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案例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案例（精选6篇）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案例 第1篇

十八大以来典型反腐案例的调查与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正处于深刻变革的过程中,这一时期正是腐败高发时期，近些年来，腐败更是继续呈蔓延趋势，官员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其中情节严重的案例更是不胜枚举。

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指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从一把手抓起，“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

腐败情况之严重，腐败风气之蔓延，让人痛惜不已。我们不禁思考，是什么导致了腐败的产生？又是什么助长了腐败？又该怎样去遏制腐败的产生？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查阅了十八大以来发生的几起贪污事件的资料，案例涉及社会的各方面领域，并对案例进行讨论与分析，希望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反腐案例列举

案例一：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刘铁男案

刘铁男，汉族，1954年10月出生于北京，祖籍山西祁县。197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东北大学工学博士，曾获名古屋市立大学“修士学位”（涉嫌伪造）。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2014年12月10日，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受贿案宣判，刘铁男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刘铁男在被“双开”后，国家能源局内部干部的评价是：刘铁男个性高傲，对下属极为严厉，能源管理没有新意；在项目审批不做工作不画圈，长期扣压一批项目，在遭遇举报后才突击审批项目笼络人心。

案例分析：缺乏有效的监督体制，审批大权于刘铁男一人掌握。检察机关在公诉时也指出：“监督制约权力机制不到位，是被告人刘铁男违法犯罪的客观因素。刘铁男平时是“不做工作不画圈”，积压了大批能源项目，在被举报后却3个月突击审批50多个项目。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有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在刘铁男身上再次得到了印证。

案例二：

最具争议的市委书记——仇和案

仇和,1957年1月出生于江苏滨海。197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参加工作。他的仕途起于江苏,直到1996年起任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沭阳县委书记,仇和的仕途之门才在真正意义上被打开。在沭阳进行为期4年的“铁腕”改革,仇和让经济基础薄弱、社会环境较差的沭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2001年担任宿迁市委书记起,15年来,仇和在争议之中,他的官职从江苏副省长,再到昆明市委书记,直至云南省委副书记。在2015年03月18日，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

从江苏宿迁市起步，到云南高原执政，仇和被称为“最富争议市委书记”，也成为“另类官员”的代表。他的改革措施、做事风格和言谈，始终伴随争议。舆论两极分化，有百姓感激他“铁腕治城”所带来的收效，有学者赞同其“以人治推动法治”的理念。但是，仇和“任性”的背后，却隐藏着不受监督的权力和腐败。

案例分析：仇和的落马，更大的意义还是对独断专行的否定，对人治的纠偏。做官可以有个性，可以有探索，但不能太任性。不能坏了制度对官员约束的框架，信马由缰，侵害群众的合法权益，不能以表面的个性来掩盖权力的任性。

案例三：

家族式腐败——***案 ***，1942年12月出生于江苏无锡，1964年11月入党，1966年9月参加工作，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勘探系地球物理勘探专业，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2015年4月3日，天津检察机关依法对***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提起公诉。***的所作所为，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身份已格格不入，尤其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泄露党和国家机密”，让人触目惊心。

而***家人及相关人员已先后被调查，包括：詹敏利、黄渝生、贾晓烨、周滨、周涵、周元兴、周元青、周玲英、周晓华、周峰、郭永祥、冀文林、李华林、沈定成、蒋洁敏、李春城、李崇禧、王永春、米晓东、余刚、谈红。其中周涵，***次子，此前已宣布与***周滨断绝关系。（关系图谱见附录）

案例分析：“敛财享尽奢靡盛宴 而今满门深陷囹圄”这似乎是对***一手带出的周氏家族最恰当不过的描述。因为缺乏监督、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能够滥用职权、贪污受贿。也正是因为家教不严、家风不正，让***家族成员把家庭当成了权钱交易所，把家人当成了利益共同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前门当官，后门开店”，结果，人前“同气连枝”、狱中“同病相怜”。不光如此，***以及腐败下属们热衷拉山头、搞宗派、划地域，由此组成利益共同体，导致山头式腐败泛滥，对于这种“山头主义”、“圈子文化”正应该是实施重点打击的对象。

总结：

以上案件只是对十八大以来落马高官的一部分进行了分析。然而，在我国，人口数量较多，下设政府职能部门众多、范围较广，所带来的管理难和监察力度不足的情况还有很多，小官小贪现象屡见不鲜，也不乏一些小官大贪，甚至小官巨贪现象等等。

