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海盗议论文（精选3篇）
传教士与海盗议论文 第1篇
对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事迹略述论文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英国人,普遍认为他是新教传教士来华第一人。在华传教期间,他译书办报、开办学校等活动,为新教传教事业做出了新的尝试和努力。正如有学者指出:马礼逊之来华,对中国学术之传播实有创导之功。①P330在华期间,他还参与政治活动,完成了从传教士到副领事的转变。
一、马礼逊来华的背景
马礼逊1782年1月5日出生于大不列颠岛北部小镇莫佩斯的一个贫雇农家庭。对宗教感兴趣的他,先后到伦敦霍克斯顿神学校和高斯坡神学院学习神学,18神学院毕业后被教会封为牧师。
当时正值地理大发现后,欧洲的贸易中心从地中海移到大西洋沿岸,处于大西洋沿岸优越位置的英国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机遇。特别是18世纪后半期,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英国也强化了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优越的观念,认为基督教文化优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此影响下,英国新教的海外传教事业也由此应运而生了。
为到中国进行传教工作,马礼逊对以下方面的知识进行补充:地理、历史、医学、自然科学、语言、算术和讲道。这些知识给马礼逊中国传教带来了帮助,
马礼逊来华传教经历了一点小波折。开始,他本打算通过东印度公司订购中国的`船票,但遭到拒绝。后来在伦敦教会的周旋下,马礼逊到美国寻求帮助。“我带了许多封介绍信,到纽约去会见几位先生,请他们帮助我到广州后可以上岸。”②P4在美国政府和美国基督教界的支持、帮助下,马礼逊于1807年9月8日到达中国广州,是新教传教士抵达中国第一人,标志着新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始。
二、马礼逊传教途径
马礼逊入华时,清政府正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为此,他隐瞒了传教士的身份,以美国商人的身份居住在广州。直到18,马礼逊与东印度公司一位高级职员摩顿的女儿玛丽结婚之后,才以东印度公司翻译的合法身份活动。与此同时做翻译的薪酬也解决了他在华的经费问题。
当初伦敦传教会派马礼逊到中国,并不奢望他能传教,而是期望他能学好中文,并把《圣经》翻译成中文。③P3但当马礼逊在中国安定之后,为顺利展开传教活动,马礼逊开始着手翻译《圣经》。自18至18,马礼逊经过五年的努力完成了对《新约全书》的翻译。18到18,马礼逊又与另一位伦敦会传教士米怜合作翻译“旧约”,取名《神天圣书》。通过多方资助,他将翻译完成的《圣经》出版发行,通过这些印发的中文版《圣经》和其他宗教小册子宣传基督教。
除散发宗教宣传小册子外,马礼逊还开创了传教士办报纸的先例。18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来辅助传教,开创了新教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报刊的先河,从此中国的报刊逐渐增多。据统计,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创办过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④P68
为方便来华新教传教士学习好中文,马礼逊从1808年开始积累编纂了《华英字典》。他在第三部的序言中提到:“为收集这部字典的词汇,我花费了13年时光。”⑤另外,为培养一批传教士到中国去传教,马礼逊在华人居多的马六甲开办英华书院教授中文。18马六甲英华书院正式开学。
马礼逊是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为了在华传教,他刻苦学习中文。语言的优势使他获得东印度公司翻译的职位,同时也使他介入和参与了中英政治活动。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期间,他作为公司的主要译员,曾多次代表公司与中国方面进行交涉。领事裁判权就是有马礼逊首次提出来的。⑥P11
18英国政府派遣阿美士德为使臣前来中国。马礼逊被任命为该使团的中文翻译,竭力协助其工作,准备中英谈判事宜。尽管后来谈判未果,马礼逊还是帮助阿美士德收集了许多中国的情报。经过多年的努力,1834年7月16日英国政府马礼逊为商务监的秘书和翻译,年俸一千三百英镑,可以穿上副领事的官服,缀上皇家的领扣。马礼逊激动地接受了聘用。他当天就给妻子写信说:“律劳卑宣布这项任命后问我是否愿意接受,我立即告诉他说,我愿意......请你为我祈祷,使我在必须负担的新岗位上,忠于赐福给我的救主。这队于一个传教士来说是颇不寻常的,穿上一身副领事的制服,而不是传教士的道袍!”⑦P524马礼逊开始积极地工作,冒着酷暑奔走于澳门和广州之间,由于过度兴奋和拼命工作,7月30日发高烧病倒,8月1日夜间突然去世。
马礼逊是来华新教传教士第一人,开创了自己新的传教方式,为后来的新教传教士提供了先例。在传教过程中,他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但在参与政治活动中,又是从维护母国的利益出发,具有殖民的性质。
参考文献:
[1]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2]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3]Ride Lindsay, Robert Morrison. The Scholar and the Man[M].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1957.
