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精选6篇）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 第1篇

中国政策科学发展分析论文的内容

摘要:政策科学作为一门以端正社会发展方向、引导社会全面进步为己任的新兴学科,

在我国已走过了10 多年的光辉历程。然而,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中国政策科学尚处在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特别是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一步深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所提出的现实要求,使中国政策科学既面临着大好的发展机遇,又受到十分严峻的挑战。怎样把握机遇、如何应对挑战,以推动和促进中国公共政策学科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已成为学界和政界普遍关心的重要而又紧迫的问题。

关键词：政策科学，发展，问题与对策

公共政策研究由来已久,中国自古至今更是不乏安邦治国的政策思想,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均涌现了不少政策研究的成果。但客观地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政策科学在中国则更多地属于“舶来品”, 它之所以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在中国兴起并得以快速发展,绝非偶然, 从根本上源于人们对改革开放前公共政策实践的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政策失误所带来的不良后果的深刻反思, 和对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建设实践对政府公共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及政策执行规范化和高效化的迫切需求。

回眸中国公共政策学科十几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公共政策学科从无到有、逐步完善, 无论是对西方政策科学研究成果的引介还是对中国政策科学理论体系的探索, 无论是对学科基础理论的建设还是对现实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论框架基本确立

一门学科能否在科学之林和现实世界中获得其独立的地位, 从根本上取决于它是否建构起自己完备的理论体系。经过多年的探索,他们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以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实践为研究基点, 并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西方政策科学的理论成果, 逐步确立了一个以公共政策及政策问题、政策功能、政策类型、政策结构、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环境、政策系统、政策价值等基本概念为基础的,以由政策议程、政策规划、政策采纳、政策执行、政策监控、政策评估、政策终结等环节构成的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为中轴, 以政策科学方法论为重要内容的政策科学理论框架, 为中国公共政策学科的理论体系勾勒出了一个大体的轮廓, 为中国政策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完善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二)科学研究成绩斐然

。目前, 中国公共政策学界与国外同行的学术交流也日趋活跃。迄今为止, 中国公共政策学界除了在译介国外政策科学研究成果方面取得了大批成果之外, 许多公共政策研究者还从自己的学术背景出发, 通过对中国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颇有成效的研究, 发表了大量的专业学术论文, 出版了一系列公共政策方面的教材与专著, 其中有不少论著具有相当高的学术质量和较大的社会影响。

(三)教学体系初步形成

目前,在我国,不仅许多党校和行政学院等干部培训机构开设了政策科学课程, 而且绝大部分普通高校的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及其相关专业院系中都开设了公共政策及其相关的课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在公共政策学界的强烈呼吁和政界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 国家教育部在其于 年3 月1 日发布的教高函(2002)5 号《教育部关于公布 年度经教育部备案或批准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名单的通知》中,已正式批准在中山大学和西北大学(试)开办公共政策学本科专业, 北京大学等享有设置本科专业自主权的学校也在考虑设置公共政策学专业。至此,公共政策作为一门学科已经逐步进入到我国高等学校各个层次的学历教育之中。

(四)实践价值日益显现

可以说,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每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到农村改革、企业改制、政府重塑、社会转型等领域的各项具体政策的出台, 几乎每一

项公共政策都无不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公共政策学科的研究成果, 凝聚了公共政策学者的智慧和心血。不难发现,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公共政策学科正日益显现出其独特的重要实践价值。

尽管我国政策科学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存在的问题也相当突出，有不少薄弱环节亟待加强，不能过高估计我国政策科学学科的发展水平。有学者指出: 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研究，本土化研究与独创性成果的缺乏，对国外公共政策研究成果消化吸收的不足，是目前中国公共政策研究面临的最大困境。具体来说，目前中国政策科学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在学术研究方面，政策科学的总体研究水平不高，学科的基础不牢，成熟的研究范式尚未形成，学术创新与学科理论构建任重道远。

2，在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方面，成规模的、相对独立运作的.公共政策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的数量有限，设置独立的公共政策本科专业的学校并不多，已开设的MPP 专业与MPA 专业的区分度不大; 公共政策的学会或研究会的建设相对滞后，跟不上学科发展步伐。

3，在知识应用方面，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研究，知识应用的体制机制不健全。

目前，中国政策科学正面临着新发展与新突破的良好的机遇。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急需公共政策的创新研究。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当代国外公共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产生了大量亟待解决的关于公共政策方面的重大问题，公共政策学科成为党和国家的战略需求及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领域。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推进政治、行政、社会和文化的体制改革，强化公共服务及服务型政府建设，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新形势要求我们迅速改变公共政策学的研究与教学还比较落后、水平不高的局面，努力克服目前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寻求中国政策科学发展的新的、更大的突破，以适应迅速变化着的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实践的需要。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 第2篇

