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文化传播研究

全球城市文化传播研究（精选6篇）

全球城市文化传播研究 第1篇

全球视野下的城市文化构建

当前，在文化软实力成为我国不少省市转变发展方式、增强城市竞争力战略选择的情况下，很有必要弄清：“文化强市”的重心是什么。是建设一流的标志性文化设施，还是夯实文化发展战略的社会基础。我认为，文化强市本质上要解决的是一个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的问题，要回答的是如何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选择“强市”的文化战略问题，如何在实施文化强市战略过程中转变发展方式，改善城市发展的“软环境”，增强城市发展的“软实力”问题。

城市文化的全球视野

我们需要研究城市休闲生活如何顺应文化全球化发展的特点，如何将丰富的华夏文明资源通过“现代转换”，使当代我国城市生活适应文化全球化的需求。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特点，首先集中表现为利润高、竞争力强的网络服务业、网络文化生产方式的形成。其一，网络文化生产方式的形成与发展，正在成为未来社会生产方式的重要部分，并对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该生产方式的表现是：生产主体使用的劳动工具由物品形态向电子形态转变，劳动对象由实物变为虚拟，人和自然空间的关系变为了人和数字空间的关系，生产力占有的劳动资料从实物变为了电子网络。其二，依托电信业与互联网，以低价位、高服务迅速崛起的手机短信息文化服务业———“拇指文化”产业，每逢节假日、特殊纪念日便“井喷”，成为业界创利的宠儿。其三，电子娱乐游戏业虽依托网络服务发展起来，但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产业门类。

如果将依托互联网(即网络)高技术而发展起来的产业作为网络文化服务业来统计，2007年江苏省网络文化服务增长61.42%，山西省网络文化服务增加值增速达到36.4%，湖南省网络文化服务比重由2006年的1.6%提高到2.8%。网络“高技术”含量的背后是“高文化”，“高文化”的实质是知识经济时代高智商、商品味、高消费的需求在文化上的反映，进而刺激“高技术”的开发以满足“高文化”的需求。

英国及西方各国大多数文化研究者，一般都把“大众文化”当作“流行文化”的同义词。从流行文化的意义上说，西方的大众文化不仅在全球影响广泛，而且已经完全市场化。

在我国，大众文化的市场化表现为：一是“时尚化”。时尚是大众文化中一个比较核心的范畴。时尚是一个多元的符号体系。服饰、饮食、汽车、体育运动、流行歌曲、影视等等，无数的载体符号将时尚印在语言系统上，显现为一个流动的多元的文化群落。二是“休闲化”。随着科技发展、生产率的提高，一个人一生用来工作的时间已由19世纪的50%下降到20世纪的20%。工作时间的减少，使人们有越来 越多的时间用于休闲。因此，我们要研究城市休闲生活如何顺应文化全球化发展的特点，如何将丰富的华夏文明资源通过“现代转换”，使当代我国城市生活适应文化全球化的需求。三是“狂欢”。发端于2005年的湖南卫

视《超级女声》节目，涉及面之广，参与人数之众，节目收视率之高，参与手机短信投票观众之多以及情绪之狂热，所引起的社会反响之大，可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每一场节目都掀起全民狂欢。后超女时代湖南电视又以“雷文化”打造“媒介奇观”。

同时，全球文化发展还呈现人本化倾向。全球文化发展的“人本化”，本质上也是面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价值的种种缺失而倡导的回归自然、回归人自身(满足人的需求)的“人本化”。文化全球趋势中的“人本化”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建筑文化的理念，如对历史的重视，并采用诸如建筑构造、建筑符号、建筑比例、建筑材料等历史建筑的因素，以增加城市建筑的文脉性，注重人、建筑和自然的关系，凸显城市建筑与空间的人性与情感；二是当今的一些世界文化大城市，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大都关注自己的人文品位、人文魅力、人文精神。如纽约、伦敦、巴黎等，都是人文城市，有自己的人文精神。作为一个多种族的移民城市，纽约拥有在多种语言、多种文化交融中形成的多元文化精神，这是纽约城市精神文化的宝贵财富；伦敦，以理性与自由为特质的城市人文精神，不但是英国民族精神的缩影，更是带领英国人文精神发展的旗舰；巴黎人以无与伦比的自信以及敢于冒险敢于创新闻名。巴黎的理性和批判精神，是巴黎城市的基本素质，又是巴黎的人文精神。

最后，全球文化的生态化集中体现在以下两大层面：一是城市规划与人居环境的生态化趋势。人居环境科学的概念最早由希腊学者道萨严迪斯(Doxi鄄adis)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1976年、1996年联合国第一次、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的召开，对城市人居环境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又称 城市高峰会议，加深了人们对城市和城市化的认识，界定了城市人居环境的概念。

二是文化遗产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自然遗产加以保护，这是从人文层面体现的世界文化的生态化。日本最先提出了建设“遗址公园”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模式。“遗址公园”模式的出现，虽然有来自公众对旅游业发展的要求，但更深的社会背景则是社会对古代环境的向往和对本民族历史的关心。通过遗址公园来复原古代人类生存环境的典型范例，既满足人们“回归自然”的愿望，又提醒人们关心和爱护人类未来的生存空间。

