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读后感

中国历史读后感（精选6篇）

中国历史读后感 第1篇

读《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有感

这几天，我看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这本书主要回顾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入总结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理论成果、积累的宝贵经验、铸就的伟大精神，深刻阐明党为中华民族做出的伟大贡献。对我们学好党的历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深深的吸引了我：“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勇、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而败、不打自垮。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的诞生使中国革命这艘航船有了新的舵手。我们要把学习党史活动与自我的学习生活工作实际相结合，使学习活动成为凝聚人心，增进团结、求实务实、推进学习工作的过程，永远坚持党的领导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岗位，都要树立高度的职责感和敬业精神。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高度重视党的历史，注重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开拓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以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艰辛奋斗和曲折探索为叙述脉络，深入总结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理论成果、积累的宝贵经验、铸就的伟大精神，深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发展壮大的辉煌历程，为我们更好地面向和开创未来，为新时期新征程写下“精彩注脚”。

学史则居安思危，回顾走过的路，党史正如明灯，照亮脚下前行道路。以史为鉴，就是要学会在“前人”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无论是伟大事业发展还是个人成长，都需要常某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思则有备，备则无患”。前行道路上面临着无数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需要我们去应对，百年非凡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着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为我们应对内外部复杂情况变化、解决现实困难问题提供了基本遵循。历史经验中蕴含着居安思危的大智慧，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学习历史、铭记历史中总结运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举一反三，用历史经验看未来，提早作出战略布局，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通过这次学习，我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认识，也深深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警世真理。我深深懂得鲜血铸就了中华民族坚强的脊梁，汗水浇灌了神州大地繁茂的花蕊，拼搏托起了一个不羁的灵魂!这一切无不证明了一句话：没有******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会为了祖国的明天更美好而努力奋斗!

中国历史读后感 第2篇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观看这本《全景图说》就好像是仰望星空一般，那丰富生动的历史画卷便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眼前。如同滚滚洪流中揭开的一个断面，将时间凝固，仿佛看到了春秋战国时的男耕女织，怡然自得；还有那大榕树下讲学授课的孔夫子，坚守仁义，有教无类。继续往下探索还能看见一个大唐盛世中的繁华与喧闹，让我不禁幻想起当时的种种可能……

当想象放飞之时，我的感受也随之涌动。如读到《荆轲刺秦》时，秦王的慌张失措让我感受到了一个领导人面对生死之时，也如常人一般，会惊，会恐。与我印象中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秦始皇不一样。当那易河的水倾泻而下，被风雕刻的故事暴露无遗，我突然钦佩起那个企图用一把匕首改变历史的末路英雄――荆轲。曾经，我笑他不自量力，而此刻，合着图画，从他视死如归的背影中，我读懂了两个充满温度的字――“侠义”，还有众多的英勇，无畏与刚直。

也许，我们都有英雄情结，骨子里永远住着一个英雄，替平庸的我们在这江湖中惩凶除恶。一个热血的民族，不能缺少这样的人。“少年强则国强”，就在这时，我幡然醒悟。薪火相传，一个民族的脊梁与火把，不就是需要我们少年传承吗！用侠义的精神支柱，支撑倾斜的`天平，这就是我们缅怀英雄的意义。透过历史的风烟，让英勇，无畏与刚直在我们少年的血液中奔涌。

现代中国历史 第3篇

近两年来, 现代中国历史部分的高考试题涉及以下主要内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特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就及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及实现祖国统一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意义;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背景和意义;中美、中日关系的发展及新时期其他外交活动;20世纪50—70年代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践及经验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改革;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及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技进步及其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作用“;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复习备考过程中, 建议考生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最重要的知识点, 也是高频考点。运用横向比较法, 结合三大制度的内容、特点, 与西方的民主制度进行比较, 认识到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注重阶段划分, 感悟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曲折历程并概括阶段特征。应特别关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活动、中美和中日关系, 要求把握国家利益决定外交关系发展变化这条主线。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历程, 分析“左”倾错误的弊端, 探究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实质和影响, 厘清改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生产关系的四次调整, 梳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联系“一带一路”等热点问题, 强化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知识。认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掌握“南方谈话”与中共“十四大”的重大影响。结合现代中国科技、教育发展的史实, 加深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的认识。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 将三本必修教材中同一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不同模块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 弥补现行教材的不足。注意现代中国历史与当前社会热点的联系, 同时注意学科综合, 运用政治、地理等相关学科知识思考解决历史问题。

【金题点睛】

示例1 (2014 年安徽卷文综第18 题) 有的学者认为, 加入多边国际公约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国际社会认可度的重要指标。图1中最高点 (H) 出现的直接原因是

A.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B.两岸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C.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D.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答案】C

【解析】首先定位图中最高点 (H) , 然后对应横轴上的时间 (2001年后) 。结合所学知识可知, 1971 年中国重返联合国, 1992 年“九二共识”后两岸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高点 (H) 出现的直接原因非C项莫属。

变式练习表1是根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3 月20 日刊登的《变迁:从“一五”到“十一五”》一文改编而成。下列选项中, 填入表格准确的一项是

A.甲:工业增速、“超英赶美”

B.乙:“以阶级斗争为纲”

C.丙:“一边倒”“另起炉灶”

