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类型范文（精选4篇）
腐败类型 第1篇
莫言：最严重的腐败是组织腐败和司法腐败
2015年01月01日 17:04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作者：景延安
莫言接受中纪委网站采访。
著名作家莫言：中国现在的反腐力度超过了我的想象
作家、艺术家必须扎根生活，跟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真正了解老百姓的所思所想，知道老百姓生活的艰苦
问：2014年10月15日，您参加了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总书记对新时期文艺的作用、文艺工作的方向等问题作了重要论述。让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莫言：当时我正在老家山东高密，查阅一些资料，做一些创作上的准备。接到通知就赶了回来。习主席主持的这次会议跟我们以往参加的类似会议的气氛不太一样，很随意，很平和，甚至有点像聊天拉家常，很亲切。习主席即兴发挥，脱稿讲了很多话，出口成章。我听了报告后，印象比较深的有几点。
一是他说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作为一个作家，我感觉到确实要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写作，用作品来说话。第二，他说创新是艺术的生命，要把创新的精神贯穿到文艺创作的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我想应该写出具有原创性质的、具有个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说，应该把这个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第三，习主席特别强调艺术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就是直接地和间接地来源于人民、来源于生活。艺术当然要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我想这就要求作家、艺术家必须扎根生活，跟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真正了解老百姓的所思所想，知道老百姓生活的艰苦。就是要接地气，跟老百姓打成一片。
我有两个基本判断。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党都更加希望中国富强；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元首，都更希望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
问：2012年12月8日，您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以“讲故事的人”为主题发表了演讲。正是通过您的一个个故事，让世界各地的人越来越多地了解了中国。今天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故事愈来愈精彩，让中国声音愈来愈洪亮，您有什么建议？
莫言：关于讲中国故事，我觉得很惭愧，其实很多故事可以讲得更精彩。我想文学艺术或者说这个故事，核心还是关于人的，讲的还是人的故事。理论家是以理服人，文艺家是以情动人。只有真理才能服人，也只有真情才能动人。所以我想要讲好中国的故事，就是要把我们的真情实感灌注到我们的故事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当然中国社会也还存在很多问题，这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讲述中国故事，当然要理直气壮地赞美我们的进步、我们的成就，同时也不应该回避存在的问题。
在国外常有记者问我关于中国道路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大，确实一时很难说。我就说两句最好懂的，这也是我这些年来的两个基本判断。一个判断就是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党都更加希望中国富强；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元首，都更希望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我想我这样一种说法，他们也没法否认，而且这确实是说的真话。
只要真抓实管，无论多么顽劣的歪风邪气都可以得到遏制、得到整治
问：这两年来，全党上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纠正“四风”，在这方面，让您感受最深的有哪些？您认为在哪些方面还有待加强？
莫言：八项规定，反对“四风”，这个确实是非常及时。我也想到，前些年实际上也有类似一些规定，类似一些口号。但是那个时候多数都是一阵风就吹过去，或者说经常被强调，但落实的程度比较差，所以有一些口号就是挂在嘴上，有一些规定就是挂在墙上。这次我觉得确实是动了真格儿，效果大家有目共睹。过去我曾经也认为有很多东西不可逆转。比如公款吃喝，铺张浪费，我觉得这些东西好像是禁止不了，也制止不了。现在看来只要真抓实管，无论多么顽劣的歪风邪气都可以得到遏制、得到整治。
问：有一些这方面的具体体会吗？
莫言：首先现在一些豪华的场所、饭店、酒店很难见到公款吃喝，很难一眼看到公务用车。再一个，过去公务接待不管两个人、三个人，都上很多很多菜，现在都非常注意节约，因为干部们也都高度警惕。我想这样的情况会让老百姓很高兴。当然我想也有人不高兴，很多高档消费场所的老板就不会高兴，但老百姓高兴就是最高的追求。除了表面的，其他变化也很深刻，表现在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很多领导干部心里，他们过去不以为然的东西，现在他们都很重视。这样一来提高了他们对自律的警惕性，这种内心深处的变化，我想可能是最可贵的。
问：我看您在《酒国》这本小说里，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禁绝这种歪风也感到无奈无助，是这样的吗？
莫言：当时我也觉得这个好像根本制止不了，怎么可能制止呢？但现在看来，只要真管真抓还是管得住的，事实证明，这不，才两年时间就基本管住了。可以这样说，中国现在的反腐力度超过了我的想象。
干部应该树立一个最根本的观念，就是你的工作首先是对老百姓负责，对人民负责 问：对进一步纠正“四风”，您还有什么建议？
莫言：实际上任何一种治理，都应该从上到下，从官员到百姓，从中央到地方，一级一级做出榜样。上面搞形式主义，你要下面不搞，怎么可能呢？我觉得这两年相对少一些了。前些年我也经常下去，一些基层干部也是怨声载道，说形式主义的大检查、大评比，实际上都是搞表面文章。一个领导干部下乡，下边的干部都在演戏，甚至要预先排练。先找一个人扮演要下来视察的领导，然后大家对着这个领导背诵自己要说的话，甚至连怎么样给他端茶倒水，都要演练到。这样的检查有什么意思呢？不是劳民伤财吗？所以这种东西我想应该在逐渐减少。
我想干部应该树立一个最根本的观念，就是你的工作首先是对老百姓负责，对人民负责。领导干部也应该具备一种慧眼，要看破表演，看破表面文章，应该能够善于发现问题的本质。如果你知道下面有人演戏给你看，你就应该跳出这个舞台，不要扮演人家早就预先设定的这个角色。这样一种不配合，对纠正“四风”，对搞表面文章，也会是一个制止。
