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清代衙署建筑文化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中国历史上的营造活动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的新时期时代，从这个时代起，中国古代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曾创造了数不清的建筑工程和建筑物。虽然由于建筑物在使用过程中的自然消耗，加上战乱兵燹、火灾等人为因素和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以及风雨剥蚀，虫蚁繁殖之类持久的自然破坏力的作用，绝大多数的古建筑早已湮没无存，但是能够留存到今天的仍然数以万计。
清代衙署建筑文化论文 篇1：
淮安府衙建筑形制研究
摘要：府衙建筑作为中国封建帝制时代统治的象征性建筑，是当时礼制制度与社会规范的浓缩反映。它等级明确，式样规范统一，又具有官式建筑与地方特色的多重特征。淮安府衙建筑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全国现存为数极少的此类建筑之一，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与掌握中国古代建筑类型格局与形制特征，有利于了解淮安地区特殊地理区位影响下建筑文化与技术的特点。
关键词：淮安；府衙建筑；形制；文物建筑保护
一、研究缘起
中国古代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各级机构以完成政府各项政治职能。基于“民非政不治，政非官不举，官非署不立”之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衙署的设置都十分重视。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主要是以官式建筑为主导的。所谓官式建筑，即指由工部主持营造或派员督造的官方建筑，如宫殿、坛庙、陵墓之类的皇室建筑以及皇帝敕建的各级官署建筑和寺庙祠观等。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具体反映，衙署建筑及其历史内涵也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珍贵遗产。然而长期以来，建筑史学界虽然对隶属皇家的官式建筑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但对府衙建筑这一特殊类型仍少有问津。加之现今留存的建筑已不可能延续原有用途，建筑多被挪作他用及年久失修，大多已面目全非，且留存数量屈指可数。因此，如何保护好这一珍贵建筑文化遗产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淮安府衙是中国明清两代淮安知府的衙门，位于今淮安市楚州区，淮安古城境内，是全国仅存的保留较为完好的几座府衙建筑之一。历经百余年的沧桑，仍较好地保留了原有的空间布局和建筑实物，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4年起，淮安市对其古城内遗存的建筑陆续进行了清理、修缮和保护。为了原汁原味地恢复淮安府衙建筑的历史原貌，不仅在保护技术的运用上需要认真推敲，审慎把握；而且必须了解府衙这一特殊建筑类型在规划布局与建筑形制上的特征，了解淮安府衙的历史真实，从而才能保障在维修过程中保留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其实，府衙建筑作为中国封建帝制时代统治的象征性建筑，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礼制制度与社会规范；而且它等级明确，式样规范统一，在布局规划与建筑设计上均有很多独特之处，是各时期官式建筑鲜明特点的典型反映。同时，全国各地的府衙建筑由于所处地域不同，在不同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的浸润下，又兼具官式建筑与地方特色的多重特征，赋予了这一建筑类型丰富的研究价值。
二、明清府衙建筑类型、功能和文化特征
由于历史原因，国内现存的建筑大都是明清时期留下来的，因此，在建筑布局与配置上也深受明清衙署建筑制度与规范的影响。那么，这一时期各地建筑又具有哪些特征呢?
在文献记载中，大量明清时期的衙署建筑布局是有矩可循的。首先，在布局方法上，明清衙署建筑均坐北向南，中轴对称；以层层院落递进串接，形成多重空间。一般而言，衙署建筑依据功能要求有三条纵轴线并列递进，主轴置中，两侧辅助。中轴线上有：照壁、牌坊、大门、仪门、甬道、戒石亭或坊、东西门房、三班六房、大堂；寅恭门(屏门)后为二堂院落；内宅门后为三堂，即内宅院落；东侧轴线上的建筑一般有：土地庙、寅宾馆、厨房、花园、吏舍等；西侧轴线上多为：牢狱、会客厅、巡捕用房等。整组建筑主次分明，布局严谨，体现出规范与谨肃的格局(见图1)。
府衙建筑作为城市中最尊贵隆重的政府建筑，它不仅是具有政府职能的部门，也是官员日常生活起居之所，其布局方式是与衙署建筑的四大功能组成息息相关的。第一，府衙是礼仪宣教之地。位于大门和仪门之间的空间，是当地的官员向民众宣讲礼仪之地。一般衙署建筑正对大门建照壁，左右置东西辕门或牌坊，其间大多有一条府前大道贯穿其间。第二，府衙是吏攒办事之所。仪门内、大堂前的东西门房，为下属人员办公的地方。大堂前一般竖戒石亭或坊，以警戒官员；两侧左右列六科用房，专管地方事宜。三班六房居左右。第三，府衙是治事之所。大堂、二堂是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位于正中的大堂是整个建筑群中体量最大的，是衙署官员处理政务的地方，二堂及两侧厢房为知府及其幕僚等办公的地方。名称因地而异，如淮安的二堂日“筹边堂”。第四，府衙是宴息之所。经过内宅屏门，就是三堂所在的位置，三堂后多设谯楼或府廨，左路最后的院子一般是花园，是官员及其家属、下属游玩的地方，左右两路为辅助用房(见图2)。
其次，作为一种成熟而高度定型化的建筑类型，衙署建筑在规划上还受到礼制思想的深刻影响，表现为左文右武、东尊西卑、前朝后寝。所谓左文右武、左尊右卑，即将六科列大堂左右，东列吏、户、礼，西列兵、刑、工。次轴线上，则把招待宾客的寅宾馆居东，关押犯人的监狱居西；而“前朝后寝”，则是以大堂、二堂为知府办公处理事件的场所。二堂之后设内宅门，内为知府日常起居及家人居住之所。
