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金融扶贫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金融科技与互聯网金融凭借技术创新和理念创新、操作高效率和运营低成本以及信息获取及数据分析优势，为中国普惠金融与金融扶贫的破题与发展提供了可行之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乡村银行总裁尤努斯教授曾明确指出，获得信贷是最基本的人权。中国金融发展的不平衡，金融“普惠性”远未实现的现实是中国经济发展包容性不足问题在金融领域的体现。
第一篇：金融扶贫论文范文
金融扶贫背景下保险扶贫模式研究
【摘要】西南地区是保险扶贫的主战场，探究西南三省保险扶贫模式，有益于西南地区早日脱贫，成功模式的推广对于全国实现小康有借鉴意义。本文介绍了贵州、云南、四川三省近年来保险扶贫的情况，列举了各省有代表性的保险模式，分析了西南地区保险扶貧模式的异同点，发现在该地区保险扶贫中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西南三省早日实现脱贫任务应该做到：1.做好宣传发动工作，2.因地制宜做好保险工作，3.创新突破客观限制，加快推进扶贫各项配套政策实现供给侧转变，4.建立扶贫指标体系。
【关键词】西南地区 保险模式 扶贫 对策
2013年底，习总书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把精准扶贫作为一种全新扶贫方式。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发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和《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国发〔2015〕74号)等文件多次强调应将更多金融重点服务于我国西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助推转型升级当地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社会平等和谐。根据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发〔2015〕34号)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的会议精神，指出我国应充分发挥保险行业体制机制优势，创新保险助推脱贫攻坚的思路和途径。
金融扶贫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普惠金融，目的就是要让精准扶贫的扶持对象享受到金融服务。金融扶贫模式具有以政府政策引导作用，市场化运作机制为主，参与主体多元化，以及循环流动扶贫资金，引导贫困群体发展自我能力的主观能动性等特点。主要表现形式：政府贴息贷款、城市、村镇商业银行、保险和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等不同形式的金融扶贫方式。政府、银行机构金融扶贫具有一定的造血功能和内生动力，通过发展农业保险、增信保险和小额保险等业务，使得保险业成为我国脱贫攻坚的有益强有力手段。
保险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产业与风险管控的基本手段，具有经济补偿、融资增信、防损、资金运用等功能。保险与扶贫均以互助互济为基本原则，保险与扶贫具有天然的联系，在扶贫开发上能够有所作为。通过制定特惠农业保险、小额保险、大病医疗保险等政策支持产品、资金运用、完善保险扶贫组织体系、因地制宜提供精准扶贫保险、推出保险扶贫模板等，保险行业为扶贫开发工作提出了新思路新办法，保险扶贫推进了行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保险+可以防止贫困群体因灾因病致贫返贫，从“止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起到优化信贷配置、社会保障完善等作用，保障贫困人口真脱贫真富裕，在我国脱贫攻坚战种开辟出了一条新路。
保险扶贫模式：小额信贷保险：内蒙古科右中旗“贫富捆绑”模式、贵州省雷山县“银保互动”模式;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国家健康保险模式、个人储蓄医保模式以及商业医保模式、厦门模式、扬州模式;农产品“保险+期货”模式、农村小额人身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河北省“阜平模式”，陕西铜川“涉农企业(农户)+保险机构+期货交易所”模式;河北省隆化县“政银保企”扶贫模式;河南“政融保”扶贫模式等等。
