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我走过范文

毕竟我走过范文（精选8篇）

毕竟我走过 第1篇

毕竟我走过

记忆中，我曾走过一条路，不长，却让我印象深刻。

上小学的时候，放字早，作业也少。在晚上我总有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妈妈就让我学吹笛子。

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东阳市里的比赛，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磨练自己的好机会。但我很犹豫，因为我从未参加过比赛，听过我吹笛子的人两只手就数得过来。妈妈和老师一直劝我去试试看，并一再说场面不会很大。听到这，我也就答应了。

到了比赛的日子，我来到场地，却发现这场面哪里叫小啊?舞台也就十五米，可下面的场地只比半个操场小一点，摆满了椅子前两排全是专业的评委席。

我在后台等着，远远没到我上场，我却感觉自己腿已经软了。想振奋一会儿想想谱子，却一点儿都记不起来。拿起笛子想找找感觉，突然发现我的.手已经和笛子一样冰凉我顿时慌了。

我的腿无知觉地随着前一个选手往前移动。等待的时间是如此地漫长，我仿佛已经听到台下人对我的嘲笑声。

“唰一一”眼前的帘子拉开，我脑子里片空白，拼命回想着谱子。旁边的工作人员示意我上台。我看着前面这条被灯光照得有反光的路，一种名为恐惧的感觉传遍了我的整个身体。我终于还是跨出了第一步，以一种极慢的速度走向中央。灯光照得我睁不开眼睛，台下的人似乎想用眼神看透我的内心。我想，我并不是什么都不会。这次，我赌一把，我能!

这样想着，我略微安定了一些。我机械般的抬起手，开始演奏曲子。我直勾勾地盯着最后方，避开台下人的目光。这样使我感觉好极了。终于快结|了，我鼓起勇气看了评委席一眼一一却发现一位评委摇了摇头!

霎时，我像被泼了一盆冷水，从头顶开始，凉到了我的脚趾头，身体似乎变得僵硬了，手指也变得不灵活了。最后的长音发出种奇怪的音调，“叽……”的一声，戛然而止。

曲终了，我还是输了。

但那一刻我却释然了，走下台的路变得明亮，出口仿佛已充满了对我的赞扬我战胜了自己，我走过了这条仅有十五米的路，我想我还是A了的!

姐姐之后问我，我输了，没什么奖项，为什么比完之后一点也不伤心。我回答，我没输，我赢了，而且我还可以更骄傲地说，我毕竟走过，这条之前我从未走过的路。

毕竟我走过 第2篇

初春，一株株的桃花渐长渐浓。花蕊绽放，草木M然。云烟浸染清丽，朝霞催开艳影。一些生机，正在含苞的嫩芽中孕育催化。

仲夏，万物疯狂生长，叶丛葳蕤，清澈而又浓烈的阳光骄纵地倾泻在水面，轻漾的水纹，撩拨着躁动不安的心弦。那些本来很酷的梦想，那些很惨的跌倒，都被一次次的机遇、挫折重复往来。

寒冬，轻盈的雪花洒落在如镜的湖心。薄冷的梅花，枕着月光的孤独。书文尽而心未绝，冰弦断而遗有音。垂柳寒枝的冷傲，为来年夏日的决断慢慢流溢、守候。

凉风惊醒明月，红叶染透青山，桂花香影飘落在青苔石径。那一片流彩的天空，装点的是今人的思想。冰轮遥挂，波光隐隐，流逝在故事中的人物依旧清晰。秋风最凉，秋雨最润。只因为，我们相遇在那年炎热躁动的秋天。

毕竟我走过 第3篇

作为华北地区的经济和商贸中心, 天津也是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和重要基地。天津, 又与化工有着百年渊源,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一直是优势产业, 涌现了永利碱厂 (现天津渤化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永明漆厂 (现天津灯塔涂料有限公司) 、近代化学厂以及染料、化工等一大批民族工商企业。以中国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侯氏制碱法开创者侯德榜为代表的一批仁人志士, 在中国化工史上书写了不可磨灭的篇章。

