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美文摘抄

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美文摘抄（精选3篇）

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美文摘抄 第1篇

杨澜带有传奇色彩的成功人生，无疑令许多人羡慕不已，就连圈内的很多知名记者也对她说：“你真是太幸运了！你能采访到那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而我们却根本没有这些机会。”

前不久，在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杨澜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

她说，其实她的采访也是从基层做起，从一个区长开始的。如果区长没采访好，就不可能去采访市长；如果市长没采访好，就不可能采访部长；等部长采访好了，然后才可以设想如何采访副总理、总理、总统。

几年前，当时的俄罗斯总理卡西亚诺夫来中国访问，只停留两天，只接受了一个采访，那就是杨澜的采访。应该说，作为民间的传媒机构，能得到这样的机会是很不容易的。她很好奇地问其随行人员：“卡西亚诺夫总理为什么会接受我的采访？”

随行人员说：“因为在我们来中国之前，你曾采访过俄罗斯的副总理。副总理回国后认真地告诉卡西亚诺夫总理：‘如果你去中国，应该接受杨澜的采访，因为她提的问题很有水平。’”

杨澜当然不是借此来炫耀自己，而是要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更多的年轻朋友：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对你今后的成长产生影响；你做的每一件事，都会给人们留下烙印，千万不可小看人们之间的口口相传。

一般来讲，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思想：我一定要做一项很有分量、很有意义和很有兴趣的工作。其实，根本不用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可以顺其自然地先做一些看上去“大材小用”的工作，甚至完全是事务性的工作。如果你能把这些工作做得比别人好，不需要等很久，就可能有机会去做更大的更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感到怀才不遇，愤愤不平，只是怨天尤人，什么事情都不做，那只能是有害无益。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尤其会关注一个人做事的结果。所以，只要在某一方面，坚持凡事比别人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更多的成功。

不错，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好评；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机会；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发展；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幸运；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令人羡慕的人生。

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美文摘抄 第2篇

毋庸讳言, 完成节能减排的环境不可谓不严峻, 不可谓不复杂。在经济下行、成本高企的大环境下, 如何切实推进节能减排工作成为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企业必须面对的挑战。具体的挑战如下。产业转型与升级成为推进节能减排的重要战役, 因为中国产业链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 加之能源利用效率低下, 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但转型与升级在目前的情况下更显艰难;曾经被视为我国最有竞争力的光伏产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以科学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促进资源产业健康发展的资源税改革也依然缺乏内在的动力。与上述问题并存且历史更为“悠久”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阻力还远未解除。李佐军坦言, 源自计划经济时代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会使转型之路遭遇“路径依赖”的难题, 这个难题会带来“锁定效应”, 增加推进节能减排的阻力;地方政府在“保增长”的压力下, 难免将节能环保工作放在次要位置;企业逐利的本性, 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 更有可能无视社会责任而唯利是图。节能减排的推进面临严峻的形势, 节能减排只能在艰难中前行。

如何看待、理解并应对挑战, 破解各种难题, 推进节能减排?李佐军副所长为本刊一一作答。

李佐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经济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员, 著名经济学家。人本发展理论创立者, 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同时兼任多个学术团体职务, 被多个地方政府聘为顾问或首席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资源与环境 (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节能减排、气候变化、经济转型) 、人本发展理论、宏观经济和中国走势、新型工业化和重化工业、产业发展和垄断行业改革、区域创新和区域竞争力、“三农”问题、企业战略和企业创新、投资机会分析等。

通过产业转型与升级切断浪费污染源头

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协作中多处于产业链低端, 这造成了源头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从国家层面的宏观管理来说, 要改变这种状况, 政府就要加快转变职能, 因为“这是加快我国产业转型与升级的轴心和关键”;对于企业而言, “不要过分依赖政府的支持。自身要努力创新, 提高核心竞争力”。

我国产业处于低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记者:我国产业在国际协作中多处于产业链低端。因为这个“低端”, 使我国承受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应如何看待这种低端产业现状?

