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金融优惠政策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诚信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政府有力推动，也需要企业主动作为。作为贵州省第一家提出“助推诚信农业示范园建设”的联社，开阳县信用联社力求通过诚信建设推动开阳县园区产业经济建设转型升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诚信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政府有力推动，也需要企业主动作为。
金融优惠政策分析论文 篇1：
新冠疫情下我国餐饮企业的财务困境研究
【摘 要】 2020年初，新冠肺炎的突然爆发使大量餐饮企业、商户主动或被动暂停营业，人们外出聚餐数量骤降，我国餐饮行业受到巨大冲击。文章首先从营业额大幅减少、成本费用居高不下、现金流紧张和融资贷款困难四个方面分析了餐饮企业受此次疫情影响而面临的财务困境。然后提出餐饮企业对内要加快转型升级、增强内部管理，可以采用积极发展线上业务、做好社群营销推广、注重食品安全、推动放心餐厅、强化资金管理等措施;对外要充分用好、用足国家出台的各类财政、金融优惠政策，缓解资金压力，探索更多融资途径。餐饮企业要内外结合，进一步提高在逆境中生存的能力，妥善应对新冠疫情这一黑天鹅事件，成为拉动我国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 新冠疫情; 餐饮企业; 财务困境
一、引言
民以食为天，在我国各类消费行业中，餐饮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日渐成为拉动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力量。从2015年开始，我国餐饮业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收入从32 310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46 721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从10.74%上升至11.35%，拉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个百分点、对其增长贡献率达到13.1%[1]。同时，作为劳动密集型服务产业，餐饮业在吸纳就业、增加税收、带动农业发展等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
餐饮业本身属于民生行业，受季节性和外界环境的影响较强，每年第一季度往往是我国餐饮企业传统销售旺季，因为其中包括我国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假日——元旦、春节、元宵节等，仅春节7天黄金周的收入就高达全年收入的五分之一左右。然而2020年春节前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餐饮业作为拉动消费增长的第一动力，遭受到了巨大冲击。疫情期间，各省纷纷启动公共事件一级响应，各地政府为了避免疫情扩散，也先后出台了禁止餐饮店铺营业的紧急通知。一时间我国所有餐饮企业面临着客源大幅下滑、资金短缺的巨大挑战。近日，虽然各地餐饮企业开始逐步复工，但整体形势不容乐观，人们仍然存在着较大的聚集性消费心理障碍。对于餐饮这类对现金流要求较高的企业，深入探索如何应对类似的黑天鹅事件，克服经营风险和面临的财务困境尤为重要。
二、疫情期间我国餐饮企业面临的财务困境
自2020年1月25日起，受新冠疫情影响，全国各地的高档饭店、大型连锁餐厅和中小型大排档、小吃店、烧烤摊纷纷歇业，短时间内餐饮企业大规模陷入财务困境，惨状显而易见。营业额大幅减少、成本居高不下、现金流紧张和融资贷款困难四个方面的困境给餐饮企业带来了巨大压力。
（一）营业额大幅下降
春节前后是我国餐饮业的传统消费旺季，然而从2020年1月中下旬开始，随着新冠疫情逐渐为外界知晓，餐饮退订率不断攀升。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的消息发布后，各地政府为避免因聚餐而产生的交叉感染，开始陆续下达关于餐饮停业的通知。受疫情影响，当前全国相当一部分餐厅处于停摆状态，餐饮企业本来就面临“三高一低”（房租高、人力成本高、原材料成本高、毛利低）的经营压力，目前更是雪上加霜。当前整个餐饮行业营收直线下降，1月25日日均营收较2019年同比下降了80%以上，最低点在2月5日营收同比下降超过了95%。据中国烹饪协会预估，与2019春节同期相比，接近九成的餐饮企业营业收入损失高达90%以上，仅有不到5%的餐饮企业营收损失在70%以下[2]。据恒大研究院数据显示，仅在春节7天内，新冠疫情就已经对餐饮业造成了大约5 000亿元的零售额损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2月份，餐饮收入4 194亿元，同比下降43.1%。
（二）成本费用居高不下
疫情的突发使得餐饮企业收入大幅下降，但成本费用依然要支出。根据中国烹饪协会的数据统计，疫情期间平均每家受访餐饮企业所要承担的成本费用水平如表1所示。
首先，储备物资过期的损失。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大多数国人会选择在春节期间聚餐，因此为应对这一特定节日，一般餐饮企业会囤积平常3至5倍的食材量。由于疫情的突然爆发，聚餐人数骤减，大多数餐饮企业就会面临储备食材过期的问题，而这些过期食材将是一大笔损失。对于一般中小微型快餐、小吃类餐饮企业，这部分损失相对较小，但对于食材新鲜程度要求高的生鲜类餐饮企业、限额以上餐饮企业①和连锁类餐饮企业，损失则较为惨重。
其次，企业需承担房租、人工成本等固定支出。疫情期间，即使是关闭门店的餐饮企业，仍然要承担相应的固定支出，比如房租和人工成本等。除此之外，部分保持门店正常运营的企业，为了稳定员工，保证企业后续正常运营，还会给予员工发放基本工资、缴纳社保及一定的疫情补贴。
最后，疫情防治物资采购成本也不容忽视。疫情发生后，防治物资陷入缺乏的困境中，不少餐饮企业不遗余力地调集资源，购买大量防护用品，包括口罩、体温计、手套、消毒用品等;有的企业还为餐桌定制隔离板，努力满足复工要求，在保障员工安全的同时，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餐饮服务。此外，有条件有能力的餐饮企业还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为武汉等疫情严重区域支援物资，这些均使得企业防治物资采购成本不断攀升。
