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舒婷诗歌中人的价值

2024-08-30

论舒婷诗歌中人的价值(精选6篇)

论舒婷诗歌中人的价值 第1篇

浅析舒婷诗歌中人的价值

当舒婷开始写诗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发表。看到自己的诗在知识青年枕头下珍藏着、日记本里传抄着、昏暗的煤油灯下默读着,她已经十分满足了。政治运动把人的心灵弄得扭曲,互相之间不是敌视就是戒备的气氛使她感到痛苦;然而她并不绝望,她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善良本性是可以达到沟通的。她觉得用诗来沟通是最好的方法。

1980年以前,没有什么正式出版的刊物接受她的诗。幸而,福州市马尾区有一个油印的刊物叫做《兰花圃》,创造了一个奇迹:发表了她的诗,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诗歌爱好者对她的诗展开了相当激烈的争论。在福州的一次讨论会上,一个心胸狭窄的理论家甚至把舒婷弄哭了。然而舒婷的诗还是取得了节节胜利。影响扩散到全国,推动了中国当代新诗史上波澜壮阔的“朦胧诗”大辩论。她的著名诗篇《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①从此变得家喻户晓,至今仍然经常入选大学和中学课本: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

是淤滩上的驳船,

把纤绳深深

勒进你的肩膊;

——祖国啊!

这样的诗作,在当时之所以引起极大的轰动,是由于,第一,在“四人帮”文化专制时期,诗歌只能表现慷慨激昂的,其实就是“假大空”的感情。祖国的一切都应该是辉煌壮丽的,而在舒婷的诗里,却并没有回避祖国仍然没有彻底改变贫困和落后的局面。“老水车”是古老的工具,“熏黑的矿灯”则更提示着原始的劳动方式,而且是在“历史的隧洞里”,千百年来没有变化。“蜗行”是劳动者的形象,同时也是历史缓慢进展的形象。“干瘪的稻穗”、“失修的路基”显示了破败,不仅是生产,而且还有整个社会生活。下面的意象“驳船”,“淤滩”上的,给“历史的隧洞”又加了一份沉重。最后两个意象更富感性——“纤绳”和“勒进肩膊”。这是总结的一笔,把祖国苦难的历史转化为当代人的感受,不是一般的苦难,而是带着深沉的痛楚的感觉。这完全是用感性形象来调动读者的感情。第二,这首诗的想象很大胆,老水车、矿灯、驳船、纤绳等等并没有被当作外在的对象,而是当作了诗人自我。从表面上看,好像不太通顺,但是,却更能让读者想象到诗人对祖国苦难的切肤之痛。第三,这种具有切肤之痛的意象不是单一的,而是成系列的,意象之间不是按散文的语法和逻辑顺序连贯的,而是时而若即若离,时而叠加,造成了感情层层深化的感觉。第四,这首诗虽然不回避苦难和沉重,但是,也并不陷于苦难和沉重,相反,她以相当明丽的语言写出了古老的祖国在新时期的希望:

我是你簇新的理想

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

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

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涡;

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

是绯红的黎明

正在喷薄;

——祖国啊!

同样是一系列意象的并列,其间有矛盾(理想和蛛网,古莲和雪被,眼泪和笑涡)、有单纯的激情(起跑线、黎明),在这里,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舒婷的深刻。可贵的是,她的热情并不盲目,而是相当诚实而且清醒的,这表现在她对自己这一代青年的认识上。她在诗的最后,概括自己这一代人是“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

如果舒婷的诗歌都是这样一种风格,在当时就不会引起那么激烈的争执了。按传统诗歌理论,诗歌表现的应该只能是集体的、人民的感情,诗人的自我,不应该在诗中有突出的地位。而舒婷诗中的自我,往往有一种忧郁的情调,更多地表现出对自我、对个人情绪的关怀。有时,她明显地回避流行的豪迈。她在诗中公开表示蔑视那种“佯装的咆哮”,同时也厌恶某种“虚伪的平静”。不管某种隐私的沉寂还是痛苦,她都认真地关切。因而,她时常表现出某种个人的低回。她抒写沉默和孤寂,流露出对人的心灵的沟通的追求:

赠②

在那些细雨霏霏的路上

你拱着肩,袖着手

怕冷似地

深藏着你的思想

你没有觉察到

我在你身边的步子

放得多么慢

如果你是火

我愿是炭

想这样安慰你

然而我不敢

……

当你向我袒露你的觉醒

说春洪重又漫过了

你的河岸

你没有问问

走过你的窗下时

每夜我怎么想

如果你是树

我就是土壤

想这样提醒你

然而我不敢

论舒婷诗歌中人的价值 第2篇

摘 要

舒婷诗歌既有现代派诗风的痕迹,又具中国传统诗歌的韵味。丰富细腻的思想情感世界和独特新颖的艺术表现手法,共同营造了她诗歌艺术魅力的独特氛围。舒婷正是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把诗歌的古典美和现代美和谐的融合在1起,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无论就思想还是就艺术而言,舒婷的诗歌创作都给当代中国诗坛带来许多重要启示。

关键词:舒婷;诗歌;美学特征

ABSTRACT

The poetry of Shuting has both the trace of modern poetry style, an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oetry style. The abundance and minute thought and emotion world, and the way to show the unique and novel art, which created the unique atmosphere of her poetry art charm. Shu coincided the poetry of classical with the poetry of modern in her own way, achieving the blend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No matter on the thought or on the arts, the creating of shus poetry brought many important contemporary to Chinese modern poetry Parnassus.

论舒婷诗歌中的亲情主题 第3篇

一、70年代诗歌中对亲情的绘写

在舒婷的早期诗歌中, 绘写亲情主题的代表如《呵, 母亲》 (1975) 。

“我依旧珍藏着那鲜红的围巾/生怕浣洗会使它/失去特有的温馨”, “呵, 母亲/我的甜蜜深谧的怀念/不是激流, 不是瀑布/是花木深映中唱不出歌声的古井”1

在1975年的夏天, 舒婷整理衣物时候拽出了母亲的红丝巾, 继而有了《呵, 母亲》。这一时期的诗歌文本中, 诗人以含蓄的笔法来表达对母亲的爱。晨曦将梦剪成烟缕、久不愿睁开眼睛、流水的无情、浣洗的围巾等描绘出面对逝去亲人的怀念, 情感表达沉郁。相较之后的诗歌而言, 这一时期只是对于母亲追思和怀念, 对亲情单纯的绘写。诗歌中流水, 浣洗, 晨曦的意象, 表达出对母亲含蓄而深沉的爱。

二、80年代诗歌中愈加丰富的母亲形象

80年代描述亲情和人生体验的代表如《在诗歌的十字架上——献给我的北方妈妈》 (1980) , 《读给妈妈听的诗》 (1981) 。这一时期, 诗歌意蕴愈加丰富。“我钉在/我的诗歌的十字架上/ 为了完成一篇寓言/为了服从一个理想”, “可是我累了, 妈妈/ 把你的手/ 搁在我燃烧的额上”, “虽然我累了, 妈妈/帮助我/立在阵线的最前方”2

此时期的作品里母亲形象已不再是简单的爱的符号, 包含了其诗歌理想。在诗歌的十字架上坚持的是为了感动尚未被感动的心。而此时的母亲形象是我的精神支柱, 面对亵渎与轻蔑时候给予我力量的人。对母亲的感情不再是简单的一种追忆和怀念, 更赋予了个人理想主义的内涵。亲情的巨大力量可以帮助女诗人立足在阵线的最前方。

