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雅鱼范文（精选3篇）
生平简介雅鱼 第1篇
1872孙中山入村塾启蒙
1879孙中山赴檀香山，就读于意奥兰尼书院，习英文1883改入奥阿厚学院
1884娶卢慕贞夫人
1886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科学校习医，开始鼓吹革命
1887转入香港西医书院
1890与杨鹤龄、陈少白、尢列倡言革命，时人称为“四大寇”
1894偕陆皓东至天津，上
书李鸿章陈救国大计
1895设立兴中会，并首次起义于广州
1896伦敦蒙难
1900宫崎寅藏被新加坡殖民政府逮捕；孙中山前往救友，竟被该政府扣留；后被释，但5年内不准入境
1901孙中山派尢列到新加坡展开革命活动
1905孙中山在新加坡停留一朽，住小桃园；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
1906孙中山的新加坡5年禁令已过，首次住进晚晴园，并在晚晴园设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
1907中兴日报首创；4次起义在此年暴发：潮州黄冈起义（新加坡策划）、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新加坡策划）
1908在钦州（广西）和云南河口（新加坡策划）起义
1910革命新军起义于广州，失败；孙中山为起义筹募，在槟城莊荣裕召集“槟城会议”，并策划第二次广州起义
19114月27日，黄兴率领同志起义于广州，死难者86人，葬于黄花岗，有名可考者72人，是为第十次起义；10月10日，武昌起义，各省响应，革命成功
19121月1日抵达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推荐袁世凯继任大总统
1913袁世凯刺杀宋教仁，背叛革命，孙中山立即起兵讨袁
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暴发
1915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东京结婚
1917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
19185月辞去大元帅职位，离粤赴上海，从事著作
1919五四运动
19215月5日孙中山宣誓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1922陈炯明阻挠北伐，拥兵叛变
19231月26日与苏俄代表越飞(Joffe)发表联合声明。苏俄代表逐步到中国当党顾问。其中包括鲍罗廷(Borodin)
1924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
1925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遗体今在南京中山陵
中职生课余教育的“渔”与“鱼” 第2篇
目前现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提出, 教育四大支柱内涵为学会求知, 学会做事, 学会共处, 学会做人。该理念受到全世界的推崇, 也成为我国职业教育追求的目标。课堂教育终究是有限的, 课余教育便成为了课堂教育的重要补充。但目前中职生课余教育无论是在理论探讨上还是在教育实践中都不尽如人意。
目前, 在理论上对中职学生课余教育进行探讨的文章还不多,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中职生课余生活的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如《对中职生学习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周龙军, 2003) 、《中职生学习行为现状调查分析》 (付香斌, 2007) 等;另一方面是对中职生课余时间的利用提出理论指导与建议, 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范文莉, 2008) 、《中专语文课外阅读现状调查及教学对策》 (占如梅, 2007) 等。但是从中职学生自身特点出发, 利用组织行为学观点通过对其行为进行分析与研究, 探讨管理者对中职学生课余教育中的“渔”与“鱼”的问题, 也即管理者的管理边界问题, 哪些方面提供方法引导性的、哪些方面提供现实成果性帮助的问题, 目前还没有较为系统的研究。
在教育实践中, 笔者通过对所在中职学校学生课余教育的深入调研以及对周围几所中职学校的走访和调研中发现, 中职生课余教育存在着很大缺陷。中职学校对学生进行的课余教育要么是一片空白, 要么处于放任的、随意性的管理中, 真正做到科学管理、正确教育引导、有目的有计划有选择地对学生进行课余教育的少之又少。当前的中职学校学生课余教育基本处于以下两种状态:
