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文学常识范文

史书文学常识范文（精选10篇）

史书文学常识 第1篇

公考常识判断：文学体裁与史书体例

http:// 2010-11-18 来源：国家公务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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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体裁即文学作品的类别。它分为散文、小说、戏剧、诗歌四大类。

散文中国古代为区别于韵文，骈文，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概称散文。随着文学概念的演变和文学体裁的发展，在某些历史时期又将小说及其他抒情、记事的文学作品统称为散文，以区别于讲求韵律的诗歌。现代散文是指与诗歌、小说、戏剧并称的一种文学体裁。其特点是：通过对某些片段的生活事件的描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并揭示其社会意义；篇幅一般不长，形式自由，不一定具有完整的故事；语言不受韵律的拘束，可以抒情，可以叙事，也可以发表议论，甚或三者兼有。散文本身按其内容和形式的不同，又可分为杂文、小品、随笔、报告文学等。

小说文学的一大类别，叙事性的文学体裁之一。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中心，通过对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环境的描写，广泛地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生活。但小说不同于其他叙事性作品，它可以运用各种描写、叙述方式和各种表现手法(如叙述事件的前因后果，描绘自然景物、社会环境、生活场景以及人物外貌、心理、言谈、举动和各种纠葛、关系等等)来生动地表现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街谈巷语，志怪志人之作，以及传奇讲史都是小说发展的先河。后来有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等等，小说在现代文学中极为发达。按其篇幅长短及内容广狭，分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

形式时代作品(例证)寓言、神话先秦两汉《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笔记小说(志人、志怪)魏晋南北朝干宝的《搜神记》传奇唐代李朝威的《柳毅传》话本宋代《碾玉观音》《快嘴李翠莲》拟话本明代《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堂春落难逢夫》章回小说明、清《三国演义》《水浒传》等

戏剧由演员扮演角色，在舞台上当众表演故事情节的一种艺术。在中国，戏剧是戏曲、话剧、歌剧等的总称，也常专指话剧。在西方，戏剧即指话剧。世界各民族的戏剧都是在社会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由古代的歌舞、伎艺演变而来的，后逐渐发展为由文学、导演、表演、音乐、美术等多种艺术成分组成的综合艺术。戏剧的基本要素是矛盾冲突，通过具体的舞台形象再现社会的斗争生活，能激起观众强烈的情感反应，达到思想教育的目的。戏剧按作品类型可分为悲剧、喜剧、正剧等；按题材可分为历史剧、现代剧、童话剧等。

诗歌文学的一大类别。它高度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饱含着作者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富于想象，语言凝炼而形象性强，具有节奏韵律，一般分行排列。中国诗歌源远流长，优秀作品极为丰富，如《诗经》《楚辞》、汉乐府以及无数诗人的作品。西欧的诗歌，由古希腊的荷马、萨福、平达和古罗马的卡图鲁斯、维尔吉、贺拉斯等诗人开始，创作有史诗、颂诗、讽刺诗等。中国古代，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现在一般统称为诗歌。按内容的性质，可分为叙事诗和抒情诗；按有无格律可分为格律诗和自由诗；按是否押韵，又可分为有韵诗和无韵诗。

关于史书体例 >>

编年体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如《左传》《资治通鉴》。

纪传体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如《史记》。

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首创于南宋的袁枢，如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国别体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的历史，如《战国策》《国语》。

通史不间断地记叙自古及今的历史事件，如《史记》《资治通鉴》。

断代史记录某一时期或某一朝代的历史，如《汉书》。

以上六种体例是按不同标准分的，实际上同一史书按不同标准可同时归入不同体例，如《三国志》属纪传体、国别体、断代史。

史书文学常识 第2篇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相比，文章多了一些想象且更加富有情节性，因此读者更加偏爱于《三国演义》。

在“三顾茅庐”的情节上，《三国演义》更加突显了这一点，在史书《三国志》中，“凡三往”，乃见在《三国演义》里似富有了剧情，曲折的故事扣人心弦。

刘备备礼，想去隆中请诸葛亮，却见到了司马徽，司马徽对刘备说：“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也”运用语言描写突出诸葛亮的才能，给其创造神秘色彩。

第一次面未见，第二次刘备来到了崆埃下马亲扣柴门，却见一名童子说“归期不定，或三五日，或十日”更体现出诸葛亮的神秘色彩，让人期待不已。

刘备失望，于是上马，行数里，回望隆中之景“，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交翠的环境，描写侧面突出诸葛亮清、新、淡、雅随性的性格，而后遇见了崔州平，此人器宇轩昂，运用了大量的语言描写再一次点名诸葛孔明来去如风的性格。

如果说第一二次都没有与诸葛亮相见感觉到他高深莫测的话，那么第三次见面更能体现他的.才智和计谋。

第三次见诸葛亮时，张飞、关羽不悦说“今番不需哥哥去，他如不来，我只用一条麻绳缚将来”可见张飞的鲁莽，侧面烘托刘备的稳重，刘备终见诸葛亮，却见他身长八尺，面如玉，头戴纶巾，身披鹤，与崔州平穿束相似，一样的有不凡之气，在这里，罗贯中把诸葛亮以神化，与前两次司马徽对诸葛亮的比于姜子牙和张子房，及童子说诸葛亮归期不定做了总括，接下来大量的语言描写更加把诸葛亮定格在我的心。

诸葛亮由近及远分析了当世的情形，给刘备规划复国之路，刘备很是感激，使想请他出山，辅佐刘备，但不想束缚，性格不羁的诸葛亮怎肯干，刘备这时泪沾袍袖，衣襟尽湿，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思贤如渴的刘备却泪沾满衣服，可见他的诚意，可是他的诚意才打动诸葛亮愿为她奔波效劳。