相较于70年代的含蓄而沉郁的情感, 这一时期是一种亲情呼唤, 内在坚持, 当个体理想遭遇到外界干预诋毁时, 亲情可以提供内在力量。

“时隔多年, 你留在窗玻璃上的字迹你被摧毁前的满腔抗议/愿所有被你宽恕过的/再次因你的宽恕审判自己”3

此外, 与前期的轻柔笔调不同, 诗歌文本呈现出了更厚重的情感积淀, 由感性的层面提到理性层面。“愿所有被你宽恕过的, 再次因你的宽恕审判自己。”亲情表达也不再是单一的抒情, 添加了对人生的思考, 更多了理性的思辨, 具有了一定批判性。这个时期舒婷诗歌中的亲情主题, 扩展到了更广阔的境地。

三、90年代诗歌中父亲形象

出访德国的一年, 舒婷的创作风格发生了转变。在《最后的挽歌》第六章里, 有父亲将逝的悲痛与现代社会里诗歌、文字死去的哀愁。

“母亲比我年轻/且不认已届中年的我”4回忆中年轻的母亲已不认识业已中年的我, 喟叹于世事的变迁。

“父亲预先订好遗像/他常常用目光/同自己商量/茶微温而壶已漏/手迹/继续来往于旧体格律”5一个将迟暮的老父亲的形象, 仍旧在诗歌的旧格律中寻找着生命的生机。

“眼看锈迹侵袭父亲/ 我无法不悲伤/ 虽然悲伤这一词/ 已经殉职6

字典凋败/ 有如深秋菩提树大道/ 每天经历肉体和词汇的双重死亡”7父亲的离去, 不只意味着至亲的离开, 同时是文字, 词汇的死亡。一如诗人所写“右手的绿荫/争分夺秒地枯萎/左手还在休眠”8父亲是在旧格律中徜徉的老诗人, 父亲的离开, 也是在现代社会里诗歌死去, 文字死去的悲哀。诗歌创作陷入的尴尬境地, 这是个体走不出的困境。

亲情主题在这一时期, 变成了内心深处最凝重的惆怅, 亲人的逝去, 叠加上诗歌在现代社会的困境。节制的感情, 在沉重的压抑之下, 更有了内在的张力。此时表现出的亲情主题更为冷静, 也更力透纸背。象征的符号的大量运用, 个体亲情与诗歌命运之间的结合, 情感表达更为深沉。

四、诗歌中亲情主题的成因

舒婷诗歌中间复杂而深厚的亲情主题形成, 与其所处时代背景, 家庭经历的影响相关。

(一) 童年与家庭生活的影响

舒婷从小生活在幸福完满的家庭, 对于母亲的童年记忆, 使得她前期的作品中多立足于个体的追思。

但在五十年代遭遇到了家庭变故。其父亲被遣送到边远地区劳动, 为能够划清界限, 舒婷父母离婚。舒婷的散文《以忧伤的明亮透彻沉默》中曾经提到, 直达五年级时才知道在胡同口捧着一手帕鸡蛋等她的人是亲生爸爸。文革时期的境遇使得母亲忧郁成疾, “妈妈远不是那种能与命运抗争的坚强女性。这个世界对于她太复杂和悲伤了。她之所以没有选择离开尘世, 是因为, 当时的自杀为 :不满社会现状自绝于人民, 定性反革命重罪, 牵累家人。”9时代在她幼小的心灵烙下沉重印记, 沉淀为诗歌中对文革的审视和批判。

另一方面, 也因母亲在苦难中的坚守, 对诗人的人生创作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舒婷的母亲感情丰富而性格纤弱。她独自承受命运的不公, 在苦难中焕发出坚韧。这使得她看到了母亲的伟大, “让我在人心靠近泉源的地方, 为母亲们立一块朴素的方尖碑。”这种力量也让诗人在面对责难时, 选择的是背负诗歌的十字架前行。亲情的表达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情感抒发, 暗含了在其中寻找力量以实现自我的诗歌理想。

舒婷创作的高峰期, 也是她的父亲伴着她走在最前端。她在厦门做纺织工人, 是她的父亲给予她鼓励。“你因为, 致橡树。发表《诗刊》而镌字赠“瑜儿”的笔, 我永不放弃。” 10父亲照耀着她人生和创作道路。父亲的逝去, 也交织了现代社会中的诗歌的凋敝。

从舒婷80年代与90年代诗歌中不难发现, 亲情主题与诗歌理想, 诗歌困境交织。抒发个体感情同时, 亲情主题是与时代相互融合。不论是80年代对文革的反思, 还是90年代对现代社会诗歌创作困境的眺望, 亲情都和时代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 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变

另外一方面, 对历史, 民族的关照, 是她作品中有了更宏伟的视野的根源。在舒婷下乡插队时, 和一个大学生的交谈深深地影响了其创作。后经蔡其矫介绍, 舒婷与北岛开始书信往来。1979年10月, 舒婷从工厂请假上北京, 接触了北岛、芒克、杨炼、顾城等的作品, 舒婷“不啻受到一次八级地震”, 并开始与“朦胧诗”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些人生的经历和境遇都是使得舒婷在之后诗歌的创作过程中, 逐渐跳出了个人情感的小范围。

舒婷诗歌中的亲情主题经历了一个渐变的动态发展过程, 这和她创作风格转变有密切关系, 更与诗人的自我经历, 人生阅历相连。亲情主题融合了人生多种体味, 倾注了亲人的怀念和对诗歌理想的坚守, 多角度, 多棱面, 由此也使得舒婷的诗歌中的亲情主题具有更为丰富的意蕴, 增加了时代和历史的厚重感。

摘要:本文通过对舒婷七十, 八十, 九十年代诗歌中亲情主题的分析, 探究不同时期其诗歌中亲情主题的特点, 并分析这一主题的成因。

关键词:舒婷,诗歌,亲情主题

参考文献

[1]舒婷著, 《最后的挽歌》,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8年3月版,

[2]舒婷著, 《真水无香》作家出版, 2008年4月版。

[3]舒婷著, 《舒婷散文》,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年9月版

[4]李峰著, 《舒婷诗歌中的多义化母亲形象》, 《文史杂志》2006年04期。

论舒婷诗歌中人的价值 第4篇

关键词:网络休闲;主体性;失位;归位

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缩号:1003-854X(2007)12-0044-03

休闲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其实质是生活态度、生活信仰、生活行为的改变。网络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的功用越发突显出来,它既向人们提供了崭新的休闲方式和生活方式,又开拓了符号化世界的领域空间。正如卡西尔所说:“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中。”人们借用网络符号的形式不仅能展现现实世界,更能假想来来世界。人们在网络虚拟世界中去体味自由、寻找快乐,与此同时,人们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活动方式越来越依存于网络。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人的本我和自我很容易出现分离,人被异化了,并且不能自拔。于是,网络休闲一词只能成为众多网迷的托词或借口。事实上,在网迷所谓的网络休闲中,人的活动受控于网络信息的冲击,人的主体性消弥在网络符号化的海洋里,主体性价值往往脱离人本身而存在,人的主体性价值失位于网络休闲之中。这种情况下的自由不是马克思所讲的真正的自由,而是被异化境域下的自由。网络休闲的真正含义不只是寻找快乐与自由,更要寻找生命意义。“返回到健康、平衡的天性上来,返回到一种自然而和谐的状态上来。在这种状态中,每个人都会真正地成为自我,并因此而使生活富有意义。”