D.丁:小平南巡、改革潮涌

【答案】A

【解析】根据所学知识, “一五”期间, 以重工业建设为重点, 甲处主题词应为“工业增速、‘超英赶美’”;20世纪80年代前期, “文革”已经结束, 乙处主题词不应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而应是“走向改革开放”;20 世纪90 年代前期, 苏联解体, 邓小平发表“视察南方谈话”及“十四大”召开, 丙处主题词不应是“一边倒”“另起炉灶”, 而应是“小平南巡、改革潮涌”;21 世纪前期的时代特征是深化改革, 丁处主题词应是“改革开放, 坚定不移”。

示例2 (2015 年广东卷文综第16 题) 1961 年,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份报告指出:现在部分干部和农民对集体生产信心不足, 以致发展到变相恢复单干, 有的地方出现了“父子队”“兄弟队”式的家庭作业。这则材料作为例证, 可用于说明

A.当时土地所有制发生变化

B.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背景

C.当时国民经济调整成效显著

D.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起源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新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情况。报告所述状况反映了家庭生产取代集体生产的现象, 这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起源, D项正确;1961 年, 土地所有制仍为公有制, 没有发生变化, A项错误;1953 年, 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 B项不合题意;20 世纪60 年代初, 国民经济调整刚刚开始, 1965年, 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 C项表述错误。

变式练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内经济学家陈云同志曾提出著名的“鸟笼经济理论”:鸟不能捏在手里, 捏在手里会死, 要让它飞, 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 它就飞跑了“。鸟笼经济理论”中的“鸟”和“笼”分别喻指

A.民主自由和法制建设

B.市场调节和计划指导

C.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

D.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

【答案】B

【解析】“鸟笼经济理论”认为, 市场调节是“鸟”, 计划指导是“笼”。其实质是实行计划经济下的市场调节。如果忽略了“经济”这一主题, 可能误选。

示例3 (2014年山东卷文综第20题) 图2为商务印书馆1978 年12 月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的一个词条。它反映出当时

A.对“大跃进”运动有了客观认识

B.拨乱反正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C.“左”倾思想影响依然比较严重

D.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答案】C

【解析】本题以《现代汉语词典》中的一个词条为切入点, 考查学生解读信息和调动知识的能力。从图片材料中“毛主席”“光辉照耀”“飞跃发展”等关键词, 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大跃进”仍持高度肯定的态度, 没有提及它所带来的危害, 再联系题干中的时间 (1978 年12月) 和所学知识, 可知C项正确。

变式练习表2 为商务印书馆1971 年版《新华字典》附录中的《常用标点符号用法简表》 (部分) 。它反映出

A.常用标点符号数量缩减, 用法受到篡改

B.“左”倾思想始终没有影响到文化领域

C.当时个人崇拜现象仅在工人阶级中盛行

D.特殊时期的工具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答案】D

【解析】题干明确说明表格所引内容是《常用标点符号用法简表》的一部分, A项“数量缩减”的说法不成立;C项表述是对“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才有我们工人阶级的今天”这一例句的曲解, 也应排除;1971年版《新华字典》中的例句明显受到“文革”中“左”倾思想的影响,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因而排除B项, 选择D项。

【阶段特征】

一、过渡时期 (1949—1956 年) , 即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

政治方面:巩固新生政权, 完成土地改革, 和平解放西藏, 逐步确立了包括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经济方面:恢复国民经济, 完成“一五”计划, 初步奠定工业化的基础;经过三大改造, 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外交方面: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 奠定了新中国的外交基础, 其中“一边倒”方针在促进经济恢复、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巩固中苏人民的团结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求同存异”方针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文化方面:新中国在思想文化、国防科技、教育方面取得重大成就。

二、曲折发展时期 (1956—1966 年) ,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十年

政治方面:1956 年, 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提出了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任务。1958年, “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在实践中追求多、快, 忽视了客观规律, “左”倾冒进思想抬头。

经济方面:急于求成, 片面追求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规模, 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使经济建设遭受严重挫折。1959—1961年, 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

外交方面:反对来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 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

文化方面:提出“双百”方针, 文学艺术创作一度繁荣, 但发展曲折。

国防科技方面:1964年,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三、十年“文革”时期 (1966—1976 年) ,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出现严重失误

政治方面:中央领导人错误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 认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敌我阶级矛盾, 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都被造反派夺权, 陷于瘫痪。

经济方面:工农业生产秩序遭到破坏, 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 其间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主持下, 国民经济有所恢复和回升。

外交方面:1971 年,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 年, 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 国际上掀起了一个同中国建交的热潮, 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

科技、文化、教育方面:1970 年, 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宣告中国进入了航天时代。“双百”方针受到冲击和破坏, 文学艺术及学术问题被当成政治问题, 妨碍了科学文化的正常发展。教育事业受到严重影响, 高考制度中断。

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8 年至今)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政治方面:1978 年, 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 开始拨乱反正, 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建设上来, 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得到重建并获得发展, 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使民主政治建设趋于制度化、法律化, 为依法治国奠定了重要基础。祖国统一大业获得突破, 针对台湾问题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首先在香港、澳门问题上得到成功运用。

