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以广西代表性的竞争性行业和垄断行业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情况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验证并解释了以行业垄断程度为表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即竞争性和垄断性行业分割因素在该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
第一篇：经济增长论文范文
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经济增长
摘要: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欲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能够以最低廉的成本来获取技术的进步。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量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文献均对该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和学说。毫无疑问,技术的扩散和学习以及资本的引入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梳理内生增长理论发展过程之后,着重从内生增长理论中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角度讨论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创新;资本积累;经济增长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和思想内涵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哈罗德、多马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整合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推导出极为相似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即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这一模型虽然能够解释部分经济增长问题,但其主要还是在资本系数不变的基础上,强调经济增长理想状态实现的困难性,即所谓“刃锋”上的均衡增长问题。基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以索洛-斯旺模型(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如果没有某种外生因素的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最终无法避免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在经济增长核算中,索洛等人发现传统的要素(劳动和物质资本)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为此,他们引入了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比物质资本、劳动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不難发现,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这一理论对知识的生产仍然一无所知。因此,如果这个外生的技术进步的来源被切断经济终究难逃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从而经济的长期增长仍是无法解释的现象。为避免“不愉快的结果”,阿罗、宇泽弘文和谢辛斯基等在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方面做了最初的尝试。他们的研究首次给出了知识和技术进步的来源,并强调这种源于无意识生产经验的积累或有意识的教育投资的内生化知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但在上述模型中,一个社会的技术进步率最终取决于外生的人口(或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因此,这些模型仍没有最终解决“索洛剩余”问题,即如何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索洛剩余”又称,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指同样数量规模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因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产出增加。由于这种生产率难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区分开,故称之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用简单的增长核算关系式来看,即
ΔY=Δa+αΔK+(1+α)ΔL(1)
式中,ΔY是产出增长率,ΔK是资本存量增长率,ΔL是劳动投入增长率,参数α是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Δa就是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在实践中,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就是对上式的变换得到的余数:
Δa=ΔY-αΔK-(1-α)ΔL(2)
为了更好理解“索洛剩余”问题可以用实际的例子来理解:假设有间制鞋厂在1990年正式成立,厂长投资2万元用于购买设备,并雇佣了10名员工。此时,工厂每小时可以生产出2双鞋。在10年之后,原设备报废并且在市场上出现了更先进有便宜的设备,于是制鞋厂还是投资2万元购买新设备并仍然雇佣原来的10名员工。此时,因为员工们经过10年的工作有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并且有更先进的生产设备,所以生产效率是每小时5双鞋。2000年比1990年每小时多生产3双鞋,虽然这个制鞋厂的员工数量不变,资本投入仍是2万元,但人力资本增加和技术进步导致了产出的增加。这种生产率难以与劳动和资本之间分开,因此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或“索洛剩余”。以下是某制鞋厂的发展过程表:
舒尔茨、贝克尔等人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将知识与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通过发掘斯密、阿林扬、熊彼特、阿罗等人的经济增长思想,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重新探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构筑了一种新的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内涵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正的。为此内生增长模型需要解释(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不会发生的原因。内生增长理论家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强调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这就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定,说明了经济增长持续的源泉与动力。如罗默(1986)认为,知识的非竞争性决定了一个人对知识的运用并不防碍其他人对这种知识的运用,而且这种运用的成本相对较低,即知识具有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和知识产生的递增生产力不仅使知识自身形成递增收益,而且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要素也具有递增收益,从而会导致无约束的长期经济增长。卢卡斯(1988)则认为,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社会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具有核心作用,并且这些效应会从一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因而会对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都产生贡献,从而使生产呈现规模递增收益,而正是这种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递增收益使人力资本成为“增长的发动机”。
