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精神的缺失

中国大学精神的缺失（精选8篇）

中国大学精神的缺失 第1篇

中国大学精神的缺失

中国产生现代大学已经100多年了。清末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出现了第一批新式学堂，新政中废除科举，建立现代学制，中国兴办了更多的大学。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大学精神由有到无，由繁盛到缺失，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一，北洋时期

北洋时期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草创期，大学精神的形成期，大学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但起点很高。当时的基本格局是公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把中国大学带到高起点上第一个教育家，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不到三年，但一直影响到今天。他主张的兼容并包，网罗百家，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到现在还是我们的愿景。他对大学的定位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今天也不过时。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但网罗了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网罗了辜鸿铭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高人。梁漱溟没有大学学历，只有中学学历，但他发表了一篇论文《究元决疑论》显示了学术水平，蔡校长就请北大教印度哲学。

蔡先生为什么能够站得高，成为开中国大学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有四个条件，第一，他是清末进士，是深通传统文化的学者。第二，他是革命元勋，光复会创始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第三，他是先当教育总长，后当北大校长。第四，他留学德国法国。留学德国很重要。当时世界高等教育最先进的不是美国，而是德国。19世纪，德国不但产生洪堡这样伟大的教育家，同时也出现威廉三世这样的君主，他提出了这样的理念：“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帝政时代的德给大学充分的财政经费，保证教授有很好的生活待遇，但绝不干预大学的自我管理和学术自由。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大学水平是最高的，诺贝尔获奖者是最多的。希特勒上台以后，迫害犹太人，犹太知识精英大批流亡，流亡到七十多个国家，美国的民间社会很发达，收留其中的四分之一，美国给他们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天地，使他们有机会成为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电子计算机之父，把美国的大学推上了世界领先水平，从而保持国家的领先地位。所以，李工真说，德国模式是国兴科教，美国模式是科教兴国。

北洋时期是武夫当国，领导人像走马灯一样，你上我下，政局很不稳定，民生无保障。但主政者对教育、对思想文化基本上不控制，不干预。蔡元培怎么办学，不需要请示谁。

1926年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本来是国共两党发动的政治抗议活动，但政府卫队打死了请愿的学生，段祺瑞还是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从此终生食素，表示忏悔。

1928年以后，进入国民党统治时代。蒋介石比北洋军阀强势，他主张以党治国，国民党政府主张党化教育。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大学的控制是有限的。要求大学开设党义课，讲三民主义，大学并不认真对待。当时大学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大学的校长、教授在政府面前，没有失去尊严，放弃独立。蒋介石派罗家伦当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留学归来，比较强势，要在学校实行军训，遭到抵制，只好走人。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教育家，他对大学有一个著名的概括，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他尊重教授。清华大学他主政时间最长，成就最高。

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曾代表西南联大校方致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一封信，很能说明当时大学和政府的关系：

敬悉部中对于大学应设课程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谓道尊而后师严。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适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周智于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然全国公私立大学之程度不齐，教部训令或系专为比较落后之大学而发，欲为之树一标准，以便策其上进，别有苦心，亦可共谅，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请将本校作为第某号等训令之例外。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冯友兰的信写得比较委婉，但独立精神还是跃然纸上。

从1928年到1949年，虽然中国经常处于战争状态，大学的教学环境经常受到冲击，甚至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教授的待遇也没有保障，像闻一多这样的名教授，为了养家糊口，还要刻图章挣钱。但这一时期大学的精神是独立的，向上的。一批大学的学术水平是很高的，出现了一代真正的学术宗师，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科学，奠基人差不多都产生于民国时代。民国时代不但有高水平的国立大学，还有高水平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南开校长张伯苓，燕京校长司徒雷登，都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民国时代的大学精神至今令人向往。90年代到现在

90年代到现在，中国大学精神再度进入误区。有人说是大学失魂，有人说是中国大学之殇，总而言之，是出了问题。

表现之一，是以官治学，行政扩张，权力本位。在大学面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越来越强势。从人事任免权、经费分配权、招生权、学位授予权，学术经费的分配权，学术荣誉和奖励支配权，学术职称的评审权，无不由行政部门牢牢掌握。校长的任命越来越不透明，不征求民意，教授没有发言权，完全是上级幕后勾兑。有人曾经认为，现在中国办不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教育经费不足。我认为这个看法有问题。经费也是双刃剑。二十年前，社科院一些人曾经担心被解散。一般人也是哭穷。高层说，让大家放心，会以项目的形式给钱。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官方这条思路的作用。现在过去将近二十年了，这条思路的作用清楚了。政治权力对学术的既保持了强力控制，同时形成了市场条件下的新特点。毛泽东时代是以杀威棒驯服知识分子，现在在不放弃杀威棒的前提下，以胡罗卜为主。不是由权力直接扼杀学术，而是权力通过金钱的中介来驯化学术。是通过掌控学术经费、学术职务、学术头衔、学术荣誉、学术传播渠道等方式，来掌控和笼络学术界。最终目的还是让学术服从于、依附于政治权力。中国形成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三大强势集团联手分赃的局面。政府支配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大批知识人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逐步放弃独立性，已经形成学界主流宠物化，独立学者边缘化的格局。现在财政经费多了，钱就变成了项目，变成了支配教师围着行政力量团团转的“抓手”。现在“抓手”越来越多，什么211工程，985工程，什么国家级科研项目，一级学科、文科基地，什么长江学者，名堂越来越多，来头越来越大。这些“抓手”攥在官方手里，教师学生就必须跟着他的指挥棒转，弄得大学的普通教师越来越郁闷，失去了教学和科研的乐趣。在这种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手里掌握的钱越多，学风越坏。大楼越盖越豪华，但大师的背影离大学越来越远。图书馆越建越现代，但藏书里文化精品的比例越来越小，文化垃圾越来越多。

这些项目经费，本来都是纳税人的钱。如果这些钱到了NGO手里，可能是雪中送炭，做很多好事善事。但是，这些钱现在掌握在官僚机构手里，他们不受纳税人的监督，这块蛋糕想怎么切就怎么切，想切给谁就切给谁。在这种体制下，蛋糕越大，后果越坏。行政力量控制学术的办法之一叫量化管理。不论是民国时代，还是八十年代，学术评价基本上是同行评价。水平高低，同行心里有杆称。评价过程不烦琐，结果大体公正。一些高水平的学者和成果，可以破格提拔，脱颖而出。现在是数字化管理，把著作和论文按出版单位分为不同级别打分。高水平有创见的成果未必得高分，大量生产平庸的东西照样拿高分。更荒谬的是，谁能拿到政府的社科基金项目，谁得高分。郑也夫说，农民种地还要看收成。

