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故居调查报告（精选9篇）
贺龙故居调查报告 第1篇
观贺龙故居有感
前几天学校组织我们部分学生到桑植县进行了一次的社会实践，这次实践我们分别参观了贺龙故居，贺龙纪念馆，刘家平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纪念馆。
刚开始听说学校组织学生去贺龙故居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这次一定要去那里看看。小时候总是看见爸爸看一些新中国成立时期的一些记录书籍，也许是小时候受到爸爸的影响，在心底对于贺龙元帅总是有着那么一些朦胧的敬意。那个时候，总听爸爸说，贺龙元帅是位了不起的元帅。
贺龙元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军事家，是中华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中，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建立了不朽功勋。
贺龙元帅出身在一个贫寒的农户家庭。小时候只念了五年的私塾，然后就辍学回家务农。那个时候的他为了生活而四处奔波，干过许多繁重的活。然而，即使是这样努力的生活着，也没有能够让家里的生活稍微好上一点，总是被一些人无情的压迫着，让他在心里逐步积聚着想要奋起反抗能量，直等到他爆发的那一天,他凭借着两把菜刀打天下，带着他们乡里的十几个人一起开始了他们的革命道路，于是,也就这样开始了贺龙元帅他传奇的一生。
走近贺龙故居，在外面就看到一大扁，上面刻着“贺龙故居”四个大字，这四个字是当年邓小平亲自书写的。听导游姐姐说，这栋房子是贺龙的祖父修建于清朝时期，后来传给了贺龙的父亲。贺龙和他的姐姐、妹妹、弟弟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童年时期。正中间的堂屋里面现在放着着贺龙元帅身着戎装的半身铜像。堂屋的后面是贺龙姐姐妹妹的卧室，左前间是火炕屋，后面半间是贺龙父母的卧室。堂屋的右边前间是厨房，后面半间是贺龙和他弟弟的卧室。故居的的房子是骡马房。屋内的摆设都极其的简单，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下生活的人，贺龙元帅的一家，后来都走上了救过救民的革命道路。
连通贺龙故居和贺龙纪念馆的是一座桥，其名为“百龙桥”，这座桥上由一些雕刻师精心雕刻的一百条龙，故名为“百龙桥”。这百龙桥的建立也是为了表彰贺龙元帅对中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贺龙纪念馆前面的一座贺龙的全身铜像，威武的出力在广场的中央，在那里，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对贺龙元帅默默地鞠了三个躬。贺龙纪念馆由八个展厅组成，陈列着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国家体育事业奠基者、国家军队重要领导人、贺龙同志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中小学生思想教育展厅几大块内容。在这里，我们了解了许多贺龙元帅在为新中国建立的过程中的许多
光荣的事迹，也为贺龙元帅在人生的晚年的生活的艰苦，遭到江青等人的陷害而含冤而死而感到惋惜。
后来，我们去到了刘家平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纪念馆。刚到那里，进去眼前的就是一个伫立的四棱柱。在纪念馆中，放着许多战士们当年打仗时候的 物品。同时导游也给我们讲述了许多战士们的英勇事迹。
接着，我们去到了贺龙组织人开会的会议室。那里十分简陋，一张大桌，一盏油灯，一个喇叭，一副挂在墙上的图——两把红旗交叉。但是，这里门槛很高。这个门槛是简单的门的槛。导游说，这栋房子是当时的一户有钱人家的房子，大概是地主吧。当时听到贺龙一行人来了，就跑了。就是在这个地方，贺龙作出了许多关键性的决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贺龙元帅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为新年中国的作出的贡献是我们用几句简单的言语所能够概况的了的。在战争中的艰苦也不是我们这些后人所能够想象的了的。然而，在这次贺龙故居之行之后，我终于知道了小时候对于贺龙元帅的朦胧的敬意。那是来源于心底深处的崇敬，为他坚持不懈的为革命而奉献的精神而感动
总之，这次贺龙故居之旅，让我更多的懂得了，我们现在的生活的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生活。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贺龙元帅都能够带领一群人从大山里面打出一片光明的未来，现代社会，我们拥有着这么好的条件，更加需要用努力去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贺龙故居调查报告 第2篇
敬爱的党组织：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2011年6月18日，医院开展“关爱在医院”主题活动年中，发扬“艰苦奋斗、勇于奉献”的精神，组织全体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到桑植贺龙元帅故里参观学习。大家怀着对元帅的敬佩之情，对这次红色之旅充满憧憬和向往。
到达桑植贺龙故居后，我们按照活动的安排，参观贺龙元帅故居及贺龙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学习革命精神，在贺龙元帅铜像前，我想起了书本上学到的贺龙元帅生前转战湘鄂西，领导人民闹革命这段历史。正是先烈们艰苦卓绝的奋斗和无畏牺牲的精神，才换回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怀着这份崇敬之情，我更要勤勉上进、兢兢业业，以告慰先烈的在天之灵。一边听讲解员元帅的革命业绩，一边感悟元帅的感人故事，把我的思绪又拉回到了革命战争年代。当年那一幅幅惊心动魄、艰苦卓绝、感人至深的画面，又再一次生动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更加坚定了发扬艰苦奋斗、坚定理想信念、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贺龙元帅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和崇敬。他始终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中，足迹到处，都谱写着他热爱人民、关心人民的赞歌。他把自己的手杖赠给维吾尔族百岁老人买买提木沙；深入果农问寒问暖，和同农民一起劳动；与文艺界的演员握手联欢；他慰问在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陪同周总理出国访问，关心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等等，都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人民的关爱。