（三）现金流短缺
根据餐饮企业的经营惯例，春节前会有大量现金流出，一方面用于年底员工的工资奖金，另一方面用于假期中食材的囤积和储备。作为一个对现金流依赖较强的行业，“三个月”就是大部分餐饮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最长期限，而疫情使得其营收直线下降，若短期内得不到控制，将可能导致其陷入现金流短缺的危机，无法支付货款、房租、工资等必要支出。
根据美团研究院在2020年2月初对3.2万餐饮商户进行的调查显示，超过90%的餐饮企业已经陷入资金短缺困境。其中，明确表示现金流已经周转不开、面临关店的企业占调查总企业数的比例超过25%，另外37%的企业表示目前现金流周转非常困难，最多维持两个月，仅有大约20%的企业表示现金流周转只是比较紧张，但也最多维持四个月左右。为了缓解资金压力，已经有企业提出裁员、关店等措施。除此之外，调查结果还显示，大型餐饮连锁店因为食材储备较多、员工多、房租高等压力，受到的打击较个体店更为严重。以国内知名连锁品牌西贝莜面村为例，截至2020年2月1日，其在全国的367家连锁门店中已有127家门店直接关闭，195家门店只在线上通过外卖营业，而现实是西贝一个月的人工工资成本高达1.56亿元，在只有线上业务的现金流入情况下，其现金流最多能维持3个月的周转。
（四）融资贷款困难
为了缓解现金流紧张，防止资金链的断裂，企业一般首先想到的就是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但我国餐饮业的现状是：虽然市场规模巨大，但行业分散度极高，限额以上餐饮企业2019年的营业收入合计9 445亿元，占餐饮总收入的20%左右，中小微型餐饮企业所占比重达到80%，路边小店更是占据了我国餐饮行业的绝大部分版图。对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而言，发放贷款往往需要企业提供足够的抵押或担保，但这恰恰是大量餐饮企业所不具备的，餐饮企业往往都是轻资产类服务业，企业内部的固定资产价值低且少，原材料、存货等动产极易损耗，即便是大型连锁餐饮企业符合要求的抵（质）押品都不多。因此，正常情况下餐饮企业想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具有很大的难度。面对突发疫情，餐饮企业能借到钱的其他渠道并不多，发行股票、发行债券等直接融资则更为困难，如果政府没有相关政策缓解融资难的问题，就会使得原本就紧张的现金流，随时面临断裂的危险。
三、疫情危机下我国餐饮企业的应对策略
目前国内疫情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海外疫情的大规模爆发说明本次疫情将可能是场持久战，人们对疫情的恐惧心理及各地防止疫情复发的政策、宣传等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影响人们的聚集性消费，餐饮业距离回归常态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疫情完全结束之前，餐饮企业不能被动等待，对内要开源节流，转变传统经营思路、加快转型升级，积极开展自救，对外要充分利用各级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等出台的优惠政策，尽最大努力让企业存活下来，实现“剩”者为王。
（一）加快转型升级，增强内部管理
1.优化餐饮企业资源配置，积极发展线上业务
疫情期间，由于多地禁止堂食，一部分小微餐饮企业直接暂停营业，剩下在营业的餐饮企业均将“救命稻草”转向线上业务，外卖业务的服务价值凸显，超过60%的餐饮企业商户称其营业收入的50%以上来源于外卖，甚至有些商户外卖占比超过70%。为推动全民抗疫，相关外卖平台也推出了优惠政策，2020年1月底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平台率先做出了“五个决定”，包括减免佣金、年费延期、金融支持、商家外卖服务急速上线和赠送保险，为平台上的商家提供最高30万元的特殊保障金。
各餐饮企业，尤其是中小餐饮企业，应重新配置资源、转变业务模式，充分利用外卖平台开展线上业务。具体做法为：其一，开发自媒体外卖小程序，建立与消费者的直接联系，拓宽自身的销售渠道，开展多元化线上营销，培养企业的忠实客户;其二，特殊时期，适当对原有菜单进行调整，停售复杂菜品、设计合理包装，转向更易配送，更适合外卖的菜品;其三，对原先的人力资源进行分配，将原本的堂食工作人员如点单员、服务员尽量调整到后厨或外卖服务中，提升外卖效率，在午餐、晚餐高峰期增加外卖订单，增强自有外送能力，降低对外卖平台的依靠。通过这些方法，尽可能将损失的线下营业额从线上补回来。
2.做好社群营销推广，迎接疫情后的报复性消费
根据2003年非典疫情的经验来看，突发疫情一方面在短时间内确实打击了餐饮业的发展，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疫情过后人们将恢复正常的生活节奏，还是愿意去社交、去体验线下消费及服务。对于餐飲行业来说，在疫情得到稳定控制过后的几个月，必定会迎来一波报复性消费。为了维护客户的忠诚度和增加客户粘性，在疫情期间餐饮企业应该开拓营销新思路，增强客户粘性和忠诚度。在如今网络发达、自媒体充分的时代，企业可以充分利用丰富的传播渠道，构建社群营销平台，增强和会员、客户的互动和交流。社群流量成本低、来源容易、易于大规模地复制和裂变，让顾客形成小程序消费习惯，待疫情结束后客户的转化率和成交率也会随之提高。除此之外，为了保护消费者和员工，同时也为了保障企业恢复营业后不会再次关门，防护工作一定要做到位，比如消毒用品、口罩、测温计的准备，又比如顾客在排队过程中，采取保障其安全的隔离措施，使得顾客放心就餐。
3.加快传统餐饮企业升级转型，推动放心餐厅的发展
疫情对餐饮业带来的影响虽有负面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餐饮企业管理方式的提升。在此之前，我国餐饮企业表现出行业进入壁垒低、规模较小等特点，疫情过后，餐饮行业或将进行重新洗牌，因此餐饮企业应加快自身转型升级。餐饮企业可启动零售新模式——线上线下销售食材、出售半成品等，最大限度减轻库存堆积压力，创造更多收入。餐饮企业应重新审视供应链体系的搭建，推进在成品、半成品、零售品等渠道的升级，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整体发展。对于从不考虑线上销售、社群推广、直播甚至微商的餐饮企业来说，此次疫情的影响势必会加快其开发拓展线上业务，创新盈利模式，加快传统餐饮企业的升级转型。
