座纪念碑的正式开放日定在2005年5月30日，也就是二战结束60周年纪念日。届时，人们通过纪念碑下的信息中心，将可以获取所有与犹太人大屠杀相关的材料，其中包括当年遭屠杀人员的名单。纪念碑落成后，将全天候对外开放。柏林警方将负责纪念碑的保安工作，但纪念碑碑址内部将不安装任何摄像监控设备。

站在纪念碑施工现场，看着外面道路上川流不息的车流和人群，我在想，虽然人们没有在纪念碑前停下脚步，但这些墓碑，却一定会以它们的沉重和孤寂扣打人们的记忆，唤醒人们对逝者的哀悼。历史是不会被忘却的，但历史造成的伤害，今天却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获得被伤害者的宽恕和原谅，并从此轻装前进，创造未来。为了忘却的纪念，德国人做出了一个让人尊敬的榜样。

大屠杀犹太人纪念碑 第2篇

星期日上午，我们来到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

一进大门，一个数字相当醒目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代表着被日本军官杀害了的300000南京同胞们。到了馆内，我沿着台阶一层层往下走，只见地上布满了发光的灯，像星星一样。墙的正中间是一个圆的东西，当钟声敲响一次后，圆圈里就会出现一个被屠杀的市民的照片。丧钟为那些不幸的逝者而鸣，希望他们能在地下得以安息，希望这些的民族苦难再也不会发生。看到这里，我一阵心酸，为这些惨死在日军暴行下的无辜市民感到痛心。

接着，我们又参观了许多日本军官用卑鄙的手段杀害了的中国人民的图片。在馆外，有许多雕像，其中有一个雕像让我印象深刻：一位母亲手中拖着死去的婴儿，她的丈夫也离她而去，只剩她孤苦伶仃的一个人。看到这个情景，我的眼睛湿润了。许多雕像都是如此，亲人都被日本人杀害了。有的人连出生的小孩子也不放过，他也是一个小生命，怎么能如此残暴呢！

为这场战争死去的人们，都是我们的榜样，大家心中的英雄，我们应该为这些人而感到骄傲。但也有在战争中投靠日本的人，这也应该情有可原吧！为了自己的利益当叛军，为了保住亲人，为了不愿很快被杀。有的人帮助日本人轰炸我们的国家，这是非常令人气愤的。

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我参观完了日军侵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血的教训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作为新中国的学生，我们要牢记这笔血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不断进步，作为小学生，我们必须热爱自己伟大的、富饶的祖国。热爱祖国就应当从小事、一点一滴做起。中国人民不会因被他过侵略而放弃前进，也不会因有过光荣的一面而退步，相信中国一定是世界民族之林的强者！

大屠杀犹太人纪念碑 第3篇

由建筑师丹尼尔·里伯斯金和艺术家兼摄影师Edward Burtynsky组成的设计团队获得加拿大国家大屠杀纪念碑的设计权。纪念碑将建于渥太华, 是加拿大政府为纪念国家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而投资建设的文化类建筑设施。丹尼尔·里伯斯金所在的团队以独特的设计理念和有力的建筑形式击败其他4支队伍, 赢得了该项目的最终设计权。

纪念碑被里伯斯金设想为怀念和哀悼的场所, 人们在这里纪念那些在大屠杀中逝去的生命。整个项目融合了建筑、景观与艺术等多种设计内容与设计方法, 传达出受害者的苦难与人类生命力之持久和强大。该项目预计将于2015年秋季正式建成并向公众开放。

奥斯维辛屠杀犹太人内幕 第4篇

奥斯维辛的准确死亡数字还存在争议，但根据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统计，德国党卫军在此杀死的犹太人人数可能达到110万人或130万，至少也有96万。其他受害者包括约7.4万名波兰人、2.1万名罗姆人、1.5万名苏联战俘和1万名其他国籍的人。奥斯维辛的死亡人数超过其他所有纳粹集中营。

苏军开进后便发现了屠杀的证据。当时集中营里还有7650名饥饿的囚徒，其中有130名儿童。人们发现了数百万件男人、女人和小孩的衣物，还找到了6350公斤的人类毛发。奥斯维辛博物馆保存着超过10万双鞋、1.2万件厨具、3800个手提箱和350件囚服。

奥斯维辛的第一座纳粹营区建于1940年4月，由希姆莱亲自下令建造。此地后来也是整个奥斯维辛地区集中营的主要行政管理中心，杀害了大量波兰知识分子、苏军战俘和德国的同性恋者。由于这些人在被杀前都可以从事劳力工作，为德军服务的企业都设在此处。

今天说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占地达40平方公里。1942年1月20日，纳粹党在万湖会议上通过“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通过死亡营来实行系统性的犹太人大屠杀行动。此前已经存在有完全用于灭绝犹太人的营区，但这一次党卫军将领海德里希在演讲中将这种做法正式化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二号营区（比克瑙）在这一年正式开始使用。

二号营占地面积为175公顷，其各个部分被用铁丝网隔开，包括300座木排房，关押的人数是三大战俘营里最多的。由于火车可以直接停留在二号营，所以这里也成为被收容人员的筛选地。纳粹认为其建筑不能满足他们对杀人规模的要求，于是又建立了4个毒气室。一直到1944年11月（解放前两个月），该集中营一直在执行系统性的种族灭绝。进入集中营的囚徒会被以种族、宗教、同性恋者等类别进行筛选，其中大部分的犹太人、妇女、儿童、老人和其他被判断为“无价值的人”的人们会直接遭到杀害。

