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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矛盾控制研究论文 篇1：
企业员工的情感与创造性绩效的关系：基于因果定向的调节作用
摘要：究竟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情感促进员工的创造性绩效，已有研究取得的结论充满矛盾。本文以个体的一般因果定向特质中的自主与控制定向作为调节变量，对190名企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探讨员工的情感与其主管评价的创造性绩效问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员工的积极心境与创造性绩效显著正相关，而消极心境与创造性绩效的关系为负向，但不显著；（2）员工的积极心境与创造性绩效的关系受到其因果定向的调节，低控制定向员工的创造性水平会随着积极心境水平的提高而显著上升，高控制定向员工的创造性水平会随着积极心境水平的提高而降低；（3）员工的消极心境与创造性绩效的关系受到因果定向的调节作用，高控制定向的员工，其消极心境与创造性绩效负相关；低控制定向的员工，其消极心境与创造性绩效正相关。最后，研究对所取得结果的管理意义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工作场所；情感；创造性绩效；因果定向；调节变量
1 引言
创新是组织生存与成功的必要条件，而组织的创新来源于员工的创造性绩效。员工的创造性绩效（Creative Performance）指的是在个体水平上产生的新颖，同时又是切实可行的，对组织而言具有价值的产品、过程、方法与思想。这一定义强调的是思维产品的产生，并不涉及到产品是否能够为组织所接受，或变成现实生产力的问题。员工的创造性绩效是组织创新的先决条件。
组织是一种充满了情感的环境，复杂多样的情感决定着员工愿意做什么；而工作的过程和结果又会让员工感到快乐、焦虑或是抑郁。已有研究发现创造性绩效的产生过程既被情感体验塑造，又构成了复杂的情感体验。情感与员工创造性绩效的关系成为近年来组织行为研究领域中新的热点。
在组织行为研究领域中情感是一个包含了一系列个体体验的宽泛的概念。由特定事件引发、持续时间非常短暂的情感，被称为情绪；而没有特定的引发因素，强度低、持续时间长的情感被称为心境；个体存在的稳定的持久的情感差异被称为特质性情感。情绪与心境可以相互转变，即当某种情绪持续出现时，产生出相应的心境。本研究中一般使用情感这一术语，具体区分时使用相应术语。传统上按照正负效价，将情感分为积极情感（快乐的、兴奋的等）和消极情感（悲伤的、害怕的等），情感的两维度划分法是理解情感对个体行为以及创造性活动的关键。
关于积极还是消极情感促进员工创造性绩效的问题，目前已有的研究结果存在很大分歧：有些研究者发现积极情感促进创造性绩效，消极情感扮演反作用；也有研究提出相反的结论。研究者们引入调节变量来整合这些分歧，他们认为是不同研究考虑的调节变量不同，从而发现了不同的结果。
Weiss和Cropanzano构建出情感事件理论以解释外界环境通过个体的情感体验对其工作行为产生影响的过程，成为指导工作中情感研究的最重要理论。该理论将个体的特质因素作为调节情感反应与情感驱动行为（如员工绩效）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发现因果定向作为一种个人的特质性因素，其水平的差异与个人的创造性绩效有着密切关系，具有高水平自主定向的人倾向于表现出自我创新、寻求有挑战性的活动，他们具有更强的内在活动动机。而创造性绩效是需要一定水平的内部持续的动力来推动，在面临创造性工作的内在挑战时需要坚持的活动。本研究拟以个人的因果定向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员工情感与创造性绩效的关系。研究成果将为澄清是积极情感还是消极情感促进员工创造性绩效的问题提供实证材料。
2 情感对创造性绩效影响的争论
2.1 积极情感促进创造性绩效
Isen和Daubman的研究发现积极情感使分类的灵活性提高。Isen采用大学生被试，利用实验室实验，发现积极情感能够促进对任务的创造性反应；Abele研究显示快乐情感下的被试比那些处于中性与悲哀情感下的被试显示出更大的流畅性，产生更多的分歧性反应；在组织环境中Amabile等通过员工日志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积极情感与创造性正相关，两者不存在负向关系。
研究者们认为积极情感之所以促进个体的创造性是因为积极情感扩展了个体的认知资源：第一，积极情感产生更多可用于加工的认知性原料，在联想阶段产生更多可用的认知因素的数量。第二，积极情感导致注意分散和更复杂的认知情境，增加那些解决问题因素的广度。第三，积极情感促进了认知的适应性，促进了不同的认知因素相互联结的可能性。
2.2 消极情感促进创造性绩效
Ludwig对20世纪1005个不同专业的杰出人物进行研究，发现抑郁和创造性成就存在显著相关；Bower指出积极情感与封闭的概念界限倾向正相关，会阻碍创造性成绩；Kaufmann和Vosburg反驳了以往得出的积极心境与创造性之间无条件的正相关关系，指出在一些重要的环境下（如制定需要仔细斟酌的市场决策），消极心境有利于发现有远见的、高度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而积极心境下作出的方案往往比较肤浅，缺少深思熟虑、缺少创造性；Montgomery，Hodges和Kaufman发现创造性感知的5个维度（接受新奇、自信、好奇、对其他信息的觉知、想象力训练）与消极情绪的6个维度（紧张/焦虑、抑郁/沮丧、愤怒/敌对、活力/活动性、疲乏/懒惰、混乱/困惑）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消极情绪促进个体的创造性。
研究者提出不同理论来解释上述情况：Abele的心境一修复理论认为，处于消极情绪的个体，需要通过创造性活动产生的成就感来修复由消极情绪所引发的不悦；而当人们感受到快乐、兴奋、满足等积极情绪时，心境不需要修复，所以个体不会刻意进行创造性活动。Martin和Stoner的心境一输入模型认为个体把当前心境作为信息线索，积极心境表明情况良好，个体停止努力；消极心境表明工作不佳，个体会持续性地工作，由此，消极心境推动员工的创造性活动。
到底是积极还是消极情感会促进员工的创造性绩效，研究者们对此并没有达成一致，但可以肯定的是积极与消极情感都有可能促进员工的创造性绩效。由于工作环境影响的是个体的状态情感，为了区分特质情感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心境这一术语，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 工作场所中，员工的积极心境与创造性绩效显著正相关。
假设1b 工作场所中，员工的消极心境与创造性绩效显著正相关。
2.3 调节变量的作用
大量研究者认为，特定情感的影响效果取决于情感体验所处的背景，背景帮助人们定义总体目标，人们根据总体目标判断目前的努力是否充分或是否取得足够的进步，背景决定着情感信息的含义与重要性。
Weiss和Cropanzanot在情感事件理论（AET）中将影响情感与个体行为关系的背景因素归为内生成分与外生成分：压力、领导行为、工作群体特征、物理情境和组织的奖励惩罚等是导致个体情感状态的外生性原因；自信、角色冲突与广泛性的自尊水平、开放性与谨慎性及创造性任务偏好等人格特质被归为内生成分。内生成分与外生成分交互作用影响个体的情感体验，进而影响个体的工作行为；同时内生成分还可能与情感反应交互作用影响个体的行为。
由此看来，情感与员工创造性绩效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促进或阻碍的关系，引入调节变量是澄清两者关系最有前途的研究方向。
3 因果定向对情感与个体创造性绩效关系的影响
