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是否要以环境污染为代价？

经济增长是否要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精选3篇）

经济增长是否要以环境污染为代价？ 第1篇

经济增长是否要以环境污染为代价？

摘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不再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两者之间互相影响，互为效果，如何协调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如何改善因经济增长而带来的环境问题是我们不断努力不断改进的方向。

关键字：工业革命

经济增长

代价

政策

环保措施

18世纪和19世纪，工业革命以不可逆转的趋势从英国起飞迅速席卷世界各国，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工业体系的形成，大机器生产的出现，以及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工厂或企业等经济组织的形成和普及，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已然成为各国政府追求的核心目标。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想尽办法用尽所有手段积累财富，催生本国经济飞速增长。各个国家不断扩大对开发自然的投资，尽可能地从自然界攫取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并在所有经济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据统计，1960年～1970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6％，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1.3％。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1986年，日本的黄金储备达到42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1987年，日本的外汇储备超过联邦德国，居世界首位，1988年，日本的人均收入达1.9万美元。然而，经济发展都是有代价的，与上述光鲜傲人数据相比的是，日本的环境问题也不容忽视。全球十大环境污染案例中，日本竟然榜上有名蝉联三次，水俣病事件、骨痛病事件和米糠油事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让人不寒而栗；而美国也因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和多诺拉烟雾事件，使得居民日常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通过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提高自身的生存质量，是人类的长期梦想和为之奋斗的目标，可以说，工业革命真正开始了人类向自然进军并且蹂躏自然的旅程。人类有恃无恐地改造自然，不断地吞噬自然领地，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物质财富迅速增加的同时，自然环境持续恶化，生态系统日益衰退。

看着昔日澄净的蓝天如今阴霾布满，头顶上同样是五千年前晚唐的月光却再也看不到那时“银河渐落晓星沉”的诗意盎然；古代“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邴然气势却变成了如今张爱玲笔下“现在海枯石烂也很快”的无限苍凉。

每天看着新闻报道，都是触目惊心的悲痛，前段时间的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件震惊全球，据说这一悲剧的影响之大前所未有，有关方面需要花几个月时间封闭油井，油污的清理工作将耗时近10年，而墨西哥湾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将成为一片废海，也就意味着附近居民每天面对的都是表面漂浮着一层厚厚的黑色的原油以及难闻的味道，他们不能再住下去了，那是用生命在开玩笑，他们赖以生存的祖宗饭碗此刻已被破坏殆尽，唯一办法就是搬迁，离开那世代生存的埋葬了太多骨肉联系的心中净土。更不用提那些海洋生物，他们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穿透不了那一层枷锁，很多已经死亡，浮尸遍野，而更多物种甚至濒临灭绝，这不得不说是人类破坏环境史上空前的危机。

我们不禁要质问，难道真的要以环境污染来谋求经济增长吗？我们把环境破坏，把资源开采完，留给我们后代的还有什么，这让他们如何生存下去？我们真要让《2012》成为现实，真要让大自然给我们毁灭的一击才能住手吗？现在来说说我们国家吧，在世界上，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污染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14％像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没有保证在2012年以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据世界银行说，世界上有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其中有16个在中国。在中国，空气中有害微粒的含量相当于世界卫生组织确定标准的3至5倍！所以，在中国人中，呼吸系统疾病严重危害着中国人的健康。据法国社会展望和国际信息研究中心说，在1990-2010年期间，中国的污染气体排放量将增加一倍，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人现在在迷恋汽车，汽车正在逐步取代自行车成为人们的交通工具。据估计，从现在起到2010年，中国的汽车将增加到１亿辆。

作为该地区第一经济大国，中国有一些其它的紧迫问题需要解决，例如国有企业破产问题，经济发展速度减慢问题，失业率上升问题„„ 然而，中国政府的前瞻性和传统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开始得到正确运用，1990年起中国开始重视环境污染这个问题！1985年成立的负责全国环境保护问题的机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权力得到了加强。电视每天晚上播放全国42个39个主张保护环境的非政府组织也在努力使舆论重视环境问题。

中国正在同荒漠化作斗争，政府已决心采取行动。1990年以来，中国已重

新造林5273万公顷。煤炭（仍占全国能源生产的76％）正在逐步被天然气取代，煤产量在1996-1999年期间从16亿吨下降到了9亿吨，因而中国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3年来减少了20％。我们国家在从大的方面进行调整，以前的“又快又好”政策改为“又好又快”，“经济增长”调节为“经济发展”，不仅要保持GDP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保持环境和人文社会的统一发展，秉持科学发展观理论，力在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我们的经济增长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在相关政府的大力宣传下，公众的环保意识开始逐渐增强，节约用水用电，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支持绿化，不用一次性筷子和塑料袋等等，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

