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文化人类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传播，不管是在国内各民族之间，还是在国与国之间，很多时候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存在着经济实力较强的民族成为舞蹈文化的主要输出方的现象。文章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舞蹈所承载的民族宗教和信仰、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表现进行了分析，对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的非对称性进行了探讨，为民族舞蹈应该如何进行跨文化传播提供一定的建议。
第一篇：文化人类学论文范文
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后藏石刻文化
【摘要】后藏石刻文化是后藏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也是后藏文化的载体之一，它有着独特的造型艺术和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石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对后藏石刻文化进行解读，分析后藏石刻的宗教文化背景和文化功能。
【关键词】后藏石刻文化;文化人类学;文化功能
在人类的发展进化过程中，有着众多的文化载体，如帛、竹、纸。石头以其不朽的质地而被众多文明所采用。可以说，石刻文化史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的一个侧面，它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都广泛影响着后人。
我国西藏地方有着大量辉煌灿烂的石刻文化遗存。在西藏，几乎可以说凡是人迹所至，石刻品随处可见。这些石刻数量多、分布广、功能全。石刻文化对于藏文化而言，是其重要的表现形式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西藏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特征都可以在石刻文化中得以体现，它与西藏社会历史的发展息息相关，同步前进。探讨石刻文化的艺术成就和宗教文化内涵将有助于认识和了解藏族传统文化。本文以白朗县石刻文化为切入点，对这一文化现象作一简要探讨。
一、白朗石刻现状
白朗县，位于西藏自治区南部，隶属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曾是江孜法王行宫所在地、藏王颇罗鼐故居和七世班禅丹白尼玛出生地。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广泛整理事实是多么的必要”。2016年5月，经该县文物局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26处石刻，分布于3个乡镇之中，涉及4个寺庙，部分石刻为首次发现。
有学者按照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来划分西藏石刻文化，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即史前期、奴隶制时期、封建制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白朗县的石刻属于封建制时期。也有学者将藏族石刻文化按内容分为四大类型：第一类是以阿里地区日土县为代表的“藏区岩刻”，内容多为古代藏族先民刻画，有动物、人物和祭祀场面，还有近代僧侣刻画的经文、六字真言或佛像;第二类是在藏区广泛可见的以佛教教义和经文为刻写内容的“玛尼堆”和“石经墙”;第三类是以政治盟誓为题材的历代碑文，例如唐蕃会盟碑;第四类是以佛像菩萨或者一宗教人物为主要刻画对象的造型艺术。白朗县目前发现的石刻以第四类为主。具体详见下表：
二、白朗石刻的特點
(一)内容上，是藏传佛教的载体
公元7世纪，随着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佛教便从印度正式传入西藏，在与本土宗教苯教的抗衡过程中，经吐蕃王室大力支持，不断吸纳苯教文化，使得佛教在西藏的土地上得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最终形成了具有西藏特色的藏传佛教文化。
自佛教初传西藏开始， 白朗县与佛教就结下了不解之缘。7世纪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在此修建帕吴拉康和加热拉康，从此，佛教正式踏足白朗地方。在前宏期， 除了上述两座古庙之外， 在白朗县辖区还建有数座庙宇。据《后藏志》记载，拉琼、卡普、恰居、嘎东寺(又称作参卓林寺)、昂佳、哲拉康等庙宇建于前宏期。后宏期之初， 卫藏十觉士之一的罗顿·多吉旺秋从安多地区辗转来到其故土夏鲁地方后，于997年修建坚官寺，开启了佛教在白朗一带的复兴之门，其弟子古瓦?益西雍仲占据哲拉康，以此为据点招募门徒，讲经说法;托多潘扎占据江嘎尔达隆拉康，广收弟子，传扬佛法，形成了以达隆拉康为中心的僧团组织，史称“俗措”;卫藏十觉士之一聪尊喜饶僧格占据恰居寺，弘传佛法，后由罗顿?多吉旺秋弟子香顿催帕住持;1080年，嘉堆增?旺秋崔成(1047-1131年)入主嘎东寺，在嘎东寺传习东传律统，聚集了上千名来自西藏各地的学徒，嘎东寺也成为了西藏各地传承东传律统的重要基地。