一、网络休闲境遇下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彰显

网络休闲境遇下,人类的主体性价值得以最大程度的彰显,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网络休闲拓展了人的本体论价值;二是网络休闲延伸了人的功能性价值。

第一,网络休闲拓展了人本体论价值。网络休闲作为一种以网络技术为媒介的休闲方式和生活方式进一步彰显了人的本体论价值。它从人的内心唤醒人回归生活世界,回归人的生存的价值和本体论意义的诉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哲学人本学的立场出发,把人理解为类的存在物,并深刻地揭示了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所谓人是类的存在物,是指人一方面能自觉地把握外部世界和自身的类,另一方面能够作为自由自在的类存在物而实际地进行创造性活动。因此人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特征,就在于人是自由自觉的类存在物。网络休闲生活方式冲破了人类自由自觉进行活动的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人能够较以往更自由自觉地进行社会交往活动,它使人类更能切实、有效地把握外部世界,让人从更加宽阔的理论视野和社会现实程度来认识外部世界和自身。由于网络技术的优势和网络资源的重复性和海量化的特征,在人通过网络以实现休闲为目的的过程中,人类的头脑中的信息量更为丰富,寻求事情解决的途径与方式更为有针对性。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更为有效,进而人依靠现实进行外部世界的创造性活动更为频繁和突出。在这种创造性的活动中,人更能体验到人之为人的切实体验,人也深刻地感受到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人类通过网络休闲方式自觉地把握外部世界和自身的过程里,人是自为性的活动,这主要体现在网络休闲中,人选择的自主性和决断的自主性。在现实中,即使人是主体,也不可能像上帝那样支配一切,然而网络休闲中,人是匿名的,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范围更加广泛,人类追求自由的价值得以最大限度的实现。人切实感受到了自我价值的存在,人也能够真正的以自身为依据,成为自主活动的主体,这时的网络休闲才是:“人类精神家园的一种境界,是人类自省与沉思的产物。是探索人的本质、生活目的的一把‘钥匙’。”人的类本质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自我认同。

第二,网络休闲延伸了人的功能性价值。在社会生产生活领域中,人不断地开发自身功能性价值的领域和空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的功能性价值的潜力得到不断的开发,作为功能性的存在,人能够触及和解决对象化客体的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在网络休闲的生活方式中,在个人寻求通过网络技术获得人的最大程度的休闲时,人不仅通过网络世界实现休闲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在网络休闲的境域下,人的功能性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网络技术为人开辟了崭新的视野与空间,人的大脑越来越发达,人的视觉越来越敏锐,进而人实现了原来所不能及、不可想的幻想,人的功能价值得到真切的展现。在网络休闲的生活方式中,人不仅在内容上实现了自由自觉的价值选择,更在功能上实现了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这样自由自觉的活动使人在功能性价值层面上更深地感受到心情的愉悦,体味到自我的存在,进而提升了网络休闲的目的和意义。

二、在网络休闲中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失位

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拓展自身的生存空间,也不断用符号创造出人类自身的文化。正如卡西尔所说: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网络技术为人类利用符号创造文化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网络世界中人的主体性价值得以确认,人在网络中实现了自由自在的畅游,追求闲静的网络生活成为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在以追求网络休闲为目的的活动中,人对自身主体性价值的认同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然而,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中,人往往容易被异化,人不仅未能做到自由自觉地去活动,更无法实现休闲的目的,因而造成在网络休闲中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失位。

第一,网络信息的碎片化导致人主体性价值的失真。网络休闲追求的是一种虚拟境域下人的自由自觉性的休闲活动,网络休闲活动中的人具有更为宽泛的价值选择空间和自主实践领域,人能享受到更大的自由与快乐,体验到冲浪时的快乐感受。由于网络信息具有碎片化的特征,这要求主体性的人具有较强的价值指向性和价值选择的坚定性。网络的信息与书本信息不同。它没有系统化的体系和理论内容,更多是碎片化式的信息内容,这需要人具有一定的信息整合能力,明辨是非,有判断力和信息整合能力,对信息内容作出客观、合理的评价,而不是听从网络信息的某些误导。网络信息的碎片化是由网络的超文本结构和超链接组织管理决定的。超文本打破了结构严整统一的大叙事模式,它的每个节点只是联想的一个要素,思维的一个碎片。这种碎片化的文本信息,让人感到肤浅化、感官化。在这样“迷宫”似的文本空间漫游,给人只是片段化的感受秘认识。人们必须从这些碎片化的零散信息中找出相互关联的东西,通过归纳与整理,提纯为自己想要的信息和知识。然而在网络休闲的活动中,人们容易陷入到无意识的自由自在

的状态。不愿意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对碎片化的信息进行选择和深化。网络信息出现什么内容,人们就接受什么内容,表面上看,网络休闲中的人是自由自觉的主体性活动,而现实中的人是处于被碎片化信息所包围且不会予以恰当、合理的整合,人是被动的接收和认同。人的主体性消弭在碎片化信息的支离破碎的片段中,网络休闲中人的主体性价值不能得到应有的体现。在追求以休闲为目的的自由自觉性的网络休闲活动过程中。人被网络信息所异化,主体性的人成为被动的接受者致使网络休闲失去其原有的本意和价值,也使人的主体性价值失去了原有的真实“面目”。

第二。网络信息的匿名化导致道德主体性价值失范。因网络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网络休闲活动也具有匿名化的特征,在网络休闲的过程中人是匿名的,他律极其弱化,网络中秩序的维护更多的是依靠道德主体自律的增强。传统社会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熟人社会”,它依靠熟人的监督。而网络社会是以图像、文学甚至数字的终端和符号显现,人与人之间彼此不再熟悉,因此,网络休闲活动也就失去了监督的外在约束力。同时,网络社会的无时空性,法律在其虚拟空间中难以立足,这样就使得网络社会比传统社会更少干预、过问,更难以管理和控制。由于网络休闲活动中缺乏主体的内在规约,加上部分人将网络休闲误解为网络中人的完全自由的活动。在这样过度“自由”的环境下,由于没有统一严格的道德约束机制,人们的行为被赋予了极高的自由度,人们可以自己决定技术允许下的任何事情,人们的行为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所以,人很容易淡化道德主体意识,过多地关注自我心境的愉悦,而可能做出一些对他人、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为。人的道德判断在这样自由的环境中失去自我,道德主体的判断标准和判断能力被无形地弱化。

第三,网络中鱼目混珠的信息导致主体价值选择能力失准。马可·奥勒留说:在人那里,判断力是主要的力量,是真理和道德的共同源泉。因为只有在判断力上,人才是整个地依赖于他自己的,判断力乃是自由,自主、自足的。人的判断依赖于个人的知识、经验以及价值倾向,在网络休闲的境域下,人不断地对良莠不齐的信息作出各种各样的判断和选择,在判断的选择中,人获得自由、自足,实现自我的满足。网络信息的选择性就是对信息价值的分析、判断和取舍的活动。网络是一个信息的宝库,但同时也是一个垃圾场,学术、娱乐、经济信息以及各种各样的信息混杂在一起,使网络成为信息的万花筒。网络信息的良莠不齐,使网络休闲中的人们陷入了选择的困境,人们往往根据网上信息的点击率高低或者信息内容的新奇去选择信息,因而走进大众化的行列中,自身没有一个明确的价值判断标准,个体的价值判断处于混乱之中。此外,在网络休闲境遇中,—些人自身缺乏价值判断能力,在信息内容的选择上,人们自身无法判断与取舍,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畅游”。体味着“自由”。实际上,这种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主体的价值选择能力在这种环境中被弱化了,主体的价值选择并没有得到完全的、真实的展现,在对与错,是与非的判断上出现迷茫。

