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历史评价

曾国藩的历史评价（精选9篇）

曾国藩的历史评价 第1篇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研究式教学论文：

评价历史人物曾国藩

班级：勘查技术与工程11-3班

小组成员：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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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课教师：韦湘燕 时间：2012年秋季学期

罗嘉庆熊彬彬庞春龙黄捷云黄兴盛叶涛 姓名：

评价历史人物曾国藩

曾国藩可谓是众所周知的清末历史人物，他再清末年的历史舞台上饰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有人说他是叛国卖国的奸贼，也有人说他是一代忠良，评判历史人物应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不应该一棒子打死，于是我们只能说曾国藩是功过皆有，而在我的眼中曾国藩的功是大于他的过的。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在《曾国藩家书》中，处处可以反映出他的思想。在为人处世上，曾国藩终生以“拙诚”、“坚忍”行事。他在致其弟信中说：“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便把自家学坏了！⋯⋯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需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至于坚忍功夫，曾国藩可算修炼到了极点。他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曾国藩崇尚坚忍实干，不仅在得意时埋头苦干，尤其是在失意时绝不灰心，他在安慰其弟曾国荃连吃两次败仗的信中说：“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费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徒然自馁也”；在持家教子方面，曾国藩主张勤俭持家，努力治学，睦邻友好，读书明理。他在家书中写道：“余教儿女辈惟以勤俭谦三字为主。⋯⋯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诸弟在家，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弟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他希望后代兢兢业业，努力治学。他常对子女说，只要有学问，就不怕没饭吃。他还说，门第太盛则会出事端，主张不把财产留给子孙，子孙不肖留亦无用，子孙图强，也不愁没饭吃，这就是他所谓的盈虚消长的道理。

曾国藩的另一作品《冰鉴》，世人更是给与了很高的评价，这本书是曾国藩总结自身识人、用人心得而成的一部传世奇书，是曾国藩体察入微、洞悉人心的心法要诀，因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启迪性和借鉴性而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喜爱，在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中就有说到，“有人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其实流传下来的有两套，另一套是曾国藩看相的学问，《冰鉴》这一部书。” 毛泽东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公”，就曾国藩个人来说他有高深的学问素养，他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他的一定横无时无刻不再勤奋读书，他推崇儒学，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他的文学也透露着熠熠的光彩.曾国藩自知钝拙，但是他志向远大，意志顽强 又勤奋好学。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一生结交网络培育了一大批的人才，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在官场，他声卓著，治民有言，曾国藩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从他上走激怒咸丰帝就能充分表现出来，而且再对一些外事的处理上他坚持民族正义的立场，忍辱负重，避免了新的战祸。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曾国藩在文学、理学方面的造诣很深，在清代文坛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地位；在治学、治家方面都有可垂范后世的贡献；在治军方面也取得了影响后人数代的成就。连毛泽东也说：“独服曾文正”。这些都为人所共知，不必多说。

总之，曾国藩从上奏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曾国藩创导近代化，推动历史发展，是他的进步方面。曾国藩不主张借洋人助剿，力主遣散阿思本舰队，在处理天津教案期间，既主张力保和局，避免新的战祸，又能站在民族正义立场，是他的爱国方面。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和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曾国藩的历史评价 第2篇

摘要：曾国藩是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引人注目而又颇有争议的人物。本文试通过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发起洋务运动这两件事，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总结评价了曾国藩的历史功过和历史作用。

关键词：曾国藩；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历史功过和作用

历史人物评价从来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曾国藩评价的问题上的分歧更显得突出。曾国藩在世时就兼有“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户”、“卖国贼”的徽号；曾国藩死后，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然而也有人说他倡“就地正法之制”，兴“抽离聚敛”之风，“以夷狄攻中国”，“杀人割地”，取媚洋人，实为祸国殃民的“罪魁戎首”。之所以出现这些片面的评价，很大原因是人们以自己的眼光去评价曾国藩，而没有设身处地地考虑曾国藩的立场。评价历史人物，就应以人物当时所处的时代的角度客观地去看待他。下面就举两个例子，让大家比较全面地认识曾国藩。

一、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曾国藩有近20年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因此，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

（1）有些论者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历史的罪人，刽子手。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是为了推动历史发展而起义的。不可否认，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刑苛酷，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湘军攻破南京城时，“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如此残忍地镇压农民军，其中曾国藩的个人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为维护清王朝，为立下大功，曾国藩不惜屠杀太平军和老百姓，如此残忍的行为的确令人发指，说他是杀人狂也不为过。此外，太平天国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超出旧式农民起义的框框，却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如洪仁歼提出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政新篇)，主张发展近代工商业和交通业。但是，曾国藩为了维护封建制度，却把资本主义近代化扼杀在摇篮中，使得中国得不到更大的发展，以至于远远落后于世界。由此可见，曾国藩的过错的确很大。