通过这次的学习参观我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以后我将更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通过认真工作进行实践锻炼，不断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和能力，树立正确入党，往往是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漫长的过程，并不断循环往复，才能够获得的。要通过身边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活动，来加深对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认识，强化正确的入党动机
要向周围的同事学习。在这次参观元帅故里的活动中，从领导、同事的身上我感到了一种活力，一种动力。在我周围，有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优秀的积极分子，克己奉公，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处处为他人着想的精神一直感染着我。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他们兢兢业业地工作态度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和努力的方向。
我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心，只要通过自己坚持不懈地努力，严格要求自己，在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尽快不断提高自己。在我站党支部关怀和培养下，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正如歌曲中所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正是因为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国家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优秀的组织，我渴望早日加入这个组织。能够成为一名党员，一直都是我的精神动力。可能，我的思想还存在很多稚嫩的地方，恳请党组织加强对我的教育和培养，给予我批评。
某年某月某日
贺龙故居调查报告 第3篇
前不久, 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北京的住所被拆的消息刚刚落幕。近日, 一则鲁迅居住的北京西城区砖塔胡同84号院将被拆的消息, 又引来了人们的关注, 来自各界的舆论层出不穷。
据了解, 鲁迅在北京砖塔胡同84号院居住的这段时间里, 创作了《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和《肥皂》等经典作品。
令人费解的是, 鲁迅在留居北京时的其他三处住宅均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唯有历史悠久的砖塔胡同被贴上了“拆”字条。为了解鲁迅故居被拆的真相, 记者前往北京砖塔胡同进行了实地调查。
胡同里的历史记忆
胡同, 是北京特有的历史文化, 胡同一词源于蒙古语gudum, 是北方人街巷的统称。北京的胡同最多的时候有上千条, 它形成于历史上的元、明、清三个朝代, 最多的是在元朝。胡同的走向多为正东正西, 最宽处不过几米, 最窄出只有几十厘米。在北京, 有关胡同的名字也是千奇百怪, 既有包含花花草草的胡同, 像花枝胡同、草园胡同;也有包含山川大河的胡同, 像大江胡同、海滨胡同;更有取名怪异的胡同, 像帽儿胡同、屎壳郎胡同、盆儿胡同等, 还有根据胡同的形状或是胡同周边的特点来命名的。在胡同的两边的建筑大多是四合院, 四合院也是北京的一种文化现象, 胡同便是大大小小四合院的通道。许多研究北京的学者都会这样说, 读懂了北京里的胡同, 便能读懂一半的北京历史。
北京的胡同一直受到文人墨客、政客官宦的亲睐, 从北京的胡同走出来, 或是在胡同里居住过的名人比比皆是, 像康有为居住过的土儿胡同69号, 梅兰芳居住过的护国寺街9号, 田汉居住过的细管胡同9号, 启功先生居住过的什锦花园胡同9号, 蔡元培居住过的东堂子胡同75号、老舍居住的丰富胡同19号故居等等, 不计其数。这其中有一部分是被列入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被文保部门保护, 有一部分未列入文保单位, 因此也就没有得到任何妥善修缮。
鲁迅先生生前在北京生活的14年里, 一共有四处住所, 包括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 (现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内宫门口二条19号) 这处住所是鲁迅自己买下的地, 亲手设计的一座四合院, 是鲁迅1924年到1926年的住所, 他的《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不朽作品就是在这里诞生的。这处故居在1979年被列入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现已在原址基础上建成鲁迅博物馆;北京绍兴会馆, 是鲁迅先生在北京另一处住所, 旧址是南半截胡同7号, 建于清道光六年, 绍兴会馆的建筑有“仰蕺堂”、“涣文萃福之轩”、“藤花别馆”、“一枝巢”等, 现在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新街口公用库八道湾11号, 是鲁迅搬出绍兴会馆后的住所, 后来因为与周作人发生矛盾, 他便与家人搬到了砖塔胡同, 也就是现在即将面临拆除的“砖塔胡同84号院”。
砖塔胡同84号院现状
可以这样说, 北京的砖塔胡同既是北京胡同文化的代表, 也是鲁迅在北京住所的重要遗址。而现在, 走在砖塔胡同的巷道, 一片萧条, 胡同也显得有些凌乱, 从院子的外墙可以看得出来, 四合院是经过多次翻修, 剩下来的建筑原有的颜色也已退却, 大多数都已无法辨认。胡同口墙上大大的“拆”字格外引人注目, 一些国内外的鲁迅研究者趁84号院尚还留存, 抓紧时间拍摄, 走访居住在砖塔胡同的老北京, 争取多留住一些历史遗迹的影像。住在这里的一位房主也告诉我, 在几年之前就说要拆的, 后来胡同周边的院落都陆续的拆掉了一部分, 现在看来真的要拆了。这些居民都是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的老北京, 说到要将旧房拆了建新楼房, 政府会给他们更好的安置, 本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但是一想到这些四合院, 还有胡同都要被拆毁, 心里还真是舍不得。有做鲁迅研究的学者称, 如果砖塔胡同84号院被拆除的话, 这将意味着研究鲁迅在北京活动和创作的地点就断了线。
金融街街道砖塔胡同居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我们, 砖塔胡同目前面临改造, 该工程是西城区总体规划的一部分, 拆迁是在西城区城市建设中难免的事情。针对网友的质疑和提问, 西城区人民政府官方微博在3月7日发布消息, 砖塔胡同两侧面目全非, 肌理尚存, 不可能拆除;紧接着又说砖塔胡同84号院鲁迅故居居住的房屋早已改建, 历史文化信息无存, 没有保护价值, 没有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将按规划进行绿化。
拆名人故居触发文物保护之殇