十八大以来已有一百余名高官落马，可以说反腐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从多年的反腐的工作中可以看出，要想让清廉之风真正地充斥官场，单单地通过大力惩治官员来达到肃清官场的目的，这只不过是不切实际、一厢情愿的空想罢了。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出路？反腐的道路还有多远？ 从以上反腐案例分析来看，腐败的大体问题莫过于：权力集中；滥用职权；无人监督；利用职务便利，敛取非法收入；官官相护，勾结犯罪等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是应该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达到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目的；二是在体制内外均建立有效的监督机构，达到双重监督的效果；三是加大信息公开的透明度，以减少腐败现象的产生。

在反腐的路上，阻碍与困难肯定是有的，反腐的决心与力度高低决定着反腐的成果。再者，反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措举，每一个时期的反腐工作，只能平衡那个时期存在的腐败势头。反腐之路犹如一场持久战，唯有持续将反腐进行到底，才能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孕育出一个真正的政治清明的美好社会！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案例 第2篇

中共十八大以来强力反腐败 被赞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以空前力度严厉打击腐败行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它提升了党的形象，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中共十八大以来至本月中旬，全国仅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就有逾50人因腐败而被查处。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季正矩说，放眼世界，任何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都会易生惰性，而中国共产党通过严厉打击和预防腐败可使其肌体健康、活力长存。

他说，近两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力度是空前的，并取得了巨大成效，这提升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中共反腐败也引起了西方舆论的高度关注。美国亚洲协会“中参馆”网站的大卫·沃泰姆称，根据其梳理中纪委公布的官方数据发现，2012年以来，中国7.4万名各级党政官员因腐败而被处理。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12年11月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微博）说，“信任危机”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时刻谨慎预防的，而严厉打击腐败、有效预防腐败是必要之举。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强化中央巡视、开通网上举报、践行八项规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举措，依法依纪严惩党政公职人员的腐败腐化行为，赢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和普遍的国际赞誉。

网民“chenchenshow”如此评论中共的强力反腐败：这是“用公务员自己的‘清廉指数’换老百姓的‘幸福指数’”。

中国社交平台微博上的用户“｜｜微笑中的钻石｜｜”说：“我们足以看到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勇气，其是以反腐败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美国彭博社9月23日发表的文章对17位经济学家进行了一项调查，这些经济学家的中位数预测值是，反腐行动将在2020年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多增0.1至0.5个百分点。汪玉凯表示，国际社会看到中国动真格地反腐败，对改善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和增强中国对外合作均有益处。

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腐败问题都持“零容忍”态度，也更有意与持续严厉打击腐败的国家开展广泛合作。

中共反腐败范围广、程度深、力度大、成效明显，但也暴露出腐败官员数量多、层级高企的问题。这令一些人担忧，持续强力反腐败可能会损害党的形象、动摇党的执政根基。

美国《纽约时报》最近一篇报道指出，“老虎”和“苍蝇”并不是越打越多，而是的确重塑了民众对党和政府反腐决心的认识。民众的支持与肯定显然是对“腐败有用论”和“反腐威胁论”的有力回应。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戴焰军说，通过抓作风建设、抓廉政建设、抓党群关系，提升中共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是巩固中共执政地位的有效途径。

处于新的历史时期，中共面临着更加复杂的风险、更加严峻的考验，对于腐败行为和现象持“零容忍”态度，持续不断地强力打击腐败，无疑能够优化执政资源、净化执政环境、完善执政生态，有利于中共夯实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将于下周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专题研究“依法治国”。分析人士预料，反腐败法治化、制度化将成为中共进一步着力解决的问题。

季正矩说，中共必将通过加强法制建设进一步从严治党，着力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发挥自律与他律的作用，让党员领导干部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

中共十八大以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等“大老虎”的被打，凸显了中共反腐败的决心与力度。

汪玉凯表示，把隐藏很深、级别很高的腐败分子挖出来，其结果是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令人民群众坚定了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信心。

十八大以来落马的55个“大老虎”（名单）据新华社“新华视点”微信报道，正在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首次以全会的形式专题研究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反腐”预计将成为重要议题。依法限权、依法问责、依法治贪，前期的反腐成果需要获得制度的保障。

***、苏荣、徐才厚„„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中管干部达55名。铁腕反腐、涤荡“四风”，是中共十八大以来赢得民心的一大政绩。这已成为国内外各界的共识。反腐败正在不断打破“禁区”和“惯例”。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反腐力度，预示着中共反腐正进入“新常态”。视点君根据新华社和中纪委网站发布的消息，整理出了关于这些“大老虎”的大数据。