（2）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主要是看它对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或阻滞作用。洪秀全试图引进西方宗教的教义来发动一场推翻满清王朝的农民战争，并把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同中国本土的封建迷信与农民起义的朴素平等观念相糅合，使之成为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精神支柱。太平军如若取得全胜，洪秀全的神权政治得到巩固，那么他们将有可能把中国拉回到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去。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与封建政权的捍卫者，虽然其立场很保守，但是却比洪秀全的神权政治稍微进步些，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是利大于弊。而且，如果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那么在同一时代将有可能出现两个政权——清王朝与太平天国。而且，从洪秀全的享乐行为与崇尚神学行为来看，他未必能比清王朝更适合统治中国。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无疑是实现了中国重新统一与重建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从这点上来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是功大于过。

综上所述，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功过相当。他杀人如麻，伤天害理，同时，他又为中国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不能片面地说他功大于过或过大于功，只能客观地多角度地去评价他。

二、曾国藩发起洋务运动 现在，认为洋务运动是卖国的反动的运动的人，已经不多了。多数人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运动。而洋务运动的发起人、倡导者、最早的实践者正是曾国藩。

（1）19世纪中晚期，以满清官僚集团中的奕劻、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认为要挽救统治危机，要抵御外侮，必须仿效西方的“船坚炮利”，必须“练兵制器”，于是出现了“洋务运动”。其中，曾国藩是按照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实行洋务运动的，并且在魏源“师夷制夷”、“以夷制夷”、“自强”“救时”思想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师夷智以制夷”的主张，并且付诸实践。于是，中国近代化军民工业、文化教育、派生留学和翻译西方科学书籍等迅速发展起来，由此开启了中国近代化改革自强的先河，使国人的观念迅速改变，使中国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最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从而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打下了一个基础。从这方面来看，曾国藩为中国的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立下了汗马功劳。（2）从曾国藩发起洋务运动一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窥视出曾国藩的自强御侮的思想和开阔深远的目光。曾国藩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其自强御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再看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与曾国藩的“师夷智以造船制炮”思想，虽然后者继承了前者的思想，但是后者却比前者高明多了，这从“智”的内涵比“技”的内涵大多就可看出来。“技”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的武器之类。魏源明确说：“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而曾国藩的“智”则既包涵了“坚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或其他先进的文化，乃至包括魏源要禁传的学术的某些部分。曾国藩不仅有此思想，而且付诸实际行动，可见曾国藩比魏源眼光更远，勇气更大，思想更开放。曾国藩用“师夷智”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行动纲领，比其同辈也要高明。从这点上说，曾国藩为解放思想，学习西方文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因此，从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意义上来说，曾国藩在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指导下所开创的洋务改革运动，对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发展是有重要贡献的。

曾国藩的历史评价 第3篇

关键词：初中历史,教学,历史人物,评价原则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方式不仅会反映学生的历史知识掌握程度、思考问题的角度与方法, 也是学生历史价值观的一种直观体现。在初中历史课程的教学中,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与评价历史人物是课程教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 教师应当给学生渗透更多历史人物的评价原则, 这不仅是对学生思维的一种有效引导, 也会让学生明白如何更为理性客观地看待问题, 这才是学生在历史课程的学习中应当习得的素养。

一、唯物史观的渗透原则

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 首先需要遵循的便是唯物主义史观, 要将历史人物放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中去进行综合认识与评判, 并且要结合相关的时代背景来全面理解与认识一个历史人物。不少学生在评价历史人物时采取的方法及自身的思维理念都较为狭隘, 会简单地从一件事情上来判定一个人, 或者是以别人的一些角度与观点来理解一个人物。这些都不是唯物史观的体现形式, 这种片面、单一地看待历史人物的方式, 是教师在平时的知识教学中应当让学生改善的一个方面, 因而教师要引导学生结合唯物史观来全面综合地认识一个历史人物, 尤其是要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社会环境下认识一个历史人物, 在这样的前提下, 学生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才会更为公允。

用唯物史观原则评价历史人物, 能够帮助学生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社会作用, 认清历史人物的本质。例如,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那个时代的丰碑, 它的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但在充分肯定毛泽东丰功伟绩的同时, 也应看到他在晚年的历史过错; 在讴歌毛泽东思想光芒的同时, 也要承认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丰富和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 它是集体智慧结晶的这一历史结论。只有结合唯物主义史观, 才能够全面而综合地评价一个人物以及他的功过, 这也是需要学生记住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评价原则。

二、结合历史背景的评价原则

在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 必须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以及历史环境来对这个人物加以评价, 这也是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另一个需要遵守的原则。不少学生在评价历史人物时都会忽略历史背景因素, 而简单地用当下的或者并不是那个历史背景下的一些准则去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这种方式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并不可取, 甚至会带来对于很多历史人物的误判。因而教师在给予学生教学引导时, 要让学生意识到这个问题, 只有结合历史背景去评价历史人物, 才是更为可取的。