随着后宏期的开始，西藏各教派在白朗都建有各自的寺院和禅修中心。这些寺院和修行地无论属于哪个教派的传承，相互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授受关系。正是白朗深厚的佛教文化背景，使得该区域石刻成为藏传佛教的一个载体。通过调查，白朗石刻主要集中在参卓林寺和色热珠德寺。
石刻是藏传佛教在白朗传播的表现形式之一，它是当时宗教文化传播的艺术媒介和载体，它对佛教人物形象在白朗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
1.度母
藏语称“卓玛聂久”，是藏传佛教诸宗派崇奉的女性本尊群。藏传佛教的度母有许多不同的身色，有白、红、蓝、黄、绿、黑六色。白色表度母之身，红色表度母之语，黑、蓝色表度母之意，黄色表度母之功德，事业则以绿色作代表。白朗县发现的石刻度母，有黄、绿两种颜色。在当地，这些度母石刻被广大信徒或百姓普遍敬拜，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2.香巴拉二十五代法胤之一
“香巴拉”是藏语的音译，又译为“香格里拉”，其意为“极乐园”，是佛教所说的神话世界。香巴拉的法王据传有二十五代，这尊石刻法王像，在当地被认为颇具灵验，每逢藏历和佛教节日，前来参拜的信众甚多。
(二)艺术上，表现形式细腻
白朗石刻，从形象上来讲比较单一，多以佛教人物等形式出现。虽然形象较为单一，但石刻手法多样。据调查，这些石刻手法采用了平面浮雕、印刻、阳刻、线刻等方式，这些相辅相成、相互补充，雕刻出来的佛教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它为藏传佛教在白朗的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白朗石刻的文化功能分析
(一)解释功能
洛特曼认为，文化文本符号(文学、艺术、哲学、科学、宗教、神话、礼仪、习俗等都是文化文本符号)是人类运用所掌握的多种符号系统，根据一定的文化目的对各成分进行选择和重组的结果，是人类认知世界所获成果的直观表达。它具有一定的物质直观性、统一的结构形式和完整的意义和信息。白朗石刻是藏传佛教的石刻造像，也是文化文本符号。
“人是如此需要这一类的符号源启示他去发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白朗人民通过这些石刻造像对藏传佛教有了更深程度的认识，也对自身的民族特性有了进一步认识。
李亦园认为，人类学家研究文化，不仅探讨文化的出现与源始、文化的累积与传播、文化的拓展与丰富，同时更重要的是比较研究不同的民族在各自创造自己文化的过程中，如何借人文活动的拓展，使其成员更具人文的素养，使其群体更具道德精神，使其艺术创造更具丰富的意义。
白朗石刻浓厚的佛教色彩，对佛教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承载了藏民族的精神文化和艺术观念。通过石刻，人们可以更为直观地感受到宗教的人文气息与文化内涵，为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和研究佛教文化提供了素材。
(二)整合功能
白朗石刻中还存在着“玛尼”石刻。“玛尼”，即佛经观音六字神咒的略称，汉字音译为嗡、嘛、呢、叭、咪、吽，是藏传佛教最受尊崇的一句祈祷语。它是广泛流布于藏族民间文化中的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宗教石刻艺术，在藏传佛教美术和民间民俗美术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教化功能、审美意义和神圣而独特的宗教文化地位。
白朗石刻中的玛尼石刻，有着民间化特点，它是民俗民间艺术中的重要形式之一，它也具有补充文化需求的效应。宗教节日上，当地藏族群众围着玛尼石刻，进行各种宗教活动，例如煨桑、膜拜转圈、赛马斗牛等具体活动。这些宗教活动融合了当地的文化娱乐，联络着各村村民之间的情感，增强彼此之间的认同。在这里，民俗和宗教已经有机地融合到一起，玛尼石刻成为当地人们精神文化的载体，根植于当地人们的民族特性之中。
白朗石刻文化是当地藏民族智慧的结晶和民族精神的有机统一，它以石刻为载体，与宗教相结合，为后人了解认识以及研究后藏文化提供了生动形象的资料。它对于发展和弘扬后藏文化具有重要作用，也是新形势下繁荣后藏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作者简介：施义(1980-)，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2015级博士生。
作者：施义
第二篇：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解读
摘 要：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传播，不管是在国内各民族之间，还是在国与国之间，很多时候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存在着经济实力较强的民族成为舞蹈文化的主要输出方的现象。文章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舞蹈所承载的民族宗教和信仰、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表现进行了分析，对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的非对称性进行了探讨，为民族舞蹈应该如何进行跨文化传播提供一定的建议。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软权力;文化折扣