《三国演义》中大量语言描写，与动作，神态、外貌描写，将每一个人物刻画的栩栩如生，而《三国志》简洁精练，却平白无味，抓不住读者的心。

谁说历书不能篡改，但是《三国演义》的“篡改”即不失了历史，也不丢了情节，更加体现了中国历史的精髓。

瓷器,永不腐烂的史书 第3篇

船携带着大量的瓷器出去, 就算船沉了, 沉入大海、埋在沙子里, 成为碎片, 它也永久保留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数百年甚至千年, 不会腐烂。

瓷器本身就写着历史。 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 当时人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 我们都可以从瓷器的外形等特点中推断出来。而最直观的是瓷器外部的花纹和图样, 人们的样貌、生活状态, 都可能被画在瓷器上。

而另外一方面, 对于文化来说, 人们通过元青花, 可以看见当年的绘画水平和当年一些来自西方的图案、元素。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古代是通过哪些方面和西方交流的。瓷器是中外文明交流的中介, 是中外文明交流的镜子。

我们有一个概念, 中国古代是闭关锁国的。 而其实这似乎是从明代以后才开始的, 这一点仅仅从瓷器上就可以看出, 比如, 在唐朝著名的陶瓷品“唐三彩”上就能得到非常扎实的印证。

在唐三彩的器皿上, 可以看到唐代的缩影。 在唐三彩上, 重要的图案就是人物、骆驼、马。 而这里面的人很多都是胡人。 胡人是中国古代汉人对除了汉人以外部族的称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们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外国人。我们想象得到, 当时一定有很多外国人在长安城里生活。 从瓷器的绘画风格以及烧制材料中, 也可以看出中外文明的交流。中国古文中的“三”代表“多”, “三彩”就是“多彩”。 中国古代的陶瓷制品都是单色的, 一般有黑色、红色、青色, 但是像唐三彩这样色彩斑斓的几乎没有, 而这种彩色的装饰很显然带着一种浓烈的西亚风格。 唐三彩中蓝色的出现更是印证了这一点———烧制蓝色需要一种叫钴的矿物质, 但当时中国还没有发现这种矿物质, 这种矿物质很有可能是从伊斯兰传过来的。

史书中的“玩笑” 第4篇

纵观历史，“君无戏言”、“庄严稳重”向来是正人君子的评判标准，而对爱开玩笑、不检点的人总是抱着鄙视的态度，特别是那些能哄皇帝欢心，具有幽默感的官员，甚至会被安上专有名词——弄臣。久而久之，中国人仿佛成了缺乏幽默感的人群，玩笑不能乱开。不过，在古代历史中，倒也有一些因玩笑而引发的典故和爱开玩笑的君主……君无戏言，否则后果很严重

正经的天子要君无戏言，自动放弃说笑话的权利。西周时，周成王与弟弟叔虞玩耍时，曾拿一片梧桐叶许愿说：“我以此为凭证，封你为诸侯。”过了一段时间，成王早把这事给忘了。

辅佐他的周公却提醒道，选个吉日，把加封叔虞的事给办了吧。周成王一听就笑了：“我那不过是和小孩子开玩笑罢了。”周公把脸一沉，说：“君无戏言，天子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被记录到史书里。”成王一听，只好把像树叶一般的唐国（今山西部分地方，后为晋国）封给了叔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叶封唐”的典故。

成王事后虽然想赖账，不过好歹有周公的监督，有个大团圆的结局。但不是每个国君的玩笑都能得到好的结果。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就真的是因为玩笑而送了命，成了千古笑柄。

爱过“愚人节”的明武宗

都说皇帝不能开玩笑，可凡事也有例外。明朝第十位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就是例外中的例外，他的一生都在和大臣“开玩笑”，戏耍着那些道貌岸然的先生们。

好动的武宗有一个梦想，他想去边塞走一趟，到战场上感受一下刀光剑影。大臣们知道后都傻眼了。想起当年明英宗御驾亲征，结果兵败被俘，大明朝险些亡国的历史，大臣们一个个上书劝阻，但皇帝就是置之不理。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武宗皇帝瞒着满朝文武，带着武将江彬、宦官钱宁两个宠臣，偷偷地跑出德胜门，直奔居庸关。这回幸亏居庸关的巡关御史张钦是个直汉子，拼着一死，往城门下一坐，就是不给皇帝开关。有他耽误功夫，京里的官员也追到了，好说歹说，总算是把万岁爷给请了回去。

请是请回来了，巡边的心可没有死。武宗静静地等待了半个月，趁着某日张钦外出公干不在居庸关，武宗连忙来到关下，这一次再没人敢拦他，他终于如愿以偿，到了边关重镇——宣府。

除此之外，武宗对玩的创意真的是超出了历代明君、昏君、暴君。他先为自己取了一个“朱寿”的新名字，再用皇帝的名义，加封朱寿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镇国公”。

武宗这一趟没有白去，亲自率军与蒙古人交了一次手。战役结束，皇上凯旋回朝，大臣们要隆重欢迎。只是皇上下令，说打了胜仗的是朱寿，而不是正德皇帝朱厚照。这可愁坏了大臣，见了面不能称“皇上”，这“大将军”三个字却也不太敢叫出口啊！

在群臣看来，皇上如愿到边塞打了一仗，总该消停一段了。谁知武宗的新想法又来了：朕要南巡。正在他找不到南下的理由时，宁王在南昌造反的消息传来。武宗当即下诏，要御驾亲征。