例如, 对秦始皇的评价就一定要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秦始皇统一了六国, 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 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 修筑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然而, 他焚书坑儒、残暴统治, 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又表现出其可憎一面。如果不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 人们很容易把他的残暴统治与他的政治过错联系起来, 并归结为单纯的个人问题。只有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分析, 才会发现, 秦统一六国后, 经济迅速发展, 阶级和社会局限性日益突出, 统治阶级日趋腐败, 国家权力又过分集中的历史真相。结合历史背景去认识一个人物, 才能够对于历史人物有更为全面而客观的衡量, 这也是评价历史人物时的一个重要原则。

三、一分为二的评价原则

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另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原则便是一分为二的原则, 教师要引导学生客观而公正地看待一个历史人物, 要看到一个历史人物的功与过、对与错、优点与不足, 这才是全面认识一个历史人物应当有的出发点。不少学生在看待历史人物时, 要不就是放大历史人物的优点而掩盖其过错, 将一个历史人物神化; 要么就是凸显该人物的过错与问题而掩盖其功绩, 将一个历史人物抹黑。这些都是不合理的, 只有一分为二地看待历史人物, 才是更加全面地对一个历史人物进行评判。

例如,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用一分为二的原则去评价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克伦威尔, 他代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 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 处死暴君查理一世, 成立英吉利共和国。当革命处于危急时刻, 他能够依靠人民群众力量完成资产阶级革命; 而当革命成功后, 他却镇压掘地派运动, 出兵远征爱尔兰, 开始与人民为敌, 又充分显示出他资产阶级反人民的一面。只有一分为二地看待历史人物, 才能够全面认识一个历史人物, 这也是评价历史人物时更可取的一种方式。

四、结语

在初中历史课程的教学中, 教师要引导学生正确评价历史人物, 并且掌握一些重要的评价原则。同时, 教师要让学生学会以唯物史观作引导来认识与评价一个历史人物, 并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去展开。此外, 教师要引导学生一分为二地看待历史人物, 这样才能够更为准确、客观和全面地评判一个历史人物。

参考文献

[1]杨历春.初中历史人物教学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 2011.

[2]林兴龙.论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 2005.

曾国藩的历史评价 第4篇

宫玉振：有人把西方文化称为先知文化，中国文化称为史官文化。先知文化强调的是宗教的地位，史官文化体现的是历史的关怀。六经皆史，历史对中国的整个文化的孕育起到关键的作用。与西方相比，古代中国人很现实又很理性，中国人关注的不是人和天的关系，而是现实的世界。孔子不是讲“敬鬼神而远之”吗？庄子不是讲“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吗？西方人重视在宗教意义上超越自我，而中国人则更重视在历史的延续中超越自我。中国人讲慎终追远，这个跟中国人的家族意识强有直接的关系。中国人在历史中找到了生命的延续及意义。在中国，家有家谱，国有国史。传记是一人之史，家谱是一姓之史，国史是一国之史。历史提供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承载了中国人的人文关怀，体現了中国人的责任和使命。所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是这样一种情怀。中国人可能不相信末日的审判，但中国人在意历史的审判，所谓的春秋褒贬、青史留名。即使是如汉武帝、唐太宗这样的帝王，也都非常在意自己在史家笔下的形象。“历史是中国人的信仰”就是这个道理。

《看历史》：被多次重新解读的历史人物会被脸谱化（社会印象），比如曾国藩就有很多脸谱，您是怎么看的？

宫玉振：章太炎曾说：“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政局陷入不断的动荡，这就使得对曾国藩的评价也在不断地反复。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挽救了大清王朝的命运，所以同光年间的朝廷官员和地主知识分子都把他推崇为“中兴名臣之首”。到了清末，革命党人要起来推翻满清，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时大家发现太平天国起义是一场以汉人为主体的起义，曾国藩是帮助满清政府镇压了汉人的起义，所以曾国藩就被打成了“汉奸”。再往后，共产党要领导农民闹革命，所谓的“土地革命”，所以我们的历史观就很清晰了：历史上凡是农民起义都是好的，凡是镇压农民起义都是坏的。曾国藩是把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给镇压了，这个罪行显然就是最大的了，因此他就被打成了地主阶级最残酷、最凶恶的代表人物、刽子手，被彻底否定。这也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教科书中曾国藩的形象。以上这些，其实都是从各自的政治立场的角度来描绘的，必然带有局限性、片面性。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开始解放，包括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开始就慢慢地越来越全面、客观。这时候人们发现，曾国藩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是非常复杂的，不是简单地贴一个“某某阶级”的标签就可以把他否定的。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他身上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华的东西，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尊偶像。从军事的角度来说，他开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先河。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始作俑者，从实践上揭开了近代经济变革的大幕，他提出的“师夷之智以制夷”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与进步性。从家庭教育的角度、从为人处事的角度、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曾国藩更是可以给浮躁的当代中国人以深刻启迪。