本次对西南三省金融扶贫中保险脱贫模式的探究，有利于保险脱贫模式向全国其他贫困地区的推广，有益于我国解决贫困问题，在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相关文献综述
林智勇(2017)深入分析“政府+保险”模式发展之路以及我国金融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唐金成;曹斯蔚(2017)分析”保险+期货”模式面临的定价倒挂、基差严重、违约可能性高等七种风险，并给出了在保险扶贫中进行风险管理的政策建议。张天明(2017)总结阐述了农业财政巨灾指数保险在扶贫中的的作用、实践和成效等。高远卓(2017)指出创新金融保险制度是有益于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模式的创新。付晓光(2017)认为建立贫困人口医保制度与经办或购买商业保险服务等方式来实现健康扶贫兜底保障。李鸿敏等(2016)在探究河北省”阜平模式”中提出农业保险精准扶贫需要政府针对性的扶持，着重强调农业保险在扶贫中风险把控功能。马向荣(2016)认为促进农村小额保险市场文件发展的办法包括：严格界定地方政府与保险公司的扶贫责任，加大财政应加大支持小额保险，同时要降低保险公司扶贫门槛。谢玉梅等(2016)通过研究“贫富捆绑”和“银保互动”小额信贷模式，认为各地应根据贫困程度和贫困原因采取不同的资金支持策略，信贷支持的对象应分为有增收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与建档立卡以外的有贷款偿还能力的低收入农户，前者是主要指出对象，后者给予一定的扶贫贴息贷款。
二、西南地区近五年保险保费和保险赔付支出比较
(一)2013至2017年西南三省原保险保费收入情况
(二)2013至2017年西南三省原保险赔付支出情况
(三)2017年西南三省保险保费收入、赔付支出情况
从近五年来看，保险保费收入与赔付支出均出现逐年递增趋势。四川省则常年高于国家平均水平，且远远高于其他两省保险规模，说明四川的保险助力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体量，然后其中贵州与云南两省两项指标仍远低于国家平均水平，保险融入程度很低，保险与当地经济发展仍需要更多契合，云南因为发展旅游业较早，相对于贵州运用保险有一定程度领先。2017年各省保险业更是迅猛增长，各种保险也快速推进。纵观几年西南地区保险发展情况，随着国家金融精准扶贫以及开拓保险扶贫这条新路之后，保险已快速渗透到当地经济之中，保险扶贫进入深度实践状态。
三、西南三省代表性保险模式
(一)贵州省
1.“保险+担保+贷款企业”模式。保险、担保、贷款企业、三方共同分担贷款损失的模式是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的全新探索。例如，在解决“黔茶联盟”涉农会员“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时，由“黔茶联盟”为其成员企业贷款提供担保，当贷款企业发生违约时，保险公司、“黔茶联盟”和企业按4.5：4.5：1的比例共同承担贷款损失。
通过这种模式，使得“黔茶联盟”11家会员企业在2015年获得融资达2400万元，将风险明确分摊到不同部门，降低了融资门槛，使得各方有信心，引金融活水，助力脱贫工作。
2.政、银、保、企“四位一体”运行模式。贵州省黔西南州探索的政、银、保、企“四位一体”运行模式，由农业部门牵头设立“资金池”，遇到风险时由保险公司、银行和“资金池”按7：2：1的比例分担风险。以政府为主导控制大方向，控制金融存量，有序安排运行比例，使得政府与市场同时防止贫困户致贫返贫。
3.“政府出资+专项扶贫+公司让利+贫困户参与”的模式。贵州省黔西南州开展“好花红”农村扶贫小额保险试点工作，以“政府出资+专项扶贫+公司让利+贫困户参与”的模式，每人每年保费30元，享受2万元意外伤害以及1000元意外医疗的风险保障，其中贫困户由财政扶贫资金全额承担。兜底贫困户返贫防线，专项扶贫让保险扶贫更精准，更能切中贫困要害，做到扶贫工作实事求是。
与此同时，贵州还形成了“企业融”、“农户融”、全球首个大数据保险县域等模式，注重政府与市场同时在保险扶贫中的相互配合，相互影响，“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有机结合，使保险扶贫更有效率。