李佐军:在国际分工中, 搞加工、组装消耗资源较多, 碳排放也较多。而我国正处于“微笑曲线”中间的加工制造环节。我国产业处于微笑曲线的“不利”环节, 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由两个因素构成。一是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后期的重化工阶段, 发展的压力比较大;另一个因素就是我国在核心技术方面尚未取得大面积的实质性突破, 只能处在产业链的加工制造这样的低端环节。这种现实的存在, 加大了对资源、环境的压力, 我们必须认真面对。解决的办法就是加快产业转型与升级。

记者:应如何看待我国产业转型与升级的现状?

李佐军:中央政府着手推动国内产业转型与升级,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客观说, 已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总体上看, 推进的过程并不顺利。之所以不太顺利主要是受两个因素制约。首先, 完成产业转型与升级, 需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合理分工, 密切协作, 共同发力。对于中央政府而言, 主要是制定法规政策, 在法律、政策层面推动产业转型与升级, 为之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主要的工作是努力贯彻中央政府制定的法规、政策, 努力淘汰低端产业, 大力发展高端产业;在企业层面主要是推进产品创新与升级。只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共同发力、协调动作, 方能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而实际上, 要实现这三个层面积极而有效的协调动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次是转型与升级需要一个过程, 而且是个复杂的过程。要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 本身需要时间, 有时还需要较长的时间。由于上述两个原因的存在, 导致我国的产业转型与升级推进得不太顺利。

政府职能转变是轴心

记者: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推动产业转型与升级?

李佐军:关键是政府要加快转变职能, 这是整个问题的轴心和关键。现有的政府职能还是侧重于适合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既然要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就得首先改变固有的政府职能, 使之与新型的、可持续的、重质量的发展模式相适应。如果再用固有的政府职能对社会进行管理, 那肯定会力不从心。除此之外, 政府要建立与重质量的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考核体系。

记者:应该建立怎样的考核体系?

李佐军:将原来的考核体系中的结构、权重进行重构, 增加节能环保与民生方面的权重。在考核体系中, 要建立上对下、下对上, 左对右、右对左的全方位的考核机制。

记者:如何看待中央政府对各级地方政府节能减排完成情况一票否决权的现有考核制度?

李佐军:一票否决制度的好处在于, 直观、效果明显、力度大、操作简单, 现阶段比较实用。在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下可以采用。但这种方法, 行政强制性过强, 而科学性明显不足, 可以说是有利有弊, 应该研究、采用科学性更强的考核办法。

企业要自强

记者:中国的光伏产业曾经是令人骄傲的产业。如今, 美欧都对之举起制裁的大棒——高度依赖国外市场的中国光伏产业一派萧条。应如何看待国外市场对中国产业的棒杀?应该如何应对?

李佐军:美国对中国产业的制裁离不开一个大背景。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 这对美国来说, 是对他老大地位的冲击, 他心里不舒服, 极力进行打压。现在, 美国战略东移更是这种打压的具体体现。在欧美经济复苏乏力, 而中国总体依然向好的情况下, 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通过所谓反倾销手段对中国有一定竞争优势的产业进行打压是情理之中的事。在这种背景下, 相关产业应该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 一旦对方发难, 首先要根据国际贸易的相关规则进行维权;其次, 企业自身必须进一步进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 降低成本, 提高产业综合竞争力, 以获得更多市场。

记者:您觉得应该如何启动庞大的国内市场?

李佐军:国内市场确实很大。本来, 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 但对于我国的光伏产业而言也许是好事:发展不平衡形成梯级市场, 低端产品和高端产品都有需求, 这可实现国内光伏产业的滚动发展。要启动国内市场, 除国家对产业的适当扶持外, 企业应该生产让消费者认可的产品。传统能源产品被认可, 是因为消费者已经用惯了, 而且便宜、安全、方便。光伏产品要让消费者认可, 就要做到性价比更高, 比使用传统能源更方便、更安全。

资源税改革仍需深化

资源税改革对于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效率的提高意义重大。2011年11月1日, 新修订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规定对石油、天然气在全国范围内执行以价定率计征, 而对焦煤、稀土采用原方法但提高税率。至此, 整整一年过去了。资源税改革依然艰难前行。

深化改革需要打破垄断

记者:如何看待目前的电价、油 (气) 价的改革措施?