经过初步筛选之后，被收容人会被立刻剃去头发、消毒并拍照建立档案，并在收容人身上刺上编号以确认收容者数量（编号达40万）。被收容的个人财物均被没收，成为纳粹德国的战争资源。经过筛选之后，囚徒身上的唯一财务就只有身上的囚服。最后，他们按人种和性别被分送到不同的收容楼房，囚服分有“政治犯”、“普通罪犯”、“外来移民”、“同性恋”和“犹太人”的标记，以区分他们的身份。

根据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提供的数据，奥斯维辛二号营区的死亡人数超过所有其他6个专门用于杀人的营区。根据这一统计，大屠杀中受害者中的至少六分之一都死在奥斯维辛。唯一能接近其杀人数字的是波兰东北部的特雷布林卡集中营，一般认为有大约85万人死在那里。

用毒气室杀人并不是二号营区唯一的恐怖之处，这里还用犹太人和罗姆人囚徒进行了令人作呕的医学实验，包括阉割、绝育以及测试传染病的传播方式等。臭名昭著的党卫军“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医生就在此工作，他的特殊兴趣是用双胞胎做实验。

奥斯维辛第三号营区（莫诺维茨）在1942年10月开始使用，这里主要用于奴工劳动，通常是为德国化工企业IG法本公司工作。奴工们主要负责挖煤、水泥和橡胶生产等方面的工作。据统计，大约有1万名囚徒死于此地。奥斯维辛二号营区的医生会按时来到这里，将无法从事劳力工作的囚徒送进毒气室，注射苯酚杀死。除了一号营、二号营和三号营之外，还有39个小型的营地和工厂。

1945年1月中旬，党卫军开始清空集中营。大约6万名囚徒被迫向西方行进30里，再乘火车被送往其他集中营。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估计，大约有1.5万人在这次迁移中死亡。任何掉队的人都会遭到杀害。

大屠杀犹太人纪念碑 第5篇

一、活动目的及意义：

为了纪念这个有着深远意义的日子，引导大学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网络系学生会特举办此次扫墓活动，希望借扫墓回顾历史，重温历史，加强同学们向烈士们学习的决心，激发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了解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以此增进爱国主义情感。

二、活动时间：2011年11月27日上午8:30--10:30

三、活动地点：南泉烈士墓

四、活动对象：网络系全体团学干部

五、活动主题：弘扬先烈遗志，增强爱国情感，传承红岩精神、推进素拓工程。

六、前期准备：

1、活动宣传：由宣传部负责。

2、学生会各个部门负责人通知本部门的人参与；

3、制作白色胸花（心理咨询部和组织部）；另外准备扫把等清洁工具（生活部）；组织部准备一份发言稿，以便活动过程中使用。

4、提前准备好相机（何秀红负责）、系旗和团旗（谭浩负责）。

5、小蜜蜂扩音器（组织部负责）。

6、各部长通知部内成员，确定参加人数，佩戴白色胸花。

七、活动内容：

1、所有团学干部在11月27日上午8:30在三教门口集合，一同走路到南泉烈士墓园。2、9:10左右到达烈士陵园，大家在门口集合，列队进入。

3、在烈士墓前默哀，学习烈士先进事迹。

4、全体成员在纪念碑前合影留念。

八、活动流程：

1、主持人（陈正缘）宣读此次活动的流程；

2、学生会代表发言（唐仁杰），讲述关于1127事件；（发言稿另外附上）

3、奏国歌，全体团学干部向革命烈士默哀一分钟，全体同学依次向烈士献花；

4、瞻仰革命烈士陵园、烈士墓；

5、清扫烈士陵园；

6、全体成员在纪念碑前合影留念；

7、活动结束，集合返校；

8、活动后由组织部撰写活动总结及简报，交由办公室存档。

九、后期安排：

1、全体成员于10:30点在陵园门口集合，各部长统计人数。

2、列队，走路返校。

十、注意事项：

1、路途安全，跟随大部队活动。

2、进入陵园后应庄重严肃，禁止嬉笑打闹。

3、列队进入烈士墓，参观过程中应安静、严肃。

5、整个活动安排拍照同学应适时拍照留念。

6、不乱扔垃圾，充分体现团学干部应有的素质。

网络技术系

潘基文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演讲稿 第6篇

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致辞

27 January

1月27日

Seventy years ago today, allied forces liberated Auschwitz Birkenau, the German Nazi Concentration and Extermination Camp.

七十年前的今天，盟军解放了德国纳粹在奥斯维辛-比克瑙的集中营和灭绝营。

More than a million inmates, primarily Jews, were brutally and systematically killed in the place where the Nazis introduced the monstrous concept of “industrialized murder”. Among the other victims were non-Jewish Poles, political prisoners, Soviet prisoners of war, Sinti and Roma, homosexuals, disabled persons and Jehovah’s witnesses.

在那里，纳粹采用了骇人听闻的“工业化谋杀”概念，残酷、系统地杀戮了逾百万名囚犯，其中主要是犹太人。受难者中还有非犹太裔波兰人、政治犯、苏联战俘、辛提人和罗姆人、同性恋者、残疾人和耶和华见证人。

Unprecedented in human history, this mass killing was motivated by the perverse, race-based ideology of the Nazis, who sought to track down and kill every last Jew and any others they considered to be inferior.