再次，堪舆学说对府衙建筑的规制与布局的影响也不可小视。府衙建筑物随八卦方位的含义而占位，例如：衙署东南方向属于翼地，较为尊贵，便将寅宾馆安排在此，作为招待贵客和外地官员之地；衙署东侧属于震地，因震主“火象”，故一般此处多安排伙房；衙署西南属于坤地，风水学认为该处为肮脏之地，所以该方位一般为水坑或马厩，州县衙署则多为牢狱。衙署西北方向属于乾地。因乾属“土象”，故此处一般多修建花园，武官衙署则在此修建小校场、箭道等等。
古代衙署建筑虽然严格按照各时期官式建筑的标准模式建造，但由于辖区区位的不同，也具有相应的地域文化特征，例如：在衙署大门以东设供拜祭的庙宇，有的设土地庙、龙王庙，还有的在监狱部分设衙役供奉的衙神庙。一些地方衙署的大门左右还置有祠堂以纪念为民的清官，也有的放石狮一对、旌旗杆一对或建谯楼的。总之，由于各地的社会、经济、民俗风情的不同，各地衙署布局必然有所差异。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府衙建筑在布局上基本采用中轴对称形式，前朝后寝，类似缩小版的宫殿或放大的宅第。受五行方位的影响，以东南为吉、西北为凶布置，涵盖了官员办公、生活起居及专政机构监狱几部分的功能，它们以朝寝有别、尊卑有序的布局，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府衙建筑类型系统。三、淮安府衙建筑的类型格局与地方特征
1.淮安古城所处区位及府衙建筑概况
淮安古城处于黄淮、江淮平原的交汇处，北濒淮水、西傍大运河，扼南北要冲，是京杭的通衢，漕运的咽喉。历史上，这里更是长期作为苏北地区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淮安城一直是中国南北方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分野之处。作为一座中国南北的界城，自古有“壮丽东南第一州”的称誉。
中国北方为黄淮大平原，在航空、铁路、公路兴起之前，主要交通工具为马；南方则多河流、湖泊、
运河，主要交通工具为船；淮安即是古代南船北马的交会地点。秦代统一中国之后，中国出现两次政治、军事南北对峙的大分裂，也大抵以淮水为双方界限。历史上的淮安是兵家眼中的“南必得而后进取有资，北必得而后饷运无阻”的军事重镇。
作为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有如此重要地位的“南北界城”，淮安也必然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行政区域。中国古代社会有相当完备的官僚体系，中央政府下辖省、府、州、县等各级行政机构，各级机构在各地也建有相应级别与规模的官署衙门。淮安也不例外。淮安古城中心地带完整保存的这座建筑群——淮安府衙，就是全国仅存保留较好的几座府衙建筑之一。它的建置情况，反映出的礼制规范及建筑格局都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官衙建筑的一个极好范例。
如前所述，现在全国各地留存的府衙建筑大都建于明清时期，明代以前的府衙建筑基本无存。淮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的五通庙、元代的沂郯万户府，但现存建筑的建造年代也是明清时期。明洪武三年(1370年)时，将原淮安路总管府府衙改造后，作为淮安知府的新府衙。此后，明成化、正德年间几经改造及重修，其建筑形制均未做大的变动，一直完整保留，并沿用到清代。
至清代，淮安府衙建筑格局依旧保存完整。只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乾隆五年(1740年)先后有过两次修葺。但在清末咸丰年间，淮安大堂失火尽毁。直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春，才由代理江南淮安府知府陶金治予以重修。至今在淮安府大堂正脊的随檩枋下皮仍清晰可见“清咸丰十一年岁次辛酉仲春月谷旦代理江南淮安府知府陶金冶重修”的字样。这次灾后重建时值清末，其时，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无力大规模修建殿堂建筑，因此，淮安大堂修复用料是将河下盐商程巨函家的懋敷堂拆毁后，将木料移至此处重建的。经过这次修复，淮安大堂“体量较旧制少狭”(《同治志》)，开间尺度与建筑等级均降低了，从现状基址柱础看也证实了这一点。
从文献记载上看，清代的淮安大门对东大街，建有七丈长的照壁一座，东西各有一牌坊。府衙建筑约有房屋50多栋，计600余间，分东、中、西三路。府衙正门距漕运总督府后门仅50 m距离，跨漕运总督门再向前数十米就是楚州标志性建筑——镇淮楼。三组建筑群前后串合在古城的中轴线上，很自然地形成了城市的行政中心。这一格局是淮安古城经济地理区位的重要体现。
按照中国古代行政机构的等级规定，知府属于从四品单位。但由于淮安扼漕运之咽喉。地理位置及经济区位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因此，明清以来被朝廷提为直隶淮安府，并将行政级别上提一级，为正四品，赐进士及第。现存的淮安作为州一级的行政办公场所以及行政长官的住所，其建筑反映了中国古代官衙建筑的基本格局，其所具有的形制规范与等级特点也是十分独特而鲜明的。
2.淮安府衙建筑布局与主体建筑形制特征
清代留存的淮安府衙原占地面积近2万平方米，分东、中、西三路。东路原有宝翰堂、余乐园、厨房等建筑。西路有军捕厅署、会客厅等建筑，最南面有照壁。建筑排列最多的要数中路了，从南到北排列有照壁、大门、仪门、大堂、两边的六科用房、二堂、上房、镇淮堂及厢房等一系列建筑(见图3)。
解放后，现存府衙建筑群长期作为淮安机械配件厂仓库使用。在开始对府衙建筑进行整理后，留下了几经改建后的位于中轴线上的大堂(见图4)、二堂建筑。虽然这两组建筑已有破损，但主体结构仍较完好，适当修整即可恢复原貌。但东路、西路建筑以及仪门前的一系列建筑均已不存。
由于现状中的大门前已无高大的照壁，东西过街牌坊也在清末被拆毁了，因此，府衙的起点就是一个三开问的仪门。仪门明间比两边略大，两边各设有一个小门，也叫东西便门或“人鬼门”、“生死门”。意思是人们出入走东便门，即“人门”；而被判了刑的犯人走西便门，即“鬼门”。平时仪门不开，只有主事官员迎送宾客、新官到任或举行盛大活动时才开，里面的人员平时从东便门出入。仪门后是宽阔的院落。在通往大堂的甬道正中立有一石牌坊，南向刻有“公生明”3字，北向刻“乐俸乐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16字，是各地建筑中常可见到的。作为府衙建筑文化重要内涵的体现，这一组建筑空间是建筑的核心。过了石牌坊，就是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大堂了(见图5)。