一、民族舞蹈的文化人类学诠释
（一）各民族宗教和民间信仰的载体
舞蹈和岩画、音乐一样，是原始人类创造岀来的最早的艺术样式之一。原始时期的舞蹈可分为自然崇拜舞蹈、图腾崇拜舞蹈、神话舞蹈和巫舞。“民间信仰，就是那些扩散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跟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没有明显的教会组织、经典、教义等的包括祖先崇拜、四时祭祀、神灵崇拜、算命、卜卦、风水等的普泛化的信仰。”远古时期的舞蹈所具备的功能超出了我们的现象，被认为是人神交流、人鬼交流的媒介，是民族宗教和民间信仰的载体，在被原始人类刚刚创作出来的时候，更多地具有实用的功能，既可以自我愉悦，表达信仰，又可以宣泄宗教情感，从而达到祈求神祇保佑或者希望祛除鬼疫的功利目的。这些舞蹈或者按照图腾物的外形进行装扮，或者模仿图腾物的动作，是原始宗教和信仰体系借助舞者肢体动作而希望达成人与神、人与鬼疫之间交流的方式。澳洲土著的袋鼠舞、鸸鹋舞，北美印第安人的野牛舞、熊舞等都是世界著名的原始舞蹈。
我国原始社会中也同样如此，舞蹈在我国先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吕氏春秋·古乐篇》就有“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记载。“所谓‘八阕’，是指八段内容不同的舞蹈，表演时舞者手持牛尾，一面吟唱有关的歌词。其中《载民》祝愿氏族繁荣昌盛，种嗣延绵;《玄鸟》歌颂殷商部族的图腾‘玄鸟’;《逐草木》祈求牧草丰茂，牲畜繁衍;《奋五谷》祝愿风调雨顺，五谷丰收;《敬天常》表达对上天虔诚的敬意;《达帝功》赞颂氏族或部落首领的功绩;《依地德》感谢大地母亲养育万物的恩德;《总禽兽之极》模仿各种禽兽的动作，祈祷禽兽大量繁衍，为人类提供充足的食物。”很明显，这些舞蹈表达的是图腾崇拜。
（二）各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表达
民族舞蹈同时也是各民族生活生产方式的体现。“人类对不可言说去言说，而‘身体的独白’——舞蹈，就是这种最典型的‘不可言说的言说’。”各民族生活于独特的自然环境之中，而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了适应于该自然环境的独特的生产方式。為了自娱自乐，为了统一生产节奏，或者为了表达这种“不可言说的言说”，不同的民族在其劳动过程中，会模仿其劳动动作、劳动对象等，形成不同的、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舞蹈，表达的依然是对生产丰收和生活幸福的美好祝愿。在这种特殊的娱乐形式当中，宗教始终贯穿于其中。虔诚的宗教信仰加上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使得繁重的体力劳动与艰巨的生活现实所带来的痛苦得以化解，在循环往复中调节着先民们的情绪状态。
例如，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的“阿尺木刮”，被称为“山羊的歌舞”，是云南维西澜沧江沿岸傈僳族一种自娱自乐的歌舞。傈僳族群众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喜爱饲养山羊。“阿尺木刮”的起源与维西傈僳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是傈僳族经过对山羊的动态形象进行抽象和加工而成。跳舞时舞者的脚步跳摆搓跺，上身或左右摇摆，或前仰身，或抬头，或回望。这些舞蹈动作都是在模仿山羊的动作。
二、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的非对称性
（一）民族舞蹈输出地的“软权力”
正如以上所论述到的，因为民族舞蹈是民族宗教信仰的载体，表达着特定民族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所以，民族舞蹈对于保持一个民族内部的文化凝聚力，加强与其他民族的联系和沟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各个民族也非常注重本民族民族舞蹈与其他民族的民族舞蹈之间的交流。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交流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文化交流现象。然而，文化交流很多时候是有差异性的，经济较发达的民族具有更大的优势，可以对被输入某种舞蹈文化的民族产生更大的影响。影响他者文化对某一文化现象作出符合本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就包括约瑟夫·奈提出的“软权力”的概念。“软权力”则指隐身于文化或价值观等意识形态之中，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人对某种事物的理解和选择，更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