第四。网络信息的海量化导致主体性价值的失意。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为人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资源。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说,所有种类的信息全都包藏于媒介之中,因为媒介变得十分全面、多样、富于延展性,使得媒介在同一个媒体文本里吸收了所有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经验。网络作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的信息传播媒介,其承载的信息量是以往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正是网络传播的海量化特征使网络信息包罗万象。只要我们登陆到一个搜索引擎站点,随便检索一条信息,我们可以找到成千上万个“相关”条目。在如此多面复杂的信息包围下,人们如何快速、离效地选择出对自己有用的信息,更多的情况下。人往往依据当下信息进行选择。网络提供了什么信息,自己就选择什么信息,这样,我们不仅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主体的自主选择能力和自我判断能力也消弭在海量化的信息之中。本意上的休闲,在网络海量化信息的冲击下,主体的价值选择性功能被无形地剥夺了。人不仅没有体验到网络休闲中主体的自主选择能力赋予人的类本质的意义,而且被海量化信息所异化。此种状态下,人的自由活动并不是自由自觉的类本质活动的对象化。休闲只能是意愿层面的。网络中的人已经不同程度的失去了主体性,这种情况下的自由是被异化的自由,诚然,网络休闲也未能实现真实意义上的休闲。

三、在网络休闲中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归位

网络休闲活动中人的主体性价值的缺位是多重因素造成的,因此,我们要弘扬阿缮体闲活动中的人文精神,培养网络体闲境遇下人的主体性意识,引领网络休闲中的道德回归日常生活世界。从而实现网络休闲活动中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复归。

第一,弘扬网络休闲活动中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主体精神,它的核心就是把人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作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人的解放是马克思学说的核心,是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全部马克思主义是为了推进人的解放,人韵解放的最高目的就是人的主体性的解放,就是为了使人摆脱各种奴役,成为自由、自主的人。网络休闲活动中,由于网络本身所导致人的异化,人性的扭曲,以及网络中部分人的道德弱化或失范等诸多问题,这些诸多背离人文精神的现象都与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学说以及休闲的本质内涵相背离。网络休闲就是倡导在网络的交往活动中寻求休闲的目的,实现精神上的愉悦,人与人之间是互相尊敬、相互关心的关系。和谐的网络环境需要更多的人文关怀,人与人之间不应是陌生的、冷漠无情的过客。在网络休闲活动中。要彰显主体性价值的存在,要构建比现实交际活动中更多的人文关怀,关心人,这样才能实现网络休闲活动本质上的内涵。只有在充盈着人文关怀境域下的休闲活动,才能实现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实践活动和精神活动的统一。

第二,培养网络休闲境遇下人的主体性意识。主体性的含义是人的自觉能动性。而人的自觉能动性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增强的。网络休闲就是倡导网络中人的自由自觉性的活动,这种活动是以追求休闲为目的,以彰显人的主体性价值为依托,以虚拟的网络空间为平台展开的交往活动。但是由于网络自身的特点,人往往被网络所异化,因而我们必须注重培养网络休闲活动中人的主体性意识。我们应通过教育要把网络休闲中的人培养成虚拟活动的主体,这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引导人去科学地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的规律。科学的世界观对人做出正确的选择具有指导性意义,它能帮助人在网络的纷繁复杂情况下做出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决定;二是引导人去充分认识和把握自身的价值。网络休闲中,我们要提高人的主体性和增强人的主体意识,引导人充分认识自身的价值,我们要把人作为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来培养,重视人的能动性、自主性、创造性和超越意识,增强主体适应和改造外部世界的自由度和自觉度。

第三,引领网络休闲中的道德回归日常生活世界。网络休闲视域下,人的道德规范处于虚拟的网络活动中。道德主体的自律性行为成为网络休闲活动的重要内容,网络休闲活动中的道德只有回归到日常生活世界,才能真正体现网络休闲活动的本质内涵。这里所说的网络休闲中的道德回到日常生活世界,不是只把网络生活世界之外现存的道德规范拿到网络活动中来,而是强调人要在网络现实生活中来发现、发掘高尚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和道德品质,并发挥它们的价值引导作用。网络休闲活动中,异质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冲突和融合,是道德保持其生命力、实现自我更新和发展的重要机制。网络休闲不仅追求的是一种自由的意境,更重要的是在面对多重文化背景、多种文化观念时主体道德的价值取向。因此,网络休闲中的道德应该回归到日常生活世界中来。人们不仅依靠现实生活世界中的道德价值标准来判别网络休闲活动,而且更要在网络休闲活动中,在多重文化和价值的冲突、融合里来发现、发掘高尚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进而内化为网络休闲活动的道德规范。这样。网络休闲活动中的人才是网络中的道德人,网络休闲活动才是真正体现休闲本质内涵的休闲活动。

论舒婷诗歌中人的价值 第5篇

一、“雾中之花”——舒婷诗歌的朦胧美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走过来的热爱诗歌人一定难以忘记, 当时的诗坛中曾经有过一场长达几年的关于“朦胧诗”创作现象的论争, 如果说, 当时对于朦胧诗的认识还是莫衷一是的话, 那么今天回头冷静地凝视这一诗歌创作现象时, 却无法否认, 朦胧诗是当代诗歌发展历程中引人瞩目的成就。而在朦胧诗的创作群体中, 舒婷无疑具有审美典范的意义。在当代诗坛上, 舒婷以她特有的气质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在偌大的朦胧派开山群中, 作为唯一的女性, 她更显风韵, 其诗歌的朦胧美也越发动人。

舒婷诗歌的朦胧美主要表现在:

(一) 象征的感觉与暗示

与建国后现实主义诗歌不同, 朦胧诗具有鲜明的异质性, 即现代主义。这表现在, 朦胧诗在思想上流露怀疑、自省和叛逆精神;在艺术大量使用象征、变形手法。在朦胧诗中, 象征多是用某种具体的事物和人们能直感的形象来替代人的某种主观情绪和某种社会态度。

在舒婷的名作《双桅船》中, 诗题“双桅船”就是一种象征。全诗的目的不在于描写一只客观的双桅船, 而是借用双桅船这一具体形象来表达诗人双重的心态与复杂的情感。双桅船中的“双桅”暗示着深刻的含义。双桅并在, 意味着诗人心目中爱情与事业并立又相互区别的心理。另外, 诗中的“岸”、“风”、“风暴”、“灯”等都具有明显的象征性。“岸”象征着女性的爱情归宿, “风”意味着时代紧迫感给诗人的动力, “风暴”暗指诗人与同代人所经历的不平常的年代风云, “灯”则与光明信念联系在一起。

《致橡树》一诗则热情而坦诚地歌唱了诗人的人格理想, 比肩而立, 各自以独立的姿态深情相对的橡树和木棉, 可以说是我国爱情诗中一组品格崭新的象征形象。这组形象的树立, 不仅否定了老旧的“青藤缠树”、“夫贵妻荣”式的以人身依附为根基的两性关系, 同时, 也超越了牺牲自我, 只注重相互给予的互爱原则, 它完美地体现了富于人文精神的现代性爱品格:真诚、高尚的爱应以不舍弃各自独立的位置与人格为前提。这是新时代的人在性爱观念上的超越。“橡树”的形象象征着刚硬的男性之美, 而有着“红硕的花朵”的木棉显然体现着具有新的审美气质的女性人格, 她脱弃了旧式女性纤柔、妩媚的秉性, 充溢着丰盈、刚健的生命气息。这正与诗人所歌咏的女性独立自重的人格理想互为表里。