[4]王洪祥,主编.中国新闻史(古近代部分)[M].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
[5]《华英字典》序言.Macao,1822年。
[6]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7]Mrs. Eliza A. Morrison compil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第2卷.
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妇女教育 第2篇
关键词：传教士,近代中国,妇女教育
本文通过分析传教士参与近代中国妇女教育的活动, 窥探近代妇女受教育状况, 以及受教育的妇女群体对中国社会变化的贡献。传教士进入中国后, 积极关注妇女问题, 从事妇女教育活动, 推动了妇女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 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近代以前中国妇女的教育状况
(1) 中国的传统妇女观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 男女地位极不平等, 妇女处于极其卑微的地位。在传统的家长制社会里, 对妇女有各种各样的规范, 形成中国传统的妇女观。
封建社会里, 妇女没有自主选择丈夫的权利, 大多数婚姻是买卖婚姻。妇女“嫁必由父母, 须媒约”, [1]婚姻的程序依照“六礼”进行。在缔结婚姻上, 妇女也没有任何自主选择的权利。丈夫可以依据“七去”休掉妻子, 而妻子却没有休掉丈夫的权利。妇女的活动范围也很有限。在私人领域中, 妇女操持家务活动, 生儿育女为家族遗传后代。在公共领域中, 妇女没有任何涉足的权利。男女之间界限分明, 男女绝对不能公开接触, 妇女绝对不能参与男性活动, 特别是政治经济活动。因此, 妇女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权, 没有政治上的发言权。
封建社会里, 妇女必须遵守严格的妇女观, 缺乏独立的社会地位。
(2) 传统中国的妇女教育
在受教育上, 封建社会坚持尖锐的性别不平等的受教育观念。统治阶级对男女教育的态度显著不同。“家庭之教, 女子不与;学校之设, 女子不厕;‘所以诲女子者, 一则曰三从而已, 再则曰四德而已。’一切启发灵性之书……女子皆不得与闻”。[2]这种不平等的妇女教育观, 导致社会普遍认为妇女受教育无用, “女子不必接受教育, 并且以为不配受教育, ”[3]因此, 妇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大部分妇女只能接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育观念, 屈从于无教育权利的状态。社会通过剥夺妇女受教育的权利, 从而把妇女禁锢在家庭之内。如果妇女走出家庭读书, 被看成是伤风败俗的行为。
直到鸦片战争前夕, 社会仍然把妇女局限于家庭之内, 妇女受到的教育很少, 男女平等教育仍然是空白。
二传教士在中国的妇女教育活动
鸦片战争后, 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清政府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居住和自由传教, 并且教徒受到法律保护。此后, 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传教士达到中国后, 开展了大量针对中国妇女的教育活动。
(1) 破除传统中国妇女教育观
为吸引中国人入教, 传教士开始关注中国妇女问题, 尤其是教育问题。传教士期望以妇女问题为钥匙, 逐渐推进传教活动。