3.1 人格特质对情感与创造性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者们一致认为人格特质是个体创造性绩效的前因变量。James及其同事发现特质性自信与有些消极情感交互作用会对创造性思维产生激活作用；他们还发现对已有角色冲突的关注点与广泛的自尊交互作用会对创造性绩效产生影响，而角色冲突与消极情感相连。由此得出自尊与自信调节消极情感与创造性绩效之间关系的假设。
研究者们发现个体对创造性与非创造性任务存在特质性偏好，那些取得创造性成绩的个体偏好新颖的体验与环境并渴望表达他们的创造性冲动，所以情感与特定的任务偏好交互作用影响个体的创造性绩效。
研究者们发现大五人格因素中的开放性与个体创造性绩效之间表现出持续稳定的正相关关系：McCrae和Costa指出在面临新奇情境时，开放性较高的人往往耐性强并且善于探索，在处理生活中的应激事件时，开放性的人能有效地运用多种应对策略，因而他们很少对变化感到紧张，也能更有效地应对组织中的变化；George和Zhou发现高度的开放性与反馈性效价（即积极或消极的情绪调）相互作用对创造性绩效产生影响。
因果定向是自我决定理论对个体动机取向的区分，描述的是相对持久的人格特征。在创造性研究领域中动机被认为是决定创造性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将动机取向作为影响情感与员工创造性绩效关系的调节变量是一个合理但却被忽视的方向。
3.2 因果定向对情感与创造性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Deci和Ryan提出因果定向概念表示个体的动机取向差异，他们根据个体在自主支持偏好上的不同，将动机取向区分为三种类型：自主定向是一种以兴趣、自我认可的价值为基础的活动愿望，表现出的行为特征是自我发动，追求自我决定和机会选择，认为情境事件是机遇与挑战，积极采取行动以抓住这些机会，勇于承担责任，活动中表现出更多的内在动机与整合的外在动机；控制定向的个体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他们更愿意受制于人，倾向于受报酬、限期、结构、自我卷入和别人指令的控制，往往依据他人的态度而不是自己的想法开展活动；非个人定向认为无法控制行为的结果和意图，所以缺乏行动意愿。
Gagne和Deci综述了关于因果定向与工作行为关系的研究，发现自主定向与员工的自主动机正相关，并进而促进积极的工作结果（包括工作绩效的复杂性、创造性与组织公民行为）。还有些研究探讨了因果定向与情感之间的关系：Deci和Ryan发现控制定向与消极情感有一定的正相关，而自主定向与消极情感显著性负相关，其中对完成自发式学习任务的被试的研究结果显示，被试的控制定向得分与消极情绪如痛苦、内疚等显著性正相关，自主定向的得分与羞耻显著负相关；Kernis发现个性与环境之间具有交互作用，在信息性环境中，控制定向与愉悦之间呈现出负相关，而与害怕表现出显著性的正相关关系；在控制性环境中，控制定向与愉悦呈现出正相关，而与害怕表现出显著性负相关。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 员工的积极心境与创造性绩效的关系受到因果定向的调节作用；高自主定向的员工，其积极心境与创造性绩效正相关；低自主定向的员工，其积极心境与创造性绩效负相关。
假设2b 员工的积极心境与创造性绩效的关系受到因果定向的调节作用；高控制定向的员工，其积极心境与创造性绩效负相关；低控制定向的员工，其积极心境与创造性绩效正相关。
假设3a 员工的消极心境与创造性绩效的关系受到因果定向的调节作用；高自主定向的员工，其消极心境与创造性绩效正相关；低自主定向的员工，其消极心境与创造性绩效负相关。
假设3b 员工的消极心境与创造性绩效的关系受到因果定向的调节作用；高控制定向的员工，其消极心境与创造性绩效负相关；低控制定向的员工，其消极心境与创造性绩效正相关。
4 研究方法
4.1 研究样本及程序
以北京、广西7家企业的财务部、市场部、人力资源部、综合管理部及技术部的190名员工以及对应的32名部门主管为研究对象，其中女性占59.8%，男性占40.2%；硕士及以上学历占10.2%，本科学历占62.7%，大专及以下学历占27.1%。各部门问卷比例为：财务部（45.9%），工程资产部（4.9%），人力资源部（7.4%），综合管理部（3.3%），市场部（11.5%），生产部（4.9%），技术部（22.1%）；样本的年龄分布在22岁至48岁之间。
研究数据从两方面取得：员工填写问卷从而测量他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一般因果定向及过去一周内的情感状态；对应主管填写问卷评价该员工在过去一周中的创造性绩效。回收到员工与主管有效回答及匹配完整的问卷122份，达到参与调研人员比例的64.2%。
4.2 测量工具
因果定向。采用Deci等编制的“一般因果定向量表”（GCOS）测量员工的自主与控制定向特质。原量表包括17个场景，如“几周以前你参加了一次工作面试。后来你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说这一职位已经招满了。你可能产生的想法是”，随后设计了三种反应，如“怎么回事，他们竟然认为我的条件不符合他们的需要”，“不怕不懂行，就怕没熟人”，“我可能真的不合适这个岗位”，分别代表自主型、控制型和非个人定向型人格倾向。要求被试分别对三种反应依据自己的真实想法在Likert 7点量表上打分，如果认为某种反应与自己的想法完全相似，就打7，如果与自己的想法完全不相似就打1。
因为本研究并不关注非个人定向型人格，因此参照Knee和Zuckerman的做法，去掉了非个人定向的回答条目。因果定向问卷在国外经过多次验证，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指标，本研究修订的问卷中保留原问卷10个情境条目，自主定向条目信度系数（Cronbach’s α）为0.606，控制定向条目信度系数（Cronbach’s α）为0.632。
工作中的情感。采用“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量表”（PANAS）要求被试评价过去一周的感受来测量员工的心境。PANAS包括10个积极情感（如兴奋、激情等）和10个消极情感（如惊恐、紧张等）的形容词，本研究与前人做法保持一致，要求被试根据过去一周工作中的情感感受程度打分，从1（没有感觉）到5（感觉非常强烈）进行选择，进而分别算出积极和消极情感得分。此量表中积极情感条目信度系数（Cronbach’s α）为0.920，消极情感条目信度系数（Cronbach’s α）为0.871。
创造性绩效。与以往的研究一致，创造性绩效通过主管打分来测量。采用George和Zhou编制的量表，原量表为13个条目，一个维度，本研究修订后保留8个条目，信度系数（Cronbach’s α）为0.836。主管采用从1（一点也没有）到5（非常明显）的Likert 5点量表，对每一个员工的创造性绩效进行评价，8个题目的加总平均代表一周内员工的创造性绩效水平。
5 研究结果
5.1 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研究中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相关系数及问卷的信度指标（Cronbach’s α）见表1所示。
数据显示，积极心境与创造性绩效显著正相关，假设1a得到支持；但消极心境与创造性绩效呈现出未达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假设没有得到支持；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太一致的发现是积极心境与消极心境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以往的研究中川两者大多呈现出无显著性相关或者负相关关系。心境与个体的因果定向无显著性关系：因果定向的两个分维度（自主定向与控制定向）之间无显著性关系。自主定向得分与创造性绩效无显著性关系，令人意外的研究结果是控制定向得分与创造性绩效显著性正相关。
5.2 因果定向的调节作用检验