1943年, 著名实业家王光英先生在天津创办了近代化学厂。70多年后, 80岁的近代化学厂老员工赵学宏先生写下了自传《平民轶事:我走过的路》, 我们将其编辑成《我与近代化学厂》连续刊出。通过对往昔工作、生活的回忆, 用朴实的话语, 讲述了泛黄的故事, 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个侧面, 展现了近代化学厂乃至天津化工企业发展的历史剪影, 以小见大, 发人深省。

我的童年

我出生于1935年7月8日, 听母亲说是上午9点左右出生的。出生地是天津市北辰区双口镇学堂西胡同4号。我的童年虽然也经过了很多的战乱, 但因为我是老儿子, 受到了父母及哥哥姐姐们的许多疼爱和保护, 他们所受的苦要比我多得多啦。在本书中, 我借用了高尔基的童年、大学之名。他写他的童年, 我写我的童年;他写他的社会大学, 我写我的社会大学。

1943年, 我8岁, 进入到双口小学读书。当时正是日本统治时期, 进校的第一天我就被按下剃了光头, 剃头时, 我的泪水和汗水湿透了衣衫, 我当时想, 作为小学校长的父亲都救不了我。那时我们学了几天日语, 连“假名”都没有学会, 日本鬼子就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国民党来了又让大家学英语, 26个字母刚刚学会, 刚会说“点头Yes, 摇头No, 来是Come去是Go”几个单词, 又解放了。学校由秋季始业改为春季始业, 因为我们是毕业班, 只好又多上半年, 但我还没有上几天课, 1949年7月, 大哥就在天津给我找到了工作, 我只好放弃学业到市里来做工了。

在这之前, 大概1948年秋季, 是我们家境极为困难的时期。大哥已经“卖兵”走了;二哥已经上了不要钱而且管吃、穿、住的, 设在杨柳青的天津县“简易师范”学校。这个时期我和“大兵” (即解放军) 混得很是近乎, 因为学校变成了当时驻扎在我们村的第四野战军39军文工团的排练场, 我每天在那里看他们排练。那些文工团的男女战士, 大多数都是和我岁数相仿的、沿途招收来的新兵, 从东北刚刚入关到这里, 穿上一身新军装真是“飒爽英姿”, 漂亮极了!我也从心里羡慕极了!这时我和父母亲居住在西院西屋, 南屋就住着39军“医药科”的陈科长。他和我父亲谈过多次, 说什么也要将我带走:“你如果将他 (指我) 交给我, 我就把他当我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当时我父亲以我年龄太小为由, 予以婉言谢绝。不过当时我还真是动了心!他们中好多人都带着近视眼镜在翻阅厚厚的外文书籍, 肯定都是“高知”啊!我要是跟着他们一起走, 一定会学到很多知识。后来听说, 天津解放后他们有些人留到了天津市总医院, 而这支部队一直打到海南岛, 反过来又开过鸭绿江去“抗美援朝”, 伤亡无数啊!如果我真的和他们走了, 还不知死活呐!写到这里, 我恍然大悟, 当时父母亲可能早已看出我的心情, 所以才暗自催促大哥快点在天津给我找工作。

慈祥的母亲

我母亲姓胡, 名毓珠, 1897年11月27日出生于天津市北郊李家嘴村。病故于1980年10月29日。

母亲的身世我过去知道的不多, 只知道母亲有文化, 是小时候在我们家学的。根据《双口镇誌》记载:“清光绪八年 (1882年) 双口友于堂设家教舘, 是为镇内最早的私塾。”我家的堂号就是“友于堂”, 我家为“西记”。还有“东记”、“鸿记”等。近日我在北辰文史资料《北辰人物》上看到金维秋先生写的“爱国青年胡毓枫”, 原来这位胡毓枫就是我从未见过面的亲娘舅。并且我从中看到了母亲的身世:“胡毓枫 (1900—1940) 字汉培, 李嘴村人……胡毓枫祖居北运河畔北仓村。其祖父胡德为小商贩, 清中叶迁居李家嘴村。胡德的次子胡书元忠厚勤奋。少年时为徽商孟某看中, 被携赴京学商。经十余年历练, 胡书元成为京城小有名气的商人。逐年盈余后, 在李家嘴购置田产10余顷, 娶妻, 生二子一女, 胡毓枫为次子。”文中, “一女”即我的母亲胡毓珠。

母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 虽然我是她的“老疙瘩” (方言:老儿子) , 但也不会对我过分溺爱。一次吃饭时, 有半碗剩米饭 (在那时可是好东西!) 二哥和我抢着要吃, 互不相让。母亲一生气夺过去连碗一起扔到院子里去, 碗也碎了, 饭也撒了一地, 谁也没吃成, 都喂了鸡啦!