不同民族之间的民族舞蹈交流的差异性呈现为一种非对称性。民族舞蹈是一种承载着宗教信仰、历史文化、生活习俗的“软权力”，可以作为交流媒介，将两个不同文化的民族连接起来。经济较为发达的民族由于经济实力、传播机制、传播手段等更有优势，掌握着文化上的发声渠道和话语权，有利于其充分发挥民族舞蹈这一“软权力”，向外推行本民族舞蹈文化，成为民族舞蹈文化交流中较为主动的一方。首先，经济实力雄厚的民族可以系统地构建现代化的传播体系，发动非专业性的传播媒体，充分利用新媒体，调动其他人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渠道，创造适合于本民族舞蹈传播的交流方式，利用承载着该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民族舞蹈去引导其他民族的文化消费偏好，实现民族舞蹈的成功输出。其次，民族舞蹈交流的发起方也掌握着文化交流的评价体系，以及舞蹈艺术评价的发声渠道和话语权，通过该评价体系以本民族文化的审美标准，对他文化的民族舞蹈进行评价，从而影响人们对参加跨文化传播的民族舞蹈的审美取向。
（二）民族舞蹈输入地的“文化折扣”
在一个名为“美国主导电视节目国际市场的原因”的研究项目中，霍斯金斯和米卢斯首次提出“文化折扣”的观念。“文化折扣”即“文化贴现”，导致这一现象的是民族文化差异。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文化产品，例如民族舞蹈，在他者文化语境中遭到排斥而导致文化价值降低。引起“文化折扣”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文化输出方和文化输入方在地理环境、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都存在着差异，而被动接受他者文化的民族对本民族文化的宣传力度不够，导致本民族文化输出到经济较为发达的其他民族时，受众会感到陌生，其接受意愿大打折扣，引起“文化折扣”现象。
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传播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宣传渠道、文化话语权等方面都不具有优势。最重要的是，本民族舞蹈在他者文化当中的“文化折扣”现象催生了本民族的民族舞蹈相對落后的假象。在民族舞蹈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传播主体对本民族舞蹈所传达的宗教信仰、审美价值等无法产生认同感，文化自信心受到冲击，呈现为较多地模仿或接受他者文化传入的民族舞蹈的现象。因此，经济上相对落后的民族，普遍具有一种舞蹈文化危机感，在民族舞蹈跨文化交流方面较为保守，成为民族舞蹈文化的被动接受方，或在本民族舞蹈中融入了过多的他者文化因子，造成本民族舞蹈核心文化符号的流失。
例如，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我国的舞蹈文化总体而言呈现出一种崇尚西方舞蹈的趋向。西方的芭蕾舞、体育舞蹈、街舞等艺术形式，成为我国艺术院校的主要舞蹈专业，而民族舞蹈，尤其是我国少数民族舞蹈，却在发展时受到各方面的影响。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时候，过多地成为“软权力”的接受对象，而我国的民族舞蹈在进行输出的过程中，又产生了“文化折扣”现象，进一步打击了我国民族舞蹈跨文化交流的态势。
三、结语
鉴于以上分析，在进行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输出民族舞蹈的一方应该采取文化相对论的视角，不能因为经济实力的优势而变相地使用“软权力”，对经济落后地区的民族舞蹈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而应该在输出本民族舞蹈文化的同时，本着平等开放的心态，热情拥抱来自于他者文化的民族舞蹈。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民族，也应该正确认识本民族舞蹈的文化价值，在交流过程中吸收他者文化舞蹈中优秀的艺术表现手段，同时坚持本民族的核心文化符号，保持民族特色。在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交流中，不论是民族舞蹈的输出方还是输入方，均要以平等的眼光来看待对方的舞蹈文化，承认对方民族舞蹈中所表达的优秀的哲学思想和美学理念，并加以吸收。同时，输出方也应该积极地向接受本民族舞蹈文化的其他民族学习，虚心学习和吸收对方的舞蹈表现手段，从而营造出双方的民族舞蹈文化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
参考文献：
[1]周大鸣，秦红增.中国文化精神[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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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建.宗教与舞蹈[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25.