淮安大堂建筑高大雄伟，气势恢弘。其单体体量在全国同类型建筑中堪称最大。现存大堂建筑约高10 m，通面阔25.6 m，通进深18.5 m。然而，现存的这座大堂建筑在建筑形制上却与原先的官式建筑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因为在清末重建时，并未按照原有格局与基址上的柱础开间尺度进行复建，而是拆了河下盐商程巨函家的懋敷堂，以该堂建筑材料增减拼凑重建的。由于用料上的限制，现存淮安官衙大堂建筑在做法上与其说具有官式建筑特征，毋宁说更加深具淮安地区建筑技术特色，反映在工艺做法与技术手段的采用上，如木作、砖作、瓦作特征等都极具地方特色。
首先，大堂大木构架为叠梁式，但是并未采用斗拱，属小式做法。檐下斜撑的花纹与雕刻都吸取了地方做法。根据原有基址上的柱础可见，原先的大堂建筑应是五开间殿堂建筑，但清末拆懋敷堂重建时，因材料受限而改变为七开间、四进深。现在的大堂建筑设前廊，顶部采用乌篷轩做法。两山为悬山式屋顶，五花山墙(见图6)；建筑的屋顶用瓦也是民居中常用的青灰陶瓦，而非琉璃瓦件。正脊用板瓦砌筑成清水脊，两端置鱼吻(见图7)；墙体则采用当地常用的青砖砌筑三七墙。由于砖墙只需承受自身重量，因此，砌筑时采用了当地一种独特的砌筑方式——里生外熟。即垒砌的墙体分为两层，外层为砖砌清水墙，内层为土坯。这种建造方式降低了造价，也有很好的保温效果，是淮安地区民居中常用的砌墙方法。在淮安府衙的维修工程中，外墙修补时也拆换了一些旧砖，并不再用土坯填充，而改用水泥砌墙，但外面仍用青灰浆，保证了外墙视觉上的一致性和历史面貌。
其次，大堂前面的院落在东西两侧分别设吏、户、礼、兵、刑、工六科，这是府衙中最重要的办公建筑。大堂之后的宅门是二堂的屏障，故又称屏门。屏门前设有两座门屋，是守卫二堂的门子所居的值房，故称“门房”。穿过屏门至二堂所在院落，二堂为知府处理日常事务的地方，名日“筹边堂”。两厢则为师爷与下属办事的地方，二堂后即为“官宅之门”，门内院落是知府及眷属之住所。这些都是府衙建筑的惯例配置。
此外，中轴线东西两侧的辅助建筑：西路的军捕厅署，东路的迎宾、游宴之所，均为后来复建，对恢复淮安建筑群的历史风貌有较大帮助。
总之，府衙建筑作为中国封建时代帝制统治的象征性建筑，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礼制制度与建筑规范，而且，建筑兼具官式建筑与地方特色的双重特征，因而极具研究价值。在全省乃至全国，淮安府衙建筑都堪称是保存较好的一组大体量建筑群，它不仅体现了中国明清时期府衙建筑明确的形制规范与等级要求，而且具有浓厚的淮安地区建筑文化特色。对研究我国衙署建筑形制及其演化和淮安地域建筑技术发展与特征，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淮安府衙是研究中国古代官衙建筑与政治体制的珍贵范本。
参考文献：
[1]李伟，中国唯一保存比较完整的知府衙门：南阳府衙[J]，档案管理，2003(6)：21—22.
[2]荀德麟，“三淮城市”的由来和发展[J]，区域研究，2000(5)：23—25.
[3]刘秋平，古代州级官衡：霍州署大堂[J]，文物世界，2003(4)：44—46.
[4]马兴波，蔡家伟，南阳衙署建筑的保护与改造[J]，山西建筑，2005(21)：4l—42.
作者：郭华瑜 李长亮 张金坤
清代衙署建筑文化论文 篇2：
试论中国古代建筑价值的体现
中国历史上的营造活动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的新时期时代，从这个时代起，中国古代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曾创造了数不清的建筑工程和建筑物。虽然由于建筑物在使用过程中的自然消耗，加上战乱兵燹、火灾等人为因素和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以及风雨剥蚀，虫蚁繁殖之类持久的自然破坏力的作用，绝大多数的古建筑早已湮没无存，但是能够留存到今天的仍然数以万计。尽管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但至今依然矗立在我国广阔的地域中，使今天的我们有幸亲睹古人营造业的卓然成果、遐想和推断历史的面貌和精神。清乾隆年间在土默特归化城地区新筑成一座八旗驻防城，即绥远城，为清代代表性军事驻防城，其营造手段、技术以及风格上都可以代表清代建筑风格，本文以现存绥远城将军衙署为例，试论中国古代建筑价值的几点体现，望识者指正。
清代的八旗驻防城因其驻守地方，故有封疆守土之责。清廷几经设载，最终全国共设盛京、吉林、黑龙江、绥远城、宁夏、伊犁、西安、成都、荆州、江宁、杭州、福州、广州等共13处。将军衙署是绥远城的主体建筑之一,也是绥远城的象征，是我国现存同类衙署中保存规模最大，现状最好的武官衙署遗址。这些过去营造活动留下来的成果在今天都可称作建筑遗产，它是人类文化遗产中一个所占比重很大的很重要的类型，是伟大中华民族的宝贵财产。我们今天的责任就是保护它们，维护它们，以健康的状态留传后代。
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绥远城将军衙署建筑群是建筑遗产的一种类型，它具有遗产的共性，即作为“遗留物”的本质。如今，由于种种原由一点一点被人们遗忘或拆毁，它所表现的某种文化已经消失或者正在衰亡，成为无法再挽回、再恢复的历史，只有幸免留存下来的残留城垣与将军衙署，含有关于那种文化的信息，微微的见证着那过去的时间与历史，其价值不可忽视。随着绥远城的消失殆尽，而将军衙署与残留城垣携带的文化信息，在研究清代古建筑领域中，价值越发珍贵。因为价值的大小虽然与时间没有必然的关系，但与某种文化的消亡程度成正比。并不是建筑物存在的时间越长，价值必然越大，只是由于时间越久远，信息损失得往往越多，越彻底，相应地含有信息的建筑物价值也就越大。
古建筑的价值包含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物质价值，即是古建筑本身所具有的，作为实用的建筑物的价值。二是信息价值，它是古建筑作为见证物所具有的价值，换言而说，就是古建筑包含的信息的价值。对于将军衙署来说，两方面的价值不是重叠的，价值的大小也不是等量齐观的。如将军衙署的物质价值就是作为清朝官式建筑，特点为前朝后寝，附有住宅和公事的价值，而信息价值却是见证了自清乾隆二年建城至清朝灭亡的174年间的79任绥远城将军与民国时期20任署将军、都统、省主席在此进行的所有活动。作为住宅的价值可能很低，不为人所重视，但其有的信息价值而使其脱离了普通住宅的范畴。显然作为见证物的信息价值远远大于其作为住宅的物质价值。一般而言古建筑的价值内容的构成包括一下四个方面，即历史价值、科学与技术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人文价值。