一是放任自流的“无为”教育。学校把学生的课余时间视为自由时间, 完全交由学生自己支配, 让学生自由发展。学生是自由了, 但是否发展了, 发展了多少, 不得而知。这导致大部分学生无所适从, 无所事事, 甚至沉迷网络等, 给学校管理带来了各种问题。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校的教育观念问题。学校把学生课余时间当作学生完全的自由时间, 做不做事、做什么事是学生自己个人的事, 缺乏必要的引导, 导致自由泛化, 学生由无事到无聊, 继而产生各种问题。二是学生自身缺乏自制力与意志力。现在的中职生年龄一般在15~18岁, 正处于独立与非独立的模糊期, 时而意志坚定、目标清晰, 时而意志涣散、盲目武断, 反复性很强, 起伏性很大。把大量时间交给他们, 完全信赖他们的自觉, 久而久之势必会产生各种问题。
二是零散的文体活动式教育。学校加强学生课余教育的惯常做法是加强学生管理, 丰富学生课余生活, 也就是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文体活动, 例如, 球类比赛、趣味运动会、演唱演讲比赛等等。这样做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丰富学生课余生活的目的, 但也存在着各种问题。中职学生大多是学习习惯较差, 学习积极性不高, 他们不喜欢、甚至厌烦、抵触各种形式的比赛, 这种非胜即负的比赛非但没有让他们找到幸福感、成就感, 反而会更进一步地加深他们的挫败感。况且, 有文体特长的学生毕竟是少数, 很多学生是不热爱文体活动, 不喜欢热闹活动的安静内敛型的人, 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学生的参与热情。在调查中, 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一边的体育比赛冷冷清清, 另一边的学生各自玩自己的。不少学生反映, 对这类比赛不感兴趣。究其原因, 是没有把握中职学生的行为特点, 没有找出管理的边界, 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课余教育。实践证明, 这种实际上是把课余教育等同于课余文化生活的方式并不能起到有效地教育学生的目的。
中职生课余组织行为分析
尼采说:“疯狂对于个体来说是个例外, 但对群体来说是规律。”在对中职生进行课余教育过程中, 不应简单地把学生作为一个个零散的个体对待, 而应把他们作为一个个正式、非正式组织的成员对待。在现代社会, 每个人都是网状组织中的个体, 学生更是如此。在课堂上, 学生是正式组织——班级中的一员, 在课余时间, 学生是一个个正式、非正式组织的一员, 或者说是一个个正式、非正式群体中的一员。根据组织行为学对群体的划分, 正式群体是指有一定的规章制度, 有既定的目标, 有固定的编制和群体规范, 成员占据特定的地位并扮演一定的角色的群体。非正式群体是指以个人好恶兴趣等为基础自发形成, 无固定目标, 无成员间的地位及角色关系的群体。由此看来, 在课余时间里, 学生受非正式群体的影响更为明显。
群体利用自身的结构发挥作用。个体认同自己在群体内的角色, 并按要求扮演角色, 群体规范制造从众压力, 最终形成群体强大的内聚力。群体领导者通过个人对群体的贡献取得并巩固领导者地位, 运用个人权力驾驭他人, 发挥个性特点给群体成员更大的从众压力。群体成员扮演角色的同时发挥各自优势, 形成群体决策, 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吸引更多人来执行决策。当然, 群体在发生内部冲突时容易造成群体分裂, 甚至酿成严重后果。
中职生在课余生活中存在明显的群体特征。除了学校组织的各种协会、俱乐部、英语角等性质的组织外, 诸如兴趣小组、同乡会、室友、球友、棋友、驴友等等非正式组织也具有明显的群体特征。群体中的学生行为也具有明显的群体成员特点。
中职生群体分化较多, 但他们的行为特点具有相似之处。一是受群体领导的影响较大。大多数中职生处在由单纯偶像崇拜向混合偶像崇拜转换过程中, 他们逐渐淡化昔日的娱乐偶像崇拜, 进而在现实中寻找实际的、职业方向的成功人士。群体中的领导者一般是具有某一专长, 可以吸引他们的人, 这样他们受其影响较大。当然, 群体领导者的能力水平也往往决定了这一群体的水平。二是从众压力导致的随波逐流。中职生的身心特点使其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依赖性强, 但在学校课余教育管理缺失的情况下, 没有可以依赖的对象, 只能寻求其他的依赖。当在一个群体中时, 他们会跟随其他人做他们愿意和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 如果一个学习好的学生参加外语或者其他培训, 与他一起学习英语的学生也会加入到培训中;一个学生考什么证书, 其他学生也会加入;一个学生玩某种游戏, 会教会其他学生一起玩同样的游戏等等。三是群体效益与群体伤害同在。积极向上的群体给学生提供了向上的氛围和动力, 而如果群体规范支持那些偏离学校教育目标的东西时, 则会造成越轨行为, 甚至带来极大的伤害。再有就是群体内聚力参差不齐, 当有群体成员感到失败感或者不平等时, 成员退出和群体解散会随时发生。如学生之间课余生活有矛盾、有不同的目标追求、与新的组织成员结交不平等友谊等, 均会造成成员受挫或退出。