为了检验假设2，对相关变量进行等级调节回归分析：以创造性绩效为因变量，第一步，在控制变量（年龄、性别与学历）进入回归方程后，将积极心境与消极心境放入回归方程中，检验心境对创造性绩效影响的主效应，得到模型1；第二步，在回归方程中加入自主定向与控制定向两个变量，得到模型2；第三步，将四组交互作用进入到回归方程中检验因果定向的调节作用效果，得到模型3。为了减少多重共线性问题，主效应变量采用平均分数。如果当交互作用变量进入到回归方程后，创造性绩效分数显著性上升即表明有调节效应存在。具体结果见表2。
模型1是以年龄、性别与学历为控制变量，积极心境与消极心境对创造性绩效的预期，结果发现积极心境对创造性绩效产生显著性预期，JB=0.195，p<0.05；但消极心境对创造性绩效不产生显著性预期。在模型2中，回归方程中加入自主定向与控制定向两个变量，结果发现控制定向成为创造性绩效的显著预期变量，β=0.208，p<0.05，但自主定向对创造性绩效不产生显著性预期，β=-0.003，p>0.10，假设2a、3a被拒绝。这时模型的解释比率上升，R2由0.058上升为0.100。在模型3中加入交互作用的变量来检验调节效果，结果发现模型的解释比率迅速上升，R2由0.100上升为0.223，p<0.01，其中积极心境与控制定向的交互作用（β=-1.717，p<0.01），消极心境与控制定向的交互作用（β=-2.035，p<0.05）均达到显著，表明因果定向确实产生调节作用。
为了进一步确定交互作用的性质，对交互作用显著的关系进行了分部分回归分析，以百分位数为分组标准，以控制定向上得分高于73%位数的为高控制定向组，以控制定向上得分低于27%位数的为低控制定向组，在两个组中分别进行创造性绩效对积极心境与消极心境的回归，检验积极心境与消极心境对创造性绩效的预期。将积极心境区分为高、低组，绘制积极心境与控制定向交互作用的散点图，具体情况见图1，研究假设2b得到支持。
将消极心境区分为高、低组，绘制消极心境与控制定向交互作用的散点图，具体情况见图2，研究假设3b得到支持。
6 讨论
情感与员工创造性绩效的关系是一个关系到组织如何提高创新能力的重要课题。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在环境一特质交互作用模式下探讨背景因素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但目前相关研究还不多，引入的调节变量也没有达成一致。本研究推进了对因果定向作用规律的认识，并细化了情感体验与员工创造性绩效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组织中的创新管理提供干预的路径。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结果：
（1）员工的积极情感与创造性绩效显著正相关，消极情感与创造性绩效表现出不显著的负向关系。这与前人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尽管已有研究发现消极情感显著性地促进创造性，但这些研究多以天才人物为被试，消极情感有可能是这些研究对象取得成就的独特特征；或者在实验室中要求被试进行写作、艺术创作等活动。而现实组织生活环境中的员工多为健全人格，在团队中从事研发、管理、营销等大众化的创造性活动，他们的情感与其创造性绩效的关系更可能代表两者关系的主流和普遍性。所以我们基本可以认为在组织环境中促进员工的积极情感体验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创造性绩效。
与前人研究结果不太一致的发现是积极心境与消极心境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以往的研究中两者大多呈现出无显著性相关或者负相关关系。本研究结果表明在组织环境中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更有可能是共存的关系，积极情感水平高的个体，消极情感水平也有可能高，其情感资源有可能更丰富。结合研究中所发现的积极情感与员工的创造性绩效正相关的关系，可以认为情感资源丰富的员工创造性绩效成绩更好。这为双极情感与创造性绩效的关系研究提供了支持材料。
（2）与预想不同的发现是企业员工的控制定向与其创造性绩效之间显著性正相关。根据Gagne和Deci的综述结果，自主定向与内在动机正相关，而已有研究一致认为内在动机有益于个体的创造性。本研究并没有显示出自主定向与创造性绩效的正向关系，表明在组织环境中自主定向的积极影响值得进一步探讨。高自主定向的员工尽管有很高的创造性诉求或能力，但他们不喜欢约束，不按要求办事，而且会被主管领导认为是难以管理，不服从命令，自然主管对其创造性打分会打折扣。而控制定向的个体可能更愿意接受组织的目标与要求，不会过于追求自由，反倒更容易获得主管的认可。另外，本研究以一周内的情感状态与创造性绩效为测量变量，自主定向的人格特质可能影响个体一贯性的创造性成绩，而控制定向人格特质的影响更容易在较短的时间中表现，所以他们的创造性成绩更好。其实，近年来研究者们发现在社会及工作场所的创新活动中，奖励等外在激励方式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其对员工工作行为的预期作用甚至超越内部动机，表明对企业员工的创造性研究中需要重新确定外在动机的作用，同时无法否认控制定向个体对组织创新的价值。
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的是本研究并没有发现因果定向与员工情感之间的显著性关系。这可能与本研究所使用的情感测量指标相关，本研究要求员工对自己过去一周的心境进行评价，测量的是状态情感而不是特质情感，状态情感更多反映环境的影响，所以与因果定向这样的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不紧密。由此启发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区分学习、工作等特殊环境来研究因果定向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效果，同时根据时间维度探讨个体特质因素对不同状态情感的影响关系。
（3）员工的控制定向对其情感与创造性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有意义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支持我们的假设，表明当个体为低控制定向时，积极情感水平越高，创造性绩效越好；而当个体为高控制定向时，积极情感水平越高，创造性绩效越差。当个体为低控制定向时，消极情感水平越高，创造性绩效越好；而当个体为高控制定向时，消极情感水平越高，创造性绩效越差。在这些关系中体现出高控制定向的消极影响。组织中自主定向的个体有可能缺乏对组织的合作意愿，行为方向偏离组织的目标，完不成创造性任务；而高的控制定向也有可能导致个体过多关注奖励、报酬和他人关注等外在因素，无法卷入到创造性活动中；只有那些具有一定水平控制定向的个体，在情绪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即高积极情感与高消极情感），才能产生最高水平的创造性绩效。
本研究取得的成果对组织中员工的创造性管理具有如下启示：第一，管理者可以通过管理性干预营造有利于积极情感产生的环境或帮助员工增强情绪调节能力，以促进员工的积极情感体验，进而提高员工的创造性绩效。第二，在人力资源选拔与招聘过程中可以通过考察员工的因果定向水平来获知员工是否易于产生高水平的创造性绩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应该选择具有较低控制定向的员工。第三，企业在进行员工情绪管理时，要注意对不同控制定向的员工采取差别化管理方法。从而使其在最大程度上获得高水平创造性绩效。对于低控制定向员工，应该使用管理策略为他们营造情绪资源丰富的环境，强化、丰富员工的情感体验，而对于高控制定向的员工，则应该为他们塑造相对平静、轻松的工作氛围，避免对他们形成高度兴奋、愉悦、紧张或压抑的刺激。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第一，采用横断研究，由被试使用回忆法取得心境指标。这种方法有可能不完全反映一周内心境的变化情况。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纵向设计，一天多次取得心境指标来反映员工的心境状态。第二，没有直接检验环境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仅将心境作为环境的结果指标来进行研究，未来应该直接检验环境与因果定向的交互作用。第三，没有检验动机变量的中介作用。检验员工的情感与创造性绩效关系的动机中介有可能解释控制定向的个体表现出高创造性绩效的原因。第四，研究样本不够大，因此对“因果定向×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作用的检验受到局限。事实上情感共存对创造性绩效的影响将是非常有探索意义的研究课题。
