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转移市场发展现状

2024-05-16

技术转移市场发展现状（精选6篇）

技术转移市场发展现状第1篇

中国科技开发院技术创新与转移市场化运作的探索

中国科技开发院紧紧抓住技术开发、孵化和产业化三个环节,努力探索以市场为导向,运用市场机制推进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新路子.经历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已初步摸索出一套技术创新与转移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建立了高新技术开发、孵化和产业化的创新体系.

作者：王文霞作者单位：中国科技开发院,广东,深圳,518000刊名：改革与战略 PKU英文刊名：REFORMATION & STRATEGY年，卷(期)：“”(12)分类号：N237关键词：技术创新技术转移市场化运作

技术转移市场发展现状第2篇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04日 16:06 来源：《求是》期号：2006.2 作者：赵斌

十堰市位于鄂西北山区，总人口３４５万，农业人口２９０多万，是我国重要的汽车工业基地，急需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大军；十堰又是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所辖５县１市均为国家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大，有近百万人之多；十堰还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水源区生态保护和可耕地减少，进一步加剧了人地矛盾，劳动力转移的任务相当艰巨，每年大约要有５０万人走出十堰谋生。然而，由于打工农民整体素质低，职业技能差，竞争能力弱，就业领域大多集中在一些高强度、高危险、低收入行业，加上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缺乏，不少人成为城市的边缘人口。

为了提高打工农民的素质，让他们能顺利进入现代产业大军、融入城市生活，市委、市政府不断强化职业教育和培训工作。通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一是打工者队伍整体素质逐步提高，从事技术工种的比例由１０％左右上升到３０％以上，就业行业由危险型逐渐转向安全型，就业时间由临时性逐渐转向长期性。二是打工收入占到农民现金收入的６０％以上，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４０％以上，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２０％以上，成为我市农民快速增收的主要渠道和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柱。三是一批创业有成的农民把打工创业的收入转化为对家乡的投资，仅２００４年，全市回乡创业的外出务工人员就达１．８９万人，带回资金约８亿元，投资于水电、商业、房地产、养殖等领域，加快了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四是贫困山区人多地少的矛盾得到有效缓解，植被消耗量长期大于生长量的局面得到扭转，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得到有效减轻，切实保护了南水北调水源区的生态环境。

在以职业技术教育为手段促进山区劳动力转移方面，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加强政府统筹，完善劳动力转移培训网络。过去，我市中等职业学校布点多、规模小、多头管理、无序竞争，质量和效益不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市委、市政府下决心整合优化职教资源，确立了市县两级政府统筹管理、教育行政部门统一指导、社会广泛参与的职教管理体系。通过撤并、重组，将原有４０所中职学校调整为２３所，形成了一批有专业特色、有规模优势、有发展实力的中等职业教育骨干学校。从１９９８年开始，市委、市政府又用５年时间，在各县市分别组建了规模达２０００人以上的职成教中心学校。职成教中心学校根据区域经济发展重点面向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设置专业，成为地方职业技术培训中心、新项目推广中心、信息服务中心。同时，以乡镇初中和村小学为基础，引进远程教育技术手段，建立了辐射农村的职业教育网络，一方面对在校学生开展职业技术教育，一方面对农村劳动者开展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这样，全市初步形成了以中职学校为龙头、以县市职成教中心为骨干、以乡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为支点的职业教育培训网络。依托于这个网络，仅２００４年全市就培训待转移劳动力４１万多人次，其中就业培训５万多人次，农村实用技术培训１６万多人次，科技致富带头人培训２万多人次绿色证书等其他内容培训１８万多人次。

加强对初中毕业生的技能培训，促进农村新增劳动力直接转移。２０００年我市完成“普九”任务后，每年有初中毕业生７万多名。其中，能够升入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的只有２．５万余名，剩下４．５万余名则直接进入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这些初中毕业生大都是农村１５岁左右的青少年，他们年龄小，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缺少社会经验，又无一技之长，如果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势必会处于失业与半失业状态，并有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人群。因此，我们不是让他们直接回流到农村，而是采取多种措施，吸引他们进入职业学校接受系统的职业技能训练。短短５年时间，全市中职学校招生人数从２０００年的２８７５人直线上升到２００５年的２１３５２人，增长了６４０％，在校中职学生数由低谷时期的近１万人迅速上升到现在的４１４４１人，净增３１０００余人，其中９０％以上的生源来自农村。同时，我们积极开展初二后分流和初三后培训的工作。对初二后分流的学生，全市职业学校与农村中学开展校校联合，由职业学校派遣专业教师到农村学校授课，使学生们足不出乡就可以享受到高质量、低成本的中职教育。对初三后学生，集中进行１至３个月的短期培训，让他们初步掌握一到两门专业技能，有效地堵塞了无专业技能的初中毕业生回流到农村或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口子。

围绕市场需求，确定技术培训内容。能否选准技术培训方向，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转得出并顺利进入现代产业大军的关键。我们组织专家深入城乡开展调查，远赴外地学习考察，联系实际进行论证，调整确定了１１２个长线骨干专业和短期培训专业。其中，有服务于本区域主导产业的汽车制造与加工、数控技术应用，有服务于外出打工的电子电工、家电维修、服装制作，还有服务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蔬菜栽培、果林园艺、畜牧兽医等，从而为学员适应市场需要和农业发展趋势提供了选择余地。同时实行工学交替、长短结合、弹性管理等灵活多样的学制和办学形式。我们还紧跟市场需求，组织劳动保障、农业、教育等部门专业技术人员专门为农民工编写面向市场、通俗易懂、实用性强的《劳动法律法规及务工常识》、《矿山生产有关知识》、《家政服务基础知识》等系列教材，聘请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授课。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则不断加大技能型专业的招生规模，每年接受培训的农民在３万名以上，几年来累计培养技能型劳动者１５万人以上。我市郧西县在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的基础上，每年转移劳动力１０万人以上，农民每年打工现金收入近５亿元。