不能把腐败的原因完全归结为体制和社会，我想第一个理由就是说古今中外都有贪腐 问：您一直十分关注现实，您的《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等小说都对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您曾谈到，腐败问题对国家来讲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对作家来讲还是人的问题，要分析人的欲望跟法律、道德、制度之间的矛盾。请您具体谈一谈。
莫言：我曾经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属的检察日报社工作了十年，采访过一些基层检察院，了解过一些案件，也写过这方面的小说和电视连续剧。反腐题材的文学作品要涉及到一些案件，但是不应该满足于用文学的语言来讲述一个反腐败的故事，而是要写人，要塑造典型人物，要把写人、塑造人物当作最根本的目的。
贪官当然是人人痛恶，但是我们也应该把贪官当人来写。贪官并不是我们在戏曲舞台上看到的那种抹着白脸的小丑，他们确实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共同的特征就是贪。但是他们一个个性格鲜明，都是活生生的人，甚至有些贪官还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他一出事，大家都在说，他怎么可能出事呢？有一些贪官甚至人际关系很好，口碑很好。也就是说很多贪官都具有两面性。对贪官确实不能是概念化、脸谱化的。我们的文学如果要写这样的一种人物，确实要写出他们的丰富性，要写他们的心理，写他们内心的矛盾、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后悔，甚至也可以写他们的无奈和善良。当然也要写他们的贪婪，写他们的愚蠢。犯这样的错误不是非常愚蠢吗？我们曾经常议论，实际上即便是一个县处级干部，如果不犯错误，你的后半生肯定没有任何问题，没有衣食之忧、住房之忧。一切安排很好了，为什么还要那么贪婪，捞取不义之财，所以我想他们也是愚蠢的。
我也说过不能把腐败的原因完全归结为体制和社会，我想第一个理由就是说古今中外都有贪腐，都有贪官，都有清官。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同样的体制下，同样的社会制度里，有的人贪，有的人就不贪。有的人有比较正确的世界观，他就可以做到不贪不腐，有的人世界观比较低劣，人生观比较扭曲，他就顶不住诱惑，堕入深渊。社会制度方面确实有它的原因，制度的不严密，制度设计的缺陷，但是个人的道德水平、文明程度，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不一样，也导致在同样的环境下，有些人就是拒腐蚀而不沾，有的人就是自己往深渊里跳，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腐败不仅仅是官场的事，当然社会风气坏了，官员应该负首责。“官风不正，民风必歪”
问：最可怕的腐败是社会价值观的腐蚀堕落。在扭曲价值观的笼罩下，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又都裹挟其中。要使掌权者真正做到从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腐，您有哪些建议？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构建“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文化？
莫言：我讲两个亲身经历的故事。
第一个，我的一个亲戚，他平常谈到社会，是义愤填膺；提到腐败，是痛心疾首。去年正好他的一个孩子中考，缺5分才能进我们县里的重点中学。他找到我，说这个你一定要帮忙，就差5分，无论如何得让孩子上重点中学，我们不怕花钱，该送就送。我就刺儿他，我说你每次见到我，都痛骂腐败，痛骂贪官，你让我送钱，我如果送了，人家接受了，那不就制造了一个贪官，我去送，我就是在行贿，这不是跟你平常说的不一样了？他说，这是两码事，我的孩子要上学了。
第二个，前不久搭我朋友的车，车子停在路边。我们要走时，来了个看车的要收20块钱。我的朋友很有经验，给他10块钱，说不要发票，那个看车的人很平静地把钱揣到兜里。这个看车的人也有一点小权力。本来20块钱，那么不要发票10块钱，这10块钱肯定进了他自己的腰包了。
我想讲这两个故事，没有丝毫标榜我比他们高尚的意思。如果处在同样的境遇里面，我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呢？确实我不敢保证我不像他们那样做，也不敢保证能比他们做得更好。所以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腐败不仅仅是官场的事，当然社会风气坏了，官员应该负首责。“官风不正，民风必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至于如何让掌权者从不敢贪到不能贪到不想贪，我想一个最根本的认识，就是要认识到人性的弱点，然后根据人性的弱点来建设防范的制度。
至于廉洁光荣、贪腐耻辱的观念，实际上早就有了，我们传统文化里一直有这个，我们传统戏曲也一直把它当作很重要的内容，反复地表演。这种长期的熏陶和教育，自然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我想教育必须和制度建设相配合。因为教育对部分人确实会发挥作用，但是不可能对所有的人都发挥作用。对廉洁光荣、贪腐耻辱这类传统文化的训诫和教化作用，当然可以大搞这种宣传，但必须把这种宣传建立在制度建设的前提之上，建立在对人性弱点制约制度的前提之上，这样双管齐下，效果才更好。
我坚信千百万人的善念，会形成一种巨大的道德力量。这种道德力量会使很多丑恶现象得到限制，使很多不正确的东西得到校正
问：确实我们很多人说起不正之风都很痛恨，但是涉及到本人，却又要把自己置身于外。这种风气的改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须久久为功。
莫言：不是一朝一夕能奏效，而且确实人们都应该有点反思精神，不能光拿眼睛盯着别人，盯着官员，光看到贪腐的这种黑暗面，也应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把我放到这样一个位置上，我能不能把握住自己。人实际上经常需要一种外力来观照自我，借一种外部的正确的向上的精神力量，不断地校正自己内心的东西，最终达到对自己欲望的克制。优秀文学作品对人就有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人们看到善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最终会战胜丑恶。我坚信千百万人的善念，会形成一种巨大的道德力量。这种道德力量会使很多丑恶现象得到限制，使很多不正确的东西得到校正。这样坚持下去，社会的整个风气就会变得越来越好。现在党中央办的事情，就是老百姓心里想的。党中央对下面各方面的情况是洞若观火 问：您如何评价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形势？