经济方面:对内改革, 实行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改变生产关系、所有制结构、经营方式、产业结构和分配方式, 调动了生产积极性, 增强了企业活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人民生活水平获得巨大提高。实行对外开放, 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 引进外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 扩大出口, 发展外向型经济, 增强了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外交方面: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同任何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坚持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2001 年,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积极应对挑战。积极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活动, 与周边国家积极合作, 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文化方面: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

科技、教育方面:2003 年, “神舟5 号”载人宇宙飞船发射、返回地面成功。袁隆平选育了杂交水稻品种“南优2号”, 被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1977 年, 高考制度恢复。针对教育改革, 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后, 邓小平提出教育应优先发展的思想, 国家实行“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

【强化训练】

一、选择题 (本大题共12 个小题, 每小题4分, 共48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 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图3 是1949—1954 年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示意图。其中空缺的领导机构是

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

B.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C.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D.“中央文革领导小组”

2.我国某时期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 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 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这部宪法颁布于

A.1954年 B.1975年

C.1978年 D.1982年

3.2015 年4 月24 日, 习近平主席出席某重要国际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 并评价这一会议“促进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加速了全球殖民体系瓦解的历史进程……是亚非人民团结合作的一个里程碑”。这一会议

A.在朝鲜战争的战火中召开

B.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C.与会国社会制度趋于一致

D.主题之一是亚非国家的发展

4.图4 为1958 年的宣传画及统计数据。对此解读准确的是

A. 宣传画以艺术手法真实展现出工农业产品产量的提高

B. 统计数据折射出时人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

C. 两者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工农业生产的客观状况

D.宣传画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统计数据比较可信

5.图5 为《人民日报》号外。这份报纸

A.出版于1954 年10 月16 日

B.开创了以号外形式发布重大新闻的先例

C.体现了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

D.采用了最新研发的激光照排印刷技术

6.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写道:“为了现代化, 国家 (中国) 重视专甚于红, 重新建立为国选拔人才的传统制度。”这一“制度”

A.在中国延续了约1300 年

B.推荐出大量“工农兵学员”

C.从1977年开始恢复执行

D.贯彻落实了“双百”方针

7.1978 年以来的中国历史, 史学界一般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有的学者以1992年为界, 有的学者以2001年为界。由此可见

①前者强调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 ②后者从对外开放角度出发, 强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③历史发展阶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概括、标识或划分 ④当代历史不同于近现代历史, 无法进行明确分期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8.表3 为《1949—2008 年中国小学、初中入学率统计简表》。入学率的提高得益于

A.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变

B.“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

C.“211工程”和“希望工程”的实施

D.《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

9.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战后70 周年谈话中加入了“道歉”的表述。下列有关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状况的标题中, 符合中日关系的表述是

A.跨洋握手 B.冰释雪融

C.分道扬镳 D.扬眉吐气

10.2015 年8 月13 日, 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落成开馆, 四行仓库 (见图6) 见证了1937年淞沪会战之惨烈。20世纪80年代, 在对外开放的道路上, 上海先后

①成为经济特区 ②成为沿海开放城市③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 ④被纳入沿海经济开放区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11.中国载人飞船系统总设计师张柏楠透露,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神舟11号”飞船将于2016年发射。在载人航天技术方面, 中国名列

A.第一 B.第二

C.第三 D.第四

12.表4 为《1978—2005 年国内生产总值简表》。从中可以提取的信息有

①高度集中的计划模式导致经济发展出现波折 ②改革开放后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收效显著 ④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②④

二、非选择题 (本大题共2 个小题, 其中第13 小题24 分, 第14 小题28 分, 共52 分)

13. (24 分) 洮河是黄河上游较大的一级支流, 发源于甘、青两省交界处的西倾山北麓, 在永靖县境内汇入刘家峡水库, 全长673.1千米。引洮供水工程以洮河九甸峡水利枢纽工程为水源, 供水范围西至洮河、东至葫芦河、南至渭河、北至黄河, 受益区总面积为1.97万平方千米, 涉及11个国家扶贫重点县区。阅读材料, 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1958年2月, 中共甘肃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确定了引洮河水上董志塬的计划。引洮工程最早投建于1958年6月, 开工典礼在岷县古城举行。工程采取“边测量、边设计、边施工”的建设方式。17万建设者高举着“水不上山不回家”的保证书, 在洮河畔向世人宣示了大干苦干的决心。该工程最终于1961年6月停建。三年建设期间, 国家共投资1.6亿元。

材料二2002年9月18日, 国务院讨论通过了《甘肃省洮河九甸峡水利枢纽及引洮供水一期工程项目建议书》;2006 年7 月5 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九甸峡水利枢纽及引洮供水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2002年12月2 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甘肃省引洮水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引洮供水工程的项目法人, 负责引洮供水一期工程的建设和运行管理。引洮供水一期工程总投资36.98亿元, 工程建设工期为六年。2006 年11 月, 引洮供水一期工程正式开工。2014 年12 月28日, 引洮供水一期工程正式通水。

——《中国水利报》等

(1)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 概括引洮工程开工建设的有利条件, 并分析停建的主要原因。 (12分)

(2) 结合所学知识, 从材料二所述引洮工程通水可以得到哪些认识? (12分)