这场大规模屠杀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纳粹在其变态、种族歧视意识形态的驱使下，妄图把犹太人和他们眼里的任何其他劣等人斩尽杀绝。

Humankind united to overcome the Nazi menace. Today, we are being tested again. Minorities everywhere often face bigotry. Sectarian tensions and other forms of intolerance are on the rise. Anti-Semitic attacks continue, with Jews being killed solely because they are Jews. Vulnerable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continue to bury their dead while living in fear of further violence.

全人类团结起来，战胜了纳粹的威胁。今天，我们再次受到考验。世界各地的少数群体常常要面对顽固的偏见。教派间紧张关系和其他形式的不容忍现象正在抬头。反犹太人袭击还在继续，犹太人只因自己是犹太人就遭到杀害。在世界各地，弱势社群一边继续掩埋死去的亲人，一边时时生活在对进一步暴力的恐惧之中。

The mi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was shaped by the traged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Holocaust. We are committed to protect the vulnerable, promote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uphold the freedom, dignity and worth of every person.

联合国的使命是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悲剧之后提出的。我们致力于保护弱势，促进基本人权，维护每个人的自由、尊严和价值。

For the past decade, the Holocaust and the United Nations Outreach Programme has mobilized students and educators around the world to help us achieve these goals. We are grateful to our many partners C including Holocaust survivors --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this work, which spanned 42 countries in the past year alone.

在过去十年里，大屠杀与联合国外联方案动员世界各地的学生和教育工作者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这项工作仅在过去一年就遍及42个国家，我们感谢许多合作伙伴――包括大屠杀幸存者――对此作出贡献。

The violence and bias we see every day are stark reminders of the distance still to travel in upholding human rights, preventing genocide and defending our common humanity. We must redouble our efforts to eradicate the deep roots of hatred and intolerance. People everywhere must unite to stop the cycles of discord and build a world of inclusion and mutual respect.

大屠杀犹太人纪念碑 第7篇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致辞

Each anniversary of the liberation of the concentration and extermination camp of Auschwitz-Birkenau reminds us with horror of the atrocities that were committed by the Nazi regime and its collaborators.

This collapse in the values that underpin our humanity reminds us of the fragility of peace and the urgency of strengthening the pillars of tolerance, respect for others and human rights. This obligation applies to all countries, now and in the future.

Auschwitz-Birkenau and its industrialized killing system represent a culmination point in the destruction of humans by other humans. In the name of a racist ideology, of which hatred of Jews was the central element, people of all ages and all conditions were systematically murdered on a continental scale, simply because they were Jewish. Millions of other individuals, because of their supposed racial inferiority, their ideas, or on other grounds, were persecuted and killed by the Nazis and their collaborator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genocide of the Jewish people also sought to wipe out a centuries-old European cultural heritage. UNESCO pays tribute to the victims without graves, who would be condemned a second time if they were forgotten by history. UNESCO pays tribute also to the survivors, some of whom share their testimonies in schools.

The more removed this tragedy becomes from us in time, and as the survivors pass on, the greater the need to teach the meaning of this history for the present. The Holocaust shows just how far hatred can go. It also reminds us that the folly of some is often taken forward through the ignorance and indifference of others who, through lack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fail to heed the harbinger signs of extreme violence. This risk remains present today. Those who deny or relativize the crimes of the Holocaust seek to perpetuate the causes of genocide and to revive violence. Education remains the last bastion to protect us against this threat, and this is where UNESCO’s mission takes on its full significance.

Remembrance must be the first step in a common effort to prevent any further genocide and any repetition of new mass violence. For this, UNESCO is helping States to integrate these difficult issues in their educational priorities, developing the network of UNESCO Chairs on this topic and supporting the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content.

On this day, I call on all members of UNESCO to persevere in spreading knowledge of this history and to combat all forms of racism and anti-Semitism. Teaching about the Holocaust is a real way to fight intolerance and prejudice around the world, by taking ownership of a history that sheds light on our common humanity.

UNESCO was established in the wake of the Holocaust on the conviction that lasting peace must draw on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peoples and cultures, nurtured through education and knowledge sharing, in ways that highlight the best of humanity in ourselves. The Holocaust has shown us the worst of ourselves, and remembrance of the victims must accompany us in our quest for a world where such horrors will never reoccur.

翻译：

每个解放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和灭绝营周年纪念日，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堪回首的一天，令我们回想起纳粹政权及其同党所犯下的暴行。

这一人类基本价值观的沦丧反映出和平是多么不堪一击，而巩固宽容的基石、推动对他人和人权的尊重又是怎样的迫切。不论现在还是将来，这一要求适用于所有国家。

奥斯威辛-比克瑙及其工业化的杀人系统堪称人毁灭人的顶峰。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以此为名，一个大陆的各个年龄、各种身份的人仅仅因为身为犹太人就遭到了系统杀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有数百万人因为被认为属于低等种族、因为其思想观念或其它理由就遭到了纳粹及其同党的迫害和杀害。

对犹太人民的种族灭绝是一次对人的毁灭，其目的还在于毁灭具有数百年历史之久的一种欧洲文化遗产。教科文组织缅怀这些死无葬身之地的遇难者，忘记他们等于使他们二次受难。教科文组织还向大屠杀的幸存者致敬，其中某些幸存者正在学校里与人分享着自己的见证。