建立有序的劳动力转移体系，确保打工农民的权益。以往，外出打工是部分农民的个人行为，打工者的利益和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采取多种措施，将其变成多数农民的整体行为，确保劳动力转移目标的实现。一是建立就业推介机制。这个机制包括政府间的就业联系网络（如各县、市、区和不少乡镇与外省市有关单位开展政府之间的劳务输出合作，提高了农民外出打工的组织化程度），各级政府建立的劳动力转移就业中介网络，学校和企业间的就业服务网络。全市４０个转移培训基地派遣３００多名专兼职人员，长期活跃在全国各地，在进行市场调研的同时，与近千家国内外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使农村劳动力由盲目无序流动转变为合理有序流动，全市受训农民的就业率达到９０％以上。二是建立紧急救助机制。各县市设立了１０万到２０万元不等的政府紧急救助基金，成立了司法援助协会，在农民工相对集中的省市设置了１００多个流动管理服务站，派出２００多名乡镇干部到十堰籍农民工集中的地方挂职，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就业、法律和维权等方面的完善服务。仅２００４年，我市就为外出务工人员开展维权活动９８０人次，挽回经济损失１０００多万元。各地还以村为单位成立土地经营中心，外出人员可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依法有偿转让、转租、入股或抵押土地承包权。同时，切实关心“留守人员”，解除外出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我市虽然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仍然任重道远。今后我们要以就业为导向，在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创新上下功夫。通过积极探索职业和成人学校办学模式、办学机制和办学体制的转变和创新，不断开辟转移培训的新领域，开拓转移培训的新局面，努力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成为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村就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重要途径，为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基础。

技术转移市场发展现状第3篇

技术转移是连接国家创新体系中知识创新体系与技术创新体系的桥梁与纽带,是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增强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科研机构作为国家创新体系中重要的“上游”环节,所创造的知识和成果相当一部分通过技术市场流向“下游”环节,因此,从技术市场视角探讨北京科研机构技术转移具有可行性。

1 技术市场与科研机构技术转移

北京是我国乃至全世界科研力量最为密集的区域,聚集着几乎占到全国1/3的科技资源。在科技投入方面,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研经费占全市的91.1%,是全国的1/5;R&D经费占全市的58.6%,比全国高出33.4个百分点,其中,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分别占48.1%和10.5%。在研发机构方面,2009年北京市共有科研机构352家,排名全国第一;科技企业孵化器66个;高等院校88所,其中,211工程院校23所,985工程院校8所,均占全国的1/5[1]。在科技人员方面,2010年北京市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人员26万人,比上年增长2.8%。在科技产出方面,2010年北京市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为5.7万件和3.4万件,分别比2009年增长14.1%和46.2%,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为3.3万件和1.1万件,分别比2009年增长14.1%和22.4%[2]。以这些丰富的科技资源为依托,北京科研机构具备了生产优质科研成果、进行技术转移的良好条件。

然而,由于体制和历史的原因,我国科研机构仍主要发挥科学研究、知识创造、人才培养等功能,从政府获取科研经费所产生的科研成果多是处于实验室阶段的不成熟的技术或以课题项目形式结题,科研人员也并不了解市场真正的需求,在技术转移方面没有太多积极性,加之成果转化为商品的中试环节缺位,造成相当一部分成果无法成功转移转化。为了解决科研和产业化有效衔接的问题,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做了大量研究和探索,国内技术转移服务组织也逐渐起步。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产生了一批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技术市场应运而生。

技术市场是衔接技术转移供需双方的重要平台,是整合科技资源、连通产业链条、提供科技服务的重要一环,在实现科技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产学研合作、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服务全国创新战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技术市场作为全国技术市场的领头羊,发展尤为迅速。“十一五”以来,北京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由2006年的697.33亿元[3]增至2010年的1 579.54亿元[4],年均增长22.7%,对地区生产总值的直接贡献率由2006年的6.6%提高到2010年的9.0%,累计签订技术合同25.6万项,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5 422.8亿元,分别比“十五”时期增长64%和2.8倍,其中,技术交易额占全国的40%左右[5]。北京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创新枢纽城市和技术辐射源的地位已不可动摇。同时,技术市场的快速发展也为北京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搭建了平台。

2 北京科研机构技术合同特点[6]

(1) 输出技术合同项数递减,成交额先减后增

2003—2010年北京科研机构技术合同项数逐年递减,由2003年的10 948项减至2010年的4 278项;而2001—2010年北京科研机构技术合同成交额则呈现先减后增态势,2001—2005年成交额逐年减少,其中2001年成交额最大(54.65亿元),2006年成交额与2005年相比有所增长,2007年成交额达到近10年最小值(26.65亿元),2008—2010年又开始逐年增长,由31.68亿元增至43.03亿元。与之相对,10年来企业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逐年增长,由2001年的101.95亿元增至2010年的1 513.03亿元,占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的比例由53.4%增至95.8%,实现了较大程度的飞跃,也充分说明国家鼓励企业创新等一系列政策取得积极成效。

(2) 科研机构技术多数流向企业

从近6年科研机构输出技术合同买方构成来看,企业法人一直是科研机构技术最大的吸纳方,其中2009年企业吸纳科研机构技术合同额最多,达26.7亿元;2005年企业吸纳科研机构技术合同额为23.34亿元,占科研机构输出技术合同额的比例达71%,为近6年来的最高比例。事业法人是科研机构技术的第二大吸纳方,其中2010年事业法人吸纳科研机构技术额最多,为11.39亿元;2005年吸纳技术额最少,为4.26亿元。这说明近几年来北京市产学研合作稳步推进,发展态势良好。