表现之二是盲目扩张，学历贬值。新千年扩招的动力是拉动内需。引入收费机制，学费先是每年收几百元，迅速上升到几千元。现在有的二级学院收费超万元。办学只想从家长腰包里掏钱。穷人孩子考上大学，不是脱贫，而是返贫。特别是研究生扩招，现在每年硕士生招四十几万，博士生招六万多。但是中国的人才并没有增加，学生的创新能力甚至下降。这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局，把中国的学生和家长都装进去了，让他们的大量时间和和金钱白白地搭进去了。社会公认的看法是，现在的博士，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硕士：现在的硕士，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本科生：现在的本科生，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专科生。本科生普遍对学术不感兴趣，硕士生对本学科的学术动向不了解，博士生跟学术前沿不沾边。博士的学术水准和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大多数研究生，不论博士还是硕士，只对文凭感兴趣，只对文凭背后的利益感兴趣，根本没有学术创新的冲动。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研究生和一些本科生，毕业时已经达到学术领先地位，已经是创新人才。现在的制度安排，拉长了学生受教育的年限。过去，本科毕业，22岁左右，就可以进入专业工作岗位。现在，大批年轻人混到硕士，25岁才能工作；混到博士，将近30岁了，也未必能进入专业岗位。这就把青年人自立谋生的时间推迟了，不少青年人成了啃老族。考不上研究生很郁闷，考上研究生也很郁闷。郁闷又不能不读研究生，因为要是不混到硕士学位，很多用人机构不要你。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用人的学历门槛越抬越高。迈不过这个门槛，就得不到体面的职业。研究生制度完全被透支了，搞滥了。这场学历膨胀游戏的结果是：富了教育界，坑了老百姓。

大学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学历扩张的冲动，一句话，就是利益驱动。教育部把学位授予权当作教育产业链的中心环节，学科评议组、大学、教授和考生之间形成一个设租寻租的利益链条。博士硕士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学术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急遽下滑。在这个过程当中，官员和老板两个阶层在职攻读高学位，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一些党政要员，公务繁忙，但做官求学两不误。中国的大学不独立，不论人权财权都受政府掌控，本来就要在省长、市长、部长、局长的权力下讨生活。高官稍微动用权力，就可以让大学得到实惠。有些高官虽然不是大学的顶头上司，也是他们的巴结对象。他们相信，只要接近权力，现在用不上，将来可能用得上。以至有教授私下宣称，我招研究生，达不到局级不考虑。九十年代，博士学位在中国很吃香，高官读博士便成为时髦。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喜欢博士帽，为什么不离职读书？其实，对他们更重要的是官帽。如果不当官，大学也不会巴结他们了。高官读博士，自然不同于年轻学子读博士，对年青学子的考试要求、课程要求，对高官都成为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条件。有的外省高官，攻读北京某大学的博士，甚至可以不来学校上课，而是提供机票让教授到外省面授。一部分高官的毕业论文，也是秘书代笔，或枪手代笔。

第三方面的表现，就是学风败坏，弄虚作假。教授没有学术冲动，只有利益趋动。学生没有学术兴趣，只有文凭兴趣。学术论文垃圾化。绝大部分学报、学刊，成为学术垃圾场。绝大多数论文，不再是表达新思想、新观点、新发现的载体，而是学位、职称的敲门砖。办刊方以出卖版面谋求经济利益。投稿方出钱买版面，是为了换取学位、职称，再获得经济利益。就是那些符合学术论著外在规范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了普遍平庸化的趋势。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创新直面真问题，而是绕开真问题无病呻吟，做故弄玄虚的概念游戏。

一些校长、院长、名牌教授，陷入抄袭剽窃的丑闻。韩国黄禹锡事件表明，韩国对自己的学术明星没有包庇，学术环境保持着底线。而我们一些部门公然包庇一些明显抄袭剽窃有一官半职的人。反而压制揭露者，批评者，处分揭露真相的报纸编辑记者。把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都给颠倒了，解构了。这种学术环境，对青年一代的腐蚀极其严重。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越来越对学术失去了内心的向往，对科学的殿堂、真理的殿堂不存敬畏。求学、做论文，都是一种当下的利益交易。互联网为抄袭和复制提供了方便。研究生教育一个茶壶不是配四个茶碗，而是配几十个茶碗，就是认真的导师也感到力不从心。况且大量的导师本来就不具备应有的学术指导水平和学术责任感。在学术标准普遍弃守的趋势下，个别教授坚持博士、硕士毕论文应有的学术原创性，在评审时对过于低劣的论文说不，反而视为堂吉诃德式的可笑斗士。以后再没有人请他指导或评审。

学术腐败的源头不在学界，只是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的派生物。搞腐败都是一些官产学通吃的人物。大学本来可以充当社会的净化器。民国时期，官场腐败，教师医生还是清流，现在已经汇入滚滚浊流。我本来寄希望教育领域比照经济领域的改革，放权松绑，政府把办学的权力还给大学，把教学的权利还给教师，还给学生，让高等教育进入良性循环。现在中国经济领域，民营经济已经超过了半边天，活力最强不是国营企业，而是民营企业。但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公立大学处于绝对强势，民办大学处于绝对弱势。行政部门强行规定，民办大学只能做高等职业教育，不能办研究型大学。大家知道，在美国大学，排在前十名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办研究型大学比公立大学水平还高。中国即使不能学美国，让私立大学领先于公立大学，能不能给民办大学和公办大学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中国的高等教育，经过这一轮扩招，已经快到一个槛了。过去中国高等教育是高度供不应求，现在已经趋近供求平衡，等到高等教育供过于求的时候，民办大学可能就没有发展机会了。吉利可以办成一个很好的民营汽车公司，但在中国很难办出一流大学。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大学泡沫破灭的时间不远了，因为中国持续三十年的一胎化政策，生源迅速减少，近几年考生人数连年递减。大学供需关系一旦过了拐点，就要发生危机。

以上是我对建国前和大学扩招后大学精神的比较。我对现实的判断可能比较悲观。但是我要说，不管现实存在怎样的问题，命运的选择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大学生如果取法乎上，追求真理，追慕先贤，前途仍然是光明的。

中国大学精神的缺失 第2篇

论科学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缺失

科学精神包括平等意识、求是意识、怀疑精神、奉献精神和对于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等内容。中国社会确立科学精神的根本障碍就是迷信思想-迷信超自然力，迷信偶然事变，迷信权力，迷信金钱。当前科学精神的缺失反映在迷信与伪科学思想及行为的泛滥，具体表现为世俗型、学术型和行政型三种形态，造成了某种学术腐败与权力腐败。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必须开展科学思想的启蒙运动。

作 者：刘明 作者单位：浙江省委党校 杭州 310012刊 名：浙江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ZHEJIANG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000“”(5)分类号：G0关键词：科学 精神文明 伪科学 反腐败

找回逐渐缺失的大学精神 第3篇

大学精神是什么?大学精神是指赋予大学以生命、活力并反映了其历史传统、观念形态、社会声誉、人际关系、师生心态、校风校貌和学校个性化特色的一种校园精神文化形态。它是在校园文化特别是校园传统精神文化的基础上, 通过校园文化主体的实践活动并经历史的积淀、凝炼发展而成的, 也是高度成熟并被全校师生员工一致认同的, 是学校具有特殊意义的优秀文化教育遗产和宝贵精神财富, 是一所大学的特色、支柱和灵魂, 是一所大学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与动因。

二、大学精神正在缺失的原因

我们不难发现, 曾经大学校园中和大众所区别, 曾经令大学生引以为傲的大学精神渐渐走向缺失, 概念越来越模糊, 发展越来越边缘化, 倘若我们依然听之任之, 终有一天, 大学精神会彻底的沦为世俗的工具。但我们不得不说大学精神正渐渐离我们远去。

我们都说大学是一座象牙塔, 它隔离了世俗的纷扰, 隔绝了不安定的因素, 但我们只能说那是曾经。

(1) 21世纪的今天,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市场经济和商业化活动可谓无孔不入, 几乎融入了社会各个领域, 作为国家培养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科技人才的高校当然不可能成为例外。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教育走向大众教育, 各大高校纷纷扩招, 招生数量大幅度增加, 高校开始设定快速发展的建设道路, 各校合并、贷款扩建、迁移校址, 现代化的楼房、世界一流的图书馆和先进的仪器设备出现在曾经滞涨的大学校园里, 各种设施趋于完善, 学生的数量激增数倍, 整个校园一片繁忙的建设景象, 给人感觉欣欣向荣。