14. (28 分) 《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或献词, 既是历史的见证, 也是思想的记录。阅读材料, 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1950 年的新年已经在胜利声中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在1950年, 中国人民将要解放全部国土, 并将基本上克服财政经济上的困难, 使自己的国家转入生产建设的轨道。在1949 年, 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伟大胜利, 而在1950 年, 则将全部完成并巩固这个胜利。

——1950 年元旦社论《完成胜利, 巩固胜利!——迎接1950年元旦》

材料二两个超级大国的代表坐在一起, 进行幕后交易, 就可以任意摆布别国命运的那种时代, 已经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日益加强, 一切受到两个超级大国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正在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这是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趋势。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既突破了美国政府的阻挠, 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决议, 又违背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意志, 以104 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要求印巴双方停火、撤军的决议。中小国家在联合国里能够联合起来发挥这样令人鼓舞的作用, 正义的呼声能够这样占上风, 美苏两霸陷于这样孤立的境地, 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联合国发生的变化, 是国际形势大好的一个生动反映。

——1972 年元旦社论《团结起来, 争取更大的胜利》

材料三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 从中原到边疆, 从工厂到农村, 到处是生机勃勃的景象。唐朝诗人杜甫写过两句诗:“天时人事日相催, 冬至阳生春又来。”我们今天确实处在一个由乱到治、由穷到富的大变化、大发展的历史潮流中。我们完全有信心、有把握, 在新的一年里, 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斗争中, 取得比去年更大的进展。

——1982 年元旦社论《一年更比一年好, 定叫今年胜去年》

(1)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 概括1949 年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 (9 分)

(2) 结合所学知识, 概括材料二对当时国际格局的总体认识及中国的基本态度。 (10分)

(3) 结合时代背景, 指出材料三中“我们完全有信心、有把握”的主要依据。 (9分)

参考答案与解析

一、选择题

1.A 【解析】根据题干所列时间范围“1949—1954年”可知,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尚未设立, 全国政协代行其职能, “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属于“文革”范畴, 时间更晚。

2.A 【解析】宪法确认“资本家所有制”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组成部分, 说明三大改造尚未完成, 因此这部宪法应是1954年宪法。

3.D 【解析】根据题干中的关键词“60 周年”“加速了全球殖民体系瓦解的历史进程”“亚非人民团结合作”等可知, 这次会议是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朝鲜战争于1953年结束,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1953 年周恩来总理接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 社会制度是万隆会议与会国“存异”的内容之一, A、B、C三项均错误。万隆会议与会国家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共同任务, D项正确。

4.B 【解析】宣传画和统计数据均明显带有“大跃进”的浮夸特征, 因而都不真实、不客观、不可信, 只能体现出时人的美好愿望。

5.C 【解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于1964 年, A项时间表述错误;这份报纸是“号外”, 及时发布重大新闻, 体现了时效性, 但不能说明是开创先例, B项推理错误, C项表述正确;激光照排技术20世纪70年代才传入我国, D项错误。

6.C 【解析】费正清所述制度为高考制度。A项是对科举制度的表述;B项只符合“文革”时期;D项属于文艺领域。

7.A 【解析】①②正确解释了两种分期的依据, ③体现了兼容开放的历史观, 均正确;④表现出模糊虚无的态度, 应排除。

8.D 【解析】从涉及领域排除素质教育 (主要针对高中教育) 和“211 工程” (大学教育) , 从时间上排除“科教兴国”战略 (1995年) 。

9.B 【解析】四个备选项分别指代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中苏关系恶化、中国重返联合国。

10.D 【解析】上海不属于经济特区。

11.C 【解析】中国是继苏、美之后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12.B 【解析】①④表述本身正确, 但与表格数据无关, 应排除。

二、非选择题

13. (24 分) (1) 有利条件:工程规模大;建设热情高;国家投资多;举国上下关注。 (8分)

停建原因:技术水平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三年经济困难。 (4分)

(2) 科学技术提高了生产力和综合国力;中央、地方政府求真务实;民生问题得到切实关注。 (12分)

14. (28 分) (1) 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共同纲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交;恢复生产, 发展经济;镇压反革命, 稳定社会秩序。 (9分, 任答其中3点即可)

(2) 认识: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即美苏属于第一世界, 亚非拉属于第三世界, 日本和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属于第二世界。 (4分)

态度: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 反对美苏霸权主义;开展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活动。 (6分)

中国历史读后感 第4篇

[关键词]中国法；西方法；中国法律史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4-0086-06

(一)

今人讨论中国法律史的学术史，多溯至清末梁启超于1904年写成的《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一文。其在该文中论及法律发展的阶段是由习惯、习惯法、成文法、公布的单行法、法典这一顺序递嬗的，并指出中国古代成文法的不足以及法典编纂的若干问题。梁治平教授认为，在梁文之前的学者诸如沈家本所著《历代刑法考》等只能归于传统律学，而梁启超之所以能称为“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的中国法律史”，是因为：

(梁)从一种普遍主义的立场出发，运用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法律观和社会进化论，批判性的重写了中国法律史。这种对历史的重述既是放眼世界，也是面向未来的。……(梁)参考和引用东西洋社会科学和法学论著。借用西方法律学说、理论、分类和术语构筑中国法律史架构。……为后来的法制史研究所吸收，成为学科发展的基础。