鲁迅先生住过的故居真的就不应该保护了吗?历史最悠久的砖塔胡同真的要面临被拆的文化之殇了吗?一位名叫dolphinchang的网友对于鲁迅故居被拆痛心地说道, 我们总是羡慕欧洲那些充满古朴气息的小镇, 可是反观自己, 连一个伟人的故居都保护不了;一名叫中港—天空的网友也说, 中国内地名人故居被拆风波停不了, 继梁林位于北京的故居被拆后, 同市西城区的鲁迅故居近日也接到通知即将拆除, 同区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康有为故居, 传同样因为残破不堪面临被拆重建, 大肆破坏名人故居, 令北京枉为文化古城;另一网友也发表了感叹:“在以一个‘不是文物单位’为理由的肆意滥拆背后, 则凸显了我国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滞后性。”有报纸也发表文章狠批当今肆意破坏文物保护现象, “真文物”和“假古董”看似荒诞的悖论, 在对于高度强调文化保护的中国来说, 这竟是现实中的童话。而对于名人故居来说, 那些没有正名的非文物保护单位正在渐渐消亡。据调查显示, 目前北京旧城区有三百多处名人故居, 但现在被拆除的数目已经超过三分之一。
北京砖塔胡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那为什么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呢?在今年的两会上,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呼吁, 现在文物保护确实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候, 而且文物遭破坏被拆除的情况, 已经达到了历史之最;文化名人冯骥才老先生对文化名居拆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痛批当今文物保护现状, 再次触痛了文物保护的神经。他认为, “做文化的事, 不能让不懂文化或不太懂文化的人来拍板, 应该多听听我们文化界的意见。”他说, 任何以维修性拆除或者是拆除后重建的名人故居对于我们来说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即使给予开发商处罚, 对开发商来说, 拆除十套都没问题, 卖一个单元就回来了。
专家委员献策文物保护
近段时间, 继梁林故居被“维修性拆除”后, 蒋介石重庆行营也被“保护性拆除”, 现在鲁迅北京砖塔胡同故居又将拆除, 对于名人故居频频被拆, 全国政协委员、文化名人冯骥才建议, 应该给北京画一个名人故居图。北京是一个名人故居多的城市, 首先应通过普查把名单盘出来, 做到心中有数, 找专家鉴定, 再研究保护措施;全国政协委员巩汉林提出, 很多文物遭到破坏, 文物部门应有所作为, 名人历史故居保护应立法, 要防止有人拿文化名人来“开涮”;全国政协委员许钦松则认为, 目前《文物法》对于破坏名人故居的处罚条例还不够严厉, 就像梁林故居被拆后处罚50万, 这无形中助长了毁坏文物的不良行为, 因此, 他建议, 应该在刑法中加大损毁文物的处罚力度, 严重者应追究刑事责任。
梁林故居被拆文物部门调查 第4篇
本报讯(记者刘春瑞)昨日，有文保人士向本报爆料称，原本计划恢复原貌的“梁林故居”现已被拆。本报记者实地探访后发现情况属实。
门楼的屋顶只剩几根房梁
昨日，记者来到位于东城區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梁林故居所在地，发现房子已经基本被拆掉，只剩门楼旁一小间。
门楼的屋顶只剩几根房梁，从门楼走进去后可见一片残砖烂瓦，门楼旁边的倒座房已全部被拆。
北总布胡同24号院原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坐北朝南。现在，四合院第一进北房的位置是一座3层小楼，3层小楼前后的建筑全部被拆掉。在被拆掉的建筑中，一部分为红砖建筑，一部分为青砖建筑。梁林故居南临的一栋居民楼上，写着红色的“拆”字并用圆圈起来，但并没有被拆除。
“倒座房和第二进北房去年被拆”
梁林故居北侧的北总部胡同12号原为这个院落的后罩房，曾为哲学家金岳霖居住。现居于此的刚女士称，梁林故居的倒座房和第二进北房大约是2011年10月左右被拆掉的。
1931年至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此租住(当时的门牌是3号)，他们的小儿子梁从诫也在这里出生。这一时期是两人对中国建筑史及文物保护做出重要贡献的时期。梁家的客厅成为京城有名的文化沙龙“太太的客厅”。
2009年，因涉及商业项目，24号院门楼及西厢房被先后拆除。2009年7月11日，此事经本报独家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关注。去年1月11日，在东城區人代会(临时)二次会议上，该區文委主任李承刚表示，“梁林故居”已被列为普查文物，在居民腾退完毕后，这个院子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恢复修缮。
回应
“目前考虑方案是复建梁林故居”
市文物局局长表示此前不知故居被拆一事，复建最终方案还未出炉
昨日，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表示，此前其并不知晓“梁林故居”被拆一事，也是昨日才从文保人士处获知的，已责成东城區文委调查。目前考虑的方案是复建梁林故居，但最终方案还未出炉，整个复建工程需等3层小楼上的住户全部搬走才行。
文保人士曾一智表示，她得知这一消息时非常震惊，梁林故居已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要依法保护的。自2009年媒体报道后，原有拆迁方案已由职能部门予以更改，不理解为何仍然被拆掉。希望职能部门能够尽快介入调查，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公之于众。
位于北京市东城區建国门北部的北总布胡同24号院，曾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租住地，已被列为文物普查登记项目。本月，这里突然被拆成了废墟。
昨日(1月30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来到现场，发现该处的古建筑已然不见，只剩下几栋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楼。
在这之前，该处故居经历了持续两年多“拆迁”与“保护”的拉锯战。据新华社报道，东城區文化委称，虽然作为建设单位的华润集团富恒房地产开发公司是为了紧急抢险，才将危房落架拟复修，但此次拆除未经报批，属“违法拆除”，将依法进行查处。
但现场居民告诉记者，并没有看到拆除古建筑时对房屋进行编号。更有居民表示，拆除后有用的木料已卖到河北廊坊。不过，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当事企业的证实。现场一片废墟
从北京东城區建国门桥往北步行100米左右，沿着北京市检察院和华润大厦之间的胡同向西走大约150米，转入路北的一条小胡同，往北步行大约150米，过了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后，路东有一片土地已经被蓝色围挡围了起来，中间留了一个门，偶尔有人从该处进出。
该处的具体门牌号是北总布胡同24号院，在1931年到1937年期间曾经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居住的宅院，两人在这里居住期间，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建筑群落的大部分考察。2012年1月上旬，该处被拆除，引起了巨大关注。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现场看到，在24号院内，除4栋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居民楼仍然矗立外，低矮的古老建筑已成为一片废墟。包括梁思成、林徽因居住的老北京四合院，只剩下少许残垣断壁，残砖废瓦散落在原先的房间内，很少见到完整的砖瓦。