我们现在离曾国藩的时代已经比较远了，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看待曾国藩了。毛泽东年轻时曾说：“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还说，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办事之人，一种是传教之人，曾国藩是办事兼传教之人。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一个是曾国藩，一个是北宋时期的范仲淹。这个评价是很高的。在这里，毛泽东显然是把曾国藩当成一位成功的领导者来看的。我想这是今天解读曾国藩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从这个视角解读曾国藩，应该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收获。当然，现在社会中有一种现象很值得注意，这就是把曾国藩当成了官场权谋的代名词，在我看来，这是对曾国藩的另一种脸谱化，是对曾国藩形象新的扭曲，是不严肃的。

《看历史》：现在社会上非常流行《曾国藩家书》，很多人正是通过这本书认识了曾国藩，也有很多人从这个方面对曾国藩进行解读。请问您是如何解读《曾国藩家书》的？

宫玉振 ：对曾国藩，人们是带着不同的需求去解读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因此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曾国藩的形象，这就是读历史的特点，各取所需。

人们之所以对《曾国藩家书》非常感兴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子女教育方面来讲，曾国藩确实是很成功的。曾家后代基本上都奉曾国藩的一个家训，就是“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以读书作为自己的追求。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因为承袭了他的爵位，所以是做官的，而且非常有作为。他的次子曾纪鸿是一个数学家，没有从政。到了第三代，基本上就不做官了。曾家从曾国藩到现在已经传到了第六代，曾氏的后代现在很多在海外，基本上都在教育、医疗、科技这些领域。在曾氏的后代里，院士、工程师、教授这样级别的人物有240多个，而且直到现在依然奉他的家训而不悖。这样的家庭教育，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一个家庭的兴衰到底靠什么？他讲得很清楚。不是靠你做多大的官，不是靠你发多少财，而在于家风的建设、家族伦理的建设。曾国藩曾经说：“大约兴家之道，不外乎内外勤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谨等事，败家则恰恰与此相反。”家庭中内外勤快节俭、兄弟之间和睦相处，子弟谦虚谨慎，这样的家族一定会兴旺的。反过来一定会败家。所以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朴实。曾国藩也总结出很多很容易记住的东西，比如他的齐家“八本”等。这些东西确实很值得我们今天去思考。

中国人骨子里是有一种传宗接代、家运绵延的使命感的。一个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但中国人生命的意义在家庭的血脉延续中得到了超越。这是中国人的心理特点。曾国藩的家训是家族最大的精神财富。我们很多人关注的家族传承，往往是物质层面的财富传承，但真正可大可久的是精神层面的财富传承。物质总会消亡的，但精神的东西是可以传之无限、影响无限的。

《看历史》：看曾国藩的家书，感觉他是个严父，也是个很好的兄长。他还有点像唐僧，唠唠叨叨什么都说，他说得都很有道理，他做得又很好。但是我们都知道那句话，叫“知易行难”。那么曾国藩是怎样达到这种境界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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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玉振：其实从做人做事的角度来讲，曾国藩并没有提出全新的理念，他的家训无非就是儒家的一些经典的理念，要谦虚啊，要谨慎啊，要勤俭啊，不能奢侈啊，不能狂妄啊，等等。但他会不断地跟你讲，更主要的是他知一句便行一句。他自己就是这样讲的，他也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也是因为这样做而成功的，本身就是一个榜样，他的话自然就有份量，自然容易被大家所接受。

曾国藩给家里写信，确实是做到了苦口婆心，在他的理论中这叫“口到”。曾国藩有个“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其中“口到”就是要反复叮嘱，不断地叮嘱，他就是这样一种与人为善的心态。所以家里人很容易接受他的教育。

另外曾国藩家训中的道理，其实下手的地方并不难。像要勤快，就从早起做起就行了。要节俭，就从家中的用度不能太大做起就行了。制定一些可以落地的规矩，家里面的人共同来做，也就可以落实了。

而且，曾国藩把这种对家族的责任感传播到了每个人身上。他说：“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一个家族的兴旺持久，不靠一时的官位，而靠长远的家规。不靠一两个人的暴发，而靠大家的维持。他要求大家一起来维持这个家族，最终每个人都意识到我的行为对家族的影响有多大，我们要共同来做这件事情，家里人对家族有自豪感、有责任感，就会愿意自觉地按照曾国藩要求的去做。这也就是为什么曾国藩去世这么多年了，曾家依然遵奉他的家训的原因。一种家训，只有变成家人共同的自觉行为，才会真正起作用。

《看历史》：我们在想到曾国藩时，往往会想到他官高爵显，是一代名臣，在战场上指挥若定，在官场上游刃有余，有的人将它解释为一种“领导力”，您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宫玉振：前面说过，有人把曾国藩当成官场权谋的代名词，其实是极大的误解。没有一个领导者可以仅仅依靠权谋就能成功。依靠权谋，可以得意于一时，但不能成功于长远。