关于母亲孝敬公婆的情况我没有发言权, 因为在我出生时我的爷爷奶奶早已过世。可她对丈夫的百依百顺我可见得多了, 印象最深的是每晚睡觉前, 母亲必须念小说直到父亲睡着为止。有时母亲以为他已睡着, 刚刚将书合上, 父亲哼一声, 她还得接着念下去, 直至父亲真的睡着才行。当时农村连电都没有, 更谈不上电视机、收音机了。母亲每晚就是靠二、三号小煤油灯的微弱灯光给他念小说的。她念了多少年我不知道, 但她念过的书我却还记得几部, 如:《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等。有的还不知念了几遍, 但她从未说过一句厌倦的话。她虽比我父亲大三岁, 却总像大姐姐对待小弟弟一样, 不, 更像一个慈祥的母亲对待襁褓中的婴儿一样, 几十年如一日, 直到我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就是那个时代一个有知识、有教养的妇女的典型写照。

我母亲不但心灵而且手巧。父亲的应酬比较多, 有一次寒冬腊月他下班回来, 说明早要去市里办事, 旧皮袍不能穿了, 得做件新的。就这一句话, 母亲一夜之间就用散乱的毛皮和布料给父亲做了一件新皮袍, 那时完全是靠手工制作。这件事在家中好长时间都传为佳话。此外, 学校要出去参加运动会或其他什么活动, 做校旗总是母亲的事, 不论是绸子的还是平绒的, 我不知看她做过多少面。

执着的父亲

父亲赵汉儒 (名继琨, 又名士荣) , 出生于1900年11月17日。病故于“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9年1月18日。

父亲的一生, 充满了荆棘和坎坷。他的童年是在双口度过的, 在本村上的小学。1917年, 他考入天津南开中学。父亲生前曾多次翻阅他保存的那几本《南开校誌》 (因为时间久远, 我记得该刊物可能是这个名字) , 其中的一册中有南开中学千人合影的照片, 他多次向我们指点, 哪个是他, 哪个是周总理, 哪个是他的班长马骏 (党的早期活动家和领导者, 回族革命烈士) 。就是没提过我的舅舅胡毓枫, 他与我父亲同更, 也是1917年考入南开中学, 南开中学的千人合影应该也有他, 但他1940年就英年早逝了, 年仅四十岁。我想, 父亲也许是因为我太小或是怕让母亲听见伤心所以没有提起。后来我又在“百度”上搜索“天津南开中学千人合影”, 搜索出一张照片, 因为我认识这里的三个人:一位是周恩来先生 (后排右起第一人) , 一位是邓颖超女士 (前排左起第五人) , 一位是马骏先生 (后排左起第三人) , 所以我把这张照片放到这里, 他 (她) 们都是和我父亲同时期的一些同学。

根据《双口镇誌》记述:“1927年, (双口小学) 更名为天津第四公立小学堂, 赵汉儒任校长。”我们小学在1948年更换了新校徽, 校徽是我父亲亲自设计的, 外形是一个不等边三角形, 尖头朝下, 蓝底白字。校徽上只有两个字———双中。我们戴着这个校徽到市里, 人家都以为我们是中学生。后来我问父亲为什么这样设计, 他说:“等到中学成立起来, 我在下边再加上‘附小’二字。”可惜他没有等到这一天, 双口解放, 派来了新校长, 他就辞职来市内教书啦!所以说这是他一个未了的心愿。现在的双口小学和中学, 都是很有气魄和规模的了。他的心愿也算是完成啦。