其一、历史价值为古建筑产生的背景所包含的见证历史事件的信息价值。它实际上是社会人文价值中重要内容，一般古建筑这一内容都列入到社会人文价值来论及和评估。绥远城是清代八旗驻防城，驻守将军品秩为从一品，因其驻守地方，故有封疆守土之责。将军衙署是绥远城的主体建筑之一,也是绥远城的象征，坐落于绥远城西街东端，座北朝南，共有六进院，132间房屋，为城内之中心点。它从建成以来一直到新中国的诞生，是绥远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的办公处所。因而有较大的历史文物价值。
这一历经近三百年风雨洗礼的一品封疆大吏的府邸，以另一种身份继续着述古追今的使命。民国十三年（1924年）一月内署弗戒于火，三堂正宅延烧殆尽①。同年，绥远都统马福祥重建三堂，建筑风格多为模仿西方建筑，对清代官衙进行了一次新的改变和承治。利用新的科技和营造工艺，与传统与进步、传统与外来建筑文化的碰撞和综合下，改变和突破了清代严格等级制度，以自身的独特风格与装饰书写了在此发生的点点滴滴。尤其见证了毛主席提出的“绥远方式”的伟大胜利，更加提高了它的历史价值。
其二、在某古代建筑物从原材料的加工到营建完成的社会生产活动中，能够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社会经济状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称其为科学与技术价值的体现。清代时期，建筑形制已规范化、模数化。将军衙署采用《清营造则例》官衙建筑的营造技术，整个院落的布局前朝后寝，纵深6进院，横向有东西跨院。中轴单体建筑是9椽架悬山式建筑，其他建筑为硬山式建筑。均为灰瓦顶，使用材料是木材，灰瓦和砖。反应出清代边防官衙型质的质朴和威严、封建统治者专制的集权化、制度的专权化以及封建思想的高度集权化。由此可为，将军衙署建筑群在营造过程中所使用的技术是最先进的，成为判定科技价值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官式建筑通常应用先进的、高级的、复杂的技术，以显示其等级高低和重要程度。从这个意义上不难看出，历代都城的规划与建设，国家兴建的官式建筑、宫殿建筑等，往往集中了最先进的技术，科技含量很高，从而具有很高的价值。
其三、古建筑一定程度上是属于造型艺术的范畴，包括艺术创作的风格特点、艺术创作手法、体现出的社会审美观或审美情趣等方面。将军衙署为平面布置，是以院落为单位。主要建筑物有正房、侧座以及回廊、耳房等附属建筑物组成的院落，是一组完整的建筑群，是生活、活动的场所，也是一个完整的古代建筑形象。在布局上主要建筑物的中线为轴线，而取得全建筑群左右均衡对称，表现了一定韵律节奏的连续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并产生最大的艺术力量，聘请了各不同地域的优秀匠师的积累无数的具体的造型手法，包括尺度、比例的具体规定。如兵部尚书通智、归化城都统丹津、山西省丰川卫守备沈鸿钧、工部主事闵廷曲等皇帝亲自指派的高级官员和地方官员②。
将军衙署每一处建筑房屋，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屋顶、屋身，和台基；以鲜明的形象满足着审美的要求。屋顶、屋身和台基的庞大体积造成雄伟壮丽的印象，直接夸耀了统治阶级的“尊严”和“威风”。其装饰是丰富的，华丽精细的装饰与完整的壮观的造型是统一的。这与所采取的装饰方法有关，装饰的部位均为处于构件交接的部分，例如：房脊、柱头、栏秆、门环等结构上的关节，以集中地突出了进行装饰加工的部分。造成了繁而不乱，统一的艺术效果。但装饰的方法，纹样的母题和处理，色调的配合等都深刻地表现人民的艺术才能，是我国装饰艺术的宝藏的重要部分。
其四、社会人文价值是指建筑物对社会生活、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礼仪制度、宗教、民间活动与风格、历史事件与人物等等的见证价值，是在使用过程中形成或具有的，不是建筑物一被建造出来就有的。它包含有使用价值、使用功能、延续使用后的功能变化、新的使用功能、创造与改善景观的价值。将军衙署是绥远城的主要建筑群之一，是绥远城最高军政首脑工作和生活的场所。在清准双方暂时战和的条件下，绥远城为右卫驻防八旗兵北移屯居和安排从漠北撤回的八旗将士之用，充分发挥了它所初期建造的目的，为屏藩朔漠，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历史文化遗存，古建筑与旅游注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一个城市甚至民族历史文化的象征，将军衙署拥有多重价值和功能，如果这些价值不能有效地向公众展示，就会出现价值缺失的现象。旅游因其特有的可愉悦大众的功能，无疑成为了将军衙署价值展示的首要途径。以旅游形式传授知识，启迪智慧，陶冶情操，还能弘扬民族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唤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同时，旅游使得对将军衙署等古建筑的保护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从而激发社会公众自发或自觉保护古建筑的行为。
古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活动的主要果实，是我国古代建筑技术、艺术的结晶，也是我国古代乃至近代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载体，是全方位反映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征的历史遗产，具有价值高、代表性强、分布广、时间横跨大，类型多样的特点，已成为自开展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以来我国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主要对象。古建筑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特殊的不动产，在现代化建设中，它具有保护和利用的双重价值。将军衙署，清代与民国两种价值的重叠，但并不等量齐观，以清代的历史价值、社会人文价值最为突出。
注释：
①绥远通志馆编纂：《绥远通志稿》卷八十八“人物”，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册，第451-452页。