我们说“文化全球化”不等于“美国化”，要警惕当前全球文化霸权主义的影响。21世纪初以来，全球文化霸权主义借助信息与传播的优势，日益主导世界文化产业、文化市场。美国文化批评家萨义德1993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把文化与帝国主义的行为直接联系起来，揭示了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文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上述文化全球化趋势中呈现的新特点，是21世纪中国确立文化强市战略的重要背景。但是，如何以文化全球化为背景形成一个“文化强市”的战略?关键是要解决好文化强市的战略选择问题。文化全球化既为一个城市文化战略的选择提供了客观背景，又为一个城市科学合理地确定文化强市的战略定位、路径及其

策略提供了可能，即为一个城市在科学合理地确定文化发展战略，进而在文化全球化中胜出提供了可能。任何文化的“强市”都是生活于一定社会时空范围内的人们对文化“强市”的选择。因此，文化强市战略的确立还必须要以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为基础。

城市空间的现代反思

西方后现代思想家对城市空间的反思，实质上是反思西方城市在经历城市化、现代化，进入后现代城市社会之后，反观城市空间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文化强市要“强”文化产业，但更要“强”城市发展的“软实力”、“软环境”。文化产业是城市发展的一种“软实力”，但还不是“软实力”的全部。从城市“软实力”与“软环境”相对一致的意义上看，城市空间的合理布局、城市空间社会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既能为城市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均衡、协调的发展空间，又能为城市市民满足文化需求、保障文化权益提供公平、公正的空间。只有形成了城市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和谐发展的社会空间，才可以说该城市在转变发展方式，改善城市发展的“软环境”、提升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方面走出了关键性一步。因为城市空间并非纯物理的安排，常常体现了生活于城市社会空间中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战略规划和选择。离开了对城市社会空间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保障城市市民公平公正地享有文化权益常常会流于形式，或只是一种“理想”。在上述意义上，我们必须探讨文化强市的社会空间，必须把城市社会空间当作实施文化强市战略，实现可持续推进城市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事业繁荣战略的社会基础来认识、来规划。

城市空间结构由各构成要素在城市地域范围内的有序分布和组合而形成。城市的一切功能活动都是在各类基本城市物质要素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进行的。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城市各要素有着不同的组合方式，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态，也就带来不同的城市空间结构类型。

20世纪初，西方学界出现了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它是应用古典人文区位学观点和经济学观点研究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观点和学说。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学说，一是以美国社会学家R.E.帕克、E.W.伯吉斯等人为代表的有关城市生态的“同心圈理论 ”；二是以C.H.霍伊特为代表的“扇形理论”；三是以C.哈里斯为代表的“多核心理论”。这些城市空间理论的贡献在于从经济的视角来探索城市空间的结构，但并没有将城市空间的研究与阶级、种族等社会文化因素相结合，也看不到地理学政治的影响，当然更没有涉及城市空间的性别视角。

1974年，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出版的《空间的生产》一书，提出了“全球化空间”、“城市化空间”与“国家化空间”三个层面的空间分析理论，同时更聚焦于“社会空间”的分析，进而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关系。

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提出了“第三空间认识论”的观点；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曼纽尔·卡斯特(ManuelCastells)在《网络社会的兴起》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流动空间”(Spaceofflows)和“地方空间”(Spaceofplaces)的概念。种种空间理论的思考大致有两种向度：一是把空间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可以被标示、被解释；二是关于精神的建构，关于空间及其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正因为如此，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又运用“间性空间”理论考察纽约、伦敦等城市文化的混杂现象，或提出城市空间重构理论。

西方后现代思想家的“空间转向”，及其对“空间”的反思不仅体现在城市设计、城市建筑、城市地理等学科中，而且对城市化、城市公共空间的重构产生一定影响。我认为，更值得重视的是：西方后现代思想家对城市空间的反思，实质上是反思西方城市在经历城市化、现代化，进入后现代城市社会之后，反观城市空间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列斐伏尔、卡斯特对“社会空间”、“流动空间”的关注，哈贝马斯对“公共空间”的分析，实质上给正在进入(或将进入)现代与后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国家提了个醒：我们既要看到我国在工业化、现代化过 程中出现的城市空间分化问题，更要重视在规划城市标志性文化设施、公共文化设施以及布局文化产业园区时，从城市发展的战略层面，从城市市民公平、公正地享有文化权益的社会空间视角，对城市紧张的物理空间进行战略布局，重塑城市社会空间，可持续地推进城市的文化产业和社会文化事业。重塑城市社会空间

正在全球流行的新城市主义，初衷是要控制城市无序扩张，引导城市核心价值的发现，恢复传统的城市魅力，建立适宜居住的真正的社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迅速发展。到2008年，我国的城市化已达到44%左右。在快速城市化、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会空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首先是城市化、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中心城区和郊区的分化。中心城区和郊区虽是城市地理空间的区分，但本质上反映的是中心城区与郊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反映的是不同族群、不同人口素质的差异。我国的郊区的城市化虽然改变了“传统郊区”(即基本以农业为主的区域)的状况，但是，中心城区仍占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地位，具有郊区无法相比的重要性：中心城区是高利润率产业与高收入社会群体的首选之地，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仍远远高于郊区；中心城区的产业密度包括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密度都高于郊区；中心城区的综合性功能也是郊区所无法比拟的。