标签: 专题研究、医改评论、医疗保障、药物政策、社区卫生、农村卫生、医院管理、国际卫生、公共卫生、理论探索、经验借鉴、书评 顶[1] 分享到 发表评论(0)编辑词条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期刊名称：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英文名称：Chinese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 期刊级别：核心期刊 CSCD 主办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 出版周期：月刊 ISSN：1674-2982 CN：11-5694/R 出版地：北京市 语种：中文 开本：16开

邮发代号：80-955 创刊时间：2008 编辑Q Q：1966715440 专辑名称：医药卫生科技

专题名称：医药卫生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研究 出版文献量：1947 篇 总下载次数：520508 次 总被引次数：12175 次 评价信息

（2017版）复合影响因子：1.928（2017版）综合影响因子：1.486 该刊被以下数据库收录：

CSCD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2017-2018年度）（含扩展版）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 2014年版;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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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已发表论文题目范例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杂志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公开发行的优秀期刊。自创刊以来，以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为主题，坚持“期期精彩、篇篇可读”的理念。中国卫生政策研究内容详实、观点新颖、文章可读性强、信息量大，众多的栏目设置，中国卫生政策研究公认誉为具有业内影响力的杂志之一。中国卫生政策研究并获中国优秀期刊奖，现中国期刊网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月刊）创刊于2008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主管，中国医学科学院主办，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承办的卫生政策与管理领域专业学术期刊。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办刊宗旨：紧紧围绕我国卫生改革发展的中心任务和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及时报道国内外卫生政策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卫生改革发展的新鲜经验，促进卫生政策研究成果的传播利用及卫生政策研究者与决策者的交流合作，建设我国新型卫生政策研究体系和学术平台，提高卫生政策研究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为政府科学决策、改进卫生绩效和促进卫生事业发展提供重要学术支撑。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办刊理念：以“传播政策、研究政策、服务决策”为办刊方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和互动，为卫生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持；追求权威性、综合性、实用性、学术性，提倡和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的研讨，活跃学术氛围；注重提供有价值的政策研究信息和学术交流，为政府决策服务。读者对象：卫生工作相关行政部门和单位管理者，卫生政策与管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践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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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专题研究、医改评论、医疗保障、药物政策、社区卫生、农村卫生、医院管理、国际卫生、公共卫生、理论探索、经验借鉴、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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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农合支付制度改革应注意的几个问题陈家应;

2、我国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进展与挑战张光鹏;

3、基本药物政策问题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王强;陈文;

4、吸引和留住农村卫生人力的国际经验及启示刘晓云;

5、试论个案研究方法在卫生政策分析中的应用杨肖光;钱序;

6、离散选择模型在卫生人力政策研究中的应用刘晓云;窦丽霞;

7、社区卫生服务民主监督制度的设计研究郝晓宁;薄涛;李士雪;

8、我国与GPA成员方及印度制剂产业外贸竞争力比较研究邹?;

9、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本药物可获得性研究张新平;郑双江;田昕;

10、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增补目录制定现状分析熊鹰;谭亚莉;张新平;

11、社区卫生建设的新阶段:全科医生必需承担起社区健康管理使命张勘;董伟;

12、卫生体系研究的里程碑——纪念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报告发布十周年雷海潮;

13、大医院与社区卫生机构合作模式的探索与分析——以北京安贞医院为例吕少丽;

14、从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到2010年世界卫生报告:卫生筹资取得了什么进展?迪•麦金泰尔;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 第3篇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成立于1985年6月, 主要从事发展战略、发展和改革政策、公共管理和科技管理以及相关学科前沿理论方法研究。为国家宏观管理部门、中国科学院、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高水平的研究咨询服务。30年来, 研究所始终坚持改革发展, 积极推进学科建设, 调整优化科研布局, 形成了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创新发展政策与管理、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政策、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和科技管理与评价等重点领域和研究方向, 形成了学科交叉、求实创新、团结协作的科研作风, 以人为本、服务科研的管理风格和以“志同气合、经世致用”为核心价值的创新文化, 为国家宏观管理部门、中国科学院、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了大量高水平研究和咨洵服务, 先后获得国家、省部级奖励42项。2015年6月18曰, 为纪念建所30周年, 研究所举办了学术报告会和领域前沿报告会。本刊对参加此次领域前沿报告会的学者的发言和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组织了一组文章, 希望读者可从文章中看到我国在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问题讨论中的一些思索和探索, 从而以此促进我国知识创新和经济发展。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 第4篇