何勤华教授也谈到，梁文“用西方的法学观来研究中国的成文法”，“从根本上抽掉了中华法系存在的根基，并阐明了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来取代他的主要理由”。而之后由杨鸿烈所著另一部极具影响的著作《中国法律发达史》，也基本沿袭了梁启超所开创的以西方法视角研究中国法内容的模式，比如在研究中国古代刑法时，使用的分类是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在研究中国古代民事法律时，是以人、法人、法律行为、行为能力、所有权、债权等作为论述的基本结构，而这些都是西方法的概念和原理，而从未出现在中国传统法律的分类和术语之中。这样的分类显然已背离了中国法的历史事实。

在清末民初那样一个“中国由文变野，实际处于‘世界’边缘甚至未能‘进入’世界的背景之下”，以考据为特征的传统律学自然被纳入需要变革的“旧学”队伍中，而借助西方法学概念和体系重写中国法律的历史，自然成了“科学”之举。梁启超和杨鸿烈等人运用西方法学概念和方法，对中国历史中的法律问题进行重述，使其论著与传统的中国律学考证著作区分甚大，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法律史著作，也正是通过这样一个西方法与中国史的学术嫁接过程，中国法律史学科本身才得以在现代学术体系中找到自身的定位，从而在一个完全以西方法为基础的现代法学学科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发展至今。因此，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法律史自其诞生之日起，便是以西方法的模具套用于中国历史之上，从中抽离出符合西方法律标准的史料加以体系化叙述。于是，在此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中国法律史教材和著作，均以此为出发点展开论述，体例虽有些许差别但基本模式几无外于此者。

由于中国法的近代化是在借鉴西方法典改造中国旧有律例的基础上开展的，因此套用西方法于中国史而形成的中国法律史在近百年的发展中，对中国法近代化的贡献不可替代。“这种模式虽然会带来因今人立场来诠释古人的思想而出现误读、误解的弊端，但对沟通古人和今人的思想、使现代读者更好的了解、理解古代的制度和思想是非常适合的。”一方面，中国法律史借助西方法治观念对中国传统法律诸如重刑责轻私权、重实体轻程序等方面进行了批判，促使中国近代法律变革走向民刑分离，重视私法，产生独立的司法程序和司法机构。另一方面，中国法律史学者也多基于了解之同情，为中国法律传统文化异于西方之处给予了解释和辩驳。但总体而言，基于西方法的立场而对中国法律传统进行批判是中国法律史发展的主轴，即便是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同情和理解，也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西方法为标尺，如论证中国古代早已有了较为系统的民法规则、有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之分等，进而求诸一种在中国传统法律中找寻现代西方法因素的论证模式。

然而，无论是运用西方法对中国法律史进行体系化改造和批判，还是设法论证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了西方法的某些因素，都未能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史观研究中国法律史，可称之为研究“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而非真正的研究“中国法的历史”。因此，就目前的中国法律史而言，“用西方学者在研究西方社会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来分析和解释中国法律史，难免‘枘凿’，得出的结论也难免‘尴尬’”。这种尴尬不仅体现于中国法律史的学术研究方法与成果，也表现在近年来中国法律史学科发展自我模糊的困境中。

(二)

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法的历史或者说历史上(传统)的中国法，似不言自明，但究竟何谓传统意义的中国法，则见仁见智，而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将直接影响中国法律史的整个研究态势。以西方法视角看之，中国法律史自然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民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由于这些法律是隐藏在诸法合体的历代典章律例之中，因此，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就是将历朝历代典章律例按照六法体系逐一划分，归类处理，从中找出对应法律制度进行中国民法、中国刑法、中国诉讼制度史的研究，进而构成了这一模式下中国法律史的主要任务和研究内容。然而这样的研究根本上忽视了中国法与西方法的巨大差异，以解释西方法的合理性抹杀了中国法的合理性，论证了西方法的普适性而削弱了中国法的主体性。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法所存在的社会基础与价值体系均有着自身独有的特点，甚而言之，中国的“法”与西方的“法”本身就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对此学界虽多有论及，但将此重要前提体现于中国法律史论著之中者实少之又少。为寻找中国历史中具有的现代部门法规范，学者多将中国历代全国性的典章制度与大陆法系的六法体系进行削足适履的比较研究。此种做法实际上极大地缩小了中国法的范围，并未能够触及到在传统中国真正规范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和制约地方官员裁断纠纷的司法规则，更难以揭示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有序传承是在何种“法”的运行之下达成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法律史学界“研究法律文本的多，研究法律实践的少，研究精英人物的多，研究下层人民的少。法律史成为法律文本的历史，成为精英的法律史”。因此，要还原对中国法历史的研究，就应当摆脱一种重视法文本、轻视法实践的研究思路，而将视角重点转向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约束人们行为的是什么”和“约束纠纷裁断的是什么”问题上来，

并依循这两个问题来发掘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对象。

张伟仁曾批评道，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和国内的许多学者以西方的语言和思考方式提出问题，然后在中国的资料里去找寻类似西方对那些问题所作的答案，因为找不到，失望之余，得出“无话可说”结论。他进而指出中国社会有着与西方社会迥异的规则体系：