上面所体现的数据和结论会让我们觉得欣慰，然而现在全球力抓环境保护的同时，中国却成了世界工厂。“不客气地说，一些地方已经成为了世界垃圾场。”中国家电协会副理事长刘福中曾指出，全世界的电子垃圾80%被运到亚洲，其中90%丢弃在中国。其他国家在中国建厂，利用中国资源进行加工，再把产成品运到国外，成果是他们所享，留给中国的只有垃圾和污染！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抓环保、防污染，要“绿色GDP”不仅是民间日益强烈的呼声，也成为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中国开始了一系列严打严抓的措施，环境立法，通过法律手段来加强环境保护，通过环境立法，我国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能源环境的基本法律制度体系。同时动用“区域限批”政策惩罚严重违规的行政区域、行业和大型企业，即停止审批其境内或所属的除循环经济类项目外的所有项目，直到它们的违规项目彻底整改为止。

然而这些光靠政府努力远远不够，还需要企业和民众的参与。首先，对于污染超标的企业，该罚就罚，该曝光就曝光。可以把环保成绩纳入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同时，将企业的环保业绩完全公开，并加大惩罚力度。

其次，还是人多力量大，一个人能做的不算多，13亿人的力量就可以无限大，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我觉得美国《新闻周刊》曾提出过的环保节能方法非常简便也非常有效，都是我们的举手之劳。1.少用化学制剂清洁房间，多用自制的苏打水或柠檬水；2.别让你不喜欢的公司给你寄宣传册，否则会毁掉大量树木。3.尽可能用凉水洗衣服，当衣服攒得够多时再用洗衣机。4.将白炽灯泡换成节能灯泡，可节省约70%的电能。5.多喝自带水，少买瓶装水。此外，当企业环保指

数被公开后，消费者要学会利用自己的权利，尽量不买污染超标企业的商品，这样的选择对个人来说可能是举手之劳，但对企业来说是巨大的压力，逼着它不得不想办法节能减排。同时还要积极主动响应国家提出的环保政策，做好公民的监督工作，不仅要监督政府的执行力度和执行方式，更要监督企业和公司的实行，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不能只是口号，也不能只是政府单方面的事。

我觉得还有就是教育孩子，从小培养他们这方面的意识，这需要大人的言传身教，在教育孩子的同时规范自己行为，这样一代影响一代。

我们国家要想等完全发展起来后再治理环境，就已经来不及了。因此要防患于未然，不能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经济增长坚决不能以环境污染为代价！当有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企业的密切配合及公众的积极参与，我坚信中国的环境能有质的飞跃！

经济增长的巨大环境代价 第2篇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到了环境难以承受的底线｡

环境退化和污染已经并且仍在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

为办好2008年奥运会,北京花了大力气用于改善环境,奥运年的这个春天,感觉北京的环境有了明显改观｡但不久前看到一则消息称,一些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外国选手因担心中国的食品安全而要自带食品;更有甚者,由于担心中国的环境污染,打算在奥运期间于韩国居住｡凭直觉,这有很大的炒作成分,当然不排除有人顺手抹黑中国一把,那是习惯成自然了｡但人家之所以能够炒作与抹黑,恰恰是因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后暴露出的环境污染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

国在山河破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间,中国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如变魔法似地从地下呼唤出巨大财富,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也应当看到,如果将现有的成绩全部归功于改革开放,那不仅是对做出巨大贡献的前辈们的不公,也与事实不符｡匡算现有财富总量,当有三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这一两代人自己创造的,但不要忘记,是在前辈留下的基业上创造的;另一部分是前人创造的,如土地､矿山等,我们只是将其货币化而已;再一部分,说起来应当感到羞愧,是对后人财富的透支与贴现,是对资源环境的破坏而变现的,后人将付出沉重代价,为我们不负责任的行为埋单｡