(3)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额所占比例较低

2007—2009年北京科研机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额所占比例均较低,其中技术开发合同项数分别为687项、567项、498项,成交额分别为6.97亿元、6.29亿元、8.93亿元,占科研机构总成交额的26.2%、19.9%、22.8%,这些比例与2007—2009年全市技术开发合同成交额占全市技术合同成交总额的比重(22.95%、26.05%、25.9%)基本持平;技术转让合同项数分别为93项、95项、78项,成交额分别为2.28亿元、4.38亿元、1.83亿元,占科研机构总成交额的比例分别为8.6%、13.8%、4.7%,虽然高于2007—2009年全市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额占全市技术合同成交总额的比重(5.14%、3.95%、3.02%),但比例仍然较低,尤其是2009年科研机构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额与2008年相比下降幅度较大。

(4) 吸纳、输出专利技术合同项数和成交额都很低

目前我国涉及知识产权的技术合同中其他知识产权类合同和技术秘密合同占主体地位,而专利技术合同所占的比重很小。从2007—2009年北京科研机构吸纳、输出专利技术合同来看,无论合同项数还是成交额都很低。在专利技术吸纳方面,北京科研机构专利技术合同项数分别为20项、22项、25项,成交额分别为0.36亿元、0.34亿元、0.08亿元,占全市吸纳专利技术合同总成交额的比重仅为2%、0.6%、0.1%;在专利技术输出方面,北京科研机构专利技术合同项数分别为12项、40项、34项,成交额分别为0.27亿元、3.38亿元、0.87亿元,占全市输出专利技术合同成交额的比重仅为1.5%、5.7%、0.7%,其中,2008年、2009年输出专利转让技术合同成交额占科研机构输出涉及专利技术合同成交额的比重为98.5%、95.4%,占绝对优势。

(5) 输出重大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明显,但占总成交额的比重却很低

近几年北京科研机构输出重大技术合同(成交额1 000万元以上的合同)项数有较大增长,由2007年、2008年的29项、29项增至2009年、2010年的68项、59项,成交金额由2007年的4.84亿元增至2010年的17.63亿元,增长了2.6倍多,但占全市输出重大技术合同成交额的比重却仍然很低,这4年分别仅占0.9%、1.1%、1.5%、1.5%。吸纳重大技术合同方面,北京科研机构2009年吸纳项数和成交额都达最大值,分别为36项和18.12亿元,而2010年吸纳项数和成交额都有所减少,分别为30项和5.87亿元,其中成交额为4年来的最小值。

(6) 科研机构技术出口合同成交额很少

2008—2010年全市技术出口合同成交额几乎全被企业包揽,科研机构技术出口合同成交额仅分别为2.29亿元、0.57亿元、0.2亿元,占全市技术出口合同成交额的比重仅为1%、0.2%、0%;内资企业是技术合同的最大出口方,占全市技术出口合同成交额的比重分别为53.1%、69.3%、76.4%;外商投资企业是第二大技术出口方。这些数据表明,科研机构技术合同出口能力相对薄弱,企业在技术合同出口方面独占鳌头。

3 北京科研机构技术转移SWOT分析

基于北京科研机构技术合同特点以及国家、北京市技术转移相关情况,对北京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所具有的优势、劣势以及面临的机会、威胁简要分析如下。

3.1 优势(S)

(1)科学研究实力雄厚。

北京科研机构凭借巨大的科技和人力资源优势,在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转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公益科研机构在基础研究、重大共性技术、产业关键性技术等方面全国领先;转制院所的科技创新注重对接市场需求,部分院所已成为行业创新的领头羊。北京科研机构管理日臻成熟,R&D活动资源状况及产出成果居于全国前列。

(2) 技术转移渠道多样。

技术市场只是科研机构技术转移的渠道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多种转移方式,诸如:首都科技企业孵化器、首都科技条件平台等科技服务平台是科研机构技术转移的重要载体;创新驿站为科研机构跨区域技术转移搭建了创新性平台;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各科研机构设立的技术转移中心专门从事技术转移活动等,这些多元化、多渠道的模式为科研机构更好地进行技术转移提供了保障。

(3) 企业消化能力较强。

北京已初步建立起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转移新体制与新机制。从技术交易数据可以看出,企业不仅是技术卖方主体,同时也是科研机构技术最大的吸纳方。2011年1—5月份北京技术市场输出合同额在1 000万元以上的重大合同成交额达801.5亿元,其中,以集成创新为主的技术服务合同成交额占81.6%,七成被企业吸纳[7]。依托众多科技园区和生产基地,北京科研机构在加强产学研合作、提供集成创新的技术服务方面有较大发展空间。

3.2 劣势(W)

(1) 产学研合作动力不足,基础不牢。

产学研之间没有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主要依靠与政府合作获得科研经费,产生的成果并不直接面向市场;企业注重投入产出效率,更愿意吸纳见效快的技术。同时,企业R&D经费中85%依靠自筹的现状进一步减弱了企业与学研方的合作基础。从技术交易角度看,学研方的技术供给与企业方的技术需求不匹配,企业从学研方购买的技术成交额占比不足5%[1]。

(2) 科研机构“四技合同”所占比例低。

科研机构从事的科技活动多以实验室、小试和基础性研究为主,在整个创新链中处于原始创新环节,多数尚不具备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条件。近10年来,北京科研机构技术合同成交额占全市成交额的比例基本上处于递减态势,由2001年的28.6%减至2010年的2.7%,涉及专利技术的合同、重大技术合同以及出口合同成交额所占比例就更少。