舒婷的诗歌常用富有内涵的象征, 使诗歌耐人寻味, 较好地完成了从生活到艺术的转换。

(二) 意象的深邃与飘逸

朦胧诗的时代是一个诗歌意象的时代。舒婷构筑的诗歌意象是繁富、变幻的。但从意象出现的频次以及内在意义的指向上, 笔者以为舒婷诗歌的中心意象是“海”与“泪”。这两个意象涵括了自然、社会、心理、文化等多种因素, 有理想的飞扬又有现实的沉郁。

从“文革”后期开始“地下写作”的舒婷, 在夜晚的寂静里聆听海潮的声音, 在黎明的瞳孔里满含痛苦的泪滴, 在苦难和坚韧里抚摸灵魂的忧伤。长期生活在海边的舒婷, “海”成为她心灵的忠实情人。舒婷在1975年写下的《海滨晨曲》中, 以“奔向大海”的姿势, 表达了自己作为海的“忠实的女儿”渴望风暴的来临, “让你的飓风把我炼成你的歌喉/让你的狂涛把我塑成你的性格”。在《向北方》中诗人怀抱着“愿望的小太阳”, 在鸥群“洁白的翅膀”的引领下, “顺着温暖的海流/漂向北方”。而被人传诵的《双桅船》, 更是把人生的追求表达到了极致, 诗人借“双桅船”──人生理想之舟, 倾诉了对“岸”的向往。“海”就这样负载着生命的希望和追求。

《会唱歌的鸢尾花》一边渴望爱情“涌起热情的千万层浪花/千万次把你淹没”, 一边又希望“永远清醒的大海”提示自己在“晕眩”中睁开眼睛。舒婷在诗歌中借助“海”意象传达的生命追求和信念, 是美丽的、诗意的, 也是朦胧的、飘灵的。这既有内在动因, 又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正如有的论者指出, 舒婷“当时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厌倦了年复一年的灾难, 朦胧觉醒的心灵像古代希伯莱的先知那样, 听见有声音在召唤, 但又缺乏明确的意识和行动的量”。

同时, 舒婷又用“泪”意象表现了生活的迷惘和痛苦。不仅是特定岁月里人生的磨难, 更是社会、历史文化氛围下心灵被压抑、被禁锢, 人和人之间的疏远和隔膜。在《黄昏剪辑》中诗人写道:“我要哭就哭/他们教我还要微笑/我要笑就笑/他们教我还要哭泣。”《北京深秋的晚上》托出“泪水”浮动在夜色的特写, 痛苦源于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心和心, 要跋涉多少岁月/才能在世界那头相聚”。又有很多时候是因爱情而落泪。《四月的黄昏》、《“我爱你”》《雨别》、《思念》、《无题》、《私奔》等诗歌都被“泪”打湿了衣襟。舒婷用“泪”串起了一个温柔而忧伤的爱情世界, 而其中又更多倒映着女性生活中的尴尬命运和处境。有时, 抒情的“泪”突破了生命个体的感悟, 放大为祖国、民族的苦难和悲哀。《祖国呵, 我亲爱的祖国》是痛苦和希望的交织, 于是便有“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涡”的诗句;《一代人的呼声》是用“泪水和愤怒”检视“我”、一代人和民族的共同遭遇。

用飘逸、深邃的意象来营造诗的艺术境界, 这不仅使诗歌的意境得到充分的拓展, 而且推动了诗歌语言的变化和发展。

(三) 修辞的独特与改造

之所以将舒婷的诗歌列为“朦胧诗”,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体现了“朦胧诗”独特的修辞方式。在舒婷“朦胧诗”的典范之作——《会唱歌的鸢尾花》中, 诗人这样写道:

在你的胸前,

我已变成会唱歌的鸢尾花

你呼吸的清风吹动我

在一片丁当响的月光下

这首诗中, 有一个奇妙的修辞结构的转换:革命文学中最常见的向日葵与太阳之间的组合关系转变为鸢尾花与月亮之间的组合关系。这种微妙的组词变化, 就是“朦胧诗”诗艺上的一个特点。鸢尾花是一种并不常见的花卉, 而恰恰是这类陌生的事物, 增添了诗歌的朦胧感, 成为构成“朦胧诗”的隐喻结构的基本成分。

隐喻这一修辞格是古典抒情诗的灵魂, 也是“朦胧诗”的灵魂。朦胧诗”在一定程度上对革命文艺的隐喻模式进行了一番改造和修补, 也就是改造了革命文艺的词汇表, 并生成了自己的词汇表。首先是词汇量增加了。“朦胧诗”中经常出现的诸如船、大海、贝壳、星星、沙滩等等, 都是充满新意的意象。而舒婷的诗歌最能体现这一点。另一方面, 正因这些崭新词汇的出现, 词义也变得更加繁复、多变。正就体现了“朦胧”风格。

二、“镜中之月”——舒婷诗歌的明朗美

舒婷的诗歌多数采用隐喻、象征, 且表达的意象有一定的多义性。但她的诗歌因清新纯朴的语言、深而可测的主题、缜密流畅的思维和忧而明丽的色调, 使读者并不难解读, 由此来看, 她的诗并不“朦胧”。就以下几方面看, 舒婷的诗具有着明朗的美。

(一) 清新纯朴的语言

舒婷的诗, 大多是敞开心扉抒写真情实感的。所以, 无论作者处于何种情况下, 都常用通俗明白的语言来完成。“我决不申诉/我个人的遭遇/错过的青春/变形的灵魂/无数失眠之夜/留下来痛苦的回忆” (《一代人的呼声》) , 用直接的语言表白心迹;“谁说生命是一片树叶/凋射了, 树林依然充满生机/谁说生命是一朵浪花/消失了, 大海照样奔流不息/谁说英雄已被追认/死亡可以被忘记/谁说人类现代化的未来/必须以生命做这样血淋淋的祭礼” (《风暴过去之后·六》) , 以无遮无拦的话语抒写对人的价值轻视的抗争;“无论我走多远/无论站在哪一座高峰/我的眼睛始终望着/家乡的山” (《日光岩》) , 以柔曼晓畅的言辞表达对家乡的挚爱。

在舒婷的后期诗作中, 还出现了前期作品少有的语言样态——口语化叙述。这丰富了语言表现形态, 在过去典雅、精致的基础上增加了平和、亲切的因子, 更易为读者所亲近和接受。“闽南小女子多名水仙/喊声/水仙仔吃饭罗——/一应整条街” (《水仙》) , “妻在叫唤/孩子打开作业/歌星在电视里一见你就笑” (《停电的日子》) , 完全口语化的语言, 清新、活泼、纯净, 弥漫着浓浓的生活趣味。这种口语化的叙述语言, 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舒婷早期诗歌中高贵典雅的气质, 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另一方面, 口语化叙述又有效地开掘了新的写作资源。如在《碧潭水》一诗中, 诗人将日常生活事件与情感用口语叙述出来, 让诗由意识流转向生活流。

舒婷的诗引入了口语化的叙述, 较好地完成了语言符号与心灵的衔接, 更加通俗地呈现出诗人的生命感觉, 使诗展现出一种亲切朴拙的风景。难能可贵的是, 舒婷没有为了迎合民众而使语言骨架松散、血液稀释, 走向纯口语、纯叙事, 而是将叙事与抒情甚至与理性巧妙地糅合在一起, 使对世界的表达和情绪的宣泄有更清晰直接和生动的依托。