多年来,我们习惯比成绩,展示光鲜靓丽的地方,而对我们不光彩的地方,往往讳莫如深｡这些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是发达国家的2~3倍,但是单位能耗是发达国家的8~10倍,污染则是发达国家的30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表示:中国的经济奇迹将会很快结束,因为环境跟不上发展的步伐｡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持续张力下,中国已有1/3的土地遭受过酸雨的袭击,七大河流中一半的水资源是没用的,1/4的居民没有纯净的饮用水,1/3的城市人口不得不呼吸被污染的空气｡在中国,大凡经济成长比较快的地方,环境污染通常都比较严重｡本人虽没有做过统计分析,但凭研究经验与直觉,得出“中国的地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基本成正比”这一结论的风险并不很大｡

水污染 目前,中国的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可谓“一江污水四处流”｡流经城市的河流90%处于严重污染状态,城市90%的地下水被污染,30%的工业污水和60%的城市污水未经处理｡在中国2万多个自然湖泊当中,75%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不久前被报道的江苏太湖､云南滇池与安徽巢湖的污染只是“抓典型”而已,这并不表明没有被大量报道的湖泊就没有污染,或污染状况没这三大湖泊严重｡江河湖海水系相连,因此中国的海域也难以幸免｡素有“天然鱼仓”和“海洋公园”美称的渤海,如今已失去美丽的容颜,污染程度位居四大海域之首,渤海正在成为“死海”｡专家预计,即便从现在着手整治,渤海生态的全面恢复也要花费200年｡非政府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称,中国现在是太平洋最大的污染源｡

大气污染 目前,中国城市空气污染超标一般都在2~6倍,大量燃煤与汽车保有量迅猛增长是主要原因｡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仅次于美国,其中近70%来自煤炭的燃烧｡2006年,中国消耗了大约24亿吨煤,比美国､印度和俄罗斯的总和还要多｡中国境内排放的二氧化硫和颗粒物分别有90%和50%是燃煤所致｡颗粒物给人们带来呼吸疾病,而二氧化硫排放造成的酸雨则洗刷着中国1/4的国土和1/3的耕地,导致农业减产,建筑物被腐蚀｡不久前,一位从英国回来的老师与同学相聚,谈到中国的大气污染时调侃说,中国有13多亿“人工吸尘器”,因此中国的空气有望变得干净｡国际能源机构的专家警告:除非中国重新考虑使用各种能源来源,采用环保前沿技术,否则在25年内,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将达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有成员国总量的两倍｡是啊,13多亿中国人在努力清洁空气的时候,还会呼出二氧化碳｡

固体废物污染 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居民生活的便利化与现代化,产生着越来越多的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和其他特殊垃圾｡城市每年产生的近2亿吨垃圾中,只有不到20%是按照环保方式处理的｡2/3的城市陷入生活垃圾包围之中,垃圾不仅侵占大片土地,而且严重污染了周围的土壤和水源｡急功近利不仅使我们忽视垃圾处理,而且还大肆进口洋垃圾(主要是废弃的塑料和电子产品),洋垃圾一度成为中国进口三大“商品”之一｡垃圾业已成为中国城市的一个沉重包袱,但倡导循环经济的专家却认为,“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垃圾是地球上惟一增长的资源”｡例如,一个年产1000万吨的钢铁厂,利用产生的“废弃物”和副产品,可发电120万千瓦,生产水泥300万吨,还能消化120万吨废钢铁｡看来,“科学发展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土壤污染 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废物污染还带来一个严重污染——土壤污染｡据不完全调查,目前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粮食将长期立足自给,但是土壤污染给粮食与食品安全带来巨大挑战｡据估算,中国每年遭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危害人体健康｡土壤污染还直接影响土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从而对生态安全构成威胁｡

饮鸩止渴的灾难

环境污染危害居民生命健康 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2007年3月,世界银行发布《中国污染代价》报告认为,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因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而过早死亡｡据说在中国有关部门的干预下,《中国污染代价》报告的数字曾进行了大幅“瘦身”｡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中国有关部门进行干预的理由是巨大的因污染而死亡的数字会引发中国社会的不安｡如果真的如此,那这个理由真是莫名其妙,不仅是对中国大众知情权的蔑视,而且这样的“鸵鸟政策”显然不是解决中国严重环境问题的有效办法｡