(3) 缺乏技术转移复合型人才。

技术转移的各个环节都比较缺乏人才,尤其缺乏既具有专业技术背景,又具有管理和法律知识的技术经纪人、技术转移高级经理人等复合型人才。北京从事技术转移工作的人员大部分是科研管理人员,这些人员大多没有企业运作实战经验,在技术转移过程中很难充分发挥衔接学、研与产之间的桥梁作用。构建德才兼备、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术转移人才队伍,突破技术转移人才瓶颈已成为技术转移发展的关键所在。

3.3 机会(O)

(1) 依托科技资源丰富。

北京作为我国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研发中心、国际创新枢纽城市和全球技术集散地,聚集了中科院等众多国内一流科研机构和优势科技资源,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随着北京技术市场龙头地位日益巩固、技术交易规模不断增长、技术交易总量连续多年居于全国之首,北京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技术交易枢纽,形成对全国科技创新的强劲辐射之势,为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2) 先行先试系列政策。

北京市不仅初步建立起了包括技术市场奖励条例、技术市场税收优惠政策和技术市场专项支持政策在内的技术转移政策法律体系,还形成了一系列推进中关村创新发展的新举措。中关村“1+6” 鼓励科技创新和产业化的系列先行先试新政策、《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高端领军人才聚集工程等的实施进一步激发了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创新活力,为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3)科技创新环境良好。

多年来,北京市委市政府及市科委等相关职能部门不断采取推动技术转移的措施,注重培养开放的创新理念,营造有利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良好环境。技术供方和需方在技术创新与转化模式上不断探索,使科研创新成果向市场和产业转化的路径更加通畅。中国技术交易所、国家技术交易中心、中国版权交易基地三大全国性平台落地北京,也为科研机构从事技术转移提供了诸多便利。

3.4 威胁(T)

(1)技术转移体制机制不够健全。

我国至今仍没有专门的技术转移法,技术转移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及技术转移服务体系等缺乏有效的协调和评价机制;技术转移中缺乏对技术成熟度的评价及技术经济分析、市场前景评估;国家预算很少考虑技术转移的大量开支,技术供需存在中试加工瓶颈;技术转移途径、方式存在行业标准不健全,服务不规范,信用缺失等问题;技术转移机构发掘有市场潜力的技术成果的能力不足;事业单位成立非营利性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受现行法律限制;促进技术转移良性发展的环境不够完善等。

(2)政府引导和市场配置未能有效协调。

技术转移既需要发挥技术市场在科技资源和技术要素合理配置方面的作用,又需要通过政府引导以弥补市场失灵。对于政府公共财政投入所产生的科技成果,政府应给予更多关注,目前政府在技术经济评价、政策担保等方面作用发挥还不够;而社会投入所产生的技术成果,应更多地通过技术市场促进技术要素的流动,政府主要发挥维护整体环境的作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尚待完善。

(3)国内其他地区优惠政策具有吸引力。

国内其他地区在促进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诸如上海、南京、苏州各级政府采取多种举措,不仅为技术转移服务营造宽松的制度环境,而且在技术经纪人队伍建设方面给予高度重视,并积极开展以疏通、提升产业价值链为主旨的技术转移服务[8]。2011年2月22日,南京出台了我国第一部技术转移地方性法规,在认定技术转移主体等多个方面实现了突破。国内其他地区的优惠政策给北京市推进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投入等方面造成了一定威胁。

4 促进北京科研机构技术转移的对策建议

通过北京科研机构技术合同成交情况以及技术转移SWOT分析,将北京科研机构技术转移与内部资源、外部环境有机结合,提出促进科研机构技术转移的对策建议如下:

(1) 健全技术转移法律法规,最大限度发挥政策效力。

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成功经验证明,政府的倡导、规划、激励和调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目前我国缺乏技术转移相关立法的背景下,应结合北京地区实际情况,尽早出台促进技术转移的地方性法规,通过法律的形式规范市场竞争和技术转移活动,使技术转移活动有法可依。在制度体系方面,完善与技术转移直接相关的技术标准、风险管理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奖励制度、评价体系、科技咨询和服务体系,以及不直接相关的金融制度、政府补贴体系、分配制度等,还包括与市场机制健全有关的合同、人事、雇佣等制度。在政策体系方面,应该根据国家技术转移系统的思路,最大限度发挥国家、北京市制定的促进技术转移的政策,防止政策缺口导致的系统失灵,并通过制度的完善,使相关政策互相协调,从而为技术转移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以保障技术转移有序、稳定、健康发展。

(2) 推动科研机构与高校、企业有机结合和优势互补。

作为科技成果研发的主要力量之一,北京科研机构的技术合同约六成左右流向企业,这不仅充分说明科技与经济的重要结合点在企业,而且也表明科研机构与高校、企业的有机结合将促进科研成果的迅速转化。然而,北京科研机构输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重大技术合同以及技术出口合同成交额所占比例偏低的事实也表明科研机构在技术转移中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北京科研机构历经体制转型、人事改革,在参与和推进技术转移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要。为更好地发挥北京科研机构研发优势,应加强技术转移各主体间的多向活动,以有利于实现创新目标和提高技术转移效率为宗旨,以企业的创新需求为主导,促进科研机构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在重大科技项目中体现学科集群与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要求,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具体而言,科研机构在选择科研方向和研究领域时,应关注所产生的技术成果和核心技术能否成功转化,并将研发的新成果同市场反馈信息有机结合起来,选择合适的利益分享方式进行产业化。