(2) 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价值观念、道德水准等的世俗化趋势也日益明显。这种文化世俗化的倾向在青年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具体表现为对名牌的盲目追求、以金钱为价值衡量尺度、强调感官享受满足等等。当前, 在我国大学中, 精英文化受到大众文化的冲击, 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文化思潮泛滥。人们认为, 及时享乐和自我物欲、肉欲的满足就是幸福, 丧失了对崇高理想、信念的追求, 折射出一种消极的空虚状态以及不断膨胀的欲望。如今, 一些演艺圈、文艺圈的明星大腕被很多名牌大学争相聘请为名誉教授或邀请作演讲, 就是消费文化与商业逻辑对大学精神的严重扭曲。而大学精神也渐渐的被人们妖魔化了。

(3) 诚信, 中国几千年来最引以为傲的精神, 也在世俗的冲击下变得可有可无, 抄袭作业和论文, “枪手”代考和代写;恶意拖欠学费, 拖欠助学贷款;制造虚假履历, 制造虚假材料, 为了帮助学生就业, 学校也参与了包装学生的行动中, 假证书、假鉴定、假成绩单、实验假数据、假实习有的竟然出自学校或老师之手。由大学折射社会, 学校尚且如此, 更何谈整个社会呢?由此我们不难发现, 构建诚信社会是多么的重要。而迈入大学这座象牙塔的高中生, 也正是因为诚信危机而出现了09年吉林松原地区“包场”高考的现象。生源即不诚信, 何来大学的诚信。

(4) 网络时代的飞速发展, 电子科技的不断更新换代, 本应该给大学教育带来更多的益处和创新点。但是网络游戏的盛行, 网络粗俗文化的传播, 使得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沉迷于网络, 不断吸收的网络色情暴力信息, 使大学生的精神状态偏离了正常轨道, 迷失了自身的抱负和理想, 意志消沉, 甚至堕落。由此引发的网络血案也不再少数。

(5) 80后的一代, 独子居多, 自小到大, 父母亲人给予了足够多的溺爱, 心理脆弱几乎是通病。而大学生作为一部分特殊群体, 经历的还是逐渐迈向社会的初阶段, 有着许多特殊的问题, 如对新的学习环境与任务的适应,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问题, 人际关系的处理与学习、恋爱中的矛盾以及对未来职业的选择等等。这些心理压力造成大学生的心理应激、心理危机或心理障碍正逐年增加。前几年闹的沸沸扬扬的马加爵的案子, 近来属于热点的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的弑师案件, 大学生的心理精神文化建设已是刻不容缓。

(6) 归属于大学生的本质精神已经走向消失, 从大学生的文化表现可以看出这一点, 走在大学的校园里, 我们经常会看见许多打扮的奇装异服的学生, 过于浓妆的打扮, 几乎与社会人无异, 哈韩、哈日的盛行, 那些我们最本质、最亲切的本土文化被现在的学生批判的一无是处。甚至连文字也在收到冲击, 似是而非的“火星文”成为“时尚”的表达方式。爱情变得不再神圣高尚, 成为一些大学生的“生活游戏”, 很多大学生都迷失了自己。

三、大学精神的挽救

怎么去挽救, 怎么去改变, 怎么使大学精神重新回归, 应该是当前大学所列为首要的问题。青年是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 肩负着一个国家的振兴。正确的引导青年学子, 是大学刻不容缓的责任。我认为, 寻找迷失的大学文化精神, 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大学是知识分子思想自由奔放的家园, 大学精神充分体现、弥漫于校园文化中。较之于社会的其他角落, 大学校园显得更为纯净。身居其中的大学人也不知不觉地受校园文化的影响和熏陶, 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质。校园文化是大学精神的载体, 大学精神的塑造或发扬应与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同步进行。值得注意的是, 校园文化不仅包括物质文化, 还包括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 而且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比物质文化 (校园环境建设) 更为重要。现在很多大学只重视校园环境等硬件方面建设, 而相对忽视校园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等软件方面的建设。因为校园环境的改善是看得见的, 而制度和观念文化的建设却不能很快收到成效。这种短视行为, 使大学校园文化中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成为“软肋”。校园文化的核心内容是精神、价值、作风和理想追求, 美丽的校园环境只能给人留下表面印象, 而校训、学风、教风、传统、讲座等价值层面的成分才真正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实实在在的影响。因此, 弘扬和培育大学精神也必须不断加强校园文化的建设, 尤其是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 我校今年开展的文化年活动, 为校园文化建设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我校开展的“文化年”标识、标语征集活动、“在五星红旗下成长”征文活动, 校歌、书画作品展等一系列活动充分调动了全体学生的积极性。”爱国敬业、求实创新”的工大精神则蕴含其中。我校把大学精神与校园文化建设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通过文化年活动的开展, 在精神方面, 使学生深刻理解工大精神的意义, 并由此创新, 从而创做出自己想要的作品, 也就是物质文化方面所需求的成品。

(2) 加强大学生的心理文化建设。我们前边有提到, 大学生心理的脆弱, 这种脆弱如果不加以治疗, 长此以往, 会造成学校工作的困难。在我校,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就很多, 每一批新生的到来, 都是由关工委的老师给予新生在相关方面的指导、教育, 引导他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在大学学习生活的道路上前进。

(3) 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对于学生中存在的盲目崇尚外国文化, 忽视本土文化的现象, 我认为, 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是不可缺少的。合理的引导学生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4) 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针对于学生沉迷于网络的问题, 加强校园网的建设, 对学生进行健康的网络文化教育。

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核心, 是大学的灵魂所在, 在大学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大学精神的建设是为了学校更加长久的发展, 现实中大学精神衰微, 迷茫与退化, 不仅影响大学本质功能的发挥, 而且也有损于大学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 必须正本清源, 重新建构和弘扬大学精神, 使大学文化回归本真面目, 发扬大学的优良传统, 展现大学固有的魂魄。

参考文献

[1]曾艳.论大学精神与校园文化建设[J].南华大学学报.2009.4

[2]梁金兰.大学精神衰微的理性解读[J]山西师大学报2007.6

[3]王明英.论大学精神及其培育[J].教育与职业.2007.1

中国大学精神的缺失 第4篇

电影《小铃铛》剧照

儿童是儿童电影创作和实现价值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且具有最终裁决权的参与者，儿童的生活内容、儿童的天性、思维和审美特点必然就是儿童电影创作所应遵循的圭臬。游戏作为一种活动，是儿童生活中发生频率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活动，因此充当了儿童生活的基本内容。即便是在不游戏的时候，他们也会将普通的生活行为演变成一场游戏，尽管常常只是自娱自乐，并且换来成人的不理解甚至是阻碍。从根本上说，游戏是儿童与生俱来的心理和生理的本能，皮亚杰曾说:“任何形式的心理活动最初总是在游戏中进行。”［1］

游戏不在意游戏者的身份，儿童在其中享受平等、自由。游戏的假定性也正为爱幻想的儿童提供了释放能量的机会。他们在游戏的世界中不需面对来自成人社会的束缚和压力，他们在游戏中能够保持自我，从而获得自由与欢愉，通过游戏认知世界。游戏世界充分容纳了儿童精神的全部特征，于是游戏自然成为了最符合儿童年龄特征的生存方式，它是儿童身心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不夸张地说“游戏精神”也代表了儿童精神。当他们不能满足于身体力行的游戏时，便将愿望投射到儿童文学、儿童电影当中。儿童电影既然从儿童的视角看世界，便应该通过游戏看世界。只有富有“游戏精神”的儿童电影才能真正代替游戏满足他们的愿望，获得审美情感。总之，“游戏精神”应当成为体现和确立儿童电影美学个性及美学品格的一种永恒的精神。

