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建筑历史演变（精选7篇）
京派建筑历史演变 第1篇
我国古代货币的六次重大演变
熊德琪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使用货币的历史长达五千年之久。中国古代货币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六次重大的演变：
一、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在中国的汉字中，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由此可见，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
随着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货币需求量越来越大，海贝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开始用铜仿制海贝。铜贝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随着人工铸币的大量使用，海贝这种自然货币便慢慢退出了中国的货币舞台。
二、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演变从商朝铜贝出现后到战国时期，我国的货币逐渐形成了以诸侯称雄割据为特色的四大体系，即：铲币、刀币、环钱、楚币(爰金、蚁鼻钱)。
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
圆形方孔的秦半两钱在全国的通行，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一次重大演变。秦半两钱确定下来的这种圆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续到民国初期。
三、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演变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刘邦建汉后，允民私铸钱币。豪绅富商和地方势力乘机大铸恶钱而牟利。文帝时“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元鼎四年(前一一五年)，汉武帝收回了郡国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从此确定了由中央政府对钱币铸造、发行的统一管理，这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此后，历代铸币皆由中央直接经管。铸币权收归中央，对稳定各朝的政局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秦汉以来所铸的钱币，通常在钱文中都明确标明钱的重量，如“半两”、“五铢”、“四铢”等等(二十四铢为一两)。
唐高祖武德四年(六二一年)，李渊决心改革币制，废轻重不一的历代古钱，取“开辟新纪元”之意，统一铸造“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一反秦汉旧制，钱文不书重量，是我国古代货币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
开元通宝钱是我国最早的通宝钱。此后我国铜钱不再用钱文标重量，都以通宝、元宝相称，它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通宝”。
五、由金属货币向纸币交子的演变北宋时，由于铸钱的铜料紧缺，政府为弥补铜钱的不足，在一些地区大量地铸造铁钱。据《宋史》记载，当时四川所铸铁钱一贯就重达二十五斤八两。在四川买一匹罗(丝织品)，要付一百三十斤重的铁钱。铁钱如此笨重不便，纸币交子就在四川地区应运而生。交子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金属货币向纸币的一次重要演变。
交子不但是我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六、由手工铸币向机制纸币的演变清朝后期，随着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逐渐传入，光绪年间已开始在国外购买造币机器，用于制造银元、铜元。后来，广东开始用机器制造无孔当十铜元。因制造者获利丰厚，各省纷纷仿效。
清末机制货币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手工铸币向机制货币的重林演变。
从此，不但铸造货币的工艺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使流通了二千多年的圆形方孔钱寿终正寝。
京派建筑历史演变 第2篇
两千多年来，《诗经》曾强烈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生活。早在春秋时代，《诗经》在社会生活中就有广泛的应用，《左传》中就有大量引诗用诗的例证。实质上，《诗经》是先民继承前代文化遗产、领略礼乐文明精髓、掌握社会交往准则的经典文本。对于立志在社会上有所作为的士人来说，学《诗经》无疑是获取话语权的初阶，所以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教育其子孔鲤时说:“不学《诗》，无以言。”当时学《诗》，不只记诵字句，更要经世致用。
孔子建构起“六经”经学体系之后，《诗经》又承载起独特的文化功能，两千多年之中，《诗经》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就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诗经》学之兴盛的原因也不全在此，《诗经》中的大量篇什，描写了人类最真挚的感情、赞美既文质彬彬又胸怀抱负的君子以及平凡而精彩的牧歌般生活，有谁不愿拥有这美好的瞬间?可以说，一部《诗经》阅读史，未尝不是一卷人间心灵史。这才是《诗经》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在《诗经》成为经学要籍之后，研究者代不乏名家，而以汉、宋、清三朝的成果最为显著。现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古诗序》(或称《孔子诗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阐释著述。到汉代，著名者有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为今文学，起初是显学。《毛诗》后出，是古文学。至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毛诗》定于一尊，从而形成了《序》、《传》、《笺》、《疏》的严密体系。在注重对字义、名物的训诂和考据，着力于经文本义的疏通理解和典章制度注释的基础上，将诗歌与政教相联系，宣扬王道礼仪，功利色彩浓厚。宋代虽然有“疑经之风”，但由于经学归于朱子之理学，《诗经》学仍在严密连贯的解说体系之中。《诗经》的史料化是学术转型的一面，汉代以来的分经而治，转变为分科治经。分经而治是每一经自成体系，以经为中心，并不与“通经”相悖;分科治经则以学为主(参林久贵、周春健《中国学术史研究》)。
