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荆州龙舟文化研讨会综述

中国荆州龙舟文化研讨会综述（精选7篇）

中国荆州龙舟文化研讨会综述 第1篇

“中国荆州龙舟文化研讨会”综述

荆州日报社 陈礼荣

５月１日至２日，由湖北省社科联、湖北省社科院、华中师范大学和荆州市人民政府联袂举办的“中国荆州龙舟文化研讨会”，在荆州市隆重举行。中国龙舟协会主席王筱麟，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李文海、龚书铎、张海鹏，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４０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龙舟文化研讨会”的召开，正值“中国荆州国际龙舟节”隆重举办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莅临会场并作了讲话。在讲话中，王文元副主席说，要大力弘扬屈原的忧国忧民、爱国主义的精神。中华民族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几千年延绵不断，兴旺发达。目前，我们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面临的困难很多，需要弘扬这种精神。

王文元副主席全面而中肯地评价了这次“中国荆州龙舟文化研讨会”，他还特别强调指出，现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则应该多样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龙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继承光荣传统，弘扬时代精神，这对于民族的兴旺发达、国家的繁荣昌盛，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次为期两天的“中国荆州龙舟文化研讨会”上，共有２０余位专家、学者宣读了论文，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篇什是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从而使这次会议在学术层面上具有一定的领先水平。在交流中，大家有争鸣但不偏执己见，有分歧且求同存异，本着相互探讨、共同磋商的原则，从中国龙舟文化的起源、流变、表现形态等历史渊源入手，重点探讨了中国龙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人文精神，并全面地阐发了在新形式下举办这一水上盛典的现实意义以及与现代文明建设之间的传承关系。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作为我国最著名的年节文化活动之一，龙舟竞渡这一习俗渗透着“龙”的精神，充分地体现了人类早在初始阶段便顽强地展示出对于征服自然的执著向往与追求。

湖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陈昆满研究员说，龙舟文化的元点，是古代的龙舟制作与龙舟竞渡。这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初始凯歌之一，又是胜利后喜悦情绪外泄的初始方法之一，更是人类追求真善美崇高审美理念的初始表达形态之一。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与洗涤中，龙舟制作与龙舟竞渡活动不断重复、不断创新、不断扩大影响，一直发展到今天。它已成为我国最著名的年节文化活动之一，并扩大到东亚、南亚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使其文化生态在不断繁衍中，表现出特强的生命力。

陈昆满研究员说，龙舟竞渡，其关键在一个“竞”字上。竞，比赛也。正是在这种渗透着“龙”的精神的比赛中，先民们充分表达了他们不惧艰险征服自然，并在奋力拼搏争先中展示自己强大力量的心仪。也正因为如此，使龙舟竞渡这一习俗得以在民间长期流传、经久不衰。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张良皋教授以其对“泛巴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着重阐释了“泛巴文化”与龙舟竞赛的关系。他说，我们在荆州观赏龙舟竞赛，自不免忆到屈原的故事：从悲、壮升华为美，令人动心。

张教授认为，“巴”的狭义只指川东巴子之国，或鄂西廪君之国，但“巴”的内涵早已广义化或曰“泛化”了。武王伐商，纠合“巴师八国”——从族系上包罗了中国百濮、氐羌两大族群，地域上包罗了终南山、大巴山、大别山以南的广大疆土。

他提出，在我们每年观赏龙舟竞渡时，也该像屈原大夫那样历八荒、穷四极。上下求索一番，或许也会猛然发现，泛巴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渊源，也是南亚文化的祖庭。屈大夫的家乡秭归，自古就是世界文化中心，屈大夫本人在当时已堪称“世界人物”。以屈子代表的巴文化之东传荆州，“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汉书·地理志》，奠定了荆州在泛巴文化中的“都会”地位，值得刮目相看。

华东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胡晓明教授说，据有关方面统计，龙舟赛事普及于全国的２１４个县市。有这么多地方在端午节划龙舟的事实证明，龙舟竞渡活动正是南北文化融合的象征；从古代图腾崇拜的角度讲，端午赛龙舟，是人文文化屈原与神灵文化龙的结合。

胡教授援引《隋书·地理志》的有关叙述，从中国文化传承的历史渊源方面，着重论述了中国龙舟文化的丰富内涵。他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史籍中关于荆楚大地的土人“追”屈原的记述，是表明不忍屈原去死；同时他们又“鼓棹争归”，是显示出有很多人去追。上述种种内容，深刻地表明早在屈原生前，其诗歌作品即已产生出了巨大的魅力；而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文学一经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习俗结合起来，便又转化为一种充满力量、勇气和美的龙舟竞渡盛典。中国龙舟文化的起源和流变，表明自古以来中国文学与中国日常人生有着深厚的联系，以及中国文学与文化有着不断转化再生，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形成于楚地、盛行于楚地，并以楚地为中心向外播散开来的龙舟竞渡，既是特定地域、特定时令的节日习俗，更是华夏儿女追求真善美的崇高理念表达形态。