作者：张剑 宋亚辉 杜新波 董荔
人口矛盾控制研究论文 篇2：
北京人口发展矛盾、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
摘要：在对北京市人口发展的突出矛盾论述的基础上，认为影响北京人口健康发展的直接原因是流动人口规模的急剧扩张，而北京地区流动人口规模急剧扩张是受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与地方特殊因素共同影响。从尊重人口迁移和集聚的规律出发，提出首都人口发展的主要思路以及解决对策，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产业就业源头控制，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改革公共事业产品定价机制，稳步推进城乡结合部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制度保障。
关键词：人口发展 ；人口规模 ；影响因素；对策
一、北京人口发展的突出矛盾
与北京市人口发展现状特点相适应，北京人口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表现为总量矛盾、结构矛盾和分布矛盾三个大的方面。
（一）总量矛盾：人口总量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
2013年底，北京常住人口总量已经超过2000万，达到2114.8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802.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8%。①但首都的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十分有限，2013年内雾霾天气等事态多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难以令人满意。
（二）结构矛盾：人口的就业结构与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匹配
第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但适龄劳动力需求上升。随着北京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发展，服务业比重的不断提升，高科技产业的不断发展，对青壮年劳动者数量的需求也日益增加。
第二，某些行业的初级工人长期供应不足，如2012年度劳动力市场需求大于供给的前十二个职业中，一半以上是近三年供不应求缺口最大的职业，且主要集中在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
第三，技术工人供给不足。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工供给不足，是长期制约北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换代的瓶颈问题。
（三）分布矛盾：常住外来人口聚集地正好是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薄弱地
近年来，常住外来人口中居住于城市功能拓展区比重超过50%，城乡结合部地区尤为集中。造成这一矛盾有几个关键性因素：第一，外来人口收入较低，消费能力不足，压缩消费需求的愿望强烈。第二，针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包括提供可支付的住房）不足，生活费用却不断上涨。第三，城乡规划的不同步、不统一、不衔接，以及城市发展规划中重经济规划轻社会规划、生活规划、服务规划。第四，三元分割的社会管理体制，即居民、村民、外来人口分别采用不同的管理制度。
二、影响北京人口发展的因素分析
影响北京人口健康发展的直接原因是流动人口规模的急剧扩张，而北京地区流动人口规模急剧扩张是受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与地方特殊因素共同影响。
（一）北京人口过快增长的宏观背景
北京人口过快增长的宏观背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
近代以来，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人均耕地面积少，再加上工业起步晚，城市化水平低，大城市、大农村并存，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等原因，农村劳动力一直供大于求，只不过在计划经济时期处于隐性状态。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解除了对农民经济活年代以来，农业领域容纳劳动力出现了绝对量下降的情况。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逐步改善，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上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在2010年左右，农业中可供转移的劳动力规模约为4300多万。②根据推算，未来10年全国农村每年还要新增劳动力600多万。
2. 人口流动的比较收益较高
人口流动的自身流动意愿是推动人口流动的主观因素，而人口流动的比较收益是产生流动意愿的根本原因。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虽仍有一些制度性障碍存在，但人口流动的制度性成本已经大幅度降低。广大农村人口流动的收入预期大幅度提高。在预期收入的提高和流动成本降低的双重作用下，人口流动能够获得较高的比较收益，这一要素成为了人口流动的强大内在动力。
3. 城市化进程加快
在正常情况下，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但从建国到1978年期间，我国城市化进程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我国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进程加速，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小城镇迅速扩张、人口就地城市化为主的特点，与工业化速度的差距逐步缩小。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重工业超前发展战略和不合理的城市规模分布；而新工业化中存在的弱质问题特别是企业弱质问题，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滞后的主要原因。
4. 城乡差异与地区差异仍然明显
第一，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2：1，1995年为2.72：1，2001年为2.92：1，2003年进一步扩大到为3.23：1， 2011年约达3.13：1。如果再将城市居民享受带有很大福利性成份的住房、医疗、教育、交通、以及公共服务等计算在内，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并未有得到有效的缩小，反而在拉大（见图1）。