②乾隆元年六月十六日，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议通智所请选派谙熟工程之员赴归化城办理工程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755—06.2，微缩号：017—1193
（作者简介：张 静（1975.8-），女，汉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大学本科，文博馆员，在内蒙古自治区将军衙署博物院工作，主要从事清史、清代内蒙古地区历史为主要研究。）
作者：张静
清代衙署建筑文化论文 篇3：
近代直隶省会保定城的城市功能衍变
摘 要：以清代与民国初期的直隶保定城（1669—1917）为研究对象，通过剖析保定城的直隶总督衙署、莲池书院、淮军公所、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等具有时代标记和烙印的城市建筑文化遗产，展示近代保定城在社会政治风云变幻中的发展轨迹及其“一文一武一衙署”的城市功能衍变特性。
关键词：城市建筑；城市功能；保定城
城市的建筑犹如城市的一张脸，不仅反映着当时城市的风貌，还蕴含着城市的历史文化，折射着城市历史演变的进程。本文以保定城的古文化建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保定城中的直隶总督衙署、莲池书院、淮军公所、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等具有时代标记和烙印的地标性城市建筑进行剖析，展示近代保定城在社会政治风云变幻中的发展轨迹及其“一文一武一衙署”的城市功能衍变特性。
一、直隶总督署与保定城的政治功能
《保定郡志》载燕昭王曾于今保定城东建“广养城”（明弘治版《保定郡志》·卷二十二·古迹），用来放牧战马，以备军需，“广养城去郡治东六里许周围五里南临河水，古老相传燕昭王牧马于此故曰广养”①。其功能是为战备而建的军事后备之城，这是保定历史上修建的第一座城池，虽为“空城”，但自建立那天起，就是一座战备之城。可见，城池的出现就带有了军事的色彩。自此以后的各朝代，保定以一个军事重镇的身份成为朝廷所设的或攻或守的一个棋子。金元之后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北移，保定城由边塞军事重镇变为京畿重地。这一由“边城”到“腹地”的变化确定了保定城的军事与政治地位，成为“冀北干城，都南屏翰”，“北控三关，南达九省，地连四部，雄冠中州”的战略重地。而其军事、政治功能衍生出其独特的文化功能，尤其在清代，保定城在其200多年的直隶省会历程中更是呈现出军事、政治、文化功能“叠加”的特色，而为“畿辅首善之地”①。
清康熙八年（1669）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保定城后，保定这座“京畿重地”开始以直隶首府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自雍正元年（1723）特授李维钧为直隶总督以后至清末，便一直沿袭着“直隶总督”督管直隶全省的制度。直隶乃天子脚下的畿辅重地，直隶总督位高责重。作为统率直隶全省的省会城市，其政府办公驻地的建设便成为当时保定城市政建设的重点，所以直隶总督衙署的修建成为重中之重。
（一）直隶总督衙署的选址
清康熙八年（1669），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保定，其办公场所直隶巡抚署最初设在了保定城西北隅的原参将署（即参将署改为巡抚署）。雍正元年（1723年）原直隶巡抚升任直隶总督仍驻节保定，原办公场所直隶巡抚署也就改为直隶总督署。但其办公环境与地理位置较偏僻，遂选中了城中心的参将署作为新的直隶总督署所在地。“特谕道经保定，相度督署基址。当城之中，得参军旧署辨方而定植焉。”①
清参将署故址最早追溯到元代，曾是元世祖时期顺天路总管府治中周孟勘于至元七年（1270）修建的“宣化堂”。洪武元年（1368）保定路改为保定府，此地便是保定知府的衙署。明永乐元年（1403）朱棣称帝，定都北京，基于保定京畿之地的重要性，将位于北京的重要军事机构大宁都司署迁到保定，这里又成为了明代的大宁都司署。直隶总督署的前身是明朝的保定府署、大宁都司署与清代的参将署所在地。
（二）由直隶总督署的修建看保定城政治功能的强化
省政府重要职能部门直隶总督署的建成使用，使得保定城的城市功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保定城的政治功能在此时期已超越了它的军事功能而逐渐成为主导性功能，保定城完成了从军事功能向政治功能占主导作用城市的转变。这种城市功能的转变极大地促进了保定城市的发展并使其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力日益彰显。
一方面，随着省会的设立，省政府各部门都陆续迁入保定。据（1934年）《清苑县志》记载：以直隶总督署为核心的行政衙署在保定城有几十个，如布政使司署、按察使司署、分巡清河道署、新道署、保定府署、清苑县旧县署、清军同知署、水利通判署、理事同知署、藩经历署、藩库大使署、按司狱署、按经历署、府经历署、仓大使署、府司狱署、督院笔帖署、督标中军协镇署、左营督司署、右营游击署、前营游击署、右营守备署、前营守备署、后营守备署、保定营守备署、保定营参将署、把总署、军器大库、新设火药局、驻防城守尉、府学、县学、典史署、布政使署等。省衙、府衙、县衙、道衙、军事机构等“齐聚”此地，保定城有了健全的政治管理机构体系。
另一方面，自清康熙八年（1669）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保定到宣统三年（1911）张镇芳止，在历时240多年的直隶省会历程中，共计202任的直隶巡抚与总督在此任职。直隶总督署落成后，自清雍正八年（1730）直隶总督驻此至清朝灭亡（1911）期间，直隶总督的“政绩”颇为显著。李卫、方观承、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政绩更可以说是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如李卫建立的莲池书院，改革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基础。在其影响下，近代的保定涌现出诸多的才子文人，也促进了近代各种新式院校的建立；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的练兵制度由此改革了传统的军事教育制度及军队作风，建立起近现代化的军队。他们制定的决策及实施的举措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他们的功过是非反映着清朝的兴衰与荣辱。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他们的“政绩”反映的是清朝历史的轨迹。所以有 “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的说法。