2016年中国保监会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同制定了《关于在贵州建设“保险助推脱贫攻坚”示范区的实施方案》(保监发〔2016〕59号)，贵州建设全国首个“保险助推脱贫攻坚”示范区，助力贵州脱贫致富。重点在产品特色设计、费率“保本微利”、资金运用等方面支持贵州经济建设、完善保险市场体系。一年多以来，由上图可以看出，各种保险在贵州的参与量迅猛增加，保费收入大幅提升，贵州示范区保险扶贫样本已初见成效。
(二)云南省
1.“安贷宝”。“安贷宝”主要针对“三农”的保险服务，以定向、精准、特惠、创新“四大特色”实现支农惠农，是一款着重为保障贫困农户需求而设计的小额保险产品。借款农户只需自缴40元保费即可参保，并可获得1万元意外伤害保障和1万元定期寿险保障。
截至2016年年末，“安贷宝”业务已覆盖云南省84个贫困县，覆盖率达高达95%，承保金额326.85亿元，惠及49.33万人，理赔支出3468万元。目前，“安贷宝”在云南省墨江县龙潭乡进行费率优惠试点。龙潭乡村民只需在当地农信社办理“安贷宝”，村民将获得10%的费率优惠，从而减轻当地村民的经济负担。
該产品不仅有效缓解了贫困农户因为意外伤害、突发疾病后无力偿还贷款而导致因灾因病致贫返贫，同时降低了农信社小额贷款风险，促进农村发展，有益于发挥社会保障功能，形成了保险精准扶贫的长效模式。
2.大理“人身+财产”模式。大理“人身+财产”模式主要体现以下两方面：一是对于大理州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房屋、室内财产以及年龄在0岁以上的家庭成员在遇到相关风险时能够获得高效迅速的理赔。其中，房屋保险金额40000元;室内财产保险金额8000元;疾病死亡保险金额将按不同年龄划分。例如，如果大理州“挂包帮”帮扶人员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所购买的人身财产组合保险，其起保时间为某日凌晨零时，保单一经生效后，大理州某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因病医治无效死亡，人保财险公司将迅速进行理赔，6个小时后，就将具体赔款及时送到死者家属手中。
二是该保险组合的保费来源。由大理州挂包干部自愿为挂钩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购买每户全部100元的保费，不足部分由县级财政补足。
从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该保险组合共覆盖大理州贫困户8.92万户，项目共计理赔838件，承担风险保额60.64亿元，已经支付农户赔款金额508.87万元。在第一时间进行赔付，能够及时缓解贫困户经济负担，确保贫困户在最需要的时候得到最大的帮助，同时保费由相关人员帮扶，使得当地贫困户相当于免费参保，不必担心保费问题，重树生活希望，有效防止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因灾返贫、因灾更贫的状况，形成政府主导、挂钩干部参与、商业保险运作、贫困户受益的新型公共服务模式。
3.“昭通模式”。“昭通模式”也即“政府+医疗保险”模式。昭通市民政局利用民政医疗救助基金贫困户购买补充医疗保险，保险公司为贫困户提供经济补偿和先关专业服务。优惠政策包括：不设起付线，个人自付医疗费用按乡镇卫生院45%、县级医院40%、市级医院35%、市外就医30%的比例进行赔付，封顶线每人6000元/年;保费由各县民政局从民政医疗救助基金中统一划拨，低保优抚人员无需交费;其中保障范围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的可报销范围一致。并且当保险赔付超过保费90%时，超出部分由民政部门承担。年度赔付总额少于当年总保费的90%时，结余部分用于对困难患者或特殊病种患者进行二次补偿，民政医疗救助基金的投保资金更有效率。
该模式自全省推广以来取得了初步成果。保险公司累计为全省42万人次城乡困难群众提供了医疗救助补偿服务，累计赔付资金1.6亿元。有效提高了医疗帮扶精准度、资金使用效率，增强了贫困群体治疗疾病和抵御意外风险的能力，成功探索“保险救助+保险公司+政府”助推健康脱贫的新模式。
近年来，云南省也在全方位运用保险助力扶贫，保险扶贫模式日新月异，比如特色农业保险系列、玉溪“人身意外+大病救助”、“橡胶保险+期货”、“政府出资+企业捐赠”、“政府出资+专项扶贫+保险公司让利+乡村教师参与”等等模式，一步步用保险这个方法打赢云南脱贫攻坚战。
(三)四川省