虽然中国儿童电影的创作实践迄今已取得不少可喜成果，创作队伍的素质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创作理念的发展和更新方面却举步维艰，从总体上看，其创作理念的基本特征多年以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一、外在目的性超载

由于处在一种政治纷争不断、思想约束紧密、集权一致受崇尚的生存环境里，一直以来，中国的儿童电影与其它任何面向儿童的艺术一样，所背负的外在目的太多。陈旧但很普及的观念认定，儿童生来就是要受教育、受同化、被约束的。在意识形态绝对化的时代里，从正统观念出发进行教育和约束更是成为面向儿童的艺术的唯一职能和目的。这一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延绵不绝，至今仍可以说是儿童文艺创作和评判的“终极尺度”。

解放前的儿童电影虽然也表现儿童的活泼、可爱等天性，但是表现儿童天性并不是创作者的目的，而是通过表现儿童的纯真、善良来抨击黑暗、丑陋的旧社会。儿童形象在大多数时候也只是按照创作者的目的成人化后的形象。这些儿童形象“并不是因自身的天性而进入电影，而是因为更适于对他们和成人世界的比较来实现导演教化社会揭示矛盾的目的。”［2］创作者有时候让电影中的儿童直接传达成人的心声，成为成人的传声筒，比如《迷途的羔羊》以流浪儿绝望的痛哭声结尾。基于这种目的拍摄的影片不能唤起儿童观众的兴趣，它们只能唤起成人观众对于旧社会的沉重思索与抗争。

新中国成立后，儿童电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蓬勃发展，同时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爱”的束缚。大量的儿童电影成为了政治的传声筒、教育的手段，艺术本身的审美目的几乎被掩盖。虽然像《小兵张嘎》那样的战争题材儿童电影饱含着丰富的游戏元素，但不是因为创作者儿童观的更新有意跳出中国儿童实际生活状况营造出的游戏性的电影世界，而是出于顺应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而设置的。甚至为了达到成人的目的，大多数儿童形象基本脱离儿童性，成为了概念化、贴标签式的人物。这种现象到文革时期最为明显，代表作《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便是一个完全按照成人的要求雕琢出来的一个概念化的儿童形象。这是一个没有个人感情，没有儿童喜好，超乎寻常的冷静，被催熟的儿童形象。比如，在冬子妈妈牺牲时，冬子阻拦群众救妈妈，说:“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能让群众吃亏!”冬子坚持一个信念就是“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样高大全的儿童人物形象的出现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中国儿童电影最主要的题材当属校园题材，创作者如此迷恋校园题材的原因便在于这样更容易也更自然地将教育功能引入电影中来，将“电影创作者——儿童电影——儿童观众”之间的美学对话演变成一场充满教化色彩的师生对话。将很多本应属于学校的职能强烈地渗透进了儿童电影之中。大量的校园题材影片都是表现老师、同学等是怎样帮助后进生提高学习成绩、思想道德水平，或是展现几个不同个性的老师关于教学观念的大讨论，通过电影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

即便是一些具有游戏元素的经典儿童电影，其“最终目的”也在于此。比如《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离开富人家重新过上流浪生活这一情节的最终目的不是表现儿童自由奔放的天性以及无功利性眼光下对于财富的漠不关心，而是为了抨击民不聊生的旧社会中富人的寄生虫般的腐朽生活。《小兵张嘎》成为了“影响广大青少年生动的爱国主义教科书。”［3］《小铃铛》主要告诉儿童应该把别人丢失的东西尽快交还到失主手里。这些影片可以称得上是寓教于乐的典范，可是“游戏精神”不等于寓教于乐，游戏的目的只在于游戏本身，而寓教于乐的目的却是教化，游戏仅仅作为一种手段。

儿童终有一天要过渡到成人，这其中他需要的养料是方方面面的，当然也包括教育，但是教育并不能囊括儿童生活的全部。更何况，西方国家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教育学上的革命，打破了以往以教师(成人)为中心的模式，提出教育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对话，应该让学生主动地发现现实，不能仅仅教育学生适应社会，而且要改变社会。因此，大量的中国儿童电影即便是作为教科书其中的教育观念也显得陈旧、落后了，反而是游戏性的作品更符合现代教育观。

二、“对话”的缺失

儿童电影的“游戏精神”主要体现在“儿童电影创作者——儿童电影——儿童观众”这一双向结构中的对话。对话便意味着双方地位平等，双方都是对话中的主体。创作者要想创作出真正属于儿童的电影，不仅仅要关注儿童的生活，更应该关心儿童的精神世界，站在儿童的视角，尤其是心理视角看世界，同时，高度评价儿童的天性与个性里所蕴涵的人生真谛和生活真理。中国儿童电影中充满了教化色彩，其实归根结蒂是因为创作者并没有把儿童当成一个和成人平等的有着独立身份的人。

不少儿童电影的创作者自以为他们看到的儿童的现实生活就代表着儿童生活的全部。其实他们看到的也只是儿童现实生活的极小的一部分，更何况儿童还拥有一片更为广阔的精神生活，儿童的视野并不是他们想象的狭小、简单，反而是无边无际、纷繁复杂。中国的儿童电影只一味考虑成人的需要，而忽视了儿童的需求，甚至对其视而不见。当孩子们为美国儿童电影中的凯文、哈利欢呼雀跃时，评论界和师长、父母往往只是一味地强调这些影片是没有思想内涵的纯娱乐片，或者过于暴力和恐怖。中国儿童电影中也有表现那些拥有过人智慧和勇气、独立自由的，在关键时刻助成人一臂之力的小英雄形象，但这些影片归根结蒂还是站在成人视角，比如战争中的小英雄所承担的只是成人交待的任务，关系到革命斗争、阶级对立，在《我的九月》中，孩子们刻苦排练是为了展现国威。

儿童具有天真的特性，但是把天真表现为简单则纯属成人的惰性臆想，“实际上仅仅是装模作样的假天真骨子里是主观的成人姿态”。［4］这样的问题在晚近的中国儿童电影中更突出。比如2001年摄制的《妈妈没有走远》讲的是一个3岁小女孩的母亲不幸去世了，为了使这个柔弱的生命免受伤害，几个大人一起编织了一个美丽的谎言，妈妈到遥远的地方去了。随后小女孩在一封封充满母爱的信的陪伴下健康成长。在这部影片中儿童的能力完全没有被体现，她受到百般呵护，生活在成人甜腻的梦里。而富含游戏精神的儿童电影，其中所提倡的往往是儿童要对生活中的变故采取积极的、富于独立精神的应对态度;成人要在交流中肯定并汲取孩子们的纯真、善良、勇敢的言行里所富含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三、“欢快感”的缺失

欢快并不是游戏的唯一表征，但却是游戏的终极旨归。成人可以在观看悲剧时，通过痛痛快快地哭一场获得宣泄和愉悦，而儿童则不能，这只能成为他们人生路上的一道阴影。然而，中国的儿童电影却积淀出了深厚的苦难意识和忧患意识，以至于成为一种压倒优势的判断标准。