清代开始全面整理与研究传统典籍，《诗经》自然不会例外。清初，学术界响起复古征实的呼声，《诗经》的研究呈现出多元格局:或以古说为宗，注重训诂考证;或以《诗集传》为宗，专注推阐诗意;或不主一家，兼采众说。到乾嘉时期，考据学大兴，戴震的《毛诗补传》堪称佳作。嘉道间，更有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马瑞辰的《毛诗传通释》、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三部名著问世。晚清时期，《诗经》学的研究重心转向今文经学，著述颇丰。维新派(今文学派)和革命派(古文学派，或称国粹学派)“都必然地趋向变革，而变革的结果，都是取消了传统经学”(夏传才《二十世纪诗经学》)。接续这一变革、影响最大的当数梁启超。梁启超说:“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宝者，《诗经》其首也，固其书于文学价值外尚有一价值焉，曰可以为古代史料或史料尺度。”(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二)
“五四运动”以来，以文学治《诗经》者，最有名的当数郭沫若在而立之年所作的《卷耳集》。自称大胆的郭老，“选译”的是彻底的离经叛道(参夏传才《二十世纪诗经学》):《诗经》被定为“文学作品集”，摇身变为“先秦三百”，仿佛是《唐三百》的直系老祖。探讨《三百篇》的“真”(科学实证)与“美”(文学审美)，便自然成了研究的康庄大道。“如果只是把《诗经》当作单一的文学作品，显然是不恰当的。单一的研究模式不仅难以全面体现《诗经》的价值，而且会让《诗经》研究再次陷入新的困境”。《诗经》被文学化、史料化后，现在更成为各个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无疑使曾经是整体的《诗经》日渐支离破碎。实际上，这与推翻传统经学这个权威的“革命”思路是一贯的。这种碎片化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现代人?获得审美享受之后呢?了解先民生活情状之后呢?答案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可以给出。因为《诗经》是博物馆里面的东西，其价值在于展示，又似乎与我们毫无关系。
宜居建筑的历史演变及内涵研究 第3篇
随着人们对居住品质要求的提升, 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环境、资源及人口之间矛盾日益加剧。“宜居”成为新时代背景下城市建设发展的趋势, 城市宜居度也成为世界城市发展与竞争的新主题[1]。宜居城市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宜居城市是指气候条件宜人, 生态景观和谐, 人工环境优美, 治安环境良好, 适宜居住的城市, 此“宜居”仅指适宜居住, 着重于生存的需求;广义的宜居城市指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协调, 经济持续繁荣, 社会和谐稳定, 文化氛围浓郁, 设施舒适齐备, 适于人类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城市, 此“宜居”不仅指适宜生存, 还包含适宜发展的内容。不管是狭义还是广义, “适宜居住”都是宜居城市建设的点睛之笔。
建筑作为城市的基本细胞、实现宜居功能的载体, 其宜居性的提升是城市宜居的关键。然而, 在不同时代背景、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 人们对建筑宜居性的感受及评价标准都是不同的。对建筑师而言, 如何把握“宜居建筑”的内涵, 构建“宜居建筑”的设计技术体系, 并建设符合现代人“宜居观”的建筑, 显得尤为重要。
1. 从社会发展看“宜居”演变
1.1 原始社会的宜居需求
在原始社会, 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 思维蒙昧, 人们对于自然现象无法解释, 自然灾祸无法抵御, 只能依附自然, 选择天然的巢穴, 山洞, 树木等, 通过简单的劳动进行修饰建立居住场所[4]。因此, 原始社会人们的主要居住形式有穴居、巢居、半穴居、地面建筑等。
这一时期, 满足温饱、维系生命是人们的主要目的, 追求温饱的欲望高于居住。因此, 在居住方面, 人类对于建筑的需求, 仅停留在寻觅一个牢固可靠的可遮风避雨的场所的阶段。建筑的安全性是原始社会居民对建筑的主要需求。
1.2 农业社会的宜居需求
农业社会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以手工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5]。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住宅同时具备生活和生产的功能。虽然生产力水平还不够发达, 但人们对“居住环境”重要性的认识较原始社会已经有较大发展和进步。主要表现在: (1) 建筑材料:主要是土木砖石, 人们尽可能的利用天然条件建造适宜当地条件的住房; (2) 建筑风貌:建筑设计讲求“天人合一”, 充分结合当地气候状况, 地理位置、建材情况等天然条件, 使建筑的区域特色和人类智慧得到较好的体现。如北方地区的四合院、云南等地的吊脚楼等。这一时期, 建筑除抵御严寒、酷暑、风沙等安全性外, 增加了便于工具、种子等生产资料存放、产品储存加工、家禽家畜养殖、家庭手工业等生产性要求和生意往来等社会交往性要求。
游牧民族是由农业社会开始出现的一种独特的社会存在, 是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 基本处于靠天养草和靠天养畜的状态[3]。帐篷和蒙古包是满足游牧民族居住要求的典型建筑, 其优点是易建造和拆卸, 运输很容易, 不易损坏等。帐篷和蒙古包的方便迁移就是为了适应生产场地的流动性, 其本质仍是为了生产的方便。
因此, 农业社会人类对建筑宜居性的要求, 主要包括生活和生产两方面的“安全性”、“方便性”。
1.3 工业社会的宜居需求
工业社会是以社会化工业生产为经济主导的社会。生产从家庭活动中剥离, 住宅的宜居性主要是生活方面的要求。这一历史时期, 各种思想和科学领域的研究均取得了广泛发展, 建筑行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诸多标志性建筑拔地而起。但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人们的居住空间遭到压缩, 高节奏、强竞争的生活加重了人的心理负担和生理不适, 因而居住环境条件对于人体的生理与心理的影响, 开始受到关注。对于居住建筑的舒适性要求较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更高, 在追求更好更适宜的室内环境方面, 开始萌生了一些探索和研究的雏形。