环境污染导致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不断下降 环境污染使生态恶化的范围在持续扩大,程度在持续加剧,危害在持续加重,由此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在持续减弱｡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下降表现为:水生态恶化､草地退化､土地沙化速度加快,水土流失严重;农业和农村污染严重,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有害外来物种入侵,生物多样性锐减,遗传资源丧失,生态安全受到威胁｡目前,全球陆地生态系统共有十大类——热带雨林､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针叶林､红树林､稀树疏林､草原､高寒草甸､荒漠与苔原,中国皆有分布,而且是世界上惟一囊括全部十大类的国度｡然而非常不幸的是,中国十大生态系统都处在不同程度的退化过程中｡除了众所周知的森林锐减､荒漠化扩大外,那些过去较少受到破坏或轻度破坏的高寒草甸､温带草原和红树林也出现了严重退化｡相关专家警告,中国在生态环境建设中,“边治理边破坏､点上治理面上破坏､治理赶不上破坏”的问题突出｡

环境污染危及社会稳定 随着生活水平､文化素养的提高,中国民众越来越关注整体生活品质,环境意识越来越强｡与此同时,中国现代化步伐加快,民众的民主素养与维权意识在不断提高,对环境破坏表达不满越来越多地由言语上升到行动｡由此引发的地方性抗议活动或“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日益增多｡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2005年全国因环境污染引发冲突达51万起,相关投诉日益增多｡同样,由于发展战略与社会政策存在偏差,发展成果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富裕阶层,环境污染则越来越集中到弱势群体｡富人在富裕过程中制造污染却不承受污染,也不支付治理污染的成本,这就是典型的环境不公平｡社会不公导致环境不公,环境不公又加重了社会不公,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增加了社会不和谐｡山西一些煤矿业主,乱挖滥采,破坏了当地环境,自己赚个脑满肠肥后,却不在当地居住,到异地买高档别墅,炒热了北京的楼盘,甚至炒高了北方沿海的房地产｡

环境污染损害中国国际声誉 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就是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改善长久以来贫穷落后的形象,借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然而,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不仅污染了中国的山川河流,也污染了中国的良好形象｡国际媒体不断渲染,中国行将超过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最大排放国｡“中国制造”的污染性排放物和灰尘被季风带到了遥远的美国,并给沿途的韩国和日本带来了明显的危害｡中国排放的污水不仅污染了自己的长江､黄河,而且也污染了发源于中国的湄公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和萨尔温江等许多大河｡“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中国正在东南亚､非洲与拉美等地开发自然资源,由于一些相关企业缺乏社会责任,从而对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显示,中国已是世界上非法砍伐木材最大的进口国,中国进口木材中约50%属于非法砍伐｡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有生存与发展权,有合理利用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的权利｡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也有义务来保护全球的资源环境,以实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污染令经济增长失去实际意义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到了环境难以承受的底线,快速的工业化正将中国环境推向危险的临界点｡环境退化和污染已经并且仍在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环境专家曾估计,如果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点源”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6.8%左右｡2006年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2567.8亿元,比上年增长7.5%,占当年GDP的1.23%,达到历史最高｡但世界银行计算,目前中国每年GDP的8%~13%都在支付环境成本｡而且,对已被污染的环境实现恢复,需要付出巨大经济代价｡经济增长的目的是改善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然而,污染的食品､污染的空气､污染的水,总之污染的一切,都在吞噬着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更多的是名义与政治价值,已没有多大实际经济意义｡

污染主因在“官僚主意”

长期以来,中国将环境保护问题一直当作一个专业问题,认为只有相关专家才会有关注,才有发言权｡但是,随着环境对经济的制约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与学者把它当作一个经济问题来探讨,即如何克服环境约束,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这种理解仍然停留在社会精英层次,从而也就制约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随着社会大众对环境问题越来越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中国环境保护正在迅速成为一个政治社会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要求中国在发展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则将环境问题进一步提升到文化伦理层次｡中国国民与中央政府对环保的高度关注正在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赞誉｡

在我们仍争论､探讨环境是否需要保护､如何保护时,中国的环境却持续恶化,大约每两天就发生一次严重环境污染事故｡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每年能耗降低4%､污染物排放降低2%两项硬性指标,着实令人鼓舞,然而当年这两项指标都没有完成,使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面前异常尴尬｡当前环境问题之所以在中国如此突出,影响如此严重,原因众多,但主要在于一些政府官员与相关企业惟利是图､漠视环境｡

廉价的甚至是零价的环境 设想,一吨灌溉用的黄河水还不到一小瓶矿泉水价格的1/10,人们怎么可能去节约?长期以来,中国众多地方在进行项目论证时,几乎不考虑环境因素｡一些被发达国家唾弃甚至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拒绝的高消耗､重污染项目,总能在中国成功通过,而且还待若上宾｡实际上,环境不仅仅只有经济价值,还有社会价值,甚至良好的环境本身就是价值,一种天然或自然价值｡环境服从的是自然规律,经济增长合乎的是经济规律｡经济增长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能弥补环境的被破坏｡中国需要经济增长,也需要环境保护,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初始,就要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平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效用会逐渐递减,环境保护效用则逐渐递增｡环境的价值应当被重新认识与合理评估｡

