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研究综述（精选4篇）
林语堂研究综述 第1篇
论林语堂的儒、释、道精神
文献综述
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 B0801 1312080121 司萍
前言
关于林语堂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有很多学者作过论述, 林语堂认为儒、释、道各有所长,其中儒家思想是理性的、功利的,是中国社会思潮的主体,是大部分人的行为准则,它使中国社会得以发展。道家与佛教虽然消极遁世,乃至说鬼弄神,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培养了中国人知足、达观、宽厚、热爱自然的性格,满足了某些社会群体的精神需要,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对儒家思想起到了补充作用。所以,三者的功用是相辅相成的。学术界中学者们对林语堂的儒、释、道精深的分析众说纷纭，现将其中学术界的主要观点呈现如下：
主题
一、从目前搜集的大量资料来看，关于林语堂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相关 学术论文总共有32篇，相关书籍5部.关于林语堂与儒家文化的研究的论文有5篇，关于林语堂与佛教文化的研究有3篇，关于林语堂与道家文化的研究有10篇，关于林语堂的儒释道精神的论文有1篇，具体阐述如下：
二、关于林语堂与儒家文化的研究
张芸在《林语堂的儒教观》中指出，林语堂把儒教的精神本质归结为一种近情入理的“人文主义”,即所谓中国的“人文主义”。他对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心悦诚服,并对达到这种“中国式的人文主义”的“情理”精神,即“中庸”之道大为叹服。他赞扬儒家注重实际生活及在社交上有用的教育,坚持认为孔子是一个近情的人。
罗春琼在《林语堂的宗教人生》中指出，林语堂认为, 孔子的思想“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在中国人现实生活中, 儒家起着主导作用, 支配着中国人是日常生活。孔子学说的重点在人世间, 是积极进取的, 儒家“要求人对人类社会负起当负的责任, 所谓一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思想,适合俗世间一切现实主义者。同时他又认为, 道家学说尽管消极遁世, 但它热爱自然, 强调直觉, 给中国文化赋予了浪漫主义色彩。
胡明贵在《林语堂对儒学的现代性阐释及阐释的现代性意义》中指出，林语堂受儒家思想的浸染至深至大,一生追求儒家的“仁爱”与人性的完美;同时,他又非常崇尚老子“复归于婴儿”的单纯简朴,羡慕庄子“遨游于无何有之乡”的潇洒与任性,所以他心灵的深处时时放飞着一份旷达、放任、自由的“士”的情怀。他把道家思想中崇尚自由、尊重个性的因子注入到儒家思想中,又以现代人的眼光和立场来观照儒家思想,以现代的人道主义和人性化思想补充儒学思想“仁”的内核,从而延伸了儒家思想的现代性意义。这使他的儒学思想不仅浸染上了浓郁的道家文化基因,而且具有了现代性意味。
其它相关学术论文也简述了林语堂的儒家精神。如姚传德在《林语堂论儒、释、道与中国文化》中也阐明了林语堂的儒家精神的重要性。罗昌智在《“半在尘世半为仙”:林语堂的信仰之旅》中肯定了儒家文化的实用价值。
由此可以看出儒家精神已经在林语堂的生活、文学、思想等方面体现出来，他在某些方面崇尚儒家精神，但同时他对孔子不关心“上帝是否存在”这一点不满意。
三、关于林语堂与佛教文化的研究
姚传德在《林语堂论儒、释、道与中国文化》中指出，佛教对中国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林语堂说,中国佛教寺院的数量超过孔庙,是城市与乡村生活的中心,“和尚尼姑都能出入人家,参与琐碎家务,如婚丧喜庆”等。佛教在中国的作用,同现代西方国家的宗教一样,可以“救济人类理性之穷”。林语堂说,佛教“一面以哲学、一面以宗教两种性质征服了中国”,它的“哲学性质所以适应于学者,它的宗教性质所以适应于民间”。
陈旋波在《论林语堂与佛学的关系》中指出，林语堂的创作在文化哲学的层面上深受佛学影响，他试 图以佛学思想对抗西方的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重建人文主义境界。关于林语堂的释精神还有彭映艳在《林语堂“倾心”道家文化原因探析》 中指出，作为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者、作家,林语堂集传统的儒、道、释与西方的基督、现代资产阶级思想等文化因素于一身,充分肯定了林语堂的释教精神。
虽然关于林语堂的释教精神的资料有限，但我个人认为释教精神已经融入到了儒、道教思想当中并影响其内涵及发展。释教精神的影响是无处不在。
三、关于林语堂与道家文化的研究
罗昌智在《“半在尘世半为仙”:林语堂的信仰之旅》中指出，林语堂
对道家文化也推崇备至,认为道家“偏好自然与直觉”,“为中国思想之浪漫派”然而,在儒道之间,林语堂陷入“入世”与“出世”的“一捆矛盾”中。但智慧的他,“达”则于儒,“穷”则于道,亦儒亦道,亦孔亦庄,留其所当留,融会贯通,既执着于尘世中一切的“荣华”需求,又追慕庄子的“仙风道骨”,逍遥自由。“半在尘世半为仙”,成就了林语堂的信仰之旅。
陈旋波在《林语堂与新道家》中指出，林语堂使道家思想成为了体用不二的历史性和现实性资源,他超越了一个文学家的文化视野,将道家思想作为理解与构建20世纪中国之自然观、政治观、社会观和人生观的精神资源,藉此开掘出一种有效回应西方挑激下的20世纪现实问题的新道体与新道用,其作为“新道家”的品格是相当突出的。
罗春琼在《林语堂的宗教人生》中指出,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林语堂, 对道家文化也是推崇备至的。他在《吾国与吾民》中曾指出: “中国人民出于天性的接近老庄思想甚于教育之接近孔子思想”。对于道家文化, 林语堂有较多的研究, 并且他更多地从心理需要和感情补偿的角度理解道家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和作用: “生活于孔子礼教之下倘无此(老庄道学)感情上的救济, 将是不肯能忍受的痛苦”。
王兆胜在《林语堂与道家文化精神》中指出，林语堂深受道家文化精神的熏染,这包括归于自然和天地大道、柔弱的女性美学、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浪漫优雅的文体风格等方面。当然,林语堂对于道家文化并非一味肯定,而是进行了辩证的理解和现代性的超越。林语堂并没有完全沉溺于道家而失去自我,也没有以信徒的方式跪倒在道家脚下,而是一直保持着一份理性的自觉。最突出的一点是,林语堂在肯定、赞赏甚至崇拜道家时,也没有放弃反思和批评的立场。
关于林语堂的道家精神还有姚传德在《林语堂论儒、释、道与中国文化》中指明了林语堂对道家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道家文化培养了中国人热爱自然、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精神,赋予了中国文化自由、想像的色彩,它满足了某些群体的社会需要,是对儒家思想的一个补充。就社会功用而言,积极意义大于消极意
义。