让武宗失望的是，他的大军刚刚离开北京，南昌的捷报就到了：一个名叫王守仁的巡抚用了四十来天，就把宁王之乱镇压了。

武宗暗想，我好不容易才出来，总不能这样就回去吧？于是他又和群臣开了个玩笑，扣下捷报，继续前进！武宗一路上走走玩玩，足足花了四个月，才到达南京。

这位王守仁就是鼎鼎有名的阳明公，他也配合荒唐皇帝一起玩。等皇帝到了，他又上了一封捷报，开首第一句就是“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把这次平乱的大功留给了朱寿。

用“愚人”手段报复对手

战国时，魏国大夫须贾怀疑门客范雎出卖情报，把事捅给了公子魏齐。魏齐大怒，命人用鞭子狠狠地抽了范雎一顿。范雎装死，买通看守，才侥幸留得一条性命。范雎从此化名张禄，出访秦国，因提出“远交近攻”的统一方略，而官至丞相。

后来，魏国听说秦国要出兵征伐他们，急忙派须贾为使臣，前去求和。范雎知道了，就换上一身破衣服，来同“老主人”叙旧。范雎主动为须贾驾车，进到秦国的相府里面。范雎借口说要先去向张丞相禀报一声，让须贾等一会儿。

岂知范雎一去不返，须贾只好询问相府的下人：“范雎怎么去了这么久，还不见回来？”下人告诉他：“范雎是谁？那是我们张相爷啊！”可以想见，须贾当时定是惊出一身的冷汗。这时魏国有求于秦，须贾顾不得面子，立马脱光上衣，去给范雎请罪。

范雎倒也没有太为难须贾，羞辱一番后，让他回去带话给魏王：“快快献出魏齐的人头，不然等着兵戎相见吧！”魏齐最后只能自杀而死。

大诗人李白生具一副傲骨，是“天子呼来不上船”的主。李白让高力士为他脱靴、让杨玉环给他磨墨的故事，也可谓家喻户晓。

李白戏耍了高力士后，写下三首著名的《清平调》，其中有一句“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依新妆”，夸赞杨玉环的容貌堪比赵飞燕。高力士私下却对杨贵妃说：“李白将您比作汉朝的赵飞燕，分明是在侮辱您。”杨贵妃一想，赵飞燕向来被视为“红颜祸水”的典型人物，下场悲惨，这李白果然是居心叵测。

此后唐玄宗几次想重用李白，都被贵妃娘娘给拦下，使李白终身怀才不遇。

那些阴差阳错的“愚人”事件

世界上大部分的愚人事件，都是主观制造的。但也有很小一部分，是历史和当事人开的玩笑。

商鞅是使秦国走向强盛的关键人物，只是他的变法，严重损害了贵族利益。当赏识商鞅的秦孝公一死，贵族们就联合新国君，企图扳倒商鞅。商鞅知道夜长梦多，就一个人连夜出走，准备投奔别国。

到了城门口，卫士大声说：“商君有令，如无公事，黄昏后禁止出城！”商鞅没有办法，只能找一家客栈先住下。谁知客栈老板说：“客官，你必须出示身份证明，否则不能留您住宿，这是商君的法令。”商鞅当然不敢亮出姓名，只好走出客栈，仰天长叹：“我真是作法自毙啊！’后来商鞅被捉住，车裂而死。

还有一位也被历史开了玩笑。大明蓟辽督师洪承畴，松山大战明军溃败，洪承畴被满清俘虏。他的一个仆人跑到北京送信，说老爷被俘后“义不受辱，骂贼不屈，以身殉国”。同时兵部也收到消息，获知“洪督师临砍时，只求速死”。崇祯皇帝闻信很伤感，下旨为洪承畴建立祠堂，隆重祭奠这位大明英烈。

正当明朝悲伤地筹备后事时，真实消息传来，洪督师已经降清了。好在崇祯还没有亲临祭奠，不然这个乌龙就真的不可收拾了。

洪承畴无意间给大明朝过了一次“愚人节”，但因果报应，后来他也因此被大明的忠臣愚弄了一番。

甲申之变后，江南著名的抗清英雄夏完淳被俘，清兵把他押到大清朝的江南总督洪承畴面前。洪承畴对夏完淳道：“你年幼无知，怎么就从了贼呢？现在归顺大清，还给你官做！”

夏完淳眼睛朝天，假装不看面前站着的人，说道：“本朝曾有位洪承畴，乃当世人杰，在沙场上以身殉国，先帝下诏褒奖！我年纪虽小，也要学一下洪督师，杀身成仁！”

旁边的清兵急忙告诉夏完淳，面前这位就是洪大人。夏完淳转头，怒斥道：“洪督师为国死节，谁人不知！你是什么东西，竟敢假冒洪督师，玷污忠良！”洪承畴羞得满面通红，无言以对。

陆游编写史书的故事 第5篇

没听过李煜？那这首词你一定听说过：“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江南多出才子、丽人。命运，把南唐后主李煜和美女小周后推到了一起，这对天生的浪漫派，在国家大难之际依旧演绎传颂后世的风流故事。

多次访南京，让陆游下决心编史书

南唐，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方重要割据政权，存在于937年至975年，地域所辖最广时拥有今天的江苏、安徽、福建大部、江西全境，湖南、湖北一小部分。五代十国时期分裂战乱频频，记载并不多，但是定都金陵(今南京)的南唐，却在那个时期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很多人都对南唐知之甚少，但大都知道“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词作。写出这首词的南唐后主李煜把一度衰败、被文人看不起的“伶工之词”(流行小调)，改为“士大夫之词”，加上后来的苏东坡、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等人，让宋词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又一高峰。

《南唐书》，记载的正是五代时从李煜祖父李昪建立南唐到李煜灭国的这段南唐国历史。其实历史上一共有三部《南唐书》纪传体史书。不过宋代胡恢所撰的早已找不到了，因此传世名著推荐书目里的《南唐书》，只有宋代马令和陆游所撰的。