这样的作品大多存在于新中国成立前和20世纪90年代以后。拍摄的儿童电影除了《顽童》、《三毛流浪记》等少数几部影片以外，都是类似《孤儿救祖记》那样的“苦难亲情片”。这与当时连年战乱、民不聊生、黑暗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创作者面对这种内忧外患的国情，难免会将深厚的苦难情节渗透进电影，因为“一个社会在生存危机时期对下一代延续问题的严厉态度是与平安时期不同的。”［5］

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中国儿童电影将目光重新转回到家庭，出现了一系列的亲情片。这其中最主要的也是“苦难亲情片”，比如《别哭，妈妈》、《一个独生女的故事》、《启明星》、《下辈子还做母子》、《背着爸爸上学》、《真情三人行》、《纸飞机》。这些影片不仅仅表现催人泪下的苦难故事，更是通过褒赞影片中的儿童主角的成熟、懂事来唤起某种成长意识、忧患意识，变相地主张早日脱离儿童阶段，勇敢地像大人一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尽管时代变迁了，生活的条件和方式也都发生了剧烈变化，但是，成人们的苦难记忆和忧患意识仍然没有隐藏或者消退，还要自觉不自觉地渗透到他们居高临下的教化意识中。在他们看来，欢乐的童年总是缺乏点什么更可靠的东西，纯粹的笑脸总是不能给人以长久的心安理得。

归根结蒂，这种苦难意识和忧患意识的挥之不去是因为中国儿童电影创作中往往是顽固坚守着成人中心主义，顽固地把持着现实主义甚至写实主义的创作理念。电影创作者所最终钟情的不是真正游戏着的儿童，而是一个理性的人、社会的人。

在当代背景下，中国的儿童电影若想取得长足发展，不仅取决于强大的资金实力和先进的技术水平的支持，还依靠创作理念的更新和完善。“游戏精神”对于人的成长和整个人类的文明传统的维系都是珍贵的、不能割舍的财富，珍贵在于其“假”给了人们意想不到的惊喜，激发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敢释放的激情，而其“真”能使人们明辨生活的真理、找回生命的真谛。我们的艺术家以及整个社会都有必要在新的环境条件下反思自己的艺术观、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游戏精神”理应是一种能够体现和确立儿童电影美学特征及艺术价值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从中国儿童电影的曲折发展经验和不容乐观的现实状况看，提倡并适当加强“游戏精神”的实践乃是回归本真、走出困境、与时俱进的必由之路。

［1］(瑞士)让－保尔·皮亚杰.儿童的心理发展［M］.傅统先，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92.

［2］李鸿翔，古秀荣.论中国电影中儿童形象的意义［J］.电影艺术，2005(3):95.

［3］张之路.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42.

［4］侯克明.中国儿童电影的现状与发展［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22.

高校科学精神缺失的成因和对策 第5篇

当前大学生科学精神的缺失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本文首先分析了科学精神的内涵,并结合实际,论述了大学生科学精神培育的现状,进而讨论了大学生科学精神缺失的原因,最后提出了培育大学生科学精神的实践策略.

作 者：朱靓 李敏  作者单位：朱靓(南昌大学教育学院)

李敏(南昌大学艺术学院,江西,南昌,330031)

刊 名：科海故事博览・科教创新 英文刊名：KEHAI GUSHI BOLAN（BAIKE CHUANGCXIN） 年，卷(期)：2009 “”(12) 分类号：G64 关键词：科学精神   缺失   高校大学生  

中国文化的缺失 第6篇

那一年，我们见证了世界瞩目的北京奥运会；

那一年，我们共同分享了上海世博会的喜悦；

那一年，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我生长在这个国家，我爱这个国家的每一片土地。不仅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不断的发展，国家的不断富强，更因为我爱这个国家的文化，而这个国家就叫中国。中国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在历史的舞台上源远流长，绵远不觉，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拥有那么悠久的历史。进入21世纪以后，关于文化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我们文化软实力的认识越来越充分，我们国家也在不断的树立国际形象，加强文化交流、展现传统文化魅力等方向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比如我们在海外建立的一百多所“孔子学院”和不断成功举办的“中国文化年”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而中国的语言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重视：“中国模式”，“和谐社会”都成为了西方学者和政要津津乐道的话题，关于和谐二字更是我们文化源远流长儒家文化的包容性。这一切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成就，也是我们向世界人民呈现悠久深远的历史文化的机会。但是，我们在看到中国软实力取得进步的时候，却往往忽略了一些细节的东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的向外国展示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在吸收着外国的文化和世界观。然而我们却忘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些西方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不断的冲击着我们中国的文化。正如有些人为了谋求个人利益而可以不顾集体大众的利益，丢弃基本的道德品质。国民变开始变得冷漠了，2011年的小悦悦事件，让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心寒，虽然改革开放给我们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GDP跃升世界第二位，但我们的价值观已经退步了，我们放弃了太多，连一个最基本的助人为乐的精神也会被人怀疑是炒作或者为了出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缺失，甚至外国媒体都大面积的抨击中国人的见死不救。在大的角度上，中国人，我们是文化软实力是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为什么偏偏却在这简单的小事上失去了做人的道德。一个国家文化的实力的进步，不在于制作了多少个文化大片，不在于写了多少本书，不在于出了多少个伟人，而是在于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有没提升，再好的孔孟文化如果没过国民欣赏，那也如同摆设一般。

再者，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渐渐的记不得《道德经》，传统文化的节日受不到人民的重

视中国虽有那么多的优秀的文化成果却但却没有把这些文化资源转化为强有力的文化竞争力。反而让一个韩国来去申遗，我们的悠久文化反而成为了别人手中的财富，跟我们抢端午节的文化这是多么可笑可悲的一件事情，这件事也深深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

中国杂技的幽默元素缺失 第7篇

这种中国精神在，传承、递接中国文化过程中，常常表现为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

本文就针对我国杂技艺术传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为我国的未来杂技艺术发展，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现状;缺失;总结

一、我国杂技艺术发展的现状

一直以来，我国杂技艺术在发展过程中。

常常用杂技技术难度衡量，杂技艺术的艺术价值。

很多从事杂技的演员也都认为，只有在台上做出常人不能到达的技巧和动作，才是吸引观众鲜花和掌声，甚至是声誉的有效方式。

通过对我国当今杂技艺术，在国际上所获得的成绩分析，我们也不难看出。

成绩的获得，与我国杂技艺术从业人员，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挑战人类极限不无关系。

但是，回头想想，我国未来的杂技艺术发展难道就只能，通过不断挑战人类极限，刺激观众视觉感受这种单一的方式实现么啊?这未免局限住了我国杂技发展的道路。

在我国一直流传着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 这样的一句话。

这句话深入的刻画了我国杂技演员要获得杂技艺术领域的成功，所要克服的辛苦，和所要承担巨大压力。

这句诊也很好的反应了我国杂技人所具备的一种“中国精神”。

在过去的杂技艺术发展过程中，我国杂技艺术发展，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中国精神，才实现了我国杂技技巧难度越来越大，挑战人类极限程度越来越高的目的。

虽然我国杂技人，具备坚忍不拔的中国精神，和勇于挑战的强大魄力，但是当我们在面对杂技艺术发展问题时，却往往忽视了幽默元素在杂技艺术发展过程和，可以提供的促进我国杂技艺术领域发展的价值和作用。