我个人认为林语堂的道家精神当中或多或少的夹杂了儒家思想、宗教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基督教思想等等。当然，我认为林语堂的主要思想还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在《京华烟云》中女主人公姚木兰是道教的女儿，从这可以看出林语堂的思想中，道家是核心。
从这些可以看出林语堂的道家精神涵盖了许多方面，深深地影响了林语堂的文学创作，不论从作品中人物形象、性格、环境描写等许多方面。
结论
以上对林语堂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文献资料作了简要的分析，可以看出儒、释、道精神对林语堂的影响非常深。前人研究的成果是我参考和重点分析的对象，但也发现其中有不乏单列观点，缺少实证这样的不足存在，因此我将力图避免这样的问题出现。通过本论文的研究，希望林语堂的儒释道精神当中，我们能吸取精华，去其糟粕，把儒释道精神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 智咏星;传统与现代之间[D];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
[2] 顾卉;广学会时期（1889-1907）《万国公报》发展特点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
[3] 郭国昌;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关系研究述论[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06期
[4] 宋改平;“新文化”身份的自我界定与叙述[D];河南大学;2007年
[5] 蓝润青;记忆与表象-——《京华烟云》文学创作的审美心理与女性形象[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2期
[6] 韩华君;论林语堂的道家思想 [D];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
[7] 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徒———林语堂自传〔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45, 45.[8]林语堂.老子的智慧〔A〕.林语堂名著全集: 卷24 〔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1, 1.[9] 林语堂1纪春园琐事[M ]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8卷1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141
[10] 林语堂.孔子的智慧[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1]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2] "林语堂, 京华烟云[ M]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林语堂研究综述 第2篇
在文学作品翻译中,标题翻译能否达到神形兼备、恰到好处的程度,往往决定着翻译作品的整体质量。在中西文化大融合背景下,文学作品标题翻译研究意义重大。然而,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大规模文化翻译主要是以译入为主,很少将自己的优秀文化产品或思想译出,这样久而久之,便造成了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的一种“逆差”。(王宁,2012:6)就英汉互译标题的研究而言,“英译汉研究多于汉译英研究。”(张顺生、王丽,2013:43)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汉语文学作品标题英译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拟从分析林语堂先生的《古文小品译英》中的标题翻译方法出发,对汉语文学作品标题英译方法做一次较为全面的探讨。
2 林语堂与《古文小品译英》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Lin,2009)的林语堂先生,是我国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其英汉双语、双文化功底深厚,在翻译领域成就巨大,对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做出了突出贡献。
《古文小品译英》是林语堂先生极显功力的译作,在英语世界很受读者欢迎。该书收录了中国历代文人的不同作品,体裁丰富,涉及随笔、诗词、传记、小说、序跋、经传等;题材包罗万象,包括自然风光、人生感悟、女性命运、文学艺术、古人智慧等;作品时间跨度大,所选107篇(章/节)作品的创作时代从战国时期起至中华民国止,涵盖了我国两千多年的文化史。可以说,《古文小品译英》一书是中华文化精华之集锦,是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极佳选本。在编译过程中,无论选材还是翻译,林先生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其翻译水准不亚于其代表译作《浮生六记》,值得深入研究。
在翻译《古文小品译英》中的标题时,林先生根据各篇章的内容与标题的不同特点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尽可能地做到文化保真,大大地拉近了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将原汁原味的中华文化精髓呈现在英语读者面前。
3《古文小品译英》标题翻译方法
古人云:“题者,额也;目者,眼也。”就是说文题就像人的额和眼,额美眼亮,必然引人注目。好的标题是“作品全部内容的高度浓缩,往往具有内扩外延,引发联想的强大功能”。(虞建华,2008:68)好的标题译名,不仅仅是源题语义的传递与文本内容主旨的体现,更应该符合目的语语言表达习惯、引起目的读者的阅读兴趣。
《古文小品译英》共收录了各类作品107篇(章/节)。对这些标题的翻译,林先生应用了直译、意译、一题双译、另拟标题以及添省翻译等方法。不仅如此,先生还根据不同标题的特点应用了加注、音译及添省结合等方法(见下表)。
3.1. 直译标题
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是指一种“不足以使内容不变而又遵循目标语规范”的翻译。(沙特尔沃思、考伊,2005:129)这种翻译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源语文化,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源文化的保真传递。