记者在现场看到，陆陆续续有人到被拆毁后的废墟上拍照，有的是新闻记者，更多的是听闻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后到此地参观追忆过往的游客。一位叫彭泽民的文化研究者还现场担任了讲解。
房子陆续拆毁
据媒体报道，2009年，因涉及商业项目，24号院门楼及西厢房被先后拆除。因被广泛关注，同年7月10日，北京市规划委叫停了对梁林故居建筑物的继续拆除。谁料到了本月，媒体接到举报称梁林故居已经被拆除殆尽。
现场居民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去年6月起，就有工人开始拆除梁思成、林徽因居住的正房，当时是用手工拆除，房子上的木料尽管已使用80年以上，仍然比附近居民用来盖房子的木料要好。拆除过程中，并未看到过一般做文物维修拆除时常用的记录措施，而是全部木料放在一堆，最后卖给了廊坊的农民，拉了3车。
一位45岁的居民说，拆除的速度很快，早上房屋还在，下午就没了。他曾想拍些照片，都没来得及。
70岁的老住户石先生表示，梁思成和林徽因曾居住的房子原是一个四合院，20世纪60年代后住进了居民，70年代起就一直在不停地拆旧房子和盖新房子。在24号院内部，现在矗立一栋三层小楼的地方，原来曾经是该四合院内的假山所在地。
有住户表示，拆迁的消息从2007年开始不断传出，有居民陆续搬出，到201 1年底，院内绝大部分住户已搬迁。拟建停车场?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现场看到，北总布胡同24号院只是一片即将全面拆除地面建筑的土地的一小部分，该片地东临华润大厦，西至北总布胡同，南抵东总布胡同，北至梁林旧居的北墙。
现场有居民告诉记者，在新闻还没有报道前，他们就听说梁林旧居所在地块已经4次倒手，最后是华润置地将其购买，规划为“华润二期”，是一片绿地，梁林故居所在的片區计划建设一个停车场。
记者并未寻找到现场居民所说的规划图，只是在北京市规划委的网站上看到所对应的地块上，2007年7月24日，北京市规划委核发了“2007规意条字0231号”规划意见书，其项目为办公项目，建设单位为北京富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地址是东城區东总布胡同弘通巷。
贺龙故居调查报告 第5篇
我欣赏这生动传神的比喻，却更愿意把他比作一棵高大的青松。
根穿透了千年石缝，深深地扎进湘西北这块土地，迎风傲雪，昂然挺立在无穷的时空之中。
贺龙故居，贫民家庭。
青山环抱，溪水潺潺。
一砖一瓦，一木一石，虽经百年霜风浸染，然仍原址原貌，散发着古朴清馨。
让人回味无穷。
纪念馆更不事奢华，只容真实原形。
那锈迹斑斑的实物，那幅幅文图照片，印记着贺龙闪光的足迹，浓缩着元帅毕生的光阴。
讲解员绘声绘色的解述，让我浮想联翩，仿佛亲临其境，置身其中。
看！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打团防、砸盐税、夺枪支，唤醒了成千上万的劳苦大众，激励着无数热血青年，反剥削反压迫，拿起武器，向着统治者斗争，向着敌人冲锋！
讨袁护国，他义无反顾；
蒋汪背叛，他义愤填膺。
面对反动派的利诱和威胁，他嗤之以鼻，坚决回击！
这一件件一桩桩，多么豪迈的壮举，多么伟大的胸襟！
听！
南昌城头的枪声，划破了黎明的夜空。
担任起义总指挥的贺龙，叼着旱烟斗，神釆奕奕，指挥若定。
仅短短六个时辰就结束战斗，把鲜艳的红旗插遍洪都古城。
从此，拉开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序幕，开辟了我党武装夺取政权的征程。
戎马一生百战捷，不叫敌寇渡关山。
具有军事天才的贺龙，智赛孔明，勇比关张。
指挥战斗，常常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创下诸多光辉战例。
他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如同音乐大师演奏，把战争指挥艺术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军内外远播威名。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贺龙故居调查报告 第6篇
然而, 多年来, 北京名人故居的保护、利用却不尽如人意。打响“护国讨袁第一枪”的蔡锷将军在北京的住处——北京棉花胡同号66院成为破旧不堪的大杂院;承载了老舍先生年少记忆的北京护国寺大街小杨家胡同亦成为多家居民杂居之地……一座座院落、房舍在城市改造和建设的轰鸣声中消失, 引发文保人士的连连呼吁和扼腕长叹。
三分之一被拆除
“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 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半个世纪前, 建筑学家梁思成为保护北京古建筑大声疾呼。
1950年2 月, 梁思成与规划师陈占祥共同提出在北京西部近郊建设中央行政区的方案, 旨在另辟新城, 保护旧城, 平衡发展全市, 避免将城市功能过度集中在以旧城为中心的区域以造成全市性交通紧张。然而, 这一方案被否决。
“在这些问题上, 我是先进的, 你是落后的”, “五十年后, 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 我是对的”, 当年梁思成曾向官员们秉笔直抒。
一语成谶。半个多世纪以来, 在老城上盖新城, 已使62.5平方公里的北京旧城在2003年仅留下不足15平方公里较完整的历史风貌空间。而游离于文保之外的名人故居, 正从老北京地图上被快速地移除。据统计, 京城名人故居中被拆除的比例高达1/3, 其中1990、 2000年, 连续两轮启动的危旧房改造计划等已让众多的名人故居、胡同、四合院被夷为平地。
2005年, 北京市政协就曾调研4个旧城区的308处名人故居, 并通过了《北京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建议案》。建议案显示, 由于腾退搬迁、整修建筑等成本很高, 维护资金缺乏, 有189户暂未列入文物保护项目。
梁思成的故居亦没能逃脱这样的命运。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的2 4号院, 是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在兵匪满地的旧中国, 夫妇二人一次次从这处院落出发, 历尽千难万险, 到各地调查中国古建筑。
眼前, 百物杂陈的院落里, 没有了女主人的顾盼神飞、灿舌生花, 只留下残垣断壁。而保存完好的部分建筑, 也已变为被分割成众多小屋的大杂院。
2009年, 24号院的宅门与西厢房被拆除。同年7月,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叫停对梁林故居的继续拆除。
而到了2012年1月, 北总布胡同24号院梁林故居已被彻底拆除, 理由是开发单位考虑到故居房屋腾退后, 由于陈旧而容易出现险情, 从而进行了“维修性拆除”。 从2009年至2012年1月, 经过两年多保护与拆除的拉锯战, 梁林故居终于被拆掉。
“以这个速度消失下去, 若干年后, 人们恐怕只能在网上浏览老北京四合院了, 那将是很悲哀的事情。” 一直坚定从事北京旧城保护的民间人士张巍说道。
不见其美而适见其丑