1.“政府+银行+意外伤害保险+补偿基金”模式。该模式是政府为贫困户补贴购买保费，保险公司、银行与补偿基金分担贫困户损失。比如，农村信用合作社小额贷款的金融机构，中国人保财险县支公司承保机构为，保险费率为2%，并由县级财政保费50%，其中全额补贴借款人购买身意外伤害保险。一旦投保成功，保险、银行和补偿基金按7：1.5：1.5的比例分摊风险损失，保险公司年度累计赔付限额为保费总额的150%，业务暂停限额为不良贷款率超过10%。
“政府+银行+意外伤害保险+补偿基金”模式有助于金融业在贫困地区运作，不仅借款人易于借款，而且贷款部门业放心贷款，使金融有活力，有更多资金可用于生产开发，有利于当地早日脱贫。
2.惠农保。“惠农保”是面向偏远少数民族农村群众各方面的商业保险组合产品。例如，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凉山州贫困户获得一张将自然灾害、农房损失、意外伤害等方面全部纳入保障范围的特殊保险保单，投保年龄可以到80岁，可同时购买三份该产品。凉山州各市县政府根据自身财政状况，给予贫困户不同程度的补贴，如给予凉山州西昌市自愿购买该产品的20%的保费补贴，对全市低保、“五保”户所需保费纳入财政全额财政承担。
截至2106年中旬，“惠农保”共为463个乡镇的673.8万人和19.5万套农村住房提供了风险保障4490亿元，赔付支出达1748万元。“惠农保”作为农业的兜底保障，在方方面面对贫困农户的生产发展进行了全方位保驾护航，自然灾害、农房损失、意外伤害，筑牢防范农户因灾致贫返贫的最后一道防线。
3.“扶贫应急保”。“扶贫应急保”是一款全面覆盖贫困群众生产生活风险的保障模式，内含意外死亡、医疗、大病、农房损失等风险，附加“平安好医生”挂号、线上问诊、线下义诊和快速定损服务。产品为贫困户打开绿色赔付通道，只要在保险责任范围内，从灾后聚焦到伤后应急，赔付最迟1周到账。
截至2017年10月，“扶贫应急保”已累计承保859户贫困人口，累计提供5154万元风险保障，目前已位3户贫困户提供快速赔付，每户赔偿1万元。
4.“互联网+保险”模式。利用大数据为当地农户提供“保险普惠”、“互联网+销售”、“互联网+理赔”模式，通过人工智能、无人机、农险查勘理赔手机专用APP等科技手段，大大降低了农户参保门槛以及保险公司运营成本。农险服务团队覆盖全部经营区域，同时制定了农险理赔管理制度。例如大灾应急机制，能够确保农险理赔服务团队在12小时内赶往农险火灾地点，提供迅速高效理赔，如今森林火灾险查勘无人机在3天之内便可完成从前最少1个月的任务。
该模式立足贫困地区资源优势和产业特色，因地制宜结合高科技，使得参与保险扶贫的各方成本大幅降低，农户易于随时了解保险情况，保险公司赔付更精准更快捷，很好起到“止血”的作用，使得保险与贫困户之间的距离更近，服务更快，贫困户能在最短时间弥补损失。
除此之外，四川省保險扶贫起步较早，保险更为精准到位，“土地流转收入保险”、“政府+银行+保险”模式中的“好牛贷”、四川攀枝花“扶贫保”项目、“精准+特惠”、藏区特色保险等等助力四川早日脱贫。
四、西南地区保险模式的异同点
(一)保险扶贫模式共同点
一是服务方向一致。扶贫帮扶对象主要包括低保户、“五保户”、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典型贫困地区贫困户、有产业可扶植农户，因病因灾致贫户。扶贫的主要方式是在兜好底的基础上，培养农户创业能力，提供就业岗位、培育有潜质的产业发展，既“止血”又“造血”。二是在扶贫过程中更多的是因地制宜，把当地特色运用保险支持保护，同时根据当地具体经济形势，设计保险产品。三是保险主要围绕农业、人身财产、大病医疗等方面与保险产品相组合。四是在扶贫过程中都采取财政补贴、创新保险产品、资金灵活运用、制度激励、公益等方式规避或分散了扶贫中产生的市场风险。五是资金来自政府与保险公司，或直接投入贫困地区，或通过保险直接融资，成立扶贫基金助力扶贫。六是扶贫形式都是保险、政府部门、企业、农户、产业、合作社等主体多元化参与。保险助力扶贫的目的就是让贫困户在保障中生活，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引导、支持贫困地区、贫困产业、贫困人口在保障中有信心、有能力、有机会脱贫致富。
(二)保险扶贫模式不同点
一是对于不同的保险扶贫模式，在保险各个环节实施举措的侧重点不同。有的是政府或保险公司全部兜底保费，有的是分不同类型的贫困户进行相应的保费减免;有的是在保额上分担全部损失，有的是在如新农合的基础上对剩余费用进行补偿;有的是通过精准定位技术缩短赔付时间;有的是经过一对一进行精准定点帮扶。二是有的从整个机构完整性出发，政府、公司、合作社、贫困户、保险等等环环相扣，形成完整性来扶贫;有的结合具体险种分门别类进行保险帮扶;有的根据具体需要在政府、公司、合作社、农户、保险之间组合组成不同的保险扶贫模式。三是面对的限制条件不同，有财政资金不足，有技术不够创新，有山区地势难以提供就业等等问题。四是扶贫效果不同。不同的组合带来的时间与效益是不同的，简单组合运作起来会相对灵活，融入性较强，但面对的风险相对较高;系统性的扶贫模式相对稳定，但是需要要素配合，缺一不可，运作速度较慢，但是只要有强制主导作用的牵头部门存在，例如，政府引导，企业、保险、合作社就会有序发挥作用，其作用也会有效率。五是有的靠政府帮扶，有的靠引导促进自身创业，在只保障脱贫与促进当地靠自身发展之间寻找不同的平衡点来助力脱贫致富。