在《古文小品译英》的107个标题中,有13个是直译,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源题的语法结构与表达形式,另有14个标题则在直译的基础上应用了加注或音译的附加方法,使得标题内涵更加完善。如《七疗》译为“The Seven Remedies”,《半半歌》译为“The Half-and-Half Song”。另有12个标题在直译的基础上还以副标题的形式注明了作品的出处,如《蝶梦》被译为“The Butterfly’s Dream—From‘ON LEVELING ALL THINGS’”,《石钟山记》的译题是“The Stone Bell Mountain—From COMPLETE WORKS OF SU TUNGPO”。除了上述两种直译方法,林先生还把直译与音译相结合,即直译标题后,用副标题将源题读音标注出来。《古文小品译英》中,采用这一翻译方法的标题有两个,即“Quiet Dream Shadows—From YUMENGYING”(《幽梦影》)和“Wish I Had Heard It from an Elder—From AN THE CHANG CHEH YEN”(《安得长者言》)。
3.2. 意译标题
意译(Free Translation)是指“更侧重译出读起来自然的目标文本,而不是完整保留源文本措词的一种翻译类型。”(ibid:84)这种翻译方法,一般是在直译无法传递源文真实内涵的情况下、为求译文对源文内涵的“信”而应用的。在标题翻译中,应用这种方法不但要考虑标题本身内涵,也要考虑文本主旨。
《古文小品译英》中,林先生应用纯粹意译方法翻译的标题有2篇,应用意译加注的8篇,另有1篇采用了意译加音译的方法。如“How to Relax”(《息机说》)与“Thoughts and Epigrams”(《隽语清言》)就是对源题的意译。应用意译加音译方法翻译的标题是“The Sound of the Pipa on the Water—‘THE PIPA HANG’”(《琵琶行》)。而“How To Be Happy Though Rich—From THE ARTS OF LIVING(SHIENCHING OUCHI)”(《富人行乐之法》)与“Painting the Inner Law of Things—From COMPLETE WORKS OF SU TUNGPO”(《论画理》)的主标题是对源题的意译,副标题注明了文本出处。这种采用副标题注明出处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标题信息,特别是为有研读兴趣的读者提供了进一步探索知识的线索。
3.3 另拟标题
另拟标题即用目的语给文章重新标题。另拟标题与意译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意译主要是以源题为基础,同时考虑篇章内容的标题翻译方法。而另拟标题可以抛开源题,只根据篇章的内容和主旨进行概括拟题。
《古文小品译英》中应用另拟标题方法翻译的共29例,占总数的27.1%,是应用最多的翻译方法。在给相关文章重新标题时,林语堂先生单纯给文章另拟标题的比例不大,总计只有5例,包括“A Chinese Fantasia:The Song of Life”(《咏怅集·集古》)、“The Past and Future—‘AT THE ORCHID PAVILION’”(《兰亭集序》)、“A Great Love Letter”(《莺莺札》)、“Hints to Hosts and Guests”(《觞政》)与“The Person Spoken To”(《说难》)。其它标题则根据它们各自的特点进行了加注或加音译处理。其中加注的标题多达20例,加音译的也有4例。如“The Mortal Thoughts of a Nun—From a Popular Drama”(《尼姑思凡》)和“Professional Matchmakers—From DREAM MEMORIES OF WEST LAKE”(《扬州瘦马》)的主标题为译者根据文本主旨另拟,副标题则注明文本出处。“To a Beauty—From‘SHIENCHING FU’”(《闲情赋》)与“Tales with Morals—From SHEHTAO SHIAOSHU”(《雪涛小书》)等则应用了另拟标题加音译的方法。
3.4 一题双译
一题双译就是将一个标题翻译成正副两个标题。是以直译或意译为基础、以另拟标题为主的翻译方法。《古文小品译英》中,采用这种翻译方法处理的标题共26篇,所占比例高达24.30%,其应用频次仅次于另拟标题。翻译这些标题时,林先生主要运用另拟标题加直译或意译的方法,即主标题为译者根据文本内容和主旨重新拟定,副标题对源题直译或意译。采用这种方法翻译的标题有17例,占一题双译总量的65.38%,如“Beginning of Knowledge and of Sorrow—Preface to WEST-GREEN RANDOM NOTES”(《西青散记自序》),“Is There Retribution?—‘LIFE OF POYI’”(《伯夷列传》),“Letter on the Secret of Getting Along—Letter to LIU YICHANG”(《报刘一丈书》)。这三个标题的主标题都是译者根据文本内容和主旨另拟的,副标题是源题的直译。采用另拟标题加意译方法翻译的只有一例,即“On Love—‘ON HEROES AND WOMEN’”(《英雄气短说》)。正副标题均采用直译或意译方法翻译的有5篇,其中《与山巨源绝交书》的译题“Letter Severing Friendship—Letter to SHAN CHUYUAN”将源题拆分后直译成了正副两个标题。而“Sound Mimicry—Preface to AUTUMN SOUNDS(A COLLECTION OF POEMS)”(《秋声诗自序》)的主标题是对源题的意译,副标题却是源题的直译。一题双译的标题以作品的序、记或人物传记、书信等为主。
对于有些标题,林先生在一题双译的基础上还采用夹注的形式注明了源题的读音,即一题双译加音译。这在其它标题翻译中是比较少见的。应用这一方法翻译的标题共有4例:“A Woman’s Body—‘MISCELLANIES,SECRETH’(‘TSASHIH MI SHIN’)A FRAGMENT”(《杂事秘辛》),“Fashions in Cuisine—From THREE CUSTOMS AND TEN SINS(SAN FENG SHIH CHIEN CHI;A FRAGMENT)”(《三风十愆记记饮馔》),“From an Artist’s Notebook—From PURPLE PEACH HALL MISCELLANY(TSETAOSHIEN T S AT U O)”(《紫桃轩杂缀选》)以及“A T h o u g h t o n Immortality—‘THOUGHT ON SELF-RELIANCE’‘TSELI SHUO’”(《自立说》)。
3.5 添省译法
添省译法是增译法和省略译法的合并称法。增译是指在直译的基础上补充源文字面上缺失的相关信息。与增译法相反,省略译就是在翻译过程中略去源文中部分信息。这两种方法看似简单,但操作起来并非易事。特别是在标题翻译中,增加什么信息、略去什么信息,添加的信息以什么形式添加到什么位置,非译坛高手难以把握准确。
在《古文小品译英》中,采用增译法翻译的标题有9例,其中6例不但增加了源题中没有的信息,还以副标题的形式注明了文章的出处。只增加了源题中缺失信息的标题有3例:“The North Peak of Lushan—THE GRASS HUT”(《庐山草堂记》)(添加“the north peak of”),“The Art of Persuasion”(《讽谏》)(添加“the art of”),和“On the Importance of Partiality”(《论私》)(添加“the importance of”)。而“On Charm in Women—From THE ARTS OF LIVING(SHIENCHING OUCHI)”(《说韵》)与“Tungpo on the Art of Writing—From COMPLETE WORKS OF SU TUNGPO”(《与友人论文书选》)既添加了源题中缺失的信息“in Women”和人名“Tungpo”,又用副标题注明了文章的出处。