在被查处的55名高官中，副国级以上共3人，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共7人，中纪委委员1人。中央部门和国家机关等共计12人，军队系统2人，央企高管共5人。地方的“大老虎”来自全国19个省份，其中，山西为“重灾区”，累计7名“老虎”落网;其次为江西和四川，分别有3人;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海南、云南、内蒙古等7省份各有2人;其余9省份均为1人。目前仅北京、上海、山东、吉林、河北、浙江、福建、甘肃、宁夏、西藏、新疆、黑龙江等12省份未出现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

这些数字每增加一个，对各级官员的震慑就增加一分!【副国级以上】3人：***、徐才厚、苏荣 【中央委员】2人：蒋洁敏、李东生

【中央候补委员】5人：王永春、李春城、万庆良、陈川平、潘逸阳 【中纪委委员】1人：申维辰

【中央机关】12人：***、苏荣、蒋洁敏、李东生、刘铁男、申维辰、白恩培、何家成、杨刚、衣俊卿、许杰、齐平景

【军队系统】2人：徐才厚，**

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思想研究 第3篇

关键词：生态文明,美丽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召开以来, 我们党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了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并重的位置, 彰显了我们党对人民生活环境的关心, 对可持续发展战略重要思想的坚持,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化。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以巨大的勇气, 集全党全体人民群众的智慧来推进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 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源头保护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一系列的措施来推动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为“美丽中国”的建设保驾护航。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建设美丽中国的保障

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大会报告, 人们为了发展不惜破坏环境, 用“绿水青山”换来了“金山银山”, 但是“金山银山”却很难唤回“绿水青山”, 面对中国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劣, 雾霾长期笼罩在中华大地, 水污染、大气污染等各类污染严重影响着人民的身体健康, 各类珍贵的动植物濒临灭绝, 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粗放的生产方式将难以为继, “美丽中国”伟大战略思想在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 旨在建设绿色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通过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 让中国的天更蓝, 水更清,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美丽中国”不仅体现在中国的生态环境, 同时也体现在社会制度的发展, 贫穷落后不是“美丽中国”, 环境污染严重威胁到人民的身体健康也不是“美丽中国”, “美丽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在绿色的环境下, 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的发展。

“建设生态文明, 关系人民福祉, 关乎民族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来, 大力推动了生态文明的建设, 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发展的评判标准, 各省市干部的选拔任用不再唯GDP是举,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人民的生活环境同样得到了大的改观, 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处, 这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对“美丽中国”建设的保障。“绿色、低碳、环保、节约”等思想深入人心, 生态文明建设为“美丽中国”提供了保障, 人民的素质和对环境爱护的责任感日益增强, 社会美、生活美、心灵美, 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了中国特色设主义事业的发展, 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拓展。

2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习近平指出, “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 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把保护环境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基础, 形成绿色发展的理念, 加强宣传教育, 把保护生态的观念深入到人民群众的心中, 真正做到“爱护环境, 人人有责”。

中国的面貌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让西方发达国家嗔目结舌, 我们党本着“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的重要理论经验, 大力发展经济, 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巨大的提高, 社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大力发展经济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得到迅速的发展。但是由于之前我国的发展方式粗放, 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 破坏了生态, 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紧张。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以来, 通过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提出了“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重要思想论断, 这是把马克思主义自然生产力和中国当下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提出,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 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 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 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 许多发达国家都采取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举措, 为了谋求发展而破坏了生态环境, 等环境的污染严重威胁到人的正常生产活动、甚至危害到人的身体健康时, 人们才想要回过头来去保护环境, 然而补救所采取的花费往往是比当初破坏环境而产生的利润要多的多, 例如伦敦的烟雾、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和日本的水俣病等, 这些国家的教训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经验,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线, 要正确处理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 坚持“绿色、循环、低碳”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生态环境系统是人民赖以生存的基础,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们衣食住行的重要保障, 没有生态环境, 人民的生活也就无从谈起。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样是人民进行生产实践活动的基础, 如果单纯的发展经济而忽略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 抑或是为了发展经济而大肆破坏环境, 不仅会遭到自然的报复, 生态生产力也会遭到破坏, 最终将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

3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论断, 把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推向了新的高度。他指出, “建设生态文明, 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 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 用制度保护环境”。用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体系是实行生态文明保护约束的前提, 大自然是一个互相影响的系统工程, 山水林田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 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 治水的只管治水, 那么很容易造成顾此失彼的不良后果, 甚至造成生态环境系统性的破坏, 环境的治理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必须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来统筹谋划。