莫言：这也是大家现在议论的热点，人们坐在一起谈，话题都转到这方面来了。反腐败是一门科学，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十八大以后，这个很明显。首先惩治的力度加大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置的官员数量增多了。这个事实让大家感受到，现在的反腐败，用老百姓的话，就是动真格了。大家都感觉到中央对惩治腐败、预防腐败，是有着严密的设计和周密的部署。再一个，各方面的制度建设、理论研究，很多很多具体的措施，大家也都觉得非常及时、非常有力、非常准确。我还了解到纪委本身内部的建设也出台了好多强有力的举措。比如派驻纪检组的开支都是列入专项，不跟地方部门财政捆绑在一起，这个就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总之，十八大以来一系列的重拳出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深得民心，震撼官心，官场风气确实明显好转。官场风气清正，人心自然就向好的方面转化。现在党中央办的事情，就是老百姓心里想的。就是我心里本来有，但是我没有太想清楚，他一下子出台了，让人感到这正是我心里想说的。过去我们对上面实际上有一种不太正确的认识，认为下面在蒙骗上面，上面不了解下面到底什么情况，不了解腐败的方式、腐败的关节。十八大以后一系列的动作，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一系列反腐败政策的落实，让我们感觉到党中央对下面各方面的情况是洞若观火，非常了解。我想这对普通的党员，对老百姓来讲就有了底气。
问：对于反腐败您还有什么期待？
莫言：我想还是综合前面我讲的一些认识。第一就是说这个制度设计、党内的纪律、各种各样法律的设置和建设，应该考虑到人性的缺陷和弱点，人的共同点，然后再考虑到权力的运行过程当中容易出现的一些漏洞，把各种各样的法规建设得非常完善、非常严密，然后再狠抓教育、狠抓落实。我相信中央做的，就是我们老百姓想的，我们能想到的，中央全都做到了，或者正在做。
将来反腐败是一种常态。建立健全防腐败、反腐败的体制机制，肯定可以使风气得到巨大改变，使坏的现象得到根本遏制
问：谈到反腐败，您对哪方面的问题尤为关注呢？
莫言：我此前也常常跟朋友讨论，我们说实际上最严重的腐败，大家都认为是组织腐败和司法腐败。组织腐败的后果就是让品行不端、水平不高的蠢材、庸才进入官员队伍。这样的一些人来管理社会、行使权力、管理财政，带来的后果肯定是非常可怕的。司法腐败这个问题也非常大。司法是社会最后的底线。道德教化无用的情况下付诸司法。道德层面还解决不了的问题，搬到法律面前来解决。如果司法也腐败了，最后的底线崩溃了，整个社会肯定是人心不古。现在我想越来越严密、越来越科学的干部任命和考核制度，实际上就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前提和保证。我想随着法治中国的建设，一切都会向好的方面发展。或者可以说，反腐败实际上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一场运动，而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将来反腐败是一种常态。建立健全防腐败、反腐败的体制机制，肯定可以使风气得到巨大改变，使坏的现象得到根本遏制。
一直有创作反腐题材小说的想法，目前正在认真构思准备
问：当年您花了三十多天写了《天堂蒜薹之歌》，现在反腐败火热的实践，是否会激发您创作反腐小说的愿望？
莫言：一直有创作反腐题材小说的想法，目前正在认真构思准备。当然是用戏剧的形式来写，还是用小说的形式来写，还没有完全想好。但毫无疑问是在写人的。这个题材为什么非要写这样一些人物？因为在这样一种题材里面，应该是对人性能够挖掘得比较深。面对权力，面对金钱，面对这样那样的诱惑，对每个人都是一种考验，对每个人的灵魂都是一块试金石。把人物放在这样一种激烈的矛盾冲突当中去考虑，把人物灵魂放在道德、法律的这么一种显微镜下来研究，确实容易写得比较深刻。迟迟没有动笔，就是希望写出来让我自己首先满意，而且希望写得深一点。
毫无疑问，忠厚、勤奋、善良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构成了我们的家风，然后由无数个家风构成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就是我们的民风
问：请您谈谈家风对一个人成长成才的影响？家风对于社会风气、党风政风的影响？ 莫言：实际上家家都有家风，每个家庭里面都有自己的一些追求、希望和一些道德的标准。父母长辈实际上也都是在用自己的行为给后代做榜样。假如父母人生观、世界观本身有问题，那么他对子女的影响肯定是负面的，这样一种家庭的风气肯定是不好的。家风最终的体现，是体现在子女进入社会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说你家风再好，但是你的儿子成了贪官，那家风也有问题。当然也有孩子在未进入社会前并不坏，进入社会后，他自我约束放松，渐渐蜕变，这也是有可能的。
我们中国人的家风，很大一部分就是从传统文化继承过来的。我们春节看家家户户的对联就知道：“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毫无疑问，忠厚、勤奋、善良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构成了我们的家风，然后由无数个家风构成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就是我们的民风。这个根我觉得一直没有断过。现在应该传承我们传统文化最宝贵的这一部分，然后与时俱进。应该把教育子女当成最重要的事情，在社会风气不太好的情况下，引导自己的子女向最优秀的那部分看齐。中国梦需要千百万的人共同努力。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干好自己的事，然后这个集体的梦想才有可能实现
问：您曾谈到，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中国梦都非常具体。要实现中国梦，每个人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做好本职工作。请您谈一谈您对中国梦的理解，以及您心中的中国梦？
莫言：我觉得中国梦实际上是建立在中国人民个人梦想的基础之上，每个人都有梦想，而且都很具体。学生想考上大学，工作的人想多发奖金，某一个青年希望某一个漂亮的姑娘成为自己的妻子，等等。在这些具体的个性化的梦里，实际上也有很多共同的部分。所谓梦想实际上就是希望。大家实际上都希望我们国家富强，社会安定和平，家庭美满幸福，都希望健康愉快，我想这是中国梦主要的内容。但是梦想要变成现实必须埋头苦干，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
前不久我在火车站看到了一幅巨大的用丝线刺绣而成的壁画。据说是由三十多个女工用三年多的时间千针万线绣成的。我想假如把我们的中国梦比喻成这么一幅巨大的彩丝线绣成的美丽壁画的话，那么就需要有人栽桑树，有人采桑叶，有人喂蚕，有人缫丝，有人染色，有人设计，有人刺绣，等等，需要千百万的人共同努力。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干好自己的事，然后这个集体的梦想才有可能实现。
松树和梅花，不仅仅是一种树、一种花，它也是精神人格的象征 问：最后请您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题写一段寄语。