《古文小品译英》中,应用省略译法的标题共4例。有些信息的省略使得译题更加简洁明了,如“The Wit of the Ancients”(《古人智语》)(省略了“语”)。但应用单纯省略方法翻译的标题仅此一例。另三个标题的翻译,译者在省略源题中相关信息的同时又增加了副标题注明作品的出处,如“The Old Man at the Fort—From HUAINANTSE”(《塞翁失马》)(省译“失马”,注明文章出自《淮南子》)。
作为翻译方法,虽然增译法和省略法刚好相反,它们却并非水火不融。有时,林先生将两种方法结合使用,略去其认为并不重要的信息,同时增加源题中的暗含信息或者根据源文主题增加相关信息。如“How To Enjoy Birds—Letter to BROTHER Mo,FROM‘FAMILY LETTERS’”(《养鸟》)。该题英译在省略动词“养”的同时,添加了How To Enjoy,之后又添加一个副标题。这两种方法的结合使用,使得译题信息更加完整、更能体现文本内容和主旨。
4《古文小品译英》标题翻译效果赏析
在翻译《古文小品译英》中的标题时,林语堂先生根据不同标题特点应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虽有少数译题没能完整地再现源题独特文化内涵,大多数译题既体现了源题特性,又符合目的语语言规范,整体来说,应是汉语文学作品标题英译的典范。
4.1 白璧微瑕独特文化内涵缺失
林译《古文小品译英》中标题的英译基本上达到了“信”、“达”、“雅”的标准。然而,从文化传递的视角来看,有些译题没能再现源题独特的文化内涵。这些译题主要是应用意译、另拟标题及省略的方法翻译的。如意译的“Thoughts and Epigrams”(《隽语清言》),无论是从语法上还是语义上与源题都有巨大差异。从语法结构上讲,源题《隽语清言》是一个并列的名词性结构,中间却不用连接词,而其译题虽然保留了源题名词性并列结构的特点,但由于英语并列结构中必须有连接词,因此增加了连词“and”;从语义上分析,隽语指耐人寻味的言辞,即名言警句,而清言指高雅的言论,亦指名言警句,这两个词属近义词且都是褒义,在修辞学上构成同义反复。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2009:2104)的解释,“thoughts”指“a person’s mind and all the ideas that they have in it when they are thinking”,即心思、思想之意,属中性词;只有“epigrams”(short poems or phrases that express ideas in a clever or amusing way)(ibid:670)才是“隽语”、“警句”的意思。译题与源题含义相去甚远,且源题的修辞已经缺失。
同样,应用另拟标题方法翻译的部分标题,其独特文化内涵缺失亦相当严重。独特文化内涵缺失尤其严重的译题当数“Professional Matchmakers—From DREAM MEMORIES OF WEST LAKE”(《扬州瘦马》)。“扬州瘦马”指的是从明朝开始在扬州一带出现的大量经过专门培训、预备嫁予富商作小妾或入烟花柳巷的年轻女子。明代扬州盐商垄断全国的盐运业,他们腰缠万贯、富甲天下,喜好苗条消瘦的女子,“养瘦马”成了一项暴利的投资。有一大批人专门从事此项职业,先出资把贫苦家庭中面貌姣好的女孩买回后调教,教她们歌舞、琴棋书画,长成后卖与富人作妾或入烟花柳巷,以此从中牟利。因贫女多瘦弱,“瘦马”之名由此而来。而林先生的译题回译成汉语却是《专职媒人》。这两个标题在读者心中激起的反应是大相径庭的。中国读者看到《扬州瘦马》,眼前浮现的是贫困人家女子卖与富商作妾或入烟花柳巷的血与泪。而“matchmaker”在英语中是一个中性词,英语读者会误以为该文是介绍媒人的。因此该译题偏离了源题主旨,不仅使得源题中的独特文化内涵缺失,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化信息的误递。
对于有些标题的翻译,采用省略方法进行翻译时,确能让译题简洁明了,但源题中的文化信息往往难以保全。如《塞翁失马》的英译“The Old Man at the Fort—From HUAINANTSE”,该题只译出了事件的主角“塞翁”,却把事件“失马”省略了。而该寓言的主旨在于“失马”这一事件给人的启迪,而非“塞翁”这个人物,译题却偏离了文本主旨。由此可知,省略译法很容易造成独特文化内涵的缺失,译者在应用时应慎之又慎。
4.2 瑕不掩瑜原汁原味文化保真
《古文小品译英》中的标题翻译虽然存在独特文化内涵缺失的情况,但从整体上来看,是瑕不掩瑜的。林先生的译题绝大部分都很好地保留了源题的语言与文化特征。
在翻译过程中,能最大程度保留源题语言文化特色的当属直译法。采用直译方法翻译的标题如“The Seven Remedies”(《七疗》)、“The Half-and-Half Song”(《半半歌》),严格忠实于源题,异域文化特色浓厚,同时又符合目的语语言规范,目的读者通过译题就可以直观感受到浓郁的异域风情。采用直译加注手段翻译的标题,其译文不但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源题语言和文化特色,还通过副标题的形式注明了文本的出处,如《蝶梦》的译文“The Butterfl y’s Dream—From‘ON LEVELING ALL THINGS’”。而采用直译加音译方法翻译的标题如《幽梦影》的译文“Quiet Dream Shadows—From YUMENGYINGG”,其副标题的作用在于注明源题读音。无论是直译加注法还是直译加音译,其优点在于可以为有兴趣的读者提供进一步探索的文献线索,方便读者查找相关信息。
一题双译融合了直译或意译和另拟标题的优点,有效弥补了单纯直译或意译的缺陷,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源题文化信息的缺失。如“Is There Retribution?—‘LIFE OF POYI’”(《伯夷列传》),主标题是林先生根据文本内容概括总结拟出的,起到了概括文本主旨的作用;而副标题是对源题的直译,保留了源题的文化内涵。再如“Letter on the Secret of Getting Along—Letter to LIU YICHANG”(《报刘一丈书》),副标题直译源题内容,主标题点出文本内容与主旨。而“Letter Severing Friendship—Letter to SHAN CHUYUAN”(《与山巨源绝交书》)将源题拆分后直译成了正副两个标题。无论是另拟标题加直译或意译,还是意译与直译结合,一题双译都最大限度地再现了源题中的文化信息。
除了直译和一题双译,能有效保留源题文化内涵的翻译方法当属增译法。在《古文小品译英》标题翻译中,林语堂先生对这一方法的应用准确、恰当,进一步丰富了标题信息。如“The North Peak of Lushan—THE GRASS HUT”(《庐山草堂记》),添加的“the north peak o f”让目的读者对庐山草堂的具体位置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The Art of Persuasion”(《讽谏》)添加了“the art of”,“On the Importance of Partiality”(《论私》)添加了“the importance of”,添加的这些信息起到了突出文本主旨的作用。