(3) 加强技术转移支撑机构建设,扩大科研机构技术转移辐射效果。

技术转移体系是连接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的桥梁,技术市场作为技术转移支撑服务机构的组成部分,在促进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技术扩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强技术转移支撑机构能力建设符合未来国家创新系统对科研机构在技术转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要求和科研机构持续参与技术创新的方向。一方面,通过政府的直接投资、项目、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大力促进技术转移支撑机构建设,进一步规范中介组织、生产力服务中心(企业孵化器)、科技创业服务中心、技术转移机构、人才交流机构、评估咨询机构、投融资服务机构等的行为,实现技术转移的组织创新和模式创新,充分发挥他们在技术转移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北京科研机构“四技”合同中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形式的技术转移占主要地位,所以可将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作为切入点,加强与技术应用方的沟通,拓宽技术服务渠道,进一步促成技术开发或技术转让,从而扩大科研机构技术转移辐射效果。

(4)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技术转移良性循环。

良好的技术转移模式和机制的建立,核心在于技术转移的制度安排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科学有效的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利益导向非常明确的激励制度,它能够在法律的框架下界定相关各方的权利义务,合理地分享知识产权权益和利益。北京科研机构吸纳、输出专利技术合同项数和成交额都很低,整体上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在与企业、社会资本合作时易出现科研成果产权不清、技术成果的价值被弱化等现象。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和法规的逐步完善,科研机构自身要树立起正确的知识产权管理意识,切实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以更加合理的方式来评价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所发挥的作用;重视知识产权管理人才配备,做好专利申请工作,提高政府科技投入的专利产出量,保护科技人员在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中的利益;鼓励以知识资本股权激励创办衍生企业,适时实现股权社会化,加快技术成果向产业界扩散和转移,充分发挥科技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5) 突破技术转移人才瓶颈,培养技术转移专门人才。

北京科研机构由于自身技术成果落地转化以及参与技术交易内容的日益多元化,亟需一批能够提供高效、专业化服务的技术转移人才。实践证明,专业的技术经纪服务是提高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成功率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坚持引进与培养并举,加快构建技术转移专门人才队伍。根据科研机构技术成果落地转化的要求,强调应用开发研究面向市场,引导科研人员进行思想转变;注意经营人才、市场人才的选拔、培养与引进,尤其是引进一批既懂技术又善经营、熟悉政策法规且具备融资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提高技术转移从业人才整体水平;在高校设立涉及技术产权交易、企业创新融资、产学研合作等各种知识的相关专业,开展多层次技术转移人才培养体系试点;建设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对现有人才进行专业知识培训,推动技术经纪人、科技咨询师、资质认证规范化进程,积极探索和培养一支有资质的技术经纪人队伍,促进技术交易的全面提升。

随着技术转移、技术市场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技术转移复合型人才的日益聚集,北京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和转化效率将进一步提高,与市场的结合将更加紧密,在技术转移体系中将发挥更大作用。

摘要：北京科研机构输出技术合同具有成交额先减后增,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合同所占比例较低,专利技术合同、重大技术合同、技术出口合同成交额都很少等特点。基于北京科研机构技术合同特点以及国家、北京市技术转移相关情况,对北京市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所具有的优势、劣势以及面临的机会、威胁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健全技术转移法律法规、推动产学研合作、加强技术转移支撑机构建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培养技术转移专门人才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技术市场,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技术合同,SWOT分析

参考文献

[1]北京科技创新能力研究课题组.高研发投入强度下的北京科技创新能力研究[J].数据,2011(5):55-58

[2]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北京市2010年暨“十一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J].数据,2011(2):69-77

[3]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2006年北京技术市场统计年报[R].北京: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2007

[4]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2010年北京技术市场统计年报[R].北京: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2011

[5]闫傲霜.技术市场: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渠道[EB/OL].中国技术市场信息港,(2011-07-20).http://www.ctm.org.cn/llyj/detail.aspx?id=900

[6]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2001—2010年北京技术市场统计年报[R].北京: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2002—2011

[7]王素英.2011年5月北京技术交易统计月报[EB/OL].(2011-06-16).http://www.cbtm.gov.cn/detail/newsdetail.asp?id=11112

技术转移市场发展现状第4篇

摘要：新劳动力迁移理论认为，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要素流动对农业生产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农业生产效应将存在差异。以水稻生产为例，利用对中国东部江、浙、粤和西部川、渝、黔六省市的抽样调查的农户数据，实证检验市场化水平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农业劳动力减少造成了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损失，务工汇款并不能帮助农户改善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没有改变务工汇款与农户技术效率的关系，但显著抑制了劳动力流失产生的消极影响。因此，市场环境的差别会导致劳动力转移效应的差异。各地政府应该致力于改善市场环境，提高市场化水平，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农户技术效率；市场环境；市场化水平；务工汇款；农业生产效率；调节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1.22；F323.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6）04003008

一、引言

关于劳动力转移效应的经验结论一直存在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效率（比如农业技术效率）会产生何种作用上，学者们的分歧更为明显。对这种差异和分歧的形成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劳动力转移程度不同会导致其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差异性影响。农户将家庭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可以避免使用劳动力弥补技术不足的行为，从而提高农业技术效率（梁义成，2011；李勋来等，2005）；但我国农村劳动力已经呈现过度转移状态，这可能引起农业劳动力短缺，农户会通过粗放经营来应对劳动力的不足，从而制约农业技术效率的改善（Scott et al，1999；李谷成，2008；Mochebelele et al，2000；Abdulai et al，2001）；同时，转移劳动力外出务工后给家里的汇款（以下简称务工汇款）可以解除农户的资金约束，农户使用先进要素可以部分抵消劳动力流失所产生的负效应（Scott et al，1999）。二是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往往会通过一些环境变量进行传导（钱文荣等，2011），农户的资源禀赋以及地区的经济特征（如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农户的资产存量、村庄的农业基础设施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都可能改变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生产间的关系。后一种观点更能准确解释劳动力转移效应在地区和农户间的差异，但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相对欠缺。