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某种随机的、偶然的东西,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或技术如同资本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并且是“内生的”,是由谋求利润极大化的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的。因此,尽管某些特定的技术突破或知识的出现或许是随机的,但技术进步或知识的全面增加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正比例。如卢卡斯(1988)通过引入人力资本积累因素(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与人力资本生产中的正反馈)来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在罗默模型(1990)中,知识或技术进步被赋予了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罗默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由专门生产思想的研究部门生产。这种技术以两种方式进入生产:一方面技术会用于中间产品,并进而通过中间产品数量和种类的增长提高最终产品的产出;另一方面技术变化会增加总的知识量,通过外溢效应提高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生产率,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总之,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水平。如罗默(1986)、卢卡斯(1988)认为,无意识的知识或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理解增长的钥匙在于知识的“连续增进”。罗默(1990)、塞格斯特罗姆和阿格亨利豪伊特等人则认为,源于有意识的投资、创新和发明的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同时,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投资与资本收益率可以是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递增函数。一国既有的知识存量越大,则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就越大。这不仅表明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性,而且表明了既有的知识存量的差异决定了各国投资与资本收益率的差异,进而决定了各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不同。
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不应该被认为是增长过程的两个不同驱动因素,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为新的技术几乎总要体现在新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式中,而如果要使用这些新技术,就必须积累这些资本。
二、中国目前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现状
(一)技术创新的多部门分析
在实际生活中,最终产品并不是通过一种单一的中间产品生产的,而是由很多种不同的中间产品来生产的。比如说,汽车是由轮胎、钢铁、窗口、电灯泡、传感器、电池等整合在一起而被生产出来的。为了清楚地说明创新在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必须把中间产品的多样化考虑在内。具体说,新技术在经济中并不是瞬间实施的,而是逐渐扩散的,其中一个部门往往从研发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经验中获得思路。这一过程已经被一些学者,例如罗森堡等进行了描述,如美国机床技术的扩散。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的增长是由人力资本、知识或技术进步等内生变量决定的。而人力资本投资、知识积累,以及R&D活动都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或技术外部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硅谷和美国底特律汽车城。硅谷原指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他克拉克县。现在硅谷已经成为半导体工业基地,微电子工业基地,高技术集中区的代名词。底特律是美国汽车工业王国,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等世界第一流汽车公司都在这里建厂,各厂之间的最新技术不断地被模仿并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同时各厂之间又存在着竞争关系,所以形成良性的技术集群和产业集群。
(二)资本积累
技术创新往往物化在耐用品中,或是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技术变迁影响生产力的途径是通过改善机器和设备的质量而进行的,比如,德朗和萨默斯曾指出,那些具有最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是设备投资最高的国家,而且也正是在这些国家,设备的相对价格下降得很快。
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经济中的研发部门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不仅使用许多物质资本,如计算机、精密仪器以及其他的实验设备,而且它也需要投入积累了许多人力資源,尤其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把资本包括进来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这可以使分析更切合实际,更重要的是它面对一系列对以创新为基础的熊彼特增长模型提出的挑战。从长期看,增长率将会同时受到从事研发的激励和进行资本积累的激励的共同影响。
(三)中国当前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创新网络构成以及制度环境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有理由预期,我国企业的创新策略选择模式应当会有自己的特点。按照目前的分类,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五大类产业,共21个细分产业。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虽然从事不同的经营活动,但产品的高技术含量决定了它们都高度依赖技术创新,为了判断我国高技术产业中的企业,对内部研发与外购两种不同的技术创新策略所作的选择,我们首先按产业大类逐年计算了上述五项不同的技术创新支出占技术创新总支出的比重。我们取各年的平均值列于表1。
从中可以看出,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过程中,同时运用了内部研发和外购两种策略,但技术外购的经费支出所占的比重普遍高于内部研发。以医药制造业为例,内部研发经费支出只占27.18%,而两类技术外购的直接经费支出则占了 71.08%。这说明,我国企业目前的创新策略是以外购为主的。在具体外购策略的选择上,除了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之外,其他产业中的企业对以购买新设备这种方式进行的非正式技术外购的投入都高于正式的技术外购,而在正式的技术外购中,对国外技术的购买又远远超出了对国内技术的购买,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所占的比重最低仅为0.24%。消化吸收作为外购策略的一种延伸其经费支出额度相对也很低。