虽然意译、另拟标题和省略方法的应用都是以目的语语言规范和目的读者阅读习惯为导向,或多或少会造成源题中独特文化内涵的缺失,《古文小品译英》中应用这些方法翻译的大多数译题却实现了源题文化内涵的高度保真。如应用另拟标题方法翻译的《尼姑思凡》。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尼姑、和尚等专职宗教人士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他们在远离尘世的偏远山林过着清心寡欲的修行生活,而一旦与凡世生活惹上牵连,给人的往往是与异性有关的联想。所以,《尼姑思凡》这一标题给中国读者的联想是该尼姑不再甘心过那种清心寡欲的日子。而其译题“The Mortal Thoughts of a Nun—From a Popular Drama”用“mortal”来修饰“thoughts”,先生以一种非常幽默的方式真实地再现了源题内涵。虽然《塞翁失马》的译文不尽如人意,林先生应用省略法对《古人智语》的翻译却是十分精准的。其译文“The Wit of the Ancients”省略了源题中的“语”,使得译题更加简洁明了,亦无损源题文化信息。
5 结语
翻译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语言层面上的迻译,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文化层面上的协调和重构。”(王宁,2012:7)文学作品标题的翻译亦应把文化信息的传递放在首要地位。在对《古文小品译英》所选作品标题进行翻译时,林语堂先生根据各标题特点分别应用了直译、意译、另拟标题、一题双译、增译法和省略译法等方法。这些方法的应用,林先生意在尽可能地让译题既符合目的语语言规范和目的读者的阅读习惯,又能最大限度地保留源题的语言特点和文化内涵。然而,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虽然有些译题的确很好地达到了双重目的,有些译题却只能实现其一。从文化传递的角度来分析,容易造成文化内涵缺失的翻译方法有意译法、另拟标题和省略译法,而既符合目的语语言规范又能最大限度地保留源题异域文化特色的翻译方法是直译法、一题双译和增译法。林语堂先生的《古文小品译英》为汉语文学作品标题英译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参考文献
[1]Lin,Yutang(Ed.&Tr.).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C].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9.
[2]霍恩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7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沙特尔沃思,考伊.翻译研究词典[Z].谭载喜主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4]王宁.民族主义、世界主义与翻译的文化协调作用[J].中国翻译,2012(3):5-12.
[5]虞建华.文学作品标题的翻译:特征与误区[J].外国语,2008(1):68-74.
鲁迅与林语堂版权思想比较研究 第3篇
一、两人在自己著作维权方面要求程度不同
1.鲁迅的版权思想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首先，鲁迅为了新文学革命曾自动放弃稿酬。五四运动时期的《新青年》为了倡导文学革命，避开赚钱的流言，鲁迅和当时的一些同人除了拿每月200元的轮值编辑费，写稿一律不要稿酬。但经过1925年五卅运动工人罢工，并为争取经济权利而斗争的大潮洗礼后，鲁迅的思想大有觉悟。后来，随着时代的前进，他也曾为争取版权而进行过斗争，不仅争取精神权利，而且还争取财产权利。
其次，鲁迅为争取应得版税与北新书局对簿公堂。北新书局为五四时期新青年李小峰所办，其出版新文学著作，是用支付稿费和版税的办法来向作者买稿的。李小峰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北新书局初办，曾得到鲁迅的鼓励和扶持。鲁迅当时将《中国小说史略》《呐喊》等稿件交由北新书局出版。1925年9月鲁迅还将自己的新作《陀螺》《热风》交与其出版。最初李小峰还按时给鲁迅支付版税。但随后，鲁迅南下到了厦门和广州，北新书局却没给鲁迅一分钱的版税。直到1928年1月，鲁迅到了上海两个月，已迁至上海的北新书局才又开始向他支付版税，数量和在北平时差不多，平均每月100元左右。但这时，鲁迅在北新书局出版的著作已不是4本，而是9本。并且，不论旧作新著，销路都很好。《呐喊》一书几乎年年再版[2]。何况，鲁迅还为北新书局主编期刊《奔流》。再者，鲁迅在厦门和广州一年多，北新书局也欠了他不少版税。对此，鲁迅很不满意，但是他并没有马上发作，而是等李小峰自己去醒悟。在等待一年多仍不见李小峰丝毫有要改变支酬数量的意思后，鲁迅终于忍耐不下去了，于是写信给李小峰，告诉他，自己要停止《奔流》的主编工作。李小峰于是给鲁迅捎去了一封信和50元版税及50元编辑费。在以往，鲁迅编《奔流》的编辑费是每月100元，而此次只给了一半。鲁迅此时明白了，仅靠停编《奔流》是起不到作用的。于是鲁迅考虑通过法律和法庭解决，8月15日，他请了一位律师，委托律师向北新书局索要版税。最终两人顾及面子问题，同意调解。鲁迅的版权基本得到了维护，他的经济利益也得到了补偿。鲁迅版权意识的觉醒，在中国近代版权史上具有典型意义。
2.林语堂的版权思想更为坚定、明晰
较之鲁迅，曾经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受过欧风美雨洗礼的林语堂，从一开始从事编辑出版活动，就有强烈的版权保护意识，并懂得运用现代中国版权观念和法律制度，努力维护自己的著作权益。在中国近代版权史上树立了维护版权的典范。
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在与开明书店洽谈合作编辑出版《开明英文读本》时，就表现出了强烈的版权意识。他并不急于操作，而是首先考虑签订合作协议。他要将自己的版税数额用合同的形式明确规定下来，才肯去创作。而不像鲁迅先生最初面对自己的版税问题时那样，磨不开面子，又不好意思开口，干等对方醒悟。他与开明书店讨价还价，终于让自己的版税率从最初定的5%提高到了10%。由于他所编写的《开明英文读本》在开明书店出版后，销路很好，他也从中获得了大量的版税报酬。随后世界书局编写出版了《标准英语读本》，这直接影响了开明书店图书的销路。对此，林语堂不是默然视之，而是从著作者权益的角度考虑。他认真审读了世界书局编写的《标准英语读本》，发现其中有抄袭、假冒等侵权现象，就与对方打了一场轰动上海滩的版权官司。虽然对方聘请了当时颇有背景的上海知名律师，但林语堂为了打赢官司，直接上书南京教育部，把对方与自己所著的雷同之处一一罗列出来，因此有效地维护了自己的著作权益，教育部也禁止了世界书局《标准英语读本》的发行，《开明英语读本》发行量直线上升[3]。林语堂的版权观念和鲁迅先生的版权观念大不一样，他不仅仅是考虑稿费，更是十分重视版权，注意维护自己的著作者权益，一旦发现自己的版权利益受到侵害时（版税低，版权转移），他便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著作权利益。因此林语堂也有“门槛精”“版税大王”等称号。