这个陆游，正是那个写下“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的南宋著名爱国诗人。作为六朝故都、南唐故都，无数文人墨客曾前来凭吊怀古。而多次访问南京，让陆游下了决心编著《南唐书》。

后人评价，马、陆二书互有详略，各有千秋，“马之纪事也详，陆之为文也洁”。善于文学的陆游记述言简意赅，客观评价南唐历史人物，最具有研究价值，因此后世刊印、校注《南唐书》更多的还是陆游那部。

李煜的一生，与南唐相始终

“公元937年的七夕，李煜出生，也正是在那一年的十月，他的祖父李昪在实际控制了南吴统治权之后，正式立国，定都金陵，史称南唐。所以李煜的一生，可以说与南唐相始终。”南京文史学者薛冰介绍，李煜年少时，其父李璟继位之初，南唐尚有余力向南方的福建扩张，向西方的湖南扩张。李璟和儿子一样，在辞赋方面有很强的造诣。史称，李煜优柔寡断，其实李璟更为典型，他不听父亲临终“善交邻国”的遗言，见邻国吴越有机可乘便肆意用兵，受了挫折又下“悔兵之诏”;打了败仗能“悔恨忘食”。

南唐的战线拉得过长，损耗了大量的国力，又威胁到了中原后周的利益。后周三度入侵南唐，势如破竹，南唐军一溃千里，淮河水军全军覆没。眼看国家不保之际，李璟上表后周皇帝柴荣自请传位，急着迁往南都南昌。同时，南唐对大周称臣，去帝号改称江南国主，也就是南唐中主，并尽献长江以北的淮南十四州，以及鄂州在江北的两县。

然而南昌宫殿和城市建设得实在不咋样，跟金陵的比有天壤之别，很多朝廷大臣更是连安身之所都没有，满朝抱怨。李璟常常呆坐宫中，北望金陵，潸然泪下，手下甚至只能以屏风挡挡他的视线。最终，李璟在非常郁闷的心境中死去。继位的后主李煜不忍心将父亲遗体留在南昌，请求篡位后周的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恢复了李璟的帝号。李璟最终葬在了父亲的身边，也成就了今天的.南京南郊祖堂山下的景点——南唐二陵。

“南唐都金陵，南都南昌。”南唐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国家两个首都的奇事。随着李璟葬回金陵，文武大臣跟着回头，南昌这个短命国都在短短三个月就被废弃。

国家大难当头，浪漫皇帝还偷情

悲惨的南唐，开始每年向中原缴纳高额贡奉。江南乏盐，而江北产盐。失去淮南后，南唐不仅失去了重要的盐产地，还要花巨资向中原政权买盐。财政上的窘迫，使南唐政权不得不加重赋税，以至怨声载道。南唐辖境之内的人民对李后主时期繁重的赋税记忆深刻，直到北宋统一之后许多年，还在提起当年的南唐连鹅生双子、柳树结絮都要课税。

李煜尚佛，善文词，工书画，知音律，但显然不通晓政治。他即位后，一度猜忌韩熙载等重臣，派画家刺探韩熙载并绘制了流传千古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但这样的政治内耗周而复始，最终导致南唐人心涣散。

即便国家大难当头，但天生浪漫的李煜还是和大小周后两大美女，留下了一段流传千古的风流史。15岁的小美女，从扬州来皇宫看望病中的姐姐，接触到才华横溢的姐夫李煜。后来两人就在病重的大周后眼皮底下，“手提金缕鞋”，玩起了偷情的游戏。

尽情享受爱情后，紧接着就是国破家亡，李煜体验了常人无法领略的痛苦，并写出了杜鹃啼血般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而那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让宋太宗起了杀机，让李煜服下了“牵机药”这种剧毒。后来，小周后也悬梁自尽。

有人说，如果可以穿越时光隧道，回到古代的某个片段生活，那么最应该选择的是物质富足、艺术繁荣、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宋代。事实上，宋代的儒衣书服等为后世人们向往的风貌在南唐已经颇现雏形。如果不必担忧那日益逼近的中原军队的脚步，那么南唐会是一个最适宜生活的时代。

南唐三帝先后经营南京六十年

为何几乎没有民间故事？

南唐对南京来说其实并不遥远

南唐三帝先后经营南京60年，在隋唐废墟上重建了金陵城。其大致范围，西踞石头城，南至虹桥(今天的内桥)，东至东虹桥(今天的升平桥)，北至小虹桥(今天的北门桥)。但南唐的遗迹，在南京遗留的却不多。丹凤街附近有个唱经楼，相传唱经楼的前身就是李煜经常烧香念佛的忏经楼，但如今仅剩地名。此外，还有栖霞寺藏经楼南、千佛崖前的一座五级八面的石舍利塔，清凉山公园里的那口南唐还阳井，以及祖堂山南麓的南唐二陵等。

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邹劲风更是认为，虽然历经历代战火，南京没有留下多少南唐的遗迹，但其实处处都有南唐的影子，因为我们身处的这个南京城，就是在南唐城的格局上建起来的。比如，水西门是南唐重要城门;洪武路，在南唐叫卢妃巷;珠江路、广州路一带原来是南唐金陵城的护城河所在。

近年来，南京在南唐二陵周边考古更是发现了3号墓，疑为大周后的陵墓——懿陵。根据陆游编著的《南唐书》中记载，大周后口内含了一块美玉，请求节俭安葬，死于瑶光殿，埋葬在懿陵。但是书中并没有提到懿陵具体地点。史书称李煜极为悲伤，亲自书写挽辞刻在石诔上，又亲自书写数千字的悼辞烧掉，把大周后喜欢的“金屑檀槽琵琶”用于随葬。不过3号墓并没发现刻有挽辞的石诔，更无“金屑檀槽琵琶”的踪影，更没有像钦陵和顺陵那样精美的壁画。