作者：刘佳玉
第三篇：文化自信、文化协同与文化创新发展
[摘要](中)摘要2017年，北京的文化建设和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研究集中在坚持文化自信、谋求文化复兴，产品载体和渠道建设是推进文化“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路径，文化协同是实现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基础，发展新业态是推进文化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手段等几个方面。研究主题的变化，彰显出文化发展与北京建设相结合实践的复杂性和延展性。
[关键词](中)关键词文化自信;文化协同;文化北京;“一带一路”;京津冀;文化新业态
正文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北京在文化建设方面积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稳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在新的定位、目标和基础上，着力强化城市创新驱动战略，构建文化创新体系，推动城市转型发展。总体而言，北京在文化领域的创新实践丰富和拓展了人文北京的内涵和外延。2017年，相关著述对北京城市与文化的关系从多方面进行了讨论，其重点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级标题一、文化自信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基本方略、建设目标和基本要求。其中，文化自信是传承和创新文化的重要基础，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北京作为首都，在文化建设等领域均具有表率和示范效应。北京自觉加强文化自信与北京城市发展的紧密结合，以提供更为丰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满足首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自信是对文化的作用及其生命力、创造力、影响力的深度认同和执着信念。首都理论界从多个角度对文化自信的内涵和价值进行了阐述。
(一)不同语境中文化自信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40-41这一论述将文化自信置于世界文明体系和中华文化复兴的高度，展示出文化自信应有的理论视野。王岳川在世界性的视域中，考察了文化自信对文化建设的意义。[2]他认为，坚定文化自信是消减文化自卑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的基础，有利于将中国文化转化为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过常宝则从中国文化的内在品质方面阐释了文化自信是中国通向世界桥梁的观点。[3]他指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天人合一观念等有助于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建立。秦佩、李心峰从与世界文明交往的角度，提出文化自信的特征[4]，认为文化自信在弘扬中华美学与艺术精神、探寻传统艺术理论资源、加强艺术学理论建设等层面，呈现出鲜明的“中国”取向。沈湘平则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和新时代的文化现实，提出理解文化自信的多种角度。[5]他提出，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和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等维度，文化自信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意义。与以上论者的视角不同，有论者论述了互联网语境中文化自信的内涵。张凯认为，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性建设和文化自觉的高度体现，在互联网重构一切领域的时代，增强文化自信应当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文化传播和共享方面的优势，构建“互联网+文化自信”的新模式。[6]以上论者对不同语境中文化自信意义与价值的讨论，凸显出文化自信这一概念本身内涵的丰富性、生长性和拓展性，而正是文化自信内涵的广延性特征有助于中国文化与现实实践进行多维度的结合。
(二)以文化复兴推进文化自信的实践
文化自信是与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文化理念，它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强化文化自信不仅需要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更需要在中华传统文化汲取丰富养分的基础上，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陈先达在认识文化自信与传统文化复兴的关系时，将文化自信置于民族生命力的高度，认为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文化自信决不是搞文化民粹主义，单纯否定传统和凝固传统都是错误的，在批判中继承传统文化仍然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7]章伟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与社会、关注生命存在及其价值，具有高度的包容性，能够为人们生活提供价值导向。[8]传统文化与现实的结合，需要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重新融入生活。范周指出，坚持文化自信需要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大文化传承与创新力度，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9]强化文化创新，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文化产品这一载体的支撑，有论者从案例分析的路径阐释了传统文化对文化自信的意义。金元浦以《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为例，阐释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10]他认为崇高再次成为新时代的审美主旋律，文化叙事的宏伟、壮美和高尚等美学范畴的兴盛，展示出文化自信的中国焕发出的文化活力。可以说，厚重的传统文化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无疑考验着当代中国人的智慧。
北京作为国家首都，丰富的文化资源、科技资源、传播资源等积极推动了传统文化面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如“三个历史文化带”的开发利用、中轴线保护与申遗、VR技术助力故宫文化资源“活起来”、“老字号”的传承创新利用等实践活动，推动了文化传承与北京建设发展的有机融合，不断深化文化自信的时代意义。当前，对北京文化内涵的挖掘与梳理已成为北京坚持文化自信、推进北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建设的重要內容。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创新文化是北京城市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古都文化是历史底色，红色文化是活的灵魂，京味文化是生活表征，创新文化是发展动力。协调利用好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创新文化的互动关系，是进一步增强北京文化职能，对内强化文化自信，对外展示国家文明形象的必由之路。