而据了解, 有些故居虽然被完整地保护下来, 却由于地理环境变化, 丧失了原有的历史形态。甚至还有数据显示, 现存的名人故居中, 已有超过1/4的成为了大杂院, 它们半数被用作住宅, 维护整修资金缺乏, 大多失去了当年的风采。
跨车胡同是西城区一条小巷, 齐白石故居便坐落与此。这一带建筑, 以四合院为主, 高度一般在五米左右。在这样的胡同与建筑的群落中, 跨车胡同1 5号与周围环境是协调的。但是, 随着金融街建设, 周围的胡同都已经拆除, 修建了巍峨高耸的大厦, 每座大厦都有数十米之高, 齐白石故居变得狭窄低矮, 不见其美而适见其丑。
而有些名人故居虽然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 其保护状态并不理想, 需要极大改进。西城区的前井胡同3、5、 7 号是著名的兆惠府。记者了解到, 兆惠是一个维护祖国疆土完整、有大功于祖国的人物, 他的故居却败落不堪, 见之令人落泪, 原本阔大的府第, 基本无存, 被各种各样丑陋的建筑包围, 仅存五间大正房, 山墙的下面拥堵着放着煤气罐的小棚子, 山墙的上面架设着凌乱的电线。
但实际上, 2007年, 兆惠府就曾被公布为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2011年又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 有了两块文物保护的牌子, 却并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
更让人可怕的是, 为吸引游客眼球, 有些名人故居内的设置与陈设, 甚至采取一种随意的态度。纪晓岚故居原是两进四合院, 一进由大门、倒座与过厅组成, 是一座具有欧式风格的建筑, 屋顶建有砖砌的镂空女儿墙, 门窗皆为拱券式, 且雕刻缠枝花卉。院内植有一株200余年的紫藤萝。二进院正房是纪晓岚当年的阅微草堂, 面阔五间, 抱厦三间, 明间内曾悬有“阅微草堂”匾, 后被直隶会馆取走, 改悬启功的“阅微草堂旧址”匾。院内原有两株海棠, 现在仅存一株。由于两广路扩建, 大门与倒座均被拆除, 一进院不复存在, 原来的过厅现在袒露在街面上成为宅门, 极大地破坏了建筑格局。
而其中更竖有一尊汉白玉全身女性雕像, 说明牌上称, 这个女人叫杜小月, 与纪晓岚极其相爱, 但碍于身份悬殊, 二人不能结合, 杜小月于是终身陪伴纪晓岚, 等等。但据考证, 杜小月这个人于史无据, 乃是电视连续剧里面的虚构人物, 却在这里作为故居人物堂而皇之地出现, 极大干扰了历史真相。
法律界定不清
名人故居得不到保护的关键在哪里?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目前名人故居存在保护原则界定不清、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等问题, 尤其缺乏对于“名人”、“名人故居”的法律界定, 缺少相应的准入标准、申报程序、筛选机制。
《北京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建议案》中也提到, 由于缺乏对名人及名人故居界定的权威标准, 保护对象范围难划定, 一些很有价值的名人故居已经或正在被拆除。在名人故居保护和利用上, 北京尚无明确的主管部门, 至于没有获得文保单位“身份”的名人故居, 在管理上更是处于真空地带。
“例如李鸿章这样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是否属于名人, 各方意见也不太一样, 所以文保部门对挂牌的态度也是一直很谨慎。”业内人士指出, 这便是目前实施的法规政策中没有对名人故居的确切定义, 也没有明确名人的认定方式所带来的后果。
即使有的故居在认定上意见统一, 但在实际挂牌的执行中, 也很困难。有不少名人故居早已被拆或者损毁, 不具备挂牌条件, 即使已挂牌, 保护情况也并不乐观。有知情人透露, 位于菜市口的康有为故居, 它所在的整个胡同, 都已经拆迁;还有的故居, 已成为大杂院或者私宅, 住户们对挂牌意见很大, 担心游客涌入影响他们正常的生活;那些被单位占用的故居, 产权单位也不希望办公被打扰。以上种种, 都是目前名人故居保护处境艰难的原因。
有专家对此提出, 名人故居的基本概念和法律地位需要明确, 而且, 名人故居的认定审核应建立起法定程序, 除文保部门外, 也应让普通民众、专家以及民间社团有权提请认定。”
“这其中涉及到建设规划部门、文物部门等多个部门相互协调和工作分工的问题。文物部门也表示对于故居的修缮并不是最大的问题, 完全可以进行修旧如旧, 并且可以进行保护性开发, 但是现有住户的腾退和安置超出了他们的权限范围。”这位专家进一步讲道, 名人故居的保护问题在于落实上。名人故居保护虽属于公共事务, 以民间保护团体为核心的社会力量参与也不可或缺。
只挂牌不保护
如果没有门口树立的“谭嗣同故居”的牌子, 我们很难相信, 这里曾经就是爱国志士谭嗣同学习生活的地方。
位于北京北半截胡同41号的谭嗣同故居, 曾于1986年被公布为区文物保护单位。低矮破旧的小院子, 两扇严重掉漆的红色大门上, 留下斑驳的白色小广告遗留的痕迹。院落里每一处空间都被利用到了极致。院子中央也加盖了房屋, 将小院挤压成了窄窄的一条。在门道的墙壁上, 还粘贴了不少租售房屋的小广告。几乎每家每户都在房间外私自搭建了小棚屋, 有的还新建了屋子。谭嗣同曾居住的“莽苍苍斋”外, 窗户已经被透明的塑料皮严密封住, 房门紧闭。房顶野草丛生, 柱子早已掉漆, 只现纹路。
据院内一位住户称, 旧居占地800平方米, 只有3个院子, 却住着近3 0户人家——这个数字经常变动, 总是有人搬走, 又有人住进来。每家住户都没有独立的卫浴, 杂物在院内随处堆放, 在外人眼里, 这里充其量是个大杂院。
今年8 1岁的老刘在这个院子里已经居住了6 0多年, 见证了这座院子经历的变迁。她告诉记者, “原来这个院落是很规范的四合院结构, 还有月亮门, 里面一共是3个院子, 后来人们便利用一切材料搭建新的房子, 砖石、木板、混凝土瓦片什么材质的都有。新搭建的房子总是矮小突兀, 房子和房子挤在一起, 彻底破坏了原有的布局。”
而另一位住户则一脸无奈, “当年还觉得条件这样差的房子早晚会拆迁, 指望着用拆迁获得的补偿购买新的住处。谁知道是个名人故居, 后来说这里是文物单位, 不能拆迁。”对于这位住户来说, 住在名人故居里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既然是文物不能拆迁, 那就应当很好地保护起来呀。我们这些住户如何腾空安置也是个问题。但这里说保护就是立牌子, 先立一个区级保护单位, 然后又升级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再立一个牌子, 其他别的什么措施都没有。”住户们表示, 他们对相关文物部门将采取哪些保护措施一无所知, 也一直没有接到腾退的通知。
据了解, 谭嗣同故居属于“直管公房”, 产权归房管局所有, 因此修缮工作与日常维护属于房管局管理内容。此外, 文物局不曾与居委会提出翻新或改造计划。
“谭嗣同故居的现状让人感到很遗憾, 从1986年到现在将近3 0年, 住户腾退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而且没有进行修复, 仅仅是把它认定为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湖南谭嗣同爱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谭嗣同第四代后裔谭志宏介绍说, 根据文物部门的想法, 准备将北半截胡同4 1号院升格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但里面租住了二十五六户人家没有腾退和积极修复。所谓保护只是简单设立一块标牌, 除当地部分居民外, 社会公众根本无从知晓故居的来龙去脉。
如何构建良性保护?