因此, 工业社会人类对建筑的要求不仅强调生活的“安全性”、“方便性”, 还包括生理和心理的“健康性”和“舒适性”。
1.4 现代社会的宜居需求
近代社会, 采暖空调设备的出现, 暖通空调形式的不断演化、各种技术的推陈出新以及可再生能源技术在建筑和空调中的应用, 都是人类在当前能源、环境危机逐步加剧的背景下, 为满足不断提升的舒适性要求而进行不懈的探索与努力的结果。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信息化成果在现代生活方方面面的高度渗透, 人们的生活节奏明显加快, 大部分人工作任务繁重, 长期承受着巨大压力;此外, 现代人的生活模式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淡漠, 精神疲劳、情感空虚是多数现代人较为突出的感觉。这一切均使得人们对生活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现代社会的宜居”含义应有其更深层次且与时俱进的诠释。
现代社会人类对于建筑的宜居需求主要由现代社会的生存发展方式决定。家庭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单位, “住宅为生活空间”是现代社会人们生活的主流特征。虽然部分人 (特别是自由职业人) 以家为工作场所, 使住宅成为生活和工作的共用空间, 但此并非现阶段社会生活的主流方式, 本文暂不讨论此情况。
建筑作为为人们提供生活空间的载体, 现代人对建筑宜居存在生理和心理两个层面的需求。从“生理宜居”的层面讲, 现代建筑的室外环境必须满足所在地交通方便快捷, 建筑外环境优美宜人, 社区服务设施完善, 社区文化娱乐生活丰富高雅, 建筑本体外观优美实用且功能全面多样等要求;而室内环境则要求在满足安全健康, 节能环保、方便舒适的基础上, 还要很好的满足不同人群 (甚至个体) 的个性化需求和品位要求。从“心理宜居”的层面讲, 关键在于营造一个能够缓解工作压力, 弱化紧张生活态度的建筑空间, 它更注重建筑对各种有害于人体心态健康的缓释效果以及对人性的温暖关怀, 其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建筑对现代社会快节奏生活给人们健康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的包容作用, 使得建筑成为一个让人们充分感受安宁、放松, 感到身心愉悦的生活空间。此外, 现代人对建筑的要求还应包含建筑周边的交通便捷性、公共安全性, 开敞空间环境生态性, 生活设施完善性, 周围社会经济发达性以及建筑本体的功能完善性、空间安全性、环境舒适性、节能环保性、环境友好性和社会友好性等。
因此, 现代人对建筑的要求较以前已发生质的飞跃, 他们不仅关注建筑的基本使用功能, 更注重建筑与时代发展背景的协调统一, 注重依托建筑满足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 注重建筑对人体生理和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
2. 典型现代建筑的宜居性分析
2.1 节能建筑的宜居性分析
建筑节能作为国家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有效手段早已被提上重要日程。近年来, 国家和各地方相关政府部门通过政策、法规及标准规范等对建筑在设计、施工及运行管理过程中的能耗进行控制, 建筑节能事业已取得了较大发展。我国尤其是我国南方, 建筑节能承担着改善人民居住条件, 降低建筑能耗的重要任务。但在能耗降低的同时, 建筑的宜居性却往往被忽视。
以设计为例, 建筑节能要求对建筑的窗墙比、体形系数、建筑朝向、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性能等等参数的取值有限制范围, 这些要求对降低建筑能耗作用明显, 但在一定程度上会与建筑的宜居性产生矛盾。例如, 《重庆市居住建筑节能65%标准》[7]对重庆地区的建筑窗墙比做了限制, 使其能充分发挥对降低建筑能耗的作用。理论上讲, 窗墙比越小对降低建筑能耗越有利, 然而窗墙比的降低及建筑封闭性的增强, 却降低了室内空气品质, 降低了室外景观的可视化程度, 阻隔了人与外界环境的交流, 长期在这样的建筑内工作、生活, 容易使人心情烦躁, 精神紧张, 对人的生理和心理感觉造成不良影响, 从而影响工作效率和生活状态, 不能满足人们对于高品质居住条件的要求, 不能实现真正的宜居。
节能性是当代能源形势对建筑的外加性能要求, 也是确保现代社会人们普遍享有“宜居建筑”的必要条件之一。
2.2 绿色建筑的宜居性分析
绿色建筑指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 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 (节能, 节地, 节水, 节材) , 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 为人们提供健康, 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6]。
绿色建筑的设计理念包括节省能源 (通过建筑的合理规划及设计、可再生能源的应用、高效设备系统的配置等手段实现) 、节约资源 (主要体现在建筑建造过程中的就地取材、建材的回收利用、节水等方面) 、回归自然 (建筑风貌与周围建筑及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 尽量少破坏生态环境) 、舒适和健康的生活环境 (室内空气质量对人体的生理健康无害) 。绿色建筑关键在于倚重节约能源, 涉及建筑全寿命周期的各个环节, 更加全面系统。但就其宜居性而言, 绿色建筑在人体对建筑舒适性的心理需求上面, 仍停留在理念层面, 没能良好的具化或体系化标准。
“绿色”是当代环境形势对建筑的外加性能要求, 也是确保现代社会人们普遍享有“宜居建筑”的必要条件之一。
3 宜居建筑的内涵及设计方法
3.1 宜居建筑的内涵
由社会发展进程, 可以看出, 人们对社会宜居性、生活宜居性和建筑宜居性的要求均在不断变化。尤其是建筑的宜居性要求, 其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物质层面到物质与精神并重, 从关注建筑本体到建筑本体与周围环境并举, 从为满足人们生活遮风挡雨的基本需求到为促进城市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宏伟目标。
建筑无论是对人们生活的功能性、作用性还是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 都重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其他元素。而当今社会的典型建筑虽与“宜居”理念协调统一, 但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