课余教育“渔”与“鱼”的结合
从上述对中职生群体行为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出, 针对中职生课余教育既不能放任, 又不能用丰富课余生活的方式, 而是应该有针对性地、有选择地实施教育和管理, 把“授之以渔”与“授之以鱼”地结合起来。
(一) 方向指引与模范展示相结合
中等职业学校课余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塑造学生的综合素质, 强化学生的职业素质, 通过课余教育弥补课堂教育之不足, 使学生形成正确的职业观念, 打下坚实的职业发展基础。坚持课余教育的正确方向和目标是做好课余教育的基础。中职生自身对职业发展既陌生又向往, 但现实条件的局限使得他们在职业发展上茫然、盲目, 又严重依赖外界信息。他们对自身、对职业以及自己与职业的匹配认识不足, 学校应该在这些方面加强引导, 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 使学生认识自我、认识职业。在此基础上才能让学生逐步建立起职业认同感, 自己职业发展方向, 设计自我发展阶段, 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职业目标。
在加强方向引导的同时, 学校应对成功的、典型的例子加以推广, 使学生形象地感受成功人士的经验与感悟。中职生已经开始对人生、对事业展开思考, 他们不再简单地崇拜娱乐明星, 转而崇拜事业成功者和兴趣爱好相同者。通过树立他们相同职业的成功者的模范形象, 会使学生向着他们的目标努力。中职生会有一些对榜样的抵触情绪, 但在他们思想逐渐成熟之后, 在他们对未来的职业产生认同之后, 他们对榜样的学习会像对偶像的崇拜一样强烈, 职业成功的典型会对他们产生极大的引导力。
(二) 方法传授与工具提供结合。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与其对学生灌输现成经验, 不如让学生熟悉、运用方法和工具。在教学生掌握方法的时候, 要注意提供工具与平台, 使其有更为直观的感受。很多理论表明, 对学生管的太多, 管的太宽, 对很多事情不肯放手, 替学生解决问题, 大包大揽, 不如教会学生自己动手。对中职生而言, 解决问题的结果并不重要, 做得是否完美也不重要, 真正重要和有意义的是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 这不但可以促进能力的培养, 促进综合素质的提高, 更重要的是会对学生今后的职业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 工具的掌握也很重要, 掌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工具, 才能在以后的工作中得心应手, 强调操作的中职生更是如此。学生们会灵活地运用工具了, 知识才能真正地被学生掌握。现代教育强调“以教师为主导, 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 主张学生主动学习,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这里的“器”就是指工具, 要教会学生使用学习工具。在现实教学过程中, 方法的传授与工具的掌握同样重要, 学校教育工作者要重视起来, 教会学生学会使用和参与选择学习工具。这种既减轻了教师的负担, 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的方式, 对学生的学习和未来的发展都很重要。
(三) 群体行为引导与群体领导树立结合。
学校在实施课余教育的时候要正确认识群体的地位和作用, 把群体作为学生正常的组织行为来对待。利用群体行为的特点, 注意信息沟通, 消除成员隔膜和误解, 引导群体决策的盲目性。在群体行为的价值取向、规范方向上给予引导, 对他们消极、叛逆的行为动向要及时疏导消除, 使他们的行为符合学校教育价值目标, 用政策的引导和价值观的引导使他们发挥积极作用, 为教育目标实现做出积极贡献。
群体中领导者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可以说, 抓住了群体领导者, 就掌控了群体的行为方向。所以学校在积极引导群体方向的同时, 要尽可能地培养塑造群体领导。让群体领导成为“内部人”, 这样就为掌控群体行为奠定了坚实基础。培养塑造群体领导者的过程可以说是实施课余教育“授之以鱼”的过程, 一旦输送了这样的群体领导者, 对群体的掌控就容易得多了。学校要在培养塑造群体领导者的过程中, 要有足够的耐心, 要想方设法与他们建立友谊, 加强沟通交流, 用感染、启迪、影响等方式对他们给予支持和鼓励, 努力使这些领导者成为“内部人”。
参考文献
[1]蔡淑萍.杨燕君.高职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现状浅析[J].科技信息, 2008, (33) .