新冠肺炎的爆发对餐饮业发展的影响绝不仅仅是表面的经济损失数据，而是在食品安全卫生领域对人们餐饮观念、习惯和行为方式产生的长远影响。消费者会对食品安全和卫生问题更加提高警惕，讲究食材的可追溯性、安全性、品牌化等特性，消费者所提出的要求将成为新一轮餐饮生存和竞争的重点，餐饮业也将朝着更加规范化、标准化、抗风险能力升级的方向发展。在坚守食品安全底线的基础上，各餐饮企业一方面应深刻考虑如何计划未来发展战略，聚焦客户人性化的需求;另一方面需不断强化自身品牌，提升优质的服务价值，取得消费者的信任，做顾客放心的餐厅，从而在下一轮竞争中脱颖而出。
4.制定资金管理措施，加强对现金流的监控
无论是大型连锁还是中小规模餐饮企业都需要根据自身现金流情况制定相应的营运资金管理措施，疫情期间要制定更为细化的现金流计划。首先，谨慎预测每日的收支，可由原来的季度预算细化到月预算，甚至可具体到每周的预算;其次，在不破坏与供应商合作关系的前提下，为自身争取更多的付款优惠和更长的付款时间，并且尽力缩短食材运输的时间、稳定或降低食材采购的成本、保证食材的新鲜和安全;最后，财务部门在做现金流预算时，不仅要关注数据本身，还要更多地反思和发现数据背后存在的问题，帮助餐饮企业保持优势、扭转劣势，寻找提升空间[3]。
（二）充分利用外部优惠政策，缓解资金压力
1.加强沟通合作，减免商铺租金
各地为支持餐饮企业恢复、减轻餐饮企业负担，出台了一系列成本费用减免措施。例如，上海市在2020年2月7日发布了《关于上海市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指出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承租国有企业的经营性房地产的中小企业均免收2月和3月的房租。继上海之后，全国多省纷纷效仿，鼓励支持本地国有企业和承租方协商，尽可能让利给中小企业，并且鼓励大型商务楼、商场等各类运营主体为承租户减免租金或延缓缴纳，同时给予主动为中小餐饮企业减免延期租金的出租房适当奖励和补贴，这些举措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餐饮企业的资金困境和财务成本。截至2020年2月4日，全国已有超1 000家购物中心、百货大楼（如万达集团）主动减、免租金，助力餐饮企业抗击疫情。即便一些小微餐饮企业租用的是私人投资店铺，都可尽量与业主进行沟通，在疫情当前全国人民上下齐心，也会适当得到一定的费用减免。
2.关注税收政策，减轻餐饮企业税负
为全面减轻餐饮企业的税负压力，从2020年2月6日起财政部出台了一系列面向个人和企业的财税减免政策，尤其是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四类行业：交通运输、住宿、餐饮和旅游行业企业，如减免所得税、延长亏损结转时间、免征增值税等。对于小微餐饮企业来说，只要月销售额未超过10万元，一个季度销售额不超过30万元的，均予以增值税免征的优惠。各餐饮企业可以在2020年度汇算清缴时，通过提交《适用延长亏损结转年限政策声明》，填写真实准确信息，按规定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因此，餐饮企业要积极了解当地政府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按照程序办理，缓解税费压力、减少现金支出。
3.利用稳岗支持政策，缓解人工成本压力
2020年2月18日，国务院决定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和实施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政策，以此来稳定企业、促进就业。如大型餐饮企业从2月—4月均可享受减半征收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三项费用，对小微企业从2月—6月均可享受免征上述三项费用，同时6月底前，企業可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在此期间对职工因受疫情影响未能正常还款的公积金贷款，不作逾期处理等。各省也纷纷出台稳岗返还失业保险费总额50%的政策，上海、广东、山东、内蒙古、江苏等多地为切实减轻疫情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影响，经审核确认无裁员的企业，相关社保部门会返还单位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50%。餐饮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就业人口多，人工成本属于刚性支出，政府的这些举措一方面能起到“稳就业”的目的，另一方面也缓解了餐饮企业的现金支出压力。
4.加强与金融机构对接，探索更多融资途径
餐饮业轻资产的性质决定其一直面临着融资困难的问题，在疫情的特殊时期，其营业收入直线下降，对于债务的偿还背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必须充分利用政策支持，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对接，争取通过沟通协商及申请，获得贷款展期或续贷甚至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渡过难关。目前，为推动餐饮企业疫情防控工作和支持其有序复工，人民银行、各地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相继出台了许多金融优惠政策，如发放专项贷款、优惠利率信贷、财政贴息、延期还本付息等，银行、保险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也推出了一系列差异化金融创新产品，如供应链金融、商业保理、保险理赔绿色通道、应收账款抵质押等融资方式。同时，对大、中型餐饮企业来说，不妨寻求风险投资等股权资本进入，从而获得更稳定的资金支持，有能力的餐饮企业还可乘机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完成企业的并购和整合，变危为机。
【参考文献】
[1] 艾媒网.中国餐饮行业大数据监测与商业新模式研究报告[R].2019.