二、在著译出版活动中，两人都注重维护原作版权和读者权利
虽然鲁迅与林语堂在政治态度和文化观点上不尽相同，但是两人在维护原作版权和读者权利方面的观点却是一致的。鲁迅和林语堂都认为古书翻印是可以的，因为定价便宜，读者数量多，这样可以培养大家的读书习惯。但是对古书中的荒谬之处，他们一旦辨明真相，是肯定不会放过的。两人对古书中的错误或不当之处，都一一加以指摘和辨伪，这不仅维护了读者权益，对古籍原作者的精神权利也给予了正当维护。两人还认为翻译他人著作，一定要尊重原作者的著作权，为读者阅读考虑，一定要翻译得完整，即使译作中有“大背我意”之处，也不做任何删节。他们对侵害他人著作完整权的行为表示极大的不满，认为这不仅是对原著作者的不尊重，也是对读者的不负责和“犯罪”。除此之外，鲁迅还翻译了不少苏联文学作品，以满足无产阶级青年读者的需要。同时，为了引导青年走向革命，他还自费印书，赔钱出书，出版《海上述林》《珂勒惠支版画集》等时，还出现了放弃版权、任人翻印的事情。不管怎样，两人在维护原作版权和读者权益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nlc202309041949
三、两人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是导致版权思想不尽相同的主要原因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指出，一个积极进取的民族，只有“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才能“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因此，“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事，权衡较量，取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这样，“外人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4]。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说到“别求新生于异邦”时，还有这样一句：“而其因即动于怀古”，也就是说，鲁迅是出于“怀古”的目的，才“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可见他的目的很明确：吸取新说，赶上世界潮流，进入“光明之长途”，恢复我中华民族旧有之辉煌地位。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在学习西方文化的时候，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并且他身上有很强的民族性，鲁迅的“骨气”实际有很浓的中华民族传统优秀士大夫、学者的傲骨。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鲁迅在版权问题上会表现出“儒雅风范”（对自己应得的版税没有拿到的容忍）。鲁迅的“别求新声于异邦”，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他前期以译介欧洲的新学说和弱小国家的文学作品为主，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则主要译介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文艺理论著作和作品，比如由他亲手翻译的《毁灭》等苏联小说成了一代革命者时刻不离的革命教科书。这些作品和理论著作不仅帮助了中国读者认识苏联，认识革命，认识社会主义，而且促成了鲁迅世界观的转变，使他成为一位倾向共产主义的坚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鲁迅的转变，也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鲁迅为什么敢于同反动政府机构开展斗争，来维护自己和广大人民的人身权。
较之鲁迅的中国文化观，林语堂大都就现象着眼，认识的深度不够，概括不力。“向中国人讲外国文化”和“向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对林语堂来说，分量并不是相等的。他在后一方面的工作要几十倍多于前一方面的工作，他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也主要来自后一方面。而且，林语堂“向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启迪中国人的思想，而是让中国人具体感知外国人及其生活方式，起到一种文化交流、感情融洽的作用。他对西方的体制、制度十分推崇，经常在他的作品中对英美等国人民物质生活和生活方式描写得具体细微。而最让林语堂感到欣慰的，是英美等国的政治制度。他在《我爱美国的什么》里说：“我对美国的民主政体和信仰自由感到尊敬。我对于美国报纸批评他们的官吏那种自由感到欣悦，同时对美国官吏以良好的幽默意识来对付舆论的批评又感到钦佩。”[5]在1935年创办《宇宙风》时，林语堂还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6]。从以上我们不难看出，林语堂对西方的政体、法律制度、道德评价乃至生活方式，基本上是全盘接受的，同时他还有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我们也更能理解，为什么从一开始林语堂的版权观念就那么强烈、明确，因为新文化革命时期的版权观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他对西方法制一向比较信仰。但是从现代的眼光来看，林语堂留学西洋，能够接受和建树新的版权观念，并运用于自己的创作出版实践中，这对于推动中国出版制度的发展进步，是一个有益的贡献。
四、两人的版权思想对现代出版活动的现实启迪
我们从两位著名作家、编辑家身上可以看出，他们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能够接受西方先进的版权法，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建树新的版权观念，运用版权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来维护著作者、读者的权益，并且严格按照版权法的规定从事编辑出版活动，可以说是维护版权的先驱。他们的事例在近代版权史上，成为著作者版权利益维护的实践典型。那我们现代出版人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些什么呢？那就是：尊重版权法，严格按照版权法从事编辑出版活动。当然，时代在变化，我们的出版事业也在不断进步。