我们忘记了杂技艺术，是供人娱乐休闲的最初宗旨。

二、我国杂技艺术幽默元素的缺失

正如上文我们提到的一样，杂技艺术的起源是一种市井文化。

这种市井文化的不断发展，以至于能够生存下来，并能随着历史渊源流传下来。

就足以证明杂技艺术的发展动力，不仅仅是源于杂技艺术本身，能刺激人们的视觉感受这么简单。

促进杂技艺术不断发展的更多因素在于，杂技艺术同样可实现帮助人们放松心情，调节情绪的作用这一目的。

所以我们可以将杂技艺术，理解成是人们进行娱乐休闲目的的主要方式。

但是，我们看今天的杂技艺术给我们带来的杂技节目，我们感觉杂技节目更像体育竞技比赛。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杂技成了春晚菜单中的一道大菜，但是纵观这么多年来的杂技表演，真正能让观众发出笑声的节目却是寥寥无几，这不得不值得我们思考。

我国杂技术发展中，幽默元素一直被看做一种插科打诨的滑稽表演手段。

当代杂技艺术领域认为，杂技节目中掺杂幽默原表素，是一种种滑稽表演。

而这种表演仅仅是为了炒热气氛，在节目串场过程中短暂出现。

中国杂技艺术的缺失，还表现从事滑稽表演的演员人数上。

在我国众多的杂技演员中，真正具备滑稽表演能力的人才少之又少。

所以我国杂技艺术中滑稽表演方式，不被当今我国“正统杂技艺术”所重视，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杂技艺术全面发展的趋势。

幽默元素的缺乏，造成了我国杂技艺术发展出现“短板”的尴尬局面。

在全球文化融合的良好契机下，我们可以对国外的杂技艺术发展的成功经验进行探究。

我们不难发现，国外杂技艺术在追求极限挑战的同时，兼顾了幽默元素的蕴含。

以滑稽表演的方式，进行高难度的杂技演出，让人视觉受到冲击，感到惊愕的同时，还能在观看杂技节目过程中，不由自主发出一阵一阵会心的笑声。

这种将杂技艺术中，的幽默元素淋漓尽致发挥的方式，不得不给我国未来的杂技艺术发展，提出新的思考方向。

中国杂技发展，必须要换个思考角度。

不能再把幽默元素表现出来的，滑稽表演方式作为一种难登大雅之堂表演形式去看。

因为文化艺术的领域界定范围，不仅仅包含阳春白雪的内容。

雅俗共赏才是艺术领域中的最高境界。

一方面继续发扬我国杂技不断追求挑战高超技艺的精神，另一方面弥补我国杂技术幽默元素的缺失，这才是我国杂技艺术平衡发展的根本途径。

三、总结

弥补我国杂技艺术幽默元素的缺失，是实现我国杂技艺术发展的有力途径，也是实现我国杂技艺术与世界杂技艺术进行融合的有效方法。

弥补杂技艺术中缺失的幽默元素，要求我们要加强对滑稽艺术表演人才的培养，加强对幽默元素和高难度杂技节目的融合研究，实现我国杂技艺术，表现出来的杂技节目实现，可以兼顾挑战观众视觉神经的的同时，还能让观众在紧张之余流露出会心的笑容的目的。

杂技艺术发展，要落实杂技难度追求，和弥补幽默元素缺失的工作，是促进我国杂技文化发展的必要趋势。

参考文献：

[1]郭军.浅议杂技的传承与创新[J].杂技与魔术, ,(01).

中国杂技的新格局【2】

摘 要：中国杂技艺术经过数千年的沉淀与发展，已经由民间走向宫廷、从宫廷走向春晚舞台、从春晚舞台走向国际舞台，它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结果。

特别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在文艺大改革大繁荣的过程中，由过去单一的表演形式发展到多元表演形式，大大地提升了杂技本体艺术的品位。

关键词：杂技

杂技这个艺术门类虽然现在的社会地位仍然不算很高，但在各种演出的活动中已是不可缺少的艺术品种，它的观赏价值和欣赏价值在大大地被人们认可，这是对我们从事几十年杂技工作者们感到非常欣慰的。

一、市场认识

本人从事杂技专业30年有余，学员期间没有更多的理性认识，到了演员阶段有了一些理性知识，也了解了国内外较高的作品水平，也经常关注国内外获奖作品，随着个人对杂技的兴趣不减也经常研究和不断学习、探讨成功作品及成功的元素，也逐渐认识到目前我国几个传统强团的创作实力。

随着信息化和网络的普遍使用给了人们更大的创作空间，从以前罗列是的杂技表演到后来主题晚会的出现再到今天特色和多元化的包装，国内各团已经远远不会被人家的模式所套住。

今天的发展总是以市场的需求，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的需求而创作并走向国内外市场，如今也不受任何的限制，纷纷以各种演出形式进行对外的商演活动，特别是转企改制以后就是要向市场要利润，也成为各个杂技团的主要经济来源，由此同时国内大大小小有名无名的不同体质的杂技表演竞争国内外市场，各自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

此时，一方面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创作实力拿出了自己的品牌，像上海杂技团的《时空之旅》作为海派杂技经营模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结果。

与此同时以中国杂技团为代表的北派杂技艺术，在首都北京常年进行着长态的固定的杂技演出晚会，总体看无论是走出去还是在国内固定场所演出都拓展了许多的表演形式，也推动了杂技的陈旧的表演形式是一个颠覆性的进步，对没有强烈的欣赏价值纯技术的表演是一种观念上的冲击。

二、艺术定位

如今，我看到没有任何一个杂技团像以前一样，一窝蜂地追随一种表演形式，有条件无条件的甚至是盲目的`搞一些所谓的主题晚会。

现阶段杂技人正向着更高的水准在定位，向最有市场卖点的精品在创作，向世界顶级马戏团在挑战，如今人们已经认识到艺术要精品、要贡品、要品牌效益。

近几年来各团对参加全国杂技比赛也都十分理性，对以往参加一个节目一次性的豪华包装、气势磅礴的人数铺垫、花巨资请导演购道具、拿大奖的劲头逐渐降温，人们已经清醒的认识到国内大奖的节目未必能得到国际演出商和市场的认可，真正得到国际市场的认可的作品未必在国内能拿大奖，国内没有拿到金奖的节目未必在国际上、市场上拿不到金奖。

这就告诉人们要十分清醒市场是检验艺术商品的唯一标准，杂技艺术当然也不例外，我认为今后的杂技市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它的商品价值一定是高、中、低三个档次。

笔者近几年来又清醒地看到又一种新的趋势，杂技团的决策者们已经不满足国产的编导，已经纷纷开始邀请世界有名的导演，但在这里实事求是地说洋枪也未必都好使，即便如此对洋编导不可否认地会带来许多新的国际化的创作思路，在洋编导的创意下的确提高了杂技品味，例如上海杂技团的《时空之旅》晚会经过加拿大导演的编排，晚会在上海马戏城久远不衰。

如今又克隆克隆两台《时空之旅》晚会，一台还河南信阳市另一台在四川都江堰，这就足以说明这样洋枪在国内还算好使，与此同时有些根据自己的财力和演员的资源采用土洋结合的创作思路，也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效果，像大连杂技团的《胡桃夹子》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它采用了西方的剧情、中方的表演元素有机的相结合，通过市场的检验得到了国内外观众一致的认可，我对这种人员少、投资小也依然能走国内外市场的杂技舞台剧持肯定观点，据说它的收入已经远远超出它投入的几十倍。