[2] 中国烹饪协会.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餐饮业影响报告[R].2020.
[3] 夏秀芳，迟健心.企业财务困境预警研究综述[J].会计之友，2018（13）：2-6.
作者：余丽霞 刘逸 李雨函
金融优惠政策分析论文 篇2：
“诚信园区”助农掘金
诚信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政府有力推动，也需要企业主动作为。作为贵州省第一家提出“助推诚信农业示范园建设”的联社，开阳县信用联社力求通过诚信建设推动开阳县园区产业经济建设转型升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诚信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政府有力推动，也需要企业主动作为。作为全省第一家提出“助推诚信农业示范园建设”的联社，开阳县信用联社力求通过诚信建设推动开阳县园区产业经济建设转型升级。
诚信打造 解决融资难问题
农业企业的发展是农村经济的发动机，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解决园区“缺担保、融资难”问题，开阳县信用联社将小微企业融资工作与信用工程有效衔接，开展建档、评级和授信工作。
“要不是有信用联社的支持，我们这个项目就只能停下。”4月22日，诚信农业示范园久事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魁说，在企业发展急需资金时，得到开阳县信用联社700万元贷款支持，帮助企业渡过了难关。
久事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开阳县禾丰乡水头寨度假村投资近6000万元，建设“水调歌头”精品酒店、“竹韵水乡”大众餐饮区、“布依十三坊”农事文化体验区和“布依食坊”民族美食馆。公司在建设“布依十三坊”农事文化体验区时资金遇到困难，县信用联社在了解情况后及时发放贷款帮助企业渡过危机，顺利建成“布依十三坊”。
“景点打造好后，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待了1000多名游客，不仅解决了100多人的就业问题，同时带动周边60多户农民发展农家乐。”张魁说，能迅速得到贷款支持，得益于开阳县信用联社开展的诚信示范园区建设。
通过前期摸底了解，开阳县信用联社全面完成对多户企业的建档、评级、授信，授信总额1.77亿元;率先将园区涉及的龙岗镇、双流镇、禾丰乡和南江乡等打造为信用乡镇，实现信用乡镇、信用村组在农业示范园区全覆盖;做好园区信用农户年审工作，提高授信额度，对园区10万农户授信总额达8亿元，为园区融资夯实基础。
截至目前，开阳县信用联社通过对7个园区内44家企业进行建档评级，最大限度地为园区企业提供优惠、便捷的信贷支持和金融优惠政策，激活农业企业发展活力，打造一批产业特色鲜明、生产要素集聚、科技和设施装备先进，经济、生态、社会效益显著的优秀诚信企业。有力地支持了由农业、南江现代、青蓝紫、硒味园等种养殖和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向园区农户发放小康房贷款3153万元，涉及农户1291户;向园区经营“农家乐”农户发放贷款2540万元，多渠道、多形式促进农业园区发展。
构建机制 助推诚信园区建设
诚信既是企业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各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制胜法宝。由于过去缺乏有力的诚信制度保障，在诚信园区建设后期，开阳县信用联社更多的是依靠企业自身的道德约束来维护和巩固创建成果。然而倡导诚信不能仅停留在口号上，金融机构应设计并实施一种有效机制，用经济手段培育、强化和巩固客户的诚信意识，让客户深切感受到讲诚信不仅光荣，而且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构建机制，是保障诚信制度得以实施的关键。为此，开阳县信用联社根据诚信园区评定标准，建立园区企业信用数据库，通过年审将企业信用情况进行公示，对信用度反弹超出诚信园区标准的及时下达预警通知;建立监督机制，推出诚信建设“红黑榜”，通过采集园区企业的信用状况，定期或不定期在公众场合予以公示;建立全民监督机制，培育园区企业的守信意识，加大对失信企业的惩戒力度，倡导企业用诚信换取效益，用诚信赢得市场。
同时，开阳县政府为确保诚信农业示范园区有序推进，取得实效，先后制定了《开阳县诚信农业示范园区建设方案》、《开阳县诚信农业示范园区评定暂行办法》，成立诚信农业示范园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开阳县诚信农业园区”动员会，搭建起政府部门、信用联社、园区企业“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针对园区实际，制定《开阳联社支持省级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实施方案》，出台“一园一策”金融服务方案，由政府牵头，信用联社与园区办主抓，园区主体配合，合力推进诚信园区建设。
此外，开阳县信用联社配套制定“定期总结、分析、推进会议和督促指导制度”，构建失信监督约束机制，通过定期公示园区企业的信用状况，建立全民监督机制，培育园区企业的守信意识;实施园区分级等级制，激励园区企业争创诚信、争相守信，保障信用创建工作顺利开展。
多措并举 培育诚信意识
农户小额贷款户数多、单笔金额小、经营费率高、没有抵押品，主要依靠信用情况发放贷款，依靠诚信守约归还贷款，因而诚信建设尤为重要。加大对农户金融知识普及和诚信教育，对提高农民金融素养，学会金融思维方法，解决农民融资难题，改善农民收入状况，实现农村金融包容式发展意义重大。
在开阳县各个村寨，经常有一支骑着摩托车，背着挎包，穿梭在乡间小道上的队伍，他们就是开阳县信用联社的信贷员。
开阳县信用联社通过组建摩托车服务队延伸服务网的做法已有多年。在诚信农业园区建设中，开阳县信用联社由21辆摩托车组成的车队发挥“小、灵、便”的优势，深入偏远村组开展金融服务工作，把资金、政策、致富信息送到偏远村寨。
“摩托车服务队只是开阳县信用联社服务群众的一个缩影。联社在各个园区还开办了金融夜校，增强企业和群众运用金融知识谋发展的能力;在全县各村安装了农信银自助终端便民金融服务POS机，打通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瓶颈，彻底扫除农村金融服务盲区，真正实现普惠金融便民服务全覆盖。”开阳县信用联社农村业务部经理王玉琨说。
开阳县信用联社通过创办金融夜校，进园区开展诚信教育，利用大型广告标语、宣传折页、信贷员进园入户宣传等多形式、多途径、多举措、多方法，反复深入园区、深入企业，宣传信用创建优惠政策和意义，促使园区企业、农户自觉参与和配合信用创建工作，率先将园区所在的多个乡镇打造为信用乡镇、信用村组，实现信用农户在农业示范园区全覆盖。