专家称李煜活在主观世界中

“南京的民间故事中，对于南京的历史人物以及传说人物无论褒贬总会有所反映，唯独于南唐一代，民间的故事却几乎没有。”薛冰说，这是南京很值得关注的一个文化现象。

薛冰说，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文化现象，是李煜的诗词中几乎没有对于南京的确切描绘。他写景的词，写月，写花，写山水，写江南的芳香与清秋，只有一词曾提到秦淮河：“想得玉楼琼殿影，空照秦淮。”这也是他入宋后的追忆了。这种对南京的视而不见，在南京也是个特例。

先秦史书对史记的影响 第6篇

《尚书》

记言史书之祖。记载君王言论的。夏商周——春秋初期。因为是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史书，所以大多数文章佶屈聱牙，不容易读。所以《史记》在运用《尚书》的时候，把一些片段改成了白话翻译，对后世产生了优点、缺点。优点，翻译后的尚书，浅显易懂，与《史记》的文风保持一致。缺点，司马迁应该看过珍贵的古文尚书的资料，但是翻译成了汉朝的白话文，没有对古文献保存，丧失了原来的篇章。所以导致于我们丧失了对古文尚书文献的记录，从保存典籍角度来看，是莫大的损失。在史记的篇章中，《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运用了《尚书》的片段。

《左传》

①材料的提供

从解经作注的方面，帮史记梳理了很多原本在《春秋》中记载简略的历史故事。左传又是根据春秋体例进行注解的，所以它也是一本编年体史书。从时间上，保留了春秋非常准确的时间脉络。从内容上，极大丰富了春秋的简短标题。所以，这两方面对史记写春秋时期的历史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史记春秋史写的很好，因为年份很准确，材料非常丰富。②论赞体的发展

把史官主观的议事，从春秋非常隐讳的一字喻褒贬的春秋笔法，独立为左传的“君子曰”，这是史传论赞体系的演变、发展，也是创新。但“君子曰”的形式还不够完善。因为等于是用“君子”这个群体来论述历史事件，不太等于史官本人的议事。除了“君子曰”，还有“孔子曰”等，都不完全等同于史官。到了史记，演变为太史公曰，史传的论赞体确立了下来，这个演变，既是继承了春秋，也是发展了春秋史官的话语权。

好处在于，把主观的论赞体独立于客观的历史事件之外，让后世的读者可以不带史官感情色彩的去观察历史事件，随后也可以参考史官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也可以有自己的评价。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发展，越来越科学的历史观，史记之后的所有正史，都是参照史记的办法。

③语言的塑造

《春秋》--最早的编年体史书 第7篇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所谓编年体，就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它是按年、月、日有次序地记载史事的史书。如果说，《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纪传体史书，是横的叙述历史，那么，《春秋》、《资治通鉴》这类的编年体史书，就是纵的叙述历史。

编年体这种体裁的史书，在世界上，我国起源最早。东周时，各诸侯国都设置史官撰写本国的编年史，但名称不统一，燕、齐、鲁、宋等国均称《春秋》，因商代和西周时，一年只有春、秋二时，而无冬、夏，因此古人称年为“春秋”。春秋时期，虽然已有四时划分，但是人们仍然习惯用旧称。所以各国史书大多以《春秋》命名。而晋称《乘》，楚称《梼杌》。

东周时诸侯国的史书后来均已散失，只有孔子编订的鲁国史《春秋》留传了下来，这是孔子的一大功劳。《春秋》是孔子晚年呕心沥血之作。孔子周游列国经历了14年之久，他在68岁返鲁后，以“国老”身份问政，因此有条件阅读鲁国档案。他为寓寄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以便留给后人效法，就用晚年的精力编纂《春秋》等“六经”。关于孔子删订《春秋》的意图，孟子说得很清楚：“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所谓“知我者”，是指那些理解他的苦心孤诣的人（理解他的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人），所谓“罪我者”，是指那些指责他不该修订《春秋》的人。可见，孔子编订《春秋》的目的是为匡救时弊，因此，他的思想和主张便自然而然地渗透到《春秋》的字里行间，即所谓“微言大义”。

所谓“微言大义”，诸如当时吴国、楚国的国君，都已自称为王，这对于维护宗法制的尊卑贵贱等级观念的孔子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孔子在“正名”的思想指导下，在《春秋》中却把他们贬称为“子”，以示对这些诸侯竟敢僭拟天子专用王号的谴责。对于这种“春秋”笔法，司马迁得出这样的结论：“《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本人把经他删订的《春秋》看成是他的第二生命。

《春秋》记载了上自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下至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包括12个国君，合计242年的历史。它虽是鲁国史的一部分，但它把鲁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以及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况，也作了广泛的记载。因此，史学家就把200多年的这段历史叫做“春秋”时期。

孔子是活到73岁才辞世的，那么，为什么孔子到71岁时就停止写《春秋》呢？鲁哀公十四年春天，管理山林的“虞人”和叔孙氏的仆从鉏商，在曲阜西（今巨野县一带）打猎（“大野”），捕获一只怪兽归来，叔孙氏看到此怪兽，以为不吉祥，便赐给“虞人”。孔子看了说：“这是麟啊！它为什么来啊！为什么来啊！”边说边掩面大哭，涕泪沾襟。孔子这时正在写《春秋》，他认为麟是“仁兽”，太平盛世才出现，现在不是太平盛世，出非其时而被猎获，因而伤感。于是写下“西狩获麟”这句话之后，就不写了。这就是传说中孔子写《春秋》“绝笔于获麟”的故事。（《春秋·经》：鲁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