湖北省社科院楚史研究所所长刘玉堂研究员说，以龙舟竞渡的方式祭祀水神，在上古时期的中国南方各族中是一项非常隆重的祭典。据有关专家考证，上古江淮居民祭祀的水神就有江水女神奇相和淮水女神无支祁。在广西左江岩怀山上绘出的画上，有３条船，船前后两边，各有一群歌舞者，场面隆重而热烈，“是所谓‘铜鼓赛江神’的先制”。铜鼓赛江神，就是具有地方色彩的龙舟竞渡以祭水神活动的一种形式。

湖北省社科院楚史研究所副所长蔡靖泉研究员说，夏至，是先秦古人最早确定的四大节气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之一。时迄夏至，古代中国北方所种菽黍和南方所播稻谷，都进入了夏日茁长期，古人经过繁忙的春种而可稍得喘息，加之气温骤升，杂草恶木、病虫害鸟、瘟疫瘅疬也猖狂蔓延而危害农作物及人的生命，古人为得生避死、除害获福、去凶化吉，便于夏至日举行一些活动来祈求丰收、禳除灾害。夏至日也成了民俗活动日渐丰富的传统夏节。

湖北省社科院学术顾问张正明研究员说，龙舟的源头有两个，北源是帝王的游船，南源是民众的快艇。

张正明研究员多年来孜孜不倦地研究楚文化史，也曾多次来荆州考察楚地出土文物。他说，在楚人的想像中，载魂升天的舟是龙形的，这有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帛画《人物御龙图》为证。在这幅帛画上，墓主所乘的舟确实前有龙头，后有龙尾，整体略如隶书的“乙”字；而出土这幅帛画的长沙原本属于南楚，这就是龙舟的南源。

张正明说，南楚之地，大约从南朝起，竞渡就与祭屈原联系在一起了。当时竞渡所祭的，除了屈原，还有风神、波神，湘江下游可能还有娥皇、女英。张说《岳州观竞渡》云：“土尚三闾俗，江传二女游。齐歌迎孟姥，独舞送阳侯。”所表明的就是当时这一习俗的丰富含义。民间竞渡所激励的，是“冲波突出”、“跃浪争先”的英勇进取精神。时至当代，南方民间的龙舟竞渡已有长盛不衰之势，其文化内涵在逐渐更新中；至于帝王的龙舟之游和竞渡之戏，则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由此可见，民间民俗文化只有具备了代表本民族崇高理念的人文精神，并深深地植根于广大群众的沃土之中，才有可能显示其特有的生命力。

刘玉堂研究员说，端午节龙舟竞渡以祭吊屈原的习俗，是形成于楚地，盛行于楚地，并以楚地为中心向外播散开来的。从南朝至今，端午龙舟竞渡之风，均以两湖地区最为盛行，其次为川渝、江浙，再次为闽粤等地。影响所及，朝鲜、日本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也接受了这一习俗。而端午节龙舟竞渡以吊屈原的习俗之所以具有如此之大的传承伟力，正是因为它的根深植于楚文化的沃土之中。中华民族以龙舟竞渡祭奠屈原，从悲、壮升华为美，使龙舟文化成为以纪念屈原为宗旨的民间民俗文化活动，正是这位大圣大哲所独具的魅力之所在。

荆州博物馆滕壬生研究员说，龙舟的观念无论在上层还是在民间都有了广泛的基础。尽管这些故事发生的时间先后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爱国主义思想、爱国主义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在历史人物身上体现得愈充分愈典型，流传的时间也就愈长，流传的地域也就越广。当然，这当中最典型的代表只有屈原。所以从荆楚沅湘一带兴起以后，千古传承。待到唐代的时候，龙舟文化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其特点就是将“纪念”与“夺标”结合起来开展龙舟竞渡，从此特设“彩标”即“锦标”，以增强竞争意识，因而大大增加了娱乐观赏的文化内涵。

蔡靖泉研究员说，端午为屈原，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屈原联端午，是中国精英文化伟大与中国传统节日的结合。端午竞渡的形成和流行，充分地表明了楚文化代表人物屈原逐渐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诗魂、国魂和民族之魂。

荆州师范学院魏昌教授说，图腾和对龙图腾的崇拜，以及生产、生活中的船龙舟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但真正演变为具有龙舟竞渡性质的龙舟文化内涵，则是在秦汉以后各代。饱含悼念屈原悲壮殉国和激发爱国情感、拼搏向上内涵的龙舟文化活动，终于形成。从此，龙舟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五月五日以龙舟竞渡为主体的端午节，也就成为中国人民仅次于春节的盛大节日。

魏昌教授多年从事楚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说，龙舟文化的丰富内涵，主要是体现在激扬屈原的爱国、念祖、忠君、恋乡、恤民精神。屈原不仅是我国古代爱国主义的伟大奠基者和光辉的典范，而且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诗人、思想家和政治革新者，早在１９５３年就为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举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汉晋以后，龙舟文化形成以纪念屈原为宗旨的活动，正是这位大圣大哲所独具的魅力，为中华民族所共同承认的结果。

中共荆州市委、荆州市政府为举办这次“中国荆州龙舟文化研讨会”作了大量的工作。省政协副主席丁凤英出席了会议，荆州市政协主席卢孝云主持开幕式。在开幕式上，市委书记刘克毅向大会致辞。他提出，荆州作为楚文化的发祥地、屈原的故乡，一定要在发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立传统特色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一致的精神文明方面，作出积极的努力。

中国荆州龙舟文化研讨会综述 第2篇

中国水书文化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月26日至29日在贵州都匀黔南民族学院行政中心隆重召开.专家学者们就水书起源、文字特点、水书的`抢救、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研讨,现就会议研讨情况进行综述.