(二) 深而可测的主题

与其他同时代的朦胧诗人相比, 舒婷独特的艺术个性就在于她很少以理性姿态介入外部现实世界, 而是以自我情感为表现对象, 以女性独特的情绪体验辐射外部世界。因此, 她的诗具有着清丽柔婉而忧伤的女性特征, 充满感性的气息。

对人的自我价值与尊严进行肯定确认, 对人格独立和人生理想进行追求张扬, 这构成了她诗歌的核心思想, 是其鲜明的主题。建国后的新诗创作, 对题材的切入强调社会政治的角度, 忽视了个人在历史变动中的情感历程。在这样的背景下, 舒婷以其温婉的旋律唱出了个人的爱情观、人生观, 凸现自我的尊严, 其视角无疑是与众不同的。在许多人纷纷筑起一座座墙, 将自我封闭起来时, 她却敞开心扉展现多面的自我, 渴望人际间的沟通, 还冰凉世界以温馨之情。在《致橡树》、《思念》、《银河第十二夜》等诗中, 她一面吟唱热烈缠绵的爱情, 同时注意塑造女性健全的人格。《致橡树》中, 她以有着“铜枝铁干”的“橡树”和开着“红硕花朵”的“木棉”, 分别象征男性美和女性美。诗人追求两性交往中的平等:“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但不回避真挚的爱情:“根, 紧握在地下。叶, 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 我们都互相致意。”同时, 其诗还透露出更重要的内蕴, 即对各自独立个性的强调:“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纯的歌曲。”

身为女性诗人, 舒婷更关注女性的命运。在《惠安女子》、《神女峰》等诗中, 鲜明地表现了新时期女性意识的觉醒。有着“琥珀色的眼睛”的“惠安女子”, 望着远方的野火, “把头巾一角轻轻咬在嘴里”, 将“不可预期”的幸福和“普遍的忧伤”全抛落在海面上。惠安女子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 没人注意她苦难的历程, 生命的酸涩, 男人的了解只在“封面和插图中”。恨同性的不觉醒, 为女性命运鸣不平, 此旨在《神女峰》中表现得更鲜明。

鲜明的倾向, 明确而深刻的主题, 使得舒婷的诗歌虽朦胧却明朗。

(三) 缜密流畅的思维

缜密流畅的思维逻辑, 使舒婷的诗歌思路明晰、主旨鲜明, 由此来看, 她的诗歌并不朦胧。

以舒婷的著名诗篇《致橡树》为例。这首诗运用先否定后肯定两相对应的结构, 从正反两方面来展示诗人的爱情观, 使诗歌的旨意显得更为明晰。诗人首先从反面抒发否定的情感。先以凌霄花、鸟儿比拟一方依附一方的爱情关系;继而以泉源、险峰比拟以一方奉献一方的爱情关系;进而又以日光、春雨比拟以一方赐予一方的爱情关系。一层深一层地否定了这一类不正常的爱情关系。这些否定又具有不同程度的感情色彩。如初使用“绝不象”, “绝不学”, 继而使用“也不止”, 再用“还不够”等语句, 分别表示出坚决鄙弃、厌恶和不赞成等感情色彩。诗人是从重到轻地一一加以否定, 意思是即使单方面的给予温暖也是有伤爱情的尊严的, 是不能接受的。同时经过凌霄花、鸟儿、泉源、险峰、日光、春雨等形象的反衬, 使后面展现的比喻主体木棉的形象更加鲜明夺目。紧接着诗人依据橡树和木棉的根、枝、叶的特征, 生动地描绘了两者的形象, 抒发了诗人正面的爱情观。最后, 诗人又进一步将这一爱情观加以点化, 揭示怎样才是坚贞伟大的爱情。经过这番正反照应, 并将抒情、议论融为一体, 使诗中充满了情和理, 表现出强大的逻辑力量。

(四) 忧而明丽的色调

舒婷诗歌的总体色调是暖的, 明丽的, 而非朦胧神秘的。这与北岛诗歌冷峻的色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舒婷的《路遇》为例:

凤凰树突然倾斜

自行车的铃声悬浮在空间

地球飞速地倒转

回到十年前那一夜

凤凰树重又轻轻摇曳

铃声把碎碎的花香抛在悸动的长街

黑暗弥合来又渗开去

记忆的天光和你的目光重迭

也许一切都不曾发生

不过是旧路引起我的错觉

即使一切都已发生过

我已习惯了不再流泪

这首诗运用了电影的切入手段, 使意象画面快速转换, 情感完全渗透在意象之中。整首诗虽充满了错觉和幻觉, 且渗透着哀愁, 但整体的色调却一点都不阴沉。忧郁中带着淡定, 惆怅之中铺垫着暖色, 迷茫之中却充满着希望!正因如此, 她的诗歌被称为“美丽的忧伤”。

诗歌是灵魂的声音。舒婷的诗歌对现代诗坛曾产生广泛的影响。而她诗歌中所体现出的独特的审美意蕴, 她诗中朦胧与明朗的交响, 将在中国诗坛散发持久的魅力与芬芳!

参考文献

[1]马德俊, 诗坛风景线[M],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2]舒婷的诗[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

[3]赵威重, 论舒婷的朦胧诗[M], 社会科学辑刊[M], (1993) ;

[4]陈敢、郭剑, 舒婷诗歌艺术初探[M], 广西师院学报 (哲社版) [J] (1999) 第3期;

[5]舒婷, 生活、书籍与诗——兼答读者来信[J], 福建文学, (1981) 第2期;

舒婷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第6篇

关键词:舒婷 爱情诗 女性意识

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舒婷的重要贡献在于她的诗接续了新诗中表达个人内心情感这一在50-70年代受到压制的线索。与同时代的其他朦胧诗人相比,“舒婷更偏重于爱情题材的写作,在对真诚爱情的呼唤中融入理想,展露出一种强烈的女性独立的意识”[1](P268)。纵观她的爱情诗,其女性意识既有现代的一面,同时又深深打上了传统的印记,在对两性形象及其关系的探寻上,呈现出一种传统和现代相互交融的复杂风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留在读者记忆中的是舒婷作为抒情诗人所传达出的一种新的爱情观,而对其中所包含的矛盾性重视不够。这种美化与简化的解读实际上遮蔽了舒婷诗歌的丰富内涵,同时也影响了人们对真实完整的舒婷的认知。当朦胧诗人逐渐淡出读者的视野,甚至连舒婷本人也开始转向散文写作时,重读舒婷所引发的不仅仅是她作为一个女性诗人的意义,而且是一个事关中国女性写作困境与出路的重要话题。

一、现代语境中的古典少女情怀

作为朦胧诗派的主将之一,舒婷的诗歌集中表达了上个世纪70—80年代社会转型时期青年人的渴求与希望。在文革政治乌托邦理想的驱动下,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大都是“铁姑娘”“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巾帼英雄,女性的性别特征荡然无存,女性和男性一样陷入到政治的狂热之中,成为政治呐喊的动物。与此同时,人性、人情等被视为文学表现的禁区,爱情则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受到猛烈批判,甚至结婚也要在革命的名义下结成“革命伴侣”。然而,政治的压抑并不能抑制人们对爱情的渴求,反而使得这一渴求更为强烈。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舒婷在政治刚开始解冻之时,就以朦胧诗的形式发出了爱情的宣言。

对女性而言,爱情不仅意味着女人源自天性的本能追求,而且是女人确证自我实现的一种重要方式。“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相比,舒婷独特的艺术个性就在于她很少以理性的姿态正面介入现实世界,而是以自我情感为表现对象,以女性独特的情绪体验辐射外部世界,呈现个人心灵对生活溶解的秘密”[2](P143)。这一独特的艺术个性,使得舒婷的爱情诗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性和象征性,其情感的抒发明显带有个人和时代双重复合的特征。