一级标题二、载体和渠道建设是推进文化“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与发展的重要路径。北京作为首都，需要充分发挥文化优势，通过载体和渠道的打造，融入到“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中。
(一)打造北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产品载体
融入“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平台的支撑，加快打造北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的载体与平台，是北京发挥首都核心职能的重要路径。
北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应在立足首都城市定位的基础上，以载体建设为纽带，发挥北京文化引领的优势。北京具有较强的资源聚合能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其本质是要将北京的影视、展览、旅游、演艺等文化产品以载体的形式布局到“一带一路”的整个产业链上，因此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载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北京应坚持铸造品牌、讲好中国故事，发挥品牌企业、旅游、教育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助力文化交流与交往。[11]北京的各类企业纷纷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业务拓展，目前已在31个沿线国家进行投资，累计金额约为224亿美元，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商务交流、文化服务业等行业，且根据当代消费者的文化需求生产特色文化产品，促进了中国文化与当地文化的有机融合。[12]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不同的文化水平和特色，刘薇从文化贸易的角度指出，北京应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选择“一带一路”目标市场，实施区域多元化战略，加强对新兴“一带一路”市场的开拓，形成更加合理、多层次的多元发展格局。[13]在关注一般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贸易之外，郭京宁视角独特，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了北京的文物在中外交流中的枢纽性作用。[14]他指出，文物包含历史上中国与其他国家文化交流的烙印，因此文物交流能增进北京乃至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认同，有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二)打造北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交流渠道
交流渠道建设是一个涉及历史传统、资源禀赋、行业基础、技术条件等多方面要素的系统性工程，只有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才能够真正实现渠道畅通。
在政策沟通和信息交流层面，2017年，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21世纪“一带一路”与商业文化论坛、“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级别会议、丝绸之路城市合作促进会等在北京举办或成立，在1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中国文化中心等，均极大促进了北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或信息的共享，增进了双方间的文化互信。
贸易畅通层面是交流渠道建设的重要环节，各类文化产品及其版权交易需要畅通的交流渠道。霍学文从宏观发展的层面，阐释了北京的金融、产融、资本在助推“一带一路”倡议所具有的大本营的优势。[15]他认为北京应发挥自身优势携手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协调处理企业、资本输出、产业转移间的互动关系。在产业的交流与互动中，北京应充分发挥优势产业的推动作用。北京作为中国出版产业的重要基地，出版产业是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北京出版集团以版权贸易为抓手借助展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销售中国的优秀图书，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益。[16]当然，出版仅是整个产业驱动中的一部分，许多以科技为支撑的互联网新兴行业也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期待分享“一带一路”中潜在的万亿元蛋糕。而便捷的交通无疑是能够分享万亿蛋糕的重要基础性条件。刘波认为，北京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应着力于强化北京国际航空港的地位，加强与中亚、东南亚、西亚等地区的互联互通，支持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17]可以说，实现贸易畅通需要产业硬件和设施硬件的强力支撑。
与上述硬件条件相比，民心互通则构成了渠道建设的软性条件。在推进产业共享共赢的过程中，不可否认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文化风险。吴冰冰、于运全等从促进文化沟通、尊重文化差异、推动文化适应三个角度，选取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13个国家，对北京及其它城市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在文化领域可能面对的风险、注意的问题、借鉴的方法进行了阐述，为中国的企业、机构和人员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走出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8]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融入“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既需要发挥优势产业的驱动效应，也需要找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痛点，进行有针对性的突破。
一级标题三、文化协同是实现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基础
京津冀一体化是一项国家战略，在这一整体战略中，随着首都有序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进程的日益推进，通州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作为承接城市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的使命愈加凸显。2017年9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批复与实施，进一步推动了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京津冀三地地缘相近、文化相通，普遍接受的文化认同有助于京津冀一体化的实现。但是由于文化内涵和外延的复雜性，文化在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与功能。
(一)发挥北京在京津冀一体化中的文化引领作用