作 者：蒙景村 蒙耀远 MENG Jing-chun MENG Yao-yuan  作者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都匀,558000 刊 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QIANNAN NORMAL COLLEGE FOR NATIONALITIES 年，卷(期)： 28(1) 分类号：H269 关键词：水书文化   国际   学术   研讨   综述.  

中国荆州龙舟文化研讨会综述 第3篇

荆州市是国家重要的农业综合商品生产基地和轻纺、化工基地, 形成机械、轻工、燃化、纺织、电子等门类的工业特色, 近年来涌现出一批重点骨干企业。

“经济社会的发展凝聚着每位财会工作者的汗水和辛劳, 地方财政收入饱含着所有财会工作者的智慧与奉献。”张端方指出, 会计是经济和财政工作的基础:对于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工作而言, 处于管理国家财政资金、资产和资源的第一线, 是财政监督管理职能的延伸, 肩负着加强财政资金管理, 提高使用效益的重任;对于企业会计工作而言, 加强生产要素合理配置, 需要会计提供真实科学的价值来评估, 加强企业管理, 提高企业效益需要正确的会计信息来支撑。

张端方指出, 会计工作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在经济信息总量中70%为会计信息, 从微观经济管理角度看, 会计通过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核算, 为有关利益主体及时提供必需信息, 为单位财务状况评价、投融资决策提供服务;从宏观经济决策看, 市场经济条件下, 利益层面或各体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 会计信息是必须采用和依靠的工具。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会计工作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需要其提供的基础信息进行判断。

会计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手段。加强财务管理, 建立健全包括成本控制、库存控制、经济批量控制在内的单位内部会计控制, 有助于减少消耗, 降低成本, 节约资源, 为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会计是财政管理的工具。财政部门的主要工作是收入和支出, 都与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息息相关。从收入角度看, 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企业的经营成果, 其中应以税收等形式上缴国家财政的部分, 要通过会计核算确定。从支出角度看, 财政的每一笔开支都要从会计人员手中经过, 支出是否合理合规, 都要通过会计核算反映出来。

会计工作要在经济管理和决策中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 在防范化解风险中充分发挥预警作用,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充分发挥推动作用, 在维护经济秩序中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因此, 推进会计改革, 强化会计监管, 建立健全单位内部会计制度, 规范会计基础工作, 推进会计诚信建设,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能有力地支持地方经济的发展。

他指出, 会计工作越重要, 会计工作者越要讲诚信。人无信不立, 商无信不富, 国无信不强。诚信是会计工作的灵魂, 是行业安身之本、立业之基。会计诚信关系着资源配置的效率, 关系着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关系着社会公众利益。会计诚信建设是整个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会计工作者要有独立的人格, 要牢固树立“诚信为本, 操守为重, 坚持准则, 不做假帐”的执业理念, 会计管理部门要大力推进会计诚信体系建设, 加强行业自律, 努力打造诚信会计, 为优化社会信用环境, 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会计工作越重要, 会计工作者越要加强学习。近年来, 国家财务会计制度改革创新力度很大, 先后出台了《企业会计准则》、《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工会会计制度》, 新《高校会计制度》和《医院会计制度》也即将颁布;财政改革与管理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非税收入管理以及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管理等政策在不断规范和完善;随着经济的发展, 新的投资主体、新的经营模式、新的生产方式不断产生, 也对会计核算与财务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需要广大会计人员加强学习, 勤于思考, 善于总结, 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荆州市会计管理工作在全省创造了可圈可点的亮点。2008年初, 荆州市财政局在全市市直单位全面推行会计建账监管工作, 联合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民政局、国税局、地税局、审计局、监察局印发了《关于在荆州中心城区试行会计建账监管工作的实施方案》, 建成包括建账单位基本信息、财务信息、纳税信息和监督检查信息在内的信息管理系统。2009年荆州市直共办理建账监管审核单位近2000家, 其中行政事业单位监管面达到100%, 中心城区企业监管面达到近80%。

2010年, 荆州市会计管理局着手加强市直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人员的管理, 建立健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财务管理制度, 规范财务收支行为,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保证财政资金安全、保障财政各项改革与管理政策贯彻落实。与之相配套的具体措施有:规范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人员任用行为;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会计建账监管办法, 推动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的有效执行,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进一步加强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非税收入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保证财政改革与管理各项政策的实施;进一步规范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基础工作, 加强内部管理, 强化内部监督,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保证行政事业单位的正常运转;进一步加强单位财务会计人员重视学习财经法规和会计准则制度, 切实增强会计人员依法理财、诚信理财、科学理财的水平。此外, 该市下辖的各区、县会计管理部门在农村财务委托代理服务、信息化建设、继续教育培训、精细化服务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中国荆州龙舟文化研讨会综述 第4篇