随着时移世易、生者逝去，这场悲剧越是远离我们，就越有必要讲授这段历史之于现在的意义。大屠杀表明仇恨会导致怎样的灾难。它还提醒我们，一些人的疯狂经常被另一些人的无知和冷漠所代替，后者由于不了解历史，无法在激进的暴力初露端倪时将其挫败。这种危险仍具有当下意义。对大屠杀罪行的否定和淡化目的在于使种族灭绝的原因延续下去，重新激发暴力。教育是预防此种危险的最后围墙，正是在这方面才能完全体现教科文组织的使命。

唤醒记忆，应该是迈向携手并肩阻止一切新的种族屠杀和新的大规模暴力的第一步。教科文组织责无旁贷，致力于帮助会员国将这些难题纳入其教育优先事项，发展与该主题有关的教科文组织教席网络，支持相关教育内容的设计和评估。

今天，我呼吁教科文组织的所有成员铭记这段历史，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大屠杀教育是一个具体的手段，通过它我们与世界上无处不在的不宽容和偏见作斗争，通过它我们得以了解一段照亮人类共同命运的历史。

大屠杀犹太人纪念碑 第8篇

对陈列设计的研究有助于提升纪念馆的建设水平, 更好地发挥纪念馆的作用。本文选取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对其基本陈列进行研究, 并结合其它一些纪念馆常见的陈列形式, 归纳出目前我国历史事件纪念馆陈列设计的基本特点, 并提出相关的问题和思考。

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位于南京江东门集体屠杀遗址和遇难同胞丛葬地, 始建于1985年, 是一座纪念性的遗址型历史博物馆, 全面展示“南京大屠杀”特大惨案的历史事实。

史料陈列《人类的浩劫——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 主要展示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间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进行血腥大屠杀的历史事实。

陈列展品主要有大屠杀的现场照片、档案资料;中外人士所写的纪实、报道和专著;幸存者的名册、照片、证言和实物;参与屠杀的日军军官和士兵的日记、供词、武器等。文物展品多采用展柜陈列的形式, 而大量的历史照片、信件、出版物等纸质展品则使用展板陈列。陈列重点部分大量使用了开放式的展板, 并对重点照片重点处理, 分层次划分, 使观众近距离接触照片资料, 更加清晰地了解了纸质展品所记载的历史信息, 有效解决了平面资料数量大、陈列难度大的问题。

陈列前三部分中采用技术手段表现被轰炸的南京街景和“血战光华门”场景。在六、七部分之间根据史料记载和三位幸存者回忆的家庭受害现场设计了“家破人亡”复原场景。通过场景展示丰富了空间布局和陈列手段, 摆脱了沉重的说教和枯燥的资料、数据。

展览第七、八、九部分中使用了拉贝、约翰·马吉牧师和魏特琳女士的雕像来表现国际友人所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历史见证。第八部分的“尸体掩埋”展柜中, 使用一副油画作品来表现难以用实物展现的惨烈场景。通过使用辅助展品弥补了实物展品难以表现出的内涵和情感, 渲染了主题氛围。

以上就是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基本陈列的内容与形式设计所作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中一些空间构成要素和陈列设计方法的特点。例如:十分注重整体空间氛围的营造, 通过各功能区的组合和协调来表达纪念性主题;通过一系列寓意深刻的纪念性元素和灯光、材质等形式方面的设计来营造主题氛围;根据展品的主要类型和特点, 大量采用开放式、半开放式陈列的形式, 把文物与相关的历史背景史实资料串联起来, 扩大陈列内容的涵盖面;注重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和技术手段来突出展品, 强化主题, 同时也满足了观众的情感体验和参与性要求等。

目前国内还有许多同类型的纪念馆在空间环境构建和陈列设计方面也采用相类似的理念和方法, 在此不一一列举。

二、历史事件纪念馆的展陈模式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国内历史事件纪念馆陈列设计已逐渐形成了适合自身特点的展陈模式。主要包括叙事性空间设计、展品陈列设计、场景复原陈列和口述史的应用四个方面。

(一) 叙事性空间设计

叙事性空间设计通过营造出一种有生动故事情节的体验式空间, 激发观众的情感体验并以此达到传播信息的目的。叙事性空间的营造需要多种设计要素和设计手法的融入, 建筑空间形态、功能区的组合、空间细节的刻画等都是重要因素。

1. 建筑空间形态

纪念馆的建筑作为人们纪念活动的场所, 以其建筑、空间的表现力来营造纪念性。目前国内的纪念馆建筑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以遗留建筑改辟纪念馆;二是专门建造的纪念馆。对于新建纪念场馆, 需要建筑师在设计中赋予建筑物以纪念对象的精神。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馆在建筑总体构思上通过不同的建筑形体设计、整体环境安排来体现“战争、杀戮、和平”三个概念。新馆建筑平面布局呈狭长的船型, 映现“和平之舟”的概念。立面造型呈“折断的军刀”概念, 寓意正义战胜邪恶。外墙采用干挂石材, 石材纹理和单元尺寸变化多端, 给人以沧桑感。史料陈列厅地上部分造型为斜插入地面的三棱锥, 入口正面形式为正方形, 斜屋面呈阶梯型, 形成了倾斜状集会广场。遗骨陈列室是一个半地下的棺椁形建筑, 而旁边的万人坑遗址造型像一个黑盒子, 于简洁中表达死亡和悲愤的情愫。