1949年初, 父亲被叫到冀中十分区办的顽伪人员训练班“学习”, 因为他当了小学校长多年, 就被列为“顽伪人员”, 和地主、富农、伪行政人员一起学习, 内容不外乎是交代问题。领导认为他一定是国民党员, 否则不可能当校长。当时的领导人可能是宋毅, 他直接和我父亲挑明了, “老赵, 你就是承认了, 有什么了不起,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父亲经不住他再三劝说, 就交代了“曾在1935年1月由葛沽校长邢晓波介绍在天津加入国民党为普通党员。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脱党。”他这一交代, 人家又问了, “抗战胜利以后你为什么不恢复党籍?”我父亲说:“我们当时加入国民党是为了爱国。胜利以后我看这些国民党员的水平连给我提鞋都不配, 我还恢复什么党籍。”就这样搪塞过去了, 他就“毕业”了!可这一条“罪恶”在他和我们兄弟三人的档案里整整伴随了一生生, , 影影响响了了两代人甚至更多。父亲临临终终时时说说“我有一肚子话要说……””这这也也可可能能是其中之一吧。但是, 父亲亲有有他他自自己的主张和做人标准, “我我绝绝不不依依靠别人为自己的仕途做铺铺垫垫””。。解解放以后, 很多人劝其给时任任中中华华人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的周周恩恩来来去去信, 弄一份工作, 他仍然是是这这样样回回答的。

此外, 父亲的最大特点点, , 是是在在有有些情况下能够换位思考。比比如如在在5500年代初, 他和母亲住进我们们近近代代化化学厂为职工及家属准备的的小小平平房房里。那时天津按照苏联专家家的的意意见见兴建了几个工人新村, 我们住的是丁字沽工人新村, 还有中山门和西南楼等。全是一排排的小平房, 每十二间为一排, 每间房都是一丈宽丈二长, 前边是一扇门和两扇窗户, 后墙上有一个小窗户, 院子只有两步宽, 典型的“一间屋子半边炕”。他就跟我和母亲说:“你看我们住着觉得有些不习惯, 在老家住大房子住惯了。可有些人还没住过这么好的新房哪!”

父亲于1969年1月18日夜里离开了我们, 尸体火化是尊重他多年前的意愿。1956年我国提倡殡仪改革, 他看完报纸对全家人说:“我以后死了, 也一定火化。如果我临死之前又说了反悔的话, 你们就当我说的是糊话, 千万别当真。”他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也没有说一句反悔的话。他老人家的火化, 在我们“友于堂”甚至我们双口全村也可能是第一人。

我毕竟走过 第4篇

回了家，我们立即策划我的暑假大计：我向妈妈借700元钱，在网上选些漂亮的珠子采购回来，预备制作耳环项链；我在家设计好款式，妈妈下班没事的时候就陪我穿珠子。

待原料寄到，我们立刻开始项链的创作。小姨一边听我讲述这种玉石是什么，那种贝壳是什么，一边把我和妈妈做的项链手链的图片发到了朋友圈，还顺便把价格也发上去！由于小姨的好友很多，所以才5分钟就收到了13条回复！结果小姨的好友不仅买下了我最贵重的项链，还把钱都打到我的卡里，这可真是一个天大的惊奇呀！那天晚上，我一共挣了490元。

鉴于两天内，项链已经销售一空。我再次向妈妈提出商业贷款，并豪迈地宣布雇佣员工兼合伙人——城城，还有营销员——小姨、小姨爹，外加设计师妈妈。哈哈，相信不久后我就可以在纳斯达克敲钟了。

不过我的商业版图拓展之后又带来一个问题，我的很多客户——叔叔阿姨都要求“当场制作”项链，我不得不把材料和工具箱天天带在身边。可是这工具箱里放满了各种材料和工具，重得要命，就让我很悲催了。为了赚钱，我不得不牺牲了许多遛鸟，看书，和与小伙伴玩耍的时间。

每次坐公共汽车去爸爸妈妈的办公室，伴随着颠簸，我的包包就像沙锤一样响个不停。每响一次，我就感觉公交车上叔叔阿姨的目光集中在了我身上，弄得我很难堪。不过这点事不算什么，毕竟我也是个企业家好吗？