《春秋》全书大约17000字，主要内容记载春秋时期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包括诸侯国之间的征伐、会盟、朝聘等；也记载一些自然现象，如日蚀、月蚀、地震、山崩、星变、水灾、虫灾等；经济文化方面，记载一些祭祀、婚丧、城筑、宫室、搜狩、土田等。

在对待人与神关系上，孔子的历史观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王道的兴衰取决于“天命”，表现了天命主宰历史的唯心史观；而另一方面，孔子又明确表示“敬鬼神而远之”，这说明他对鬼神是抱怀疑和保留态度的。对于一些灾异现象与人事有什么关系，他没有明确表态。可见，他持保留态度。

孔子编订的《春秋》有明确的时间顺序的特点，对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北宋时由司马光主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就是按年、月、日顺序写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又是我国第一部私修的史书，它打破了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对于史学的垄断和控制，因此它在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由于孔子开创了私人著书的学术风气，开辟研究近现代史的风气，成为后来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的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的先声。

孔子的“春秋”笔法，还表现在敢于揭露统治者淫秽纳贿、仇杀助乱的黑暗面。如隐公元年，记载了周平王向鲁惠公的妾仲子赠送葬礼的东西。在孔子看来，这是为君者不守君道的表现，不成体统，记上这一笔，让后来的统治者有所警惕。

《春秋》也记载自然现状。如它精辟地记叙了公元前611年彗星（哈雷彗星）入紫微境的事：“秋七月，有星孝入于北斗。”（这是我国，也是世界史上彗星运行的最早记录。）又如，它记录了公元前687年3月16日“夜中星陨如雨”的陨石雨情况。孔子保留了这些记录，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春秋》的文字过于简洁，有的只记结果，没有写它的原委，要读懂它，确实不容易。如隐公八年（前715年），在一条记事中，只记了一个“螟”字，它仅是告诉人们，这年发生了螟虫灾害，但具体在什么地方，灾情多大？却没有记清楚。所以，后世的学者，对《春秋》作了许多的引申和解释。

由于《春秋》是孔子编订的“六经”之一，它被儒家各派尊为“经”，对它的解释称为“传”。到汉代时，这种传已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夹氏传》和《邹氏传》5种之多，后来，《夹氏传》和《邹氏传》亡佚了，流传下来的只有《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被称为“春秋三传”，是我们读《春秋》时可对照参考的。

《春秋》有些材料的来源也有些问题，对材料又未剪裁，尤其是记别国的事，人云亦云。至于鲁国，“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史记·孔子世家》称：“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实际上这是夸大之词。王安石称《春秋》为“断烂朝报”，也有点过分。而梁启超称《春秋》为“流水账簿”，却是有点道理的。

走过史书的隐士 第8篇

提起隐士，我们理所当然地觉得他们应该超然出尘、不落凡俗，即便不饮风食露，也不能心里装着柴米油盐。按照这个标准，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似乎是非常合格甚至是优秀的隐士。陶渊明（约365～427）出生在一个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军功卓著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其祖父、父亲都当了太守。陶渊明9岁时，父亲病故，家道衰落，他和母亲、妹妹相依为命，后投靠于外祖父孟嘉。孟嘉是大名士，陶渊明的个性修养深受孟嘉的影响。然而，先祖陶侃积极进取的一生也深深激励着他。他所受的教育是道家和儒家并存，既有“性本爱丘山”的一面，也有“猛志逸四海”的一面。

年轻时的陶渊明对仕途抱有远大的理想。393年，年近而立的他第一次出仕只做了个“州祭酒”的小官，这是迫于“亲老家贫”的无奈。因不喜世故逢迎，也因出身寒微，受人轻视，因此他过得并不如意，所以“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安帝隆安四年（400），他来到荆州，投入大将军桓玄门下做了一名参军。桓玄是个野心家，想伺机篡夺东晋的政权，再加上军旅生活的动荡不安，陶渊明不久就感到苦恼和厌倦，时常怀念在家自耕自足的田园生活，不久母亲去世，他便辞官回家。两年后，他建功济世之愿犹在，年近40的他更多了几分紧迫感。于是，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投入刘裕麾下，再次做了一名参军。但同样是一位野心家的刘裕结党营私，胡作非为，陶渊明又一次失望了。面对这种黑暗现实，他“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不过他没有马上辞职回家，而是转到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部下当参军。不久，刘敬宣派他到建康上表辞职，陶渊明也顺势离职了。

陶渊明第四次出仕，更是短暂异常，只有81天，他做这个彭泽县令本是“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意思是为将来的隐退做些物资准备。结果正值年底督邮视察，属下提醒他“当束带迎之”，这一下惹恼了陶先生：“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正好赶上妹妹去世，他也就借机挂冠离去，从此“不复出焉”。

退隐之初，诗人的生活十分逍遥惬意，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错，“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将他的屋宅田产烧得一干二净，本来“优哉游哉，可以卒岁”的陶家变得一贫如洗。晚年的陶渊明可以说是穷困潦倒，不仅要靠朋友接济，甚至还要乞食。然而，贫困的生活并没有改变他安贫乐道的思想。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来拜访他，见陶渊明贫病交加，躺在床上无法动身，感叹道：“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渊明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送他粱肉，被他“挥而去之”。直到427年病逝，陶渊明隐居了22年。在脍炙人口的《桃花源诗并序》中，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远离战乱尘嚣的世外桃源。

孟浩然（689～740）曾一度在进与退之间徘徊，他的徘徊不是屡次入仕后的失望，而是无奈的人生际遇。据孟浩然在诗中自述，“维先自邹鲁”，是孟子的后代，所以他接受的是儒学教育，“家世重儒风”。孟浩然隐居的鹿门山也是三国时期襄阳著名隐士庞德公的隐居之处，隐隐约约中，孟浩然是以这位先贤为自己榜样的。然而，在空灵幽寂的鹿门山中，盛世的强音却屡屡扣动诗人的心弦。他并没有打算像庞德公那样隐居终老，对年轻的诗人来说，隐居只是他在等待施展抱负、建功立业的机会，就像庞德公的弟子诸葛亮，“俱怀鸿鹄志”，在静候出山的时机。