李佐军:电价、油气价改革喊了好多年了, 但一直没有改到位。其实这些改革并不是很难的事。之所以喊了好多年, 一直改不到位, 最根本的原因是机制体制造成的行业垄断。像由国家电网等央企、国企掌控绝大部分发电、配电、输电业务的电力行业, 不能形成有效竞争;油气也是一样, 表面看是“三桶油”, 但并没有、也无法形成有效竞争。垄断成为阻碍资源税价格改革的最大困难。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进一步推动资源税改革。

以资源、能源低价作为民众福利代价太大

记者:对于资源税价格改革之所以推进艰难, 有一个很有影响的说法, “电价、油气价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 是一个重大民生问题, 因而改革不可能轻松、不可能一步到位”。对此, 您怎么看?

李佐军:有这样一种说法。的确, 电价、油气价关系国计民生, 涉及到每个社会成员。一直以来, 我国实行低廉的电价、油气价, 让民众以较小的代价获得使用的便利和实惠, 实际上, 国家是把低价作为一种福利让渡给民众。但以资源、能源尤其是不可再生的一次性资源、能源以低价的形式让渡给民众作为福利, 代价太大。资源、能源的稀缺性、不可再生性 (如今国内乃至整个世界消耗的主要是一次性能源、资源, 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依然只起到补充作用) 决定了它应该价高——物以稀为贵, 现在正好相反, 物稀而价廉, 这也违背了价值规律, 因而不可能长久下去。另一方面, 国家经济的发展须臾也离不开资源、能源的支撑, 在工业化城镇化正处在快速推进阶段的现在乃至今后一个历史阶段, 我国对能源、资源的需求会呈刚性增加的趋势, 因此对本来就有限的资源、能源低价出售实际上是在加剧能源紧张程度。总之, 以稀缺的资源、能源作为政府给民众的福利代价太大。

记者:您认为应该怎样做才能既有利于合理使用能源、资源, 又保证民众福利?

李佐军:政府提供民众的福利应该主要放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政府应该把民众从资源、能源价格方面获得的福利降下来, 用这部分钱补贴给社会低收入阶层, 以保证民生。

价格只是影响民众节能环保行动的因素之一

记者:有人认为, 电价、油气价格的提高有利于唤醒民众节能环保的意识, 推动其行为的节能环保。您对此如何看?

李佐军:民众节能环保意识的提高和行动的主动性增强, 源于使用产品、享受服务的收益与成本的权衡。收益是能得到什么好处, 包括使用是否便利、安全。成本是使用产品、享受服务的代价。消费者 (民众) 就是在这几个因素之中寻求平衡。显而易见, 价格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不是全部。

煤炭的从价计征时机正在成熟

记者:一年前的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 煤炭等最终没能登上从价计征的班车。而在此之前, 对那次改革舆论抱有极大的希冀。当时, 有政府官员说, 等时机成熟再推行煤炭等资源税的从价计征。现在, 煤炭行业下行趋势仍有延续的动力存在。有人慨叹, 煤炭行业的黄金十年已经过去。目前的情况是否有利于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推进?

李佐军:首先看一看煤炭近些年的整体情况。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 煤炭行业迎来了快速增长期。但随着经济增速的整体下行, 对煤炭的需求总量呈下降势头。由于中国经济总体上正由快速增长期向中速增长期过渡, 所以需求增量的减少成为必然。而在高速增长期形成的产能仍然存在, 这就造成了产能相对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 煤价必跌。一些实力弱小的企业已经扛不住了。近期, 我曾到陕西榆林等地区调研, 发现已经有一定数量的煤矿停产了。在煤价将长期低价的背景下, 我个人认为, 对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的改革时机已经走向成熟。

记者:为什么在长期低价的趋势下, 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的改革时机反而日渐成熟了?