首先,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 只有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才能守住生态底线。生态保护红线包括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和自然资源利用上线等生态红线, 生态红线是生态环境安全的底线, 决不能突破生态红线的底线, 生态红线的突破预示着生态环境的破坏, 习近平总书记在划定并遵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上提出“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 就是不能越雷池一步, 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 严格遵守生态保护红线, 将各类开发生产实践活动控制在生态环境能够承载的范围之内。

其次, 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绿化政绩考核, 责任终身追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必须依靠我们党的领导, 正确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切实有效的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之中, “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 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 习近平指出, 不再以单纯的经济发展作为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标准, 对造成资源严重浪费的, 对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给予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 已经离任的也要追究责任, 国务院和相关部委印发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相关考核办法和《实施细则》, 将治理雾霾成效作为对各地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这些考核制度的确立, 从结果评价, 也从源头预防的角度, 促进了党员干部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生态发展的观念, 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再次, 坚持加强改革开放与国际合作, 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国际进程。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份子, 当前世界环境亟需得到改善,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刻不容缓。在全体人类的角度上考虑, 中国积极采取措施, 主张率先减排,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的支持, 为人类的共同发展, 贡献出自身的力量, 在生态问题上加强与别的国家的合作, 构建和谐共赢的生态文明建设体系, 共同建设地球美丽家园, 为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

生态文明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 十八大以来, 我们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推向了新的高度, 以美丽中国、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等理论思想为基础, 在党的英明领导下, 党和人民、中国与世界共同推进生态文明体制建设, 为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发展加强环境保护。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外文出版社, 2014.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外文出版社, 2014.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外文出版社, 2014.

[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党建读物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2013.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案例 第4篇

[关键词]十八大；反腐倡廉；机制；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D26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11-0047-03

一、建立和完善宣传教育机制

（一）宣传教育的形式多样化和内容有效化。刘占虎提出了创新廉洁教育的方式方法。一是深入开展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和岗位廉洁教育，在腐败易发多发的重要领域和关键部门开展廉政风险防范教育和责任意识教育；二是把廉洁教育融于公职人员培养、选拔、任用的全过程，着重从过程机制上增强其廉洁从政的自觉性；三是大力推进廉政文化的社会化，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廉洁教育，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舆论环境。[1]杨小闵提出要坚持因人施教、分类施教，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抓住容易引起腐败行为的思想心理因素，从单向灌输方式向平等讨论、共同学习的互动交流方式转变，使受教育者思想有收获、心灵受震撼、认识有提高。[2]

关于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内容有学者认为当前要突出抓好三方面教育，一是权力观教育，二是艰苦奋斗教育，三是党纪法规教育。[3]也有学者提出教育内容必须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反腐败斗争实际和党员干部思想实际进行廉政教育，增强针对性、有效性。[4]

（二）以宣传教育机制带动廉政文化体系的构建。孙立军指出：目前的廉政文化制度设计尚缺乏系统性，超前研究不够、刚性约束不够。特别是廉政文化建设的评估机制、激励和惩戒机制、推进机制等方面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可操作性不强，这使廉政文化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教育、引导和约束作用。[5]因此，卢奕华建议：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廉政文化的特点和规律，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促使党员干部将法律、纪律等他律转变为高度的自律，把外在的强制变成内在的自觉，使不搞腐败不只是迫于惩治的畏惧，更重要的是出于对人民赋予的权力的珍惜和对自我人格的珍重。[6]钟龙彪提出要构建廉政文化建设的思想教育机制。这虽然也包括面向普通群众的思想教育，但重点仍应放在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上。[7]

二、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

（一）形成配套完善、有效运转的民主监督机制。有学者提出，一系列相关制度法规的颁布施行，进一步完善了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初步实现了由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由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由事后监督向事前监督的三大转变。但现有党内监督制度体系仍存在很多问题，需要不断完善。一是必须用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为权力设置牢不可破的铁栅栏；二是要理顺党内监督的权责归属和运行方式，保障党内监督部门拥有独立的监督权；三是要切实保障各项监督制度的落实，强化制度执行力；四是要培养高素质的纪检干部队伍，加大对党内监督的支持力度。[8]也有学者提出要根据党章规定，在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全会时应当设立并明确新的民主决策程序，确保党的政治路线和执政方针的包容性和权威性；要严格实行“党组织讨论决定问题，必须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要强化中央对地方党组织自上而下的监督以及自下而上包括中央政治局对其常委会的民主监督。[9]