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赤峰市人民政府、赤峰学院主办，赤峰学院承办的中国·赤峰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8月12日至15日在赤峰市隆重举行。

中共赤峰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佟国清、赤峰学院院长李春林、内蒙古博物院院长塔拉在开幕式上致辞，国际遗址理事会副主席、中国古迹保护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郭旃先生作了《世界遗产语境中对红山文化遗址的期待》的主题发言。

来自英国、美国及国内知名的红山文化研究专家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红山文化与中华五千年文明”展开研讨。

一、红山文化与其他类型文化的交流研究

辽宁省文化厅原副厅长、著名考古学家、红山文化研究专家郭大顺研究员在报告中指出，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待红山文化，是继续深入研究红山文化的一把钥匙。他认为，在红山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与周邻文化交流一直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随着西辽河流域文化系列的建立，渐多从当地自身发展看待其形成发展过程，但文化关系仍不断显现；特别是牛河梁遗址发现后，对于这样超大规模祭祀性遗址在辽西出现的原因，除了自身发展以外，文化交汇的作用仍被视为一个主要原动力。红山文化处于古书所记的“四裔”地区，与欧亚大陆和环太平洋地区等周边地区联系较多，在中国早期文明与世界早期文明的比较和联系中，红山文化有条件作较多比较；彩陶与玉器分别是包括中国西半边的欧亚大陆和包括中国东半边的环太平洋地区文化交流中最活跃的两种文化因素，红山文化彩陶与玉器共存且都较为发达，这也是红山文化与周邻及域外地区比较的又一有利条件。红山文化时期的西辽河流域，既是“彩陶之路”的东端，又是“玉石之路”的起点，正是沟通东西方的“彩陶之路”与环太平洋“玉石之路”的交汇点，这也许就是红山文化在中华大地较早跨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研究员论述了红山文化彩陶的双旋纹、菱形纹、绞索纹三元素的来龙去脉及其所表现的与其他文化类型的交流问题。他通过对红山文化彩陶中的菱形纹、旋纹、绞索纹这三元素分析，认为这种交流是互动的，红山文化彩陶的一些元素与外部文化发生过密切交流，吸收了一定的外来文化元素；同时，由具有特色的变形旋纹可以看到，红山文化彩陶元素也可能有过输出。彩陶元素的交流是艺术交流，也是信仰互渗，是文化认同与趋同的表现。敬天法祖、人神互通，是红山文化中的核心理念，这个理念与殷商传统有着一以贯之的血脉联系。

赤峰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红山文化研究院首席专家于建设研究员在题为《红山文化人物造像分析》的报告中，通过对红山文化时期出土造像的基本现象、人物造像的本质，以及红山文化与东方文明起源等问题的探讨，得出以下认识：第一，红山文化是典型的神本社会，这个社会是以神灵为中心整合社会资源、配置社会力量、统一社会精神、创造社会财富的机制。第二，在繁富的神灵系统中，祖先神是人间沟通至上神的主要中介；造像祭祀先祖、先王的重要形式。第三，造像祭祀在红山诸文化中首开先河，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传统；红山文化的造像祭祀达到了各种文化前所未有的高度。第四，高大的墓葬积石冢与坛庙中的神像是对祖先神祭祀的不同阶段或不同的形式。造像是对先祖形象的真实临摹。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红山文化研究专家雷广臻教授对前黄帝文化时期、黄帝文化时期、后黄帝文化时期，与前红山文化时期、红山文化时期、后红山文化时期的对应关系及其与中原文明的演进关系进行了探讨。其中，前黄帝文化时期大约在距今8000至6500年，以北方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文明为中心，以庙底沟文化和赵宝沟文化整合演进的文明成就为代表；黄帝文化时期距今6500至5000年，以红山文化区为文明中心，而且红山文化与黄帝文化重合；后黄帝文化时期距今5000年及以后，形成了中原文明中心，后黄帝文化则以中原文明为代表。他认为，对黄帝文化进行分期的意义：在前黄帝文化的基础之上，黄帝文化在红山文化时期形成了基本内核，进入中原之后升华、扩张，形成了中华文明之根，展示了后黄帝文化的根源性、创造性、延续性和兼容性，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二、红山文化玉器研究

中国科学院杨益民副教授阐述了玉器加工痕迹的三维重建问题。辽宁省博物馆孙力研究员介绍了高光谱成像技术在红山玉器检测分析中的应用问题，他认为，高光谱成像技术同摄影拍照一样是无损检测，具有光谱范围大和光谱分辨率高，方便快捷和准确的特点，相较于其他方法，在研究红山文化玉料来源问题上具有更大的优势。赤峰市巴林左旗博物馆乌兰研究员以出土资料为基础，对红山文化的蚕蝉玉器进行了分析。生动自然的蚕和蝉，为探讨桑蚕史的起源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红山文化蚕神，是赤峰古代先民的衣源之神，也是中华民族的衣源之神。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朱成杰教授的学术报告《红山文化玉器蕴含绿色和谐信仰》中认为，红山文化时期“惟玉为葬”的理念，表达了先民对绿色和谐的追求和信仰。