三、完善我国资本积累积极进行技术创新
(一)正确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提高积累的质量
当前,一方面要求政府、企业和居民处理好不同层次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在满足目前的消费水平条件下,尽量提高积累水平,保持高积累率,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GDP的增长速度同步。同时,应通过建立遗产税、财产税和转移支付形式,遏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过快增长,扶持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缩小收入水平的差距,应进一步处理好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集体)、个人之间的均衡分布关系,保证生产与生活消费的协调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高社会的资本积累质量。此外,应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相关的法制建设,为公众创造一个稳定的预期环境。
(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发展金融市场
首先,应大力培育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中小金融机构,通过培育高质适量的中小银行为非国有经济提供专门的金融支持,同时,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防止国有银行的信贷投向过度向国有经济部门倾斜,只要贷款符合“三性”原则,应消除所有制偏向,向所有的市场主体开放信贷市场。其次,应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加快金融市场的硬件软件环境建设,在建立和完善一板金融市场的同时,应尽早培育二板市场,为中小企业和非国有经济部门提供融资场所,在一手抓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同时,另一手则抓好金融秩序与风险的监管,保障资本积累向资本运用的投融资转化渠道的畅通无阻。
(三)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必须消除现行投融资的“所有制歧视”现象
政府应对过时的投融资法规加以修改,进一步改善私人投融资环境和条件,在投融资过程中,应给予国有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相同的国民待遇,减少行政干预,降低投融资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为各类企业提供一个稳定宽松的投融资体制与环境,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资本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真正体现资源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配置,从根本上提高投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资本的运用应充分遵循资本规律,才能发挥资本的作用。
(四)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
国有企业的改革应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股份制改造,明确产权,规范法人治理结构,把国有企业真正推向市场,培育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家,通过多种实现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改造,在技术、产品、管理等多方面着力进行改革。对必须由国家控制的重点行业和企业加以重点扶持,对可以由市场主体经营的国有企业可通过拍卖、改组、改造的方式逐步推向市场,激活国有企业的活力,同时解决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总之,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只有妥善解决好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才能进一步提高资本运用效率,促进资本形成与经济的互动发展。
作者：丁建微
第二篇：广西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研究
摘 要：
以广西代表性的竞争性行业和垄断行业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情况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验证并解释了以行业垄断程度为表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即竞争性和垄断性行业分割因素在该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广西要大力发展竞争性行业、垄断行业要实行适应市场的用工制度、放宽对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准入，允许引入民间资本、积极应对由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对就业带来的挑战的建议。
关键词：
行业垄断程度;劳动力市场分割;经济;劳动生产率;就业
F2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根据奥肯定律中的经验法则：失业率每增加1%，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比潜在国民生产总值减少2.5%左右;反过来，如果要使失业率降低1%，则国民生产总值就必须比潜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5%。2003年至2011年，广西GDP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6%，同期就业人口平均每年增长1.25%，呈现“高经济增长，低就业增长”的情况。但是，从一些学者的研究情况来看，学者陆燕春、杨喜孙在对广西1985年至2005年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广西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时并不完全意味着就业增长呈同向变化，在不同产业的就业弹性情况下，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存在不同方向的变化。从全国范围看，曹建云研究得出1978-2005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呈现微弱的负相关关系，二者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015，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人口数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关系，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不是就业增长的Granger成因，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有效地促进就业增长。
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影响究竟是以怎样的机理，需要进一步探究。目前，广西存在着不同行业垄断程度，即以竞争性行业与垄断性行业为表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由于这些分割因素的存在，使得广西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正相关影响弱化。同时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研究，得出劳动生产率也是影响就业提高的重要因素，为使分析影响就业增长的因素更全面，使研究更贴近实际，因此在研究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同时引入劳动生产率这一调节变量进行分析，本文将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以广西代表性的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的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就业增长情况作为研究对象，建立数学模型，对广西代表性的竞争性行业、垄断性行业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以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其内在作用机理。