到达中国后, 传教士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 主张妇女应该接受教育。随着传教士的增加, 对妇女教育问题的关注度也不断增加。1891年, 由林乐知编的《中西教会报》在上海出版, 驳斥中国传统的妇女教育观, 强烈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 指出“美国凡为女子者, 无论学习何艺, 皆莫之禁”。特别是在《中国振兴女学之亟》一文中, 针对中国男子教育尚不能普及, 何况女子教育的说法, 此文指出:“夫欧美女子, 为农、为工、为商、为士、为官署之父案、为报馆之记者、为学堂之教员、为医院之医生, 且犹如十字会者, 皆亲历枪林炮雨之间。……其程 (成) 工何亚于男子?”[4]此报纸还刊登大量西方关于外国教育的事例, 为中国兴办教会女学提供参考。
在传教士的宣传下, 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 对妇女受教育的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梁启超曾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指出, “女子如才便是德”的谬论是“祸天下之大道”[5]此后, 梁启超结合着“救亡图存”和“开明智”的理论, 提出更激进的妇女教育观, 认为“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6]传教士通过传播妇女教育的观念, 破除传统传统妇女教育观。
传教士通过创办报纸, 宣传必须改变对妇女的歧视, 男女具有平等的教育权利, 必须给予妇女平等教育权。
(2) 创办中国女子学校
传教士不仅在宣传上强调妇女具有平等的教育权, 而且创办女子学校, 为中国妇女提供教育。
最初为妇女提供教育的学校, 开始于教会的女子学校。第一所女子学校由阿尔德赛女士创办, 成为妇女正式接受教育的开端。1844年, 阿尔德赛正式创立女子学校。随着来华传教士增加, 在各地相继建立女子学校, 开启教会女学。教会女学在中国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42年到19世纪60年代, 第二阶段为19世纪70年代以后。[7]1844后, “又有11所女子学校先后在五口和香港开设”。[8]西方各国传教士纷纷在通商口岸开设学校, 如美国传教士哈巴 (A.P.Happer) 在广州开设的基督教女子寄宿学校 (1847年) , 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开设的徐汇女子学堂 (1855年) , 英国长老会传教士在厦门设立的乌中女学堂 (1860) 。初期, 教会学校招收的女学生很少, 妇女入学接受教育不为社会、家庭所接受。“他们最初之时所能招到的学生, 不过为使婢抛女及最穷苦者的女孩, 因校中有衣事之供给, 所以敢冒与洋人接近的危险”。[9]到了第二个阶段, 教会学校迅速扩张。如上海的圣玛丽亚女校 (1881年) , 北京的燕京女子大学 (1904年) 。此时, 不仅教会女学数量增加, 而且有小学、中学和大学, 教会学校逐渐完备。
在教会学校里, 教育目标“皆应为社会宗教之中心点, 以养成基督教信徒, 教育家, 与慈善家为目的”。[10]因此, 女子教会学校的主要课程包括宗教课程、英语及西学课程、家政及其它课程。宗教课程是教会女学课程的核心, 如1864年在北京成立的贝满女校, “最主要的中心科目是《圣经》, 一切其他学科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进行教学”。[11]宗教课程不仅包括知识理论, 而且包括宗教活动。英语及西学课程主要是为宗教课程服务的, 向中国学生灌输西方文明。英语在授课中占据重要地位, 如上海的中西女孰。在教学中, 很多科目用英语教授。教会女学开设其它方面的课程, 如家政课程、音乐、舞蹈等。