（二）强化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的互动机制。徐行、崔翔认为：党内监督有力，就会对党外监督起到示范与带头作用；党外监督强化，可以促进党内监督落到实处。第一，加强监督主体的运行动力。一个整体性强、互动良好、运行高效的权力监督体系要具有自运转的动力，从而使党内和党外监督能够持续稳定地发挥作用。第二，加强监督信息的共享与交流。为了弥补监督主体之间出现各自为政、信息蔽塞、缺少沟通的缺陷，就需要利用并整合现有监督资源，实现监督信息的共享，构建监督主体之间的交流关系，从而使不同监督主体能够手段互补，发挥各自优势。第三，加强监督方式的沟通协调与合作。为有效发挥监督主体对客体的整合、制约、纠偏、激励、净化等功能，每个监督主体并不是简单组合，要努力实现监督内容的交错衔接、监督运行方式的协调合作。[10]

（三）突出监督重点，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机制。黄建国认为：各级党政一把手在权力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岗位重要，举足轻重，群众关注，其廉洁与否影响极大，理所当然是监督的重点。在反腐倡廉实践中，应突出预防和监督，着力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的教育、制约和监督。[11]

胡亚军、李安增认为反腐倡廉监督体系是多因素、多层次、多系统相互作用的综合性的开放体系，又是一个内部互相配合、互相协调、自成体系的科学系统。反腐监督体系建设科学化不仅要实现各个要素的科学化，发挥各个要素和子系统的功能，更重要的是整合各种监督资源，形成健全的监督网络，对权力运行进行全面、全程的监督，有效防止权力滥用，从整体上提高监督效果。[12]李景志提出要强化平行监督机制。首先是加强党内平行监督机制，包括发挥党代会和全委会的平行监督功能，健全常委会的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探索纪委独立行使平行监督权的机制。其次是加强人大平行监督机制，强化人大的决定权和平行监督权。[13]

三、建立和完善群众参与机制

（一）畅通民意沟通渠道，搭建群众监督平台。王胜利指出：群众是天然的监督群体。在反腐道路上，体制内的监督时常未有效果，原因在于利益关系的牵扯，而人民群众更能从自身的经历以及所见所闻所感入手，所以必须保障群众监督体制的正常运行。[14]李景治则提出要重视基层组织的作用，需要扩大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直接选举范围，使党员和群众有机会直接选举产生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领导班子的成员。[15]

（二）群众参与的制度化和动态化。贾利亚认为：反腐败社会参与制度化是由群众监督本身的特点决定的。群众监督作为一种民主监督，具有直接性、广泛性和有效性的优点，同时也有自发性、分散性和随意性的不足。群众监督要做到有组织、有系统的全面监督，必须制度化，必须探索建立反腐防腐的有效机制，把反腐败纳入社会运转的常规体系。为方便社会投诉举报、参与监督，必须建立一个畅通的进行投诉、举报的社会网络体系，形成社会性监督网络。要建立完善的配套监督机制，增加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透明度，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发挥群众的“议政权”，引导群众行使“举报权”，保障群众的“批评弹劾权”，从制度上保障人民群众实现当家作主人。[16]也有学者提出：我国的监督主体对监督客体的监督，存在于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整个过程当中，是对权力行使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进行的全方位监督，如此监督就成了一项全面系统的工程，它体现的不仅是参与监督过程的动态化，而且也增加了其透明性，同时实现了监督与参与手段的多样化。[17]

四、加强和完善法律体系建设

（一）完善反腐败的法律制度。有效解决腐败必须高度重视法律作用。但目前为数众多的法律制度并没有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高发势头，因此有学者从法律体系的完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马怀德认为：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的要求，应重点制定三部法律。一是《重大决策程序条例》，科学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和党委的决策权，健全完善决策机制，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二是《政务公开法》，提升政务公开的立法层级，实现公权力行使全过程的公开。三是《行政组织法》，实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证权力的正确运行。[18]姚文胜提出了微观廉政立法的观点：首先是新立法从细，让详细具体的规定成为反腐败斗争的基本保障。其次是对已有法律及党内法规的修改也需要详细具体，实现法律规定的一致性。最后是从立法上构筑“廉政分水岭”，对既往伴随改革过程滋生的贪腐情况进行界定并妥善剔除，在保持肌体清新后配套“高薪养廉”和“严格惩治”等措施保持公职人员队伍的长期廉洁。[19]