产业协同是通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从而实现产业协调发展的策略。鉴于京津冀各自的文化优势和资源禀赋不同，所以在推进京津冀文化一体化进程中，应充分发挥北京优势，主动搞好北京与规划、政策和项目的对接，筹划城市间的全新组合。[19]而推进三地的重新组合，需要统筹三地的空间布局。叶堂林、毛若冲认为，北京在空间统筹方面，应通过适度压缩生产空间、优化生活空间、扩大生态空间等路径，带动周边区域的快速发展。[20]带动周边区域应注重发挥北京的产业优势，从外部为京津冀提供发展动力。[21]在所有的产业中，陈静芳等特别关注影视产业基地建设，认为北京与河北、天津在影视产业的发展上可以优势互补，有利于产业集群的形成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应在统一的规划体系下进行，但是由于存在着区域性立法法律位阶不明与文化遗产立法零散并存、解决急需问题立法的优先顺位与解决长远问题劣后立法关系、遗产资源禀赋差异与行政力量强弱悬殊难以完全对等协作的三重困境[22]，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京津冀三地始终未能做到协调统一。虽然近年来京津冀三地通过签署文化合作协议、举办文化联展等活动，增强了三地文化间的互动，但在文化资源和相关产业的互联、互通、互享层面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北京作为京津冀一体化的核心城市，在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层面应作出突破与创新，以形成京津冀三地合力共生的发展格局。
(二)强化通州城市副中心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赋予通州以示范带动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功能，这就意味着利用文化提升城市发展的品质，塑造优美的城市形象，通过文化和商务功能的聚集，建设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是通州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易言之，公共文化服务是推动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设的重要基础。文化通州是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方向，以公共文化服务提升通州的文化品质是副中心建设的重要议题。郑瑞芳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出发，指出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是提升通州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23]而为保障文化的稳定发展，需要从城市实体空间和城市文化的整体性上进行规划设计。对于文化整体的系统性规划与利用，一方面應整合城市副中心的公共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应传承和发展通州的城市文脉。通州的历史文化可上推至战国时期，悠久的文化是城市副中心发展不可多得的财富。孙勐指出，最大限度地记录历史信息，就是留住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根和魂”，有助于将通州建成一个古今同辉的人文城市。[24]运河文化是通州人文遗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张妙弟指出，应强化对通州运河文化的整体性保护的力度，形成统一有效的工作机制。[25]可以说，尽快形成系统和稳定的城市发展规划，加快整合通州文化资源，是强化通州城市副中心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重要基础。
(三)探索以文化助力雄安新区发展的新模式
2017年，中央决定在雄安设立国家级新区，对探索人口密集地区的优化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蔡之兵认为，雄安新区建设能够发挥首都城市核心增长极的作用，通过新区建设能够平衡南北区域经济、发挥“以点带面”的辐射作用，以及推动城市的内生型增长。[26]而探索城市的内生型增长，需要认识到文化的重要作用。范玉刚认为，雄安新区的文化培育和文化空间规划既要依托现有文化资源，又要超越现有资源利用模式，脱开现有路径，以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注重文化与科技、高端经济形态的融合，以新的文化业态塑造城市文化场景和文化品位。[27] 在利用文化资源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的策略上，基于文化的不同类型，诸多论者进行了不同维度的思考。周振国强调了雄安地域历史文化对城市发展的意义[28]，田林、马全宝则强调文化遗产对雄安新区建设的重要性[29]。与以上两位论者视角不同，范周着眼于文化资源、产业发展与民生三个现实维度，提出应以大文化的视野，总揽雄安新区建设全局，以“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探索新区发展，注重高精尖的产业驱动效应，以雄安为范本，找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新的理论增长点。[30]可以说，雄安新区建设是我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探索，对丰富和拓展城市与文化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四)提升特色小镇的文化承载功能
特色小镇建设是“十三五”时期的重要内容，加快特色小镇建设不仅具有推动经济社会转型、推进城镇化建设、改善城乡居民人居环境等作用，也能够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实施中承载相关产业，更好地发挥核心城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城乡功能融合对接和共同繁荣，树立现代化超大城市城乡治理的典范。《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特别强调了特色文化小镇在城乡发展一体化中所具有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2016年10月，经国家认定的首批特色小镇数量为127个，其中北京3个，分别为房山区长沟镇、昌平区小汤山镇、密云区古北口镇。从文化发展的整体布局来说，特色小镇是创意城市的重要补充，它是城镇践行文化创意的重要实践。北京打造的特色小镇以功能性为主，这就意味着在特色小镇的打造中，需要产业支撑，需要培育特色产业以发展小镇经济。如北京(房山)基金小镇等。赵方忠指出，北京(房山)基金小镇处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核心区和城市聚集轴的起点，是北京产业拓展的重要方向，有助于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31]在特色小镇的发展过程中，有论者还分析了北京特色小镇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缺乏整体规划、特色不强、资源配置渠道单一、市场配置作用不足等。[32]针对特色小镇发展过程中的不足，曾江、慈锋等认为，建设特色小镇应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协调好要素调节、结构调节、文化传承等诸多功能。可以说，北京发展特色小镇，需要在探索中破解存在的问题，只有解决好当前城镇化面临的诸多发展不协调问题，才能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提高小镇承载力的同时，还能够更好地与非首都功能的疏解相对接，积极承载转移项目，打造出一批具有产业功能的大学镇、总部镇、高端产业镇，实现特色小镇更为宏伟的价值目标。