2 研究理论与假设
2.1 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先后提出的产出和社会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数量的增加，劳动与产出的模型为：W=P×L，W是产出，P是劳动生产率，L是劳动力数量。柯布和道格拉斯根据美国的经济数据提出了投入与产出关系的模型：Y=λKαLβ，其中H代表产出，K代表资本，L代表经济中的劳动，α是产出的资本弹性，β是产出的劳动弹性，索洛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建立了技术进步情况下的索洛模型：
Yt=A0eλtf(Lt，Kt)
函数中Yt，Lt和Kt依次为t时期的产出、投入劳动量和投入的资本量λ、A0、α、β为参数。其中，α和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λ代表技术进步率，eλt代表技术进步因子。该模型证明，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加等因素共同作用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具有一致性。
我国学者陈晓毅通过建立变参数模型，应用卡尔曼滤波估计研究得出，广西经济增长对于就业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且经济增长有利于促进就业提高。吴雨对广东省经济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得出广东省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有促进作用。陈琭婧研究发现贵州省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李海东对福建经济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相关性进行分析时得出福建省近年来存在“高经济增长，低就业增长”的情况，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存在非一致性。从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大体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有促进作用，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在此提出假设：
假设1：广西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有促进作用。
2.2 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的关系
刘勇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就业增长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从短期看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就业之间是对立的逆向相关关系，但从长远来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就业增长的重要因素。王忠通过研究得出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就业增长率将会下降。
王林辉、董直庆利用MS-VAR模型分析技术进步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存在非一致均衡特征，二者存在替代效应。田成诗、王婵对辽宁省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数据进行分析时得出辽宁省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就业增长具有非一致性，有替代效应。因而在大量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广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劳动生产率提高会使就业率下降。
2.3 劳动力市场分割及其调节作用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可以追溯到约翰·穆勒和凯恩斯，他们认为劳动力市场有非竞争性的特点。现代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学者们认为传统理论无法解释劳动力市场的诸多现实问题，他们摒弃了竞争式分析方法，强调劳动力市场具有分割属性，制度与社会因素对劳动力市场有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相关的学说和不同的分支。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Doeringer&Piore，1971)与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Doeringer&Piore，1971)是两个重要的基石，其中皮奥里(MRore)和多林格(Doeringer)最早完整提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dualthory)是分割理论中被引述得最多的一种并成为分割理论的代表。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不是完全竞争和统一的。
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问题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存在不同的观点。许经勇、曾芬钰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城乡分割、行业分割、地区分割。
聂胜认为1990年以来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非国有经济进一步发展，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单位间的流动性加强，所有制分割不断弱化。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对大多数行业引进市场竞争机制的同时，仍对某些行业实施行政垄断，开放与垄断行业的劳动用工、工资福利制度不同，收入水平差异日趋明显。王大鹏认为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割阻碍着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限制了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造成了效率损失。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以行业垄断程度为表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在广西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的相关关系中有调节作用。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与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04年至2012年广西统计年鉴数据，对于数据中垄断性和竞争性行业的划分，Demurger、Fournier、Li and Wei(2007)的研究中把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作为竞争行业，把金融业、水电煤气水生产供给行业划分为垄断性行业。马欣欣在分析劳动力市场的产业分割时把地质勘查、水利环境业划分为垄断性行业。并且很多学者在对中国垄断性行业与竞争性行业进行研究和分类时，大多把农林牧渔、制造、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划入竞争性行业，通常把金融、通信、水利电力煤气等行业划入垄断性行业。因此本文在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后，本文中的数据选取广西代表性的垄断性行业为：(1)电力煤气水生产供给行业。(2)金融业。(3)科学、地质综合技术服务行业。(4)水利、环境行业。竞争性行业为：(1)农林牧渔。(2)制造业。(3)建筑业。(4)批发零售业。(5)住宿餐饮业。并求出2004-2012年各年垄断性行业、竞争性行业不变价增加值总额、劳动生产率、就业人数总和。同时为了消除价格变化的影响，采用“平减指数”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数据如下表1、2所示：