我毕竟走过 第5篇

才刚识字的年纪，我的手里便有了一只小巧的毛笔，在墨汁香萦绕的书房，肆意地挥洒着自己的一方天地。略微年长些后，我便正式开始“拜师学艺”。在老师的教导下，我开始渐渐地明白了书法的真谛：静心为先，练字在后。蹦蹦跳跳的时光，却在不知不觉间多了一份沉稳与明理。

终于学有所成，开始参加各地的书法大赛。一幅幅作品，凝聚了在台灯下刻苦练习的汗水。一块块奖牌，充盈着老师那谆谆教导。一张张证书，更是见证了我一步一个脚印的辛勤历程。

渐渐地，在亲戚朋友之间也开始小有名气。每逢过年，总会有上门来求春联的人。在那一幅幅喜气的红联背后，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我也曾彷徨过，认为自己根本就不是这块料;也曾失望过，对自己一笔挥洒不出的神韵;也曾……但老师与父母仍旧会鼓励我，引导我，在我陷阱黑暗时递给我一盏明灯，激励我自己去探索未知的道路，寻找前方的灯塔。

永远记得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从老师手中接过书画大赛杯的金牌的那一刻。我高兴得像个醉汉一般，忘记了该怎么走路。我小心翼翼地抱着那本证书和那块金牌，在街上飞快地往家跑，全不顾路人异样的眼光。我只想快些到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母，快些、再快些，身体轻盈得像是要飞起来了，心却沉甸甸的，溢满了高兴、兴奋与那难以言说的快乐。

我毕竟走过作文 第6篇

坐在观众席的椅子上心里很不好受，抬头望向比赛区，无数懊悔与心酸涌上心头，眼泪在眼眶中打转。一只手搭到了我的肩头，一起被淘汰的选手说：“同学没事儿，我们付出了，努力了，我们毕竟走过!”

我们毕竟走过，我毕竟走过!

回想这一个多月的练习，从一开始经过不停的选拔，我成为六年级汉字听写大赛的参赛选手。指导教师开始对我们进行训练，每天下午都要去活动室和其他选手练习。笔尖在纸上飞速的转动，一个又一个生僻字出现在纸上，大脑配合着双手把它们烙印在记忆上。手麻了，胳膊酸了，都不能让我们停下来。比赛的日子越来越近，三、四、五年级依次比完赛，获得第一名。我们身上的压力更大了。晚上“加班”到十一、二点，周六周日也去学校练习。我们前进的步伐由快跑变成冲刺!

赛前测试开始了，看着平板屏幕上出现的一道道题目，我理清思路，认真书写，每个字都一笔一划，写得标准，写得好看。认真地听读音，看解释，在大脑中寻找汉字的模样。汗水打湿我的衣襟，那也不去管它，让它流吧，任它流吧，把我的压力一起带走吧。测试后，大家开始总结练习。我抬起头，看见每个人都神情专注的写着，笔在大家手中写出一个个汉字，每个汉字都闪着光芒。看见大家奋笔疾书的样子，我也低下头，数不清的词语、成语印在我的脑中。

为了比赛，我付出了很多时间与精力，我有了巨大的收获，无数生僻子都被消除。我跋山涉水，走过别人没走过的路，这次虽然没得奖，但还有什么遗憾的呢?

我抬起头，心也平静了，打量赛场，在心中告诉自己：要自信，要不怕失败。失败了又怎样?只要总结经验，学习成功人的长处，就会收获更多。跌倒就爬起来，带着经验，跌跌撞撞也要到达终点。

我毕竟走过作文 第7篇

我毕竟走过。就像李白毕竟走过盛唐，才会写出如此繁华美妙的诗章;就像杜甫曾走过战乱，才会挥洒愤慨的墨汁;就像杨慎曾走过贬谪，才会写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之豪阔。毕竟走过，才会真切体会，才会酝酿出如此磅礴又真实的汹涌情感!毕竟走过，才会缅怀，才有记忆里永不磨损的明亮珍珠。

我毕竟走过。坎坷的路，萧瑟的秋天，冷酷的寒冬，难堪的失败，一触即破的危机。那么多艰难困苦，我一一走过，但毕竟成王败寇，赢家有资格一笑而过，败者面对的是永远的烙印与铭记。