教会女学的创办, 为中国妇女受教育提供了机会。妇女通过接受初等教育, 甚至高等教育, 解放意识不断觉醒, 为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奠定重要基础。
(3) 资助中国女子留学生
进入中国后, 传教士通过教育、出版和慈善事业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国女留学生的出现, 与传教士有着密切关系。中国最早的四位留学生金雅妹、何金英、康爱德和石美玉, 都是在传教士的帮助下, 出国留学, 是国际上中国妇女的重要代表。
宁波人金雅妹 (1864—1934) 出生牧师家庭, 两岁半时父母双亡, 被宁波基督教长老会的美国传教士麦加棣 (Dr.Mo.Cartee) 收养。跟随麦加棣在美国和日本接受初等教育。1881年, 在麦加棣的帮助下, 进入纽约医院附属女子医科大学, 成为当时该校的第一位中国学生。四年后, 金雅妹以第一的成绩毕业, 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毕业生。福州的何金英, 由于其父亲思想比较开放, 先在福州教会女孰读书, 接着进入福州妇女医院学医。在校期间, 表现突出, 被美国布道团推荐赴美留学, 先后在俄亥俄州的威斯林大学和费城的女子医科大学学医, 于1894年毕业。至于康爱德, 被美国传教士昊格矩 (hoag) 收养, 在美国传教士哈欧创办的 (Howe) 的教会学校里接受启蒙教育。九岁时, 随昊格矩回到旧金山, 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1892年, 康爱德再次被哈欧带到美国, 进入密西根大学学医, 1896年回国。湖北黄梅人石美玉 (1873—) , 出生于教民家庭, 父亲主持教堂活动, 母亲主办小书塾。1892年, 石美玉被哈欧带到美国学习, 同康爱德在密西根大学学习医学。
女留学生的出现开启了中国妇女踏出国门的门槛, 不仅开阔妇女的眼界, 而且对中国社会, 特别是西方医学进入中国起到重要作用。
三妇女教育活动的影响
(1) 促进中国近代妇女的自觉
教会女子学校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 开创中国女子教育的先河, 促使妇女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
教会学校反对男女不平等的教育地位, 不断提高妇女的科学文化水平。中国识字的妇女很少, 特别是乡村妇女, 几乎是文盲。传教士创建扫盲班, 帮助妇女认识汉字。妇女通过学习, 不仅学会最基本的知识, 而且随着受教育妇女的增加, 教会提倡的女子教育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大多数人民对女子教育, 已渐知重视。而为父母者, 亦渐知其女儿之利益。因彼等受教育之后, 不但能增加其家庭收入, 并能于择婿之时, 有较好之机会焉”。[12]因此, 教育不仅促使妇女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促使更多妇女自愿地接受教育, 而且促使社会认识到妇女接受教育对社会有贡献, 支持妇女教育。
通过教会女子学教的教育, 塑造一批中国近代新式妇女, 妇女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 为中国妇女的解放提供重要条件。
(2) 促进中国近代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
妇女通过接受教育, 思想认识发生转变, 促使妇女通过斗争提高其地位。