五、存在的问题
(一)农户参保不积极
由于西南地区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地理条件恶劣，少数民族聚集，很多贫困地区长期以原始劳作为生，以维持生计为生活出发点，与外界往来甚少，难以接受保险这种现代金融工具，有较强的排斥性，同时也没有意识利用保险为自己谋福利，导致保险工作在很多深度贫困地区开展难度大，贫困户也缺乏投保积极性。
(二)保险服务跟不上
在保险入驻扶贫工作初期，往往出现“一张保单卖全国”的情况，把卖给城镇居民的保险同样卖给少数民族贫困户，把卖给东部地区的保险同样卖给西南地区的村民，无论产品费率、保障范围、程度都是一模一样。这种保单往往使得保险扶贫名不副实，还带来了很大的工作成本，缺乏经济效益，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因地制宜，没有把精准二字放在扶贫工作中，没有服务特殊群体需要特色保单的意识，从而造成贫困户与保险相脱离，金融扶贫没有现实意义。
(三)客观环境制约
西南地区很多深度贫困县、村的上级市州同样是基础设施薄弱，体量很小的经济体，政府财政难以兜底贫困户保费，相关龙头企业帮扶能力也欠佳，对保险保费这一快也不愿意承担太多，补贴能力不足，让贫困户没有参保勇气，使得很多政策难落地，难覆盖，贫困问题依旧严重。
(四)贫困监管方式有待提高
对于贫困地区每一户贫困变化跟踪不到位，缺乏相应的贫困动态跟踪指标，贫困指标建立过于单一，需要全方位展示贫困变化，需要精准规划，形成一套可以反映实际情况的指标体系，并且指标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动态调整。
六、对策及建议
(一)做好宣传发动工作
通过增设人员，优化扶贫岗位设置等方式，组织各地扶贫部门通过报纸、扶贫政策宣传专栏等一线渠道，采取群众开会等多种形式，开展保险助推扶贫政策宣讲培训，扶贫特岗工作人员进村入户开展宣传，实现保险扶贫家喻户晓。
(二)因地制宜做好保险工作
明确帮扶对象，深入分析收入、技能、资产渠道，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与农村住房财产权。根据当地特色农、林、木、鱼，以及当地一些特殊情况，例如人口年龄分布，民族偏好、遗传病，投资意愿等因素等进行精准保险产品设计，在中央统一政策的大方向下，在费率、保额、参保方式、参保品种、参保成本等方面做出详细调研，并根据西南地区特殊人群给予不同程度的优惠倾斜、补助，并在保险扶贫方式上，既可以“止血式”兜底帮扶、也可以根据具体人群的禀赋给予不同的政策引导，从事不同的工作，形成“造血式”扶贫。
(三)创新突破客观限制，加快推进扶贫各项配套政策实现供给側转变
当地政府如果财力不足，可以通过招商引资进行破解，政策倾斜，对入驻企业、保险机构进行优惠发展，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突破原生发展结构，出台保险扶贫收优惠政策，重点在产品、费率、资金等领域给予倾斜和支持，通过创新保险帮扶方式，“保险+X”引入经济活水，转换资金用途，可以申报资金补助，可以通过引入险资，利用金融方式，设立帮扶基金，举办公益项目，通过企业培训，多方介入，多方共同努力，换角度解决原始客观限制难题。
(四)建立扶贫指标体系
一是制定精准扶贫责任清单、健全精准扶贫动态监管。加快完善专项、行业、社会扶贫的多元协作机制，并拟出专项、行业扶贫责任清单。根据总体目标，明确扶贫办、金融办、保险公司及各相关责任部门精准扶贫的各安排，形成详细的责任清单，包括时间、进度及相关负责板块，避免扶贫任务重叠、界限不清和低效，提高扶贫资源配置与资金使用成效。二是建立多维度的识别贫困系统。建立识别、判断贫困人口综合指标体系，对贫困户进行分类分层。对已脱贫户同样进行建档立卡，定期、动态监测与评估其生计特征，创建贫困村、贫困户进入、退出与再进入机制，谨防摊指标、造数字、“被脱贫”，对再次返贫群体进行调查，并及时给予相关帮扶。积极探索多元化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评价指标体系和考核办法，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强有力支持。
参考文献
[1]唐金成，曹斯蔚.精准扶贫视角的“保险+期货”模式风险管理研究[J].金融与经济，2017(7)：75-81.