2. 功能区的组合

在历史事件纪念馆的空间设计中, 多个功能区的组合协调是常见的形式。从观众进入场馆开始, 就进入了特定的空间场景中, 通过一系列不同形态、不同功能的空间场景, 营造出一个由开端、渐入、高潮、结束的完整的参观体验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不同场景所要表达的情感依次传递给观众, 构成观众的情感变化, 也影响着空间情节的感染力。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各功能区就是围绕陈列主题设计的情感变化来安排。观众进入纪念馆区域后, 首先来到集会广场, 通过广场碎石和一系列纪念性标志物, 感受到纪念馆沉重压抑的氛围。进入史料陈列厅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后观众的情绪已由沉重压抑转为悲痛愤怒, 随后进入墓地广场, 遗骨陈列和寸草不生的鹅卵石广场配以枯树和雕塑将观众的悲愤情感引向高潮。最后缓缓步入和平公园, 郁郁葱葱的树木、花园和主题雕塑平复观众沉痛的心情。不同功能区依次承接, 引导观众的情绪变化由压抑、悲愤到沉痛、哀悼, 最后转为对和平的珍惜和向往。

3. 细节的刻画

在叙事性空间的营造中, 细节的刻画是不能忽视的重要方面。一个成功的叙事空间设计需要将整体空间与环境因素、细节描述相结合, 充分利用空间内各类元素来引发观众的联想, 将人们带入所要传达的叙事情境中去, 从而打动观众。

(二) 展品陈列设计

历史事件纪念馆的展品陈列设计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 就是展品类型单一, 纸质图文类展品数量大。实物展品多是重要历史人物的私人物品或战争遗留物, 缺少艺术观赏性, 给陈列布展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针对这些问题, 近年来纪念馆探索出了许多展品陈列设计的方法。

1. 版面的精心处理

首先, 在文字处理上做到简洁精炼、感染力强, 文字字体和颜色的选择配合整体环境氛围。其次, 面对照片数量多的情况, 在制作展板时, 拉开大小差距, 将重点照片重点处理, 分层次划分, 防止千篇一律引起视觉疲劳。同时用彩色照片和黑白照片加以区别, 部分重要的照片制作成灯箱的形式。此外, 大量使用开放式的展板, 使观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照片史料。

2. 多种形式的辅助展品

在合理表现文物展品内涵的同时, 巧妙新颖的辅助展品会弥补展品的不足, 增强陈列的感染力。常用的辅助展品有绘画、雕塑、沙盘、模型等, 随着传统模式的革新, 辅助展品越来越多地融入多媒体技术进步的成果和互动传播模式的思想, 以更具表现力的形式丰富着陈列内容。

南京大屠杀史实展的最后一部分设置了一面电视墙, 播放着所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视资料, 观众可以根据需要选择观看。在观众互动区域, 设置了一座高12米, 长20.08米的档案墙, 共摆放有12802个档案盒, 分为黑色、蓝色和灰色3种。分别装着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幸存者、日本加害者以及大屠杀期间保护中国人的外籍人士个性化档案资料。参观者如想了解某一份档案, 可直接通过升降梯进行查阅。这一陈列形式综合了多媒体技术、互动参与模式和环境空间的细节刻画, 拓展了辅助展品的内涵, 给观众以心灵的震撼和思考的空间。

(三) 场景复原陈列的应用

在纪念馆中使用场景复原的方法可以直观、生动地再现历史场景, 营造事件发生的环境氛围。比起刻板的宣讲更能够启发观众的联想, 引起参观者的兴趣。例如“中共一大”纪念馆的会址复原、鲁迅纪念馆的故居陈列、孙中山纪念馆的办公室一隅、甲午战争纪念馆的船舰舱内复原陈列等都是复原陈列成功运用的例子。

除了在展厅中按照一定比例“重现”场景的方法之外, 还有一类复原陈列是在考古发掘的现场或历史事件的原发生地原地进行保护、陈列, 常见于历史和遗址类博物馆。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负二层原位展出的1998年扩建过程中发现的近2000具遇难同胞的遗骸, 是其中的代表。

(四) 口述史在纪念馆陈列中的运用

“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 以口头叙述的方式呈现历史事实, 主要是对个人亲历的生活事件及感受的叙述, 尤其是历史见证人或知情人的亲知、亲闻、亲历, 可以填补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经历中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2近年来, 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在许多革命纪念性博物馆中得到了大量应用。相比较史料记载, 口述史的来源平民化, 细节化, 不仅能够弥补史料的不足, 还能够印证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的真伪, 加之口述史料来源于民众, 语言通俗化, 使人们听来生动具体、倍感亲切。因此, 历史事件纪念类博物馆十分重视对口述历史的采集和运用。

三、对于历史事件纪念馆陈列的思考

模式的套用有利也有弊, 通过对大量纪念馆展陈的具体研究, 在总结出展陈模式的同时产生一些个人的想法以供探讨。

(一)

陈列设计应当紧紧围绕陈列主题, 以准确体现陈列的思想性和教育性为目标, 避免过度追求形式, 刻意营造一些与陈列内容关系不大或偏离了陈列内容的形式设计, 这样不仅不利于表达陈列内容, 发挥教育功能, 还容易扰乱观众的视线。

(二)

成功的模式可以合理地借鉴, 取长补短, 但是不能因此就忽视创新设计, 造成陈列设计程式化的问题。不同主题的纪念馆应根据自身情况和特点, 在加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勇于尝试、推陈出新, 创造出适合本馆特点的陈列形式。

(三)

在陈列设计中使用多种艺术手段、技术手段增强了展示效果, 深受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的欢迎。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高科技陈列手段的应用如何把握好尺度, 避免过于追求新奇的场景效果而忽视了对于陈列思想性的追求。