三、北方农业及环境问题研究

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系主任马丁·琼斯（Martin Jones）教授在其主题报告《农业知识的旋转餐桌》（Turning the tables on the spread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中，强调了古代的农作物和农业系统的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赵志军研究员对中国北方地区旱作农业形成的过程进行了探讨。他将旱作农业形成过程划分为4个阶段，重点剖析了西辽河流域地区在各个阶段的发展模式。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院长滕海键教授认为，中国北方西辽河流域地区具有自然地理环境过渡性、多样性、脆弱性和史前及历史时期文化发展多元多样的特点，是开展环境史研究的典型区域，以此为考察对象，从环境史角度出发探讨了环境变迁与旱作农业的起源进而文明因素的兴起，均与自然环境的特点和上古时期的气候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红山文化晚期，文明因素的发生可能与5500年左右的降温事件存在着密切联系。

四、其他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董利军副教授利用现代冶金学原理，通过比较已发现十余处不同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冶铜遗址间冶炼过程的重要参数，在夏家店上层文化背景下讨论技术水平差异背后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延平研究员探讨了红山文化和辽西地区的冶金考古问题。他认为，红山文化时期的赤峰地区可能已经出现了冶铜业，并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达到较高水平。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孔昭宸研究员通过对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考察，探讨了8000多年来赤峰地区某些古文化期植物遗存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王树芝研究员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木炭的分析，探讨了赤峰地区不同古文化时期的经济模式。她认为兴隆洼文化时期，经济模式是以渔猎、狩猎为主，兼少量的农业生产的复合型经济形态；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经济模式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狩猎的复合经济形态。

大会闭幕式由赤峰学院院长李春林教授主持。严文明先生作大会总结。严先生对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给予高度评价：“本次研讨会筹备充分、组织严谨、层次高、质量好，希望红山文化研讨会坚持办下去，让从事研究红山文化的专家、学者通过这个好的平台，深入地交流和探讨，集思广益、共同努力，促进红山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优秀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为传承和发扬红山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会后，与会专家学者赴敖汉旗史前博物馆、通辽哈民忙哈遗址、朝阳牛河梁遗址进行了学术考察。

中国荆州龙舟文化研讨会综述 第5篇

一、中国公共外交的新机遇和新使命

未来十年，世界将进入一个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时期，国际体系的变革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与此同时，未来十年仍将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中国改革攻坚期、经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多发期。2011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中国进一步推动软实力建设、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塑造国家形象指明了方向。与会学者认为，首先，在这一背景下，文化大发展的及时提出，既为中国公共外交明确了新时期的历史使命，也为中国公共外交的广泛开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其次，相关部门和机构的公共外交意识普遍提升，社会各界积极广泛参与，国民整体素质提高，更加关注国际和外交，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有力支持。第三，人文外交成为国家外交发展新的增长点。中国文化大发展、国际影响力提升，也为外交工作注入新的动力。

就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新使命而言，有学者分析了中国的软实力现状，认为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距离，面临的舆论环境也更加复杂，各种“威胁论”、“崩溃论”、“拐点论”层出不穷。因此，公共外交应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增加在各种国际场合中的话语权，帮助中国抓住未来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已经成功抓住了21世纪前十年的战略机遇期，并在经济实力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但是各种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来，西方国家把中国视作国际体系的搭便车者，认为中国没有承担与国力相应的国际责任。这就尤其需要中国通过公共外交的途径，化解疑虑，增加互信，深化合作，为进一步的发展赢得未来的战略机遇期。还有学者认为，开展公共外交可帮助中国将经济实力充分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文化吸引力，巩固并提升已经取得的国际地位。中国虽然经济成就突出，但是经济实力远没有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周边一些国家甚至把中国的经济力量看成是威胁，并进而产生遏制中国的企图。公共外交可以充分发挥润物细无声的特点，让中国的存在成为惠及地区和世界的力量，丰富世界的政治生态，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就公共外交的文化层面而言，有学者认为，开展公共外交应注重增进文化交流，推动中国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塑造更加丰富和立体的国家形象。国家形象由政府形象和个人形象组成，以往由于政府在文化传播中强势主导形成了政府形象大于个人形象，而且政府形象过于单调统一的局面。公共外交可以在文化交流中博采众长，通过各种沟通与对话来丰富和完善我国的文化体系，培育健康的国民心态和良好的个人形象，进而丰富我国的国家形象。

二、中国公共外交的新途径

鉴于新形势下中国公共外交面临新的机遇和新的使命，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更加有效地开展公共外交，专家学者围绕这一议题提出许多有可操作性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关于中国公共外交的主体，有学者提出，应实现多元化。虽然政府在国家公共外交战略中应该担任主导和策划布局的作用，但是公共外交的实施主体一定是多元化的。除了政府各部门外，企业、民间组织、文化团体、一些特殊的群体乃至个人等都应该有意识地加入到公共外交的网络中。