政策研究的政治根源

从智库问题开始讨论，必然先要考察这一舶来品的制度基础和美国经验。实际上，智库作为一种政策研究的组织方式，正是在美国特殊的权力结构和制度安排中生长出来的，并且抓住了二战前后对新型研究的需求、60年代社会政策扩张和70年代保守主义重新兴起等政治机会，得以成为美国政治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门。而从比较的视野来看，智库既不是公共政策研究场域中必不可少的参与者，也并不必然要采用美国的组织方式，且本身的历史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智库没有发挥核心作用，或无法恰逢其时地供给政策知识，并不代表政策研究体系总体的失败。而政策研究的效能如何，最终还要取决于研究制度与权力结构的相契，以及是否有足够多的机会窗口（windows of opportunity）和进入点（access point）。

先以美国为例。智库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一大发明。概而言之，智库的诞生首先得益于美国独特的政治权力结构。美国民众天然就对“国家”这一权力中心不甚信任，而早熟的民主制更是造就了所谓的“党派分赃制度”，使得美国很晚才形成职业官僚体系，且专业化程度和法国、日本等国家不能相提并论，因而常有“弱国家”一说。至今，美国的联邦层面还有很多非职业官僚，特别是总统的班底。因此，国家内部的研究力量是不足的。在政党层面，由于党内初选制度的存在造成候选人中心制，以及本身组织的相对松散，民主党和共和党也无法建立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这些特征使得独立于国家和政党之外的政策研究组织——即智库——有了很大的生长空间。

此外，由于权力制衡的政治思想和制度安排，美国的立法过程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体都要来的冗长复杂。一个草案要最终变成法案，必须先提交两院分别审议、修改和投票，还要相互审阅，进行漫长的政治协商和妥协。60年代之后，立法环节不减反增，比如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就是新设机构之一。这一复杂冗长、权力高度分散制衡的立法过程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后果，即造成了多个“进入点”（access point）和“否决点”（veto point）。这给社会团体和社会运动、工会组织、各类游说公司，特别是智库提供了相当的政治空间。包括智库在内的各类组织完全可以依靠相对较少的预算和政治资源作为“杠杆”，通过一两个节点或少数几个政治精英来进入政策过程或阻碍特定法案。这和法国、日本和中国等政策制定过程相对比较封闭、政策理念主要在政治精英网络内部形成和流通的局面相当不同。

最后，由于美国从19世纪末谢尔曼法案开始实施反垄断政策，企业之间的政治协商和集体行动本来就比欧洲要少的多。例如在德国这样的法团主义国家，特定行业都有统一的行业协会（peak association）来代表其政治经济利益，在各类政策委员会中也有集中的代表。而美国的企业从来没有统一的声音，而是各自独立从事游说活动。这也促使各类企业转而支持各类智库来推动和宣传他们自己的政策主张，而不是通过行业协会来进行政策研究或游说。

相比之下，大多数成熟政治体的权力结构、立法程序与政治协商的方式与美国不尽相同，毋宁说，美国国家容易被社会力量渗透的局面，也许是一个特例。像法国和日本这样官僚系统制度化程度高和政治精英网络相对封闭的国家，智库起的作用其实并不大，研究质量和政治影响也很难一概而论。由于历史上官僚的高素质和专业化，官僚系统内部承担了大量的政策研究工作，很少会像美国那样外包研究任务或依靠外脑。比如在日本，至少在90年代行政改革之前，官僚系统只招募精英大学的顶尖毕业生。且各部门都有研究调查的传统，定期要业务学习或去国外培训，尤以通产省等核心经济部门为盛。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开始进入高速期，背后并不是依靠智库和强大的外部专家，而是官僚本身的研究力量。当时，经济官僚甚至创建了一个新学派，即所谓的“官厅经济学”。而同时期日本的经济学界基本对政策没有影响，研究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此外在德国，政党专属的研究机构是相当制度化的，政党为其提供资金，研究质量也很高，美国式独立智库发展的空间相对也小。当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也出现了智库建设的小热潮，但政治影响和运作模式与美国智库差异甚大。这一变化，显然也和美国政治影响的提升以及新自由主义范式的扩张有关。