近年来, 民进北京市委和2 2名委员曾联合提案建议, 应加快立法进程, 细化行政管理部门、故居管理者与使用者的责、权、利。另外, 应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名人故居保护工作, 支持成立相关民间公益组织和慈善组织, 通过法规明确其角色定位, 构建有利于保护的良性机制。树立统一制作的北京文化名人故居标识, 在街道醒目地方进行标示。发布《北京名人故居图册》、《北京名人故居地图》, 开辟北京文化名人故居网, 公布各故居的基本信息、公交线路、名人简介等。
提案还建议, 在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主进行保护的同时, 向社会筹集资金做好名人故居保护工作。可以借鉴上海、苏州等地的做法, 在签订法律文书、确保不改变名人故居原始结构、原有风貌的前提下, 将部分名人故居出租、出售给私人业主, 通过产权转让的方式推动名人故居保护, 拓展新的保护途径。
有专家进一步提出, 应将名人故居作为一项长期的专业工作, 尽快制定著录、保护名人故居的地方法规。其次, 由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牵头, 成立名人故居保护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该由各个行业的专家组成, 由他们推荐入选名单, 根据以上宗旨与标准认定后, 上报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批准立项实施。
而关于名人故居难以认定的问题, 有业内人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名人故居与文物保护单位, 既相重叠, 又相区别。一处建筑, 既可是文物保护单位, 也可是名人故居, 二者不相矛盾。做好名人故居保护, 既要看到二者的相同之处, 也要看到二者的区别。而且更多是后者, 使其独立于文物保护单位, 而展示其独立价值。比如砖塔胡同8 4号, 是一座简陋狭窄的三合院, 就建筑而言没有任何保护价值, 绝对不会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准备拆迁8 4号时, 有关部门答复, 这里不是文物保护单位, 可以拆掉。但是, 鲁迅曾经在这里居住, 是重要历史信息的承载之地。从1912到1926年, 鲁迅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其间, 他曾在宣南绍兴会馆、新街口八道湾、砖塔胡同和宫门口西三条居住过。这四处院落, 有三处被保护起来, 如果砖塔胡同8 4号被拆, 就意味着研究鲁迅在北京活动和创作的地点就此断线。这样的名人故居当然不可以拆。但是又险些拆掉, 其原因在于, 名人故居没有列入保护范围, 即使在文化单位, 也可以因为其没有进入文物保护的范围而准许将其拆除。”
贺龙元帅的家风 第7篇
儿子贺鹏飞出生时，贺龙已经五十岁，但他从不娇惯儿了。上初中的贺鹏飞踢足球时，腿部骨折。照理说，父母心疼都来不及。可是，一个星期后，贺龙就让打着石膏的儿子去学校。贺龙自然不允许儿子坐自己的专车，就在街上包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每天负责接送贺鹏飞上下学。贺鹏飞拄着拐杖坐在三轮车上，全然没有因为是元帅的儿子觉得不自在。当时，有老战友觉得贺龙不近人情，他却说：“儿子本来就是普通一员，再说，正好借机让他受到磨炼，将来也好独当一面，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好。”贺鹏飞第一次报考清华大学失利，眼巴巴地等着父亲出面帮忙。贺龙告诉儿子：“要想实现人生理想，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努力，再没有第二个途径。”明白了父亲意思的贺鹏飞，在清华附中复读一年后，终于如愿以偿。
贺龙教育子女，日常的基本礼仪和艰苦奋斗的传统坚决不能丢。吃饭时，嘴巴不能发出声响，饭没咽下去之前不准说话。孩子们如果不慎掉下饭粒，他会捡起来吃掉，并对大家说：“一粒粮食一粒汗，要懂得去珍惜。”贺鹏飞少年时的着装，几乎全由父亲的旧军装改成。
有一年在重庆，恰逢贺龙父亲的忌日，他把子女们召集起来，逐一对着搁置在窗台上的父亲照片磕头跪拜。他说：“这不是封建迷信，而是对长辈的追思和悼念，尽管离去的老人不可能知道在祭奠他，但后人却不能失去感恩之心。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大家才会有今天。”賀龙元帅倡导的孝道，被儿女们很好地继承下来。到了贺鹏飞这一辈，形成一种习惯，姊妹中每天必须有一个人在家陪着老母亲吃饭。
女儿贺晓明年少时，总是给人腰伸不直的感觉。贺龙多次提醒后无果，就训导女儿说：“做人，坐得有个坐相，站得有个站相，这不只是雅不雅观，而是个精气神的问题。小小年纪就弯腰驼背的，那怎么行？”他责令女儿每天必须靠墙站立一个小时进行自我矫正。 如今，67岁的贺晓明，身板依然挺拔，无疑是父亲的功劳。
贺龙元帅虽然严厉，但无时不表现出厚重的父爱，给后辈们带来了欢乐和美好的回忆。一次，他用小尺子责打年幼的贺晓明不成，不料被女儿重重地咬了一口，因而落下“笑柄”，在战争年代没有擦破一点皮，和平时期，反而被女儿咬伤了手臂。对儿女的爱，贺龙往往用爽朗的大笑来表达，而且时常边笑边竖起大拇指，以示赞扬。孩子们考了好成绩，他笑；孩子们射击水平得到提高，他笑；在运动会上拿到名次，或者在游泳时超过了他，他也会笑。还尽可能抽时间陪伴孩子，领着一家人去观赏《天鹅湖》，儿女们看不懂，他会事先详细地介绍剧情，甚至儿子组织一帮同学踢球，只要他有时间，一定会到场呐喊助威。
（编辑/张金余）
贺龙:没有群众就没有胜利 第8篇
“要用兵, 就要爱兵”
作为杰出的军事家, 贺龙懂得士兵与战争制胜的关系。他说:“要用兵, 就要爱兵。”他不仅这样教育干部保持密切的官兵关系, 而且以身作则, 带头做爱兵的模范。1928年冬, 部队来到湘鄂边的高山峻岭之中。冰天雪地, 寒风刺骨。贺龙和战士们一样, 一身单衣, 一双草鞋, 几天吃不上一粒盐, 喝不上一口稀粥。有一次, 炊事员想方设法弄到手指大一点盐巴, 给贺龙同志专炒了一碗有盐的辣子。贺龙尝了一口, 知道是炊事员专给他做的, 便将那碗辣子倒进大锅里。炊事员上前阻挡, 贺龙微笑着说:“我们官兵一样, 有盐同咸嘛!”