道是最宽广的顶层，法是最狭窄的基层，德、礼、习俗、乡约、家乘、行规等分别构成了中间的层次，看起来像个倒立的金字塔。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虽然受到各层规范的拘束，但在决定是否遵循某一规范之时往往会考虑较高的规范才采取行动；司法者在作判决时则先看法律，因为那是最低的准则，倘若这个准则不能妥当地适用于案情，便逐步探究较高层次的规范以谋求解决。

将中国法进行多层次的划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法的历史研究固然可以参照西方法的一些概念和原理，但要在中西文概念之间进行绝对的一对一对应、解释或比较都不足取。在传统中国，“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中国法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的、明确的、单向度的概念，中国传统社会的法也绝不仅仅是指称各朝代律例典章所载之刑名罚则。中西法的含义既不同，国家成文“法律”在中西法中的作用和地位也不同，执法者裁断纠纷时对“法”的考虑和运用也截然不同。加之中国社会历来有着话语和实践两套不同的规则体系，即俗话说的“说一套，做一套”，从而使中国历史上的“法”以现代观点看来是一种模糊的、多层次、多向度的存在。

因此，在传统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基层社会官员的纠纷裁断中，国家成文法律历来不是“法”的全部，甚至都不是“法”的主要内容。在国家的正统教育中，儒家伦常是以高出法统的道统姿态而存在，读圣人之书，守孔孟之道是理想状态下国家对老百姓的行为要求，也是老百姓最基本的行为规范缩小到一个州县、一个乡镇，一个人与人相互熟悉的小村庄的表现在这儿，人们多谙于人情世故，除了家族内部规则的约束外，知书达理、和睦对等、礼尚往来成为存于百姓心中的真实规范。与之相对应，由于国家成文法律没有成为人民日常行为的准则，基层官员为争取纠纷裁断结果的社会认同，也多以律例之外的社会行为规则作为纠纷处理的主要依据。而传统中国(争议主要在清代)纠纷裁断的依据一直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需要指出的是，对地方官员审断依据的讨论并不能仅停留在简单的“教谕式”和“依律而断”的争论中，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对纠纷截断依据的争论背后是如何理解中国法的问题。实际上，地方官员在审断纠纷时，其首要考虑的并不是该行为是否符合国家成文法律的规定，而是其判决如何为两造及社会所接受。国家律典既不是老百姓的行为规则，判决要取得两造特别是地方社会的认同也势必不能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断罪须引律例”。地方官员要在为老百姓内心真正认同和遵守的中国的“法”的范围内寻找裁断的依据，因此无论其援引国家成文律例，抑或理、情，甚或是地方习惯等，都应当视作是地方官员“依法”处理纠纷。从这个意义上看，多层次、多向度、模糊的“法”才是最真实的中国法。

概言之，研究中国法的真实历史，就必须正视中国法的多层次、多向度特点，在“法源”方面，除国家律典外，情、理、习惯等等都是传统中国名正言顺的“法”，它们在不同的场域发挥着不同的规范作用。但同其他中文概念一样，中国“法”也是模糊的，期待给中国法一个明确的定义或是界定，本身就有违中国法的真实情况。因此，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也应当更倾向于描述性的微观研究，而非追求宏大叙事的定性研究。

(三)

正如有学者所说的，“中国法律史的史料范围基本上取决于学者研究什么?怎么研究?以及如何理解法律?……研究对象变了，史料会跟着变”。按照王国维的说法，“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中国法律史带有极强的史学色彩，对中国法史料的整理，自然应当成为中国法律史学界的重要任务。就目前的整理成果来说，由于“主流的中国法制史著述，无论出自个人还是几人，也不拘是通史、断代史或是专题研究……视角辄出于‘大传统’，讲法律总是自上而下，其视野中的史料，基本上限于正史和官方典籍”，因此对中国法史料整理的主要成就集中表现为对传统典章制度的校订出版。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法的特点不仅体现于其成文法律的规定，更在于其在具体社会的实现之中。将正史中典章制度的法等同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法，无疑缩小了中国法的研究范围，也局限了中国法的研究素材。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增加、地方档案的开放以及与社会转型相伴的学术转型，档案资料在法律史研究中的重要性逐渐为学界所重视，这一趋势表面上是简单的研究材料的拓展，实际上与中国法律史研究中“中国主体性”认知的加强不无关系。如果囿于寻找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西方法”，各朝各代的典章制度无疑是研究者的首选素材，而一旦学者寻求的是传统中国社会中法的真实面貌，那么情、理、习俗、村规民约等规则的载体都应当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使用中更应该予以关注的本土素材。

仅举地方档案一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法律史学界对于体现中国法实践特点的地方司法档案明显重视不足。究其原因，除了研究角度和问题意识之外，经济和学风问题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研究法律史的学者缺乏财力、人力和时间去收集和整理研究素材，而依凭现有制度典章进行宏大叙事的研究似乎在学术的投入和产出比例上更有效率。将州县司法档案运用于中国法律史研究源于上世纪50年代台湾淡新档案的发现，台湾大学法律系戴炎辉教授率先整理并运用这一档案论证晚清台湾的司法问题。这一材料被美日学者发现后，极大地改变了其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美国学者戴维德最先对淡新档案作了基本统计，成为之后许多学者的参考材料，之后美国的艾马克(Mark.A.Allee)，日本的滋贺秀三等著名学者也都开始采用淡新档案来论证或佐证个人的观点。台湾法史学者那思陆、张伟仁在其著作中也对淡新档案有所涉猎。