莫言：这个寄语，我也想过。比如反腐倡廉，大快人心。可以写一些直指这个问题的词儿，但我想还是艺术化一点，所以写了“松树风格，梅花精神”。我记得早年的课本里选过老一辈革命家陶铸的一篇文章，就叫《松树的风格》。松树大家知道，树干是正直的，风吹雨打，严寒酷暑，任何一种恶劣的自然条件下都不会弯腰的，宁折勿弯。梅花精神，梅花香自苦寒来，越是在寒冬腊月，它傲霜斗雪盛开了。梅花也是我们古代的士大夫经常自喻的，把自己比喻成梅花，傲霜斗雪，不怕严寒。总而言之，我认为松树和梅花在画家的笔下，在诗人的诗歌里面，在文人的文章里面，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不仅仅是一种树、一种花，它也是精神人格的象征。所以我就写了这八个字，作为对我们广大党员干部的寄语。
莫言寄语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松树风格梅花精神
（采访整理：景延安韩亚栋李放）采访札记：
脚踩坚实大地讲好中国故事
一部电影《红高粱》让中国人认识了莫言，一项诺贝尔文学奖让全世界知道了莫言。莫言自称“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故事讲得好，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正是通过他的一个个精彩故事，让世界各地的人越来越多地了解了中国。
京城一个冬日午后，我们如约在莫言简朴的家中开始了对话。从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从纠正“四风”到反对腐败，从树立良好家风到实现中国梦„„莫言的思想通过一个个故事传递：作家一定要脚踩坚实大地，扎根人民之中，必须跟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真正了解老百姓的所思所想，知道老百姓生活的艰苦，跟老百姓打成一片。
“故乡是我的创作源泉。”自从莫言在《秋水》中第一次举起“高密东北乡”的文学标识之后，“高密东北乡”便随着他的一部部作品走出了山东，走出了中国，登上了世界舞台。正如莫言所说：“我能不断地写作，没有枯竭之感，农村生活二十年给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那二十年里，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我不了解很多种人，但我了解农民。”莫言告诉我们，现在还经常回老家，自己时刻关注家乡的发展变化，关注乡亲们的精神状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样才能写出鲜活的人物。
本身就十分关注现实，加上军队和政法机关工作的经历，莫言对腐败深恶痛绝，也有着自己独到和深入的思考。他对当前中央反腐力度之大，感到振奋：“反腐败是一场伟大的战役。” 他说，作家不应该回避一些敏感、尖锐、复杂的问题，应该直面它。作家要写好反腐题材的作品，也必须深入生活、深入思考，要从人性的角度分析腐败问题。
获得诺奖之后，莫言仍然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平静的心态。他说：“我这样的作家要想获得新生，写出超越自己的作品，只能自己救自己，扑下身子，沉入到生活的底下。我永远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根本。”“写出好作品，我认为这是一个作家对社会最好的发言、最好的回报。”
采访莫言的时间几次推迟，因为频繁的社会活动。莫言说：“一些活动尽管与我的写作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对社会有好处，我当然愿意做。现在确实忙、累，但有一些事情该做还是要做。”
讲中国故事的莫言，本身就是一则中国故事。（景延安）
浅谈行政权力腐败新类型 第2篇
1. 行政权力腐败
1.1 行政权力
行政权力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由国家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规范、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权力, 具有合法性、强制性和公共性、自主性、一元性、膨胀性等特点。
1.2 行政权力腐败
行政权力的特点决定了失去制约和监督的权力会产生腐败。本文行政权力腐败是指利用行政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的一切违规违纪违法行为。
2. 行政权力腐败的新类型
行政权力腐败类型与国家各项改革的陆续深入有直接关系, 在反腐败过程中不容忽视。本文认为当前中国的行政权力腐败类型出现了新的特点, 主要表现为八个方面:
2.1 行政权力朋友圈腐败
朋友圈腐败指与行政权力主体是相识多年的朋友, 这些朋友有官员也有商人, 实际上是官官勾结、官商勾结, 在与朋友交往过程中不分彼此, 失去底线, 形成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连环输送的利益链, 为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腐败问题埋下隐患。十八大以来落马官员的腐败轨迹大多都是官商勾结的事实。在已经获刑的原南京市长季建业、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等在内的7人中有6人涉及受贿罪, 牵扯到的商人“朋友圈”至少有37人。其中季建业受贿赃款90%来自于与他相识交往20多年的老友。廖少华说自己是“温水煮青蛙”被朋友拉下水、走上了腐败的道路。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案, 涉及的商人朋友有8人。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案, 涉及的商人朋友有9人。官商“朋友”实质上是“利益共同体”, 官员需要的是商人的钱, 商人则认准官员的权。在这样的“朋友圈”中, 官员和商人有福同享、有钱同贪。
2.2 行政权力家族式腐败
家族式腐败是以亲情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 其成员之间订立攻守同盟, 分工协作, 相互包庇维护, 隐匿证据, 掩盖腐败。“为家人谋利”成为一些行政权力主体贪腐的重要动机, 利用职权纵容亲属在招投标工程、房产等领域暗箱操作、权钱交易。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在其收受的3558万元贿金中, 97%都是通过其儿子刘德成收受的。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之子、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之子、安徽省宿州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张治淮之子等“官二代”利用父亲职权或被父亲作为收受贿赂或非法经营的中间人, 聚敛巨额财富, 被称为“寻租父子兵”。原铁道部长刘志军与其胞弟原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刘志祥共同贪污受贿。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韩福才与马玉龙夫妻共同受贿, 尽显“自己台前当官, 夫人身后收钱”。国家食药监总局原局长郑筱萸腐败案件中, 其一家三口悉数涉案。更有甚者,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 不仅自身腐败, 还纵容家人亲属, 擅权干政, 利用影响力寻租, 家里从小到老、从男到女都有参与收受贿赂, 形成“贪腐一家亲”。