代表作《致橡树》作为新时代的爱情宣言书,无疑成为新时期女性意识觉醒的标志性作品。该诗的独特之处在于“诗歌表达了一种以独立的人格为基础的新的爱情观念,向爱情这个古老的诗歌题材,灌注了一种新的人生理想。”[3](P141)在相爱中,不是对爱人有所依附或者忘我奉献,也不是“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而是要求“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里,诗人对人格独立和尊严的强调,实际上揭示出了现代爱情的实质,因为“爱是在保持自己尊严和个性的前提下的感情交流的行为。倘若失掉了个性和尊严,也必然失掉爱。”[4](P9)这是对传统的依附型和奉献型爱情观的否定,成为新时期文学女性意识觉醒的先声。与此同时,诗人在强调人格独立的同时,并没有刻意突出两性之间的某种对立,而是描绘了一幅双方在共同的人生理想追求中所达成的心灵默契的温馨画面:“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相互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 该诗的新颖之处,在于把男女双方有共同的事业追求作为现代爱情的基础:“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脚下的土地!”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在强调女性人格独立与尊严的同时,并没有否定男女性别上差异的一面:“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诗人虽然拒绝做“攀援的凌霄花”,但仍然选择要有“红硕的花朵”。这一选择显示出诗人对中国传统女性性别特征的认可,因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以“花”来比喻女性自古有之,在文学作品中更是习以为常。由此可见,舒婷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既有传统女性温柔多情的一面,又具有现代女性自尊自强的一面,是集古典美和现代美为一炉的新时代女性。

但这种熔铸是艰难的,一方面要坚持传统,另一方面又要贯彻现代理想,这就使得舒婷的探索主要局限在社会许可的范围内,对传统道德的坚守是其诗歌的主基调。比如在她的诗歌里,读者可以经常发现她对诸如夫唱妇随、温柔贤淑、温柔多情等传统女性品格的认可与赞赏,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男刚强女阴柔”等传统观念的认可。因此,在《神女峰》中有“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所表现出的对男性皈依的向往;在《赠》中有“如果你是火∕我愿是炭”“如果你是树∕我就是土壤”所表现出的对爱的牺牲奉献;在《春夜》中有“我愿是那顺帆的风∕伴你浪迹四方”所表现出的对爱人的亲密依附;在《双桅船》中有“不怕天涯海角/岂在朝朝夕夕”所表现出的对两情相悦心灵相通的渴望。这表明舒婷在价值取向上,更多的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留恋和皈依,在某种程度上只是重复着五四时期关于“爱”和“人性”的主题,明显带有80年代文学启蒙的色彩。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致橡树》在女性意识和个性意识这两个层面上阐述了诗人对人的关怀,就带有这种明显的启蒙意义。这是一首爱情诗,历来的爱情诗多柔婉缠绵,本诗却一反传统情诗的风格,奏出了现代女性尊重自身价值、保持独立人格、弘扬自我追求的时代强音。即女性应当和丈夫一样,以自己事业的成就立足社会,双方应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共同承担逆境的考验,共同分享幸福与成功。”[5](P194)这就意味着,舒婷这首受到广为赞誉的诗歌,在总体思想倾向上依然没有超越80年代思想启蒙的限度。

从总体上看,舒婷爱情诗中女性对自身角色的定位显示出诗人对父权话语下女性社会角色和分工的认同,本质上仍然是“男女平等”“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同样能够办到”的另一种表达,其女性意识的觉醒并不彻底。虽然诗人在《神女峰》中对“从一而终”的封建节烈观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在《惠安女子》中对女性品行的“被看”悲剧有深沉的反思;在《致橡树》极力宣传爱情中男女人格的平等,但诗人并没有全面否定传统的女性行为规范,只是对诸如对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夫贵妻荣等带有女性歧视色彩的传统观念的否定与坚决背弃。

究其原因在于朦胧诗兴盛的80年代是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代,受制于时代和个人的因素,在“传统与现代,与旧的伦理道德之间,舒婷进退徘徊,对传统伦理和道德理性的反叛并不坚决彻底,终于忍不住流露出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妥协和回归。”[6](P62)这就决定了舒婷笔下的女性更多呈现出的是一种现代语境中的古典少女情怀,其笔下的女性诉说总是保持着一种古典式的温婉与柔情,内心深处对男性的依恋之情不时流露于笔端。从这个意义上看,舒婷诗歌的反叛是有限的。但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发前人所未发,发前人之不敢发,舒婷的探索依然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我们绝不能苛求作者,以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她的作品,而是要把这些作品放到当时的背景中去考察,“必须把它与那些同它具有相同性质和效用的东西加以比较”[7](P275),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否则,我们就会产生有意或者无意的误读。

二、召唤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

女性意识不仅关涉到女性自身性别意识的觉醒,而且关涉到女性眼中男性形象的建构。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频繁交流,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及其创作,被中国理论界和作家广为认识和接收,并大量应用于实际的研究与创作中。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作家虽然深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中国特色更为明显:“她们在反对阳性中心,而我们在寻找阴性的世界,一个愿意向阳性退赔若干领土的阴性国度。中国的女性在经历双重幻灭后正面对困惑,有些不知所措。她们既经历了普遍的偶像幻灭,又经历着特殊的对男性偶像的幻灭。当西方妇女在大煞男子汉的威风,破骑士对妇女的‘礼貌时,中国妇女从劳动服里退出来后要求受到特殊的女性待遇,包括‘骑士‘风度对妇女的尊敬和怜爱。她们在寻找真正的男子汉,她们想做真正的东方女性。当她们失望的时候,她们经历了对男性偶像的幻灭感。这种心态反映在文学艺术(包括电影)里就是召唤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8](P5-6)对舒婷而言,虽然她在散文中声称“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9](P101),但她的创作中却又时时表现出女权主义的色彩。这不仅表现在她对诸如妇女命运、爱情平等的关注上,而且表现在对阳刚美和阴柔美的召唤上,这一追求集中体现在他笔下的男性形象身上。

舒婷笔下的男性大都以她认识的北方青年诗友为原型,他们是那个特定时代的早醒者和孤独者。社会和自身未来的不确定性时时牵动他们敏感的心灵,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建功立业、不甘沉沦的传统士大夫品格,以及儿女情长、重情重义、善解人意、尊重女性、呵护女性等现代好男人品格,是集阳刚美和阴柔美于一体的理想男性形象。

首先,在外表上,理想的男性形象要有阳刚之美。在诗歌中,诗人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对传统男性阳刚之美的欣赏与肯定。《兄弟,我在这儿》中有这样的描述:“你原属于太阳∕属于草原、堤岸、黑宝石的眼眸∕属于道路、火把、相扶持的手∕你是战士∕你的生命铿锵有声∕钟一样将阴影/从人心震落∕风正踏着陌生的步子走开”。这首诗虽然没有直接描写男性阳刚的外表,但整首诗的意象都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对男性阳刚之美的欣赏与肯定,这种美是女性所没有的。这里的“你”,属于“草原”、属于“堤岸”,而“草原”与“堤岸”都具有宽广、伟岸的意象;“你”属于“道路”、属于“火把”,道路是绵长的,具有男人才有的厚重与执着,火把是热情的,具有男人才有的热血与方刚;“你”是“战士”,具有战士的坚毅与勇敢,生命“铿锵有声”,连风也“踏着陌生的脚步躲开”。这表明诗人理想中的男性要刚强不屈,凛然无畏,充满了雄性的伟力与昂扬的斗志。