第二，从基尼系数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程度严重失衡。1978年前我国城乡居民收的综合基尼系数约在0.20～0.24之间，1990年为0.343，1995年为0.389，2005年后达到0.437。这说明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异正在扩大。
第三，从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来看，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也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是267元，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例为2.9：1。2010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扩大到7265元，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例为4.05：1。可见，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为明显。
第四，从恩格尔系数看，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差距很大。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下降较快，与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逐渐接近。但是在90年代中后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的速度就比农村居民更快一些，城乡居民人均恩格尔系数差距逐渐拉大。1978年城乡之间恩格尔系数的差值不高于4.5个百分点，2002年扩大到8.5个百分点，2011年差值有所缩小，但仍在4.1个百分点。
（二）北京人口过快增长的特殊性
北京人口过快增长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长期存在
首都自身的新增劳动力不能满足劳动力更替和扩充岗位的需要时，就会出现对外来劳动力的绝对需求；而在城市劳动力数量充足、只是由于其择业观念、就业渠道、工资福利待遇等“错位”产生出一部分职业、岗位空置时，城市也会有对外来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从北京市目前的情况来看，对外来劳动力的客观需求主要是“结构性”的相对需求，外来劳动力主要从事居民服务业等行业工作。
2.城市功能集中带来明显的人口集聚效应
城市的职能就是由多个特点清晰明确的功能区充分地发挥自己作用来实现的。城市功能区的形成过程是产业或者城市功能要素在特定的城市空间集聚的过程。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教中心，又是世界著名古都和对外交往的现代国际城市。因此，城市功能的集中给北京人口的向心集聚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第一，强大的行政部门资源吸引大量的劳动力。二、三、四环以内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等国家首脑机关及部委所在地，是国家政治中心的主要载体，也是北京市行政机构和外省市驻京机构聚集地（如下图2、3、4所示）。行政机关特别是中央行政机关的存在不仅带来了丰富的物流、人流和信息流，更因为政务往来，促进了区域商务圈。众多行政、事业单位坐落对区域内各行业的发展形成重大影响，形成区域“行政经济”这一独特现象，带动了为其提供服务的行业发展。这些服务行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特别是低端劳动力的需求较大。
第二，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就业带动效应。与其他大型城市相比，北京的政务部门多，拥有丰富的行政人力资源。以“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年末在岗职工人数”为例。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包括“中国共产党机关、国家机关、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其中，群众团体、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在岗职工人数在其中的比例有限，大部分还是党政机关。以2011年年末，北京的“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年末在岗人数”与比上海与广州的总和还要多，是重庆的1.6倍（见表1）。
从总体上来看，在政府部门直接就业的人员占北京市劳动力总量的比例较小，但从行政部门的就业带动效应来看，其带动的上下游产业就业数量就显得十分可观。
3. 环首都贫困带的存在
由于生态、发展水平和制度设计等原因，北京与周边的经济势差较大，有着明显的地区经济差异，发展不均衡，这是北京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也是北京人口快速增长的一个特殊因素。从国家级贫困县的分布图可以看出，首都周边还有大量的贫困县，特别是北京的西北部地区毗邻着几大贫困县，而上海与广州的情况则好于北京。有专家指出，从北京市中心到张家口康保县方向，随着距离的增大，人均GDP呈衰减趋势。距北京市中心80～100km是明显的分界点，2003年北京市中心的人均GDP是48000元，到100km处下降为7000元，到220km处人均GDP约4000元。③仅张家口、承德、保定三市就有25个贫困县、167万贫困人口，形成了 “环首都贫困带”。
环首都贫困带呈带环绕于北京周围的冀北地区，包括张家口、承德市的16个国家贫困县，150.4万贫困人口（贫困标准为625元/年，1999年）。然而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一现象并未有所改变，大部分地区仍处于贫困之中（见表2）。
三、北京人口发展的主要思路和对策
北京人口发展的主要思路与对策如下。
（一）主要思路
人口迁移、集聚有其自身的规律，是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过程中，受成本—收益引导而实现的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因此，人口发展政策制订应该充分尊重人口迁移和集聚的规律，通过合理的规划，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实现人口规模目标。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城市管理水平，放宽城市的资源约束，扩大人口容量，提高城市发展的协调性，将人口聚集产生的负面影响降低。
1.积极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城镇化发展战略是解决首都人口发展矛盾的基本途径