因此, 根据现代宜居城市的建设要求以及社会发展过程的建筑宜居性演变的总结, 当代社会“宜居建筑”的内涵可概括为:以“以人为本”为规划设计本质, 以促进城市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以节能环保、绿色生态及可再生能源应用技术为规划设计支撑手段, 以节能环保、提升人们生活质量为运行管理初衷, 能够满足现代社会主流生活模式的主流人群的生理及心理健康需求的现代建筑。
3.2 宜居建筑的设计方法
宜居建筑不仅在造型空间艺术上强调要有新时代的气息和文脉, 而且要求体现使用上的舒适、健康和方便, 环境上的协调、环保、美观与合理, 充分体现对人的关怀和尊重。因此, “宜居建筑”的设计应基于人机工程学原理, 旨在为人们生活、工作和社会活动提供一个合情、合理、舒适、美观、有效的空间场所, 使其满足不同人对环境的个性化心理需求和高品质的物质追求。
从生理需求角度看, 主要根据人体的结构尺度、与设计物的比例关系以及人体结构的基本参数等进行设计, 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从心理角度看, 根据建筑色彩、线条、空间、形状、声音、气味、肌理等客观因素对人的感情、运动、意志、行为等方面的影响, 从建筑造型、色彩、环境等方面进行设计, 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 (见图2) 。
4. 结论
4.1 建筑形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 见证了人们对建筑“宜居性”需求的不断提升。从最基本的“安全性”, 到“安全性”“方便性”“健康性”“舒适性”, 再到“宜居性”概念的提出;
4.2人类对建筑“宜居性”的要求及评价, 与社会生存发展方式、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们的认识水平等密切相关。
4.3宜居建筑是现代建筑发展的新趋势
节能建筑是世界能源危机形势下现代建筑发展的必然趋势。绿色建筑是世界环境危机形式下现代建筑发展的新趋势。根据“宜居建筑”的内涵, 结合城市及世界的能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现状看, “宜居建筑”将成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趋势。
4.4“宜居建筑”理念的实践是城市及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 是提升居住品质的重要载体, 但其实践需要系统而庞大的理论体系做铺垫, 亦需要切实可行的技术体系作支撑。
参考文献
【1】尹罡.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宜居城市建设.理论探讨.2007.5
【2】李丽萍.郭宝华.关于宜居城市的理论探讨.社会学问题.2006.2
【3】胡乔木, 姜椿芳, 梅益等.《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4】傅崇兰, 白晨曦, 曹文明.中国城市发展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5】潘谷西.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京派小说的历史渊源及其现实意义 第4篇
摘要：京派小说以其独特的诗化、散文化的方式来抒写诗意人生，无疑成为30年代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本文通过对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小说的细读，从“桃花源”情结、山水画意象、童真的人性来阐述京派小说与道家的渊源，同时，浅论京派小说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桃花源”情结;道家;人性;精神重建
一、道家的渊源
（一）“桃花源”情结
京派文人大多都有着“桃花源”情结，对陶渊明充满了无限的敬仰之情，废名说：“‘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算是陶公独出心裁了，我记得我读到这几句，设身处地的想，他大约是对于树荫凉儿很有好感，自己有孤独惯了，一旦走到大树下，遇凉风暂至，不觉得景与罔两俱无。”废名设身处地得替陶公着想，为其喜为其悲，这得是多么的崇拜之极。甚至在读陶诗《读山海经》之后发出“这首诗我真是喜欢”的感叹，正是由于废名对陶诗的喜爱，他在《桥》里故设“桃林”一章;在《桃园》当中更是写尽桃林的美与灵性。汪曾祺在游览桃花源后，写下《桃花源记》，与陶渊明的题目一样，也表现出他对陶渊明桃花源的认同与向往。
陶渊明的桃花源其实是受老庄自然无为的哲学影响的，可以与老子的“小国寡民”，庄子的“理想国”联系起来。《桃花源记》里这样写道“初极狭，才通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确，处在桃花源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狭小的封闭空间里，他们不关心政治，不担心尔虞我诈的社会，他们自娱自乐也就没有了忧愁与痛苦。京派小说家在30年代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时代也试图模仿陶渊明的道路，他们深知现代文明占据了主流地位，要想寻得“理想国”，要想回归平和安宁的生活，就必须远离充满病态污浊的现代都市，去构筑一个“小国寡民”式的栖居地。于是就有了废名的黄梅故乡、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等。
（二）山水画意象
1.文画相通，物我同一
把小说当诗来写，差不多是京派小说家共同的艺术追求。京派小说家在写小说前大多是文人画家，他们自身所具有的绘画功底和意境意识决定了他们的小说更像一幅幅中国山水画，宗白华曾说过中国山水画的本质就是“意境中的山水”，因此京派小说最为注重的也就是意境的创设了。汪曾祺《大淖记事》中这样写道“淖，是一片大水。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绿色了。”沈从文在《边城》里写道“山上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虽然无从断定废名的文人画功底，但在《菱荡》中“坝外一重山，两重山，虽知道隔得不近，但树林是山腰。菱荡圩算不得大圩，花篮的形状，花篮里却没有装一束花，从底绿起。”也可看出废名同沈从文汪曾祺一样也是在努力实现文画相通，物我同一的意境。
若对“意境”理论进行溯源，可知来自道家，叶朗的看法是“意境说是以庄子美学以及老子美学为基础的，离开了老庄美学，不可能把握‘意境的美学性质。”宗白华也明确指出，中国山水画中的“意境”表现，其实就是道家艺术精神：中国绘画里所表现的精神是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体合无一……它所描写的对象：山川、人物、花鸟、虫鱼，都充满着生命的动——气韵生动。”庄子在《逍遥中》中指出“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桃园》中的阿毛姑娘“清早起来辫子也没有梳！桃树仿佛也知道了。” 正因为生物之间都是通过气息来完成交流与互换的，阿毛姑娘经过与桃树的气的互换，彼此可以感知了。