在隐居读书的同时，他也到各地漫游，增长见识。从开元四年（716）到开元十六年（728），他先后到过洞庭湖、鄱阳湖，还游览了湘赣一带，甚至到达了扬州等地，并结识了大诗人李白，遂有了大名鼎鼎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大概由于地处偏远，家世寒微，诗人所等待的机会迟迟未来。眼看年过三十尚未发达，他的内心又着急又迷茫，如同《田园作》中所写：“粤余任推迁，三十犹未遇……乡曲无知己，朝端无亲故。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他期待着有人来推荐和赏识。开元十六年（728），因吐蕃大举进攻瓜州，他的朋友应征入伍，从军卫国。孟浩然备受鼓舞，决定赴京应举，主动寻求机遇。怀着踌躇满志的心情，孟浩然到长安参加了进士考试，这一年，他已年近不惑。始到京城，他在诗文上的才华立刻就博得了很多名流的赞誉。但不知何故，他却名落孙山。失望之余，孟浩然并没有马上离开京城，和许多人一样，他也给王公贵族献过几次诗赋，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但都石沉大海。在苦闷、失望与期待的交织纠缠中，他在京城待了整整一年。最后终于感到无望，决定离开长安。

回到鹿门山之后，孟浩然对落第之事仍耿耿于怀。于是，他决定再次远游，希望借山水来抚慰自己孤苦的心灵。在吴越山水的涤荡中，他的心从仕与隐的纠结逐渐偏向了隐逸。经过吴地，他想学东汉的梁鸿、孟光，改名易姓隐居他方；来到扬州，他又向往起隐居在茅山的刘隐士；到了浙江天台山，他拜访了著名道士司马承祯的师弟太乙子，对餐风饮露、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生活心生向往。他在途中写下的诗歌常流露出隐居避世的情绪，如《宿天台桐柏观》中，诗人抒发了“愿言解缨绂，从此去烦恼”的心声。在漫游数年之后，孟浩然的心已经恢复平静。回到襄阳时，他已渐入老境，想起在仕途上屡次进退的陶渊明，诗人决心像他那样安心归隐田园。

纵观孟浩然的一生，虽然是隐居终老，却是无奈的选择，直到去世前几年，他还差点再次进京，说明心中对于仕进并未能彻底忘怀。因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诗人也就无法达到身心俱隐了，看似逍遥的田园生活，实则是诗人无奈的选择。

自得其乐隐于市

和隐于野的那些人不同，隐于市者大多没有什么鸿鹄之志，他们往往自食其力、自得其乐，身在闹市，心却清静，是真正的心隐。

庄子的学说和老子一脉相承，如果说老子思考的是较为玄虚的“道”，那么庄子则更多着眼于现实人生，提出超越世俗人生、让生命获得逍遥的处世之道。庄子（约前369～前286）出生在楚国一个没落的贵族世家，为躲避政治上的争斗和迫害，家人迁徙到了蒙地，成了平民百姓。庄子有着很高的文学素养，学问渊博，但他对权贵仕宦可谓深恶痛绝。他早年曾经在家乡当过漆园吏，大概是管理漆器作坊的小官，后来就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靠编草鞋维持生计，同时著书立说。

有一次，楚威王听说庄子有贤才，想请他为官，派了一位使者去迎请，还带了许多钱财当见面礼。庄子很坦率地告诉使者，自己宁可当一头整天在污泥中快意游戏的牲畜，也不愿意当那头被打扮得体面风光、送去太庙当贡品的牛。

在庄子眼中，世俗的一切利益都是身外之物，他鄙视这一切虚伪的东西，追求生命灵魂的自在悠然。在洋洋洒洒十多万言的《庄子》一书中，他用了很多笔墨来宣扬这样的观点。不过，庄子并没有像很多隐士那样躲入山林，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把“心隐”实践到了极致，大隐隐于市。实际上，庄子过着非常世俗的生活，娶妻生子，养家糊口，有亲戚，有邻居，有朋友，也有敌人。但他能超然独立于这些琐碎的现实人生之外，只因看得透一切。

对于那些深受老庄影响的隐者来说，他们的隐逸就是对世俗价值观念的远离和抛弃，对生命本真的探索和回归。宋代的苏云卿虽说是受了奸臣当道、贤良被贬的残酷现实的沉重打击，才选择了清静无为、自食其力，但他种菜织履、自得其乐的生活归属也是于闹市中隐有所乐、隐有所成。

南宋高宗绍兴年间，苏云卿带着自己心爱的几本书，只身出游，逃避战乱。他来到风景如画的豫章（今江西南昌）东湖岸边，自己动手，清理出一块平地，盖起“造型别致”的草屋，然后用树枝编成栅栏，围成一座小院，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虽然学富五车、见识过人，他却没有读书人的酸腐和清高，无论高官显宦，还是平民百姓，他都热情如一，邻居们亲切地称他为“苏翁”。

只是苏翁也要吃饭，他靠着自己的一双手，在周围的荒地上开辟出一个菜园，辛勤耕作，居然“四季蔬菜，不使一缺”。多年的菜农实践让苏翁迅速成为一名种菜专家，不同的菜需要什么气候、土壤，该怎样耕耘种植、浇水培土，他都了如指掌。因此，他的菜园一年四季都是绿意盈盈。不仅菜种得好，苏云卿还深谙诚信经营之道，他的菜供不应求，菜价比别家的贵一倍都有人抢着买，可他从不乱涨价，算是卖良心菜、放心菜的先驱。苏云卿不只是种菜这一招鲜，他编制的草鞋也因为好看、耐穿又便宜而闻名当地，购买、预订者甚众。