由此也可以看出只要我们清醒的认识自己的实力、清醒地看到市场的潜力做出最科学的决策，这恐怕是今后杂技生存、杂技良性发展的大趋势。

另外，在姊妹艺术同走一个大市场的今天，我们杂技艺术也会在姊妹艺术的剧情里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像北京儿艺就采用了与杂技相互融合的表演形式，既提升了整台剧的观赏性又提高了它上座率，这是一种双赢的结果。

我还注意到舞剧的表演形式由于加上了杂技的表演元素使得整台晚会增加了不好亮点和看点，由此可见不同艺术门类互相借鉴、取长补短、自由落体、表演特征都是今后不可逆转的、不受限制的、不拘一格的发挥和发展，这可能也是今后杂技发展的一个趋势。

三、未来之路

我必须呼吁杂技界有识之士要想成大器，提升自身文化素质，设立专业科研机构势在必行。

我想只要我们达成共识、提高认识、认真做事。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国内文化演出市场也出现多元化的繁荣景象。

在我们挖空心思寻找国际项目的同时，国内的民间杂技一族已悄然形成规模。

据专家统计民间杂技的从业人员在国内杂技演出市场占有率已达85﹪以上。

小型团体有一、二十人，而大型的杂技团体多达几百人。

无论是资金还是节目质量，艺术创作水平都可以与国有杂技团体相媲美。

民间杂技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们秉承质优价廉的原则，不畏艰苦，服务到基层。

他们在没有国家一分钱拨款的情况下，完全自主经营，自筹资金寻找市场，闯出一条自己的生存之路，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的。

在开放后的近30年里，中国经济稳步提升，现在沿海的一些国际级大都市的文化消费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

中国加入WTO后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群体，所以我们急需打造自己的品牌团队。

对于国内市场的开发，首先要提高演员的自身素质，加强管理水平，放下架子，培养演员的吃苦耐劳精神，抓住各种商机，克服多种困难，积极主动地参加市场运作，开辟多元化的演出形式，加强营销队伍的建设。

民间杂技的繁荣无疑为我们指引了一条新路。

中国杂技的发展与规划【3】

[关键词]中国杂技;发展;规划

杂技艺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 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艺术形式，也是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杂技整体呈现出健康向上、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在多个重大国际赛场上摘金夺银，以“惊、险、奇、美”的特色弘扬了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赢得了世界杂技金牌储藏国的美誉。

振兴杂技艺术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维护国家民族文化安全，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综合国力，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当前，中国杂技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杂技基础性建设不足，艺术本体创新不够，各艺术门类间发展失衡等。

此外，中国杂技团体在国际市场上存在无序竞争现象，需要树立更加良好的整体形象。

作为杂技艺术的发祥地之一和杂技资源大国，必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破解制约杂技艺术繁荣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瓶颈问题，在理念创新、节目制作、市场运营等各个方面，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提高国际主流市场的竞争实力，就此可以大致总结出以下几点。

(一)创作思维开放，节目品种繁多，精品层出不穷

今天，杂技艺术家以较前辈更加通达的艺术态度、更加全面的艺术素养和国际化艺术品位投入创作。

杂技主题晚会《金色的东南风》(军区战旗杂技团)、《天幻》(沈阳杂技团)、《快乐魔方》(雅林腾龙魔术团)、《故乡》(河北杂技团)、《天缘》(河北杂技团)、《中华魂》(中国杂技团)、《今夜星光灿烂》(战士杂技团)等优秀作品相继涌现，并以它们独特的创新思维、艺术内涵和精湛的技巧引领新时期中国杂技的潮流。

军区战士杂技团的杂技芭蕾舞剧《天鹅湖》，以杂技与经典芭蕾舞剧的巧妙融合，开创了一种杂技芭蕾的新形式。

这些杂技艺术精品的创作历程，代表着当代中国杂技的坚持不懈的艺术探索。

当代中国杂技在创意、技巧、编排、道具、表演、音乐、舞美、服装、灯光等许多方面开掘，完全改变了传统杂技的创作演出模式，走上了一个新的更高的艺术层面，成为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现代娱乐形式。

(二)赛场市场并荣，观演形式多样，审美品位提升

当代杂技艺术始终保持了雅俗共赏的审美特色，无论是在大型杂技场馆、一般演出剧场，还是在大篷、广场、酒店、公园、游乐场所等，都可以见到适于环境的不同式样、不同规格的杂技演出。

当代杂技艺术一直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主打项目，被公认为我国表演艺术在国际演出市场中获奖最多、创汇最多的一个。

1987年10月，我国创办了闻名中外的“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

这个由文化部和河北政府共同主办的国际性重大赛事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11届(第12届将于10月31日至11月8日举行)，并同时举办了5届国际马戏界的高层峰会――“国际马戏论坛”。

1992年我国又创办了“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至已成功举办了8届，同时举办了6次杂技理论研讨会。

此外，由文化部和中国文联分别主办的全国杂技比赛、“新苗杯”杂技比赛、全国少儿杂技比赛、中国杂技“金菊奖”等等，都是中国杂技的全国性的重大赛事，记录着当代中国杂技的伟大成就和辉煌历程。

改革开放后中国杂技在世界赛场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这些荣誉令世界瞩目。

(三)坚持中国特色

中国杂技艺术要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汲取精华，推陈出新，同时积极吸纳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赋予崭新的时代风貌，创作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杂技剧(节)目，成就当代中国杂技艺术的独特品质，积累一批“叫得响、留得住、传得开”的精品力作。

(四)坚持世界水准

中国杂技艺术要走向世界，通过整合资源，着力创新，逐步从零散节目、单个演员，发展成为能够“走出去”的品牌节目;要针对国际主流演出市场，打造2至3台代表国家形象、达到国际一流水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深受国内外观众欢迎、具有市场感召力的精品佳作;要支持中国杂技院团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维护中国杂技在海外的合法权益;要引导行业自律，加强监管，杜绝杂技国外演出无序竞争，树立中国杂技艺术的崭新形象。

(五)坚持可持续发展

政府主管部门要加大对杂技艺术的扶持力度，重点做好政策制定、人才培养等基础性工作。

要大力培养杂技艺术产业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人才，规范杂技教育，努力探索科学选材、科学育人的教学模式，使杂技后备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不断提高;要加强杂技艺术理论研究和机构建设，组织编写杂技艺术理论专著、教材，拍摄优秀杂技剧目舞台艺术片;要加强杂技事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杂技艺术的腾飞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硬件支撑。

中国大学精神的缺失 第8篇

关键词：悲剧精神,中西戏剧比较,乐感文化,儒家文化

引言

长期以来, 许多学者对于中国是否存在悲剧、悲剧精神一直有争论。这涉及到美学范畴, 民族美学心理形成等方面的问题, 而鉴于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的学说:“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人类活动的产物, 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1]也就是说, 在文化发展变化之中, 根源性的因素是极其重要的, 甚至有决定性作用。因此, 本文企图从华夏民族的根源文化, 比如神话, 儒家文化来寻根溯源, 究竟是什么形成了独特的中华审美心理及审美意识。

一、神话往往是一个民族文化特征起源的最好体现

中国古代神话如女娲补天, 后羿射日, 鲧禹治水, 夸父追日, 精卫填海, 愚公移山等, 无不表现这人定胜天的乐观主义精神, 这种“乐感文化”不可否定孕育了坚忍不拔, 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品格, 但是对于文学, 艺术领域, 这种“乐感”将由可能是灾难, 神话故事中秉持的善常胜恶的法则, 人定胜天的乐观, 在几千年的华夏文明中潜移默化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成为一种心理平衡的良药, 一种对现实人生中的艰辛的化解, 例如“精卫填海”, 整篇故事充满了对弱小精卫壮举的赞许, 实质上暗含了人们坚信精卫必胜的信心;再如愚公移山, 明明是不可能的事情, 却安排了神灵的帮助最后成功了, 似乎在暗示人们, 无论怎样的艰辛, 只要你坚忍不拔, 就一定会有奇迹出现。总之, 一切都是“大团圆”式的结局, 只要你乐观地忍耐。在这样的逻辑下, 要求人们非常积极地投入命运的抗争似乎是一种困难。