2.淡化结构，抑制情感
为了实现意境的文画相通，物我同一，京派小说家往往借鉴中国画的写意画法，极大限度的淡化情节。朱光潜说“在京派小说天地里……没有个性鲜明的人物，没有离奇曲折的故事，满纸是情韵的烘托与点化。”《菱荡》里有这样的描写“城垛子，一直排……簇簇的瓦，成了白云，黑不了青天。”诗一般的语言，连缀起几个意象构成了一个意境，全然没了情节与叙事的身影。西方格式塔学派提出了“心理物理场”理论，该理论用“心理场”和“物理场”的辩证关系阐释了个人的行为不是对外界刺激的一种孤立的、简单的反应，也不是许多反射弧机械的总和，它是通过心理物理场，特别是认知活动的整合而做出的。京派小说意境的诗意化，情节的虚化不是表明作家没有情感，而是因为移情于物，将“物理场”凸现出来而使“心理场”得到了合理抑制，这样，通过对作家主体性的消解使人能够更好地聆听自然的物语。庄子提出了“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的至德之世，在京派小说里就是如此，人与自然相生相长，没有任何敌意;人与动物一样，是原始的物，身上流淌着的是自然的灵性。
（三）童真的人性
在京派童心小说中，似乎每位读者都能享受到孩童般的快乐，当然“童心小说”的立足点还是成年人，是成年人通过关照童心进而关照人生，“看取人生的一种哲学态度。”也就是试图借用儿童天然的纯真朴实来建立未被世俗社会异化的精神家园。沈从文认为;所有故事都在同一土壤中培育生长，这土壤名叫“童心”。《边城》里的翠翠就是有着这样的童心，她会率性地学小羊叫，学小牛叫，甚至会站在山头喊着“爷爷，爷爷，你听我吹，你唱！”翠翠的这些行为都是其本心与初心的自然外露。在《桥》里面的史小林看“取水是怎样欢喜的事”、“骑牛又是怎样好玩的事”，他甚至会异想天开“一滴眼泪居然能长成一棵树，将来妈妈打他，他跑到这儿来哭，他的树却要万丈高，五湖四海都一眼看得见。”这种“童心”追根溯源，可以理解为老庄的“复归于婴”，也就是“专气致柔，无知无欲，而其要在‘无知，也就是无分辨之心，浑然自然。”即人处在婴儿“人之初”的阶段，在没有接受知识、文明等熏陶之前，最能体现本真、天真之气，这正符合了京派作家的创作心境。
二、精神的家园
简单的来看儒释道，学界上有这样一种解释：儒家关注的是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道家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释家关注的是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自我，社会，自然，这三个要素刚好构成了我们生活的生活。换句话说，整个人类的生活，就是不断的解决人与自我、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一）人与自我
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会明》里的会明;废名《竹林的故事》里的三姑娘，《桥》里的三哑叔;汪曾祺《收字纸的老人》里的老白，《受戒》里的小明子和小英子;李健吾《看坟人》里的看坟老人，这些人物形象如刚出生的婴儿，质朴自然，他们没有受到奢靡喧嚣城市的污染，而能始终忠守自己内心，在自然的状态下展露出本性。他们的外在表现与内心的自我是统一的。不得不说，这是文坛上少有的一种人物类型代表，京派小说家塑造的着一系列形象，不仅是千百年来人民的期冀，更是当今富强和谐的社会所大力提倡的典范。
（二）人与社会
沈从文的《边城》，以茶峒小城为背景，成功的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至真至善的理想世界，充分展示了人情美，人与人真诚相处的画面被勾勒出来，展示在读者眼前，让我们不得不去反思当代的人际交往。
吴福辉的《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一文，更是对京派小说家强烈的爱国情怀进行了剖析：“芦焚的《里门拾记》、《果园城记》所描写的中国农村的衰败，“废园”的意象，凝结着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忧急……”
现代中国文学的共同点，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一律坚守着自己的民族国家理想，用自己的方式救亡图存，在他们的作品中，不论是左翼文学亢奋的热情，亦或是海派文学纸醉金迷生活的描写，或是京派小说中宁静致远的生活图景，这都是对时代的反映，融入了作家对生存背景的反思，展现了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什么是爱国主义？那是千百年来培养起来的一种对自己祖国的最深厚的情感。岁月悠悠，当代的我们，更要将这种情怀深入骨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三）人与自然
纵观京派小说作品，我们领略了废名湖北黄梅故乡的美景，体会了沈从文的湖南湘西情结，游览了汪曾祺的苏北高邮圣地，走进了芦焚的质朴中原村落。正如乌人其其格在《京派小说的审美追求》一文中所描述的：“京派小说追求一种安于自然、悠寂闲适和宁静淡远的乡土田园之美，这无疑是京派小说的重要特征……在静穆淳朴的风俗中，寻找着心灵的慰藉，在民俗的“活化石”中寻觅现代人类的梦。”
从“利用自然”到“改造自然”，从“敬神畏天”到“人定胜天”，从“和谐共处”到“极度破坏”，人类对自然的破坏难以陈尽。如今，极端天气时常出现，人类栖居的家园岌岌可危。大自然是我们人类的朋友，是我们共同生存的家园。京派小说家，为我们塑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场景，也在警示着当代人，要与自然和谐共处。
快节奏的生活，大多数群体欲望膨胀，他们看似忙碌的在追逐物质层面的东西，却忽略了甚至忘记了自己精神家园的构建。而京派小说创作群体，用他们敏锐的观察力，以人的内心为切入点，意图唤醒人们对生存价值的思考和精神世界的重建意识。
三、小结
在今天社会中，如何寻找人类灵魂的栖息地已成为我们无法逃避的一个永恒话题。从这点来看，对废名、沈从文、汪曾祺作品的解读，对其所蕴含的思想意蕴的分析，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功利主义目的，但也是极有必要的，我们渴望能在这个物质化、欲望化的社会中，以乡下人的身份栖居在京派小说的“桃花源”、“黄梅故乡”、“湘西世界”里，寻找内心的一份宁静;我们希望可以像京派小说里的人们那样，有人情味、有良知、有责任意识，可以对这个社会充满温情和敬意。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老子·庄子精译[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2]废名.废名选集[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
[3]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
[4]文学武.论京派小说的审美理论空间[J].学术月刊，2010，12：96-102.