同时，低收入社会群体特别是外来人口主要滞留在城市边缘的郊区。

其次是城市空间的贫富分化。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以豪华别墅区、高级公寓区和高标准小区为代表的高收入居住区；以安居工程和经济实用型小区为主体的中低收入居住区；以旧城衰败街区、经济效益差的工厂企业单位旧有公房、自建简陋房和政府新建廉租房为代表的低收入居住区等。针对这种城市化现代进程中社会空间的分化现象，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关注社会空间重塑问题：一是城市人性化空间的重塑。在中国传统的城市空间结构中，城市建立在适应农业文化的土壤之上。但是在传统城市街区的空间设计中，非常讲究街区空间的收放，它体现出

古人对于空间的丰富多变性的追求。街道的宽窄的处理，在人们向前的移动中不断地调节着人们的视线和心理感觉。传统的城市街区中，道路两侧建筑物的凹凸不平实现了视线的跳动感，别有韵味。

但是，现在的城市街区，似乎已很少看到这种收放互换的传统空间布局了。笔直的水泥路两侧，仍是笔直而整齐的建筑物，高低参差，毫无美感。站在街的这头，整条街可以一览无遗，一直看到街的那头，也更不用说像切蛋糕一样条条块块的千人一面的居住区了。从目前的中国城市看，汽车道、停车场、步行道、广场、绿地、游戏场、运动场、花园等公共地段成为禁入或不适宜活动的空间，与社会交往不甚相宜的空地、公共空间的意义被扭曲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的城市现代化、汽车社会化迅速改变了历史延续下来的城市的空间结构。汽车社会化一方面是由于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单位、族群加入汽车社会而使城市不断向四周无序蔓延；另一方面也冲击着传统的城市街道空间，正在摧毁历史城市的结构。结果，以人为本变成以车为本、以汽车的社会化空间拓展为本。同时，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新兴起的大量的房地产楼盘，对新型楼盘小区的居住者来说，具有某种空间占有性，可是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它是一个个的封闭式空间，这种封闭的空间越多，城市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空间就会越少，这是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布局和建设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二是城市社会文化空间形态的重塑。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它不同于过去的城市时代，而是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的新的城市世纪、城市时代。针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与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弊端，正在全球流行的新城市主义，初衷是要控制城市无序扩张，引导城市核心价值的发现，恢复传统的城市魅力，建立适宜居住的真正的社区。它从传统的城市规划设计思想中发掘灵感，并与新经济时代各种要素相结合，重构一个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气息的邻里社区来取代缺乏吸引力的郊区模式。

新城市主义强调的以人为本，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的思想，应成为21世纪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更科学合理地重塑城市社会空间、构建和谐城市社会形态的一种重要借鉴。

三是城市空间的社会文化价值重塑。在群体认知层面，对城市空间形态结构的认识与评价是人们对城市的个性、地域文化、环境文化整体的认知与评价。尤其是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社会空间结构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不断地在发生变化；然而，在城市社会空间形态的变化中，恰恰体现着该城市市民满足文化需求、享受文化权益的状况，反映着该城市市民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与文化观念的变化。

在城市社会空间结构重构方面，最为成功的是巴塞罗那对城市社会空间的合理布局，以重构公平、公正的城市社会空间。巴塞罗那公共空间政策自1981年开始实施起，得到了历任执政者和规划师的贯彻和延续。在30年的时间里，持续改建和创造了450多个社会公共空间，这种持续的城市发展政策，保证了城市始终充满着生机和活力。同时，巴塞罗那社会公共空间政策包括了对整个城市的关注。在所有的街区都开辟公众活动空间，郊区和城市，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都获得了同样的地位。这种彻底落实的政策从根本上改善了城市的社会生活品质和景观环境，也有效避免了由于旧城改造和更新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

总之，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社会空间的构建，要以“人性化”空间重塑为核心，以社会空间资源配置的中性化、均衡化为途径，在重塑城市社会空间形态、发展城市空间社会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形成一个既能促使城市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又能保证社会文化事业繁荣、满足大多数市民文化需求、保障大多数市民文化权益和谐共生的社会空间。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社会空间的构建，不仅将为城市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社会基础，而且将成为城市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城市发展“软环境”品质的战略空间。

全球城市文化传播研究 第2篇

全球化研究的文化转向及逻辑意蕴--论罗伯森的全球文化系统理论

全球化虽然最初发生于经济领域,但是,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必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文化的全球化的问题.然而,在罗伯森以前的很长时期,人们总是习惯于用化约为具体的经济因素的做法来诠释全球化.罗伯森不满意于这种做法,并试图从文化的视角来解释全球化,实现了全球化研究的文化转向.罗伯森在从文化的视角对全球化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揭示了全球化进程的文化意蕴:他没有因为肯定全球化的文化逻辑进而主张文化上的同质化,相反,却认为全球文化是建立在多样文化共存的基础之上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的互动关系.罗伯森作为当代公认的全球化、文化和宗教研究的.世界先驱,他所提出的许多思想都是应当得到我们的肯定的,但是他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无法超越的局限性.