膨胀的地方利益 在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的前提下,地方政府为“改善生活”,增加地方税收,当然还有解决就业,往往努力招商引资｡在地方利益诸侯群起竞争的态势下,不断进行“割喉战”,不断进行“冲向底部”竞赛,不断降低投资门槛,引进高消耗､高污染项目｡一些地方甚至公开打出“谁跟招商引资过不去,就是和人民过不去”的标语,将企业主提高到了“救世主”的地位｡原料药的生产企业是污染程度最高的化工企业,根据发达国家的法律,这些企业已无立锥之地,但却被中国请了进来｡如今,中国很荣幸地成为世界上原料药出口的最大国家,全世界80%以上的药品都依赖中国的原料药｡如此,外资污染了我们的沿海,而后在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之下,南方污染企业“北上”,东部污染企业“西进”,整个中国由此真的成了“大染缸”｡

扭曲的政绩观 “发展是硬道理”被片面甚至被肆意理解,近乎在所有的地方政府那里,“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提高GDP是第一要务”｡如此,“人间天堂”成了“世界工厂”,而“世界工厂”在制造出无穷污染的同时,也生产出众多高官,“XX模式”如此被无限效仿,无限发扬光大｡正是巨大的政治利益,强烈驱使着地方政府在环保问题上态度暧昧,甚至直接加以抵制｡国家环保总局统计,全国地市级建设项目环评执行率只有40%,部分地区县以下企业仅为20%｡当中央反复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以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时,我们很多地方仅仅是“嘴上哈哈,纸上画画,墙上挂挂”｡

肆虐的行政腐败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现行的官僚体制造成了中国的环境污染｡他讲的是官员扭曲的政绩观,没错,但是只对了一部分｡实际上,由于利益的驱使,由于“天高皇帝远”,由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与企业主合谋获利由来已久,结成坚固的利益联盟｡因为环境污染无价,投资可以获取暴利,于是疯狂兴建大型电力､化工､煤矿､造纸等工程,企业主获得巨大利润,地方官员也得到巨额回扣,实现共赢｡对于受到“外部不经济”伤害的民众,地方官员当然是袒护､庇护企业主,甚至不惜动用警力来维护“社会治安”｡因此,在“政绩”与地方利益的背后,还有赤裸裸的黑利｡环境污染过程中不仅伴随着犯罪,而且环境污染本身就是犯罪,“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当然是犯罪｡

错误的发展战略 长期以来,中国选择了由政府来主导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一系列的经济发展战略都是由政府制定,而很多战略没有经过周密论证或民主性地听取多方意见｡汽车已经超过了工业粉尘成为中国城市环境的头号杀手｡据估计,2005年城市大气污染中有80%都是由汽车造成的｡不仅是环境,更主要是中国的有限耕地,都难以甚至无法支持汽车家庭化｡但是,同样由于短视,中国从2003年开始就已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消费国｡在成为汽车大国的同时,“自行车王国”称号逐渐终结了｡如今,中国自行车工业已陷入持续萎缩,所生产的自行车大部分用于出口,为世界环保事业做出贡献｡

捍卫常识为什么要以生命为代价 第3篇

就大环境而言，从1957年起，中国的政治形势便不断“左”倾，“阶级斗争”日渐为“纲”。在青年学生面临的所谓“红”(政治态度)与“专”(文化知识)的关系中，越来越强调“红”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文化知识被视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遭到批判、禁绝；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一度在青年中影响颇大的苏联文化也被冠以“修正主义”而被批、被禁。在这种极端封闭的“革命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也因此极为孤陋、畸形和偏执，充满所谓“革命理想主义”色彩。随着对“资本主义复辟”、“剥削阶级时刻要夺回失去的天堂”的宣传不断加强，青年中产生了一种草木皆兵、近乎病态的政治敏感。