在教会女子学校中, 开设一些自然科学课程, 如算术、生物、医学, 提供一些最浅显的自然科学知识。医学引起很多妇女的兴趣, 促使很多妇女学习医学。最早的四位女留学生都学西学, 归国后成就显著。1907年, 金雅妹在天津创立医科学校, 亲自任教。1896年回国后, 何金英主办福州妇孺医院。1898年, 她出席伦敦国际妇女协会代表大会, 成为第一位出席国际妇女会议的中国妇女。1899年, 主持福州的马可爱医院。康爱德在南昌创办医院。1900年, 石美玉在九江创办仁德医院。同时, 她翻译了大量西方医学经典著作, 这都为中国引进西方医学做出重大贡献。女留学生通过其行为, 不仅改变着国内的妇女观, 而且改变着国际对中国妇女的认识, 对推动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起到重要作用。
传教士与古格王朝的覆灭 第3篇
耶稣会士与“圣母的希望”
最早到达西藏西部的近代西方传教士是以安东尼奥•德•安夺德神父为首的耶稣会士。1510年，葡萄牙占领了印度果阿地区，教皇克列门7世即宣布成立了果阿教区。1579年11月，果阿葡萄牙传教士应莫卧儿帝国阿克巴大帝的邀请前往传教，从而为天主教传教士越过印度边境进入西藏提供了可能。
1624年3月20日，果阿主教安东尼奥•德•安夺德神父和马努埃尔•马科斯等修士化装成印度教徒，混入去往西藏阿里山区南边朝圣的印度教徒中。同年8月初，历经艰难困苦的安夺德一行终于抵达阿里南境象泉河谷的古格王朝的首都扎布让(今属扎达县)，成为了西方最早到达西藏西部的传教士。
与利玛窦费劲周折才得以进入中国汉地的上层社会不同，安夺德一行来到古格后首先向王室传教，且很快就得到了古格国王的赏识。
古格国王扎西扎巴德本人对这种外来宗教没有拒绝，以王弟扎达、王叔为首的喇嘛们，在最初的时候对安夺德的传教活动也还是友善的。在这样一种宽容的氛围里，安夺德的内心充满了喜悦，他要让圣主耶稣的光芒照亮这个雪山环抱的王。传教士们经过强化学习，在短短数月内便掌握了藏语，并以藏人易于接受的方式，用藏文编写了通俗易懂的《圣经》辅导材料。国王允许传教士首先在王室内部和上层人士中宣讲《圣经》。这些通俗生动的读物在王宫、官府乃至寺庙广为传播，引发了人们极大的兴致。王后听到上帝、圣母、圣子以及耶稣受难的故事便泪流满面，感到心有所依。国王决定先为王后及其仆人举行圣洗，然后再为他和王子进行圣洗。于是，王后和她的表妹，以及一位公主最早接受了洗礼。
接着，国王为传教士们划拨了地皮，开始修建天主教教堂。教堂的修建得到了佛教僧人的好心帮助，他们出人出力，还为教堂送来了大量的砖头。教堂建成以后，喇嘛王弟还送来了两只铜碗，说可以用它们泼洒圣水。在扎布让所建的这处教堂的名称是：“圣母的希望”。
安夺德在写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说：“（国王）对我们在他的土地上传播基督圣律感到非常高兴，为我们提供了广泛的自由，乃至任何人都不敢对我们的言行提出丝毫非议。如果这块土地上有人反对我们的神圣信仰，那他们只能是这里不计其数的僧人（喇嘛）。国王决定取缔他们，这一决定出乎我们的预料。
（国王）对我们神圣信仰的尊崇如此深情，我们不知道还能希望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东西。国王、王后等达官贵人不仅对我们的东西表现极大尊崇（似乎已经不能再大了），而且不停地嘲笑他们的教士（喇嘛）们的东西。他们对我们，对圣律的善美和纯洁，对我们的经文、斋戒、拯救灵魂的热忱，对我们诵经的方式等的赞扬，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文明的冲突与权力之争
然而，在安多德神甫踏上古格王朝土地的时候，王国已走过了繁荣与鼎盛时期，渐呈夕阳西下之势。