2.3 行政权力塌方式腐败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 王岐山书记用了“塌方式腐败”一词。塌方式腐败指在组织内出现的一定范围内的系统性腐败问题, 又称为“窝案”、“串案”。塌方式腐败源于党内政治生活失范化, 上下级之间搞团伙、帮派、利益集团, 相互之间进行利益交换, 重人情、拉关系、不讲原则的风气肆虐。这种“山头主义”“圈子文化”涣散了组织, 滋生了腐败, 腐败官员一挖一大片, 一提一大串。山西腐败系列案件, 7名在任省部级官员落马, 其中4人为山西省委常委, 1人刚刚卸任省委书记。发改委价格司窝案, 两任司长、副司长、巡视员5人被查。中石油窝案, 原中石油集团董事长、后升任中央委员、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在内超过45人的中石油高管被查。广东茂名官场腐败窝案, 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 波及党政部门105个, 茂名市辖6个县 (区) 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落马前后, 他曾工作过的地方或者是与其工作有交集的身边人也纷纷倒下。四川原省委书记李春城、原副省长郭永祥、省政协原副主席李崇禧被查时, 同时有40多名厅级官员落马。
2.4 行政权力能人腐败
能人腐败主要体现在权力运行中, 一些在上下级和老百姓眼中有担当、有魄力、有能力官员的腐败。这些领导干部落马前是各自领域的权威级人物, 或者曾经是劳动奖章的获得者, 或者被评选为模范人物、杰出企业家等, 被认为年轻有为、前途无量。能人腐败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一把手”腐败。这些“书记”、“市长”、“董事长”“总经理”或利用手中权力设租寻租谋取私利, 或借职务之便非法侵占国有资产, 或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受贿卖官, 与一般的腐败案件相比, 性质更恶劣、危害更大。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 管理学博士, 曾经为广州市的经济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青海省委原常委、西宁市委原书记毛小兵, 工学博士, 曾经为青海省的经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中共无锡市滨湖区委原书记朱渭平, 曾经为无锡市的旅游服务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 皆因权力腐败被查处。2015年4月, 国家“天网行动”发布红色通缉令, 全球通缉百名外逃腐败人员, 其中“一把手”就占五成。近年来, “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不仅数量多、危害大, 而且呈现上升趋势。对于这些“一把手”而言, 无论多严谨的制度和规定, 甚至是法律法规, 都是形同虚设的。
2.5 行政权力苍蝇式腐败
苍蝇式腐败指存在于基层行政权力运行中官员干部的腐败现象。“小官巨贪”是苍蝇式腐败的特征之一, 说明当前基层行政权力生态中存在诸多乱象, 征地拆迁、项目审批、截留挪用公款、民生领域等成为“小官巨贪”的集中渠道。河北省“小官巨腐”问题严重, 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为小官巨贪的典型代表, 贪污受贿1.2亿元, 黄金37公斤, 房产手续68套;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原国土资源局局长竹国军 (正科级) 任局长期间, 个人索取、收受企业贿赂400多万元, 利用开具虚假发票等手段套取公款242多万元据为己有, 另有134多万来源不明。最高检网站最数据显示, 新疆2015年初开展查办和预防基层基础工作领域职务犯罪专项行动, 截止到6月16日, 共查办“苍蝇式”腐败案件265件, 涉及官员313人。“苍蝇式腐败”另一大特征是, 基层贪腐呈“小官小贪”趋势。西部贫困地区一些农村干部把索贿看作理所当然, 山区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发放到户后, 村干部会索取上千元的“感谢费”, 当地18户农村危房改造户被要求在春节前每户送一只鸡给相关村干部。由于基层干部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 苍蝇式腐败对老百姓利益的损害更为直接, 对党的威信和政府形象的影响更为恶劣。
2.6 行政权力贿选式腐败
贿选式腐败指为了在选举中达到个人目的, 在选举之前对投票人拉票行贿。一些领导干部热衷拉关系、架“天线”、搞“勾兑”, 跑官要官问题突出。湖南衡阳贿选案, 是一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破坏选举案, 部分市人大代表在市人大会议期间收受省人大代表候选人送钱送物, 共有56名当选的省人大代表存在送钱拉票的行为。四川南充党代会贿选舞弊案, 南充市委原常委、总工会原主席杨建华为得到市委常委的职位而“贿选”, 动用公款拉选票, 一张票最高达到了20万, 最低为5万元。这起有组织的公款拉票贿选案, 引发了党中央的震怒。然而, 一些地方仍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仍然存在着“拉票贿选”、“买官卖官”等问题。这种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 性质严重, 情节恶劣, 是对宪法法律权威和尊严的严重亵渎, 在群众中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2.7 行政权力资源领域腐败
资源领域腐败指在资源富集领域, 尤其是工程项目、土地出让、矿业资源开发、能源行业等领域产生的国有资产资源损失、流失的腐败问题。2014年, 土地出让、矿产开发等资源领域腐败频发, 中央巡视组公布的巡视报告中, 山西、四川、陕西、广西、浙江、河北等多地因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矿产开发等领域存在腐败问题被点名。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常委、统战部长王素毅, 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等一大批干部因为资源领域腐败而纷纷落马。央企为资源领域腐败的高发区, 据不完全统计, 自进入2015年以来, 过去5个月, 中纪委已经公布的被调查地方和中央国企高管多达43人, 涵盖了石化、电力、煤炭、通信、航空等多个行业。其中, 能源行业再次成为重灾区, 被查高管多达20人。在今年公布的15家央企基础上,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6月17日公布了中核集团、中国核建、东方电气、中国电科、中国电子、通用技术集团6家央企存在搞关联交易利益输送、利用资本运作套取国有股份、内外勾结套取国有资产等资产流失风险。
2.8 行政权力为官不为式腐败