尽管苏云卿靠种菜、织履收入颇丰，但他从不计较钱财多少，只要能维持自己简单的生活就满足了。平时稍有闲暇，或读书，或闭门高卧，不问世事。就算后来当朝宰相来请他出山，他都于深夜远走高飞，从此再无人知道他的去向。

静看风云隐于朝

汉代的东方朔是一位旷世奇人，以滑稽善辩著称。他可以说是搞笑派的鼻祖，言行举止十分另类，滑稽怪诞。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划入《滑稽列传》。

东方朔从小喜欢阅读古代流传下来的各种经术之书，对于儒家经典兴趣倒不是很大。而且他的记忆力惊人，看一下就能暗暗背诵下来。东方朔初入长安便以爆棚的自信引起汉武帝的注意，他在向皇帝的上书中毫不谦逊地夸赞自己“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一下子把汉武帝逗乐了。当然，他的上书也不只是夸自己的话，因为他写的“奏牍”足要两个人才能抬得动。汉武帝断断续续两个月才看完，下诏封东方朔为郎官，“常在侧侍中”。但这只是个小官，见到皇帝的机会很少，东方朔不满足，他要想办法挤到皇帝身边去。于是，他吓唬那些看管皇宫车马的侏儒们，皇帝要把他们这些废物全杀了，减少国家的负担。侏儒们果真被吓坏了，哭着求东方朔想办法，东方朔说：“我给你们出个主意，改天皇帝经过这里的时候，你们就大声哭，向他求情。”过了不久，汉武帝当真来到马厩，侏儒们立刻一拥而上，跪在他面前号啕大哭。汉武帝把东方朔叫来责问，东方朔说：“陛下，侏儒身长不到三尺，每月能得到一袋口粮和二百四十钱的俸禄，他们吃饱了还能剩下。我身长九尺三寸，每月得到的东西跟他们一样，弄得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这样很不公平呀。如果陛下认为我是个人才，就应该给我更好的待遇，如果您觉得我没用，那就早早打发我回家，不要让我在长安当一个乞丐。”汉武帝听了哈哈大笑，下令封东方朔为“待诏金马门”，这是供皇帝随时征召的官员，待遇也很好。

东方朔以敏才、善辩闻名，引得汉武帝常以刁难他来取乐。一次，东方朔陪皇上游上林苑，看到一棵大树枝繁叶茂，就问他这叫什么树。东方朔随口答：“此树为‘善哉’！”汉武帝知道他在胡诌，暗地叫人把这棵树的枝杈砍掉。过了两年，他们又去看这棵树，汉武帝又指着这棵树问东方朔：“此树何名？”东方朔应声而答：“此树名‘瞿所’。”汉武帝心想终于逮住你的小辫子了，于是严词责问：“你真会说瞎话，同是一棵树，前年叫‘善哉’，今年叫‘瞿所’，这是为什么？”哪知东方朔不慌不忙地说：“陛下，大马叫马，小马叫驹；大鸡叫鸡，小鸡叫雏；大牛叫牛，小牛叫犊；人小的时候叫儿，长大了的叫老。此树过去叫‘善哉’，现在叫‘瞿所’，并没有什么错。”汉武帝虽然知道他这是强词夺理，但能有这样的机智和辩才也着实令人佩服，待他愈加亲近。

按理说，东方朔才华横溢、聪明绝顶，要规规矩矩、正正经经地谋求仕进其实并不是难事。甚至，若以他的聪明耍一些卑劣下贱的手段，高官厚禄应当也是唾手可得。但他的一生却都花在丑化自己、娱乐别人上面了。究竟何故？是他早看透了世间的是非功名，他从无数历史事件中总结出这样的结论：“为士者用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为虎之时百兽谄媚依附，为鼠之时人人喊打。而士还是士，根本没有变。要避免成为鼠，就不要去当虎。因而，东方朔以隐逸的心态来对待自己的人生，他敬佩古代高隐的德行，以吏隐的方式掩饰真实的自己，展现给世人的是一副狂人、滑稽之人的面具。

我正面对史书的杂文随笔 第9篇

我正感知到道德的震怒，

我正接受神圣的命宿，

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 第10篇

答案：《国语》。

《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二十一卷，分别记载了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公元前967年-公元前453年)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成书约在战国初年。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

作者相传是春秋时期左丘明所撰，编纂方法是以国分类，以语为主，故名“国语”。至唐，始有人疑问，或谓之西汉刘向校书所辑，或谓多人在不一样的历史时期陆续编成，近代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多位学者怀疑是战国或汉后的学者托名春秋时期各国史官记录的`原始材料整理修改而成的，将存疑考证。

《国语》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目共睹。《国语》开创了以国分类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寿的《三国志》、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都是《国语》体例的发展。另外，其缜密、生动、精炼、真切的笔法，对后世进行文学创作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国语》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

1.记言为主

《国语》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其文字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由于《国语》是各国史料的汇编，风格也颇有差异，比如《周语》重在说教，行文委婉，多长篇大论，《鲁语》篇幅不长，语言隽永，《楚语》《吴语》《越语》文字流畅，颇有气势。

2.记事为辅

《国语》虽然记言多于记事，但没有单纯的议论文或语录，而是有一系列大小故事穿插其中，表现出叙事技巧和情节构思上的特点，有时也能写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有时也有情节生动曲折，极富戏剧性的叙事。有时在记叙某一国事件时，也会集中在必须篇幅写某个人的言行，有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势。总的说来，《国语》也有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但不及《左传》普遍、完整。

3.集中篇幅写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