一级标题四、发展新业态是推进文化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手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新时代存在的主要矛盾进行了新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1这一重大政治论断为我们理解和把握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推进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形势下促进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必然选择，而发展文化新业态是实现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围绕文化新业态与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首都诸多媒体和学者进行了大量讨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元浦说文”、《前线》杂志等推出了一系列文章，对此关系进行了剖析。主要的讨论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文化供给侧存在的问题依然突出
文化领域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因为在文化领域存在着文化需求和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一方面，在文化供给领域存在着文化产品的无效供给、重复供给、低端供给等现象。文化产品原创能力差、自主知识产权拥有量不高，缺乏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的文化精品。[33]因此，必须在产业供给侧通过改革带动新需求、杜绝低俗供给、减少低端供给、淘汰过剩供给、清理僵尸供给、盘活呆滞供给，培育文化新业态。但是在文化新业态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制约产业健康发展的现象，王林生认为产业垄断、圈地运动、侵犯知识产权、干预消费者选择、危及隐私安全等对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制约。[34]柴冬冬考察了文化产业在通过自媒体传播过程中营销的功利化、产业秩序的失衡、受众选择权的弱化、产品评价的极端化与产品的过度消费等诸多违反伦理的状况。[35]可以说，在发展文化新业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文化新业态是推进产业发展的新动力
目前，文化新业态已展示出较为旺盛的发展活力，“网红经济”“二次元经济”“众筹经济”“直播经济”“虚拟经济”等发展迅速。乐视云开启“直播+”云生态、百度云服务等也在各自相关领域提供了多彩的文化内容，丰富了文化业态的创新实践。北京是文化新业态较为集中的城市，这在于北京有坚实的产业发展基础。如2016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收入139643亿元，位居全国前列。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是文化产业领域规模最大的展会，至今已举办12届。2017年北京文博会期间，共签署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品交易、艺术品交易、银企合作等协议总金額将近千亿元人民币，极大地展示了北京在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层面的影响力。
文化业态创新是北京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诸多论者对文化新业态的生成机制进行了探讨。魏鹏举、戴俊骋从产业机制层面认为，文化新业态之所以涌现出来，在于我国文化经济发展的融合创新战略格局已经形成，并认为在未来发展中，融合发展的战略格局将得到体制机制的支撑，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融通在实践与制度层面上都实现了重要突破。[36]陈少峰、李源则从产业模式创新的角度分析了新业态出现的市场机制，认为系列微电影持续孵化IP和文化电商，推动了以IP为基础的新业态的形成。[37]在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讨论中，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创意人才培育的关系也是探讨的主要话题之一。金元浦从人力资源的视角，指出文化新业态得益于大量创意人才的培育，北京拥有着一批极度推崇个体创造性的创客群体，奠定了文化新业态涌现的人力基础。[38]尤其是为了积极培育城市创新氛围，激发人们的创意兴趣，2017年5月，北京举办文化创意创新创业大赛，大赛突出文化创新与创意，聚焦小微文创企业，通过大赛整合资源，搭建文化领域新的创新创业平台，推进了文化业态的创新发展。
(三)满足公众对高品质文化的需求是供给侧与需求侧共同的价值追求
破解文化领域的不均衡不充分，既需要充分发展文化新业态，为人民群体提供优质的文化产品，也需要进行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祁述裕指出要解决文化发展中经济深层次存在的问题，优化发展方式，实现从数量增长向提质增效转型。[39]孔少华、何群则重点关注文化发展中的资金投入模式，认为应着力处理好各种供给要素的配置优先级，加强金融PPP模式的落实和项目落地，以“文化+”理念提升固定资产投资使用效率，化解过剩产能。[40]在此之外，还有一些论者指出在破解供需矛盾时应关注消费群体的代际转换。这些新业态的发展与“90后”文化消费群体的成长有密切的关系。张颐武认为，从文化潮流的角度看，“90后”已经成为当下文化产业的新兴主体，其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将会为中国带来许多新的“增长极”。[41]可以说，培育文化新业态和推进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消费，只有实现需求侧与供给侧的精准耦合，增强供给与需求的协调统一，才能破解供给与需求的错位问题。
总体来看，以培育文化新业态来促进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看到了文化新业态在产业发展中表现出来的活力和创造力。虽然文化新业态在发展中还面临着各种问题，但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些问题的解决恰恰构成了文化创新发展的推动力。尤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过程中，文化发展既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但也存在着不可多得的契机。在文化与互联网日益融合的时代背景中，人们的生活交往、工作方式、商业模式、企业形态、文化传播、社会管理、国家治理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文化自信，把握文化机遇，在继承和创新中解决存在的问题，而这也必将为文化研究、文化与城市发展关系的研究提出越来越多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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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标题Cultural SelfConfidence，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 Survey of 2017Research of Humanistic Beijing
(英)作者姓名WANG Linsheng1， JIN Yuanpu2
(英)作者单位(1.Center for Cultural Study，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2. National Academy and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Key words：(英)关键词cultural selfconfidence; cultural synergy; cultural Beijing; The Belt and Road; BeijingTianjinHebei Integration; new cultural formats
(責任编辑责任编辑孙俊青)
作者：王林生 金元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