陈列设计水平的进步需要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基础上不断反复、不断推敲, 在共性模式的基础上有适合自身特点的创新型突破。期待有更多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纪念性展陈不断涌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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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犹太人纪念碑 第9篇

一九八七年维克多·法里亚(VictorFarias)发表了《海德格尔和纳粹主义》。这本书其实没有发现任何新的材料，不过此书生逢其时：当时东欧共产主义发生危机，于是海氏后半生着力挞伐的现代性、技术等西方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观念便重新抬头。海德格尔当然就成了“死”靶子。按照斯班诺斯(W.Spanos)的说法，这场人文主义者对海氏的会战攻打的对象是由海氏的继承人德里达(Derrida)为首的法国反人文主义哲学。在会战和迎战中大致形成了三派人。一派人承认海氏和纳粹的暖昧关系，但决定把海氏其人和海氏作为思想家区分开来。另一派属于海氏修正家。他们要么彻底否认大屠杀确有其事，要么说大屠杀和其他灾难相比不足为奇。第三派有点像和事佬，但他们不为大屠杀开脱，也就是说他们承认其历史真实性。他们不认为海氏和大屠杀有任何干系，但却有一个很大的遗憾：海氏未能正视大屠杀这个历史事实，而且也未能对它表态。归根结底，大多数人为海氏的沉默而不满。

海氏早于七六年谢世。因此会战的各方无法要他出来表态，于是各种推测便应运而生。推测有心理的，政治的，也有个人生活的。罗克莫(T.Rockmore)的《海德格尔和大屠杀修正派》一文对各种推测作了归纳。

罗克莫首先评论了修正派中的两派人物。一派人彻底否认有大屠杀这桩事，于是想从根本上抽掉讨论的任何意义。其实这派修正家想辩护的是新纳粹主义。法国的弗里森(R.Faurisson)是这派人的代表。德国人诺地(E.Nolte)代表的是另一派修正家。他们争辩说有比大屠杀更残酷的事件，比如他们认为亚细亚式的斯大林主义在前苏联的行径要比大屠杀残忍得多，而只有在这个总体的基础上大屠杀才能得到理解。前面提到的和事佬所指的是法国的列维那(Levinas)、德里达和德国的雅斯贝尔斯(K.Jaspers)。他们敬重海氏但又“恨铁不成钢”：他们不想抛弃他的哲学又对他哲学中的纳粹政治主张感到失望，尤其对海氏的沉默感到不解。列维那这样发问：“在和平时期(海氏)对瓦斯房和死刑营沉默不语，这难道是几个微弱的借口能解释得了的吗？这难道不是灵魂的彻底的麻木吗？”还有一些所谓的分隔派。他们把海氏其人和他的思想区分开来。这些人大都是海氏的门生。在欧洲有包弗雷(Beaufret)、奥本克(P.Aubenque)、弗迪尔(F.Fédier)，在美国有斯格特(C.Scott)。另一些人如美国的萨里斯(J.Sallis)只谈海氏的哲学不谈海氏的政治信仰。

罗克莫本人在评论海氏的沉默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早在九二年就编了两部书：《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和哲学》和《海德格尔公案：论哲学和政治》。在米契曼和罗森勃格新编的《海德格尔和大屠杀》中，罗克莫发表了他的《海德格尔和大屠杀修正派》。在文中他对沉默提出新的解释。罗克莫认为海氏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现代性(modemity)也许是造成沉默的原因之一，因为对现代性广义上的批判使他无法把握大屠杀这一具体历史事件。另外一个原因和沉默本身有关。罗克莫说海氏在《存在与时间》中已经把沉默和倾听视为可能的话语，尤其是海氏从真正的话语中分离出真正的沉默，或者说名副其实的话语不过是沉默。更值得注意的是海氏认为良心的召唤是无声的(沉默的)。最后罗克莫又从本体论和历史事件的具体性上来分析海氏的沉默。他认为海氏本体论的多元框架无法捕捉像大屠杀这样的历史具体性。这么一来，罗克莫似乎在伦理上和政治上开脱了海氏。

《揭开海德格尔的神秘性》一书的作者卡普托(J.Caputo)有不同的看法。他在该书的第七章：《海德格尔丑闻》中专门讨论了海氏的纳粹主义。卡普托声明他只关心海氏的思想，而不关心海德格尔这个思想者。可是卡普托还是从道德和伦理上得出结论：海氏对受害者缺乏敏感。不过有趣的是海氏的思想，尤其是“转折”期后的思想本来可以发展成为一种阻止大屠杀这种惨剧发生的力量；也就是说海德格尔在伦理上、哲学上都有可能把大屠杀视为现代文明、技术或现代性的产物而加以唾弃和谴责并把这种唾弃和谴责义正辞严地表达出来。更重要的是他在几次谈话中都提到了原子弹和机械化农耕对人类和地球造成的像大屠杀一样的毁灭，似乎再进一步海氏就可以过渡到对大屠杀的谴责了，但他最终保持了沉默。卡普托认为海氏过多地思考了“本质”(essence)或“道”(Wessen)，因而他的思想便上升到一种庄严和崇高并因此而中和了生与死、养育人与屠杀人之间的区别。人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哲学思考的崇高性、严格性和不食人间烟火，但卡普托觉得无法开脱海氏，也就是说无法原谅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缄默。卡普托认为海氏倾听和捕捉“本质”、“道”和存在的召唤，可是他的“本质”、“道”和存在的召唤或感召中没有受害者的呻吟，或者说“本质”，“道”和存在对受害者的呼唤是充耳不闻的。换句话说，海氏侧重于对本体的思索而忽略了个体(ontic)的现实。卡普托最终和罗克莫一样把海氏的沉默解释成他的哲学的既矛盾又合乎逻辑的发展。