我不仅仅是自己，我从无数人的路途中窥见自己的身影。

他毕竟走过。从繁华到衰落，从“笏满床”到“陋室空堂”，最后也只剩个“好了，好了”。不论真实与虚构，只有走过繁花似锦，才会体会一切成空，才有机会回首往事，洗心革面，不辞羸病，写下这一出《石头记》。

她毕竟走过。和赵明诚一起赌书泼茶的时光，收集金石的日子。也走过战乱，走过人心险恶，走过牢狱之灾，走过被人质疑的路。但是她仍然拼死保护金石，仍然写词作赋。因为铭记，她毕竟还是那个李清照。

战火，屠杀，鄙夷，弱小。失败，质疑，颓唐，重生。

生命的这条路，谁不是一路荆棘走过，在别人的生命旅途中，我们在思索自己行走的意义。走过命运所有不公的屠戮，在生命里修行，不求最后一定是善果，但求我走过，我经历，我沉淀，我思索，我升华，我无悔。

毕竟我走过 第8篇

我的大学

1949 年七八月间, 我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天津振业石棉厂第二瓦纸厂做临时工。干一天给一天的工钱, 一天7000 元 (旧人民币, 折合现在7 角钱) 。每天下班, 大哥在厂门口等着, 拿去5000 元, 他交给“刘家店” (是个大车店, 在红桥北, 每天往来的双口的赶车人都在这里歇脚) 的熟人给我父母亲捎回双口以此度日。剩下2000 块钱, 我只能每天在厂门口席棚下吃点棒子饽饽和“漂汤丸子” (就是在碗里放几个“素丸子”放点“香菜”倒点“酱油”, 再滴几滴“香油”用开水一沏) 。为了省钱, 我曾托工友从河东给我捎饽饽, 因为那里比这里更便宜点。

我来到第二瓦纸厂才第一次见到了大工厂、大机器、大生产。工人在流水线上一边干活一边唱着“炉火通红, 机轮转动, 我们愉快地劳动。工厂是我们的大家庭, 无产阶级都是好弟兄……”的歌曲。我干的是辅助工作———“后处理”。所谓“后处理”, 就是将刚出锅的、又软又热的石棉瓦, 小心翼翼地卸下车放到水池子里渗泡“定型”, 约一周时间后, 取出来放到晒场上晒, 直至干透, 再将其送入成品库。一车大约有四五十块, 每块约1 米乘2 米, 重约20多斤。那时, 我们没有工作服, 每个人头顶一条“双过来”的麻袋片, 两支手上各拿着几块约半尺见方的小麻袋片, 以防石棉瓦的飞边 (除了水泥飞边还有铜丝、铁丝等飞边) 扎手。这个工作我干了近半年的时间。一下雪, 露天水池的水会上冻, 我们露天作业就不能干了, 厂方就通知我们不要来了。我以为这下可以回老家看看爸爸妈妈休息休息了, 谁知道第二天, 大哥又给我介绍到近代化学厂, 这一干就是46 年, 一直到1995 年7 月我60 周岁退休。

在初到近代化学厂的两年里, 我背着家人和同事, 去过两次位于马场道的“工农速成中学”报名学习。1949 年去时, “简章”要求必须有“满一年的工龄”, 当我1950 年又去时, 它又改为“满两年工龄”了。后来我想通了, 它的目的就是要招收天津解放前的产业工人。所以以后我就放弃了再去报名学习的念头。

因为我有在振业石棉厂做工的经历, 所以第一次到近代化学厂, 对其印象不是太好。近代化学厂在一个居民区里, 厂门是两扇很大的木制门, 其中一扇门上开了一个小门。厂子的标志就在右边门框上, 是一个半尺宽二尺长的好像没有刷过油漆的小木牌, 上面用黑漆写着“近代化学厂”五个字。我们刚一敲门, 就听到里边有狗叫声, 过了一会里边有人给我们打开小门, 院内拴着一只黑色、一只黄色的大狗。后来它们也成了我的“朋友”。