作 者：贾英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100732刊 名：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TROLEUM，CHINA(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00420(5)分类号：G0关键词：全球化 罗伯森 文化转向 逻辑意蕴 全球文化系统理论

全球城市文化传播研究 第3篇

全球城市这个概念在1991年由美国学者萨森 (Saskia Sassen) 提出, 萨森著述的《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一书中将该书名冠以“全球城市”之称, 是因为萨森把世界各个大城市的分析置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框架之中, 但其概念内涵与外延也是与世界城市、国际化城市一致的。在由萨森教授所在的GaWC (全球化及世界城市研究网络) 提出的世界级城市名册中, 上海位居第六, 虽然这个名次非常不错, 但是上海与真正的排在前列的全球城市相比, 在文化方面还是比较薄弱, 最直观的例子就是上海与纽约、伦敦在博物馆和美术馆数量上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差距。

笔者作为同济大学的一名研究生, 有幸在2014年的12月于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举办的“全球城市与文化传播论坛”上, 聆听到了萨森教授通过视频阐述了她对于全球城市与文化的新观点:首先, 她认为全球城市是一种“分析构想”, 涵盖了许多不同的政治面貌;其次, 她提出全球城市的核心地带并非是城市的中心商圈, 而是一些城市边缘的“前沿地带”, 就如纽约著名的布鲁克林区, 这些“前沿地带”赋予了文化新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最后, 她指出全球城市中依然存在着诸多不平等的问题, 而中间阶层同上下阶层的矛盾必然将会成为未来全球城市研究中的焦点问题。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萨森教授认为, 因其创造了新的知识文化、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艺术形式以及新的分享方法, 全球城市从更深层次来说, 是充满创造力的。不同阶层的文化工作者都能在全球城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 这就是全球城市的魅力所在。

可以说, 在新的全球城市研究的大趋势中, 上海作为中国的一个全球城市更应该基于这个背景之下来积极提升城市的各个方面, 城市公共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 而社区公共文化则是一个城市公共文化的基石, 如何提升上海这座城市的社区公共文化对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塑造上海“全球城市”灵魂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公共文化及上海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公共文化简单地说就是群体共享的文化。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 对于公共文化也赋予了四个特性, 即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

上海非常重视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非常早地就在《上海文化发展十一五规划》中专门设立了构建覆盖全面、功能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其中包括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管理体制机制、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投入、推进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供给、大力发展群众文化活动、扩大国内外文化交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做好上海世博会的各项宣传文化工作等九个方面。

上海自2004年起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大力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而这个体系由两个主体构成——上海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和东方文化服务系列机构。

三、上海城市公共文化基石——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为何说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是上海城市公共文化的基石?首先, 社区是上海最基本的居民聚集单位,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保障了居民最基本的文化需求。其次,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作为相对固定的文化场所, 为居民提供非常多元的文化服务形式。最重要的是,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是居民间沟通交流的桥梁, 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培养增强了居民间的社区凝聚力。

根据2013年新出台的《上海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规定》, 各街道和乡、镇的行政区域内应当设置一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常住人口超过十万人的,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分中心。各居 (村) 民委员会所辖区域内应当设置一个居 (村) 民综合文化活动室;常住人口超过五千人的行政村,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两个以上综合文化活动室。

截止到2013年, 上海市共建成标准化社区文化活动中心203家, 其中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共92家, 乡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共111家, 基本实现了覆盖所有街镇的既定目标。同时, 上海市中心图书馆“一卡通”通借通还服务也延伸到了街镇, 实现全覆盖。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平均面积约为4800平方米, 全部实行免费开放, 平均每天开放9小时以上, 成为上海市民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公共活动的重要空间。据统计, 目前上海市居 (村) 民综合文化活动室共5245个, 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面积达标的居民综合文化活动室约占67.7%, 村民综合文化活动室约占57.2%。

通过上述的数据不难看出, 上海在公共社区文化的基础设施和硬件条件建设上是比较完善的,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 许多社区文化中心建设完工后, 其相应的配套服务与软件各方面并没有相应地跟上, 不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出现空置或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 如何真正地去提升上海的公共文化服务, 已经成为当下的迫切需要。

四、提升上海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若干建议

(一) 根据上海各个社区人口结构的独特性, 提供针对性的文化服务产品

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 同时也是重要的国际大城市, 具有城市老龄化程度高、流动人口多、外籍人士常住比例逐年提升等特点。我们可以将参与社区文化的市民视作受众, 根据他们不同的特点, 在社区文化中心提供不同的文化服务产品。

第一, 老年人的需求。上海老龄化处于全国前列, 针对老年人较多的社区, 其文化中心应相应多提供一些适合老年人的文化服务, 如慢节奏的健身活动、读书剪报交流活动、书法绘画合唱等。其中一些优秀的老年人作品给予平台予以展示, 提升老年人社区文化参与的积极性。