康内尔大学的拉加普拉(LaCapra)持一种折中的看法。他的看法介乎于德里达和沃林(R.Wolin)之间。德里达告诫人们在批评或“挖思想根源”时不要忘记海德格尔哲学中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而沃林则出于政治目的片面地解释海氏和纳粹的关系。面对海氏的沉默和学术界的讨伐，德里达数次出面打圆场，大有为恩师说情之嫌。考虑到海氏再也无法开口，德里达作为海氏哲学的继承和发挥者，做了以下的假设：

假定海德格尔在一九三三年不仅说“我犯了一个愚蠢之极的错误”，而且还说“奥斯威辛集中营实在是骇人听闻，我要坚决谴责”。这种话我们难道听得还少吗？即使说了又怎样呢？他也许会立刻得到宽恕，海德格尔思想和所谓纳粹事件有关连的档案也将最后定论。

德里达进一步设身处地为海氏圆说：“也许海德格尔想：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当然会谴责纳粹，可无论在语言上或事情的发展都已达到了极点。他已经无法再说什么。也许他的沉默老老实实地向人们供认：他无能为力”。拉加普拉认为，德里达的一席话开脱了海德格尔让人“无法原谅”的沉默。而且，他认为，即使事实和德里达的推测一致，人们希望看到的是海氏“老老实实的供认”，而不必由德里达出面讨情。

和罗克莫一样，拉加普拉认为海氏也许太注意本体的探讨而忽略了个体事件的历史具体性。这一点在《存在与时间》中已见端倪。然而有趣的是，拉加普拉注意到在《存在与时间》中本体和具体的个体之间的关系至少还支持这样一种说法：本体性意味着对具体个体的发问、意味着考查各种设想和各种可能性的先决条件。这么说我们面临的又是海德格尔哲学既矛盾又逻辑的发展。拉加普拉和罗克莫及卡普拉不一样，他注意到海德格尔的哲学沉思在几个主要的方面都对反犹太主义者嫁祸于人的逻辑发出了疑问，因此我们无法给海德格尔带上“种族主义者”的黑帽，或者，用哈贝马斯的话讲，即使人们怀疑海德格尔是种族主义者，这种种族主义也是极为一般的，是习惯和文化使然。

从罗克莫、卡普托到拉加普拉，人们还只是纠缠于一种“说不清，理还乱”的思想调查。可是这种调查的目的何在？也就是说小气候外的大气候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回到斯班诺斯和他的《海德格尔和批评》。我在这里想讨论该书的最后一个章节：《海德格尔、纳粹主义和压制人的‘虚构’：纳粹问题在美国的利用》。这篇压轴的章节是斯班诺斯对发表于七六到九○年间的三篇文章改写的结果。斯班诺斯是一位有影响的左派知识分子，英语教授，Boundary杂志的创办人和常任编委。

斯班诺斯并不想姑息海德格尔在纳粹问题上的严重过失和大屠杀问题上的沉默。然而，他想在书中讨论的不是这些过失和沉默的成因，而是讨论另一个层面上的问题：追究纳粹和大屠杀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斯班诺斯想从“表面现象看实质”并由此解释为什么欧洲和北美对海德格尔发起围攻。

我在本文开头提到八七年法里亚的《海德格尔和纳粹主义》“生”逢其时，或者说顺时而出。按照斯班诺斯的解释这个“时”就是八十年代末东欧社会主义危机和所谓(相形之下)西方民主和现代技术的威力。和法里亚的书相呼应，北美有影响的理论刊物《批评探索》在一九八九年冬季号出版了“海德格尔和纳粹主义专题讨论”。发表文章的有伽达默尔(Gadarner)，布朗肖(Blanchot)，列维纳，拉库－拉巴特(Lacoue－Labarthe)和德里达等。斯班诺斯分几个层次剖析了这种讨伐海德格尔的现象。

首先，他认为《批评探索》冬季号的专题讨论是别有用心的。该刊邀请欧洲大陆的哲学家参加讨论此本身具有政治意图。上面提到的哲学家都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但随着后者纳粹关系的曝光这些人(除伽达默尔外)都反戈一击并开始防守自己的阵脚，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冬季号的出版让北美的人文主义理论家们有机会重新肯定西方的现代性、民主和人文精神。第二，斯班诺斯认为《探索》的主要兴趣不是讨论海德格尔和纳粹的关系；他们(编辑们)是想申张人文主义话语的独霸地位，目的是反击或彻底击溃以海德格尔思想精神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西方后结构主义对形而上学、人类逻各斯(anthropo－logos)、人文主义和现代性或后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第三，片面夸大海德格尔和纳粹的纠葛、片面强调大屠杀的骇人听闻实际上掩盖了刚刚发生或正在进行的西方民主的罪恶行径：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等。斯班诺斯认为这类暴行是西方根深蒂固的人类逻各斯的产物。因此，这次重提一九三三年以来就为人所知的海德格尔和纳粹的牵连，目的是搅乱视听并对海氏作总的清算。而清算在美国展开更有其政治企图：掩盖美国的种族岐视和由此带来的征服宇宙、独霸世界、充当各国仲裁人的阿哈布精神。阿哈布(Ahqb)为麦尔维尔小说《白鲸》(moby－Dick)中一意捕杀白鲸的船长。斯班诺斯认为阿哈布精神是美帝国主义疯狂征服自然和第三世界的写照。第四，斯班诺斯认为自从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哲学家把海德格尔的哲学带到美国后，美国学术界进入了新的时期。学者们依承或发挥诸如德里达、拉库一拉巴特、拉康、福柯等人的哲学，开始批判西方的空间占有(spatiality)以及其他各种表现形式，如技术、权力、控制、民主、结构主义和人文精神等。这一切都和海德格尔思想的批判性分不开。海德格尔的批判性表现在：一、揭示真理或渊源的临时性和不可靠性，二、揭示西方哲学和人文精神的本体一宗教性(onto－theolo－gy)，三、揭示人文精神的后果：现代性的危机。