与会学者认为，就开展公共外交的渠道而言，从目前来看，互派留学生、开设孔子学院、派出文化演出团体等仍是传统的主要的公共外交方式。但是随着交往的深入和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出现，中国公共外交必须不断与时俱进，在完善传统方式的基础上开拓新的形式。比如结交一批类似于斯诺、基辛格这样具有影响力的新朋友、企业间开展高峰论坛、充分发挥网络新媒体的外交功能、打造一批文化品牌，等等。就新媒体而言，学者既有从微观的案例如“微博革命”、“微博外交”入手，也有从宏观的网络公共外交角度提出如何抢占互联网时代的话语权，特别是联系到中国公共外交的机遇和挑战。有学者认为，新媒体中的微博正成为一个公共领域，成为人们表达意见的场所。鉴于其社会影响力，微博所形成的舆情场须引起重视，尽管目前尚在定型期，但它影响舆论的方式也十分复杂多变，同时具有一定的困境。关于使用微博开展公共外交而言，有学者认为，目前既可以看到诸如“外交小灵通”这样比较成功的案例，也存在对微博舆情场管理上的难度。

对于中国公共外交的内容，有学者认为，公共外交的属性决定了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延展性，但是也必须要遵循三个原则，即真实性、共鸣性、独特性。真实性也就是要求传达的信息应尽量真实，不文过饰非。有学者提出，即便“中国模式”尚无定论，但不可否认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可通过公共外交来有计划、有目的地向世界推介中国的哲学、发展文化和价值观。独特性就是要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于其他文化体系的独特因子，并将其介绍给世界，既能说明我们自己，也能拉近彼此的距离。还有学者提出，中国公共外交要善于“讲故事”，公共外交中所讲的故事要能打动人心，能够引发不同文化和语境中的人产生共鸣，产生认同感。

三、上海参与公共外交的实践和思考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城市的外事工作一直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次研讨会还就上海参与公共外交的实践和思考进行了交流。总体而言，上海市通过各种平台、机构参与了形式多样的公共外交，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的与会代表介绍了上海市公共外交协会在上海市政协领导下，在上海市外事办公室等有关部门协助下，努力把不自觉的公共外交转化为自觉的行动。有的代表介绍了上海市通过举办高峰论坛推进民间外交的思考，意在形成口碑效应，对民间外交进行整体规划，政府有关机构则可在此过程中对民间机构诸如企业等进行引导、干预和扶持。有的代表提出，侨务工作也应成为公共外交的一部分，我们可通过与5000多万海外华人华侨的沟通交流，开展“留根工程”，成为中华文化向外传播的有力支持。有的学者就2010年上海世博会公共外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评估，认为这样的大型活动是开展公共外交的良机。此外，还有学者提出，除了在海外推介中国文化、塑造国家形象的“外向型”举措以外，来华留学生群体可成为“内向型”公共外交的对象。他们本身就是为了学习中国文化的强烈愿望而来到中国，上海各高校可通过留学生群体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想法，并有意识地影响他们对中国的印象。

总而言之，公共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外交在全球化时代实现转型的重要抓手。此次研讨会上，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政府官员通过战略、经济、外交等多个视角及多个案例分析，就中国公共外交的任务、目标、指导原则、机制建设等方面加深了交流和理解。

中国荆州龙舟文化研讨会综述 第6篇

一、对魏晋南北朝及其以前文论的见解

美国伊利诺依大学蔡宗齐《先秦汉晋言实之论与陆机刘勰的文学创作论》认为，陆机、刘勰的创作论是从先秦汉晋言实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贡献是建构了文学创作的理论框架，它也是辨别和描述创作过程不同阶段的复杂的精神和语言活动。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反思了陆、刘创作论对后世文学和美学发展的影响。武汉大学曹建国认为诗的本事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诗歌解读方式的文学批评价值；一是作为一种故事文本的文学价值及其意义。陈伯海《为意象正名》指出：意象即表意之象，意象不能等同于诗中名物。陈允锋《中国古代诗学语境中的风骨观述论》指出，风骨是不断发展演变的动态范畴。他将诗歌风骨理论涉及的主要问题概括为三：一是情感类型，二是作者的本源功夫，三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形式技巧。戴景贤《论刘勰〈文心雕龙〉之文学本质及其玄学基础》探讨了刘勰以文为德涉及的哲学体系，依“几”、“神”说所建构的哲学理论与其导引产生的文学本质论以及其所涉及的艺术论议题。董乃斌《刘熙载〈艺概·诗概〉的诗歌叙事论》认为其叙事观在以下三个方面较为突出：叙事、抒情对举的概念确认；对咏史诗叙事成份的辨析；对杜甫、白居易的叙事分析。