我们被带到南屋, 这就是厂子的办公室。屋里有四五个人, 我记得有副经理宗协平先生, 有王治安先生, 其他人我都不记得了。然后带我们去车间看了看, 就叫我转天来上班。当时我是在外边借宿, 我老叔在天津谋生, 我和他住在一起。令人尴尬的是, 第一天上班, 我就迟到了。没过几天厂里就通知我, 让我搬到厂内住。我们工人住的宿舍是在厂子的东北角, 一栋过去装有蒸馏塔的三层砖木结构的小楼。设备已经拆走了, 二楼和三楼的地板上还留有一个大圆洞, 只是用木板临时堵了堵。住在一楼和二楼的都是老师傅 (早来一天也是师傅) , 我住在三楼, 三楼的房顶还不到一人高, 只能睡在木地板上。我记得一楼住着两个人, 一个是当时的工头阎玉昇, 还有一个是他的亲侄子阎俊芝。二楼住着三个人, 一位是索同善和他的本族弟弟索同根, 还有一位是张恩普。三楼住地铺的有我和柳永生。还有一位是比我早来三天的马春山。

当时的近代化学厂, 就像一个一二十人的小作坊, 上班没准点, 工头一喊大家就起床了, 去车间干活, 因为设备升温等准备工作夜班人员早已经做好了。我们到车间就开车 (开机器的俗称) 干活。刮一轴布成为成品漆布, 大约需要两个小时, 然后我们才吃早饭。

虽然是才二三十个工人的一个小厂, 可领导班子阵容却很强大。经理宗德淳和副经理宗协平都是北京大学的本科生, 厂长王光英是辅仁大学化学系本科生、助教, 技师卢鼎喆 (天津市著名教育家卢木斋先生的嫡孙) 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的留学生。负责经营的是石成朴先生, 一个忠厚的生意人。负责财务的是王治安先生, 在我来厂不久, 因厂方发现他有点问题, 就将他辞退了。

当时的近代化学厂在天津市罗斯福路 (今和平路) 有一个门市部。我记得1950 年或1951 年的国庆节, 我和索同根提前一天来到这里看国庆检阅队伍。当时的检阅台就设在百货公司 (即百货大楼) 斜对面的空地上 (日伪时期这里是“朝鲜银行”, 日本投降后改为“正中书局”。解放战争时, 解放军的工兵拿炸药包想去炸“中原公司”, 即现在的百货公司。但由于“中原公司”的敌人火力太强, 无法接近, 就将炸药包都放到了对过的“正中书局”, 才有了这一块空地, 后来建成“胜利公园”) , 离门市部仅咫尺之遥。那天检阅的情况我记不清了, 但午餐我却记忆犹新。那天上午, 厂长王光英先生看见我们两个在这儿, 就风趣地说:“你们两个真有‘口头福’, 我昨天告诉王 (王桐芳, 炊事员) 师傅准备个‘鸭翅汤’, 你们就来了, 一会儿一块吃吧。”没过多久, 王师傅就将一桌的饭菜都上齐了。那天一起吃饭的除王厂长外还有经理宗德淳先生、萧金午先生等。当时我15 岁, 索同根16 岁, 我们天天在厂里干活, 又正值年轻, 练就了一个好胃口, 我们两个一上桌就狼吞虎咽起来。人家一看这两个能吃的小家伙, 尤其是王厂长一看这阵势, 吃了一点就说吃饱了, 其他人也说吃好了纷纷退席, 就看我们两个大显身手, 一桌饭菜和汤汤水水一会工夫就被我俩一扫而光。

近代化学厂的这个门市部地处和平路卢庄子, 我们通称其为“卢庄子门市部”。就在这个不怎么起眼的地方, 曾经接待过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 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同志。《王光美访谈录》有一段记载:“ (1949 年) 5月4 日, 我们陪少奇视察天津市容。少奇途中在中原公司附近下车散步, 看到公司大楼的尖顶在解放天津的激战中被打掉, 有些不认识了。我们走到和平路 (当时叫罗斯福路) 街边, 正好走过光英开办的近代化学厂门市部, 就进去看了看, 看到货架上放了一卷卷漆布。我还遇见原北平我家的邻居, 光英的同学和股东———宗德淳先生。” (待续)

摘要：在大哥的介绍下, “我”来到近代化学厂工作。虽只是一个二三十人的小厂, 但近代化学厂的领导班子阵容却很强大。在近代化学厂的“卢庄子门市部”, 曾接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