曾国藩的领导力的核心，不是权谋，而是理念，是他践行理念的“拙诚”的功夫。“拙”就是一步一步去做，“诚”就是实心实意地去做。知一句便行一句。曾国藩有一个信念，就是“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这是理解他的领导力的最核心的一句话。“伪”和“巧”只是小聪明，“诚”和“拙”才是大智慧。

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作为一个官员，他也必须跟现实妥协，必须内方外圆。但其大体，却是以卫道为激励之本，以纯朴为用人之本，以推诚为驭将之本，以耐烦为治心之本，以包容为处世之本，以大局为决策之本，以勤实为治事之本，以力行为修身之本。而他的领导力的核心，则是“忠义血性”的理念，是“舍身卫道”的使命感。

人做事其实有三层境界：第一层境界是职业，做事是职业的要求，是当兵吃粮，这样的人做事是不会真正投入的；第二层境界是事业，有了事业心人就会愿意奉献，就会愿意付出，愿意承受痛苦；第三层境界是理念，是信仰。信仰是无可妥协的，信仰是不讲代价的，信仰能让人付出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二百的精力，会让人为了信仰而燃烧自己。

曾国藩是做到了第二层和第三层境界的。他的信念、他的抱負、他的修养、他的品格、他的毅力、他的胸怀和他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就是他能够成就大业的关键因素。这些内容，远远不是一个权谋所能涵盖的。从曾国藩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领导力的深沉厚重。

（本采访李阳、刘杨、刘伟、叶琪亦有贡献。）

宫玉振教授简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国际（BiMBA）教授，历史学学士、硕士，军事学博士，曾任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长期致力于从大历史的角度研究战略文化与军事战略、大国国家发展战略、不确定环境下的竞争战略与领导力等。著有《中国战略文化解析》《书剑飘逸：中国的兵家与兵学》《取胜之道：孙子兵法与竞争原理》等专著。最新出版《大道至拙——曾国藩与中国式领导力》。

历史名人曾国藩的故事 第5篇

在另一个地方，曾国藩又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我看历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不管是居官四败也好，还是二败也好，其实都有一个核心，这就是，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往往是由于不知道顾忌。

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国藩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不但不敢高兴，反而感到战战兢兢。他说：

历史名人曾国藩四次遇险的故事 第6篇

1854年2月，曾国藩已练成湘军水陆兵勇各十营五千人，雄心勃勃地进行所谓的“东征”，临出发之际，还发布了著名的《讨粤匪檄》。然而，这次“东征”出师起初并不顺利。当他还驻军长沙时，太平天国西征军石祥祯部就已经占领岳州、湘阴、宁乡等地，兵锋直逼长沙。曾国藩派军进攻宁乡，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初战败绩。然太平军情报侦察不明，见湘军来势汹汹，以为清军主力将至，连夜撤到靖港等地。曾国藩急忙派军进占岳州，以图扭转湘北败局。适逢太平军湖北援军大至，与湖南太平军一道围攻岳州，歼灭守军大部。湘军水陆伤亡惨重，逃归长沙。不久，曾国藩也抵达长沙，以保全省城。是时，长沙清军“二三千有余，仅敷守垛之用”，力量较为薄弱，而且，由于出征以来连连受挫，官兵心惊胆战，士气低落，“人自以为必败”，“闻吹角及火光，皆自惊”，惶惶不可终日。后来靖港民团前来报告说，那里的太平军人数较少而且没有防备，“可驱而走也”，并称已经搭好浮桥，愿意为湘军助攻。于是，曾国藩决定对太平军实施反攻，并改变原先制定的陆路进攻湘潭的计划，于4月28日亲率大小战船40只、陆师800人奔袭靖港，妄图侥幸取胜。但是，由于太平军已作好战斗准备，更加上天时不利——风速过快，湘军战船无法在靖港停泊，只得停靠在靖港对岸之铜官渚。太平军顺风势焚毁湘军水师战船10余只。曾国藩惊悉水师惨败，急派陆师分三路进攻靖港，企图挽回败局。然“陆勇见水勇失利，心怀疑怯”，亦溃散而逃，“争浮桥，桥以门扉、床板，人多桥坏，死者百余人”。曾国藩见士卒反奔，亲自仗剑督阵，并竖令旗于岸边，上书“过旗者斩”。可是湘军兵败如山倒，士卒都从旗边上绕道而奔。曾国藩又羞又愤，遂决定跳水自杀，一死了之。幕僚陈士杰、李元度见他支开随从，神情有异，遂指使“小委员”章寿麟乘小船悄悄跟在他后面，以备不虞。曾国藩行至铜官渚，章寿麟见他跳水寻死，急忙抢救，将其背负船上，与陈、李一起劝回大营。曾国藩靖港大败之后，受到长沙众多官员的参劾。他悲观到了极点，甚至密令弟弟曾国葆买来棺材，准备自杀以谢丧师败北之罪。幸而湘军悍将塔齐布率陆师于湘潭击败太平军林绍璋部，获得大胜，使得咸丰皇帝对湘军刮目相看，救了曾国藩一命，也正由于此，曾国藩遂在湖南士绅官员中站稳了脚跟。