今年初以来，开阳县信用联社累计深入园区开展宣传7次，深入企业28家，培训园区农户1.3万人次，实现园区企业、农户建档评级面达100%，向园区企业总授信金额1.77亿元，发放贷款1.44亿元。对园区农户授信总额8亿元，向园区农户发放贷款3.12亿元，在园区逐步树立起“授信者光荣，失信者可耻”的诚信观念。（责任编辑/哈文丽）
作者：秦涛 李唯睿
金融优惠政策分析论文 篇3：
科技金融政策效率研究
[摘 要] 根据政策量化标准手册对京津冀地区2006—2017年间颁布的科技金融政策进行量化分析，构建科技产出指标体系，结合专家会议法与熵值法对京津冀科技产出进行测算，运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分析京津冀科技金融政策与科技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而进行科技金融政策的效率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京冀两地科技金融政策效率较为合理，天津市科技金融政策效率较低，京津冀科技金融政策效力均未充分释放，科技金融政策效率仍可提高。
[关键词] 科技金融政策；京津冀；熵值法；灰色关联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科技金融作为以培育高附加价值产业、创造高薪就业岗位、提升经济体整体竞争力为目标，促进技术资本、创新资本与企业家资本等创新要素深度融合、深度聚合的一种新经济范式[1]正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政策是科技金融的灵魂，它在促进全社会加大研发与创新投入，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是关键的系统性、制度性安排。当前全国上下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如何对科技金融政策进行有效量化，探寻科技产出与科技金融政策投入之间的联系，提升科技金融政策的效率，这些都是亟待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京津冀地区是全国创新资源最聚集、综合创新能力最强大的地区，经济发展整体上已进入创新驱动阶段，需要在全国创新驱动发展中发挥支撑和引领作用[2]。但是《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16-2017》显示，北京和天津的科技创新综合实力位于全国第一梯队，而河北省的科技创新综合水平排名靠后，这说明京津冀地区的科技创新水平并不均衡，这种不均衡背后政策的因素占比多大？该地区科技金融政策效用是否充分发挥？在科技金融政策制定过程中三地如何进行有效的协同？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
科技金融政策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主要以文本形式呈现，由于无法将政策文本直接代入公式和模型进行运算，使得对其研究与评价相对困难，因此需要运用一定的方法对科技金融政策进行量化。描述性统计分析是科技金融政策量化的一种方法，唐五湘等（2013）通过描述性统计对科技金融政策进行量化，以北京市 2001—2012 年间的科技金融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在科技金融政策文本主题、主体、作用面、主体与主题交互关系 4 个方面进行数量上的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的科技金融政策存在颁布部门职责不清、政策协同不够以及政策覆盖面范围较小等问题[3]。由于科技金融政策文本内容较为复杂，除从政策本身进行量化之外，还可从政策的外部效果对政策进行量化。苑泽明等（2016）通过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问卷，并针对具体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实现了科技金融政策的量化[4]。刘湘云等（2017）构建了科技金融政策效果指标体系，从金融环境、经济效益、科技投入和科技产出四个方面对科技金融政策进行衡量，并实证检验了广东省 2006—2016 年的科技金融政策效果，结果表明广东省科技金融发展水平从2006—2016年间不断上升，在科技金融政策效果中，金融环境和科技投入受宏观经济影响波动较大，科技产出一直保持稳定增长[5]。定性评价主要依赖于对政策文本内容的统计和梳理，缺乏数理层面的研究和挖掘，而定量评价可以更客观、准确地评价科技金融政策，程欣炜（2014）以江苏省450家中小企业（含133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和317家一般中小企业）的分层抽样和问卷调查从企业、银行、政府和贷款本身等4个角度构建融资特征指标体系，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对比考察了科技型中小企业与一般中小企业在商业银行融资影响因素上的相同点和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类型、金融优惠政策和是否进驻园区对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资难易程度的影响不大[6]。武志伟等（2016）以江苏省 13 个省辖市的科技型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科技金融政策进行量化，并结合灰色关联度等方法对科技企业绩效与科技金融政策绩效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科技金融政策出台数量的多少与科技型企业发展的关联度最低，而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数量是科技型企业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因素[7]。