[2]黄立本.陈军强.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打造高职学院品牌[J].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 (3) .
高文秀生平简论 第3篇
关键词：高文秀 生平 考证 东平
元代戏曲作家的地位一般不高，保存下来的资料较少，故生平大多较为简略，甚至是不为人所知。高文秀，一生创作杂剧32种，数量仅次于关汉卿，可是，这么重要的一位杂剧作家，其生平，目前我们所知却甚少。钟嗣成《录鬼簿》上卷“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类，首列关汉卿，次即高文秀，其名下注曰：“东平人，府学生，早卒。”天一阁本《录鬼簿》则注曰：“东平府学生员，早卒。都下人号小汉卿。”据元好问《东平府学新学记》可知，东平府学始建于元宪宗二年（1252），落成于宪宗五年（1255），则高文秀当出生于1240年左右。所谓“早卒”，想必不会超过五十岁。其卒年，盖在1290年左右，当在关汉卿之前（关汉卿约卒于元大德年间，即1297～1307年）。
关于高文秀的仕宦情况，我们在此有必要进行辩明。孙楷第《元曲家考略》在考证高文秀时，曾引元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六“官守志”曰：“溧水县，达鲁花赤有高文秀，至元十七年（1280）任。”并说当时有以汉人为达鲁花赤的事。另据清康熙《山阴县志》卷十八《职官志》载，元县尹有高文秀，并说“无传，竟不知其何时为山阴县尹也”①。这似表明高文秀曾做过官。但是，从种种迹象看，高文秀应该未做过官。理由如下：第一，如果高文秀做过官，以他的名气和名声，《东平州志》、《东平县志》、《东平乡土志》理应记载，事实上，三書均只字未提。第二，钟嗣成著《录鬼簿》时，态度认真，多次修改，为人物所作的仕历生平，大都比较准确。如果高文秀做过官，钟嗣成不可能遗漏。当然，也可能高文秀做过官，钟嗣成不知道，不过，若结合下面贾仲明所写的挽词，我们就会推翻这种可能。第三，天一阁本《录鬼簿》所载贾仲明为高文秀补写的挽词曰：“花营锦阵统干戈，谢管秦楼列舞歌。诗坛酒社闲谈嗑，编敷演，《刘耍和》。早年卒，不得登科。除汉卿一个，将前贤疏驳。比诸公，幺末极多。”贾仲明（1343～1422以后），号云水散人，山东淄川人，后徙居兰陵（今山东枣庄市）。明成祖朱棣未继位时，贾曾为其文学侍从，与杨景言、汤舜民并受恩宠。贾仲明，天性聪敏，博览群书，著杂剧16种。以贾仲明的地位和博闻，其言应该是非常可信的。因此，贾仲明所谓“不得登科”，当是事实。若高文秀确曾为官，贾氏必说明。看来，高文秀的一生极不得意，常常混迹于秦楼楚馆，花营锦阵，与妓女为伴，以编戏唱曲为乐。综上，则元张铉《至正金陵新志》与康熙《山阴县志》所载高文秀，应是同姓同名之人，非此高文秀也。故据此记载，推测高文秀卒于1280年之后、1290年之前，是不足为凭和不妥当的。
高文秀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在家乡东平府求学、从事杂剧创作，并与杜仁杰等文人诗酒唱和。后期入大都，仕途不顺，便以编剧为生，轰动京都，故“都下人号小汉卿”。前后期的分界点当在至元二年（1265）。因为这一年，严实之四子严忠范调任兵刑二部尚书，廉希宪以平章政事行省东平，严氏在东平的地方实权被削夺，文人名士失去依托，当另觅出路。如杜仁杰即离开东平，回家乡隐居。高文秀很可能在此后入都。