二、莲池书院与保定城的文化教养功能
（一）保定城强劲的政治功能成就了莲池书院
莲池书院建立以前，保定城历史上曾有二程书院和上谷书院，主要讲授程朱理学，后废除。清立国后，政府实行“文治”政策，雍正十一年（1733）谕令在全国各省会建立书院：
“各省书院之设，辅学校所不及，初于省会设之。世祖颁给帑金，风励天下。厥后府、州、县次第建立，延聘经明行修之士为之长，秀异多出其中。高宗明诏奖劝，比于古者侯国之学。儒学寝衰，教官不举其职，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其裨益育才，非浅戡也”。[1]
直隶要建书院，作为省会城市的保定自然是建立书院的首选之地。当时任直隶总督的李卫按照清廷的谕令，按照传统书院建立的规制，选取了有着浓郁文化特色的古莲花池“建为书院”②。书院于雍正十一年（1733）五月动工至同年九月落成。建立书院所用资金除政府拨付的千两帑金外，还通过士绅捐助、捐养廉银、税收等补充，“共费金钱若干万，动支公费若干”。应清王朝的“文治”政策而开设的保定莲池书院，在直隶总督署落成四年后（1733）建成，是保定城又一具有时代特色的城市建筑。
莲池书院自雍正十一年（1733）到光绪三十年（1904），历时170多年，成为当时享誉全国的教育学术重镇。书院聘请学界名士来此执教，同时广置图书于万卷楼。此外，直隶总督那彦成在道光十年（1830），将家中收藏的唐宋元明以来的墨迹珍宝献出并镌刻于莲池书院南墙，定名为《莲池法帖》[2]32，以备学子临摹。书院既是教授学生之所，还是编纂书籍之处。如书院于同治十年修的《畿辅通志》，成为当今重要的历史文献。莲池书院当时吸引了八方学子慕名而来，以致出现弟子盈门，“以待学者，犹不能容，或怅然而返”①的场面。清朝皇帝曾多次临幸巡视，在此赋诗作画，保定也因书院而名声远扬。
书院培养了诸多名人，如历任工兵刑礼四部侍郎王发桂、任新疆布政使（方志学家）王树楠、清末状元刘春霖、民国教育总长（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国学大师吴汝纶之子吴北江、代总统冯国璋等[3]。这诸多从莲池书院走出的文官武吏及学术名宿，他们对中国近代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在清末，黄彭年、张裕钊、吴汝纶等任书院院长时，为应对时势所做的一系列书院教育制度改革，使莲池书院文化成为当时中西跨（国际）文化交流的前沿。如在书院开设西文（英语）学堂、东文（日语）学堂、实行军队与书院的联合办学、收取日本留学生等等举措，不仅使书院“一变为储才研籍之地”[4]，更是使书院成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研习、传播与交流之地。清末曾经在莲池书院留学的中岛裁之、宫岛勗斋（即宫岛大八）等日籍学生，求学期间他们拜张裕钊、吴汝纶等为老师，学习中国的书法、文化，与老师和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亦将中国文化广播东瀛。他们回日后建立的东京同文书院、善邻书院等在传播中国文化时所形成的张裕钊书法艺术流派（张氏书法流派）影响深远，成为中日人民友好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莲池书院在跨文化交流与教书育人方面被誉为“教育英才，德意之厚，与天同功。”②
（二）莲池书院文化的传播奠定了近代保定城文化教养功能的主导性地位
“于政体（而）得”③的莲池书院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产物，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着众多学人来此学习交流，也给保定城带来了文化、政治、经济的繁荣。保定成为畿辅首善之区而得到清政府的器重与皇帝的多次“巡幸”，同时也使得莲池成为当时著名的风景名胜之地。慕名而来的文人墨客及游人来莲池游览也将莲池书院的文风带向全国，莲池书院成为当时盛极一时的书院。“莲池有名，是因为有莲池书院，莲池书院当时在全国是很著名的。”④
莲池书院及由此形成的书院文化，不仅使保定城的政治功能地位得到了提升，也使得保定城的“文化教养”功能得以发展，并逐渐转变为城市的主导功能。
鸦片战争后，天津开埠，清廷于天津设立“三口通商大臣”以“专办洋务，监督海防”。为进一步巩固与加强北方海防，同治九年十月（1870年11月） 清廷谕令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着归直隶总督经管，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颁给钦差大臣关防。”⑤即“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
“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职位的设立，扩展了原来直隶总督“三辅资为政，屏藩卫帝京。修文敷教化，讲武寄干城”⑥的权能，使得军事、行政、河道、盐业及三口通商大臣的职权集于直隶总督一人身上，由此也出现了直隶总督公务在地域上的分化，既要于省城保定管理省属事务，又要于天津管理海防事务。为此，清廷专门做出了特别的规定，允许直隶总督于天津设立另一座直隶总督衙署，在保定、天津之间“轮驻”：
“（直隶总督）……将（位于天津的，笔者注）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总督行馆，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扎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⑦
因直隶总督的“轮驻”，保定城的政治职能渐被削弱，由新崛起的天津取而代之。但此时保定城却没有因“政治功能”的衰减而一蹶不振，反而一度曾出现了人口增加、城市面积扩大、商业经济发达的短暂的“复兴”的景象。其内在的原因，就是莲池书院形成的文化教养功能的作用与影响。