这充分说明，政策研究的制度安排，包括研究力量是建构在政府内部还是外部，研究者具有怎样的训练和才具，提供怎样的研究和政策话语，很大程度是由政治过程本身决定的。抛开政治情境来看智库及其他研究机构的质量和政治影响，无异于缘木求鱼。当然，这只是硬币的一面。从另一面来看，政策研究一旦相对制度化，其内部的病症、偏颇和怪象，亦会反过来型塑公共政策的理念和技术，最终影响现实利益的分配。再以美国为例。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智库在资金来源和研究方式等方面发生了结构转型。由于私人资本的大规模介入和保守主义力量的支持，智库日益沦为资本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概念贩售和媒体文宣代替了实证研究，且从参与政策形成的前期研究转为后期的利益分配和国会辩论并协商的阶段。这些结构转型当然是美国政治变迁的镜像，但反过来又深刻影响了具体政策的范式和分配结果，与80年代后保守主义占据主导，社会政策全面衰落和贫富差距进一步彰显关系莫大。还有一个以色列的例子。在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的外交政策研究主要依靠阿拉伯裔的情报人员，对于实际政治中的关节和情况相对了解。但此后因强调国家建构和中东局势的改变，政府转而依靠大学内部从事“东方学”的智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特拉维夫大学的夏洛学院。东方学学者惯于从文本分析中揣测推究“真实”的动机，但对于现实政治并不了解。这一政策研究方式和技术的转变，使得以色列对于周边国家政治领袖的意图出现了不少误判，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中国当下的政策研究

由此来看，简单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够独立客观，和政府靠的太近”，而中国的智库“面临知识短缺”，“没有建设性的研究产品”，只是一个表面的批评，莫能深原其本。和上述各国的例子相类，中国的政策研究也是深刻嵌入于权力结构与政治制度之中的，而智库只是其中一部分新兴的研究力量。郑永年的这种批评，既脱离了中国当下的政治情境，也没有抓住根本的问题。

首先，尽管有学者声称医疗、五年计划等政策领域实行了“共识性决策”，但概而言之，中国的政策过程还是相对封闭的，主要的决策权在政治精英和高级官僚手中，特别是议程设定的权力。公众舆论固然对政策影响巨大，有时甚至超过所谓的西方民主政体，但并没有系统化地表达多元社会利益的渠道。特别是资本的力量近年来日益高调，但企业家也没有制度化的管道来影响政策，很多时候还是通过官僚系统内部的代理人来介入政策过程，而行业协会的作用始终是管控大于代表。此外，这些掌握政策权力的党精英和官僚群体内部也是相对同质的。或明或暗的派系斗争并不能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即国家的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军事权力始终是相对统一的，而经济权力始终处于以上权力的统摄之下。这种权力结构有一个直接的表现，就是国家权力相对集中，与法国和日本类似，不像美国不同精英掌握不同的权力基础，且有相当一部分精英没有进入国家。因之，对于从事政策研究的专家来说，不管他们是代表广泛的社会利益还是特殊利益，能够影响政策的所谓“进入点”并不多，能够利用的权力缝隙和“机会之窗”也很少。

另一方面，中国国家内部已具有功能完备、规模庞大的研究力量，虽然研究质量参差不齐。在执政党的建制中，各级的政策研究室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机构虽然大部分的工作是整合既有材料和撰写报告，但也有相对独立的调查能力。此外，政党的培训机构——各级党校，也部分负有政策研究功能，特别是对于政策话语建构和意识形态管理方面，具有相当影响。在这之外，非制度化的各种政策领导小组也可以就特定政策议题抽调重组分散于党内和政府各部门的研究力量，为政策设计服务。而在政府内部，技术官僚本身的职业素质和研究能力也是相对较强的，也许并不输于日本60年代的情形。所以，和日本与法国类似，很多政策研究的功能是由中下级官僚本身来承担的。比如，发改委内部各主要计划部门的研究能力是相当了得的，技术官僚完全可以操作复杂的预测模型，对于信息的掌握和敏感程度也远在学院经济学家之上。在这之外，具体职能部门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基本都建立了自己专属的研究机构，比如财政部的财研所，卫生部下的卫生经济研究所（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等等，虽然内部也有很多闲职。而在超部门的层面，还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研究力量最近十年都以引进博士研究人员为主。

因此，中国当下政策研究的组织方式与美国智库大规模影响政策的模式本是截然不同的，与中国国家权力的组织方式和官僚体系本身的性质密切相关。回顾来看，目前的政策研究体系是在朱镕基时期逐渐成形、胡温时期进一步巩固扩张而成。依照与国家权力场域的关系，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圈层，而每一圈层所拥有的信息与资源、政治上的影响度以及专家的性质都是不尽相同的。最核心的圈层大略是上述的党政直属研究机构，部门领导可以直接列席政策会议;第二圈层是各级社科院、党校等培训系统，一般有自己独立的内参系统;最外层的则是各地的精英大学，没有制度化的进言渠道。从目前来看，2014年底开始的智库建设运动对这一基本格局冲击不大。对于既有的政府内研究机构如国研中心等，还有社科院这样本来就承担智库功能的机构，重组研究力量的措施并不多，虽然财政投入的确增加了。变化最大的也许要数大学系统：80年代大学与政策领域的关系相对较远，90年代学术与政治进一步分开，直到最近十年，精英大学又重新进入了政治领域的外围。而智库建设的风潮无疑用财政投入为杠杆，持续改变了大学内容的机构设置、研究导向和人员配备。