新劳动力迁移理论（NELM）强调市场环境与劳动力转移效应的关系，认为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善会导致劳动力减少对农业生产消极影响，而务工汇款可以帮助农户采取资金替代劳动力策略，部分抵消劳动力不足的负向作用（Stark，1991）。该观点隐含了另外一层含义，即如果在市场较为完善的条件下，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可能会降低。这也就意味着市场化水平不同，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也就存在差异。然而这种差异并未得到实证检验，市场完善程度提高是否能够降低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消极影响是不明确的。由于渐进式改革的持续推进，我国市场化进程在不同地区存在明显差别，这为对这一观点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条件。本文试图对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上述观点进行实证检验，从而进一步厘清劳动力转移效应产生差异的原因，以利于正确理解要素变动影响农业生产的机理，并对我国劳动力转移现实背景下改善农户技术效率提供政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处于小农经济转型期的农户行为是比较复杂的，农户的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等决策和行为除受农户自身食物需求约束以及农户本身的资源限制（如劳动力和资本）外，还受社会经济环境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张林秀等，1996）。目前，我国农村中满足自身需要、依据家庭要素禀赋进行农业生产的小农特点仍然存在，而传统农业改造过程中市场对小农生产的冲击也日趋显著。另一方面，农户对技术效率的改善还取决于其生产态度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以及先进要素的投入（Mochebelele et al，2000）。农户的技术效率水平是农户家庭要素禀赋以及所处的市场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劳动力转移通过改变农户的资源禀赋和生产态度等对其技术效率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又受到市场环境的调节。

杨宇，高静：市场环境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具有调节效应吗？

借鉴新劳动力迁移理论中市场约束条件下农户资源禀赋变化对农户生产决策影响的机理分析，可以发现劳动力转移、市场环境和农户技术效率的内在关系。如图1所示，假设农户家庭拥有要素禀赋为T，可以进行低效率和高效率两种农业技术投资，两种投资的产出分别为Q0和Q1。F代表了一组农户家庭特征变量，它和农户家庭的要素禀赋一起决定着农户在各产品上的生产力。生产可能性前沿（PPF）用生产线PP表示，其产出函数为Q*=f0（T，F）。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运行不畅，农户在进行高效率技术投资时往往会受到一系列约束，如劳动力、资金或风险约束，而且在不同的市场约束条件下农户的生产函数存在不同。比如生产线PP为市场约束较低时农户的生产前沿线，生产函数为Q*=f1（T，F）；在同等的资源条件下，市场约束越低，农户的生产效率越高，农户的生产线会逐渐与X轴平行。如果市场是完善的，即土地可以不受限制地出租或者租入，农户可以从资本市场上方便地获取资金，劳动要素可以自由地提供给市场，也很容易从市场上获得，同时产品价格能够按照市场供求规律变化。此时农户在生产中会以效率为导向进行资源配置和技术投资，在图中表现为其生产的点为最高点Q*，农户的生产线会完全平行于X轴，这种情况下农户不会受到自身资源禀赋的约束，而是将生产效率最大化以获得最大化利润，但这一理想状态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是不存在的。

假设农户原有的资源禀赋为T（0），此时不同市场约束条件下农户的生产点可能就有差异，在图中表现为a点和b点，生产效率分别为Ya=（Q1T（0）+Q0T（0））/T和Yb=（Q1T（0）+Q0′T（0））/T。劳动力转移改变了农户的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禀赋，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的下降会降低农户对农业生产的管理能力，尤其是对各种要素的投入以及技术采用（掌握）的程度，从而降低农户的技术效率。但转移者的务工汇款可以帮助农户采取资金替代劳动力的策略，因而兼业户会倾向于高效率的技术投资。另外由于在主要的生产要素投向、家庭的经济实力、农业生产经营目标上存在不同，同时受制于农户劳动时间总量，两种类型的农户在农业生产的行为方式和决策上存在很大的差别。所以，最终生产经营目的的不同和自身资源条件的限制会使得兼业户和纯农户在农业生产方式上产生差异（陈超等，2004），这些差异表现为兼业农户的生产点会发生移动。由于不清楚劳动力转移和务工汇款的影响大小，生产点可能会向上，也可能会向下移动。如果劳动力减少T1，资源禀赋向下移动到T（1），在市场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兼业户会在c点生产，其生产效率为Yc=（Q1T（1）+Q0T（1））/（T-T1）；如果市场约束降低，兼业户会在d点生产，其生产效率为Yd=（Q1T（1）+Q0′T（1））/（T-T1）。endprint