这时的古格王国内外交困：北方有强大的拉达克王国时常侵扰边界，两国间战事不断，致使古格国力消耗；而本土和南方几个小邦又图谋自立。为了邦土的利益和安全，古格王需要大批人口从事农牧生产和当兵打仗，但佛教在这个古老王国有最尊贵的地位，许多青壮年入寺为僧。当时的佛教高僧在古格王国的尊崇地位和一呼百应的号召力，一直令国王如芒刺在背。僧人们在古格王国的政治实力由来已久，王廷与寺庙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而出家为僧的同父同母的王弟扎达以及王叔得到卫藏支持，是古格寺院集团的领袖人物，在古格全境拥有不亚于国王的影响力。扎西扎巴德强烈地感受到王权所面临的挑战。
外国传教士来到古格，使这里原有的政教矛盾形势开始转化。焦虑的国王确定，要支持和利用天主教来与传统的佛教势力相抗衡，他颁布文告，下令不准任何人干扰传教事务，要人民学习天主教的教义。国王在接纳天主教的同时，受到了不容忍异教的天主教传教士的怂恿，开始盲目相信天主教信仰的无敌力量。国王还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不识时务地展开了反对、嘲笑和打击藏传佛教僧人们的一系列活动。他试图用新的宗教抑制寺庙力量的增长，激发古格王国逐渐减退的社会活力。国王甚至把传统的出征前由喇嘛为军队祈福，改为请传教士做祈祷。王后的一位亲戚的婚礼也请传教士主持。
国王、王后及王室的一部分人对基督教的狂热支持，以及传教士们用诋毁和极力反对藏传佛教的方式来宣传天主教教义的种种行为，必然会引起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的藏传佛教势力的强烈反对。作为法王的王弟和王叔一起向国王提出劝告，要他放弃支持天主教，回到先辈传下的藏传佛教中来。王弟把国王请到喇嘛寺庙住了两个多月，除了王弟本人给他讲经外，还请了最博学的喇嘛给国王讲经。此外，王弟还将正在学习天主教教义的14岁的王子送到寺院，找经师给他讲解藏传佛教经典。
王弟扎达的做法使传教士们非常不安。为此，安夺德想方设法去看望国王，告诉他：“我知道这是一个骗局，是魔鬼通过喇嘛为国王设下的陷阱”。国王也对安夺德保证，在未与他商量前不做任何事情。传教士成了国王的高级顾问。
此时的古格，佛教寺院势力与西方传教士以及国王的矛盾不断加剧，且已十分尖锐。佛教僧侣和耶稣会传教士之间展开了多次大辩论。两大宗教、两种文化在雪山深处激烈碰撞，而国王却希望传教士驳倒那些最有学识的喇嘛。传教士得到了国王的密切配合和有力支持，在国王的偏袒下，传教士取得了全面胜利，僧侣们则一败涂地。这使国王似乎看到了从精神上战胜大权在握的活佛们的新希望。
佛教寺院上层对这种偏袒以及不公平的辩论非常不满，他们积蓄力量，寻找时机，准备更有力地回击狂妄的外来者。而这一切更加深了古格王、传教士与喇嘛们之间的矛盾。为了避免西方传教士招收教徒，僧人们开始大规模地招收俗民入寺为僧。这种扩大僧侣队伍的行为，严重地削减了古格王国正在进行的战事的士兵来源。矛盾不断恶化，国王和王弟、王叔等大喇嘛之间为取得对臣民的控制权而发生的矛盾，已然完全公开化了。
内部的叛乱和“引狼入室”
国王没收了喇嘛领袖王弟扎达的土地和财产，并警告他的同胞弟弟，如果再不悔改广招百姓为僧的做法，就要撤除为他服务的一切士兵。国王还把军官派到各地，用世俗权利取代了喇嘛首领们的地方权力。国王还逼迫大部分僧人还俗娶妻，致使当时古格王国中喇嘛的人数从五六千人一下锐减到不足100人。生活在山洞里不愿还俗的苦修僧人和极少数高僧忧虑重重，他们宁愿失去一切，即便是土地和财产，也不愿放弃早已根深蒂固的传统信仰，而皈依一个新的、完全陌生的宗教。王弟警告国王，如果继续让传教士传教，将引起民众暴动。
1630年（明朝崇祯三年），在安夺德返回印度果阿行使大主教之职，而国王扎西扎巴德身患重病的时候，大规模的反对王权和反对洋教的武装暴动终于爆发了。