黄霖《文学名著汇评本的文学价值》指出，文学名著的评点主要是关注名著的文学性，汇评的优势是集各家之说于一处，充分显示百家争鸣的特点，有助于真知灼见的形成。黄仁生《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通变说》探索了文学通变说形成的思想基础、刘勰构建的文学通变理论及文学通变理论的影响。李建中《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理论谱系》追溯了中国古代文体学之起源，建构起以“用”为华实，以“言”为主干，以“体”为根柢的理论谱系。刘畅《从刘勰与“时流”的社会距离观其文学思想的形成》认为，若离若即的边缘性状态是刘勰与时尚主流的距离，导致了他思想意识尚北，审美趣向宗南，因而对变新与复古通融折中。刘疏影《宗炳绘画美学理论命题“应目会心”探微》寻索了“应目会心”的基本内涵及其影响，认为它在中国绘画理论及美学思想中具有奠基意义。杨明《读汤用彤〈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志疑》对汤用彤魏晋文学原理出于玄谈并不认同，指出哲学对文学是有影响的，但应厘清影响的范围、程度，研究这种影响决不能离开文学本体。二者的关系是从文学到哲学，而不是从哲学到文学。王定璋《孙绰的鉴人与品文》指出，孙绰长于鉴人，往往紧扣所论对象的本质特征；品文则与文本紧密联系。邬国平《诗歌曾经被这么解读》探寻了文字狱与自由释义的关系，认为凡涉及文字狱的作者，其作品在接受史上一般都会“被文字狱化”，这是自由释义的恶果。

二、对魏晋南北朝以降的文论研究

《文镜秘府论》在日本影响颇大。顾春芳《近年日本关于〈文镜秘府论〉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对其版本、传承，其对后世的影响，对书中汉字音的研究等问题提出见解。查屏球对元明“和唐诗风”源流进行了考辨剖析。陈咏红、利敏莹认为李商隐诗歌创作中的陌生化程序值得探索——它使李商隐的诗歌具有朦胧化和多义性，用典和结构都散发出陌生化的美感。代迅《中国文论话语方式的危机与变革》认为，步入现代社会以来，传统中国文论面临深刻危机，必须改变中国文论“述而不作”、“依经立义”的传统及其经验性和点悟性的局限。丁放、甘松认为词集的笺注、点评是值得研究总结的文论形式，二者既有区别和侧重，又互相交叉联系，构成词学铨释学的重要内容，对词集传播接受、词派形成意义重大。

邓新华《妙悟与活参》，对佛禅思想影响下的诗学解释学原则进行探析，指出受“以禅喻诗”风气影响的文论家的妙悟、活参的佛禅理论与诗学解释学结合，提升了诗学理论。胡传志《元好问与戴复古论诗绝句比较论》比较了二者的异同：内容上元年轻气盛，重在批评他人，告诫自己；戴年近古稀，意在自述体会，教导他人。对论诗绝句，戴成就逊色于元。元成功发掘论诗绝句体系的体制潜能，超越了杜甫《戏为六绝句》，成为后人仿效的对象。杜桂萍《序跋题词与蒋士铨的戏曲创作》认为，透过序跋题词可以深入理解其戏曲观念，推究其创作心态与艺术追求，值得深入研究。房瑞丽《明代〈韩诗外传〉评点论略》认为明代对《韩诗外传》的研究形式多样，成果丰富。其特点是围绕义理阐释、文学鉴赏及对比校勘等三个层面来进行，在《韩诗外传》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关爱和《剑气箫心龚自珍》指出，在嘉道学风、士风转换和文学精神的形成过程中，龚是开风气之先的领军人物，其特征是留心古今而好发议论的激昂慷慨；而指天划地、歌哭无端的浪漫狂放等，则被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新一代志士仁人所继承延续。龚的书生意气、剑气箫心，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行为情感的凭借范型。

黄念然《论中国文学批评观念的现代转型》指出，近现代文学批评的自我反思是中国文学批评观念现代转型的重要契机。全桂台《明代文学书信探究》则从另一视角挖掘了文人书信中的文学精神与审美趣尚。刘再华《李慈铭的骈文理论与批评》指出，李认为“惟文之有偶与有韵，同皆文章本质”，并根据用偶、用韵、用典及辞藻风格的不风，以中唐为界，对中唐以前的骈文基本上予以肯定，对盛唐以后至清以前的骈文则整体上持贬抑甚至否定的态度。吕玉华《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演化》寻索了小说概念的萌芽、分化、演变并趋于定型的历史过程，颇具条理。

罗剑波对陈深《楚辞》评点的研究、罗书华对欧阳修“六一风神”的探讨、马卫中对清人辑清诗总集评点的考论、彭玉平对胡适与王国维的艺术结缘的梳理、邱奎对《黄侃日记》论诗语辑的探索、阮国华对唐寅魅力的思想渊源的挖掘、石玲对袁枚“性灵”说与传统诗学的分歧与冲突的阐解、孙蓉蓉对“诗妖”说的剖析、王基伦对评点学的笔法研究、王靖宇对阿伯拉姆斯的艺术四维坐标与中国文论的比较研究、王钟陵对汇通中西古今而建构文体学的倡导、徐艳对司空图“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新解、杨焄对言为心声和言违心声的探索、袁济喜对应劭《风俗通义》的新探、周兴陆对宋学背景中的诗歌鉴赏论的考辨等，均持之有理。本届研讨会可谓新见迭出、琳琅满目，令人应接不暇。