科技产出水平的方法与研究很多，由于科技投入与科技产出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并且科技投入的数据更容易获得，因此，一种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利用科技投入来衡量科技产出，显而易见，此种方法忽视了科技投入转化为科技产出的效率问题，二者并不能完全替代；另一种方法是以科技产出的某方面指标来衡量整体的科技产出，比如专利数、论文数等，何丹等（2017）曾选取专利授权量、新产品销售收入、技术交易合同成交量以及技术交易额作为衡量科技创新程度的产出指标，并对我国19个主要省份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效率进行实证分析[8]，但此种科技产出衡量方式对科技产出的评价不够全面，会造成研究结果的偏误和偶然性；编制专门的科技产出指数可以直观、综合地衡量科技产出水平，并且易于比较，但由于指数的构成指标相对固定，灵活性较低，导致在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的背景下，指标难以得到及时修正。在科技产出评价的维度方面，吕晨等（2015）从直接产出与间接产出两个方面评价科技产出水平，并对中国区域科技产出进行评价研究[9]；陈文军等（2014）在专利产出与科技产业化产出两个方面对科技产出进行衡量，并应用构建的城市科技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江苏省主要城市的科技竞争力进行比较研究[10]。对于科技产出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目前主要有3种：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以及组合赋权法。傅春等（2017）曾在科技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中，采用熵值法对各项指标进行客观赋权，并结合超效率DEA方法测算了我国中部6省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11]。
综上所述，目前对科技金融政策的量化主要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选取替代指标等方式，忽视了政策本身的内容；尚未存在直接评价科技金融政策效率的指标，科技金融政策评价主要是针对单个研究对象的纵向分析，结合多个对象的横向比较分析数量较少。为此，本文将全面搜集2006—2017年间京津冀三地各级各类政府颁布的科技金融政策，对其政策量化结果进行描述性分析；从直接科技产出与间接科技产出两个方面构建科技产出指标体系，利用专家会议法和熵值法确定科技产出指标权重对京津冀三地科技产出进行对比分析；运用灰色关联度方法检验京津冀科技金融政策对科技产出的作用，进而评价京津冀三地的科技金融政策效率。
二、科技金融政策效率评价的过程与方法
（一）政策文本量化
（三）基于灰色关联度的科技金融政策投入与科技产出分析
灰色系统理论是 1982年由邓聚龙教授提出，其中的灰色关联度分析（Grey Relational Analysis），作为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方法，已经在社会、经济、生态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是基于行为因子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以分析和确定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15]。序列曲线越接近，则相应序列间的关联度就越强，可由此推断二者的内在联系就越大。相比于回归分析法，灰色关联度分析对样本数据的要求更低，它是研究“少数据”“贫信息”不确定问题的新方法，其特点是“少数据建模”，弥补了相关分析的不足，对样本容量和数据分布没有特别要求，因而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分析的各个领域。
本文通过计算科技金融政策投入与科技产出之间的灰色关联度来评价京科技金融政策效率。具体步骤如下：
（1） 确定分析序列。设参考序列为Yi（t）（i=1，2，…，s； t=1，2，…，m），比较序列为Xj（t）（j=1，2，…，n），其中，i代表参考序列；s表示参考序列的个数；j代表比较序列；n表示比较序列的个数；m代表各序列长度，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长度相等。本文参考序列为科技金融政策量化值序列，比较序列为科技产出指标值序列。
（2） 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由于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中各指标的量纲和数量级都不完全相同，不能直接进行运算和比较，需对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鉴于本文已对科技产出指标采用了极差标准化的无量纲化处理，为保证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无量纲化方法的一致性，因此对科技金融政策量化值序列同样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三、京津冀科技金融政策效率的测算与分析
（一）京津冀科技金融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科技金融政策是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融资、保险、投资等金融方面支持的一种制度方式。科技金融政策具体将在需求、供给、环境与综合四个作用面产生政策效果，在不同的作用面下，科技金融政策还可以分为不同的政策主题。在与科技金融相关的规划和计划方面，有以战略规划为主题的科技金融政策，如北京市人民政府在2006年颁布的《关于印发北京市“十一五”时期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规划的通知》；在提供的各项科技金融服务方面，分别有以“科技贷款”“科技保险”“创业风险投资”“科技担保”“融资租赁”“政府采购”为主题的科技金融政策，如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在2009年颁布的《关于启动2009年度“科技保险”保费补贴工作的通知》、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在2013年颁布的《关于加快落实2013年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打包贷款工作的通知》、河北省人民政府在2009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全省中小企业融资性担保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在优化科技金融生态环境方面，分别有以“科技资本市场”“科技金融中介”“孵化机构”“科技产业”“科技企业”“信用体系”“信息共享”“人才激励”“综合型”为主题的科技金融政策，如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等6部门在2010年联合颁布的《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加强科技孵化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天津市人民政府在2010年颁布的《关于印发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河北省人民政府在2015年颁布的《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