以此观之，仅仅观察一些外围的智库和学者就判断中国当下政策知识短缺，确是有失偏颇的。要全面评估政策的研究能力，也许要把三个圈层的研究机构都纳入其中;更加重要的是，对于官僚系统本身的研究能力也不可低估。话虽如此，笔者也没有否认目前智库的理念贫乏，这本来就和中国政策场域进入点不多有关，也不会成为政策知识生产的主导形式。国家外部的专家缺乏制度性的代表，往往依靠和官僚以及党内精英的私人网络来进入政策场域，所发挥的影响也差异很大。此外，这一轮智库建设的主要目的也许有三个：第一是对中国相对过剩的政策研究力量进行重组，做大做强，但目前看来成效甚微;第二是羁縻和管控科研系统的人员，用财政投入来引导社科和其他领域研究，使之处于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内，宛若“丸之走盘”;第三是通过智库来进一步论证和宣传既定的政策话语，起到文宣的效果，实现政府与社会的顺畅沟通。目前看来，后两个目的是部分达到了。因此，智库和专家们若是忙于阐释解读政策而不是创造政策知识，也是中国语境下智库的“题中之义”了。毕竟什么样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专家，而智库在不同政治体系中的功能又不尽同。

如此说来，“知识短缺”并没有抓住中国政策研究体系的内在病症，而“缺乏独立性”也许是一个更有效的批评。窃以为，影响政策研究效率和效能的最主要问题可能恰是以下两点。首先，目前三个圈层的研究机构，包括官僚系统内部的研究力量，并没有统筹整合，很多时候不免低效率重复。一个“一带一路”的研究项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研究机构蜂拥而上，在研究侧重上鲜有合理分工，倒是常有过度的竞争。而法国等固然也主要依靠国家内部的研究力量或官办的智库，但分工明确，不同机构之间也少有竞争。此外，为了保持差序格局，不同圈层的研究机构能够得到的信息和政治资源也是极不平衡的。结果是，它们之间少有人员的沟通，分享关键信息和资源的契机也比较少。这些都影响了政策研究的统筹和效率。其次，即便有一个如此庞大的研究系统，大部分的政策还是缺乏公共讨论的。各级研究机构和各种性质的专家与官僚系统沟通的多，对社会大众代表的少。并且由于政治市场的封闭，少数专家可能会进入个别政治精英的恩庇网络，发挥较大影响，而不是平衡公开地提供政策知识。在这种格局下，公众参与的缺乏愈发成为弊病。这恰是由于，专家往往被专业所限，并之后将要详述的社会科学本身的病症，很多时候仅有“有限理性”，而缺乏全面考察政策问题的“情境理性”。只有通过不同专业背景和代表不同社会群体的专家之间的公开质辩，在公共平台而不是封闭政治网络内进行政策技术和价值的讨论，才能避免重大的决策失误或利益分配的明显不公。比如，此前艾滋病防治问题政府一度讳莫如深，相关决策部门通过自己的网络延请专家测算艾滋病可能的爆发率及对策。然而事实最终证明，专家的测算模型参数错误，某些医疗资源发生了错误配置。如果对此有相当的公共讨论，也能邀请不同立场和见解的专家质询各自的技术方案，与大众之间民主沟通，也许这样的决策失误就能大大减少，尽管公共政策讨论又会带来别的问题，如舆论的过度影响等等。

价值缺失的社会科学

中国当下政策研究这两大病症，一方面有其深刻的政治根源，所带来的各种决策失误和形式误判，并不是说搞几场智库运动就能圆满解决。实际上，现有的智库建设正是放大了原有病症的逻辑，其绩效如何，待观后效。另一方面，尽管政策研究与学院内部的社会科学研究之间并不是必然紧密联系的（正如技术和科学之间的关系），且国别差异巨大，但在很多情况下，学院系统还是政策研究的母领域，可以为后者提供两种最重要的资源：专业人员的培训以及科学权威的来源。通过这两条渠道，社会科学的研究工具和理论范式也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现代国家的政策研究，虽然也不乏日本这样的反例（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术与政策的分离）。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和学院系统的问题也会反映在政策研究的制度和效能中。

中国的情况在近三十年也经历了重要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学院内部基本是马克思主义范式主导，与政策相关的学科门类也零落不全。政策研究基本依靠技术官僚，培训也主要通过政策实践和党内系统来完成。从8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科学的理念和工具为改革政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政治话语，学院体系和政策领域之间的关系也一度开始变得紧密，人员交流日频。然而，90年代情势反复，学术领域发生“去政治化”的无声巨变，与政治场域再度分离。尽管如此，党和国家内部的技术官僚和研究力量还是依靠学院系统培训，他们的工具和理念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最近更是被圈入政策研究体系的最外层。