（二）完善纪检领导体制，创新纪检工作机制。刘汉卿提出，要实行垂直型的纪检监察领导体制，地方各级纪委直接由上级纪委领导，监督机构干部的任免、办公经费及其他待遇均由上级监督部门统一安排，不受同级党委制约。[20]于学强提出要完善纪委双重领导体制，建立与同级党委平行的党内监督机制。首先，同级党委对纪委的领导限于政治领导，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主要以业务领导为主，负责全盘安排部署反腐败工作；其次，下级纪委领导班子的产生由上级纪委提名，同级党代会选举，党委负责日常管理，遇到重大人事变动同级党委要同上级纪委协商解决；最后，进一步增强纪委作为专门监督机关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如建立健全纪委党委列席同级党委会常委会制度。[21]

欧阳媛对纪检监察工作机制创新提出建议：首先要建立健全日常联系工作机制，如定期报告制度、定期述职制度和约谈汇报制度；其次是完善查办案件工作机制，规范案件线索管理、推动案件查办和强化办案人员的管理；最后是完善巡视制度，健全纪检监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加大自我监督力度。[22]

五、依托现代科技打造科学运行机制

（一）强化纪检监察部门在网络反腐中的主导作用。张爱民指出：纪检监察部门要优化完善自身的网络举报系统，及时接收举报信息，及时进行网上互动交流分析解答，及时把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传达给相关部门。要保证举报系统的畅通、安全、便捷、保密，要适时增加新栏目、扩展新功能，加强与网民的沟通交流。纪检监察部门还要加强宣传部、组织部和报纸电视主流媒体和几大主要网站的联合，建立起信息共享、反应及时、共同应对的合作机制。纪检监察部门要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实行诉求受理责任制。[23]

（二）加强技术利用，增强网络反腐实效。刘源源提出，首先要建设好互联网基础设施，特别是要加大对不发达地区互联网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改善因经济水平差异、区域发展不平衡及城乡差异等现实限制性因素造成的民众参与网络反腐的不平衡。其次是不断创新技术，加强用于网络反腐软件的技术研发，提升反腐网站对海量信息的收集、整理、评判、反馈能力。最后是加强熟悉网络运用、网络管理、网络监控等技能的专业人员队伍建设。[24]

参考文献：

[1]刘占虎.制度反腐、过程防腐与文化倡廉——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探索与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1.

[2]杨小闵.激发廉政教育新活力研究[J].求实.2013 .1.

[3]舒椿雨.反腐倡廉长效机制建设研究[J].哲学政治.2013.10.

[4]肖卫东.拓展基层廉政建设教育新途径新方法的探索与实践[J].求实.2013.1.

[5]孙立军.焦岚.廉政文化的挖掘与探索[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2.

[6]卢奕华.浅谈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J].求实.2013.1.

[7]钟龙彪.廉政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与突破之道[J].理论导刊.2014.2.

[8]赵璐.增强党内监督有效性问题探论[J].理论导刊.2013.9.

[9]赵彦飞.杨慧琼.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J].学术探索.2013.6.

[10]徐行.崔翔.机制创新与多元互动——关于加强执政党自我监督和外部监督的新思考[J].理论探讨.2013.3.

[11]黄建国.监督一把手是重点[J].红旗文稿.2013.6.

[12]胡亚军.李安增.论反腐倡廉监督体系建设科学化[J].理论学刊.2013.4.

[13]李景志.强化平行监督机制，从源头上遏制腐败[J].探索与争鸣.2013.2.

[14]王胜利.李方磊.反腐倡廉重在制度建设[J].人民论坛.2014.2.

[15]李景治.反腐之道：民主、制度与执行力[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3.

[16]贾利亚.反腐败社会参与形式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2013.3.

[17]岳春宇.周美娟.发挥人民群众对制度执行的促进作用[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6.

[18]马怀德.源头反腐尚需制定三部法律[J].人民论坛.2013.2.

[19]姚文胜.“微观反腐”提升反腐倡廉科学化水平[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3.

[20]刘汉卿.翟洪峰.“边缘腐败”视角下健全纪检监察反腐体制探析[J].领导科学.2013.3.

[21]于学强.周浩集.制度视角下纪检监察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4.

[22]欧阳媛.刍议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5.