[2]王雨飞，常璇.保险业的精准扶贫[J].中国金融，2016(22)：22-23.
[3]何学松，孔荣.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3)：76-83.
[4]庹国柱.论农业保险市场的有限竞争[J].保险研究，2017(2)：11-16.
[5]李海波.关于创新金融扶贫模式的探讨——基于河北模式的讨论[J].农村金融研究，2017(5)：13-18.
[6]郑瑞强，王英.精准扶贫政策初探[J].财政研究，2016(2)：17-24.
[7]华阳.产业扶贫的罗江实践[J].经济研究参考，2016(18)：22-22.
作者简介：邓桢柱(1991-)，男，汉族，贵州贵阳人，贵州大学硕士三年级，研究方向：金融。
作者：邓桢柱
第二篇：金融科技促进普惠金融与金融扶贫发展
金融科技与互聯网金融凭借技术创新和理念创新、操作高效率和运营低成本以及信息获取及数据分析优势，为中国普惠金融与金融扶贫的破题与发展提供了可行之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乡村银行总裁尤努斯教授曾明确指出，获得信贷是最基本的人权。中国金融发展的不平衡，金融“普惠性”远未实现的现实是中国经济发展包容性不足问题在金融领域的体现。解决包容性不足问题，“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目标已经成为十八大以来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普惠金融，促进金融扶贫”，既是提高经济增长包容性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也是实现经济增长包容性的应有之义。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发展则是为完善现有金融体系、促进金融扶贫，提升金融普惠性，实现“获得信贷”的重要工具。
我国普惠金融和金融扶贫现状
经过我国金融业的不懈努力，我国许多企业和个人都已获得了充分甚至有时是过度的金融服务，但同时也有很多普通居民目前仅能获得有限的金融服务，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弱势群体甚至还得不到最基本的金融服务。农户由于抵押物不足、融资额度小、信息获取成本高、风险高等特点，传统金融机构不愿向此类客户贷款，存在着需求不能满足的情况。中国农村家庭正规信贷的可得性为27.6%，低于40.5%的全国平均水平。在未能获得银行贷款的农村家庭中，有62.7%的农村家庭虽然需要资金但是没有向银行申请；有9.8%的家庭虽然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但却被拒绝。由此可见，我国普惠金融和金融扶贫事业发展与促进仍然任重道远。
近年来，随着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阿里、京东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结合自身优势纷纷涉足“三农”的跳跃式发展，为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的普惠性和金融扶贫的有效性提供了佐证（阿里巴巴的农村淘宝战略卓有成效，已经在全国29个省份300余个县开业；同为电商巨头的京东提出了解决农业问题的“3F战略”，目前京东乡村推广员人数已达到27万人，覆盖27万个行政村，京东县级服务中心超过1500家，京东帮服务店布局超过1500家）。作为传统大型商业银行的典型代表，中国银行在总结多年扶贫经验的基础上，今年也正式向社会推出“互联网+公益”扶贫工作新模式，发挥商业银行整合社会资源的优势，利用公益理念、“互联网+”思维，借助市场力量、政府支持、金融技术，开发了“公益中行”精准扶贫平台，帮助更多的贫困户走上自力更生之路，实现脱贫致富。
发展普惠金融，促进金融扶贫，不仅要打破长期以来实行的禁止非金融机构之间发生信用关系的桎梏，放开民间信用，更是要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之所以难以发展，客观上存在着成本高和结构化信息不易获取等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恰恰提供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渠道和手段。通过改变交易的基础设施，金融科技与互联网使得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人们可以更加方便、快捷、低成本地进行交易；同时，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还突出了个体特有的需求，有效实现了所谓“私人定制化”；另外，大数据、云计算、社交网络、搜索引擎等现代金融科技手段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金融业获取大众有效信息的渠道。
金融科技促进金融扶贫和普惠金融存在的问题
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促进我国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和金融扶贫工作开展无疑是合理途径和发展趋势，然而其有效性是需要前提条件和基础的。目前，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在服务和促进我国金融扶贫和农村普惠金融开展方面还存在诸如服务对象、基础设施、金融监管、人才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和不足。
在金融服务对象方面。农民等在地理上受到排斥的人群不仅存在金融知识不足、接受能力差等问题制约，而且也存在着对象本身的信息片面和不足问题。金融服务交易和资金安全性是弱势群体尤为关注的因素，相较于城市人群而言，农村地区居民金融知识和认知能力尤显不足，风险识别和防范能力较弱。同时，当前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金融服务的质量参差不齐，诈骗事件层出不穷，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户对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的不信任感，观念上存在着对这种新型金融服务形式的抵触情绪。同时，也正是这种金融知识和观念认知上的不足，对农村地区的金融信息和数据获取和整理更为困难。尽管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确实存在，但过于分散和片面，需要积累大量的数据和信息，而这种数据和信息积累是漫长的过程。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交易主要依靠客户提供的身份证明、财产证明、缴费记录、熟人评价等信息评价客户的信用。在农村地区，这些信息不仅更易造假，同时更加片面，容易给信用评价提供错误依据，无法全面了解客户的信息。