为官不为指一些领导干部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应尽的职责。在2015年国务院第三次廉政会议上, 李克强总理指出:“身在岗位不作为、拿着俸禄不干事, 庸政懒政怠政, 也是一种腐败!”在当前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中, 存在着诸多为官不为式腐败, 表现为推诿拖延、效率低下、把关不严、监管不力、消极怠工、纪律松弛、作风散漫。行政部门本应为群众提供公正、阳光、高效的行政服务, 但长期以来, 一些行政管理、行政服务事项反而为权力寻租、利益输送提供了空间, 一些窗口部门“事难办、程序多、手续多”和“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一直都是群众投诉的热点。2013年1月到2015年5月底, 北京通过政风行风热线、电子监察中心、行政投诉电话渠道受理反映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官不为”、“为官乱为”投诉共2760件次, 共查实609起, 其中11人被给予党政纪处分, 259人被予以行政问责或组织处理。为官不为是对责任的亵渎和贪污, 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 是对国家和人民的极大不负责。“不为亦腐”应该为各级行政权力主体敲响警钟。
新时期, 行政权力腐败呈现出新的类型, 这些类型集中反映了行政权力腐败的突出特征。预防和遏制行政权力腐败, 需要在把握行政权力腐败新类型的基础上不断努力建设廉洁政治。
参考文献
[1]吴忠民.中国转型期腐败问题的主要特征分析.教学与研究, 2014年6期.
[2]张晓松.从中央第二轮巡视反馈情况看五大突出腐败问题, 新华网, 2014年11月04日.
腐败类型 第3篇
关键词：腐败；透视；惩治对策
1 腐败及腐败产生的原因
(1)腐败产生的政治原因：就政府的控制力而言，一方面，政府控制着社会和经济流动的机会，使公共权力成为高度稀缺的资源，由此使得掌握分配资源的公职人员成为人们奉献各种“好处”的争夺对象；就我国的法制建设而言，我国法制不健全，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权大于法的现象仍然很严重；就政治思想教育方面而言，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工作中，政治思想教育没有跟上，尚未解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为滋生繁殖腐败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2)腐败产生的经济原因：一是经济体制的双轨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社会经济的运行既受国家行政计划干预，又受市场经济的调节，两种体制之间的不协调和固有矛盾导致经济运行的紊乱；二是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的变化。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其它经济成份并存；三是市场经济本身的消极作用。市场经济固然对经济运行起着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但其本身也存在一些消极因素。
(3)腐败产生的思想原因：我国现在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商品经济所带来的货币拜物教、金钱至上的观点；市场经济所蕴含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因素又会影响和侵蚀部分人的思想。在各种消极思想的影响下，致使有些干部产生了“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理想理想，有钱就想”、“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等错误思想，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甚至走向了腐败犯罪的道路。
2 当前中国腐败的类型与特点
(1)当前中国腐败的几种类型：权力主体的主动腐败。典型为贪污；权力主体的被动参与腐败。典型为权钱交易；寻租者主动用利益与权力本身的交换。典型为买官卖官。
(2)目前我国腐败的特点：一是从腐败现象的规模和特点看，呈现出团伙化和高智能手段发展的趋势；二是从腐败现象的范围和程度看，呈现出又广又深的趋势；三是从腐败现象的形式和种类看，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四是从腐败现象的整体态势看，呈现出由权力范围向社会蔓延的趋势。
3 腐败问题的危害
(1)腐败对政治发展的危害：首先，腐败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和权威，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影响了政府的合法性，直接危及政治稳定。其次，腐败降低了政府的政策执行水平。再次，腐败降低了政府公职人员的素质，妨碍了行政管理的现代化。腐败的政府官员丧失了公共责任感，加剧了行政管理的低效和无能。
(2)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危害：首先，腐败不利于资本积累和扩大投资。腐败行为在交易双方获益的同时，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其次，腐败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再次，腐败扩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正。这就会打击人们诚实劳动获得收入的积极性。
(3)腐败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危害：首先，腐败造成人才的埋没或外流。其次，腐败的猖獗严重破坏了鼓励积极进取的社会激励机制，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不利影响。
4 现阶段惩治腐败的对策
(1)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减少行政制度性腐败：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对各类权力及权力的行使实行权力制衡机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
(2)加强反腐败的法制建设：加强立法建设。首先，要抓紧制定专门的反腐败的法律法规，包括《反贪污法》、《反贿赂法》、《监督法》、《公民举报法》等，打防并举，综合治理。其次，制定《行政程序法》、《党政干部财产申报法》，规范党政机关及其党政干部的行为，明确规定公职人员在任职前前后后和任职期间申报自己的财产及其变化状况。此外，要进一步完善和推行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务员制度。再次，借鉴国外的罚金易科制度，完善刑法有关惩治腐败的条款；加强司法建设。“徒法不足以自行”，完善反腐败的司法制度也是直接惩治和防范腐败犯罪的主要措施。首先，尽快建立和完善反腐败犯罪的专门机构。其次，努力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健全司法制度。不断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提高查处腐败犯罪的能力，保证办案质量。再次，依法办案，严格执法。坚决纠正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重罪轻判的现象；敢于查处大案要案，打大老虎；坚决遏制住“要财不要命”的腐败犯罪现象。