总之，斯班诺斯认为讨论犹太大屠杀不能不讨论其他形式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战，更不能在讨论中由于海德格尔和纳粹的瓜葛而否定他的哲学的批判性，因为海德格尔的批判锋芒所指正是造成西方强权政治、种族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基础：真理、权力、本体宗教、现代性技术发展等。海德格尔在纳粹问题上的失足和大屠杀事件上的沉默不应该影响我们继续发挥他的批判哲学遗产。对批判哲学的批判是有益的，但是当这种批判转变成一种清算和否定，即以清算和否定海德格尔来恢复资本主义人文精神，并过早地把社会主义的低潮说成是资本主义民主的绝对胜利的话，那么我们会怂恿纳粹以后新帝国主义的暴行，更会不知不觉地从理论上肯定那种暴行和强权。

但是历史往往又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海德格尔哲学为西方哺育了一大批反抗哲学家：阿尔都塞，拉康，福柯等，而他自己却在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栽了跟头：他毕竟对纳粹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按罗威斯〔K.Lwith〕的回忆海德格尔外出郊游都不忘佩带党卫军的徽章)；他毕竟甘愿为纳粹的工具(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并参与干扰犹太教师的晋升；他毕竟留下了无法抹去的言论。这不能不说是哲学史上的一大遗憾。

海德格尔“档案”还没有全部公开；他还有许多没发表的著作和通信，其中他与自己的学生和情人汉娜·阿伦特(H·Arendt)的通信也许会有助于问题的澄清。但从现有材料来看他的沉默是可以解释的。这里斯班诺斯的论点可以给我们一点线索。斯班诺斯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海德格尔是深刻思考现代文明和技术的思想家之一。不说别的，只看一下海德格尔和《镜报》的谈话就十分明显地说明他对现代文明和技术的忧虑。忧虑及对整个世界(上天与大地)的关注使他认识到文明与技术的毁灭性后果。当然我们这里又要考虑到海氏的这种思想是发生“转变”后的思想，而“转变”发生在退出纳粹或对纳粹作出思考之后，于是我们可以说海氏在《存在与时间》开始的对文明与技术的批判在经过了纳粹的疯狂年代后发展成一种对全球性文明与技术的批判(这里不要把批判理解成否定；中文里“批判”这个词往往引起此种联想)。更重要的是从一九三四年(海德格尔辞退校长之务)到一九四五年，海氏身居纳粹“囹圄”的德国而无法对当时的法西斯进行批评和表示不满，尽管按他的说法，他作了到七六年为止不为人所知的消极的抵抗。三四年后他的研究和讲课已转向了对现代文明和技术的变相的批判；一九三四年他开设了“逻辑”、“赫尔德林”；一九三六年开设了“尼采”。到二战结束和二战后的年代里他已经构筑了转变后的哲学。此哲学的批判范围当然包括对纳粹和整个西方的思考。

也许海德格尔犯的“严重错误”是把纳粹的行径和整个西方的行径联系起来思考，并在某些方面认为三十年代初的纳粹(国家社会主义)代表了历史的“新生”。西方的人文主义学者当然反对海氏把西方的暴行和纳粹的暴行相提并论，反对把盟军在德累斯顿的行径、原子弹屠杀和纳粹大屠杀相提并论。于是海德格尔无法表态，无法不表示沉默，因为单方面谴责大屠杀也许会表明他赞成西方民主在二战中和二战后的胜利并默许它的所作所为。海德格尔显然不想赞成也不想默许西方民主对现代文明和技术的崇尚，但他又无法直截了当地指明他三四年后反对的是包括纳粹在内的所有独裁和民主，也就是说从残酷和缺乏人性角度上讲纳粹与西方文明没有本质的区别。

那么海德格尔为什么不能像阿多诺(T.Adomo)、马尔库塞(H.Mar－cuse)和雅斯贝尔斯那样既批判纳粹又批判西方现代文明和技术呢？如此发问就是忘记了海德格尔在三十五岁之际，当大批犹太学者包括阿多诺和马尔库塞逃离德国之时，当上了大学校长并得以维持教学研究生涯。他深知自身历史上这不光彩的一页，于是他无法像别人那样振振有词，于是三四年后的海德格尔过的是“考据”和细读的生涯。他用沉默代替言词，用诗的有声和无声代替哲学，用东方的道来辅助西方的形而上学。他以这种行动保持自己思想或哲学的完整，而维护哲学和自己的思想成了他的主要目标。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