也就意味着市场化水平提高会降低劳动力减少对农户技术效率的消极影响。同样道理也可以证明，市场化水平提高会减弱汇款对农户技术效率的积极作用。市场越完善，农户越能方便地获取各种技术服务，比如农机社会化服务的迅猛发展，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物资投入以及信息咨询服务的改善，这些便利均可以弥补农户人力资本水平不足带来的技术效率下降。同时，由于农户很容易从市场获取资金，务工汇款放松资金约束的作用也可能会减弱。完善的市场通过弥补农户自身要素的不足从而放松要素禀赋对技术效率的约束，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消极作用可能下降，而务工汇款带来的积极影响也会由于市场环境的改善而被降低。市场化机制更多的是在农户依据自身禀赋进行决策时提供一种调节和补充。正因为如此，由于我国不同地区市场化进程不同，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的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会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待检验的研究假设：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农业劳动力减少会使得农户降低技术效率，而务工汇款的流入则有助于农户改善技术效率；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农业劳动力减少对农户技术效率的消极作用会逐渐消失，而务工汇款对农户技术效率的积极作用也会减小。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1.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测算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来测算农户的技术效率。作为一种面向数据的非参数估计方法，DEA不需要确定投入产出间的函数关系，避免了函数形式的不准确而带来的估计偏差；同时，DEA注重测量个体而非观测量的平均值，因此在对个体的差异尤其是决策单元效率的考察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另外，DEA将投入产出指标的权重作为变量，无需事先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可以有效避免在权重分配时评价结果受到评价者主观意愿的影响（魏权龄，2004）。这些优势使得DEA方法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由于我国农户的市场环境并非完全竞争，其规模收益是可变的，因而选择基于投入角度的规模收益可变条件下的BCC模型更为恰当。模型中的产出指标是农户的水稻产量，投入指标包括土地（水稻种植面积）、劳动力、种子、化肥、农药以及农机服务费用和畜力费用，DEA的测算结果为既定产出条件下对投入利用的相对有效程度的纯技术效率。

2.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回归模型

考虑到农户技术效率具有删截性质，在因变量受限的情况下，OLS是有偏估计（伍德里奇，2007）。所以本文采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该模型可以将不在这个区间段的因变量值截取掉，从而得到一致性和渐进正态性的数据模拟效果，最终保证估计结果的无偏性。

M为农户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月），该变量反映了劳动力转移引起的农业劳动力减少的数量。考虑到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很可能是内生变量，本文从迁移网络中寻找工具变量来解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Zhao，2001），选取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和本村外出务工人数作为工具变量。采用务工汇款的滞后变量，即上一年外出务工者寄回家的汇款R（-1）来考察汇款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控制变量XT主要包括户主的特征（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以及农户的家庭特征（家庭劳动力人数、离集市的距离、除水稻以外其他作物经营面积和地势条件），以反映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其他因素。

3.市场环境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调节效应分析

调节效应分析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按照调节变量进行分组回归，比较分组回归系数的差异来判断调节效应的显著性；二是将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乘积项放入回归模型，通过乘积项系数来识别调节作用显著与否（温忠麟等，2005）。本文中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是连续变量，因而适宜采用第二种方法，即将市场化水平的代表变量Z及其与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和务工汇款的乘积项放入回归模型（3）中形成模型（4）。乘积项系数的显著与否反映了市场化水平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调节作用的显著性，如果存在明显的调节效应，那么市场化水平不同会导致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也不同。

Z为市场化水平变量，本文选用樊纲等（2010）对基于中国各地市场化进程测算出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该指标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和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律等5 方面来刻画各地区市场化水平，同时可以反映出市场在农户生产中的决定作用大小以及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及其市场可获得性在不同地区的相对差异。从2009年测算的结果来看，我国各地区市场化水平差异较大，东部地区的市场化指数较高（江苏为11.54，浙江为11.8，广东为10.42），而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较为缓慢（四川为7.56，重庆为8.14，贵州仅为5.56）。

4.样本与数据

本文实证分析所用样本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14年2月组织的农户问卷调查。考虑到需要检验在市场化水平不同的地区劳动力转移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影响的差异，此次调查对样本农户的分布区域进行了精心安排。首先，在市场化进程较快的东部地区选择了江苏、浙江、广东三个省份，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选择了重庆、四川和贵州三个省市。其次，在六个省市抽选水稻生产较为集中的区域，因而样本地区的地势条件均为平原和浅丘。最后，在抽中的区域中随机抽选调查村，并在调查村中按照等距抽样的方式抽选样本农户。课题组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采集数据，调查主要围绕农户的户主特征和家庭特征、农户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情况以及农户水稻生产的投入产出指标展开。此次调查总共访问了900户农户，剔除掉不完整以及数据有明显矛盾的问卷，最后确认了787份有效问卷（江、浙、粤308份，川、渝、黔479份），有效问

卷比例达到了87%。

调查数据表明，2013年样本农户中70%以上的家庭有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平均每户有外出劳动力1.98人，每个外出劳动力平均务工9.66个月，外出劳动力寄回（带回）家的汇款平均每户达到3.78万元（2012年）。样本地区农户的水稻种植规模偏小，2013年样本农户户均种植水稻2.94亩，平均亩产420.20公斤。表1展示了样本农户2013年水稻生产投入产出的情况。endprint

四、实证分析结果

1.农户水稻生产的技术效率

表2列示了DEAP 2.1测算的六省市样本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农户的技术效率平均为0.69，其中纯农户的平均技术效率为0.68，效率较高（0.8以上）的农户只占了28.45%；兼业农户平均技术效率为0.69，效率较高的农户也仅有28.90%。从测算结果来看，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损失比较明显。

2.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为了判断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否恰当，首先将内生变量（外出务工时间）与工具变量（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和本村外出务工人数）和模型中的控制变量进行OLS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对农户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影响非常显著，农户的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随着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加而显著增加，表明劳动力转移决策中迁移网络起着重要作用。然后将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与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进行相关性分析，没有发现二者有明显的相关关系。所以选用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作为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的工具变量是较为合适的。

为了检验外出务工时间的内生性，分别对（3）式进行Ivtobit回归和Tobit回归。Ivtobit回归是将外出务工时间与工具变量和控制变量的OLS回归拟合值（外出务工时间拟合值）与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进行的回归分析，Tobit回归是在不使用工具变量的情况下直接将实际的外出务工时间与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进行回归。将两次回归结果进行Hausman检验，其卡方统计值显著，说明两种估计结果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应该是内生变量，意味着农户同时对劳动力外出务工和水稻生产进行决策，因此采用Ivtobit进行估计的结果才是无偏和一致的。