[5]谢昉.多元视角中的深化——京派文学近30年研究综述[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21-27.
殡葬行业历史演变 第5篇
中国原始社会时期，逐渐产生了宗教迷信灵魂不死的观念，过去没有亲人死后埋葬的习惯。自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以后，就有了埋葬亲人的习俗。唐杜氏《通典》说太古时代凶礼中规定“;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棺椁”。在半坡遗址墓碑中，埋葬的死人多是头朝西，表示灵魂寄托西方的意思。这种宗教信仰，对祖先的崇拜观念，在我**系氏族就产生了。到了奴隶社会时期，厚葬之风和迷信活动更加盛行，奴隶主阶级为利用宗教迷信维持其统治，大力提倡对凶礼的习俗，甚至把奴隶也作为祭品杀掉，作为殉葬品埋掉。商周时期制定了“贵贱有仪，上下有等”的葬制，天子、诸侯、大夫、士及一般奴隶主死了，在殓、殡祭上从时间、仪式棺椁到殉葬品都有等级区分，而奴隶则只“举而委之”或当殉葬品活活埋掉，如古侯家庄西北冈发现的大墓，墓室面积三百多平方米，深达12米，墓室中埋有执戈的奴隶和狗。棺室雕花饰纹，摆满了珍贵服饰器物。椁项排放着商王的兵器和仪仗执器奴隶、男女侍从奴隶，还有儿童和供玩的狗猴等动物。象这样的大墓一般要杀生殉、杀祭三四百人，这种奢华、浪费、残酷的杀葬陪葬实在令人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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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建筑装饰的历史演变与功能 第6篇
1.1 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装饰
公元前7世纪, 希腊建筑正处于由木构建筑向石砌建筑过渡时期, 当时希腊的制陶业已有了相当高的技术水平, 在柱廊的额枋以上部分———檐部, 采用陶片贴面。陶片在成坯过程中便于制作装饰线脚, 因此, 线脚便被引进到建筑中, 同时也把陶器中的彩绘引入了建筑, 使檐部覆满了色彩鲜艳的装饰。陶片用模具成批预制, 为了适应这种生产艺术, 就必须有统一的规格尺寸和样式。这样就在客观上促进了建筑构件的定型化和规范化, 对希腊建筑艺术中柱式的形成和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埃及的陵墓建筑中, 柱子上也有凹圆线脚, 与希腊柱式上的几乎相同, 米勒解释说:“这种柱子是从原来的木桩演变而来的, 刻有凹槽的柱子可能是吸取了一种弯刃斧加工松柏木桩的经验。”
1.2 由功能构件演化而形成的装饰
建筑中的某些形式或装饰在它产生时往往具有实际的功能, 并与它的建造手段和结构逻辑紧密相关, 但这些功能并不构成对形式的制约, 换句话说, 功能的改变或消褪, 并不影响原有形式作为一种纯粹的装饰语言而在其他的建筑结构中得到保存。例如:阿尔贝蒂设计的马拉泰斯塔教堂, 就套用了君士坦丁凯旋门的形式和装饰, 原来在凯旋门中起承重作用的四个分立柱, 在教堂的立面上成了退到墙体中的扶壁柱, 柱子原有的物理功能消失了。布拉曼特于1500-1504年设计的罗马和平圣马利亚教堂的回廊, 对罗马大斗兽场建筑主题的“套装”就更加明显;爱奥尼亚柱式的形式和功能都被减化成一种纯粹的形式符号, 使这种经典的建筑形式成为真正的装饰。同样的情形也反映在米开朗基罗设计的佛罗伦萨———劳伦齐阿纳图书馆的立面中, 柱子和窗都成了非功能性的装饰语言。
1.3 由宗教文化衍生的装饰
由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而产生的装饰, 是这种行为最古老最深远的原因之一, 几乎所有史前的装饰艺术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源头。我们从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发现中可以确知建筑装饰的产生从一开始就渗入了宗教的因素。从古亚述人、乌尔图人的建筑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建筑历史来看, 宗教建筑的发展无论在形式还是规模上都远远超越了其他类型建筑的发展, 这可以说明宗教文化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所征服, 一种文明被中一种文明所取代, 这的确需要群体的意志和力量, 而能将此凝聚起来的事物, 除了在那个时代聚集起来的宗教信仰之外还能有别的东西吗?因此, 建筑以恰当的形式为体现这种信仰和信仰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建筑中的装饰则成了表达这种信仰、标秉君王业绩的有力工具。对宗教和神灵的崇拜始终对古埃及的建筑形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并且在上、下埃及的传统之间徘徊。我们熟悉的金字塔, 方尖碑和卡纳克阿蒙神庙的柱式都有着确定的宗教含义。
2 建筑装饰的功能