第二, 青少年的需求。和老年人类似, 青少年群体也是社会比较关注的一个群体, 由于时代的变化, 青少年学业压力不断上升, 能够排解压力的文化活动形式更适合现在的青少年。可以开展如心理疏通、知心姐姐等形式。另外, 青少年每年拥有两个假期, 如何利用社区文化中心的资源来为假期中的青少年提供更好的文化学习服务, 也是人民迫切需求之一。由于现今家庭结构的不同, 父母基本双职工, 假期往往成为父母最为烦恼的时间段, 缺乏时间来陪伴和教育子女。如果政府能够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 利用社区文化中心的场地来为这些假期中的青少年开办各类有意义的文化兴趣班, 必将有助于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 而不是一味地宅在家中沉迷游戏。

第三, 在业、无业人群的需求。这部分人群可以说支撑起了社会的运转, 对于他们这类人群可以开展一些职业技能方面的文化服务, 通过社区这个大平台来丰富并拓展人脉资源。所以交际形式的文化服务也是非常适合这类目标人群的, 社区文化中心可以定期与辖区内的企业开展合作, 把企业的需求融入社区文化服务的内容中, 使社区内的适龄工作人群获得针对性的培训, 这类人群一旦能被社区内企业所录用, 其工作忠诚度与归属感会相对那些偏远社区的人群要高出许多。

第四, 外来人群的需求。上海是一个全球城市, 这里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 也有许多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对于这类人群, 他们更多的是希望更好地融入上海这座城市, 针对这类人群应当帮助他们全面了解上海, 可以适时地开展一些讲座来讲述上海的经济、法律、文化、历史、社会等, 使这些外来人群尽快适应融入上海, 找到归属感。

(二) 打造社区特色文化节日

社区自己的文化节日在发达国家地区非常普遍, 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社区的成熟经验。上海的社区要找清自身的定位, 要根据自身社区的特点举办一些社区特色的文化节日, 并且要长期、品牌性地将这类节日变成社区居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例如, 拥有滨河道路或是景观公园的社区可以举办特色的“景观路跑健身日”, 充分依托社区内的自有资源来创造属于社区所独有的特色文化节日。

(三) 市级优质文化资源合理配置

可以通过市政府出资一部分, 街道社区出资一部分, 社区居民自费一小部分等, 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来邀请市级优秀专业艺术团体或是优秀的街头表演艺术走进社区, 为居民提供优质演出的同时, 也可以给予社区业余的居民艺术团体以指导, 多元化地丰富与满足社区居民的享受高质量文化演出的需求;也可以邀请市内的文化名人走进社区, 开设文化名人系列讲座;还可以通过市政府的统一资源配置, 按需将一些文艺活动的门票分配给各个社区, 并且实行亲民的票价机制。

有了市级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的“引进来”, 当然也需要好的社区文化形式“走出去”。一些好的社区文化形式或者节目, 可以加以推广到全市, 并且给予其足够的展示平台予以传播。这样不光有了自上而下的“政府服务社区”, 也有了自下而上的“社区反哺全市”, 如此才是双向健全的社区文化传播体系。

(四) 与服务性行业企业合作, 打造特色文化体验活动

通过社区与其辖区内的服务型企业进行洽谈沟通, 由服务型企业来举办一些具有其企业文化的特色文化体验活动。例如, 可以与社区内的“星巴克”合作, 由其提供场地和人员, 定期举办类似“咖啡课堂”这样的咖啡文化体验活动, 这样一方面有助于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 另一方面也能促进企业和社区居民的良性互动, 为企业赢得更多的潜在社区居民客户, 从而实现“双赢”。

(五) 社区提供场地, 完善市民书屋、市民博物馆、市民美术馆等

正如“全球城市”概念的提出者萨森教授所说, 全球城市中的许多优秀文化都出自那些自由且富有创造力的“中间阶级”。其实萨森教授说的“中间阶级”在上海很多都来自于社区, 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收藏、绘画、书法、音乐等方面都有许多优秀的东西, 而他们所缺的则是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 社区应该尽力提供多种形式的展示舞台, 调动社区居民充分参与到社区文化建设中来, 改变一味都是政府操办的格局, 形成良好的互动交流平台, 就如萨森教授说的那样“全球城市需要他们”。

摘要：国际大都市已是过去式, 如何建设成为全球城市成为时下热点。上海这座极具潜力的国际大城市, 也为了成为像纽约、伦敦这样在国际事务中能起到重大影响力的全球城市而努力提升。这其中, 在经济方面上海近年来进步明显, 但文化方面依然有着不小差距, 如何提升上海的城市文化也自然成为焦点, 而社区公共文化作为城市文化中的重要一环, 涉及民生, 可以视为城市文化的基石。只有根基稳固才能枝繁叶茂, 上海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提升可以更好地推进上海全球城市的进程。

关键词：全球城市,公共文化,社区公共文化,上海

参考文献

[1]萨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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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蒯大申, 郑崇选.上海文化发展报告 (2014) [M].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全球视野下的城市文化和艺术教育 第4篇