前期，高文秀走上杂剧创作之路，可以说东平府这块文化土壤为他提供了丰富的艺术滋养。元代，东平府基本上一直由严实父子控制，负责治理，相对来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严氏又广泛招聘文士，使东平路成为当时郁郁乎文哉的文化中心。正如史籍所载，“一时名士多归焉，故东平人物之盛为诸道最”②，“四方之士闻风而至，故东平一时人材多于他镇”③。如杜仁杰、元好问、杨奂、商挺、徐世隆、王磐、康晔等，均曾荟萃于此，或短暂生活，或移家长居，或为严氏幕僚，或为府学教授，有力地促进了东平教育、文学和文化的多方面发展，取得了斐然的成就。东平也因之成为早期元杂剧的四大中心（大都、平阳、真定、东平）之一。据《录鬼簿》记载，东平杂剧作家，除高文秀外，尚有李好古、张寿卿、张时起、顾仲清、赵良弼等人。
高文秀身为东平府学生员，生活在这样的文化环境，必然会受到文人名士的指点，相互切磋学问，受到浓厚的文化浸染，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同时，这些人对曲词和杂剧的喜爱和创作实践，也必然会对高文秀产生示范性的影响，促进高文秀的杂剧创作。笔者以为下面这些人与高文秀的关系尤为密切，极有可能对他从事杂剧创作产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
首先是杜仁杰（约1208～1290）④，山东济南长清人。金亡，避祸回乡，长期为东平严实父子幕宾，屡征不起。一生才学宏博，所作诗文词曲有《善夫先生集》。他写过一套著名的散曲【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云：
【六煞】见一个人手撑着椽做的门，高声地叫“请请”，道“迟来的满了无处停坐”。说道“前截儿院本调风月，背后幺末敷衍刘耍和”。高声叫：“赶散易得，难得的妆合。”
上述所写乃东平的杂剧演出盛况。其中所言《刘耍和》，即高文秀编撰的杂剧《黑旋风敷演刘耍和》。看来杜仁杰对高文秀的剧作比较熟悉，甚或常常观看。据载，杜仁杰依严氏近30年，常在东平府学讲学，高文秀为东平府学生员，则杜仁杰与高文秀当是师生关系。杜仁杰是著名曲家，在作曲、编剧上，应该给予过高文秀较多的指导。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大胆地推测，或许正是杜仁杰引领高文秀走上了杂剧的创作道路。
其次是张时起，字才英，一作才美，东平府学生员，后居长芦（今河北沧州）。《录鬼簿》“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类著录。贾仲明吊词云“与高文秀同闬里，同斋同笔”。可知他与高文秀是同里居，同为东平府学生员，就是说二人不仅是同乡，且是同窗，年辈应该相当。张时起作杂剧四种《霸王垓下别虞姬》、《赛花月秋千记》、《沉香太子劈华山》和《昭君出塞》，其中《昭君出塞》轰动一时。贾仲明吊词评其杂剧云：“新杂剧，旧传奇，都一般风惨烟迷。”二人即为同窗，当经常就杂剧创作进行切磋，这无疑有利于提高其创作技巧和水平。
至元二年（1265）之后，由于严氏被剥夺了政治实权，高文秀不仅失去了生活的依靠，还失去了政治前途，为了谋求人生发展之际遇，可能因杜仁杰的引荐而入大都，遂步入他的后期人生。只不过，命运女神并没有垂顾于他，他的儒家治平理想，在当时的时代无疑很难实现，他所面对的无疑是非常残酷的现实。百无一用是书生，为了生存，他只有与歌唱艺人为伍，创作杂剧供其演出，在秦楼楚馆、诗坛酒社之上，在历史与民间传说的真真假假之中，戏说人生，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和胸中的愤懑。