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 建筑中的装饰大多是非功能性的, 它的目标是创造审美价值。在现代主义者眼中, 装饰是可有可无的, 甚至是多余的东西。因此, 他们极力反对在建筑中使用装饰。事实上, 装饰对建筑而言, 从来就不是可有可无的, 我们始终没有摆脱装饰对建筑的影响, 它是无所不在的, 只要我们把建筑同美的追求联系在一起, 装饰的因素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作用。所谓“纯净的形式”本身就是一种抽象形态的装饰。况且对这种形式的美学价值在今天来看也大大打了折扣。装饰既有结构上的功能, 也有信息传递的功能和审美方面的功能。我们对历史上任何一种类型的建筑之解读, 都不可能将装饰的因素排除在外, 因为装饰与建筑的空间、构造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主题。建筑装饰的功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审美功能。
自从人类的审美意识产生之后, 人们使用装饰的目的首先就是创造审美价值。能够为人们提供视觉和心灵上的美感和愉悦, 这本身就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功能;
2.2 调节功能。
装饰在建筑的构造和形式中, 可以起到调整比例、协调局部与整体关系的作用。无论是古典建筑还是现代建筑, 我们都充分发挥了装饰的这种功能, 利用线脚、装饰性的构件调整和划分建筑的比例关系, 并通过这些装饰, 对材料和形式的转换起到过渡的作用;
2.3 突出与强调功能。
装饰由于自身的特点, 具有很强的表现性, 可以使建筑的主题或某种文化的涵义凸现出来, 形成视觉上的显著点, 而这些显著点往往就构成了建筑中的“点睛”之笔, 产生深刻的感染力;
2.4 符号与标志的功能。
建筑中的装饰常常是历史和文化信息的主要承载物。人们之所以把建筑称为用石头和钢铁铸就的历史, 就在于透过那些建筑和装饰, 人们可以阅读到一个时代的全部信息———人们的信仰、道德、技术和情感。用符号学的理论来阐释装饰的功能是恰当的, 因为建筑中的许多装饰可以被理解为信息代码, 它们包含着大量的历史信息, 人与建筑之间的交流就是通过解读这些代码而获得对建筑含义的把握。按照卡西尔的解释, 符号是人对外界信息的主观能动的反应, 它包含着事件的内在意义。
3 建筑装饰的手段
装饰是一种造型手段, 但是这种手段又有着丰富的实现形式。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阐述“手段”的概念。考察装饰的历史, 就不能不涉及实现这些装饰的手段。它们在内容与形式、材料与制作工艺等方面为丰富建筑艺术的表现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1 以图案、纹饰构成的装饰
这类装饰多运用在古典建筑中, 尤其是在神庙、教堂、陵墓和纪念性建筑中使用的较为普遍, 其主题大多数与宗教有关。教堂中的装饰物从本质上说不是为了满足教徒们的审美愿望而创作的, 它们是对宗教教义的图示。这类装饰手段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a.用浮雕和绘画的手段来塑造装饰的主题;b.在希腊罗马建筑文脉中, 古典装饰的表现对象多数是具象的形式;c.适形造型, 具有较强的程式化、风格化的倾向;d.与建筑的构造不直接发生联系, 是对构造外部的装饰。
3.2 利用构件、线脚、门、窗等形成装饰
这类装饰常常成为某种建筑类型或风格的核心因素, 由于它与建筑的构造直接发生联系, 因而, 是建筑形式中的基本成分, 所谓建筑的“语言”、“词汇”指的正是这些内容, 如以标准手段制做的五种柱式, 以标准手法处理的门窗及山墙端部, 还有用于这些构件上的标准类型的线脚。这些标准的构件和装饰可以成为某种建筑类型的符号, 无论我们在哪个时代、哪种环境下对其进行“复制”, 它们都能准确地传达出确定的历史含义。在现代建筑中, 人们常常以简化、抽象或夸张的手法对古典建筑语言加以运用, 以此来隐喻它们的历史性, 或是以纯粹抽象的手法, 采用新的材料和工艺来增强建筑的表现力, 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结构形式本身就构成了优美的装饰。
3.3 利用材料的对比形成装饰效果
建筑装饰的美感来源有许多不同的因素, 其中利用材质的对比形成的艺术效果是人们从古至今不肯放弃的嗜好。粗面石工在文艺复兴时期已渐成时尚, 与米开朗基罗同时代的建筑师赛利奥在他的《建筑四书》中专门对粗石工的加工和排料形式做过认真的研究;正是由于粗石工表面上的粗砺、厚重和质朴, 才使得它带有了人的劳动痕迹, 而这一点恰好被拉斯金认为是艺术中最宝贵的东西———“人的情感的注入”和“生命的迹象”。在现代建筑中, 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 我们到处可以感受到材质的对比所产生的艺术感染力。
建筑装饰的意义是复杂的、深沉的, 既有对历史的追忆, 也有对人生哲理的思考, 既有对本土文化的眷恋, 也有对自然环境的关照, 我们正是在这种环境中体验着世界的丰富与无限。
摘要：建筑装饰是文化的产物, 是人类艺术意志的体现。每一个时代的历史、文化都在建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这些印迹除了在建筑的构造中得到保存之外, 大量的信息凝聚在建筑的装饰中。只要我们把建筑同美的追求联系在一起, 装饰的因素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作用。
京派建筑历史演变 第7篇
关键词：京派,海派,论争,错落