我国的城镇化将是以实现公民的自由迁移、农民工平等享有市民待遇、改变城乡收入分配格局为目标的。只有积极贯彻落实国家的城镇化战略，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少乡—城人口流动的驱动，才能培育大批符合北京需要的劳动力资源，推动北京产业的升级换代，才能改变北京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不对等和不均衡状况，从而最终解决北京的人口矛盾。北京市应该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新格局的形成。加快郊区城镇化，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新城，增强郊区农村发展活力，提高郊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从而有利于承接中心城区功能，人口的合理疏解和分布。
2.以建设世界城市为目标，实现人口调控的两个转变
以建设世界城市为目标，实现人口调控的两个转变：向结构和分布调控优于规模调控转变；向规模调控与提高城市人口承载力并重转变。按照国家实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总体部署，到2050年左右，北京要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进入世界城市行列。对比北京市与其他世界城市的差距，人口调控应该实现两个转变：
第一，从以规模调控为主向结构和分布调控先于规模调控转变。实现这样的转变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北京的人口密度相比并不算高，但却存在人口分布的不均衡，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密度过高的问题。其次，到2020年人口将进一步向城乡结合部聚集，分布矛盾将更为突出。第三，当分布矛盾和结构矛盾缓和后，有利于解决总量矛盾。比如通过对流动人口人力资本投资获得大量北京产业升级所必须劳动力条件，从而推动北京产业转型换代，减少对外部劳动力的需求。城乡结合部基础设施完善后，可以采用阶梯电价和阶梯水价的方式，改变水资源的消费方式，引导人口流动行为。第四，总量矛盾只能采取间接调控的措施，即产业的调整和升级。
第二，从单向的人口规模调控向规模调控与提高城市人口承载力并重转变。由于科学技术、城市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变化，适度人口规模是动态发展的。换言之，“适度人口规模只具有远期目标的参考作用和特定城市生活方式的借鉴作用，是考虑了若干有限因素并基于我们目前对事物规律的认识基础上的规划结果” 。④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重视规模调控目标，以此为引导城市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无需过分恪守某个数值节点，应发展社会经济条件，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城市管理水平来提高城市的人口承载力，改善城市宜居程度。
3.建立以经济手段为主导，其他调控方式为补充的综合调控机制
调控人口规模、结构和分布主要依靠经济手段影响人口流动的成本和收益。经济发展结构和规模直接决定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决定企业的就业岗位和就业人口，就业岗位的属性对应着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而岗位数量对应着对流动人口的接纳能力，因此，某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和产业发展导向关系到流动人口的收益，而地区相应的居住生活成本以及相应税费制度对应着流动人口的成本，这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口流动的主导因素。因此，北京人口调控的主导思路应该从“强制管人”转变为分阶段的“以业控人”，并不断完善和丰富调控手段，更多借助产业政策和税费政策等经济手段，并结合相应行政手段（户籍控制、社会制度、教育制度），形成市场和政府调控的合力。
4.人口融入是人口调控的重要内容
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是推进城镇化、实现人口合理布局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是人口调控的基本内容。
第一，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利于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差异问题，消解人口流动的动因。目前，我国规模庞大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流而未迁”，“农民”数量没有真正减少。这些正是人口大规模向北京聚集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真正形成支撑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人力资源和社会基础，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口调控目标。
第二，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利于城市的和谐稳定，实现人口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制度的隔离客观上强化了流动人口的地缘、乡缘、亲缘关系，加剧了社会分化，在城市内部出现了新的二元结构。一些地区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倒挂，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存在经济利益冲突，极易激发社会矛盾。
第三，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提升国民素质，是人口结构调控的重要内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流动人口接受城市文明、由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是流动人口共享城市发展成果、获得平等发展机会的过程，也是增强城市包容性、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的过程。
（二）北京人口发展进程中的对策性建议
北京人口发展进程中的对策性建议如下。
1.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要使人口达到有序流动，从根本上要逐步消除区域发展不均、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公共资源和服务分配失衡等问题。首先，要大力提高中小城市的人口吸引力，促进人口合理分布。农村劳动力呈现梯度转移规律，即他们往往首先流向县城、然后是省城、最后才是直辖市和首都。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对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区域内自我吸收，合理分流人口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可以加大对中小城市的投资力度，尤其是加大对这些地区基础设施的投入，缩小其与大城市之间的差距。低级别城市到高级别城市逐步放开城市户籍限制，满足农民就地市民化的愿望。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服务调控人口的合理分布。
与此同时，推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减少周边城市人口向首都聚集，同时推动北京人口向周边城市疏散。优化京津冀各地区的支撑产业，形成优势互补的地域分工结构，加快次中心城市建设，促进流动人口的合理流动和分布。北京和天津要发挥集聚经济优势，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加快石家庄、唐山发展为超大城市，加快发展廊坊、保定、秦皇岛、沧州成为特大城市，加快北京市新城建设，逐步发展成为中等城市，促进多中心城镇分布格局的形成。