这一点，他与关汉卿等很多剧作家的命运是一样的。这不是个人的无能，而是时代的黑暗，只能说是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诗穷而后工”，对于戏曲创作同样如此。不幸的时代，不幸的人生，却幸运地成就了高文秀辉煌的艺术人生。无疑，他在大都的杂剧创作数量是丰富的，思想艺术成就是非凡的，获得了世人的普遍认可和广泛赞誉，因此才荣幸地被“都下人号小汉卿”。世人以高文秀比肩关汉卿，就是对他的最高评价和褒奖。据此，除了杂剧创作水平的高超，高文秀很可能与关汉卿有过密切接触和交流，甚至是师徒关系，也就是说，高文秀可能曾拜关汉卿为师。一者高文秀是关汉卿的晚辈，辈分相符；二者杜仁杰的妹夫康进之与关汉卿是世交，高文秀很可能因杜仁杰和康进之的荐引而拜在关汉卿门下。在古代演艺界，徒弟往往袭称师父之高名，只不过在前面冠以“小”字，也就是说，符合古代演艺圈的称呼习惯。⑤高文秀与关汉卿的相遇，无疑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合，是元代戏曲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有力地促进了元杂剧思想艺术的提升。不幸的是，高文秀的生命太过短暂，过早地断送了他擅长且热爱的艺术生涯，否则，若苍天假以时日，以其创作的高效，真不知还将给我们留下多少嘻笑怒骂、自抒胸臆、脍炙人口、雅俗共赏的杂剧作品！
综观高文秀的32种剧目，可以看出，作者多从历史和民间传说取材，藉此表达渴望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及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其中尤以水浒戏最为突出，共八部，恰占四分之一，都是关于黑旋风李逵的，即《黑旋风双献头》、《黑旋风斗鸡会》、《黑旋风诗酒丽春园》、《黑旋风穷风月》、《黑旋风大闹牡丹园》、《黑旋风乔教学》、《黑旋风借尸还魂》和《黑旋风敷演刘耍和》，塑造了粗犷豪侠的英雄形象。元代的水浒戏近20部，高文秀一人即占8部，可见他对梁山英雄情有独钟。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是高文秀的家乡东平府即与梁山泊相邻，甚至就是梁山英雄的活动地区；二是现存四部写李逵的元杂剧，即《双献头》、《李逵负荆》、《还牢末》和《黄花峪》，均写李逵活动在东平地区。可见，李逵是东平地区的英雄人物，广为民众传说，深受民间喜爱。自然，高文秀自儿时即常听父辈讲起，对李逵等梁山好汉的故事耳熟能详，以他们为剧中人物表达胸中的寄托固是顺理成章之事。正是东平这块文化沃土哺育了高文秀，给了他艺术生命，同时，高文秀也用手中如椽之笔使东平文化发扬光大，成就了东平的伟大。东平之与高文秀的意义，尚有待于更多学人去研究、去解读。
注释：
①孙楷第《元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页。
②《元史》卷一六○《徐世隆传》。
③《元史》卷一五九《宋子贞传》。
④蔡美彪《杜仁杰生平考略》，《文学遗产》2002年1期。
⑤孔繁信《略论高文秀的杂剧》，《求是学刊》1994年第2期，即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首届元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收录的《略论高文秀的英雄杂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