自中国1992年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与世界的版权贸易日益繁荣，与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规模日益扩大。那么遵守版权贸易规则，树立自身的品牌形象，就成了我们如今从事出版活动的主要课题。当今的世界，欧美文化仍是主流文化。中国的出版社为了优化自身的出版结构，积极投入版权贸易，采取“拿来主义”，这本身也无可厚非。可是，出版社万万不能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采取短视行为。比如没有得到合法授权而出版，或者抱着侥幸心理出版汇编作品，又或者欺瞒印数不结版税。殊不知，这些行为虽然能得一时之利，但却是砸了自己的牌子。国内外出版圈子其实并不大，国外出版商或其代理人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合作伙伴以往不尊重版权的态度也许早就被他们耳闻而被列入 “黑名单”。 以下我们就以漓江出版社（以下简称漓江社）为例，他们在版权贸易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漓江社在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组织后，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地购买国外著名作家的版权。1995年他们经过几年的努力，由版权代理公司取得了《牛虻》的中文专有出版权。而在他们取得授权之前，此作品一直由国内一家很有名气的出版社出版了近40年，并且这家出版社在20世纪50年代还曾经向作者支付过一笔稿酬，可惜在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组织后，这家出版社没有积极地解决授权问题。当得知漓江社得到了《牛虻》的专有出版权后，这家有名的出版社对漓江社和代理公司十分不满，认为他们不尊重历史沿袭的事实，是不正当竞争。然而在法制社会中，只有通过合法手段得到的权利才是受保护的，其他侥幸或想当然的想法都靠不住[7]。漓江社的《牛虻》一直热销，5年的合同很快就到期了，这时他们又遭遇了新的竞争，另外一家出版社提出要高价购买《牛虻》的版权。然而漓江社在过去的5年内一直认认真真地执行合同条款，每年实事求是地提供销售报告结算版税，因此权利人拒绝了另一家的报价，按原条件与漓江社续签了合同。与此同时，万科影视购买了《牛虻》电视剧的改编权，大名鼎鼎的郑凯南导演担任制片人。《牛虻》电视剧的上演为《牛虻》图书销售带来了新的高潮。
按版权法从事出版活动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违背它，我们必将付出高昂的代价，而把握并遵守它，我们将获益匪浅。
[1]朱艳丽. 幽默大师林语堂[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5.
[2] 李明山. 鲁迅的版权观念与实践[J]. 史学月刊，2012（11）：38.
[3] 李明山. 中国近代版权史[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156.
[4] 马俊如. 中国当代思想宝库（四）[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880.
[5] 林语堂. 林语堂随笔幽默小品集[M]. 林林，韦人，编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334.
[6] 张光芒. 中国文学史5 现代文学史[M].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179.
[7] 世界名著《牛虻》中文版权判决归漓江出版社[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china/2001-12/07/content_152597.htm，2001-12-07.
林语堂研究综述 第4篇
林语堂本着“两脚踩东西两岸, 一心评宇宙文章”的跨越思维和比较意识, 创作了大量的英语、汉语著作。尤其是, 《浮生六记》英语译本以汉语的思维和文化为根基, 借由自身独特的文化身份, 践行了翻译过程中种种文化认同的规律, 或者说通律。
2 林语堂与《浮生六记》翻译概说
《浮生六记》是清代沈复所作的一种自传性质的作品。在这部自传体的作品中, 沈复用极为洗练的笔触勾勒出自己对婚姻生活、人生感悟、艺术知趣、山水田园景物、文艺评论等方面的诸多认识, 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达观的生活态度和闲适的艺术旨趣。林语堂作为学贯中西的文化人, 对于沈复所表达的思想认知、艺术追求有极强的认同感。尤其是, 沈复的人生态度和性格性情与林语堂的个性特征极为熨帖, 故而深得林语堂的推崇。林语堂曾在多个场合表达出自己对于该作品的喜爱之情, 并认为“它让自己看到了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精髓”。当林语堂担当起翻译该作品重任时, 他自身的种种生活的前理解又在此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一方面, 林语堂长期在中西两种文化之间游走, 他深谙东方文化的精要, 也熟知西方文化的种种内涵, 精通英语, 运用英语的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另一方面, 他既追求西方社会的种种自由与乐观, 同时又向往古代中国士人的闲适的生活立场, 由此, 在浓郁的东方情节中展示出了西方的魅力, 便于在东西方之间达到一种有效的调试。与此同时, 林语堂翻译《浮生六记》的目的还在于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作品和遗产, 传播传统文化的底蕴, 促进文化的交流。实际上, 在当时翻译的过程中, 林语堂有意识地向西方传输了中国文人的恬淡自然、旷达乐观的生活情趣, 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的文学作品, 进而实现了文化的传播, 是非常符合当时西方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西方人的认知和阅读口味的。
3《浮生六记》翻译过程的文化认同
诚如上述, 林语堂深谙东方文化的旨趣, 同时熟知西方文化的精髓, 对于中西两种语言极为熟知。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 其文化认同主要体现在通过各种文化的处理来实现翻译策略和方法的种种交叉渗透。其最终目的是, 既让接受者能够懂得原文的文化内容, 又没有过多地丧失掉原文的基本立场和文化意蕴, 同时还要保证作品有极强的可读性, 进而实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目的。具体来说, 《浮生六记》翻译过程的文化认同主要从异化和归化两个层面加以甄别讨论。