2.产业就业源头控制
第一，加强产业发展的政府引导，完善产业准入和退出机制。北京市应加强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的指导，促进各功能区域主导产业错位发展、协调发展。 一是完善产业发展指导目录。进一步明确不同功能区域鼓励、限制和禁止的产业，引导产业合理布局。二是严格市场准入制度。适时修订形成更加严格的项目准入占地、耗能、耗水、废物处置利用率、资源产出率、“三废”排放等全市统一的强制性标准，并鼓励各区县在项目引进中实行严于国家和市级标准的准入条件。三是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对不符合区域发展方向的产业，通过手段，推进产业转移和退出。
第二，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建立以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为主导的新的发展机制，通过提升高新技术和现代制造业发展水平，提高生产效率，不断减少对低人力资本劳动力的需求；坚持高端发展方向，降低低端传统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人口集聚规模。
3.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第一，中心城调整优化，加大城区人口疏解力度。加大中心城人口疏解力度，鼓励部分行政办公、教育、科研、医疗等现有和新增功能向新城等外围地区疏解。通过在土地使用、税收、搬迁费用、购房、子女教育等方面给予适当的优惠或补贴，以引导政府机关、企业和学校向周边卫星城市迁移。
第二，加快新城发展，强化人口与产业聚集功能。支持新城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等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建设，加大中心城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新城辐射力度，努力实现新城人性化、精细化、集约化、生态化发展。
第三，加快职住交通平衡体系建设，缓解城区人口通勤压力。应实施快速交通体系联结就业中心和高密度居住区策略，减少职住分离带来拥堵和环境污染。在进行城市空间规划和土地供给时，应当鼓励产业向“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四大高端产业新区、专业集聚区”集中；加强交通规划和城市规划的衔接，在从就业中心延伸到城市外围的轨道交通周边提供居住用地，或者在就业中心和相应的居住密集区之间提供便捷的快速交通设施；加强交通弹性需求管理，可以通过提高停车费、征收高峰时段拥堵费等经济手段引导市民出行。
4.改革公共事业产品定价机制，使价格反映公共事业产品的成本上升趋势
当城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物价的上升会带动生活成本的上升，从而引导人口扩散。目前北京公共事业产品的定价机制远远不能反映公共事业产品成本上升的趋势。当公共事业产品的价格不能反映实际的成本上升趋势的时候，通过物价调整人口流动的机制也就失效了。因此，应当逐步改革公共事业产品定价机制，使其反映公共事业成本上升趋势，逐步发挥物价调整人口流动的作用。
5.稳步推进城乡结合部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地区承载力
第一，推进集体经济产权改革，为本地区产业发展奠定基础。集体经济产权改革，不仅让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集体经济资产及其收益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而且有利于土地流转，提高土地经营效益。政策上，应当允许集体经济组织根据规划直接利用土地发展非农产业，降低城市化的成本，从而有可能在本地区内实现流动人口的职住平衡。
第二，应由市区政府负担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目前，城乡结合部地区主要由当地集体经济组织负担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而利用基础设施的群体远远超出了本集体经济组织的范畴。这相当于以集体经济组织的收入补贴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由市区政府根据城乡结合部地区实有人口统一规划和建设基础设施。
第三，在公共事务治理上，搭建起合作治理的平台：政府是主导（把握方向，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社区自治组织是中介（沟通政府与居民）和平台（聚合民意、自我管理），居民是参与者（民主自治）与需求者（服务的对象），企业、社会团体和非营利组织是助推器（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和产品）。
6.建立较为完善制度保障
第一，构建首都人口协调控制领导小组，设立专门的人口政策委员会，由北京市各人口管理部门的相关领导组成。通过成立专门的人口政策委员会，明确落实政府责任。人口政策委员会的职责包括负责部门协调，落实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目标，制定必要的人口调控措施，指导具体措施的执行；监测人口变化，组织专家调研，分析预测人口变化，评估政策效果；向人大和政协报告行政区划内的人口密度变化；组织基层干部队伍的专业培训；审核批准重大建设项目的人口密度环评和周遍人流变化环评，指导城乡规划工作落实人口密度控制要求；检查监督人口统计工作。
第二，加强各级政府的人口管理工作。把人口规模总量调控分解到区县，将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纳入区县政府绩效管理考评指标体系。
第三，借鉴上海等地经验，加快建立统一居住证制度。统一居住证有利于加强流动人口信息采集，共享信息资源，方便政府各有关部门掌握流动人口的动态，提高服务和管理的效率。
第四，应该建立以居住证制度为基础、以公安人口管理系统为支撑、相关部门共建共享的实有人口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建立以村（居）人口信息采集为基础、以市人口计生全员人口信息系统为平台、以人口流动及区域动态分布为主要功能的人口规模调控辅助决策系统，为人口服务管理提供多方参与、多元支撑、多维服务的工作机制。
注释：
①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北京市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北京日报》，2014年2月13日第四版。
②都阳、王美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估计及其含义》，《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四期。
③樊杰：《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综合规划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第一版，第28页。
④张善余：《产业调整与上海城市人口再分布》，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7期。
参考文献：
[1]沈金箴.东京世界城市的形成发展及其对北京的启示[J] .经济地理，2003（4）.