中国荆州龙舟文化研讨会综述 第7篇

2012年10月23日是上海大学成立90周年纪念日。1922－1927年间，上海大学由国共两党合作创立，在中共党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都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为了更好地了解、继承和宣传上海大学的历史、传统和精神，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与上海早期党组织和党的历史研究，由上海大学和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协办、上海大学党委宣传部和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承办的“上海大学与近代中国”研讨会于2012年10月20日在上海大学举行。出席本次会议的包括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徐建刚、严爱云，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张云，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忻平以及来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复旦大学、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同济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上海师范大学、郑州大学和上海大学等六十多位专家学者，共提交论文三十多篇。与会学者围绕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一、上海大学创建的历史背景和学校的发展历程

上海大学的忻平和熊伟明以上海大学史料编写组的研究人员在台湾国民党党史馆查阅资料时发现的1936年国民党中常会会议纪要展开，在题为《于右任育人理念到钱伟长教育思想》的主题发言中，介绍了上大办学和于右任成为上海大学校长的过程，以及于右任在上大办学过程中的贡献；分析了上海大学迅速发展的原因。发言以于右任以及钱伟长“为国乐育人才”教育思想的一脉相承作为重点，旨在揭示虽然老上大和新上大并无血缘的传承，但两代校长的教育思想和治学理念是类同的，都是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研究他们的育人理念和实践，对于后人有着莫大的启示作用。

上海大学的石军所作的《对旧建上海大学校史存疑问题的细辩》发言对关于校长产生的各种传说及鉴别、校系要职及交接时序、国共领袖人物与上大的瓜葛等三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二、上海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方式以及“上大模式”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韩晶的《上海大学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观》发言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大学的教育实践获得了成功，上海大学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人才的基地，他们在上海大学播下的革命火种不畏环境的艰险，延绵不断。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王云飞的发言《上海大学与教育革新》，阐述了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以培养建国人才为教育宗旨，提倡研究学术与社会运动相结合，在为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还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张玉菡从学校领导层面、上大党组织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以及引导学生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快速成长四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上海大学这块阵地的过程中所积累的教育经验，认为上海大学旧址是很值得纪念的红色遗址，期望得到恢复。上海大学刘长林和刘强则从国民党与上海大学的关系角度分析了国民党在上大扮演的“慈母”角色，对党化教育、经费支持以及最后国民党决定封校的原因进行了剖析。上海大学王君峰以传播学为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大学传播进行了阐述。上海交通大学叶福林将目光集中在吉安地区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认为上海大学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三、上海大学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运动

上海大学徐有威和邬晓敏的 《1920年代上海一个中共基层支部的日日夜夜——从<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乙种本）看中共上海大学特种支部》，将鲜为人知的《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乙种本称之为“罕见的宝库”，就甲、乙种本中展现的上海大学中共特种支部的活动进行了探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吴凡、马建萍认为在国民革命时期上海大学充分运用学校的教学资源造就了一批仁人志士，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上海大学杨雄威对上海大学的非基督教运动从多个历史脉络中进行新的定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沈建中则进一步提出上海大学师生在非基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上海大学丰箫和丰雪的《政治社会化语境中的宣讲与运动——20世纪20年代上海大学的演讲与学生运动》，发现上海大学师生的政治思想和理念不断传播和沿承，许多学生因此走向革命道路，完成政治人的转化过程，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和塑造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上海大学王伟和严泉则从上海执行部的成立、宣传工作以及上海执行部中国共斗争三方面讨论分析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失败原因。江苏苏州第一中学孙冬梅的发言《上海大学和1920年代的妇女运动》揭示了上海大学是中共领导上海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和堡垒。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沈阳从20世纪20年代上海大学学生运动的特点分析了上海大学学生运动背后力量及其社会影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吴海勇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与上海大学在革命活动中的积极互动的细节阐述上海大学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关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徐云根和王长流则对五卅运动的爆发以及上海大学师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作了详细的介绍。

四、上海大学历史地位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张云的主题发言对上海大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作了分析。他认为上海大学是实践国共合作的时代产物、培育革命人才的红色摇篮、开展革命斗争的前哨阵地、革新近代教育的历史丰碑。在上大这块教学阵地上，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和创造性的工作，为无产阶级干部教育事业开拓了一代新的学风，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同济大学唐培吉的主题发言认为上海大学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产物，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既是一所“党立私办”的学校，也是创新型的高等学府，他呼吁要对上海大学有公正的历史评价，把上大放在应有的适当的历史位置上。

五、上海大学的大学精神、历史传统以及当代意义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徐建刚的主题发言指出，把1922-1927年的上海大学校史作为研究对象是非常有意义的，上海大学与当时其它大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上海大学对于实践的重视，它将学生教育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最有特色，革命人才辈出。现今探讨上大的奋斗历程，就是需激励当代学生像老上大精神学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作出贡献！

作为《上海大学与现代名人》一书的作者，上海大学张元隆是上大校史研究最深入、研究成果最多的专家之一。他认为上海大学具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具有开放进取的创新理念，教育方式上实行开放式教育，学术社团组织对外开放；具有学以致用的经世意识，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社会改造，理论联系实际，彰显求实务实的读书态度，具有刚毅不拔的革命精神。它演绎的教育与革命的双重变奏，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印痕，无论经验或教训，都是一笔珍贵的遗产，激励后人继续前行，以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