其次,在内涵上,理想的男性还须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在一般人眼中,多愁善感属于女性,男儿有泪不轻弹,对男人而言,理想和事业高于一切。舒婷的爱情诗颠覆了文革时期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的男性形象,突出了现代男性内心深处柔弱的一面。诗人并不认为多愁善感仅仅属于女性,理想的男性也难免儿女情长,他们都有一颗敏感脆弱的心,大自然的四季变化以及个人情感世界的律动都不时在他们的内心世界泛起阵阵感情的涟漪。在《落叶》中,舒婷刻画了这样一位林黛玉式的多情诗人。这个“你”“轻轻叹着气”,究其原因“既不因为惆怅/也不仅仅是忧郁”,而是因为在送我回家的路上,“那落叶在风的撺掇下/所传达给我们的/那一种情绪”。显然,诗人笔下的男主人像林黛玉一样,是一位感情细腻,多愁善感的诗人,对岁月流逝、青春渐远而事业无成,有着最深、最痛苦的心灵体验。与此同时,舒婷在诗歌中还表现出对男性在理想追求过程中的精神痛苦的深切理解和同情。在《童话诗人》里,舒婷以诗人顾城为主人公,描写了一个向往美好,一意孤行寻找自己乌托邦世界的男人形象:“你相信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你的眼睛省略过∕病树、颓墙∕锈崩的铁栅∕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集合起新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没有被污染的远方/出发”。这个男人虽然看到了“病树”“颓墙”般的社会现实,但是他却只是一味地逃避,只敢相信自己编写的童话,试图用童话里“幽蓝的花”般美丽的语言来隔开他眼前所有的丑陋,永远蜗居在早就产生怀疑的童话般的精神家园里。如果说童话诗人只是在内心让舒婷女性柔软的心房充满感伤的话,《赠》里的男人形象则让诗人内心充满着由内而外的悲戚。“我为你扼腕可惜∕在那些月光流荡的舷边∕在那些细雨霏霏的路上∕你拱着肩,袖着手∕怕冷似地∕深藏着你的思想”。这样的男人身无他物,在寒冷的天气里,只能自己给自己保暖,这不仅给自己冰冷的身躯,也给自己挨冻的心灵。可是,就是这样,“我为你举手加额∕为你窗扉上闪熠的午夜灯光∕为你在书柜前弯身的形象∕当你向我袒露你的觉醒∕说春洪又漫过了∕你的堤岸”。在寒冷中,他没有屈服于寒风的恣虐,而是徜徉在书的海洋中,和他人一起分享觉醒的快乐。由此看来,这个男人身上有着古代困顿书生的一切特征:不屈于逆境,在逆境中吸取知识,徜徉书海,能独自舔抚自己的忧伤。

总之,舒婷爱情诗中的男性形象,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中国文学中自屈原以来的潦倒文人和落魄文人的诗歌精神。他们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和建功立业思想,体现出一种阳刚之美,同时又有一颗敏感而柔弱的内心,体现出一种阴柔美,阳刚精神与落拓情怀混杂于一体,散发出80年代特有的感伤气息。

三、两性关系建构上的男性眼光和价值标准

女性意识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两性关系。爱情婚姻中的两性关系,最能体现两性真实的生存状况及社会处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男性和女性关系常见的比喻是阴/阳,树/藤,磐石/蒲苇,等等,其背后所反映的是两性关系上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思想。女性不仅在人身关系上依附男性,而且女性价值往往也只能通过男性表现出来。因而相夫教子成了女性生活的主要内容,夫唱妇随成了女性言行的基本准则,夫荣妻贵成了女性人生的最高理想。虽然这一传统观点,在五四时期的第一次女性写作高潮中受到全面质疑,提出了爱情婚姻中女性作为人的权利的要求,但随即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迷茫。80年代的女作家接过了五四启蒙的旗帜,她们试图突破男性中心意识的重围,努力建构女性主体。但遗憾的是,“女作家对女性主体性的艰难建构,远未形成足以扭转男性中心文化专制局面的力量。而且,很多作品虽然在话语方式和叙事风格上与传统话语体系有了很大的不同,但真正控制话语权的男性中心观念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即便是被女性作家自身无数次颂扬的爱情,也无不以男性的眼光和价值标准作为取舍的依据。”[10](P64)这一遗憾在舒婷的爱情诗中同样存在。

一方面,舒婷站在女性觉醒的角度对男性中心主义提出了大胆的质疑,主张两性关系上的平等。在《致橡树》中,她宣称“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来炫耀自己”,而是要求“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枝木棉∕以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她明确提出,女性要求和男性一样在爱情中有相应的地位,而不能只是作为男人的陪衬和附属。另一方面,她对男性中心主义又不是绝对否定,而是潜意识里承认男性性别上的优势,认同传统性别文化下的女性价值取向标准。在《致橡树》中,诗人并不是要求女性要像男人一样有树的形象,她只是要求以木棉的姿态站在深爱的男人旁边。虽然木棉也有挺立的形象,可它毕竟不能像树一样遮挡狂风暴雨。可见,诗人在内心深处还是认同女性的价值只有通过男性才能显示出来这一传统的世俗观念。《神女峰》“表现了对女性长期受压抑的愤怒和悲哀”[11](P191),进而发出了“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的爱情宣言。这一源自女性生命体验的呼唤,虽然震撼人心,但诗人内心深处所流露出的依然是女性潜意识深处对男性的依附。也就是说,诗人虽然表面上反对女性对男性做出牺牲,号召女性大胆追求现世的幸福,但其潜台词是提醒女性要珍视自己的牺牲,不要把这种奉献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不能让男性忽视了自己的奉献。“美丽的忧伤”,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源远流长的闺怨诗的现代翻版,“就此而言,舒婷还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女性自觉,她的女性意识是在某种承认既定男权中心的社会秩序里所抒发的女性人格与生命的需求,女性与时代同构。”[12](P126)据此而言,舒婷在对现代两性关系的建构与呼唤中,始终没有摆脱男性的眼光和价值标准的潜在影响。

舒婷爱情诗在爱情观上所表现出的调和色彩,既源自于传统对女性的性别角色的规范,也来自于女性传统心理的积淀。承载着千年性别枷锁的现代女性,虽然获得了在法律保障下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但这种平等是表面上的平等,她们并没有获得在尊重性别差异基础上的男女之间的真正平等。女性言说的话语方式和文化资源都是男权性的。舒婷的个案表明,中国当代女性写作要想真正超越男权文化的藩篱,建构女性自我认同的主体意识,依然是件任重而道远的事情,这正是今天我们重读舒婷的意义所在。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文学经典研究的理论创新及其文本阐释”,项目编号:[14SSD012]。)

注释: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3]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刘福堂译,[美]弗洛姆:《爱的艺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刘树元主编:《中国现当代诗歌赏析》,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杜昆:《知识分子的荣与衰:论舒婷的创作转型》,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7][美]勒内·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8]郑敏:《女性诗歌:解放的梦幻》,诗刊,1989年,第6期。

[9]舒婷:《露珠里的“诗想”》,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0]赵妍:《女性主义视野下的80年代海峡两岸爱情诗——以舒婷、席慕蓉的诗歌为例》,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年,第2期。

[11]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张晶晶:《从“拯救”到“彻悟”——舒婷、翟永明诗歌中女性意识的嬗变》,理论学刊,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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