3.2 研究模型与变量解释
本文基于假设1和假设2建立线性回归分析方程模型：
W=αX1+βX2+C
其中W为就业人数是因变量，X1为增加值，X2为劳动生产率，C为常数，α为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回归系数。β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回归系数。
基于假设3，为了更好地验证不同行业垄断程度，即竞争性和垄断性的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因素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分别要建立竞争性行业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关系的研究模型：
W1=α1X11+β1X21+C1
垄断性行业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关系的研究模型：
W2=α2X12+β2X22+C2
此外，两个模型中的系数α1与α2、β1与β2有显著的差异。
3.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Eviews7.1软件对数据进行最小二乘OLS回归分析，并直接对比观察广西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的数据，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
主要内容有：(1)检验统计数据的拟合优度，以及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2)通过回归分析，验证上文提出的广西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之间关系的两个假设。(3)通过对比数据，总结归纳，验证上文中以垄断性和竞争性行业和制度为表征的市场分割因素在广西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的相关关系中有调节作用的三个假设。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增加值、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的关系研究
表3、表4、表5显示了全部行业、竞争性行业、垄断性行业影响就业增长的因素变量即经济增加值、劳动生产率与就业之间的数据回归结果。
从表3-表5中各表中调整后的R2可以看出这一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非常好，且3个模型均通过通过F检验，在整体上显著。
从单个变量的情况来看，全部行业的经济增加值X1对就业人数W的回归系数α为0.73，且在与P小于0.0001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就经济增长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有效带动就业人数增加0.73个百分点。全部行业的劳动生产率X2对就业人数W的回归系数β为-0.17，且在与P小于0.0001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劳动生产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就业人数减少0.17个百分点。
对于竞争性行业，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带动就业人数增加0.79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得就业人数减少0.18个百分点。
对于垄断性行业，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仅能带动0.13个百分点的就业人数增加，劳动生产率提高对于就业人数影响则甚微。
综合以上数据结果显示，在广西全部行业，或者分垄断性和竞争性行业，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正相关关系显著，且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有促进作用，因此假设1成立。同时从广西全部行业来看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劳动生产率提高会使就业率下降，所以假设2成立。因而这一结果也说明要解决就业问题，关键还是大力发展经济，但同时根据数据分析结果也发现竞争性行业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要远远高于垄断性行业，竞争性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就业人数减少也要多于垄断性行业，这需要在以下内容中做进一步的探究。
4.2 以行业垄断程度为表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的调节作用
从上文表3-表5中的数据结果来看，不同的行业垄断程度即竞争性和垄断性行业的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可见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由于行业垄断程度的不同，竞争性行业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大于垄断性行业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效应，且竞争性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替代作用也要高于垄断性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产生的效应。垄断性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回归系数β2仅为-0.00005，而竞争性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回归系数为-0.18。产生这样的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两大类：行业自身原因和劳动力个人的特征。文章主要讨论行业自身的因素，因而从行业自身因素来判断，竞争性和垄断性行业存在着用工制度和管理上的差异，在用工制度上垄断行业多为国有和集体企业，多为存在着“铁饭碗”的情况，在企业生产能力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时，企业并不采取裁员的措施来进行劳动力调节，这样垄断性行业的就业规模就比较稳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替代作用就较小，这会引起企业的用工效率下降，增加成本。而竞争性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替代效应则较大，这表明了竞争性行业对市场更具有适应性、用工制度更灵活易变，竞争性行业企业的用人效率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也跟着提升，这可以从表1的统计情况中得到验证。
结合表3-表5在全部行业中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系数为0.73和-0.17，而在竞争性行业中，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的系数为0.79和-0.18，在垄断行业中，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对就业的系数为0.13和-0.0005，垄断性行业对应全部行业的系数相比差异则较大，可见在广西社会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提高的共同背景下，竞争性行业的经济增长能够带动更多的就业机会。