本文设定“科技金融”“企业融资”“技术创新”“孵化器”“科技贷款”“风险投资”“科技担保”等17个关键词作为法规全文检索词，在《中国法律检索系统》（北大法宝）中对2005—2017年间京津冀地区20多个政府部门单独或共同颁布的科技金融政策進行了搜集和整理，并进行必要的筛选与剔除后，最终纳入研究样本的科技金融政策共计736项，其中北京市233项、天津市302项、河北省201项。
京津冀三地2006—2017年科技金融政策量化结果如表2、图1所示，由此可以看出京津冀三地的科技金融政策量化值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在2011年以来均有较大提高，这说明京津冀地区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加大了对科技的政策投入。从三地间比较来看，北京市科技金融政策水平较高，河北省和天津市的科技金融政策水平相当。
（二）京津冀科技产出的综合评价
由于各科技产出指标具有不同的数量级或量纲，不能直接进行加权求和，所以首先要对各科技产出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对六个科技产出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对于正向指标的操作如公式⑧所示：Xab=xab-xminxmax-xmin
（8） 式中Xab为归一化处理后的标准值；xab为各项指标的原始值；xmin和xmax分别为各类指标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根据以上公式，京津冀三地在2006—2015年间各具体指标的标准化科技产出值如表3所示，表3反映了每个科技产出指标下不同省份、不同年份科技产出值的相对大小，指标科技产出最大值取1，最小值取0。从具体地区来看，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科技论文数量最多为北京市（2015）、最少为河北省（2006）；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最大为北京市（2015）、最小为河北省（2006）；高技术产业R&D项目数最多为北京市（2013）、最少为河北省（2007）；技术市场成交额最大为北京市（2015）、最小为河北省（2006）；新产品销售收入最多为天津市（2014）、最小为河北省（2006）；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最多为天津市（2014）、最少为河北省（2006）。据此可发现，各科技产出指标最大值均在京津两地，其中北京居多，而最小值全部出现在河北省，并且集中分布在2006年。
结合各具体指标的数据，再将各指标按照熵值法确定的权重进行加权求和，得到标准化的综合科技产出值，如表4所示，其趋势图如图2所示。从中可看出，三地的科技产出在10年间均稳步上升；其中北京市科技产出水平最高，增长幅度最大，2015年的科技产出是2006年的4倍，体现出北京建设科技中心的成果；天津市科技产出水平居于中间，在2011年出现明显增长；河北省的科技产出与京津相比较为落后，科技产出增长较为平缓。
（三）京津冀科技金融政策效率分析
采用前文的方法，首先测算京津冀三地科技金融政策与科技产出二级指标和综合指标的灰色关联度，具体结果如表5。由此可以分析得出：京津冀三地的科技金融政策与科技产出在2006—2015年期间整体上具有关联性，说明三地的科技金融政策整体有效，并且灰色关联度的取值范围为（0.523，0.778），以灰色关联度取值0.6为判断标准，则显著影响组合数为14，不显著影响组合数为4，其中，在不显著组合中，北京市占1项，天津市占3项，天津市科技论文数、专利数等直接科技产出效果不明显；在京津冀科技金融政策对所有科技产出指标的影响中，科技金融政策有效性最强作用于北京的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有效性最弱作用于北京的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表明北京市的科技金融政策对各科技产出指标的影响差异最大；根据京津冀三地科技金融政策与各科技产出指标的灰色关联度的排序，北京市取值前3位分别是（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技术市场成交额>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科技论文的数量），天津市取值前3位分别是（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新产品销售收入>高技术产业R&D项目数），河北省取值前3位分别是（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高技术产业R&D项目数>新产品销售收入），津冀的科技产出效果更为相似，北京市科技金融政策对直接科技产出更为有效，而天津市与河北省的科技金融政策对间接科技产出更为有效；在各科技产出指标中，京津冀三地科技金融政策效果均有效的指标为（高技术产业R&D项目数、新产品销售收入），表明科技金融政策对高科技产业项目投入以及科技新产品开发有较为直接和普遍的影响。
为了更直观地评价京津冀三地的科技金融政策效率，将前文中6个科技产出指标通过熵值法转化为1个科技产出综合指标，再分别计算出京津冀三地科技金融政策量化值与科技产出综合指标的灰色关联度，以此作为京津冀科技金融政策效率的衡量指标，用来评价和比较京津冀三地科技金融政策效率，具体结果如表6所示。
表6直接反映了京津冀三地在2006—2015年的科技金融政策效率，以0.6作为灰色关联度取值的判别标准，则北京市（0.653）与河北省（0.672）科技金融政策与科技产出的关联度较强，而天津市（0.570）科技金融政策与科技产出的关联度较弱，表明京冀的科技金融政策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比较来看，河北省的科技金融政策效率略高于北京市，天津市的科技金融政策效率最低，未能产生理想的科技产出效果；对于京冀两地来说，尽管两地的科技金融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灰色关联度取值仍然较低，二者取值均还未达到0.7的水平，表明科技金融政策效果并未充分发挥，科技金融政策效率还可继续提高。