李佐军:煤炭税费改革之所以困难,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行业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在价格高企阶段, 从量计征使企业少缴税赋, 而如果采用从价计征, 企业则多交税赋。因而, 在价格高企时, 煤炭行业会对从价计征进行抵触。如今, 政府欲采取措施使行业走上平稳、可持续发展之路——此时推动煤炭税赋改革, 可以使企业减轻税负, 这样来自行业的阻力变小了, 使从价计征的执行成为可能。

“高碳”向“低碳”转变需过“路径依赖”关

“‘十二五’规划中, 明确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社会,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正努力从传统的高碳经济增长模式向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要实现这个转变, 就必须克服传统发展模式的惯性冲击力——‘路径依赖’造成的阻力。”

“路径依赖”包含的内容

记者:您说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会受到“路径依赖”的阻力。请问“路径依赖”包含哪些内容?

李佐军:大致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阶段性改革经验, 是指在一国内特定阶段产生的、主要适用于当时特定条件或国情的改革经验。这种改革经验往往适用于此时此地, 但不一定适应于彼时彼地。但它可能由于暂时的成功而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使一些人误以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渐进改革”、“增量改革”、“边际改革”、“体制外改革”、“双轨制改革”、“局部特许改革”、“经济优先改革”等改革经验, 则属于“阶段性改革经验”。

记者:“阶段性改革经验”如何形成路径依赖?

李佐军:“阶段性改革经验”除了由于一时的成功而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外, 还会产生“过渡性体制”或“扭曲性体制”等伴生物, 产生寄生于这些体制的新既得利益集团。所有这些东西之间会形成相互依存关系。为了维护既得利益, 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会竭力阻碍“过渡性体制”或“扭曲性体制”向现代法治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升级。这样, “阶段性改革经验”会锁定在“路径依赖”之中。

记者:其他两方面的内容是什么?

李佐军:第二个方面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本身的惯性。中国高出口、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模式, 很容易被锁定在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路径上。由于经济规模巨大, 基于化石燃料的技术和制度基础就具有更大的惯性。第三个方面是中国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问题严重, 体制变革难度很大, 形成了体制的“路径依赖”。

记者: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问题常被提及。它的存在产生了哪些危害?

李佐军:政府“越位”表现为政府权力过于强大, 干预和替代市场。越位越多, 权力就越变异, 越容易转换为资本。政府“缺位”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不够, 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发育缓慢, 知识产权保护乏力等。政府一旦被锁定在“越位”、“缺位”的轨道上, 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消费、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就难以转变, 低碳发展的障碍也就更大。

闯过“路径依赖”关要有大智慧、大勇气

记者:如何闯过路径依赖关?

李佐军:要闯过这个关口, 政府必须拿出大智慧、大勇气。

记者:为什么这样说?

李佐军:三个路径依赖中都直接或间接与政府或既得利益集团相关。之所以形成路径依赖, 就是因为在发展和改革中形成并隐藏了政府与相关利益集团的巨大利益, 转变发展模式和深化改革会触及这些利益。转变发展模式和深化改革是由政府主导, 这相当于割自己的肉, 甚至要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命。因此, 转方式、深化改革阻力很大。要突破这个阻力政府就要有壮士断腕、挥泪斩马谡的勇气, 当然还得有引领中国经济走可持续发展的大智慧。

记者:具体讲, 政府应该怎样做?

李佐军:政府应该加快职能转变, 变“缺位”、“越位”为回归本位。政府应该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环境和条件而不是政府企业化, 与民争利。国家对稀土资源的保护形同虚设, 形成地下完整产业链条的事也说明, 国家之所以管不住, 是因为暗藏的利益获得者在暗中操作和支撑、政府监管不力所致, 这其中难以排除地方政府为了税收而暗中支持的现象。

经济下行增加了执行节能环保国策的变数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李佐军认为, 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变,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中速增长后, 将进入稳定的中低速增长阶段。也就是说经济下行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经济下行对节能环保国策的执行增加了复杂的变数, 企业和政府面临艰难的抉择与挑战。

客观看待企业为利而卸责

记者:不久前, 中石化在广东的三家企业由于环保问题备受舆论谴责。有报道称, 企业以如果停产整顿将无法保证油品供应、影响当地就业等民生问题要挟地方政府。对此, 法学界一位知名人士说, “央企、国企从环保投入上来说总量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 一旦遇到问题, 央企又有很强的抗击力。几乎在所有公共利益执法领域, 国企都是一个最大的违法者”。您对上述观点有何看法?央企国企为何敢以身试法?