在金融服务基础设施方面。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均存在较大差距。虽然近年中国农村地区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投人较大，网民数量急剧增加，电脑与智能手机的普及率呈现较大幅度提升，但与农村居民的庞大基数相比，这一比率仍然较低。至于，农村地区金融信息服务的软件基础设施上更不容乐观，目前政府间合作不强，未能实现征信系统的对接，各自形成信息孤岛，信用信息评价体系缺乏整体规划，农户信用信息缺乏統一的共享平台。目前，虽然我国在中央层面上已经出台了《征信业管理条例》等法规，但结合各地实际情况的地方性法律和规章却很少，大部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缺乏可落地和可操作的法规章程，导致中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进程缓慢，也进一步阻碍了农村信用环境的改善。
在金融监管方面。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监管构建尚未建立，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并存在缺失。《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指导意见》的出台为实施具体监管、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指明方向；《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的正式发布为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提升互联网金融效率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保障；《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实施为维护互联网金融稳定，优化互联网金融生态环境提供了手段和方法。但是，我国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监管领域系统性和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仍然欠缺，当前监管办法和手段的实施效果也有待观察。至于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在服务“三农”过程中更是由于涉及的对象较多，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部门协调、政策冲突、措施重叠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在金融服務的人才建设方面。促进农村地区金融扶贫和普惠金融发展的人才培养和教育严重不足，导致大量信息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开发。由于农村地区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加之农村地区金融教育和信用体系建设缺乏持续的资金、人才和技术投入，他们对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等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从事金融服务的理解和认知能力普遍不足。某些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平台缺乏金融合规意识，甚至存在着利用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概念从事“伪创新”，创新缺乏实用性，业务流程不健全，创新脱离实际经济场景，无法解决金融痛点，阻碍了利用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促进金融扶贫和普惠金融发展的力度和广度。
对策建议
本着提高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在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参与度和认知度，针对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在促进我国普惠金融和农村金融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充分利用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理念、技术和手段，深化农村金融综合改革，强化农村地区金融科技和金融服务的启蒙教育。以金融科技和互联网技术为手段，以有效增加农村金融资源供给为主线，以促进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和金融扶贫工作发展为目标，深入推进农村金融组织创新、机制创新、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加强金融服务支撑体系建设，推动金融资源向“三农”、小微企业和基层倾斜。同时，各地政府和监管部门应制订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工作计划，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途径普及金融知识，宣传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的相关政策，总结当地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发展案例，通过树典型、搭平台等形式促进农民正确认识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为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发展铺平道路。