虽然媒体的大量使用被视为塑造当代青少年生活的关键因素，但其他因素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不能被低估。青少年生活在一个被日益全球化和全球化的生活方式型塑的都市世界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在跨文化和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及区域性的日常现实中面临严重的身份认同问题。作为青少年发展的背景环境，建筑是都市生活的特殊表达和凝聚再现，由此，艺术教育必须探讨艺术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等复杂问题。

建筑空间

接下来探讨的并不是向读者论述建筑的历史，而是对建筑结构对建构生活方式的可能影响作出评价。建筑空间唤起的想象力不仅为生活计划提供基础，而且还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和潜在意义。处理这样的象征隐喻亟需一个广泛的“视觉能力”，并对之进行深入思考，因为意义并不只是通过建筑形式进行传递。天际线是个典型例子，它是“现代”生活熠熠闪光的隐喻，我们首先关注它，其后将讨论意义被赋予的建筑结构地点的方式和模式。

天际线及其图像表达城市的生活、都市现代性、都市繁荣和进步、并参与都市流行生活方式的建构中。处理这样的隐喻，人们需要一个广泛意义上的视觉能力：在广告中，出现在天际线前的小汽车彰显的是一种充满动感的生活方式。

这些形象和特征在当代文化中的重要性丝毫不能被小觑，为此，艺术教育的“视觉能力”培训必不可少。学校提升学生对复杂文化的解读能力，对图像的理解是关键。

两个案例

上海的迅猛扩张标志着城市天际线在全球范围内被接受的最高峰值。利用曾经的农地，上海以惊人的速度在浦东新区建起了摩天大楼，沿黄浦江东岸展开，贯穿旧的江岸和新的商业区域（也即外滩），这些建筑中包含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

离开柏林新火车站前往市中心，游客可以在很远的波茨坦广场看到这些建筑：柏林新中心的标志首先是由赫尔穆特·扬（Helmut Jahn）设计的索尼中心，其次是汉斯·科尔霍夫（Hans Kollhoff）设计的戴姆勒-克莱斯勒大楼，这栋大楼使人联想起纽约的洛克菲洛中心。这些建筑和德意志国会大厦以及总理大楼是柏林作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都的重要标志。当柏林墙倒塌，曾在19世纪20年代作为城市中心的波茨坦广场已经完全荒废，亟须重新设计，以适应这个城市新的角色。

柏林——波茨坦广场

从历史的维度看，二战以后，现代建筑越来越国际化，这个建筑的起源在包豪斯和芝加哥的新包豪斯，沿袭了1939以后的原始运动。这个趋势在全球化的发展下获得了重要意义，以美国为模板的城市天际线成为全球众多崛起的大都市的重要标志。

虽然电影和电视的系列节目是短暂的娱乐现象，“墙上涂鸦”的流行显示着人们通过用大都市的天际线来装扮个人空间的行为，实际表达了一种在全球化象征中也能有一席之地的期望。这些“墙上涂鸦”可以回溯到19世纪的“剪影艺术”。比方说，在一个著名的家具广告中，组合衣柜产品排列得看上去像是城市的天际线，这种意象的转移再一次有力显示了符号系统可以用来创造生活方式。

但是，画面也以一种高尚的方式展示了美国大城市里的贫民区。看看那些针对青少年消费产品的广告，比如衣服、鞋子、手机，或者在此处我们将要讨论的饮料。可口可乐为它的一款叫做“Burn”的功能飲料做过一段广告视频，视频里四个滑板爱好者踩着滑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的塔式建筑的屋顶上穿行，突然，整个节奏变慢了几秒钟，主人公停了下来，站在一个单调的高层建筑面前，注视着远方，不知在看什么。

周围的环境是一片灰色、阴沉的市郊景象 ——这种危险的滑板运动，充满极限的速度感和动感，能量漫溢，冲破局促的环境和令人沮丧的生活状态。逃避主义的母题最后在一个视觉意象里到达顶点：龙卷风突然来了，滑板少年不畏惧与其竞赛。在最后一个画面着那个，在高层建筑为背景的深处，主人公将自己的滑板扔入了龙卷风的漩涡之中；一股火苗窜了出来，而这个火苗显然让人联想到了功能饮料“Burn”的名称， 四个少年庄重地停留在那里，注视着火苗，背对着观众。

广告——功能饮料“B u r n”可口可乐公司 2 0 1 2

最后的画面基于这样一个意象，这个意象通过勇气、青春、力量和运动感拔高了贫民区的形象——这个意象用典于旧约圣经，指向上帝现身时出现的燃烧的灌木和火柱。差不多在这个广告发布的同时，画家Rudolf Belcic 创作了一个相同主题的流行文化版本，也描绘了火焰和站在火焰之前的年轻人。无论在哪个例子中，青少年的市郊生活情境以一种超脱了世俗的幻想方式被理想化地表达出来。