90年代至今的中国社会科学，在技术和理论资源的积累上固然不如有百年传统的西方，至今也未跳离西方的主流范式，但也绝非“知识缺乏”。三十年来的西学东渐，再加上缓慢但持续的代际更替，使得目前的社科研究在技术层面和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术界的距离越来越近。目前的问题，毋宁是价值的缺席，而非知识和技术的缺位。这首先和90年代学术与政治分离，“知识分子”蜕变为“学者”的趋势相关。在此之后，“事实”与“价值”的两分完成，学者普遍退出了政策领域，在公共空间的发言也缺乏对于公共价值和弱势社会群体的关照。这也是进入本世纪之后，各种没有专业背景但充满情怀的“公知”占领公共空间的原因之一。“公知”的上升，包括最近几年对她（他）们的嘲讽批判，恰说明了公众对于价值的需求和焦虑。但显然“公共知识分子”已成为一种功能，一种公共空间中的特殊角色，但学院知识分子本身已无力扮演。

此外，美国学术系统的基本组织逻辑和评价标准也日益被移植到中国。“实证主义”一直是美国学术界最显著的传统，但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意外加强，还是另有原因的。当时正值学生运动平息不久，新的一代学者要挑战老一代的权威，转而支持用更为“客观公平”的评价体系，最终导致了计算论文数量的方式胜出。无奈三十年以降，反而从注重实践的实证主义进一步演变为形式实证主义（表现为对统计方法的滥用），使得学术系统与公共空间几近分离，创造力减弱，并被过度竞争困扰。当中国学术界也日益采用实证主义逻辑和数量评价体系时，自然不可避免这些弊病，进一步把学者束缚在象牙塔内。

另外，社会科学内部发展是极不平衡的，这与国家通过科研经费的分配、学科目录的调整等方式加以调控的政策关系很大。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应用性、技术性强的学科，特别是管理学和经济学，投入和规模在最近十年远超基础学科。这本是一个全球性趋势，但是参看科研投入和科研人员规模就能发现，像政治学这样的学科地位低落绝对是一个中国现象。在美国，政治学研究是仅次于经济学的，投入也远大于持批判态度的社会学。二战之后，政治学的大发展，特别是民主研究和比较政治学两个领域，为美国霸权的全球扩张输送了独特的政治话语。很多理念都是学界的原创，而绝不是简单阐释政府的说辞。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学投入远不如管理学和经济学，甚至不如社会学，因为社会学尚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在仅有的政治学研究中，国家也倾向引导学者进入公共行政层面的课题。结果是，最近的一些重大的意识形态概念和政策话语，无不出自政党本身，鲜有来自学界的新鲜思想，特别是政治学。

概而言之，去政治的态度、实证主义与数量管理以及最能提供政治理念的基础学科之不兴，都导致了中国社会科学在价值层面的贫乏。这种贫乏，不免从母领域传递到政策研究领域。政策研究本身不仅仅限于工具和技术，也包括理念、范式和“说法”，而后者总是和一套价值联系在一起。

中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研究 第5篇

【摘要】：进入21世纪,我国人口发展态势呈现出较以往更为复杂的局面,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仍然不高、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失衡等。与此相应,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目标也已从最初控制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逐步转移到如何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上来。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尤其在进入新的世纪以来,“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逐步成为合理引导我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一项重要机制,并已被实践证明是更易于为群众所接受的计划生育工作新方法。正因如此,深入研究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进一步完善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对全面系统认识计划生育相关理论并不断充实其内涵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基于翔实的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补偿机制与导向机制两个视角,着重探讨了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系统梳理了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时空发展历程。其次,深入分析了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及帮扶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等四个方面的影响作用。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思路和建议。本文重点对旨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引导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及帮扶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研究发现：(1)现行旨在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利益导