[2]陆军，汪文姝，宋吉涛.纽约、东京与伦敦的人口规模演变[J] .城市问题，2010（9）.
[3]王桂新. “大城市病”的破解良方[J] .人民论坛，2010（32）.
[4]王桂新.我国大城市病及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的治本之道—— 兼谈北京市的人口规模控制[J] .探索与争鸣，2011（7）.
[5]黄匡时.特大城市的人口调控：东京经验及其启发[R]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专刊——2013中国可持续发展论坛（一）， 2013.
（编辑：韦京）
作者：李茂 张真理
人口矛盾控制研究论文 篇3：
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研究方法在人口老龄化问题上的应用
【摘 要】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之一。作为人类丰富知识成果的历史结晶，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概括和总结了各种具体社会研究方法。所以，用这一研究方法分析研究中国当前人口老龄化问题，具有深刻普遍的指导意义。
【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和谐社会；社会保障
【
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生育率降低和人均壽命延长导致的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根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确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严重老龄化。根据这一标准，中国已于1999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世界上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增长最快的国家。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中国老龄化人口已经达到1.8亿之多；并且，就增加数量而言，每年几乎增长800万。按照目前的增幅，到21世纪中叶，未来中国总人口当中三分之一的人将是老龄人口。不仅如此，在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过程中，超高龄老人（通常指80岁以上）的数量也在急剧增长，达百万之巨。而这个群体通常失去了自理能力，在身体上需要康复护理、医疗保健，在精神上需要关怀慰藉等，这在另一个层面上也使得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养老问题的严峻程度日趋愈烈。
2 用社会矛盾的普遍性正视人口老龄化问题
矛盾具有普遍性，既贯穿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又普遍存在于各种社会形态。但是，这无所不在的矛盾有着巨大的推动力。正如毛泽东所说：“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在社会矛盾系统中，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它始终存在于各种社会的每个阶段和方面。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总是从生产力的发展开始的。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曾经是生产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按照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阶层结构也有着差异。同一社会阶层的人，由于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谋生方式，从业范围接近，会产生共同的利益诉求，利益关切和利益驱动。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由于利益诉求，利益关切和利益驱动存在差别，因而也会产生阶层之间的矛盾。老龄人口，作为失去劳动力的特殊阶层，同广大劳动者阶层，无疑会产生各种利益间的矛盾。因此，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关注社会各阶层矛盾的一个非常现实的话题。
从辩证的唯物主义角度看，人口老龄化问题归结于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改革开放以来，我过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有了双重的提高。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尤其是医疗保健有了根本性变革，人均寿命有了显著提高，自然死亡率大幅下降；老龄化是寿命提高的影子。但是，老年人不是无用的人，他们依然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我们不得不正视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深刻影响。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
老人年增多，必然伴随的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在数量上的减少，从而影响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可以预见，当老龄化比例达到一定程度时，在一些特定区域，会造成劳动力严重匮乏。而劳动力的不足，就会作用于劳动生产实际，给生产能力和生产质量带来消极影响。
第二，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产生的影响。
老年人的消费不仅与中青年的消费内容和消费习惯不一样，老年人活动范围的相对缩小，消费需求也相对减弱，人口老龄化对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有较为负面影响。
第三，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产生的影响。
从中国的养老模式来看，城乡以社会养老形式为主；而农村以家庭养老为主。但是，无论哪一种形势，都离不开先进医疗系统和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老龄化背景下，对这些方面的要求只能更高更多，不会减少。这从我国2001年至2012年间用于医疗社会保障资金的增长情况可见一斑，增长了接近10倍；而用来支付离退休职工的费用也增长了12倍。这两方面皆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使各级财政负担相当沉重。
3 提高生产力水平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问题，从本质上说是社会发展中生产力遇到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人类社会发展时，提出了“两种生产”的理论：一种是人类自身是生产，另一种是物质资料的生产。
自我国施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增长幅度和人口基数得到有效控制，这在一定时期促进了生产能力和社会的发展。但是，独生子女政策到目前已经超过三十年，社会劳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继续施行一孩化政策，人类自身的生产就会严重受阻，劳动力的更新也就缓慢，进而深层次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以，2015年10月29日发布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宣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而此次人口政策的调整距离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放开“单独二孩”，还不到两年时间。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层面看，需要提高现有生产力水平。从当前社会经济结构看，我们要提高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制造業在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但是，随着互联网和新的科技手段作用越来越大，传统制造业受到了严重冲击，甚至很多行业濒临危机。这对依靠传统生产工艺和技术，且年龄日趋增大的群体来讲，也是一次严重的打击[1]。中国可以借鉴一下先进国家的经验，在转型时期妥善为他们做好过渡。而制造业的积极发展，会生产大量物质价值，不仅保障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也会为完善国内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物质基础做出巨大贡献。
4 结论与启示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各级政府，把建设和谐社会作为考验党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而社会的和谐，不仅体现在物质文明的进步，而且表现在精神文明的极大提高。但是，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是这一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我们必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健全养老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等各项保障制度，让老龄人口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让老龄人口的物质生活质量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同时，人口老龄化问题既是人口问题、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但从终极意义上说，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老龄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整体文化战略的发展，老龄文化是国家整体文化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2012年，国家各部委都相继出台了“十二五”规划。文化部、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的“十二五”规划都为老龄文化事业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12年10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16个成员单位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文化建设的意见》，这是指导今后一个时期中国老年文化建设的重要政策文件。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着重展示了人口老龄化蕴含的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和社会矛盾研究方法，并从生产力的角度揭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的一般规律，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了人口老龄化社会矛盾的本质。由此可见，在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黄瑞.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影响[J].经济研究导刊，2010（04）：32.
作者：田伯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