在今天，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正在给身居其中的人们的身份带来了诸多问题。不管是成千上万聚居在中国大城市里的农民工，或者是在其他国家类似的移民。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一种运动，拒绝接受具有全球化标志的城市建筑风格，这种运动试图回到地域性传统和与之相关的建筑的历史形态。

“Funky Cold Medina – Streetwear” 这个品牌甚至走得更远，它选择了破败的到处是无家可归者的市郊作为展示自己T恤的广告舞台： 一个年老的、满嘴胡子的男子躺在沥青地上，右手撑地，支起身子，面前是一个破旧运输梯，周围全是垃圾。他的脸和T恤被暗光照亮，而他身后的建筑则淡入黑暗之中。这位男子的姿势很显然不是一个随意的动作，因为它是对一个著名的有着很长历史的艺术作品的模仿，这个姿势正是罗马卡皮托里尼博物馆里“死去的高卢人”雕塑的姿势。这个雕塑描绘了一个武士（根据其项圈我们判断他是凯尔特人）在受到珀加蒙战士的攻击后受了致命之伤；他倒在地，仅能靠右臂支撑起自己。这个作品原本是一个巨大的纪念碑的一部分，纪念碑位于珀加蒙古老的都城，用以纪念在罗马扩张之前珀加蒙人成功击退对他们国家最大的一次威胁所取得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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奄奄一息的战士雕塑和这个无家可归男子的关键区别在于后者的头部：他的眼睛注视着灯光，可能是象征着在这绝望的环境下的一丝希望。除此以外，通过在一个无家可归的老人的形象上对一个著名的艺术作品的模仿和改编，在这个服装广告中，创作人员也对大都市生活中的悲惨、丑陋、和黑暗面进行了美学化的处理。在这个画面中，原本是一分为二的丑陋和美丽融为了一体，创作者把这种对立转变成了一种有着地域特色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具有欺骗性地尊贵化了贫民区的生活。破败的建筑包围在这个场景的周围，就好像一个舞台，正在表演着都市生活的某一面。

艺术家们经常会站在这样一个立场批评这两种现象，即全球化进程中失败者的处境，以及城市天际线阴影中的贫民区；印度摄影师Ravi Agarwal 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他的作品描绘来自印度南部的困苦的农民工，他以“向下和向外：全球资本主义下的劳工，2000”为标题发布自己的作品。在他1999年的作品“摩天大楼前的贫民窟居住者，古吉拉特邦，印度”中，高层建筑作为背景，这群少年排成金字塔形状，两个少年站在中间，高于两侧的少年。同时，他们的队形呈现钻石形状，这些孩子在一块布上或坐着或站着、对角交错形成这块布与前景的边界。但是，从我们现在所处的语境来看，这幅画的创作原理早在18世纪已经被运用，这是欧洲殖民者凝视非洲土著的呈现方法。这幅绘于1747年的画，便是描绘一群西非人的情景。在此处，我们看见类似的金字塔形人体组合方式，这些人簇拥着一个蜷缩起来的女性人物。

图像是当代文化的必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当代个体如何构建他们周围的世界。儿童和青少年生长的过程中不断接触电子视觉媒体，他们可以被看做“电子原住民”，他们和图像的关系，无论是在接受还是创作领域，对于他们人格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早在1990年代，关于青少年社会化的研究就已经开始揣测，“社会文化的主流接受方式已经开始转变了，从言论以及概念转变为视觉图像。” 同时，视觉经验的霸权已经逐步建立，脑科学研究也指出，今日的“电子原住民”吸收处理资讯的方式已经跟以前的“电子移民”不一样了。

最近的讨论中，人们期待时代变迁下“能力”的多元性不该再被学校教育所局限。相反，学校教育应该能够捕获学生学习过程及结果的个体差异。

在讨论过程中，心理学家、教育理论家Franz E. Weinert创立的定义显得尤为重要。Franz E. Weinert将能力定义为“个体所拥有的或者在处理、解决特定问题时习得的积极的能力和技巧，包括相关的动机、意志力、社交敏感度和技巧，以及能够在一系列状况中成功地、负责任地运用这种解决方法。”

Weinert关于能力的概念是高度综合的，包括实践和认识两个维度，正如情感维度一样，这在学生的实际行为中可做观察和划分，尽管这个不太可能通过实证研究来验证。

视觉能力的维度

视觉能力往往也是文化能力，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我们开发了一套教授视觉能力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六个维度——形式结构维度：结构和内容相关维度，包括色彩、线条、形状和材质；艺术家个人背景维度：图像的制作依赖于创作者的生活故事以及不同接触者的解释；图像和语言之间的比较分析维度；文化趋势涉及文化交流维度；還有我们需要注意的跨媒体维度和历史维度。

图像构成我们当下文化中核心的且有影响力的部分，似乎可以肯定地预言，未来图像在文化中的重要性仍将增加。就学校教育的任务而言，要用复杂的文化能力武装学生，就意味着图像代表着关键内容。通过基于图像的学习过程，学生获得眼下及未来生活的必需技能。正如需要学习语言能力一样，学生需要学习如何正确地接触图像。教授学生拥有以恰当的方式处理图像的能力，恰当地领会图像的意义，理解图像的特性、来龙去脉和作用，是学科特定教育艺术课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其中（专家）所需的知识、技巧、能力和态度可以由“视觉能力”一词总结概括。