(3)分析防治腐败的重点部门和关键领域，确定优先治理对象：要想有效地打击腐败，必须首先深入研究腐败的各种类型，为防治腐败做好知识准备和理论指导，确定防治腐败的重点部门和关键领域主要需要考虑3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哪些领域腐败的政治危害最大；二是哪些领域腐败的
经济损失最大；三是哪些领域最易滋生腐败。据此，目前防治腐败的优先次序应如下：首先，优先防止和严厉打击惩治反贪、纪检、司法、海关、武警和军队系统的腐败。其次，重点防止和坚决打击重大公共投资、公共财政支出、工商等领域的各类腐败。第三，坚决惩治与人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各类垄断行业的腐败。
(4)严厉打击腐败行为，大幅度提高腐败的查处概率和成本：产生腐败的主要诱因在于，如果从事腐败或犯罪活动的收益比其成本或风险大得多，一个官员就可能会从事腐败；当潜在的收益足够大时，那么他就会“铤而走险”。防治腐败的根本措施是增加经济惩罚力度等手段，大幅度提高腐败的成本和风险，降低腐败收益，同时大幅度提高不腐败的收益。此外，反腐败不仅要打击受贿者，还要严惩行贿者，使腐败行为从“低风险、高收益”变为“高风险、低收益”，经济上“破产”，道德上“遗臭万年”，法律上受到严重制裁。
(5)加强社会宣传教育力度，增加公众参与舆论监督：积极鼓励公众参与、舆论监督。反腐败或者防腐败，都必须依靠人民的广泛参与和政治民主，这是我们战胜腐败的重要历史经验。据人民检察院统计，70%以上的腐败案件都是公民举报的。我们应积极鼓励公民举报腐败案件，不但要保障举报人的人身安全和个人权利，还要对他们进行必要的物质奖励。对于主动举报的内部人，应给以减刑，甚至免于起诉等激励措施；强化社会对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监督。披露各种与公众利益相关的信息，使公众获得更多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加大人民群众在公共事务中的参与程度，从制度上保证人民群众的参与，不做政治摆设，真正发挥监督的功能；鼓励和保障新闻舆论监督。允许舆论对案件调查进行监督；赋予披露官员腐败行为的新闻采访和言论自由，并给予适当的经济鼓励和必要的政治鼓励；联合新闻监督机构和群众形成防止腐败产生的政治压力和社会环境。
5结语
现阶段，我国社会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新旧体制共生并存，必然会造成管理上的空隙，给一些掌握各种权力的人假公济私提供可乘之机。只有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才能更好地堵住腐败之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从宏观的经济、政治体制到微观的例如财税、金融、投资体制的改革方案的陆续出台，就能从体制上、政策上消除一些产生腐败的客观条件，从而使源自这些方面的腐败现象得到根本的控制。
参考文献
[1]包恒新.反贪立廉论[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2，123-126.
[2]杨忠民.死刑制度改革的一条可行路径[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5，03，6-10.
[3]汪杰，何成.多行不义必自毙——龚述清，李洪泉贪污大案侦破纪实 [J].四川党的建设城市版；2004，08，14-15.
[4]赵军.反贪局局长在反贪声中落马 [J].先锋队，2005，08，17-20.
[5]孙铁锁.村民委员会印章亟待规范 [J].中国民政，2004，09，40.
[6]沈峥嵘翟慎良.“紧握大红印章的手”悄然变化 [N].新华日报，2004.
[7]孟华.开具假医保收据被亮“红牌”[N].中国劳动保障报，2004.
浅析腐败现象及遏制腐败的对策 第4篇
腐败在不同体制下呈现着不同的特征, 现阶段我国腐败呈现如下特征:
1、高层和重点领域腐败问题严重
我国权力腐败主体的官阶越来越高, 大的腐败问题集中在某些特定领域和管理层。一方面, 高级干部犯罪猛增, 涉案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另一方面, 涉案金额不断增加。同时在某些领域因缺乏监管机制, 使腐败成为一种习惯, 如:交通系统等。
这些现象表明有了权力就有腐败的可能, 权力越高腐败的机会就越多, 权力腐败带给社会的影响也越大。高级官员的腐败影响最大, 造成的后果更严重。
2、腐败由个体腐败逐渐转向集体腐败
个体腐败在一定阶段是腐败的主体, 但集体腐败则是部门的许多人员集体性地参与腐败活动, 为了增强腐败的安全性, 腐败的主要人员逐渐将个人的腐败转成集体腐败, 使腐败行为更为隐蔽。集体腐败的行为因为在局部通过一定的组织的权力下参与完成的, 其危害更大, 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很坏。
3、现阶段各种受贿方式不断创新, 隐蔽性强
受贿者和腐败分子为了保证腐败行为的安全, 采用各种手段使腐败行为越来越隐蔽, 花样不断翻新。
如, 设立公司以非领导名义参股分红, 通过第三方转移财物, 帮领导亲属解决个人问题, 陪领导打牌等等方式, 这些形式避免了直接送钱或贵重物品, 同时加大了国家监察机构查实的难度。
加强与受贿者互惠互利的原则, 减少事发的可能性。腐败行为发生以后, 腐败者会按照腐败事项的大小, 按按潜规则办事, 按风险收钱, 加强与受贿者的感情投资。使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处与一种融洽的“诚信”环境中, 减少了予盾, 降低了案发的可能性。
对受贿者背景严格把关。现阶段, 有点智商的腐败分子不会对所有上门的受贿人员来者不拒, 而是通过认真分析、仔细判断, 选择那些自己认为可靠的人。
为自已事发后铺路。一些贪官在腐败的同时, 就开始为事发后的生活铺路, 他们或转移财产, 或将子女送出国门, 以便事发后第一时间能有退路。
4、腐败主体范围不断扩大, 年龄结构趋向年轻化
传统的腐败主体多是一些年龄较大的官员, 随着我国用人制度的改革, 一些年轻干部逐渐走上政治舞台, 社会环境的日趋复杂、受贿者的不择手段使得腐败主体中出现了许多年轻干部, 他们超出自己能力去追求高档生活水平, 使心理品德有问题的年轻人动心思去发不义之财, 走上腐败道路。
二、现阶段遏制腐败的对策
1、严历打击, 加强制度建设使权力运转正常化
(1) 我国急需出台一部“反腐败法”
邓小平所说:反腐要靠法制, 还是法制靠的住。我国的民主法制制度日趋完善, 但是对人民最痛恨的腐败问题却一直没有法律规范, 使得每年腐败问题都是中国人最痛恨的现象, 反腐工作也总是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因为没有一部规范的法律制度, 使每年我国的反腐工作没有依据, 很多时候停留在口号上。因此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反腐败法》。使反腐败来得更彻底些。
(2) 借鉴国外经验加大惩治力度, 提高腐败犯罪成本