他曾视察过的部队官兵回忆说, 1952年贺龙深入部队检查工作, 发现一个工兵连住在简陋的工棚里, 连电灯也没有, 生活条件很差。贺龙非常生气, 立即把有关人员找来, 严厉地批评说, 这个连就住在你们眼皮底下, 你们却对战士的困难和疾苦视而不见, 不关心战士, 这怎么能行呢?接着他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 让给工兵连住。贺龙始终把自己看成是普通一兵, 从不搞特殊。
“没有群众, 还有什么胜利可言?”
贺龙善于深入基层做群众工作, 在联系人民群众中找到工作的切入点和落脚点。1947年冬, 为了配合中原和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 扩大和巩固晋南解放区, 西北野战军二纵队攻克韩城, 东渡黄河, 与兄弟部队协力全歼国民党军, 就此解放了运城。然而, 他们在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却出了偏差, 特别是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好, 群众反应很大。
1948年1月11日, 周恩来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对此作了严厉批评, 这使得贺龙深感不安。二纵队是他长期领导下的一支老部队, 为什么进入城市以后, 不能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和纪律呢?这说明在新形势下, 部队政治思想建设出现了新问题。对此, 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作出决议, 由贺龙赴二纵队整顿纪律。
2月初, 贺龙专程到达山西新绛县, 在二纵队党委会上, 传达周恩来讲话和西野前委决议。他对二纵队在韩城、运城违犯的城市政策执行方面的错误, 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贺龙强调指出:你们违犯了城市政策, 破坏了群众纪律, 客观上就是帮助了敌人;你们违反了党的政策, 就脱离了群众。没有群众, 还有什么胜利可言?贺龙要求纵队党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认真检查错误, 要把这件事当作大事好好抓一抓。此后, 他在二纵队住了下来, 协助王震整顿部队纪律。
一手抓生产, 一手抓生活
20世纪60年代初, 中国处在经济困难时期, 人民生活十分艰辛。贺龙响应毛主席号召, 不吃肉、不吃蛋, 却时刻关心着全国人民。
1961年2月, 贺龙到南昌飞机厂视察, 看到不少工人得了浮肿病, 脸色蜡黄发亮, 满面愁容, 便立即召集厂长、党委书记了解情况。厂长说:工人粮食不够吃, 厂里不少人得了浮肿病。贺龙听后十分难过, 说道:部队中战士的粮食可以调剂, 工厂是不是也可以调剂?你们厂里空地很多, 应当多种蔬菜, 多喂猪, 把机场周围的空地都利用起来。这样, 既可补助职工, 也给农民减少些负担, 还要想法子喂些鸡, 多搞些副食。你们要一手抓军工生产, 另一手抓农副业生产。把农副业生产搞好了, 让职工吃饱、吃好了, 浮肿病人没有了, 工业生产也就好搞了。
贺龙中学之今昔 第9篇
1945年8月，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员贺龙奉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率晋绥军区主力部队东渡黄河，直奔吕梁，向日伪占据的汾阳、离石、文水等县城发起总攻。8月31日，贺龙司令员亲临文水前线指挥作战，冒雨攻城。次日，解放了文水县城。9月2日，贺司令员简装轻骑来到县城，一是前来看望、嘉奖作战有功部队，二是部署部队撤离转战。其间，他召见了文水县县长李奎年、汾阳武工队副政委李风年同志，并听取了他们的情况汇报。得知文水城内有一所中学，有学生几百人，其中许多受革命影响，倾向进步这一消息后，贺司令员兴奋地说：“这是宝贝疙瘩!青年学生，军队和地方都需要，建设新中国，更需要有文化的人才。”“文水城我们可暂放弃，但知识青年我们要争。”当天下午，贺龙同志就来到文水中学，对广大师生作动员讲话，从抗战胜利后的时局，讲到中国的两种命运和前途。他希望广大师生参加革命，继续读书深造，做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材。贺司令员的演说，大大激发了在场广大青少年的革命热情，一部分渴望革命的青年更加坚定了走革命之路的决心。当时听贺总演讲的除文水中学的师生外，还有文水女子高小和男子高小的学生。
贺司令员离开文水前，即召集随军工作团和县委负责同志，研究了吸收这批知识青年办学的问题。他提议学校定名为“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驻晋随营学校”，自己兼任校长，由他的秘书彭德同志任副校长。根据贺龙同志的指示，李凤年、董那、刘星火、刘振华等同志组成工作组，深入学校进行思想发动工作。
9月5日，文水中学、男子高小、女子高小的师生近1000余人参加了在文水县男子高小礼堂召开的大会。会议由李凤年同志主持，八专署专员康世恩同志讲话。正当会议进行中，工作组同志匆忙跑进会场报告，敌军前卫离文水县只有二三十公里。为了保护这些学生，决定立即撤离转移。彭德同志对大家说：“贺司令员派我们掩护大家转移。要求大家稍事收拾，便准备出发。”下午五时半，300余名学生在彭德副校长率领下，出文水城西门，沿太汾公路北上，走出不到3公里时，传来枪声，大队转向西山……贺龙同志亲自创办的这所新型学校——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驻晋随营学校，就以文水中学的这部分同学为基础，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诞生了。