国际艺术交流

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源于艺术概念的扩展延伸。这种多元是全球化时代艺术的处理工具。本质上来说，东方阵营崩塌之后，资本主义经济战略使得国际贸易巨幅增长成为可能，“后现代”话语的转向无法从全球化现象中分离。后现代与全球化交流进程一致，在这个过程中，图像变成通用语言，全球艺术家们运用艺术的语言参与国际研讨与争论，打破旧的中心与边缘关系及其价值关联层次。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贸易活动已广为所知，没有边界，如果不是受到国际环境中社会文化条件的影响，贸易活动或许难以维持。与经济发展相对应，作为通用语言，图像的重要意义经历了毫不逊色的增长。在后殖民时代图像作为宣传的工具（往往用于新殖民主义目的），图像的流传往往用来维系或是遮蔽后殖民时代的新殖民结构。

全球媒体消费速度飞升，技术使得图像实现实时传输，这成就了图像在广泛的社交和交流过程中史无前例的现实意义，尤其是那些堪称全球“代表性符号”的图像，比如全球关注的重大事件的相关图像，像911恐怖袭击以及福岛核反应堆爆炸等。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对外开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艺术家从社会主义中国前往西方国家，积极投身国际文化交流。

关于艺术的全球化，杨起教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他从1987年开始接触西方艺术，开启了中国和欧洲元素的融合。杨起的作品展示了对不同文化和艺术本质的细致入微的讨论和融会贯通，以及对欧洲和东亚文化传统的跨文化协调。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一大批艺术家投身到国际文化交流中来。1965年出生于河南省安阳市的张洹，首先在北京吸引了人们的视线，他凭借极端的艺术表现揭示了精神理念，并与佛教消除自我的做法联系在一起。1998年，张洹来到美国，在这里体验到的文化使他七年后又回到祖国，隐退到藏族庙宇中，宣称成为佛教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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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6年始，在张洹一系列非再现的香灰画作中，这些灵性的感受到达顶峰。对于张洹来说，焚香时香灰标志着冥想和祷告的顶峰。

而且，香灰意味着任何事物起于空，消于无形，因此，佛法的核心要义是达到空性境界，以香灰为外现。香灰使得冥想“缺席”成为可能。

张洹用香灰作画，表现“空性”，他将自己置于中国传统意象画之中，强烈拒绝任何写实主义。张洹的香灰画作创作于离开纽约后不久，和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的后期作品呈现出密切关系，马克·罗斯科仅仅运用无色彩的黑和灰，从而创造不同的色调。

当代中国画作正在尝试抽象艺术的冥想可能。正如在张羽的作品中看到的那样，他的“指印”画作展示了道教冥想的形式。

2010年，在北京的畫室中，他全部使用淡红色创作了一幅巨幅作品。在道教艺术的惯例中，画家在一块巨幅画布上摁上无数指印，创作行为与冥想过程中体验的平静、质朴、清澈一致。

尽管张羽2010年的“指印”作品与巴内特·纽曼（Barnett Newman）的新纪元画作“谁怕红黄蓝”相似，但这位北京画家驳斥批评者认为他只是在适应西方抽象艺术的指责。相反，他认为东亚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融合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经验之一。

格劳布纳是我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的同事，他坚定地支持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很早格劳布纳就表明自己对东亚哲学的开放性态度，在他从宗教和冥想背景中创作的非再现作品中，他开发了类似的形象。早在1960年，格劳布纳就来到中国旅行，学习传统中国艺术和哲学。他的亚洲雕塑收藏以与自己画作对话的形式展示出来。

当代艺术的这些趋势对艺术教育，尤其对学生生活世界的新的干预和型塑方式带来新的挑战。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Kunibert Bering， Rolf Niehoff： Visual proficiency – A perspective on art education

（Artificium – Schriften zu Kunst und Kunstvermittlung / Writings in Art and Art Education， vol. 48），

E-Book 2015， 380 pp， 661 images， PC-PDF

ISBN： 978-3-89896-774-7

- Rolf Niehoff： Bildung – Bild（er） – Bildkompetenz（en）， in：K. Bering – R. Niehoff： Bildkompetenz（en）， Oberhausen 2009， S. 13-42 List of illustrations

Fig. 1： davis – Fotolia.com

Fig. 2： http：//www.youtube.com/watch annotation_id=annotation_164638&featu re=iv&src_vid=e4KO6A4fkRE&v=y0BjbgELCyY （03.06.2013）

Fig. 3： Blake Carter： 张洹an Yu， Flash Art 45， Nr. 282， 2012， S. 104-106， S. 104

Fig. 4： Gottfried Boehm： Gotthard Graubner， Bonn 1990， S.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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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杨国强 Yang Guoqiang 作者单位：山东枣庄学院外国语系,山东・枣庄,277160刊 名：鸡西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XI UNIVERSITY年，卷(期)：8(2)分类号：H059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典籍 翻译与研究 文化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