90年代之后，日美中国法律史学者逐渐转向对大陆所存州县档案的使用，如以黄宗智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大规模地利用四川省巴县档案进行清代和民国的法律史研究，其弟子自德瑞(Bradly W.Reed)在著作中指出，巴县档案的出现，使学者摆脱了因淡新档案过于薄弱而无法进行更彻底研究的困境。由于巴县档案的丰富和完整，近年来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者所使用的地方档案，多以巴县档案为主，兼顾淡新等其他地区的档案材料。

在美国和日本学者的带动下，对地方档案的重视影响到中国法律史学界。例如田涛对黄岩和徽州民间契约档案的收集和研究、侯欣一对陕甘宁边区司法档案的研究、俞江对宝坻档案的研究、里赞对南部县司法档案的整理研究等等，无疑都是通过对研究材料的发掘而推进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深入。

当然，强调对地方档案的重视并不是要否定其他法律

史素材的重要性，更不是要以是否援用地方档案作为判断是否进行“中国法历史”研究的标志。地方档案作为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素材并不是毫无缺陷，如地方档案集中于清朝与民国，对于近代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或有裨益，对近代之前的中国法历史就无法印证，而且即便是保存良好的地方档案仍不免缺失，其记载内容也有书吏的修饰痕迹。但就其作为与西方社会相比具有的独特性而言，可以预见地方档案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是我们研究中国法律史特别是清代及民国法律史需要进一步重视的中国法本土素材。

除了地方档案之外，研究素材的不断拓展已成为中国法律史近年来的一个可喜趋势，如苏力对传统文学典籍的分析，徐忠明对士绅日记、民间故事等材料的研究，黄源盛对民初大理院和平政院判例的整理和研究，等等。这些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法律史研究风气的改进和问题的深入。按照徐忠明教授的归纳，除成文典章和地方档案外，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素材至少应当包括“帝国官员的司法案牍、行政司法事务的指导书和官箴书、地方志、地方法(省例之类)以及习惯法；民间存留下来的法律文书，诸如契约文书、分家文书、乡规民约、家规族法、商业文书、讼师秘本乃至《万宝全书》这类民间日常生活的杂书；其他民间流播广泛的野乘传说、笔记小说、戏曲唱词、法律俗语、宝卷善书、器物图画，等等”。凡此种种，其重要性当然不可等同而论，如一些文学小说、词曲歌赋可资印证或专门进行法律与文学的研究，直接作为信史来研究法律史就略显牵强了。就目前而言，进一步发掘地方档案、法律文书仍是寻找中国法律史研究素材的主要任务。如果将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素材进行简单的归类，至少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五类：

成文典章制度：如儒家经典、成文律典、会典、则例、省例等；

司法档案：如中央成案与判例汇编、民国大理院判例、各地司法档案等；

地方法律文献：地方法律志、地契合同、族谱族规、乡规民约、商业行规、习惯调查等；

官吏日常法律资料：如官箴书、讼师秘本、判牍辑存、私家笔记等；

辅助性史料：与传统中国法和中国司法文化相关的文学、艺术作品等。

与西方法的成文性和统一性，特别是西方司法的明确性相对比，研究中国法的历史，当不可对所有的制度典籍“信以为真”，这当然不是指完全抛开成文法律来研究中国法的实践，而是在既有对成文法律的整理和研究基础上，以更广泛的本土素材来描述中国法在实践中的真实面貌。这样的研究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官方文件的了解，更需要考虑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下，行为多方当事人对法的认知和纠纷裁断中法如何得以实现。

(四)

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开始，“中国中心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于中国史学界，并逐渐取代原有的“西方中心观”的史学研究范式。中国法律史学界对此问题的反思不是受到史学界的影响而是伴随中国法学界开始进行法学研究的“中国主体性”整体性反思而出现。与法理学和其他部门法不同的是，中国法律史还需要努力地化解研究中国法历史“有什么用”的质疑。在梁启超的开创性工作之后，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法律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也都有了相当的发展。“人们尝试以不同方法探讨法律史，试图发现切合时代精神的历史叙述方式。”由于传统的中国法(如果如前所定义的话)的内容在西方现代法律体系下的确很难找到明确的定位，甚至一度还有着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全盘否定的极端思想，因此中国法律史要重新回到对中国法的历史研究，还必须要克服功利的研究目的，将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目的从“为现代法律制度找源流、和西方法律制度比悠久”转变为“把中国法自身的问题说清楚”，从过度的价值诉求回到中道的事实描述上来，对于当下的中国法律史而言，弄清中国法的事实比评述中国法的优劣更具有学术价值。因此在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中，如果没有把中国法本身的问题搞清楚，缺乏对中国法“是什么”的描述，而一味地致力于批判或褒扬传统中国法律文化对当下的法制、法治有何障碍或优势，都会使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漂浮于虚空之中，缺乏应有的根基。