Ivtobit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农业劳动力减少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产生了消极影响。这与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观点保持一致，即农业劳动力的流失的确导致了农业生产的粗放经营。务工汇款有助于提高水稻生产的技术效率，但作用不明显，这一结果并不支持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观点。户主的特征以及家庭离集市的距离对农户技术效率没有显著作用；家庭劳动力人数较少和其他作物经营面积较小的农户更愿意提高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地势条件的优越性在水稻生产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平原地区的技术效率显著高于丘陵地区的技术效率。

3.市场化水平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调节效应

根据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市场化水平不同的地区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存在差异，市场化指数越高，农户的水稻生产技术效率损失越低。并且市场化指数对农户外出务工时间与农户技术效率的关系产生了正向调节，即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劳动力流失对农户技术效率的消极较小，但是市场化水平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务工汇款对农户技术效率的作用。事实上，我国农户外出务工的汇款主要用于消费，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比较微弱，市场化水平的差异并不能改变农户对务工汇款的用途。结合两方面的作用，可以认为研究假设基本得到验证，即不同的市场化水平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的确存在差异。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我国东、西部六省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农户外出务工带来的农业劳动力减少会导致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损失，而务工汇款的流入并不能帮助农户改善技术效率；虽然市场化水平的变化对务工汇款流入与农户技术效率的关系没有产生影响，但是市场化水平提高会降低劳动力减少对技术效率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在不同的市场环境（市场化水平）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

本文将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生产技术效率选择视为农户家庭的同时共同决策，考虑劳动力转移的内生性有利于正确解释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效应差异；同时，重点关注外在条件（市场化水平）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而不仅仅停留在对劳动力转移效应的简单分析上；更重要的是，基于市场环境角度解释劳动力转移效应的差异为要素变化条件下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供了新的思路。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了降低要素变动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带来损害，政府应该致力于改善市场环境，提高市场化水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农业发展而言，应该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放开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让农民享受更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构建一个有利于农户依据经济利益来提高效率从而发展生产的市场环境；为农业生产创造更好的条件和服务，尤其需要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同时提供各种技术的社会化服务，将农业生产引向标准化的轨道，并逐渐向市场化发展。这才是劳动力转移背景下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陈超，沈荣海，展进涛.2014.农户兼业视角下的水稻生产行为及效率研究[J].江苏农业科学，42（5）：404407.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 2010.中国市场化指数（ 2010）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李勋来，李国平.2005.经济增长中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效应研究[J].经济科学（3）：3943.

李谷成.2008.家庭禀赋对农户家庭经营技术效率的影响冲击[J].统计研究（1）：542.

梁义成.2011.非农参与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农户层面的新解释[J].软科学（5）：1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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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权龄.2004.数据包络分析[M].北京：科学出版社.

温忠麟，侯杰泰，张雷.2005.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J].心理学报，37（2）：268274.

伍德里奇.2007.横截面与面板数据的经济计量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技术市场发展指导意见第5篇

一、总体思路

按照“市场引导、政策激励、交易自由、管理规范”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与市场导向相结合、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相结合、专业化分工与网络化协作相结合的方式,加强技术市场服务体系和服务能力建设,建立健全技术交易载体,完善技术交易制度和税收政策,促进技术市场健康有序快速发展。

二、重点工作

(一)进一步落实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1.鼓励技术交易。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2.支持技术开发。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按当年实际发生额的150%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以技术转让方式将职务科技成果提供给他人实施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份形式,给予科技人员个人的奖励,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二)打造区域网上技术服务平台。运用信息技术,发挥网络优势,依托市协同创新服务联盟网,建设市网上技术市场,吸引成果、技术、中介、资本、人才等关键要素集聚。建立完善的技术市场管理信息系统和交易成果信息库,实现信息发布、洽谈交易、数据统计分析等功能,形成服务于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和科技人员的技术交易网络,为技术转移和交易提供便捷的公共服务。

(三)加强技术市场服务机构建设。

1.大力发展技术交易机构。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科研机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科技企业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联合成立市技术交易机构,面向全市科技人员、科研机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科技企业,提供交易咨询、技术评价、信息发布、技术合同登记等技术产权交易服务。

2.培育和发展技术转移机构。支持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围绕我市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承接产业转移、产业集群发展等,举办一系列专业性技术洽谈、项目对接活动,推动市内外重大技术成果、专利技术与本地企业对接,促进我市与国内、国际间的技术转移、辐射及交易。

(四)规范技术合同登记管理。对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实行分类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类技术合同,实行“定点受理登记、集中审核把关、统一上报认定”三级管理,即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为主要内容的技术交易由符合条件的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受理登记,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审核把关,统一上报省级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认定。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类技术合同,本着方便企业、方便科技人员的原则,由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技术交易量,在各县区和胜利油田、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合理设置合同登记点。从事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的人员必须具备相关资质,需要获得国家科技部统一颁发的全国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员证书,并经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备案。

(五)培育技术经纪人队伍。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从事技术经纪活动。研究制定技术经纪人的资质认证标准,加强对技术经纪人的培训,逐步形成初、中、高级技术经纪人队伍。加强技术经纪人行业自律,提高技术经纪人的职业道德,促进技术经纪活动健康发展。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机构监管职能。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要做好技术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市工商、财政、税务、审计、统计、物价、质监等部门加强协同配合,切实履行职责,齐抓共管,共同促进技术市场健康快速发展。由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牵头做好技术市场相关信息的汇集、发布工作,及时对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技术交易的情况和特点进行专项统计分析,了解技术转移流向与动态,为技术市场管理协调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技术市场中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重点整治以非法手段侵害知识产权、科技成果权和制造、销售假冒伪劣技术的行为,切实维护技术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