“京派”, 不论是作为一个名词, 还是作为一种思潮现象和文学观念载体, 都已然深刻地镌铭在历史上和人们心中。但是, 历史史实上的“京派”和人们 (尤其是“京派文人”) 观念中的“京派”, 似乎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分歧。那分歧犹如俗话所说:“有意栽花花不发, 无心插柳柳成荫”。
一
所谓“有意栽花”是说, “京派”文人的重振旗鼓、有意而为之的结果;其标志是1933年9月23日以全新面貌问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 这个刊物可算杨振声和沈从文倾心策划后隆重发射的一枚“信号弹”。杨沈二人意在使之成为北京文坛的园地, 借以振兴北京乃至北方文坛。这个诉求在其发刊词杨振声的《乞雨》里昭然若揭。一脉而出的刊物乃朱光潜操刀的《文学杂志》, 其发刊词再度重申了这一观念和态度。
再看沈从文。生平经历决定了他对革命及左翼文学的格格不入。这不光源于文学运动的阶级立场, 而且根植于对文学的独立性、审美性的执守。
1931年发表于《文艺月刊》2卷8期的《窄而霉斋闲话》中, 他称“京样文学”为“人生文学”, 与“海派文学”相对立。
1933年, 定居北京的沈从文, 在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等新生的“京派”身上看到希望, 愈发增强了独立之信念, 借助阵地《大公报·文艺副刊》明发议论。当年10月的《文学者的态度》即为佐证。文章虽未着力讲流派, 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亲北斥南的情感倾向再了然不过。
二
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多半指后来发生的种种事端。
由于沈从文早已名声大噪, 《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很快招来回击。上海的苏汶在同年12月《现代》第4卷第2期上发表《文人在上海》, 尽诉上海文人的委曲, 驳斥沈老的“恶意”称呼。
沈从文实在没有想到反响会是这般, 便本着澄清误会、解决问题的意念、于1934年1月10日发表《论“海派”》一文。文中用大量笔墨诠释“海派”:“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 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细致罗列了“海派”种种“下流”“哄骗”“招摇”的作为。
沈老的解释似乎“越描越黑”, 上海文人岂能善罢甘休?于是, 舌战局面完全不可控制, 逐步演变成一场关于京海孰是孰非、孰优孰劣, 以及南北文学观念的论争。鲁迅、徐懋庸、胡风、杨邨人、姚雪垠等纷纷撰文, 推波助澜。著名的鲁迅那篇的《“京派”与“海派”》发表, 更是高屋建瓴地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将两者予以定性:“京派”是官的帮闲, “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
三
梳理来看, 包括“京派”理论家朱光潜, 代表作家沈从文, 后起之秀萧乾在内的大多数京派文人, 所作所为都意在维护文学的独立性和艺术性, 不欲争吵。反观历史, 是沈从文的意气用事, 还是上海文人的借题发挥, 皆毫无意义。
惟一不期有幸的是, 那场论争, 一方面使得“京派”“海派”这两个名词深入人心, 沿用至今;另一方面, 使未曾正名的“京派”确立了下来, 成为新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笔。“京派”文人亦从自由状态走向自觉状态, 日益清晰自身的流派特质, 不断充实和丰富着自身内在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潮观念, 且在观念的激励下创作出多种多样质量好、品味高的作品。正如旷新年先生所说的那样, 这次“论争成为京派成熟和壮大的一个重要标志。‘京派’和‘海派’论争的‘京派’含义和文学史上的‘京派’的含义并不是完全重叠的, 但是‘京派’和‘海派’论争的爆发显示了‘京派’的独立存在以及雄视文坛的气势。”
历史史实上的“京派”, 是指新文学史上的流派, 虽没有固定的组织, 没有任何声明或纲领, 却方便自上而下贯穿出一条脉络、借助那场论争以地域分区的方式粗疏定格, 也可以罗列出他们的身份、信仰、创作心态、文化个性等。
而人们观念中的“京派”却异彩纷呈。30年代, “京派”作为海派的“他者”的身份登场, 与“海派”二维对立, 它的所指和能指在那个年代都被严重歪曲和变形, 凸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样貌。即便到了当下, “京派”俨然缩略为某种创作风气的代名词。——不论有意栽花, 抑或无心插柳, 错落之果业已生成, 作为后人, 我们不妨审美地回望历史。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 (第12卷) , 花城出版社, 1984:158。
[2]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260。
[3]杨义:《杨义文存》 (第4卷) , 人民出版社, 1998。
[4]杨义:《京派海派综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5]金介甫:《沈从文传》,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