以上结果验证了假设3，即以行业垄断程度为表征的市场分割因素在广西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的相关关系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5 结论启示
本文以广西代表性的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为研究对象，以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研究了广西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证实了广西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广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且验证广西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的存在，并解释了以竞争性和垄断性行业分割为表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在上述两个相关关系中发挥了调节作用。综合全文得到以下启示。
5.1 大力发展竞争性行业，促进经济发展，带动就业增长
在相同条件下，经济增长更能带动竞争行业吸纳就业人数，通过大力发展竞争性行业，能够有效的促进就业;因此政府应当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而竞争性行业中多以中小企业为主，由此政府可以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有利于其发展壮大，从而吸纳更多人员就业。对比发现竞争性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要远低于垄断性行业，因此，对竞争性行业要加大投入技术研发和管理创新，如发展现代农林牧渔业。如餐饮、住宿行业，企业也要加强自身人才队伍建设和管理能力的培训和提升，提高竞争性行业从业人员的经营管理能力。
5.2 在垄断性行业实行合理的、适应市场化需求的用工制度
广西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以行业分割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在垄断行业享有更高的工资，因而劳动力在就业时会优先考虑进入垄断行业，即使一时无法就业也会宁愿选择暂时性失业。因此要促进就业，就应创造一个公平、有效率、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在竞争行业中，企业的竞争会促进用工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竞争。同时实行合理的用工制度，适应市场化需求，有利于降低人力资源成本，提高企业劳动生产效率。
5.3 放宽对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准入，允许引入民间资本
为了解决广西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呈逐年波动下降的问题，提高广西垄断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市场竞争力，政府和企业应着手对部分垄断性企业的改造，使之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放宽对一些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准入，例如放宽对金融行业的市场准入，允许引入民间资本和外商投资，从长远来看这对于广西金融业的发展和完善有促进作用，同时也能增强广西金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于金融行业的过高收入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但是这需要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秩序加强监管力度。
5.4 积极应对由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导致失业率提高的挑战
从短期看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会对广西就业增长产生不良影响，但从长远来看由于技术进步、会刺激劳动者提高自身素质，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会促进社会物资财富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会使人们的需求产生同向增长，从而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本来生产，从而促进就业。因而为了应对短期的不良影响，政府应当完善社会就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在加快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应该投入更多资金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和培训，从而提高他们适应技术进步变化的能力，反过来，由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又会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
参考文献
[1]陆燕春，杨喜孙.广西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实证分析[J].海南金融，2008，(5).
[2]曹建云.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8.
[3]朱晓东.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实证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0.
[4]陈晓毅.基于变参数模型的广西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统计教育，2008，(8).
[5]吴雨.广东省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1.
[6]陈琭婧.贵州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实证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08.
[7]李海东.福建经济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及就业相关性分析[J].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11，(9).
[8]刘勇.解决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扩大劳动就业之间矛盾的对策[J].经济纵横，2006.
[9]王忠.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就业增长替代关系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9).
[10]王林辉，董直庆.技术进步和就业增长关联效应：基于MS-VAR模型的动态分析[J].社会实践战线，2011，(1).
[11]田成诗，王婵.辽宁省就业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7，(3).
[12]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3]LEONTAR ID I R M. Segmented labor markets：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1998，(12)：63-101.
[14]许经勇，曾芬钰.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分割[J].当代财经，2000，(8)：9-13.
[15]Demurger，S，M.Fournier，Li Shi and Wei Zhong.Economic Liberation with Rising Segmentation in China’s Urban Market[J].Asian Economic Papers，2007，5(3)：58-103.