进行中西法的比较研究，其价值在于找到差异而非找到共性，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认识别人，而是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因此将比较研究的参照物作为比较研究的目的价值评判标准甚至研究的目的实不足取。运用西方法律概念和法律原理分析和考察中国法并非完全不可，但如果将所有的中国法概念、原理完全“替换”为西方法，中国法研究的素材也仅仅是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而不关注中国法的实现过程，文章似可易懂、论述似可方便，中国法自身的魅力却在这词语转换和材料的局限中逐渐消逝了。正如徐忠明所言：

惟有在“解构”这种西方法学概念和法学理论宰制下的现代中国法律史叙事模式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将这套“前见”悬置起来，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回归本土”的学术研究脉络，才有可能真正“走进”历史现场，也才有可能通过文献资料这一特殊桥梁与中国古人进行直接的对话和交流；惟有如此，所谓“设身处地”的研究才有可能，与中国古人“神游冥合”(陈寅恪语)的境界才能达到；最终，我们才有可能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法律史的真面貌和真精神。

当然，法律史与文学史、宗教史等专门史不同，由于法学(而非传统律学)本身就是一个完全的舶来品，所使用的语言是翻译过来的西方法语言，所援用的原理是翻译过来的西方法原理，因此完全脱离西方法学语境研究中国法律史恐难以做到，学者所谓的“在西方法学彰显下中国法传统与现代法精神之间的内在张力及由这种紧张所带来的矛盾与焦虑之窘境”可能还会长久存在。本文无意也不可能提出一套完全脱离于西方法概念和原理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模式，但至少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不能够落人这样一种模式：每遇西法之“先进”制度，必先考证中国历朝历代典章律例，直至找到“类似”规则，之后大声宣布此制度实为中国法早已有之，以中国历史材料中找到西法渊源为荣，从而主动(或被动地)为西方法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找寻法律史上的合理性。如此一来，中国法的历史研究就变成了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研究，此为影响我们认识中国历史面貌法的最大障碍，也是时下中国法律史研究缺乏“中国主体性”的主要原因。因此，如何在研究“中国法的历史”而非“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的理论预设下，重新审视中国法本身的内涵，寻找研究中国法的本土素材，论证中国法自身的问题，恐怕是每一个中国法律史学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中国历史读后感 第5篇

《中国历史报》用诙谐有趣的方式向我们讲述每个朝代的名人趣事，大臣成了爆料人、皇帝成了八卦对象、战争上了快讯、大事有了深度报道。《中国历史报》还像真的报纸一样，里面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栏目，如：“新闻快报”“读者来信”“娱乐八卦”……

我最喜欢的是《明》这一本，这本书从我最喜欢的皇帝朱元璋开始一直讲到明朝的衰落和覆灭。明朝朱重八，他从放牛娃开始，凭着坚强的意志――推翻元朝的残酷统治开始，一步一步，步步惊心，直到成了明的开国皇帝。明史中治世的能臣、乱世的奸臣、卫国的将帅之间的斗争真是风云激荡，变幻莫测。而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的有心无力，很是令我扼腕叹息。如果没有前面几任皇帝的搞一气，凭着当时明末的情形，肯定就不会有后来清朝的入关了，那我们也一定能继续保持我们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八国联军侵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会发生，日本倭寇更是不敢对我们侵略。所以，我认为当皇帝和当官的一定要好好的为国家服务，不然很可能因为一个人或几个人的错误而害了多少代人啊。

其次，我还喜欢《三国两晋南北朝》，里面有许多我崇拜的人，重情重义的武圣人关羽、一身是胆的大将军赵云、多智近妖的军师诸葛亮、潇洒帅气的大都督周瑜。如果我能穿越过去，旁观一下他们那多好啊。

中国历史读后感 第6篇

文章处处充满了辩证的逻辑，以及自然的引申。我觉得这个是探求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精神。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历史事物其实也一样。用杨照先生的这种描述去理解，往往能够洞察到一个完整的历史剖面，也就能够更加精准的感受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那种思想的激荡与交锋。

一直以来，我们对诸子百家都非常的推崇，历史课本上给了明确的定义：诸子百家就是百家争鸣，这是一种极其自由的境界，是读书人向往的天堂。但是传统当中，对于诸子百家的理解是非常平面的，儒家主张什么，道家主张什么，墨家主张什么，仅此而已，但是这真是真实的历史么？

真实的历史显然不会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历史课本当中这样的呈现方式，模糊了不同学派开创，发展以及最终陨落的社会背景，也模糊了同一学派在不同历史时期内主张的变化和差异。

作为当时社会阶层的代表，每一种学说的背后都有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如儒家代表的是死而不僵的传统王官学，墨家代表的是新兴崛起的平民阶层。春秋战国时代，与其说是诸子百家的百花争鸣，不如说是大时代变化背景下，针对人们对未来的茫然，知识精英阶级提出的不同的解决社会矛盾的路径，如此而已。

而透过这些完全迥异的学说，你就可以知道当时社会上有哪些阶层，有哪些利益团体，他们的诉求是怎么样的，他们与国君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他们的发展如何，他们又是如何消亡的。通过这样完整和深刻的阐述，读者也就对两千多年的那个时代，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理解，对那个时代产生的变化，以及后来的“独尊儒术”也会有了更好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