[23]张爱民.反腐倡廉语境下的网络舆论监督[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

[24]刘源源.完善网络反腐机制的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

本文系唐莲英教授主持的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保持党的纯洁性研究”（12&ZD076）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周春燕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硕士研究生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形势 第5篇

对反腐败斗争形势，全党全国都十分关心。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总书记讲了两句话：一句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明显”；另一句是“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关于第一句话，“成效明显”，是说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央重拳反腐，社会心理、社会舆论都呈现出向好的变化，普遍感受到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抓的更紧了，反腐败斗争成效更显著了，大家对反腐败的信心更足了。这种好的形势，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查办案件有了新成效。十八大以来查处贪官之多、涉及领域之宽、问责力度之强，都是前所未有的。通过严惩腐败，使贪官们受到震慑、使干部们受到教育、使广大群众受到鼓舞。从十八大到2014年年底，中央决定立案查处中管干部84人，处分63人，移送司法机关38人。特别是查处***、令计划、苏荣等，在全国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去年一年，共给予党政处分人员是23.2万人。这是多年来没有的一个最高数字。前年也就是2013年，处分18万人。2012年之前的10年，是12万到13万不等。第二个方面是干部作风有了新起色。干部作风和腐败紧密相连，腐败就是干部作风不正的极端表现形式。十八大之后，党中央第一项重大决策就是出台了关于中央领导同志作风的“八项规定”，深受全党全国人民的欢迎。这两年多来，全国上下也都在抓作风建设。为了把作风建设搞得更加深入，中央决定用一年时间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我省、我市也开展了类似的活动。这些活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作风问题。活动成效也很大，用总书记的话说就是：“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刹住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去年一年，全国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的问题一共是53085起，处理的人是71748人。现在，全党上下又在积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以严的态度、严的措施，狠抓惩治四风问题，紧盯重要节点抓重要问题，不断推进，环环相扣，积小胜为大胜。通过一系列的教育，党员干部的公私观、义利观、是非观进一步端正，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可以说，当前整个形势是非常好的。

那么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局面为什么这么好呢？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王岐山同志总结了“四个得益于”：一是得益于党中央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意志品质顽强、领导坚强有力；二是得益于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共同努力；三是得益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四是得益于纪检监察干部付出的辛劳和智慧。这四个得益于不是并列的，而是有主次的，第一个方面，中央的坚强领导是最主要的原因。可以说，十八大以来惩处腐败的累累硕果，有力地回应了那些质疑、怀疑中央是不是真的反腐败、能不能坚持反腐败、是反腐败还是搞政治斗争这些问题。大家都看到了，党中央的决心是坚定的、是光明的、更是坦荡的。总书记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与腐败作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既然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交给了我们，就要担当起这个责任！”“要横下一条心，抓反腐败和作风建设。”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又指出，“开弓没有回头箭，党风廉政建设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必须决战决胜。”党中央不仅决心坚定，而且做了到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总书记也把“以上带下”作为抓作风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

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政策分析 第6篇

2014-05-26 15:30 来源： 人民论坛网 作者： 都奕男 字号：

中共十八大提出“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从两次重大会议关于反腐政策的措辞来看，中国共产党汲取了苏共亡党亡国的深刻教训，充分认识到腐败对执政稳定及权力合法性的严峻威胁，将反腐工作提升到关乎党的执政基础和国家存亡的高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管理体系”的反腐倡廉改革总方针，明确了今后五到十年的反腐工作发展方向反腐政策导向也由侧重教育、防控转向强化惩处监督、推进制度建设。针对上述变化，本文将对十八以来中国反腐政策进行简单梳理分析。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政策基本情况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反腐败工作十分重视，作为反腐工作的牵头部门，中央纪委监察部对反腐败工作开展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从组织机构上讲，原党风廉政建设室与原纠风室合并，成立“党风政风监督室”；原执法监察室和原绩效管理监察室也合二为一，成立新的“执法和效能监督室”；负责案件办理的纪检监察室由之前的八个调整为十个。从工作内容上讲，《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提出“把不该牵头或参与的协调工作交还给主要责任部门，集中精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总体来看，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政策主要有一下几个特点：一是加大了腐败案件的查处力度。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中央纪委监察部加大了腐败案件查办督办力度，2013年仅直接查办或督办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件便有145起，被立案查处的省部级干部达19名，是1987年以来查处省部级领导最多的一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21起，处理30420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692人。二是转变监督理念。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于2013年9月2号正式上线发布。与中组部相比，中央纪委首先去神秘化，着力将网站打打造权威发布平台、宣传教育平台、工作展示平台、互动交流平台、网络监督平台和纪检监察业务数据库。三是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制度规定告别假大空，更加注重实际操作性，相继出台《八项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等制度。四是领导带头示范。中共中央政治局明确提出，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反对特权，不允许有特权党员、特权干部。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更是把纠正“四风”列为主要内容，奢侈浪费问题、公款吃喝问题、公务消费问题等等都得到了遏制和规范。