历史名人曾国藩四次遇险的故事 第7篇

曾国藩从靖港逃回长沙之后，即进行严厉的整军，将在战斗中溃散的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仅留下敢战之士，连他的.弟弟曾国葆也在裁撤之列。长沙整军使湘军的战斗力大为提高。在经过添募新勇、修补战船等一系列的休整、补充后，湘军重新发动攻势，经岳州城陵矶和武昌两次大战，给太平军水师以毁灭性打击并夺得上游重镇武汉。咸丰帝被突如其来的胜利冲昏头脑，赏给曾国藩兵部侍郎衔，并命令他迅速顺流东下，进攻江西、安徽的太平军。湘军经过恶战，亟需休整，但是在咸丰帝的严旨逼迫下，曾国藩只得硬着头皮继续进攻。田家镇一战，湘军再给太平军水师以重创，使其基本瓦解。湘军陆师乘胜连陷湖北广济、黄梅，兵临江西九江城下。太平军方面，由于上游战局恶化，石达开再度受命主持西征军务，督师安庆，与猛将罗大纲共同指挥九江、湖口会战。太平军在九江、湖口防线深沟高垒，坚壁不出，使湘军寸步难行。1854年12月8日，湘军陆师进攻九江，拉开战幕，但进攻多日没能破城，形成相持状态。1855年1月3日，湘军水师进抵湖口之八里江一带，太平军早已严阵以待。两军经连日作战，均伤亡惨重。太平军用于防守湖口的木簰水城被摧毁，石达开立即重筑湖口防线，命人将大船凿沉载江中，“实以砂石，仅西岸留一隘口，拦以篾缆”。但湘军也被太平军的“惊营”战术弄得疲惫不堪，由骄而躁，急于求战。不久，战端重启。29日，湘军水师贸然冲击湖口水卡，斩断用以拦截湖口的竹篾缆绳，一百二十余艘长龙、舢板等轻便船只冲入鄱阳内湖，横冲直撞，焚毁太平军大量战船。石达开抓住时机，令将士在湖口再行设卡筑垒，修筑两座浮桥，桥下填上泥土，构筑炮台，断敌归路，切断内湖、外江湘军水师之间的联系，准备各个击破。同时，他出动小划20余只，围攻外江湘军快蟹大战船。湘军水师作战，必须快蟹、长龙、舢板等大小战船相互配合行动。快蟹、长龙火力猛，舢板机动性强，这样大小相依，火力与机动性相结合，才使得湘军水师战斗力较强。但是长龙、舢板既陷于内湖，“外江所存多笨重船只，运掉不灵，如鸟去翼，如虫去足，实觉无以自立”。快蟹大船无法应付太平军机动灵活的小划袭击战术，败退回九江大营。石达开决定乘胜对九江城外湘军水师实施第二次打击，以彻底解九江之围。2月11日，石达开乘月黑无光、天色迷漫之际，命令三十余只装满引火之物的小划火攻湘军水师，另派三十余只小划围攻曾国藩的拖罟坐船，搜获曾国藩的家书、奏章、地图和咸丰帝给他的上谕。危急之中，曾国藩再次投水自杀，又被幕僚救起，“急掉小舟驶入罗泽南营”。他遥望江内水师纷纷溃散，念及自己惨淡经营数年的水师竟落得如此下场，既羞愤又心痛，欲仿效春秋时晋国大将先轸的榜样，策马赴敌而死，慌得罗泽南、刘蓉紧紧抓住缰绳，众幕僚寸步不离，经过好一番拉扯劝解才作罢。

谈历史教学的评价标准 第8篇

问题的提出

1. 忽视学生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 在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 都十分不重视学生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在课堂上往往是老师“一言堂”, 侧重于以考试为目标的历史知识的灌输, 使本来极具情感教育与理性思考的历史课程变成了枯燥无味的照本宣科。从而使得学生的自觉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得不到尊重和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人格的价值和独特的品质也得不到尊重。在这种教学评价标准的指导下, 学生成为单纯的被动的接受知识的客体, 没有学习的主动权, 缺乏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与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因而, 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 学生的个性化反应方式得不到很好的理解和认同,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很好的发挥。教师发现教学过程中所存在问题的途径也仅限于学生考试的成绩, 而且也往往不全面、不准确和不透彻, 从而使评价的激励、改进、调节的功能得不到很好地发挥。

2.忽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在现阶段, 分数仍然是评价学生学习成绩的主要指标, 是决定学生升学的唯一标准, 同时, 也是评价教师教学能力的主要根据。在这种现实背景下, 难免使教师与学生都围绕着成绩开展教学活动, 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上, 很多教师习惯“嚼别人嚼过的馍”, 照搬教参, 没有自己对教材的深刻理解, 也没有体现出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对教学方式方法的大胆探索。这些很大程度上源于教学评价对教师个性的压抑。使得许多教师只能做教书匠, 不敢做科研者, 使得课堂教学形式死板、内容枯燥, 极大地限制了学生个性的发挥与综合能力的提高。这种以分数为教学评价标准的机制, 在实践上显然与我国现阶段所倡导的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与教学课程改革的目标所格格不入的。