作者：曾小强 覃开朗 王雅丹 王宝荣
第三篇：浅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摘 要：一国经济的增长源于资本的投入、劳动力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口增长数量和质量决定了劳动力增长的有效性。人口作为理解经济增长的一个切入口，将在相当长时间里对一国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重大决定“逐步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背景下，对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予以解读，从经济增长理论和人口经济理论及西方学者对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展开分析和论证，阐明人口政策适度调整后，经济增长将获得新动力。
关键词：经济增长 人口增长 可持续性 刘易斯拐点
一、前言
自从放开“双独二胎”政策后，围绕“二胎政策”、“失独家庭”和“延迟退休”的话题就成了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松动一胎政策呼之欲出，浙江舟山率先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其他省市也都在积极申报等待中。为何近几年如此频繁调整我国生育政策，主要是基于我国人口结构正发生着显著变化。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3607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68万人。出生人口1640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0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92‰，去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95‰，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954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44万人，这是相当长时期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连续第二次下降，第一次发生在2012年。这说明我国生育率已经处于下降趋势，虽然目前放开了“双独”、倾向全面放开“单独二胎”，但在短期内，难以緩解生育率处于低水平状态，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单独二胎”政策，其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当下，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呢？
二、人口与经济增长理论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生育率出现明显滑坡，人口快速增长态势得到遏制。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这一阶段呈现出蓬勃的增长生机。90年代中期后，我国一些学者（于学军，1996[1]；田雪原，2004[2]；朱宏，1994[3]；穆光宗，1994[4]；张志刚，1994[5]；李建民、王金营，1999[6]；刘毅，2008[7]；等等）对我国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后果以及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证明了在我国上世纪后30年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存在，揭示了在中国的这一期人口增长的减速对经济高速增长的积极作用。另外，西方学者对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马尔萨斯、坎南、凯恩斯、汉森、莱宾斯坦、梅多斯、西蒙等学者，他们对人口数量变动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
从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要素积累、生产效率、技术水平、基础要素等条件。而从人口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来看，人口增长会有效地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增长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满足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条件。从人口角度来观察一个经济体整体经济水平，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参与劳动的人数，即经济增长的劳动力资源的禀赋，另一个则是科学技术水平。相对劳动人口数量增加，科学技术水平的抬升一般需要更长时间和经济发展环境，中国3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除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劳动人口的快速增长。简单来看，人口数量决定了参与劳动的人数、消费市场规模，人口的质量则直接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投入与形成，技术创新、经济效率等。
通过对人口的统计分析可清楚地观察到相应的变化，这包括人口转变完成、人口红利的收获、总劳动人口与总人口的变动、低生育水平、老龄化加速、刘易斯拐点等，并由此使得人口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通过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转变的完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等带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从人口结构的角度出发，这是西方学者对于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突破和重大贡献，也是将其成果运用到中国经济增长解释和寻找增长源泉时的重要理论支撑。人口红利的存在只是经济增长的潜在机遇，这种机遇能否兑现，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策环境，包括宏观经济管理、劳动力配置、制度因素、贸易开放度、教育培训政策等等。
关于中国的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中国学者做了大量富有建设性的工作。蔡昉（2004）○4把人口转变引致的不同人口年龄结构特征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论证了高储蓄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抚养比对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认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关键。并且蔡昉（2009）○5通过回顾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探讨了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生育劳动力渐趋枯竭、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中国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并给出相应的制度安排。蔡昉（1999）○6解析了劳动力数量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与就业结构转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探讨了这些因素支撑长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三、利用生产函数和经济增长方程式