在学校和青年工作中，日益“左”倾的“阶级路线”使家庭出身越来越能决定个人的命运。“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學生在上学、就业、入党、入团、参军等方方面面都受到严重的歧视。其实，这些青年学生对新社会同样充满热爱，同样充满共产主义的理想色彩，并因此对自己的家庭出身怀有一种“原罪感”，总想“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由于家庭背景，他们中的许多人知识面较宽，视野较广，却又习惯于自我压抑：一方面，他们对从父辈影响中得来的某些“非无产阶级”文化有某种深深的留恋，对日益严厉的文化、思想批判有种格格不入之感；另一方面又自觉努力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自己，批判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情调”。一方面因在入党入团、升学参军等问题上受到不公正待遇而不理解，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对自己家庭出身的一种应有的惩罚。这种矛盾产生的内心痛苦，长期难以纾解。

当时，最为自信、活跃的是“革命干部子弟”，尤其是高级干部子女。“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与“当然接班人”、“舍我其谁”的优越感、特权意识在他们身上融为一体。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最可靠“接班人”，所以很早就表现出直接的政治参与愿望。

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部分高干出身的学生提出不仅要在教师中“四清”，学生中也应进行“四清”，进行“阶级排队”，对“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进行更为严厉的整肃。他们认为学校给自己的照顾和特权还远远不够，一旦他们的过分要求(如完全废除考试、对其他学生进行批判等)没有被全部满足，便认为学校“压制革命派”。他们认为当时的教育路线“左”得远远不够。由于家庭背景而能“得风气之先”，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教改”的谈话首先在这群人中流传。他们根据毛的讲话精神，认为当时的学校仍是“智育第一”、“白专道路”、“修正主义统治”……当“文革”一开始。他们就组成红卫兵，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不仅夺过学校大权，而且“杀向社会”。他们要用暴力、鲜血来实现绝对一元化、“一片红”的理想，成为一支为所欲为、令人望而生畏的冲锋队。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明确说道：“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红旗》，1966年第11期)手握“国家机器”，却又要享“造反”之名，确实令人叹止。

他们首先破除的是考试制度。因为“文化”的比重虽然早已大幅下降(其实在入学的分数线上他们已享有相当优惠)，但“考分”的公布毕竟成为对等级特权的默默抗议和无形挑战。因此，他们提出应按“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录取学生，用保送和推荐制取代考试制，其实质是要实现等级特权利益的最大化。此时他们把许多学校领导人和教师打成“黑帮”、“反动权威”、“牛鬼蛇神”，关进“牛棚”，其中不少被迫害致死。痛定思痛，这正是长期进行“阶级仇恨”教育的恶果。与此同时，这批大权在握的红卫兵立即在学生中“组织阶级队伍”，按家庭出身分为“红五类”(革命烈士、革军、革干、工人、贫下中农)子弟和“黑五类”或“黑七类”(地、富、反、坏、右、黑帮、资本家)子弟。“黑七类”子弟被称为“狗崽子”，不仅没有任何权利，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在不少学校，“红五类”子弟可以任意殴打“黑七类”，而且后者必须与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甚至被强迫殴打自己的长辈。

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为红卫兵的信条，被谱成歌曲传唱。红卫兵的发起组织之一。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自来红们站起来》开篇即宣告：“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在通篇的豪言壮语之下，潜藏着的却是封建性极强的身份观念、等级观念、血统意识。这批红卫兵以“阶级”为标签宣扬“血统论”，可说是封建糟粕借尸还魂的绝妙例证。

以“血统”为标准把学生分为“红五类”与“黑七类”的做法引起不少学生。尤其是“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不满和反感，但面对掌握“国家机器”的红卫兵，他们敢怒不敢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因出身资产阶级、右派家庭而长期受歧视的北京青年工人遇罗克，以极大的勇气撰写并散发了《出身论》一文，力图从理论上对“血统论”进行批判。他的主要论点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观出发，论证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因此家庭出身对于决定一个人是否革命并不重要。“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遇罗克孜孜以求的是一切青年都享有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他说：“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

今天看来，《出身论》只是用最简单的事例、理论说明了最平常的道理，但在当时，这却需要极大的勇气。最终，1968年，这位孤独、勇敢的挑战者付出了年仅27岁的生命。

常识往往因其。平常”而不被注意。其实这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在人类历史上，不乏伟大的思想家因提出“异端”思想而受迫害，但这些思想家毕竟是少数英雄人物，起码在开始。接受这些“异端”思想而受迫害的只是少数精英，大多数平民百姓还可以相安无事“过日子”。但是，一旦常识遭到普遍的破坏。仅因说出“常识”就要受迫害，多数人感到自危，生活就会极其可怕。此时人们才会感到常识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