第二，加大农村地区征信体系和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以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的方式进一步扩大其投资规模，尽快实现网络、基站等基础设施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全覆盖。各地政府和金融部门必要时可通过财政补贴方式降低农民使用网络和手机的成本，鼓励贫困农户使用网络和手机，为推进农村地区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提供有利的硬件条件。同时，加快农村征信体系建设，开展农村信用体系标准化建设的宣传和引导，鼓励各地尽快制定农村信用体系行政规章或地方性法规，建设适应互联网金融和大数据征信业务开展的信息共享机制和平台，鼓励金融机构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打造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为农村客户提供信息、资金、产品等全方位金融服务。
第三，转变普惠金融和金融扶贫工作方式，完善农村地区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针对我国普惠金融事业和农村金融扶贫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在中央层面上，建立更加有效的“一行三会”联席会议制度，必要时可将公安、工信部等单位纳人联席会议，强化对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的全方位监管，为实现跨产品、跨市场、跨机构的全方位多维度监管提供组织保障。各级地方政府，充分利用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技术和理念，深化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推动本地金融机构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的定位。地方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要逐步淡出行政管理，强化服务职能。 同时，针对当前我国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和制度的不完善现状，各地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地方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管理法规，以规范和促进本地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发展。
第四，规范发展普惠金融和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创新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各地政府积极利用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理念和技术，探索新型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有效途径，稳妥开展新型农村金融互助合作机构和农村小额信贷组织发展，持续向农村贫困人群提供融資服务。同时，引导本地金融机构采用金融科技新技术和新理念，针对小微企业、贫困农户等特殊群体，量身定制和开发金融产品和服务，增强对弱势群体的金融扶持力度，实施精准扶贫。
第五，提升金融机构科技运用水平，降低农村居民融资成本。各地政府和监管部门要鼓励和督促各类金融机构规范收费、合理定价，提高金融服务收费信息透明度，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和大数据征信在利率市场化定价方面的优势和特点，加强对金融机构利率的引导，抑制融资成本不合理上升。规范和引导金融机构，采用金融科技和互联网技术手段，合理下放贷款审批权限，提高贷款审批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投融资研究中心）
作者：黄国平
第三篇：金融扶贫
金融扶贫就是通过小额信贷的模式重点满足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生产型金融需求，以缓解长期困扰农户和金融机构双方的“贷款难”问题，推动造血式扶贫模式的发展，提升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通过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创造更多的机会，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面貌，解决贫困人口生计问题。
中国绝大多数贫困人口有足够的劳动能力和良好的劳动态度，但缺乏生产过程中所需的资金。小额信贷就是为这样的贫困农户提供的针对l生支持，使他们能够在资金支持下，通过自身努力，改善生活状况。国务院扶贫办下属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小额信贷扶贫模式的先行者，自1996年以来一直在贫困地区开展农村小额信贷试点工作，将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成功本土化，并摸索出一套具有中国农村特色、符合中低收入农户需求的可持续发展小额贷款模式。截至2009年11月底，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累计为18万多贫困农户提供了贷款7亿元。目前已覆盖辽宁、河北、山西、福建、江西、四川、北京、贵州、湖南和海南等11个省的26个贫困县，有效贷款客户3.6万户，贷款余額1.7亿多元，总体还款率达到99.87%以上。但因资金规模限制，小额信贷模式还不能推广到更多的贫困地区。
小额信贷不仅解决了部分贫困农户的资金需求，其核心理念是对被扶持对象(贫困人口)劳动能力、信用程度等的高度认可。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通过借贷的方式，向贫困人口提供资金支持，并将生产技能培训、经营管理培训、实用技能培训等非金融性的扶持内容，与金融扶贫相结合，全丽推动帮扶对象提升自我发展的能力。(淼辑)
作者：淼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