完善历史教学评价标准的思考

1.把学生做为教学评价标准的主体。

认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知识主要是学习者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自行建构的, 它强调学习者在学习中主动发现, 主动探索, 即强调学生的认知主体作用。所以在现代教学理念下, 应当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在教学过程中, 不只是一味地讲授历史知识, 而是要结合历史教材中丰富的历史背景设置问题, 吸起学生的兴趣, 引导学生参与讨论, 从而形成教学互动的良好局面。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讨论不仅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 还包括教师与学生之间的, 从而实现“师生互动”, 以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 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由被动向主动转化, 教师由主动向“被动”转化。

2. 注重教学中人文精神的培养。

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对中学生的健康成长十分有利。它有利于激活学生的历史意识, 促进学生的问题意识, 培养与增强学生的公民意识、世界意识、爱国主义意识等, 能够帮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历史观、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历史课程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课程。中学阶段的历史教学课程的内容有着极其丰富的人文素材, 而历史教学本身所具有的特色也为这种人文素材在教学实践的充分发挥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 把历史教学中人文精神的培养做为教学评价的重要内容, 不仅是注重美育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重要作用的体现, 其对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以分数为指标的教学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历史教学过程中, 我们经常发现, 当你把一些历史知识教给学生, 并以此考查学生, 学生可以答得头头是道。而当你把内容与观点完全相反的两组材料交给学生时, 学生可能茫然不知所措, 而历史教师和专家可以作出判断, 并提供判断的依据。这就说明, 历史的目的不在于知识的灌输与理解, 而在于一种思维素质、历史意识与爱国主义精神的高度融合, 这种融合过程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发展在价值判断上的准确把握;是对在历史中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在思想上的深切领会;是对人类在历史中创造出的众多文明成果的广泛关注。注重历史教学过程中人文精神的培养, 就是要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由思想、勇于进取、坚持真理、关注他人、忘我献身的精神品质, 就是要注重培养学生具有以健康心智和积极向上、敢于追求精神为标志的完美人格。这种对学生精神品质与完美人格的培养, 既是教学实践中注重人文精神培养的具体表现, 同时, 也应当成为现阶段中学历史教学评价新标准的重要内容。

实施新的历史教学评价标准的相关案例分析

实施新的历史教学评价标准就是要注重学生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主体地位的发挥, 同时, 利用历史课程中丰富的人文素材, 如生动的历史故事、传奇的历史人物以及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故事等等内容, 达到对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增强学生的历史感与思维素质, 提高学生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与处理能力, 从而实现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在课堂中的具体作法就是, 老师创设历史情境, 学生在认知过程中发现并提出问题, 在引起学生认知冲突的前提下, 促使其围绕问题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在探究与交流中对问题进行合理的阐释, 进而获得成功的体验。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多种教学手段、选择大量人文主义素材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的培养。

比如在《共产党坚持抗战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一课的教学过程中, 老师首先通过创设情境, 导入新课, 具体方法可以是讲述一个在抗战过程中发生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故事从而概括出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的浴血奋战, 终于打败了残暴的日本侵略者, 中国人民的胜利来之不易, 八年抗战的历程更是艰难曲折, 让我们今天来重温那一段艰辛而又激情的岁月。从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调动学生的民族感情, 达到导课的目的。接下来教师可以提供相关图片、影像资料等多媒体素材, 讲解本节课知识内在联系和因果联系, 让学生直面历史, 从整体上感知、从中梳理线索。讲授分析历史问题的具体方法, 引导学生分组讨论。比如可以启发性地问学生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不利用百团大战乘胜追击?事物都有两面性, 百团大战没有局限性吗?中共进行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措施中为什么不消灭地主?中共七大上为什么确立中国在抗战胜利后要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等等。在充分听取学生的发言基础之上, 指出学生发言过程中一些内容的可取之处, 同时也要指出其中的不足。在此基础之上, 老师对所提问题进行讲解, 同时讲明老师自己所认为的观点。在这种思想与思想的碰撞过程中, 使学生增强对所学知识在理论上的掌握程度, 这种教学方法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气氛, 而且有助于形成一种对学生的激励机制, 调动学生的求知欲并且还可以提高学生发言与理解分析问题的能力。

曾国藩的历史评价 第9篇

关键词曾国藩洪秀全儒家士子

中图分类号:K254文献标识码:A

清代中晚期,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社会动荡。与此同时,西方列强纷纷完成工业革命,在全世界开拓殖民地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并把目光转移到了中国。而中国内忧外患,积重难返,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救国救民而上下求索。曾国藩、洪秀全作为儒家知识分子不同阶层的代表,为了救国救民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1 求仕经历