9月8日，队伍转移到汾阳冯郝沟，这里离文水和汾阳城较远，活动比较安全。稍加整顿后，学校便开展了宣传和招生工作。
9月10日上午，彭德副校长召集干部会议，宣布了由张干臣同志任校务主任，李凤年同志任组织科长，王建国同志任事务主任，刘星火、李六平、陈非之、董那等四同学担任学生会的领导，并负责教学工作。指派刘振华、赵栋二同志作王建国同志的助手，负责同学们的衣食住行和教学用品。9月23日，学校又转移到汾阳桑家沟。来桑家沟后，为便于组织学习，学校按文化程度分别编了两个队，由李六平、陈非之两位同志负责。
1945年9月9日，离石县城解放，城北40华里的大武镇地处交通要道，司C靠晋绥边区老根据地。镇上有张家大院、白家大院，分别有一门、二门、三门等十几处庭院。有这数百间房舍，加上正北的水图庙，正好用来办校。
在离石县四区区委和大武镇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三五八旅的同志们迅速完成了随营学校的建校任务。10月下旬，学校正式迁到大武镇。经过必要的整编后，11月7日，学校正式开课。这天，全校师生集中在水图庙前大操场上，彭德副校长作了重要讲话，并宣布了教学计划。经过调整后的学校建制，校长仍由贺司令员兼任，副校长1名，教育长1名，校部设组织科、教育科、管理科。学生按文化程度分编为5个队，每队有队长1名，指导员1名，有的队设有副队长或干事1名。课程设置，以转变学生世界观为核心，进行革命理论和文化教育。学生生活待遇和部队一样，享受供给制。
抗战胜利后，毛主席赴重庆谈判；与国民党签定了“双十协定”，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贺龙再次来到学校为师生作了形势报告。全校师生建议：一是更改校名，把“随营学校”改为“贺龙中学”；二是扩大招生，调整学习内容，增加文化课比重，培养更多的人才；三是充实师资力量；四是成立图书馆，创办校刊。这些都得到了贺司令员的同意。
1948年，学校奉贺龙司令员命令由大武镇迁往临汾市，同陕甘宁步兵学校合并，成立了西北人民军政大学。贺龙中学在大武镇办学3年，培养学生达3000余名。据初步统计，他们之中任军级以上职务的有7名，地师级以上的74名，县团级以上的100多名。
建国后，方山县在原贺龙中学的基础上创办了大武中学，后更名为方山县第二中学。1985年9月，在原方山县委书记刘泽民和贺龙中学部分老校友的倡导下，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老校友代表370余人聚会于贺龙中学故地，举行了贺龙中学建校40周年纪念大会并恢复了贺龙中学的校名。
扩建后的贺龙中学，占地面积18000平方米．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其中包括：3000平方米的教学大楼，560平方米的办公楼，500平方米的学生宿舍楼及厨房等附属设施，操场约500平方米。
步人校门，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教学大楼前贺龙元帅的塑像。这是广大老校友和社会各界为永远缅怀贺龙元帅兴学育人的丰功伟绩而集资雕塑的。1990年6月，方山县委聘请山西省美术院新田、龙启印等美术专家设计并承担了塑造贺龙元帅铜像的任务。铜像先经过多次泥坯造形，又经方山县委、政府领导、贺龙中学领导及其校友会同志们数次审阅修改后，最后又两次派人赴北京将泥坯造形照片呈送廖汉生副委员长、原装甲兵司令员黄新廷、贺龙夫人薛明审阅批准后，由山西机床铸造厂铸造。铜像设计为1．4米高、着元帅服装(军呢大衣)的半身无帽像，重130公斤。铜像于1991年8月30日安置于石质台上。石质座台为1．6米高。座台四周大理石面上，正面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汉生题词：“办好贺龙中学，培育四有人才”；左面为中顾委常委余秋里题词：“学习贺龙同志尊重知识、爱才育人的远见卓识”；右面为中顾委委员、贺龙中学名誉校长罗贵波题词：“继承、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后面为原贺龙中学副校长彭德和李长路合撰，彭德亲笔书写的碑文。整个铜像面向校门，背衬新建的教学大楼，显得更加雄伟、壮观。1991年9月2日，贺龙中学举行了贺龙元帅铜像揭幕仪式，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汉生和山西省委副书记卢功勋为铜像揭幕并敬献花篮。省党政军负责同志和特邀来宾李立功、干庭栋、吴达才、陈德贵、张法、彭德、聂占新、孙叔杨、王作义等出席了揭幕仪式。王震同志为贺龙中学题写了校名。
在校园东面原贺中二队住址一个道观的楼上，没有革命传统纪念馆，是为继承和发扬贺龙元帅兴学育人、重才重教的不朽功绩而创办的。馆内设有贺龙生平事迹、贺龙中学校史，国内名人书法和绘画三个展厅．共珍藏各种图片172张，名人书法、绘画100余幅。
1991年，贺龙中学及革命传统纪念馆被方山县委、县政府命名为“青少年德育基地”；1995年被吕梁地委、行署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6年又被山西省教育委员会命名为“山西省德育基地”，同时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基地自创办以来，国家、省、市领导，各新闻团体，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晓明同志等先后来基地参观，并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指导意见。广大新老校友、本县和本校的学生纷纷来基地参观学习、接受教育，每年接待人数多达32阗余人次，使基地真正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