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于1902年在直隶省设立了我国最早的省级教育机构——直隶省学校司，又于1902年6月21日（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六日）向清廷上《筹办直隶省城学堂折》，建议：“先将保定旧有畿辅学堂，分别修造，约可容住生徒一百三四十人，上月初旬工竣。……就该堂附近地方，扩基添造学舍，……约以四百人为定额。”[5]这是利用近代保定莲池书院的影响力与保定城曾经建立的旧有学堂的设备及保定城的文庙等其他可资利用的设施创建新式学堂，开展新式教育。据《清苑县志料》记载清苑县（保定城）“大中小学于前清光绪二十八九年即行开办。”①光绪三十一年（1905）直隶总督袁世凯与清苑知县罗正钧又先后颁布了《兴学告示》，保定所建各类新式学校在清末十年（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保定城形成了新式教育的体系规模：建立了如畿辅大学堂、直隶高等学堂、直隶师范学堂、保定军官学堂、直隶农务学堂等多所高等院校。所办院校，既有综合类院校，也有专职类院校。在专职类院校中以军事院校为学科最全，形成当时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军事高等教育的典范。与此同时，配套的师范教育、中等教育、小学教育等学堂亦纷纷建立，清末新教育的局势改变了保定的市面状况，兴学之风盛起一直延续到民初，声望远播。
清末的保定成为新式教育改革的阵地，成为教育之城，这些都与保定城的历史文化底蕴、与莲池书院的书院文化风气密不可分。“古莲花池者，不仅为保定名胜之巨擘，且为北方文化之渊泉”[6]，可谓“教育城”之称。
保定城文化氛围的洞开促进了保定城文化教养功能的提升，其文化教养功能开始超越政治功能占而一度成为清末保定城发展的新的动力源。到1913年，省会迁往天津，保定的政治功能衰落，但保定的文化教养功能仍然在支撑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有着“教育城”称谓的保定用历史印证了“文化是城市核心竞争力和城市核心内涵的观念”[7]。
三、保定军校与保定城的军事功能
（一）保定军校设立的背景
以军事防御起家的保定城在其悠久的历史中，军事功能历来是其传统的城市功能。清代以来保定为直隶省会，由单一的军事功能转变成为集军事、政治、文化多功能的叠加与融合的城市。
清末面对危难的国情，清政府为提高防御力量，倡导清末新政的“筹饷练兵”之策，以增强国力、提高士兵素质。这“筹饷练兵”之策便成为曾经接连出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李鸿章与袁世凯那“一脉相承的扩张自己势力的要诀”[8]。他们借为朝廷训练近代新式军队之机，实行地方的自我保护，在其当政管辖之地，构建军事设施和军事院校，培养效忠于他们的军事人才，以达到掌控兵权的目的。保定成了他们“拥兵自重”之地。清末的保定随即出现了一批具有军事色彩的建筑设施。如曾国藩的“练兵大校场”、李鸿章的“淮军公所”和袁世凯的“保定军校”等。
曾国藩在其“经理直隶省练兵事宜[9]中，“仿湘军成规”[9]进行直隶练军。于直隶增设招募马勇千人，使原有兵额超过万人。将其分为四个营，并分练马队、步队，各营制定营哨制度，制定底饷、练饷、出征加饷制度，为提高军队素质多次到“到大校场检阅直隶练军”，“到教场看新兵操演”①等，改变了当时直隶省部队“营务积年废弛，各营兵数多寡悬殊，号令不一”的状况[9]。
继曾国藩之后的李鸿章，亦将“练兵”作为首要任务。“相国之治军也，虽无事如临大敌”[10]104。他的治军理念是“以洋为师”、“文武结合”。如建立新武学校（保定行营将弁学堂、保定军校的前身），聘请莲池书院院长吴汝纶来作主持[11] 2320。还在保定古城区的西南隅修建了一处用来纪念、祭奠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战斗中阵亡的淮军将士的“淮军昭忠祠暨公所”（简称淮军公所），“立祠直隶以祀北征以来将士”。[10]105李鸿章、吴汝纶二人商定以淮军公所之名委托莲池书院为其官兵教授日语和西文，以培养专业外语人才。于“保定淮军公所岁修生息余款中，岁提四百金，开一东文学堂，专教皖人在北者子弟”[12]，这样可“中、东兼习”、“遍览广学……皖人文武子弟，倘有造就成才者，其为功效，比淮军公所之经理得法，更为远大”[13]255-256。此事议妥，李鸿章、吴汝纶感到双方合作非常愉快，“傅相（李鸿章）欣然乐从。”[12]吴汝纶推荐其“于东学、西学皆已卓立”[13]255的日本弟子中岛裁之做教习。
曾国藩的保定练兵、李鸿章的保定淮军训练为清末袁世凯于保定建立军事院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建立与保定城军事功能的彰显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2-1923，简称保定军校），为中华民国初期重要的军事院校，其创建是以清末袁世凯军事教育体系的建设为前提的。
1.袁世凯在保定构建的军事学堂、教育体系及其影响。 李鸿章死后，袁世凯承继其衣钵。他在任直隶总督期间不仅仍“以练兵为当务之急”，还上奏清廷请求“设军政司于保定，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建议设陆军学堂，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计十二年毕业。而先设陆军速成学堂，以应缓急之用”[14]99。他上奏朝廷说：
“近值朝廷振兴戎政，屡下明诏，殷殷以储才为急。上自贵胄学堂，下至小学堂，皆以次第开办，惟此项大学堂尚属阙如。惟按照定章，必俟中学堂暨兵官学堂次第设立，再行兴办。诚恐缓不济急，而高等教习，急切尚难多选，仍不能不借才异地，在京延订亦多未便。臣谨遵照练兵处、兵部奏定办法，略事变通，名曰军官学堂，即在保定省城设立。……一俟在京师设立大学堂，则此项学堂立即停办。现在暂借从前将弁学堂房屋先行开课。惟学舍逼窄，不敷应用，容俟筹定的款，再行建筑。”[5]
由此在袁世凯的精心设计下，北洋陆军将弁学堂、北洋速成武备学堂、陆军速成武备学堂等系列军事院校设于保定。在此基础上，光绪三十二年（1906），又在保定城东关外（今保定军校广场所在位置）的原北洋速成武备学堂校址上，开办建立了保定军官学堂。其“斋舍、操场以及仪器、自修各室，皆取各国新制，复延聘外国军学家，以广教材。而师范（一曰武师范）学堂、经理学堂、军械学堂亦附设于其中”[14]。
清末的保定军官学堂隶属于北洋军政司，段祺瑞任督办，宣统二年（1910）正名为陆军大学，宣统三年（1911）改为陆军预备大学堂，1912年陆军预备大学改为陆军大学，迁往北京。