本文从政策力度、政策目标与政策措施3个方面深入研究科技金融政策对科技产出的影响进而探究京津冀三地科技金融政策效率均不高的原因，京津冀三地科技金融政策在政策力度、政策目標和政策措施3方面与其科技产出水平的灰色关联度如表7所示。
上述结果表明：北京市科技金融政策在政策力度、政策目标与政策措施3方面表现均不理想，其中政策目标的效率最低，结合其较高的科技发展水平来看，表明北京市科技发展中科技金融政策因素占比相对较小，未能形成有效的政策合力，存在一些政策资源的浪费。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北京市独有的政治经济优势使得其具有众多促进科技发展的因素，进而冲淡了科技金融政策的效果；天津市科技金融政策在政策力度与政策目的方面达到预期效果，但在政策措施方面略显不足，表明天津市科技金融政策在规划与制定环节较为有效，但在政策落实环节效率不高，缺乏高效的政策实施办法，应该加强其科技金融政策在落地环节的力度；河北省科技金融政策在3个方面均达到了预期的政策效果，其3项效率值都位于京津冀之首，尤其在政策措施方面取值较高，表明河北省科技金融政策得到了较严格、高效地执行，科技金融政策的能量得到有效释放。从京津冀三地科技金融政策的比较来看，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共性体现在三地的科技金融政策力度在3项指标中均为最优，表明京津冀三地均重视科技金融政策并给予有力的保障；在政策目标方面，京津冀三地分值均不高，表明科技金融政策还缺少整体统一的体系，科技金融政策的核心目标还有待明确；在政策措施方面，京津两地作为直辖市，科技金融政策的传导与落地过程较为直接，政策层级较为简单，而河北省政策层级更加明确清晰，具体的市县可以对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进行充分调节和进一步的分工安排，进而使得科技金融政策得到高效落实。简言之，加强科技金融政策核心目标的协同以及提高政策落实效率是今后京津冀科技金融政策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京津冀的科技金融政策为研究对象，从投入—产出角度评价和比较了三地的科技金融政策效率。立足京津冀三地的736项科技金融政策的文本内容运用政策量化标准手册对其逐一打分；构建科技产出指标体系，运用专家会议法与熵值法对直接科技产出和间接科技产出进行赋权实现对京津冀三地科技产出水平的综合评价；运用灰色关联度方法揭示各类科技产出和科技金融政策的关联性，并在此基础上对京津冀科技金融政策效率进行比较与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京津冀三地的科技金融政策效率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京冀两地的科技金融政策效率较高，天津市的科技金融政策效率较低；从具体的科技产出指标来看，北京市的科技金融政策投入导致的科技成果主要体现在发明专利方面，而天津河北两地所导致的科技成果主要体现在高技术产业方面；将京津冀科技金融政策效率与其科技产出水平结合来看，科技产出水平最高的北京市具有基本有效的科技金融政策效率，科技产出水平相对落后的天津市具有最低的科技金融政策效率，科技金融政策效率最为理想的河北省，其科技产出水平却远落后于京津两地，这说明京津冀地区的科技创新水平不均衡现象的背后政策因素的占比并不大；三地的科技金融政策效果并未充分发挥，均有进一步提升的必要和空间。
进而本文通过政策力度、政策目标、政策措施三个方面深入探讨影响科技金融政策效率的因素，结合数据分析发现京津冀地区科技金融政策效率并不高的原因体现在政策投入、政策传导与政策产出三个方面：在政策投入方面未能形成完整的科技金融政策体系，科技金融政策的核心目标不甚明确，科技金融政策的合力有待提高，科技金融政策落实中缺乏清晰的部门职责分工；在政策传导方面，三地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环境并不完善，在科技金融政策实施过程中还缺乏一定的监督机制与效果反馈机制；在政策产出方面，京津冀三地科技创新水平相差悬殊，三地科技金融政策对其科技创新水平产生的影响也较为不同，北京市科技发展水平较高，政策因素只是推动其科技发展的众多因素之一，科技金融政策效果在天津和河北两地也并未完全发挥其作用。
科技金融政策效率的提高是一个涉及国家机关、地方政府、科研组织以及科技型企业等多个主体的长期过程，为提高京津冀地区的科技金融政策效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国家层面要确立科技金融政策的核心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和发展规划，努力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科技金融政策实施环境，构建出一套整体的、系统的科技金融政策体系，扫清科技金融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制度性障碍，并且要明确各部门机关对科技金融政策的职责分工，防止政出多门现象，加大科技金融政策的落实力度与监督强度；二是京津冀地方政府层面，在贯彻国家整体的科技金融政策体系的基础上，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本地科技金融政策与科技创新实践的具体实情，并结合京津冀地区的地域特殊性，制定出一套适合本地科技创新发展的区域性科技金融政策，尤其是对于京津两地而言，一定要充分调动各部门的力量实现科技金融政策的有效落地；三是完善科技金融政策的传导机制，科技金融政策作為一项制度供给，要充分满足科技型创新企业的现实需求，要发挥科技金融政策的引导作用，变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为间接引导，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政府的引导性作用有效结合，以此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与科技产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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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Policy of Sci-tech Finance； Beijing-Tianjin-Hebei Area； entropy method； grey correlation degree
（责任编辑 刘永俊）
作者：程翔 鲍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