二、当前反腐败政策转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处于改革的深水区，面临着利益的再调整与分配，腐败案件处于高发持续增长的态势，滋生腐败的土壤存在，腐败严峻形势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同时还与惩治腐败力度不够、权力监督不足有关。官员的腐败带来显性的问题是经济损失、政策失效、市场无序等等，隐性问题是败坏国家形象，威胁执政地位。对政权执政合法性而言有两个关键，即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与权力运行的合法性。就中国共产党而言，在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尚存争议的情况下，维护从权力运行的合法性是唯一途径，这就倒逼执政党必须重视权力运行过程中贪污腐败问题的解决，通过惩治腐败，赢得民心，树立威信，稳固持续执政基础。执政党还需要以反腐败为工具，通过打击高级官员的腐败，树立政党威信，平息斗争，维护团结，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反腐败的选择性和政治性。官员贪腐在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尽管无法根治贪腐，但是对贪腐的“零容忍”的信仰应该牢固树立。

三、当前反腐政策实施的必要性

如果说一个人的腐败可能是个人品质问题，群体腐败恐怕就有体制的问题。公款高档消费、公款出国旅游、公车私用、公款送礼、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等等一些浅表现，在一个阶段成为从基层官员到高级领导私相授受的潜规则，成为阻碍国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剥离民心的离心机。

从维护执政稳固的角度出发，执政党需要以治标为手段，以治本为目标，肃清官僚全体的贪腐之气。“老虎”、“苍蝇”分别代表了大贪官、小贪官，同时也代表了贪腐方面的“大问题”、“小问题。“八项规定”、反“四风”，都是从小处着手，侧重小问题的解决，重制度建设，对调研、会议、简报、出访等做了详细的规定；强监督检查，针对落实情况，中央纪委连续多次通报全国违反八项规定典型案件。最近出台的惩防体系五年规划提出“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论什么人，不论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这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设定了红线，党的更高一级别干部不再有护身符、免死金牌。中央纪委作表率，带头抓“老虎”，地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积极响应“抓苍蝇”，合理肃清贪，从治标做起，重视小问题的查处，短期见效快，更容易赢得民心。

从维护中央权威，确保政令畅通的角度而言，需要依托反腐败树立威信和权威。在处理与地方省市、各利益集团关系的问题上，反腐败是平衡博弈的极佳工具。新一届党和政府的领导班子要推动改革事业，要依托税收改革把住钱袋子，也需要通过反腐败控制地方党政领导的前途命运。中央对省部级领导腐败疾风骤雨式的查处，既是响应群众呼声的需要，又是树立权威，确保政令畅通的需要，可以为破除地方部门利益深化改革扫清障碍。

从实现反腐败战略角度而言，需要从战术战役层面的转变。与以往历届党和政府相比较，本届政府在实现反腐战略目标的方式和手段上做了转变。首先，网路平台拓展了信访案件举报受理渠道，有效发挥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利于及时掌握群众反映强烈的贪腐问题。网路平台及时发布腐败官员的查办情况，让谣言止于事实，保障了民众的知情权，也梳理中央纪委的权威。其次，推进制度建设，加强了制度落实的监督。《八项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等新近出台的制度，更加贴近实际，可操作性更强。最后，推进党的纪检监察双重领导体制，强化巡视工作。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为纪委的同级监督提供了保障。

四、当前反腐政策的问题与不足

十八大以来反腐政策的实施，在惩治官员腐败，祛除奢侈贪腐风气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也看到，以“八项规定”、反“四风”、“肃贪”为代表的整风反腐动作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具体有以下两点：

一是整风力度大，利于肃贪，但远期反腐程度口径政策不明朗，不利于干部队伍稳定，影响官员办事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惩治相配套的激励手段尚不完善，禁止大吃大喝、公款送礼等举措虽然有效地规范了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但因为与香港、新加坡等国家相比，中国公务员存在收入水平不高的状况，尤其是基层公务员收入明显偏低，激励政策一旦跟不上，势必会促进优秀人才的流失，影响着公务员队伍的团结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