李佐军:“几乎在所有公共利益执法领域, 国企都是一个最大的违法者”的说法国企不一定同意。在环保的问题上, 不分企业性质、所有制, 不论国企还是民营, 都有相关违反环境保护、非法排放污染物的问题。对他们应该一分为二、辩证看待。

记者:这样做的理由何在?

李佐军:央企、国企之所以有时表现“很抢眼”、“很扎眼”, 是因为国企本身的特点决定的。首先, 它有行政级别——很多是部级企业, 地方政府的行政级别很多都没有它高, 故地方政府在环保管理上有困难。其二, 违法成本较低。假如国企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00的污染, 最后它对经济损失进行的补偿可能只是5。第三, 央企、国企规模大, 分支机构多, 它可以采取转移的策略, 将污染排放转移到管理宽松的地方, 因而对它的监管不太容易。基于以上原因, 相比民企, 央企、国企在机制上容易对环境造成较为严重的破坏。但是, 另一方面, 央企、国企技术领先, 实力雄厚, 考虑各种压力和长久发展, 它也会自觉增强环保意识、履行社会责任。相对于央企、国企, 民企规模较小, 没有行政级别, 易于监管, 但他对于监管容易敷衍搪塞, 甚至采取比央企国企更灵活的方法, 打一枪换个地方, 让你抓不到。

要努力增强地方政府的动力

记者:在经济下行、生产生活成本高企、土地财政日渐式微的现实下, 央企、国企对所在地的经济影响越发明显。这就造成了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对违规排污现象进行监管。造成动力不足的本质原因何在?

李佐军:在经济下行、保增长的双重压力下, 在原有的地方财政收入来源枯萎的现实下, 发展是硬道理的说法被理解成发展第一、节能环保第二。节能环保在优先序列上被排在了“发展”之后。这种理解是把节能环保与发展对立起来, 而实际上, 搞节能环保是为了实现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问题在于, 节能环保是要投入的, 在经济处于上升阶段、地方财源充盈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也愿意贯彻节能减排的国策, 但形势一旦反转, 他们就会很容易失去节能减排的动力。这是今后一段时间节能减排要面临的一个难题。

记者:那是否可以理解为今后的节能减排将走下坡路?

杨澜：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 第3篇

前不久，在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杨澜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

她说，其实她的采访也是从基层做起，从一个区长开始的。如果区长没采访好，就不可能去采访市长；如果市长没采访好，就不可能采访部长；等部长采访好了，然后才可以设想如何采访副总理、总理、总统。

几年前，当时的俄罗斯总理卡西亚诺夫来中国访问，只停留两天，只接受了一个采访，那就是杨澜的采访。应该说，作为民间的传媒机构，能得到这样的机会是很不容易的。她很好奇地问其随行人员：“卡西亚诺夫总理为什么会接受我的采访？”

随行人员说：“因为在我们来中国之前，你曾采访过俄罗斯的副总理。副总理回国后认真地告诉卡西亚诺夫总理：‘如果你去中国，应该接受杨澜的采访，因为她提的问题很有水平。’”

杨澜当然不是借此来炫耀自己，而是要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更多的年轻朋友：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对你今后的成长产生影响；你做的每一件事，都会给人们留下烙印，千万不可小看人们之间的口口相传。

一般来讲，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思想：我一定要做一项很有分量、很有意义和很有兴趣的工作。其实，根本不用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可以顺其自然地先做一些看上去“大材小用” 的工作，甚至完全是事务性的工作。如果你能把这些工作做得比别人好，不需要等很久，就可能有机会去做更大的更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感到怀才不遇，愤愤不平，只是怨天尤人，什么事情都不做，那只能是有害无益。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尤其会关注一个人做事的结果。所以，只要在某一方面，坚持凡事比别人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更多的成功。

不错，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好评；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机会；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发展；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幸运；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令人羡慕的人生。

编辑胡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