向政策对引导群众生育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辅助作用,即在目前影响各省区稳定现行低生育水平的综合因素中,利益导向政策仅能起到“不让计划生育家庭不满意”、“使违反计划生育家庭有所顾忌”的作用,其自身的激励功效小于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研究还发现,同以往人们所预期的并不一致,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控制人口数量的影响并未出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低下的地区其效应表现得越显著的现象。(2)现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力度尚不能与环境、食品因素的影响相比,加之近年来出生缺陷的检测更为精细,使得出生缺陷发生率呈上升趋势；而且,由于我国很多地区旨在提高人口素质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实际用途发生了改变,导致目前这一方面的利益导向政策对独生子女身体素质的影响很微弱。(3)对“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地区的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地区初步形成了有利于女孩成长、成才的社会环境,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出现下降趋势,但不能完全寄希望于现有的奖励扶助政策,还需加强完善婚嫁习俗、养老保障、男女同工同酬等社会和经济制度。(4)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补偿性功能已初步建立并逐步完善,这一点已得到各界的共识。但是,根据本文分析结果可知,不应不加区别地继续强化各类计划生育补偿功能,而需加强对重度残疾独生子女与计划生育手术严重并发症、后遗症患者及其家庭的补偿力度；同时也要注意有关独生子女家庭的利益导向政策对未来符合法律法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家庭生育数量的误导。(5)从理论层面上来说,对现有相关理论在我国的适应性的分析表明,基于微观人口经济学理论提出的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孩子质量-数量替代理论对我国农村居民生育行为的解释力较有限。【关键词】：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人口数量出生人口素质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困难家庭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1 【分类号】：C924.21 【目录】：摘要6-8ABSTRACT8-17第一章导论17-331.1问题的提出18-251.2相关概念辨析25-291.3研究思路与研究主题29-311.4研究方法与创新31-33第二章文献回顾33-572.1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研究回顾33-482.1.1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出台动机34-352.1.2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内涵和功能35-372.1.3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道义评价37-392.1.4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实施效果39-422.1.5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存在的问题42-462.1.6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建议46-482.2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理论基础48-552.2.1西方相关理论研究48-512.2.2国内相关理论研究51-552.3文献研究简评55-57第三章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发展历程57-773.1城乡居民生育意愿的变迁57-693.1.1意愿生育子女数量58-673.1.2意愿生育子女性别67-693.2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发展演变69-753.3小结75-77第四章旨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利益导向政策77-1334.1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建立的背景77-814.2相关利益导向政策的实施过程81-1034.2.1节育手术费减免81-834.2.2城镇独生子女父

母退休奖励83-854.2.3独生子女就学就业优先优惠85-874.2.4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经济扶持87-934.2.5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93-964.2.6参加社会保障优先优惠96-1014.2.7经济处罚及行政党纪处分101-1034.3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控制人口数量的影响103-1314.3.1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因素与非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因素对生育水平影响的简化路径分析103-1074.3.2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控制人口数量作用的定量分析107-1234.3.3不同类型地区的利益导向政策与计划生育工作效果的交互分析123-1314.4小结131-133第五章旨在提高人口素质的利益导向政策133-1485.1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建立的背景134-1355.2相关利益导向政策的实施过程135-1415.2.1独生子女保健费(或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135-1375.2.2独生子女保险137-1385.2.3免费孕前优生检测138-1405.2.4生育保险140-1415.3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提升人口素质的影响141-1475.3.1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因素与非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因素对人口素质影响的简化路径分析141-1435.3.2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提升出生人口素质的影响143-1465.3.3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提升独生子女身体素质的影响146-1475.4小结147-148第六章引导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的利益导向政策148-1756.1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演变过程149-1556.2相关利益导向政策的实施过程155-1596.2.1计划生育纯女户家庭给予奖励优惠政策的试点156-1576.2.2全面实施引导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的利益导向政策157-1596.3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引导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的影响159-1746.3.1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因素与非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因素对出

生人口性别比影响的简化路径分析160-1636.3.2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影响的逻辑分析163-1656.3.3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影响的实证分析——以四个”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县为例165-1746.4小结174-175第七章帮扶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的利益导向政策175-1937.1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建立的背景175-1777.2相关利益导向政策的实施过程177-1837.2.1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及后遗症患者帮扶177-1797.2.2独生子女不幸伤残或死亡家庭特别扶助179-1827.2.3计划生育公益金182-1837.3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帮扶救助政策的影响183-1927.3.1普惠型福祉制度帮扶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影响的简化路径分析183-1847.3.2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帮扶救助政策影响的效果分析184-1907.3.3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帮扶救助政策的理论探讨190-1927.4小结192-193第八章结论与前景展望193-2048.1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193-2028.2研究不足及未来走向202-204附录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相关的重要官方文件204-208参考文献208-219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219-220后记220-221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 第6篇

机构贷款基准利率，但对房产的非合理需求缺乏有效控制，投机炒房快速增长，同时，中低档住宅供应比例下降，导致房地产供给结构严重不合理。此后，国家利用信贷、税收等经济手段，提高房产交易成本，抑制房产投机需求，但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中低价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的比例偏低。2006年，国家在行使多种经济手段【关键词】