曾国藩、洪秀全同众多的儒家士子一样,自幼接受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习四书、五经,尊孔孟之道,企盼“学而优则仕”。然而,二人的求仕之途则大相径庭。

曾国藩的仕途可谓是平步青云。据《曾困藩年谱》可知:嘉庆二十年(1815年),五岁,在家识字读书;翌年,人家塾“利见斋”;道光十三年(1833年),湘乡县试,考取秀才;道光十四年(1834年),乡试中举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殿试赐同进士出身,并被破格提拔为翰林院庶吉士。此后,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兼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年纪轻轻就成为朝廷的品大员,有清一代在湘省中也是空前绝后的。可见,曾国藩官运之亨通,非比一般。更何况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他坐镇安庆,督办军务节制四省。以其非凡的“功绩”赏加太子太保衔、一等侯爵。直到晚年,位居两江总督,权倾一时。

同一时期另一儒生——洪秀全的命运却较为坎坷。据洪仁轩回忆,洪秀全“童年时学习能力发展很突出,七岁入塾读书,五六年间已学过并能背诵四书、五经、古文和孝经。但是,他的科举之路并非坦途。道光七年(1827年),洪秀全十六岁,第一次参加应试,县考中名列前茅,而后兴匆匆地去广州参加府试,然而,他却落榜了。经过八年的苦读,道光十六年,洪秀全二十三岁时,又一次去广州应试,再次名落孙山。1837年,他再次前往省城应考。这一次“初考时其名高列榜上,及复考则又落第”。道光二十二(1843年)年,洪秀全三十一岁,最后一次前往广州应试,然而,最终的落榜使他的一切幻想与理想彻底破灭,随后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成为清政府的掘墓人。

两人不同的求仕经历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取向。曾国藩品品高升,逐渐得到皇上的赏识。此后,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都极力标榜封建伦理道德,以维护统治阶层的利益。而洪秀全十几年的艰辛付出则是一场空,科举入仕的理想和追求对他而言,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其心的可恨、可悲之情不言而喻。这种不同的经历只能使得意之人更容易固守传统,失意之人更容易离经叛道。

2 立场利益

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镇压了这次运动,两个关键人物开始走向对立,根源在于当时社会矛盾的尖锐。当他们所代表的不同阶层的利益受到损害、不能调和时,社会矛盾就会激化,而解决矛盾的方式通常是暴力革命。因此,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阶级为了生存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洪秀全走上革命道路,有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客观上,广西地处中国南陲,清朝的统治更加腐败而无力,人民屡起反抗,历来是被压迫阶级反抗斗争比较剧烈的地区。鸦片战争后,两广首当其冲遭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再加上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榨,更逢连年灾荒,使得原来已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激化。据统计,从1847年至1850年见于文献记载的农民起义队伍多达二三十支,这都是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前奏。主观上,洪秀全为宣传“拜上帝教”的教义,把孔子及其它偶像一概摒弃,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起到反抗现存的统治秩序的作用。更何况,洪秀全还批判当时社会的腐败现象、憧憬“天下为公”。这种思想博得广西山区及邻近地区众多贫苦农民的支持,使得太平军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席卷大半个中国。洪秀全也出身于农民家庭,对于清政府的腐朽、反动深受其苦。为改变农民的处境,为实现自己救民于水火的理想,洪秀全用“太平”、“天国”的理想凝聚了分散的起义群众,掀起了旨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

当太平军驰骋江南半壁河山的时候,清朝的军队纷纷溃退,清帝不得不下令各地办团练,其中最有实力者为曾国藩创办的湘军。曾国藩乃一介书生,本不具备武将的资格。当“外夷之绪”孱人,太平天国运动遂超越了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演为“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儒家知识分子普遍地成了太平天国的反对者,曾国藩用自己的卫道意识凝聚儒家士子的卫道意识,用儒家的卫道意识唤醒农民的卫道意识,组建了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他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被称为“曾剃头”。曾国藩为自己的卫道理想不惜担当“杀人”的刽子手。为理想而如此,残酷也变为理所应当。从精神、信念、学问上战胜对方,是他成功重要因素。难怪会得到众多政治家的推崇。

洪秀全与曾国藩是清中晚期两大对立集团的代表,不同的利益取向使他们走上了相异的道路。面对清政府的腐败,“太平”、“天国”的召唤,以洪秀全为代表的阶级选择了农民运动;而作为名教以及封建传统维护者的代表——曾国藩则残酷地镇压了这场农民运动。这种截然不同是由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决定的,并使此次运动中的這两个

核心人物最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3 结语

综上所述,曾国藩和洪秀全同为儒家的知识分子,因为自身经历的不同而有了不同的世界观和立场。为维护自己的信仰,曾国藩以儒生而操刀杀人,而洪秀全为解“民患”而造反,不同的人生经历、生活环境使二者在社会大变革中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曾国藩、洪秀全成为一场革命的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