“乐感文化”对悲剧精神的消解是多方面的。其中, 在“乐感文化”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儒家文化构成了华夏民族独特的审美心理与审美意识。

首先是“中庸之道”。由于“乐感文化”的影响, “天人合一”一直是中国人的宇宙观, 它所要求的是人要顺应必然性与规律性, 一切采取“中和”的态度, 主张矛盾对立面要相互交融, 达到一种和谐之美, 从而引发了中国的“诗教”传统:“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 “温柔敦厚”, 这种和谐之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和美”。亚里士多德曾说过“美德就是一种适中”。在民族审美心理方面, 无形中造成了民族对“适中的, 不过于悲壮的, 少惊涛骇浪多风和日丽的”审美取向。这样一样, 许多文学作品, 艺术作品不得不受这方面的限制, 大多以“大团圆”式结局。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明明应该是像西方“罗蜜欧与朱丽叶”的悲惨结局, 可是为了讨好观众, 就非得安排“化蝶”这以情节, 这很能说明观众对现实悲剧得逃避心理, 一种不成熟的审美心态。

第二是儒家文化中“文以载道”的文艺创作指导思想。就戏剧创作而言, 主要表现为“天道轮回, 善恶有报”的伦理精神, 从而达到劝善的教育目的。人们与其是观看戏剧, 不如说是在观看一本一本的人生教科书。李渔在他的《闲情偶寄讽刺》非常透彻地说明:“借优人说法, 与大众听, 谓善者如此收场, 不善者如此结果, 使人知所趋避, 是药人寿世之方, 救苦弥实之具也。”[2]

二、关于悲剧精神的定义

叔本华认为:“悲剧的真正意义是一种深刻的认识, 认识到悲剧主角所赎的不是个人特有的罪, 而是原罪, 亦即生存本身之罪”[3]然而, 对于坚信“乐感文化”并且祭祀神灵祖先都是出于一种企图获得保佑, 馈赠的华夏民族而言, 根本不可能怀有原罪感以及真正的宗教情怀。对于绝大多数民众而言, 信奉儒家文化是为了安居乐业, 求神拜佛是为了求得神灵的帮助, 祭祀祖先是为了求得神佑, 总之, 一切都是从“利益”出发。在这种语境下, 悲剧精神难以为继。

真正的悲剧品格应该体现在形而上层次对生命, 对人类存在等永恒问题的哲学追问。诚如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在《智慧的痛苦》中所写:“对于……希腊人来说, 生活有其暧昧阴沉的一面, 他们称之为命运, 它像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似的, 甚至要威胁诸神。可是高贵的自由的希腊人没有低头屈服, 没有跌倒在这可怕的幻影里……命运可以剥夺他的幸福与生命, 却不能贬低他的精神, 可以把他打倒, 却不能把他征服。”[4]像《俄狄普斯王》写的是一个自身并没有过失, 一直与命运抗争最后仍然无法摆脱命运的无常;《被缚的普洛米休斯》则反复追问为什么正义难以实现……这种来自人类终极问题的追问与审查, 这种关于自我判断, 自我预见的灵魂追问, 正是西方悲剧精神所在。

而相对于中国戏剧, 更多的是在演绎世俗人间的悲欢离合, 更多的是执着于社会伦理的再现。比如《窦娥冤》, 无非是民间冤案得以昭雪。剧中主人公窦娥本应该是最能体现悲剧精神的, 然而在她身上带有太多的伦理观念了, 比如“孝, 贞”, 她的抗争说到底是在为这些伦理而抗争, 并不是为个人自由, 独立的意识。窦娥其实不是在积极抗争, 而是在痛苦的隐忍, 把悲惨归咎于命运的安排:“莫不是前世烧香不到头, 今也波生招祸尤?劝今人早将来世修, 我将这婆恃养, 我将这服孝守, 我言词须应口。”很显然, 与其说窦娥在抗争, 不如说她在极力维护她心目的也是外界加给她的伦理观念。在这个抗争中, 更多的体现了人的社会属性, 而不是独特的生命自由意志。淡薄的个体意识, 使得中国悲剧主人公只能在低层次上对现存的世俗生活“惩恶扬善”, 而不能超越自己的社会属性, 对人的本质, 命运的本质发出追问。

像俄狄普斯在解答谜底后进一步在:“认识你自己”的层面上, 提出“我是谁”的追问, 直接触及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至于美狄亚, 狂热地追求个人幸福, 不谈她的残忍, 只针对她强烈的个人意志而言, 美狄亚是一个忠于自我情感与自由、价值的人, 是一个有强烈个体自主意识的人。

人类的悲剧精神就是人们面对不可回避的生命苦难与毁灭时所表现出来的强烈自我保存的生存欲望, 干敢于同毁灭的必然性进行殊死抗争的勇气, 在这种抗争中实现人的价值与力量。然而, 中国悲剧主人公所受的伦理规范制约太重, 个体自主意识薄弱, 一切的苦难似乎都化解为隐忍, 这种隐忍看似伟大, 实际上削弱了抗争的力度。

至于在故事情节上, 最令人诟病的莫过于中国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比如《窦娥冤》最后窦娥的三桩毒誓一一得以实现, 这完全消解了这出戏剧的悲剧美, 悲剧冲突还没有推向尖锐对立直至毁灭的程度就让外界的力量的介入化解了。再如白居易的《长恨歌》。杨贵妃本应为自己的命运鸣不平的, 最后却在“仙乐飘飘的蓬莱岛”成仙去了, 极大的解构了悲剧的力度。本来中国悲剧的冲突, 人物心理在悲剧感上已经逊色于西方悲剧, 在戏剧结尾处还要演“仙圆”“梦圆”的“大团圆”结局, 在这里, “悲剧的意味”已经差不多消除殆尽了。

三、死亡构成悲剧么?

也许有人会提出虽然很多中国悲剧以“大团圆”的结局, 但是毕竟主人公大多数是付出生命代价的, 这不足以构成悲剧么?然而, 悲剧的本质精神不在于主人公的死亡与否, 而在于死亡面前是否抗争以及如何抗争。诚如尼科尔指出:“死亡本身已无足轻重……悲剧认定死亡是不可回避的, 死亡什么时候来临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在死亡面前作些什么。”[5]

总结

综上所述, 传统的中国文化的“乐感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儒家文化, 成为抑制悲剧繁荣以及悲剧精神发展的根源因素。乐感文化中蕴藏这太过强烈的乐观主义, 儒家文化以伦理、集体感遮蔽了个人情感与个人独立意识, 这些因素都从各个方面解构了中国悲剧, 解构消解了悲剧精神, 从而导致了中国悲剧精神的缺失。

参考文献

[1][5]柯汉琳《中国古代悲剧与反悲剧意识》《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2年第4篇

[2]赵利民《中国古代悲剧意识与传统戏剧的“大团圆”结局》《兰州铁道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21卷第2期2002年版

[3]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52页, 石冲日译, 商务印书馆, 1982年八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