的同时，吸取了前两年的教训，通过出台个人住房贷款;政策;问题

《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

一、宏观经济背景下中国住房贷款意见》，弥补了房贷政策的不足，直接宏观政策的演变调控住房结构，并有区别地调整住房消费

1998年是我国取消福利分房，开展住信贷的首付比例，引导合理消费。房制度市场化改革的起步之年，此后，也②房贷政策的松动――大量空置房是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房地产繁荣发展的2004年以前，在积极财政政策调控一个时期。住房消费的增长与社会经济的下，国内房地产市场具有典型“亮点经济”发展密不可分，显现正相关的连带效应。特征。“十五”期间，许多城市将房地产业

总体来看，国内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列为支柱产业。同时，信贷政策也在影响是稳步提升的，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会和调控房地产的投资和需求，局部地区房采取相机决策，特别是如前所述，房产政地产投资过热，购买多套住房的投机需求策是一种短期性政策，会按照经济发展态增加，导致全国范围内越来越多的空置房势和政府调控意图进行变化。1995年以来，难以消化，房贷政策出现松动迹象。2005我国商业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可以划年，国内商品房空置率达26%，大大超过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政策启动阶段(1995―国际公认的5%～10%的警戒区间。因此，1998年)，商业银行在这一时期开始办理个从政策层面看，支持经济型住房发展、支人住房贷款业务，并从1998年下半年起，停持有效需求的房贷政策总体趋向不会改止住房的实物分配，实行住房货币化，为变，只是在刺激个人住房消费需求方面会住房金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扩张发有所收缩。展阶段(1999―2000年)，国家通过中央银③房贷政策的风险――信用环境差行发布了多项鼓励政策，在优惠利率、贷信用环境建设是国内大部分行业，包款额度、贷款期限等方面尽可能地降低放括房地产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软贷门槛，支持个人消费信贷。三是规范调肋。近几年，国内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金整阶段(2001～2006年)，针对个人住房贷融机构与咨询中介机构联合，建立了个人款过程中出现的违规行为，人民银行为降联合征信系统，为有效防范房地产信贷风低金融机构风险、规范房产金融市场秩序、险，特别是个人住房贷款风第一文库网险发挥了重要抑制房产投机行为，及时收紧放贷条件，加作用。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征信系统还没强了对个人住房贷款的管理。有真正建立起来，金融机构之间的资源共

享、平台合作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所以，

二、房贷政策存在的问题及评价市场环境下的信用建设与维护还有待进一

住房问题是关平民生的大问题，近几步加强。年国家出台一系列的调控措施，但效果并不是非常明显。房贷政策虽已及时进行调三、加强个人住房贷款风险控制的整，但房地产市场仍然存在住房结构不合措施建议理、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中低收入居①强化个人住房贷款的保险机制民住房难以满足等问题。商业银行就贷款抵押物价值为标的，

①房贷政策的盲区――结构性矛盾要求借款人向保险公司投保住房抵押财产2004年以后，人民银行多次上调金融保险。2002年4月后，保监会对原保险范【文章摘要】近几年来，中国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为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房地产投资过热、房价高涨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经济秩序。

围进行了调整，除对抵押物的不可抗力导致损失进行保险外，另对借款人由意外造成的伤亡，丧失还款能力，由保险机构偿还贷款余额。这项个人住房贷款综合保险品种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银行与借款人的风险。然而仅此一项保险还不足以分解银行的风险。建议增加由房地产开发商投保以银行作为第一受益人的责任保险;由借款人或银行投保的以借款人信用为标的，银行为第一受益人的保证保险;由银行每月就个人住房贷款人余额按比例缴纳保险金，对于逾期超过某月的贷款，保险公司支付逾期部分的赔偿金(保险品种创新)，当然，这种险种需要 计算 一个比较合理的保费。一旦出现风险，银行可直接向保险公司行使保险权益，使债权获得最大限度的保障，实现风险合理有效的转移，把贷款风险控制到最低限度，也可使银行从繁琐的法律纠纷中解脱出来。

②尽快建立健全个人住房贷款的法律体系

尽快完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配套法律法规。应对期房抵押登记、抵押债权转移、房产中介的法律责任、个人债务的追偿、甚至是个人破产制度等问题都做出明确的规定。进一步完善抵押、拍卖制度，简化手续，提高效率，切实解决抵押物处置难的问题。商业银行在办理个人住房按揭过程中应尽量规避法律不健全带来的风险。谨慎受理低收入居民的第一套住房贷款;谨慎受理购买小户型、低总价住房的第一套贷款;必要时可要求降低贷款成数，或追加担保物。再如，在办理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过程中，可要求抵押物所在地公证处对抵押合同进行“强制执行”的公证，一旦发生严重不履约，可直接向法院申请执行，缩短处置时间和费用。

【参考文献】

1、张勇，个人住房贷款的风险与防范，现代金融，2005，(12) .2、韩双，个人住房贷款的风险来源与防范，海南金融， 2005，(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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