袁世凯在保定构建的系列军事学堂，虽主观上为发展自己实力而积蓄军事力量，但客观上这些军事院校的建成使得近代保定城军事功能再次彰显。新建的这些军事院校为民初保定军校的建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建立及其意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2-1923），1912年由中华民国陆军部创办，简称保定军校。民国陆军大学迁往北京后，陆军部于1912年10月20日在其原址开办陆军军官学校。历任校长曲同丰、蒋方震、王汝贤，教育长张承礼。建校规制仿照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实行军官养成教育，生源为陆军中学的合格毕业生。学制2年，前半年为入伍期，后一年半为学习期。课程主要有学科、术科、外文。其“所聘外籍教官，以德日为主体”①，其所用教具如枪炮仪器及要塞壕垒模型“悉为德国著名兵工厂制造”，“其内部构造与真者不爽毫发。原以拆卸便利供讲堂观摩研究之需，它如炮弹炸弹，重至千余磅，小至数磅。凡数百种，遍陈十余室。”①这些稀世袖珍仪器是“校内最珍贵之物”①，“供讲堂观摩研究之需”①。
学校校园由本部、分部、靶场、大操场四部分组成，占地1500亩。1918年2月17日曾在保定军校教场举行了华北地区的第六届运动会[2] 40，可见该校规模在当时属一流。
保定军校的建立，在中国军事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不仅是“清末袁世凯在保定创办军事学堂的延续和发展”[15]，也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高潮。它源于清末保定军官学堂，但“与清末保定军官学堂相比，保定军校‘其程度之增高，组织之完备，则诚不可同年而语’”[15]。它不仅从近代建设军事院校的规模上最为宏大，还以最为先进的军事管理与训练制度强化了中国近代的军事国防力量，走出了闭锁多年的中国军事封建堡垒，由非机械化兵器的刀枪剑戟的冷兵器时代向具有近代意义的机械化兵器时
代迈进，使中国的军事事业迈向近代化而与世界军事接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建立，将西方的军事教育体制融入中国，成为当时国内领先的军事院校，标志着保定城军事功能在近代达到高峰。从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到保定军校，为20世纪的中国培养了大量掌握近现代军事技能的高级军事人才。其中将军就有一千多名。如靳云鹏、熊秉琦、齐燮元、吴佩孚、李景林、孙岳、孙传芳、王都庆、王承斌、商震、陈调元、李济深、蒋介石、张群、杨杰、季方、叶挺、赵博生、董振堂、边章五、季振同、张克侠、何基沣、邓演达、蒋光鼐、陈铭枢、熊式辉、万耀煌、黄绍竑、黄琪翔、张治中、傅作义、余汉谋、刘文辉、邓锡侯、陶峙岳、唐生智、郝梦龄、罗卓英、周至柔、秦德纯、顾祝同、陈诚、白崇禧、钱大钧、刘峙、上官云相、薛岳、乔明礼、张寿龄等，可谓“名副其实的将军的摇篮”[16]。清末民初保定城以新式军事院校为主的军事特色建筑，为“一代英雄咤叱之场”①，也是近代保定城军事功能彰显的重要标志。
总之，透过“一文一武一衙署”这些近代保定城遗存的典型城市建筑，我们可以了解近代保定城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等城市功能特性，并由此看出近代保定城市发展衍变的历史轨迹。
[参 考 文 献]
[1] 赵尔巽，等. 清史稿：卷一〇六：志八十一·选举一 [M].北京：中华书局，1977：3119.
[2] 河北省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保定市志：第1册[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 32.40.
[3] 司存喜.保定文化资源概览：下册[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897.
[4] 灊山.谈谈以往的莲池（节录） [J].《河北月刊》，1936（2）.
[5] 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袁世凯奏议[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547，1320-1321.
[6] 于振宗.重修保定古莲花池记[z]//河北《清苑县志》：卷五.1934：866.
[7] 涂文学.近代市政改革：影响20世纪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性变革[J].学习与实践，2009（9）.
[8] 李宗一.袁世凯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5：99.
[9]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三二：志一百七·兵三·防军、陆军[M].北京：中华书局，1977：3932，3934.
[10] 吴汝纶. 合肥淮军昭忠祠记[M].//吴汝纶全集1. 吴汝纶.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2：104，105.
[11] 巴斯蒂.从辛亥革命前后实业教育的发展看当时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的作用[C]//中华书局编辑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2320.
[12] 吴汝纶.与方伦叔. [M].// 吴汝纶全集 3. 吴汝纶.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2：256.
[13] 吴汝纶. 与李季皋. [M].// 吴汝纶全集 3. 吴汝纶.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2： 255，255-256.
[14] 张一麐.故代理大总统冯公事状[M]//来新夏.北洋军阀（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99.
[15] 李金铮.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J].近代史研究，1995（1）.
[16] 李麟.游遍中国：河北卷[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95-96.
【责任编辑 王雅坤】
作者：刘志琴