一方面, 林语堂翻译作品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让世人皆能够了解到中国的一对夫妻的恬淡生活, 进而把传统文化的内容介绍给西方的读者群体。实际上, 林语堂的翻译策略往往以异化为主, 具体来说就是通过直译、异译、音译加注等方式进行翻译的传播, 实现文化翻译与文本翻译的有效结合。第一, 直译。在具体的作品翻译中, 林语堂用的最多的就是直译的方法。例如, 作品中“冷则天各一方, 风流云散, 兼之玉碎香埋, 不堪回首矣”。翻译为:Today these friends are scattered to thefour corners of the earth like clouds dispersed by a storm, and the woman I loved is dead, like broken jade and buried incense.How sad indeed to look back upon these things!众所周知,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玉是一种非常精美、高雅的石头, 由于其本身材质的晶莹剔透多被用于形容士子和女眷们高洁与美好的爱情。沈复在这里将妻子的去世表述为“玉碎”, 我们从中看到的是沈复对妻子一如既往的热爱和一往情深的感情。而在这句话的翻译过程中, 林语堂先生没有对上述内容进行相关的转换, 这样就能够让西方语境中的读者意识到, 原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语境中, 玉的作用是如此重要, 也通过这样的象征来表达出对妻子的热爱之情, 寄托对亡妻的思念。再如, 作品中“挥金如土, 多为他人”林语堂翻译为“Spending money like dirt, all for the sake of other people.”在这个例子中, 西方关于挥金如土的浪费行为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做“spending money like water”。然而, 林语堂并没有采用这种译法, 相反, 他采用的是“土”的直译。在我们看来, 其用意在于让西方读者在了解作者意思的基础上更为忠实于作者的本意。第二, 音译。所谓音译, 就是指遇到一些无法进行变通的地名、人名、术语等专有名词而无法进行对应翻译时候, 往往通过直接的音译来实现对于意思的完整表达。例如, 问以途, 曰:“南行十里即泰兴县城。”作者翻译为“I asked them for directions and they told me that I was to go straight south for ten li until I should reach Taixingcity.”我们注意到, 林语堂故意将“里”音译为li, 用音译法保留中国的度量衡单位。此外, 译文中还将“馄饨”“马褂”等词音译为“wonton”“makua”, 都显示出原语的民族色彩。例如:“外加马褂”就被翻译成为“Asmy gown was found to be an inch and a half too long, she tucked it round the waist and put on a makua on top.”
另一方面, 为照顾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和接受能力, 在必要的地方, 采用归化的基本翻译手法来实现表情达意的基本目的。举例而言, “每逢朔望, 余夫妇必焚香拜祷”, 林语堂将其翻译为“On the fi rst and fi fteenth of everymonth, we burnt in-tense and prayed together before him.”这其中的朔望其实是中国较为传统的阴历计时手法, 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初一、十五。然而, 倘若我们回归到西方的文化语境中, 我们又可以发现, 西方只有阳历也就是平时所说的公历, 而没有初一、十五的说法。那么, 我们要想找到相应的说法, 就显得比较被动。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 我们注意到, 林语堂采用的方法恰恰是相对而言较为正统的翻译方法。
4《浮生六记》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反思
实际上,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跨文化的语言实践活动, 其本质上是文化的认知与转换的过程。这一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基于这种认知, 不少专家主张将整个翻译的理论和具体操练策略从科学的层面转换到文化的层面, 实现所谓的文化转向。在巴斯内特等人的观点中, 文化转向在于将单一的文本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的语境中, 通过翻译中文化地位凸显和文化传播上升等诸多意义的勾连, 实现更广阔层面上翻译的提升与进步。具体来说, 一旦我们将翻译的视角置于文化的立场, 那么, 翻译活动的使命就不再是语言的漂流, 而是文化的接受和多样性的沟通可能的达成。在这一跨文化的过程中, 不同文化的相遇使得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之间彼此渗透了解、相互生发、碰撞。一方面, 这种文化的相互之间的遇合, 用中国文化中的典型表述就是“和而不同”。所谓和而不同, 就是指既尊重他种文化、他种族裔的独特性, 也不放弃自身文化的独特性, 在彼此的相互碰撞中竞得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新意义。和而不同追求的求同存异的理念要求不同的文化个体之间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融合, 不断开放、不断追求和谐的精神源泉。这种和谐进步的思想给多元文化共存制造了可能性和空间。具体的翻译过程中, 两套语言和文化的规范既能保证原有的文化的特性, 又考虑到接受者的理解能力, 适当地向接受者的文化靠拢, 这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并整合了两种文化之间相互生发的可能性。对于接受者而言, 也能够最大程度地理解原作品的种种内涵和独到的意蕴, 从而在接受心理和具体接受行为上有所提升。对于翻译者而言, 也能够在保留原文文化基础上, 准确地将某些难以言传却亟待表述清晰的内容用相对灵活的文化翻译的视角进行相关处理, 以便能够实现自身的翻译使命和任务。另一方面, 这种文化的遇合的另一种形式的遇合则对应着当下关于文化交际领域较为明确的“文化间性”的智慧。“文化间性”其实质上仍然是基于西方现象学理论及东方智慧的一种全新的看待文化交流路向的视角。文化间性考虑的是文化各个主体之间“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独特的融合性的体验。通过文化主体之间的有效的互动, 来实现对翻译过程中文化多样性保存的可能性, 进而实现翻译及其他文化交流活动的基本使命。这也正是林语堂及其《浮生六记》译本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Shapiro, S. (trans) .Outlaws of the Marsh[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80.
[2]彼得·康.赛珍珠传[M].刘海平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8.
[3]董琇.赛珍珠以汉语为基础的思维模式——谈赛译《水浒传》[J].中国翻译, 2010 (2) :49-54.
[4]韩子满.文学翻译与杂合[J].中国翻译, 2002 (2) :54-58.
[5]胡天赋.从人物的再现看赛译《水浒传》的后殖民主义色彩[J].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5) :7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