腐败行为总是有成本的。成本愈大、冒险者就越少;而成本性越小, 冒险者就越多。当前腐败行为的大量出现,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我国腐败行为的风险系数过低, 腐败行为者有较多的逃避惩处或被减免惩处的机会。逃避惩处的最多机会依然来自各种制度本身存在的漏洞。
在新加坡, 通过立法手段建立各项廉政制度, 将其细化, 明确指出公务员在向社会提供服务时的职权范围。并对公务员的私人财产动向实行严密跟踪和监控, 制定后多次修订了《防止贪污法》等法规。这些法规是处罚腐败分子的法律依据。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制定, 新加坡的腐败现象得以遏制。
(3) 加强对行政权力、职务权力和垄断权力的遏制
权力是在社会活动中产生的, 但它往往又凌驾于社会活动之上, 权力拥有者具有强烈的占有欲。而反腐败就必须减少官员的权力并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又是非常艰难的。人们往往认识到了这一点, 却又不能做到这一点, 为什么?其根本的问题是掌权人不会自动减少或放弃自己的权力, 掌权的人不愿甚至是千方百计逃避对其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
所以说, 要使官员的权力真正能够减少, 必须是真正下手才行, 并且要从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机关做起, 层层落实。若只提出要求, 停留在发文件上, 不动真格的是绝对不行的。
2、严把用人观, 加强思想教育
(1) 在用人上由唯才是举转变为科学的用人观
蒙牛集团总裁牛根生先生说过这样的用人观“有才无德限制使用, 有德无才酌情使用, 有才有德破格使用, 无才无德坚决不用。”
现阶段在我国, 特别是党政行政机关在用人体制上有了较大的进步。从以前认人为亲逐变转变为唯才是举, 公务员考试制度的推行增加了才能的青年进入政府大门的机会, 较之以前的子女, 亲属进机关的形式前进了一大步。其次在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运用上实行竞争上岗和民主评议的环节。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 目前的公务员考试还是以考知识为主, 毕竟还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些年青有知识的人才进入了政府, 但同时因为缺少基层的锻炼和经历的缺乏, 很难对他们的品质进行评判。
因此我们在用人上要由唯才是举逐步转变为德才兼备, 以德为主的用人方式, 有了好的人才储备, 整个社会的风气将会有较大的改观。
(2) 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
不少事实证明, “千腐败、万腐败, 都是思想先腐败。”高级干部之所以堕落, 都是从思想蜕化变质开始, 逐步滑向腐败深渊的。以此为鉴, 要加大思想教育力度, 要把对领导干部的教育, 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教育作为重点, 把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作为培训党员干部的必修课。
(3) 在提倡道德教育的基础上对奉公守法者以必要的物质奖励
人不仅有精神需求, 同时也要物质需求。当人们努力维护社会秩序时, 他们会有一些阻力和成本, 当他们所得到的远远少于这些成本时, 也许会失衡, 从而放弃。因此对奉公守者进行必要的物质奖励也是宣扬先进的一种方式, 同时也是社会公平进步的体现, 通过对奉公守法者进行必要的物质奖励也是对我们创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推动。
3、强化监督, 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1) 事后监督转变为事前监督
现阶段在我国很多腐败案件都是即成事实时展现在公众的面前, 这时候腐败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损失也已经无法挽回, 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腐败案件沉在水下还不为所知, 因此如果将监督的程序前移,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将会大大降低腐败案件的发生。
(2) 领导监督群众的监督体系转变多种监督体系共存
我国现行的反腐败体制是一种“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齐抓共管, 纪委或检察院组织协调, 部门各负其责”的网络结构。在这种监督体系下是片面地依靠专职机关和部门的力量, 而没有注重发挥群众的集体力量, 没有把人数最多的群众力量纳入到反腐败斗争的组织机构中去, 更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群众性的反腐败组织。
因此我们要建立和加强群众监督体系, 使人数最多的群体群众更好的参与到反腐工作中来。形成上级监督下级, 群众监督领导的多种监督形式, 只有监督形式的多样化才能使反腐工作有实质性的进展, 也能消除监督的死角。
(3) 加强审计在反腐工作中的作用
中共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将审计监督纳入了反腐倡廉的监督机制, 并强调指出, 要强化审计监督, 突出对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资金和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审计。
多年来审计对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时期对审计提出了新的要求。现阶段应该加强审计的独立性, 最大限度减小各界对审计工作的干扰, 大力推进与国际审计的接轨, 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技术方法和成功经验, 引进更加合理的、科学的、先进的审计方法, 提高审计从业人员的深入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 能够做到透过现象看本质, 通过学习和运用现代审计的理论方法与手段, 提高工作效率, 改善审计质量, 才能以有限的审计资源尽可能地满足社会需要。
综上所述腐败现象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我们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 用发展的、辩证的观点去认识它, 从而研究出科学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并将其付诸实践, 这样才能将腐败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才能更好的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
参考文献
[1]赵健、贺莎莎:《论我国的腐败问题与防治对策》,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年9月第24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