一般而言，产出增长是通过增加要素投入以及通过技术改进导致的生产率提高和生产能力更强的劳动者创造的，依据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K）和劳动（L），经济增长的函数形式为：
Y=F（K，L）
其中，Y为实际产，K为资本，L为劳动。这是一种较为简单的函数形式，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增长理论在不断地发展，在此基础上已经将人力资本水平、技术水平、劳动力资源配置、经济结构等都纳入到模型之中，其理论形式也历经了传统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增长理论模型亦是不断更新和发展。
考虑到不同的模型，引入不同的变量，其目的均是为了更好地对经济增长作出解释，而各种解释结果也不尽相同。中国经济增长的函数形式为：
Yi=F（KiLi）i=1，2，3，
n 式中，Y是中国在i年的实际产出，即实际的GDP；Ki是在i年物质资本存量；Li是在i年劳动力投入量。假设生产技术相同，但技术条件的利用程度和投入要素的质量及产出的质量均存在着差异，我们可利用建立标准生产函数的形式来对其进行分析。标准生产函数的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如下：
Yt=A（t）Ktα（Lteft）β
该函数的参数估计结果为：资本弹性α=0.737；劳动弹性β=0.275。将此作为参数的初始值，考虑到劳动供给的减少必然引起劳动收入分配所占份额的提高，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资本产出弹性α持续下降，假设到2050-2055年下降到0.30，劳动的产出弹性β不断上升，到2050-2055年上升到0.70，其后保持不变。
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因素是为了进一步阐述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数量与人力资本存量均与人口发展中的数量、质量因素密切相关。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因素，不能孤立地从人口统计学变量的角度去看待，还要密切联系到与人口变量指标密切相关的内容，此生产函数形式所推导出的贡献测度亦是涉及人口因素的人口数量、人口质量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必然体现。进一步的解读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计划生育的实施控制了大量人口的出生，使得人口总量较少，减少了更多财富消费，从缓解了人口对生产力的压迫，促成了大量充足劳动力所创造的增长效应的实现；其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诸多制度约束的消退，改革的制度红利显现，促使中国经济增长中需要更多的大量的劳动力。
研究结果认同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为物质资本投入，但是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本的贡献还值得引起进一步的重视。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使得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状况得到了大大的缓解，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为正向作用，且由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加之外出务工人员的迁徙流动缓解了对生产力的压迫，则更近一步地促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对经济的发展。这是对中国经济增长中劳动贡献的基本解读。
四、结论及延伸
1、生育政策的最优选择，是保持相对稳定的人口规模和增速
过低的生育水平并不能够带来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和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从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战略来看，保持相对稳定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的生育水平才是最优的选择。未来的人口和生育政策应当朝着这一方向完善。我们的政策方略已在“十二五”期间允许育龄人群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其后适当放宽生育三个孩子，长期来看应严格控制生育四个孩子，一定时期内还可适当鼓励人们生育1-2个孩子，使未来的生育水平稳定在1.9-2.0之间。当然，过于宽松的生育政策（比如允许人们遂愿生育），在某一特定阶段可能会使生育水平过高，超过更替水平，带来人口较大的波动，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发展，也会给资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
2、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低生育水平下人口和劳动力减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必然选择，而这也要求有相应的配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未来加快技术进步与人口适度增长将是一个必然选择，也是实现经济快发增长的主要途径。我国从战略上加大科学研究投入和技术创新投入，加快技术进步。同时，更需要加大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投入、在职培训的投入和健康的投入，建立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有效劳动的投入，实现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达到1.5-2.0%。
参考文献：
[1]李建民 王金营.中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的计量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0（1）.
[2]劉毅 张建梅 程慧.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分析——对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证检验[J].经济问题探索. 2007（10）.
[3]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 2004年（2）.
[5]蔡防.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J].中国社会科学.2007（3）.
[6]蔡防 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J1.经济研究.1999（10）.
[7]王金营 蔺丽莉.中国人口劳动参与率与未来劳动力供给分析[J].人口学刊.2006.（4）.
[7]曹斌.二元经济、剩余劳动力和刘易斯转折点[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5）.
[8]陈佳瑛.中国改革三十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总消费关系研究[J].人口与发展.2009（2）.
[9]都阳.中国低生育水平的形成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2005.
作者简介：
王 荃 （1981.8- ），女，湖北武汉，本科，金融学，广州凯投商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作者单位：广州凯投商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广东广州市 511430）
作者：王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