王弟扎达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古格民众的信仰方向，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僧人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进行秘密串联，利用古格百姓的厌战情绪，广泛发动民众。暴动首起于边池，由地方长官首先起来造反，接着许多军官率兵反戈哗变。
安夺德神甫向罗马教廷报告说：“一些喇嘛现出原形，他们公开犯罪；还有一些喇嘛也蠢蠢欲动。一些最坏的喇嘛则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无法继续忍受对他们的侮辱，阴谋推翻国王。他们鼓动了许多人背叛国王，不少人联合起来组织无耻的行动，通知拉达克国王赶紧过来，并且说他可以不带许多人马，也无需战斗，就可以进入王国的大门，因为人民的大多数都同他们站在一起。”
拉达克王亲率一支精良部队，抵达古格城下，与当地僧人联合形成包围之势。古格王国危在旦夕。
由于古格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加之军事防御工事庞大严谨，系统配套，且储备充足，因此，不管从任何一方进攻，均无薄弱环节可破。古格王朝在其鼎盛时期固若金汤，此时也仍然是坚不可摧。拉达克军队只能远远围困，不敢接近，生怕暗堡明窗的攻击造成伤亡。在旷日持久的包围战中，拉达克军队虽然占领了半山腰的寺庙区，但仰望王宫依旧无可奈何。最后，拉达克王逼迫被俘的军民从狮泉河对岸背石到半山腰砌墙垒碉。俘虏们在皮鞭棍棒下累得死去活来，肩背被磨破，血流不止，苦不堪言。修筑碉台与其说是切实而巨大的军事威胁，倒不如说是决一死战的心理战术。王弟趁机向哥哥劝降。此时的古格，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力量，都难以支撑面前“里应外合”的危机局面。国王扎西扎巴德在山顶看到渐渐增高的碉台，感到大势已去。
回望古格，暮色苍茫
扎西扎巴德提出议和，愿称臣纳贡。一国之君扎西扎巴德走出城堡，全家束手就擒。国王以俘虏的身份走向拉达克首都列城，被投入监狱囚禁。从此，未能返回古格。
拉达克人占领了古格都城扎布让，和一切战胜者一样，他们展开了一场近似于疯狂的掠夺。王宫所有的珍宝被席卷一空，许多工匠和艺术家被掠往列城。西方传教士们在古格修建的教堂也未能幸免。滞留在古格的西方传教士，也一并被拘押到列城，后来才从列城逃回印度。
此外，所有接受过洗礼，成为基督教徒的古格百姓也被押送到列城，成为拉达克人的奴隶，只有少数人后来逃了出来。古格的属地托林、日士、达巴、噶尔等地也相继被拉达克人占领。古格王扎西扎巴德的国王称号被废黜，拉达克王任命他的儿子恩扎普提朗杰为这里新一代的君王。
1624年，葡萄牙人安东尼奥•德•安夺德传教士来到古格。 仅仅6年之后的1630年，古格被拉达克占领，古格王国宣告覆亡。
回望历史，公元9世纪吐蕃王朝覆灭，10世纪30年代，王室后人吉德尼玛衮走投无路，率领随从逃进西部的阿里三围。公元934年，吉德尼玛衮在阿里修筑了热那卡玛宫，第二年又修筑了孜托甲日宫。接着，他开辟商市贸易，改善百姓生活，终于建成了自己的王国。后来吉德尼玛衮把拉达克(芒域)封给了长子日巴衮，从这里繁衍出后来的拉达克王系；吉德尼玛衮把古格封给了次子扎西衮，于是从这里繁衍出著名的古格王系。三子德祖衮分封到普兰地方，似乎没有王系延续下来，领地也归属于扎西衮的后裔。
古格王国虽然未能像吐蕃王朝和萨迦王朝那样，将整个西藏置于统一的管理之下，但它在喜马拉雅山和冈底斯山之间，建立了世界最高处的政权和最高处的文明。王国延续了700多年，这在人类历史上也并不多见。
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隐秘，由于没有留下任何可靠的文字记载，古格王朝辉煌的历史如同飘过我们头顶的一片浮云，渐行渐远，消失在天空深处，甚至连臣民的后裔都没有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